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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军阀统治下的外交
郑超麟
（1927年10月27日）
〔来源〕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月刊，1927年10月31日第1卷第2期，第43-45页，署名：超麟。
自从革命高潮突然低降以来到现在，这两三个月中，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重新落在五卅运动前的水平线以下，很明显的有一件事摆在任何人的面前：即帝国主义已经重新积极其对华的侵略政策。现在不仅用不着敷衍中国资产阶级而欺骗革命民众的什么“关税会议”、“法权会议”等掩耳盗铃的把戏，而且连从前的些微“让步”都要拿回去，连最恶毒的侵略都使出来了。除开各地帝国主义任意屠戳中国人的事件，如本汉湖矿山日本军警屠杀罢工工人无数，如九江英兵枪杀华人，如汉口日兵枪杀华兵及其他层见叠出之惨案不说外，最近日本之满蒙问题及英国之汉口租界问题，都足以表示帝国主义对中国之肆无忌惮的行为及南北新旧军阀之甘心卖国。
这是很明显的事实，任何人都看得出来，任何人都要承认的。
绰号为白话老虎报的《现代评论》，现在已经是南京所谓国民政府之半机关报了，这个报对于这个事实也是直认不讳：
“当党军势力初达武汉的时候，当张伯伦致送七条通牒，若槻、币原、颢理治诸人发表对华宣言的时候，一般人都觉得中国民族的解放不过转瞬间事。当时外交空气真正是空前的紧张。现在呢？外人不单不复向我们表示好意，并且日日向我们挑衅。什么华北增兵，什么‘对支积极政策’，什么飞机问题，无不是挑衅的表示；其目的在使我们的外交由攻势变成守势。我们自己呢？不单是无继续进攻或反守为攻的勇气，而且不能坚守，所以已经宣布了的关税自主，到了实行之期又被迫宣布暂缓实行。”（见《现代评论》第149期）
《现代评论》这一段“不胜有今昔之感”的文字，可说把目前南北军阀统治下的外交形势形容得十分透彻；我们完全承认这一段话说得很对，除开其中有一两点是我们所不同意者，譬如他们以为以前是帝国主义者向我们表示“好感”，并相信蒋介石之宣言9月1日实行关税会议是真有这么一回事。
现在我们用不着说明中国的外交究竟是“攻势”呢，还是“守势”，因为这已经是连《现代评论》也承认的事实，无须再来说明了；现在的问题只在于解释：中国的外交何以会有这样的“不胜今昔之感”？
《现代评论》诸公有勇气承认中国的外交是“今不如昔”，但他们却没有勇气承认：南北新旧军阀本就愿意这样卖国。《现代评论》解释中国外交之“今不如昔”的原故，是缺乏两个致胜的要件：“第一缺乏计划，第二缺乏一种对外宣传的西字报纸。”我们听这种解释，只感觉得里头含有无限的“幽默”（Humeur），尤其是这么扼要而中肯的第二个条件。但读者须知他们这种“幽默”是有作用的，其作用就在“为亲者讳”，为其主人，南京的新军阀政府讳言卖国求荣的事实。
其实，在民众看来，南北新旧军阀之卖国，也与中国外交“今不如昔”一样是十分明显的事实。现在谁还能相信白崇禧、何应钦、李宗仁的南京政府是反帝国主义的政府，是愿意为中国民族求解放的？至于张作霖的北京政府，则更用不着老僧来晓舌了。张作霖在北京为满蒙问题向满铁社长山本修太郎道歉说：“不解余真意之一部人士，不究田中内阁之真意，起排日运动，致使贵国民抱意外之感，余诚不胜遗憾！现承社长披沥胸襟相语，余心中已全释然，不胜欣喜！此后欲如贵说，为中日之亲交增进真挚之融洽合作，当面之诸般问题，如贵政府及贵社长之真意在彼，则或得于谈笑之间解决之乎？”而同时何应钦在南方则欲与“外人重行讲信修睦，以免猜忌”，而斤斤然解释说反英是共产党离间国民党和英帝国主义“友谊”的手段（见何与《字林西报》记者的谈话）；蒋介石也向日本记者说：“国民党并非排日者”（见10月20日上海《国民日报》）。南北两方相距虽遥，然同心相应同气相求，英雄所见略同，国民党对帝国主义之“友谊”当不让张作霖专美于前矣！
因为北方要增进其与日本帝国主义之“真挚之融洽合作”，南方要巩固其与英帝国主义之“友谊”，所以满蒙问题得于谈笑之间解决，而共产党鼓动民众夺回来因而破坏了国民党与英帝国主义中间“友谊”的汉口租界，照理当然应该交还，汉口英侨之决议本是合于逻辑的（！）。《现代评论》诸公之“幽默”，故意说什么缺乏两个致胜的要件，其真意就在讳言上述这一明显的事实。
实在说：中国外交所以“今不如昔”，确因为缺乏了某种要件，但这要件明白说来不是两个而只有一个，这就是民众的革命势力。因为五卅运动民众革命势力高涨起来，所以帝国主义开关税会议、法权会议及其他的所谓“奸意”；因为汉口民众夺得了英租界，所以英国顺水推舟的就说送还；因为蒋介石、汪精卫、李济深、唐生智为帝国主义实行镇压民众的革命运动，大批屠杀工人和农民，通缉、拘捕、枪杀、腰斩那领导民众革命的共产党人，所以日本要“积极对支政策”，所以英国要索回汉口租界。除了这个要件以外，不仅《现代评论》诸公的含有多量“幽默”的所谓“外交计划”和“西字报纸”不能奏效，即使著名的陈友仁的“淡红色的”外交手腕，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民众自然积极猛烈的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以革命的手段，且唯有以革命的手段，从帝国主义手里夺回一切已失去的权利，但这和张作霖的“融洽合作”或国民党的“友谊”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一九二七，一〇，二七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