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因按：
以上是我写给独秀先生的一封私人的信，因为邮寄困难至今未曾发出。信内大部分是关于理论上的争论，即对于他最近的《根本意见》之批评，所以拿来在《国际主义者》上发表了。顺带着，我们也发表他的《根本意见》一文。
第四国际中国支部此次的大争论——此争论现在已达到分裂结果——独秀先生并未能直接参加，但他的意见我们还是知道的；他在此次争论之前，写来四封论民主和独裁的书信，本写得很清楚，此次的《根本意见》更加是有系统的了。那些保卫主义者把他当作“右派”，把我们当作“极左派”，一起来的反对；他们写的论文和议决案，几乎没有一篇不拿他来同我们对照的。我们则相反，我们过去的文字完全没有提到他。这并非因为他的意见与此次争论无关，也不是由于我们避免提到他，而是为了在我们争论的问题上，即关于中国战争性质和无产阶级党对此战争对策的问题上，他的立场本质上就是那些保卫主义者的立场，我们批评了那些保卫主义者，同时也就是批评了他，本无需乎特别批评他的。但因有些人重视辞藻过于内容，至今还以为他的意见和那些保卫主义者的意见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故我这里先来解释一下。
不错，就表面上看，独秀先生的话和那些保卫主义者的话是有好多不同的。首先他不借用托洛茨基主义辞藻来修饰他的意见，那些保卫主义者则开口“第四国际纲领”，闭口“第四国际纲领”。但这不过表明他比他们诚实罢了，因为他明白第四国际纲领是与保卫主义不能相容的。那些保卫主义者无论如何征引托洛茨基同志的成句，但其主张则违反了第四国际纲领，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精神。这一点，我们已经发挥几次了。现在不妨重复一下。
托洛茨基同志在1937年前后，曾根据当时中日战争特殊情况，如诸大强国不会参战及战争含有群众性等等，主张我们应当把这个战争看成客观上有进步意义的，我们应当支持它。我们支持它，还是为着要获取群众信任，积聚力量，以便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持战争和准备夺取政权，——此二者是不可分离的。但是我们的保卫主义者则接受了托洛茨基同志关于支持战争的指示而排弃了他关于夺取政权的指示。他们阉割了托洛获基，正不减于第三国际那些保卫主义者之阉割了马克思。经过他们笔下引来的托洛茨基成句是完全无害于资产阶级“祖国”的，是在爱国交响乐之中奏一把提琴的。我们这样说，他们也许要否认。他们也许认为他们并未排斥托洛茨基同志关于夺取政权的指示。可是托洛茨基每有谈话、书信、论文，凡说到我们在中国支持战争的，都必然要提醒我们准备去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他们的议决案、宣言以及一切文字则相反：“支持战争”的话是连篇累牍的，“夺取政权”的话则一字不提或至多作为远景罢了。他们在此次战争中从来未曾号召过：为准备革命而努力。最明显的是关于“打倒国民党”口号问题。他们的支持战争，是与“打倒国民党”口号不能相容的。当然的啰。所以现在的保卫主义领袖，当初不惜……（字迹不清）争得取消“打倒国民党”口号，而今也屡次声明：在抗战“不变质”之下，不改变对国民党态度的，即不能重提此口号的。可是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怎样呢？第四国际书记局，1937年中日战争初起时，曾有一篇关于此战争的决议发交各国支部讨论的，其中明白指出要“准备以革命方式使政权从国民党手里转移至工农手里”。这个决议后面附了六个口号：“武装的劳动者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第三次中国革命万岁！”、“打倒国民党！”、“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革命万岁！”。这些口号之中，不仅“打倒国民党”而已，其他几个也是我们的保卫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
要“支持战争”，但在此次战争中谈不上“夺取政权”——这正是独秀先生的立场。他明知这不是第四国际的立场，所以他也不借托洛茨基权威以自重。他老老实实发挥他的一贯的保卫主义，为了保卫中国无产阶级只可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反对派，不敢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为了保卫中国，我们反对印度独立；为了保卫中国，我们赞助民主阵营对轴心阵营的胜利，承认民主政制优于法西斯政制等等。这些结论都是当然的，无论你认为这些结论如何违反了“第四国际纲领”，但你一经站在保卫主义立场，即支持战争，而不准备夺取政权的立场，则理论的逻辑和事实的逻辑发展下去，不由你不走到这些立场上去的。我们试举一事为例。中国出兵缅甸，我们的保卫主义者看如何说法呢？有个领袖说：中国在自己境内作战是进步的，但派兵到缅甸境内作战则是反动的；又有一个领袖说：中国派兵到缅甸作战还是进步的。这两个不同“原则”折中一下，于是成为如下的结论——我们并不说他们是无原则的结论，因为这种分歧是可以容许的——就是：中国出兵缅甸若是为了镇压缅甸的民众运动或占领缅甸的领土，则是反动的；若是为了保卫滇缅路——抗战生命线，则是进步的。但不幸的是，这二者作用并不能严格分清。为了保卫滇缅路，中国军队不能不为它的同盟者英国军队之胜利而作战，不能不保障英国在缅甸的统治权，防止日本进攻……。现在滇缅路丧失了，但还有着或将有中印路。中国也许要派兵至印度保卫此中印路的。此时当然是为了保卫抗战生命线，但要如此，中国军队已经不能不为了保卫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而作战了，即已经不能不反对印度独立了。如此发展下去，我们很容易走到：有利于中国“抗战”的一切都为进步之结论，因此民主阵营胜利，优于轴心阵营胜利，因此在一切民主阵营国中都不可采取失败主义立场。
所以独秀先生的保卫主义和我们的保卫主义者的保卫主义，本质上是一致的。其实一切种类的保卫主义本质都是一致的。“一切大路都通罗马！”这就是：在国家对外战争期间不能革命。
不过，有一点也须辨明的，就是独秀先生的结论是从没有革命干涉战争这个误解出发的，但并非民族爱国主义者，一旦显然有革命局势可见时，他定会抛弃他的保卫主义。至于那些死死抓着“客观进步性”的人，那时仍是要死死抓住他们的保卫主义的。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意因再按：
这篇按语写好次日，即见报载先生已病逝于四川江津县了。我的内心的悲痛不减于两年前初闻托洛茨基同志遇害消息的时候。我曾追随先生参加1924-1927年革命运动，我曾追随先生抛弃斯大林主义而接受托洛茨基主义，我曾追随先生为反对派四组织统一而斗争，我还希望能追随先生参加第三次革命哩！然而在这样漆黑之夜，又陨落一颗巨星了。对于中国这位伟大的革命家，我始终怀抱着敬意。
自从中日战争以来，我开始与先生的意见发生分歧。我曾与先生争过，曾通信辩论过，这对最后的信不幸已永不能让他看见了。希腊某哲人说：“吾爱苔师，吾尤爱真理。”我不辞以我的不同意见与先生争辩，我也不隐瞒我们的分歧。
现在我仍发表我的信和信后的按语，不更改一个字。我写那“按语”，原意是在说明那些保卫主义者领袖攻击先生对于此次战争的意见，不惜以极不堪之词诋毁先生，这是完全不对的。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他们没有权利反对先生。因为他们的立场本质上就是他的立场，而且已经走到或将要走到他的结论的。惟有我们的应场才能批评他。但这是就政治上来说的。如果从革命者性格来说，从人的观点来说，如何能把他们来比他呢？他们的领袖……（字迹不清）其中曾追随先生之后学习政治的一个人，曾有一日是名副其实的革命者么？盖棺定论之日，他能当革命者而无愧如先生一样么？拿他来和先生相提并论，在这一方面说是玷辱了先生——这是我应向先生之灵抱歉不尽的。
五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