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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炎在法国

郑超麟

(1960年11月14日)



  〔录入者注〕此文为1960年11月14日郑超麟同志在狱中的审讯记录。最初收入于1962年7月内部出版的《赵世炎烈士资料汇编》,原标题为所谓“提讯案犯郑超麟笔记”。录入所据版本为2001年4月《赵世炎百年诞辰纪念集》,现标题亦为现编者所加。


  我是1919年底到法国,赵世炎是1920年初到法国。我在巴黎附近一个中学补习法文。赵没有在这个中学读书,但和他同船到法国的有好多人在这个中学读书,后来我和赵的关系就是经过这些人介绍的。1921年春,勤工俭学生在法国闹了个风潮,包围大使馆,因为我是半官费生,我没有参加。当时勤工俭学生有好几个领导人分两派:一是蔡和森领导的,他一开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他领导这个运动的目的是在于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另一派是赵世炎、李立三、王若飞等为首的,这一派和蔡和森的“蒙达尼”派是互相对立的。我是接近于后一派的,因为我的许多朋友在后一派。这一派是把运动当目的。他们这一派对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仔细的研究。他们也研究《共产党宣言》,但只是把社会上各派当着无分别的;而搞运动呢,又是五四运动在法国的继续。“二八运动”一般人都说是失败了。事实上这个运动是两派共同领导的,群众对领导人不满,这时就听到“蒙达尼”派骂赵这一派的人,说他们被北京政府收买了,他们的话说得有凭有据。当时北京政府派一个部长朱启钤(是贵州人),而赵派中的熊自难和王若飞也是贵州人,最后证实这种说法是造谣,因此我对蒙达尼派增加反感。领导人也为此感到痛苦。熊自难由于受了刺激而神经失常,赵世炎也准备自杀,他写了一首诗,有十几句,记得前三句是:“把门关起来,一把刀,一根绳子 ”。这个诗在某一学生杂志上发表了。这是因为他们领导了这一运动,而在以后两派互相攻击时才出来的谣言。不过我当时完全相信,他们不会干这件事,虽然他们当时的马列主义水平是不如“蒙达尼”派的,但他们都是纯洁的。

  1921年夏初,我和赵世炎第一次见面,我和尹宽、王颂鲁(贵州人)常常在一道。这时赵派组织一个流通图书馆(也可能是流动图书馆),因为我是赵派的同情者,因此我和王颂鲁、尹宽三人一起到巴黎参加成立会,开会的地方是在巴黎西南郊区一个叫赛克鲁的地方山上一个旅馆,在熊自难的房间里。熊出面主持会议,赵世炎在背后指挥,到会的十多个人,其中还有王若飞、吴明等人,李立三没参加。会上讨论了组织的章程、名称、交通联络。初见面时,尹宽见到赵劈头就问:“你就是赵世炎吗?”赵未答。我认为这是赵失礼。当会议结束时尹宽又站起来声明:是来旁听的,不是来参加的。尹宽这个声明也是失礼的。这时吴明气愤的表示:你参加与否无关紧要。会后把各人的书汇总印出目录,发给各人,要用可向书主索借。以后看到参加的人员名单约有30多人。此后我又和熊自难通了好几次信,再以后听说熊自难神经病严重而死。

  谈到“进占里大”事件我则没什么可谈了,不过失败后我是知道的,这次两派领袖都参加了领导,总负责人好像是李立三。赵也是领袖之一,他被关之后又逃出来,有两种说法:一是公开手续出来的,一是跳墙出来的。出来的目的是想再发动勤工俭学生向法国政府抗议。就我所想用公开手续出来是可能的,因为兵营那个墙很高。

  “进占里大”失败之后,1922年春天,我也跑到蒙达尼城外工厂做工。这个工厂有30多中国学生,此后我开始和“蒙达尼”派的人有接触,先是和汪泽楷、李维汉等人接触,从见面之后我就更感到“蒙达尼”派是对的。以后王若飞也来这个工厂做工,他们对他也很好。我们当时每逢假日到蒙达尼的郊外森林去开会,讨论问题。

  两派的调和详情我不知。不过由于“进占里大”的失败,有些学生对王若飞、李维汉仍是不满,路上见面还骂他们。

  1922年夏天,我和李维农、尹宽、李维汉从蒙达尼到巴黎,事前他们关照我:如果有人问,就说是世界工学社开会。到了巴黎,赵世炎到车站上迎接我们。我们到了他的旅馆,即:巴黎南部工人区,意大利广场旁一条小街(法国名字叫戈德弗鲁瓦街)十三号(或十七号)一个小旅馆,是两层楼房。赵接我们到他的房间后(他的房间在一层楼),因天热赵把衬衫脱下,他的衬衫前面裂开一条很长的缝。和赵住在一个房间的还有袁庆云(四川人,北伐时病死),我曾和赵世炎谈起熊自难的病和死,得知后来赵和熊的关系也破裂了。这是我和赵世炎第二次见面,这时我对他的印象较深了。

  这次开会是赵世炎出面,会场在巴黎西门外布伦森林中一个广场上。这个广场上有一个老太婆租给我们18把椅子。参加会的18人中有:赵世炎、李维汉、尹宽、我、袁庆云、王若飞、李慰农、王凌汉、陈延年、任卓宣(叶青)、周恩来、佘立亚、刘伯坚……等。这些人大部分是我第一次见面。周恩来穿一件黄色大衣,他是从德国来参加会的。早上当主席的是赵世炎,晚上是任卓宣。在会前我已知这个会所组织的团体不同于过去的团体。这次会是集中了“蒙达尼”派、赵派和无政府主义派的领导人物,说明各派都统一为马克思主义了。当时刘伯坚是代表比利时的。有一些人发言仍是带有学生气,而另一些人则政治气味很强。赵主持这个会是奉中共中央指示的。讨论名称时周提议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多数人反对,主张叫“少年共产党”。以后周恩来提出讨论党纲和章程,有人提可以合起来讨论。辩论时大家听不懂周恩来的话,如有一次他提到“酝酿”,又提到“宣誓”,大家听不清,他便写在黑板上。大家不同意宣誓,因为这带有宗教色彩。以后周解释说:我们宣誓不是宗教信仰,是带有政治约束的,如袁世凯曾宣誓忠于民国,但他以后做了皇帝,人民就说他叛誓,而讨伐他。但大家仍不同意。

  会议共开了三天,第二天我因事回厂。第一天通过名称为“少年中国共产党”;对章程、参加的条件,都作了讨论。事后我听说选举的结果是:赵世炎是总书记,陈延年是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是张伯简,但因他仍在德国,因此先由李维汉代理,以后由于张伯简有言过其实的毛病,部长则正式由李维汉做。周恩来是管工人运动的(是否还有一个工运部记不清了)。会后周未回德国而留在法国进行工作(参加会的18个代表是当然的党员)。

  党组织成立后,赵世炎最主要的活动是到华工中进行工作。他和我们不同的是他很早就到工人中去,同工人发生关系,在华工中进行工作,这一条路是赵世炎开辟的。党组织成立后,宣传方面出了一个刊物叫《少年》,是半月刊,我也投过稿,出刊时还找了一家法国商店作保,刊物上全是中文,唯有这个保人的名字用法文。对外活动是搞工人运动,扩大影响,和法国共产党进行接触等等。《少年》第一期上有周恩来的文章。赵世炎当时经常离开巴黎到蒙达尼等地巡视,巡视回来向大家作报告;他写文章不要打稿,是直接刻到蜡纸上,刻好就印,这一点也是大家很佩服的。除上述工作外还有学生运动。

  1922年11月共产国际开第四次会议,我在12月到巴黎,看到陈独秀由莫斯科写信给赵世炎。我们当时愿和赵世炎开玩笑,叫他“聂拉耳”(将军之意),他不愿听这句话,他批评人也是很严格的。陈直接写信给赵,因为赵是书记(1922年10月间李维汉作为少年共产党的代表回国向中央汇报工作,以后我们得中央指示改为“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赵仍是书记)。陈这封信中大意是督促赵赶快到莫斯科学习,并批评他不应只看到法国几万华工,而应看到中国国内有几百万工人,国内工人运动比法国少数华工更重要,因此应很快到莫斯科读书,学好了回国工作。从信的内容看,他们已不是第一次通信。最后就决定派一部分学生到莫斯科读书,这批人当中有我、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陈乔年、佘立亚、袁庆云、高风、陈九鼎、王凌汉(四川南充人),还有熊雄、王圭两人是从德国来的。

  由于这些人离开法国,因此又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来改选领导人和总结工作。这时我们的组织有很大发展,蒙达尼已成立一个支部。这次大会开了一天,会场是在巴黎西郊一个小镇上,租用了一个警察分局的礼堂,这是袁庆云办理的,他很能活动。他对警察说是中国学生要开会,警察们说:开会时不能唱国际歌。这次会自始至终我都参加了。到会有约30人,其中有3个华工代表,会上还见到李富春、聂荣臻、刘伯坚。这次会有一件事争论得很厉害,即是开除张申府出团,张总是以通讯员的身份来干涉我们的团组织活动,因为我们没有执行他的训令,他很恼火。这样引起我们的反感,其中尤以陈延年和尹宽反对的最激烈。这件事使赵世炎和周恩来很为难,赵、周是早就由张介绍入党的,属张领导,周起来为张辩护,赵因为是主席不能发言。最后多数人同意开除张申府,在投票时周未投。赵提出自己不当主席要别人当,大家让他讲理由,但他说的不够圆满。最后由于赵坚决不当主席,则由另一个人任主席。通过开除张申府出团的决议后,赵继任主席直到散会。以后大会把这个议案通知张,张发表了一个很长的“告同志书”。这个“告同志书”中表示,开除他是周和赵阴谋反对他,从此张和周、赵关系也就恶化了。

  会后,3月18日我们动身赴莫斯科,周恩来伴送我们至柏林他便留下来,我们继续前进。在柏林时,德国支部提出反对这次大会的决议。周向德国支部的人报告开除张的经过情形,但大家不谅解他,他表示很为难。张申府也表示不愿见赵世炎。周恩来曾向张说明这是群众意见,张回答的也很巧妙说:如果在中国,我们的同志把陈独秀开除是否也应通过?这意思是,他自己在欧洲的地位和陈独秀在中国是一样的。

  从巴黎到莫斯科我和赵世炎一直是很接近的,赵是有说有笑的,过去我认为他很严肃,原来不是,他和我们谈了很多笑话和他的生活。路上赵是我们的领导者,过了柏林进入立陶宛之后说法国话不行了,他给我们作德文翻译。到莫斯科后,我和赵在一个课堂一个宿舍。

  为了张申府的问题,旅莫支部开会,认为开除张申府的决议是错误的,陈延年公开承认错误。1923年夏天张申府经莫斯科回国,我们招待他,张和赵世炎见面时,大家都不提一年前不愉快的事情。当时旅莫支部书记是罗亦农,但重要会也请赵世炎参加。中国有代表团到莫斯科,总是赵出面接待。共产国际5月开第五次大会,中国代表团除李大钊是由国内去的,另有赵世炎、彭述之也参加了。会后红色职工国际大会开会,赵也是代表之一,事实上就是他负责,因为从国内去的代表都是工人。当时有些人对罗、彭有意见,但我从来未听说有人对赵表示不满。

  萧三、尹宽等人放暑假后回中国,我是1924年9月动身回国。我们乘慢车走得很慢,到海参崴住在海员俱乐部。以后赵世炎、任弼时乘快车到海参崴,因为我们是学生,他们是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回国,带的路费比我们多,路线近也快。他动身比我晚几天,但到海参崴却比我们早几天。在海参崴,赵交给我一包关于红色职工国际的文件(因为他坐车不好带,我坐船),带到上海交给中央。文件封面上是伪装成《农业教科书》,但结果保存的人误认为不是党的书,而毁掉了。

  赵世炎回来后是直接到北京的,当时到处都抢这个干部,李大钊一定要他在北京。他1926年到广州开会,路经上海他和我住在一起,我们很亲热。就我记得他除这次以外,还到广州去过两三次。由广州回北京也在我这住过,从《向导》文章可以看出,因为他来了我就拉他写文章,当时我在中央宣传部主编《向导》,赵世炎约在1926年5月由北京调到上海。

  这个人的组织能力、品德各方面我都是很佩服的,别人找老婆都愿找漂亮时髦的,而他是以革命的观点找一个朴素老实的。

  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在湖州会馆院子搭了一个木板台子,开纠察队成立大会。队员们便衣带枪,赵世炎站在台子上,也带一盒子枪,穿短中山装,扎皮带,戴鸭舌帽,显得很威武,未讲话。

  四一二第二天,从武汉来了三个代表,直接到了宣传部来,一是陈延年,一是李立三,一是聂荣臻。我正在床上睡觉,他们把我拉起来问上海的情况,并告我说中央已罢免罗亦农的职(当时的中央是秋白、平山、国焘负责),认为罗是右倾,要陈延年任书记,赵仍是组织部长。他们告诉我这个决定后,问我如何找罗亦农,我说先去找罗,罗、赵住在一起。我把这个决定转告他们,罗、赵对视了一下,表示惊奇。这是我和赵世炎最后一次见面。

  李立三等人在上海住了十多天便和我一起去武汉,是4月25日或26日到的武汉。

  附带说一下赵世炎的俄文名字“阿拉金”,这个名字有个典故。我们到莫斯科共12人,我们12个人就用1905年苏联革命失败后,被捕的12个被告的名字,其中有一个人叫“阿拉金”。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