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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罗亦农
郑超麟
（1979年12月11日）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我这里写的不是革命烈士传记。写革命烈士传记，只能写他的优点，不能写他的缺点，或者把他的缺点一笔带过。我这里是要给生平一位好友用粗线条画一个像，照我的记忆如实地画像，连他脸上有创疤，有黑痣，有丑陋的地方，也要同他端正的五官，英毅的眉宇，严肃的情态一起画出来。我认为专写敌人的丑恶的一面，是不正确的；同样，专写朋友的优点的一面，也是不正确的。总之，都无补于历史的真实。
在莫斯科认识的罗觉
1923年4月4日，我们一批12人从法德两国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我们的组织关系也从旅欧支部转到旅莫支部。我此时才知道旅莫支部的领导人叫做罗觉。可是我们看到原在莫斯科的所有中国同志，惟独看不到罗觉（和先我们从法国来的张伯简）。人家说，罗觉生病，住在医院（张伯简也在医院）。我们到莫斯科几乎没有休息，便同全校各班学生去彼得格勒旅行了。在旅行中，我们也没有看见罗觉。旅行回来好几日之后，中国班学生开全体会议，我看见一个人裹着大衣，围着围巾，戴着皮帽，坐在椅子上，不发一言。不用说，他就是罗觉。我对他的初次印象并不好。
以后，常常见面。他的病好了，天气也转暖了，我心目中那个阴森的病人的印象也解除了。罗觉看见我和其他的同志，总是面上堆笑，表示和悦可亲的样子，但我总觉得那是领导对群众的态度，不是同志对同志的态度。特别是他把我们从法国去的一批人中的几个人，包括我在内，看作知识分子，而他自己是无产阶级。一次，我同陈延年谈话，谈的是理论问题，他插进来，委婉地表达行动重于理论的意思。又有一次，那是在1923年底，第三批同志，尹宽在内，已经从法国来莫斯科了，我和尹宽各自翻译了一篇论辩证法的文章（我是从俄文译出的，尹宽是从法文译出的），寄回国内作《新青年》季刊的文章。寄回前，好多人都看了。罗觉来找我们两人，仍旧是满脸堆笑，但说的是我们两人都不懂得辩证法。当时，我是以翻译普列汉诺夫那篇论辩证法的文章来学习辩证法的，我不敢自以为已经懂得辩证法。但相反，有一次罗觉来找我，问我怎样才能用中文写好文章。我忘记了怎样回答他。我记得看过他写的一个条子，文字不是十分通顺。（回国以后他写的条子却是很通顺的。）
对于罗觉，不仅我有此印象，别人也有此印象。一天，在开会时还是在平时，我忘记了，我们中间传阅张伯简写给组织的一封信，批评罗觉，要求同罗觉辩论。我忘记了为什么事情，但记得不是为理论上政策上的问题，而是为着相互间对待的态度问题。张伯简还住在医院。对于他这封信，罗觉口头表示不愿回答，而且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恶劣习气，现在北京、上海都是这样，他不愿助长这个习气。
旅莫支部的领导人，主要是罗觉和彭述之，操持着对其他同志的去留大权。俄国共产党的东方大学支部是通过他们来了解和甄别中国班学生的。学校没有考试，但每学期总有一次这样的形式：大家会集在一个房间的门口，听候点名召唤；点了名的一个人就进房间去，随手关了房门；房内，罗觉坐在一张桌子后面，旁边坐着彭述之。是否有俄国同志，我不记得；是否有王一飞、任弼时等青年团领导人，我也不记得。罗觉发问，问的并非关于所学的“唯物史观”、“经济学”、“世界革命史”、“俄国共产党史”等课程，而是关于政治问题。问话的态度是好的。罗觉总是满脸堆笑，但有时收敛笑容，严肃地说几句。经过这种“考试”或“审查”之后，我总觉得满肚皮不舒服，因此我保持着初次见面时那种不好的印象。
1924年，天气转暖时节，罗觉约我和余立亚两人同他一起出去校外散步。我拒绝了，只余立亚同他去。后来不久，余立亚就入党了。过了相当一段时间，罗觉又约我出外散步，此次我不拒绝了。他问我愿不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表示愿意。不久之后我便在有李大钊参加的一次旅莫支部会议上举行入党仪式。会上，介绍人彭述之（是否有第二介绍人，我忘记了）先作介绍，然后我表示态度，接着就讨论其他问题。李大钊没有说话。当时仪式如此而已。
我不记得，我在莫斯科期间同罗觉还有其他的接触。一直到回国，我始终对他保持着不好的印象，认为他是个高高在上的统治者。
但现在，我对他不是这样看。现在我已经没有（即使有也不多）当时那种无政府主义的意识，那种反对权威，反对领导的情绪。此其一。其二，是在国内交往中，罗觉确确实实把我看作他的一个朋友，完全信任我，再没有我是无产阶级，你是知识分子那种态度。更重要的，是其三，事实证明，罗觉有很大的才干，很强的领导能力，很好的斗争艺术，我不能望其项背，我甘愿接受他的领导，他的批评，甚至他的蔑视。
总之，罗觉具备了列宁所培养的十月革命后那一代的“布尔什维克”的素质。
罗亦农和彭述之
在莫斯科，大家都知道有个罗觉，大家都喊他罗觉，没有人喊他“罗亦农”或“罗一农”。我不记得在莫斯科是否知道他名觉字亦农或一农。我也不记得在国内从什么时候起人家喊他“亦农”的。他叫我这样喊他呢？还是我跟着别人这样喊他？我相信，罗觉也不是他的原名。他原名什么，恐怕无法查出。连他是否姓罗，我也没有把握。无论如何，现在写入革命史册的，就是罗亦农或罗一农。我用惯了“罗一农”，因为清楚记得看见他自己的署名作“罗一农”。
罗亦农和彭述之是旅莫支部的两个最高领导人（还有一个领导人，名卜士奇，但已于我到莫斯科前不久回国去了）。罗拉第一把提琴，彭拉第二把提琴。但这两个人成为鲜明的对照。
罗亦农聪明，能干，遇事能够抓住要害，大刀阔斧办去，没有书生气，因为他读书不多，古书尤其少；彭述之则笨拙，没有干才，遇事婆婆妈妈，但书读得多，好读理论。
罗亦农是俄国共产党党员，在俄党东方大学支部内占有相当重要地位，各国学生都知道这个 Буxаров，他俄语说得好，简直同俄国人一样，能够用俄语讲演，待人接物完全学会了十月革命后那一代俄国干部的本事；彭述之也是俄国共产党党员，但他只能说几句日常用语的俄语，甚至听不懂俄语演说和讲课，他从来未在我们上课时当翻译。各国学生很少知道有个 лemрoв，他也学不会十月革命后那一代俄国干部的本事。
罗亦农，至少在莫斯科时，轻视知识分子，甚至轻视知识本身；彭述之则不然，他有时也会说几句知识分子应当无产阶级化一类的话，但内心上并不轻视有知识的人，因为他自己就是知识分子，就以自己的知识夸耀于人。罗亦农同彭述之合作，但在莫斯科已经看不起彭述之，给彭述之取一个绰号叫做“孔夫子”，大家都跟着叫彭述之做“孔夫子”。这个绰号含有轻蔑之意，彭述之不喜欢。
罗亦农绝对不谈他的过去，尤其不谈他的家庭出身，连对平时亲密相处的朋友也不谈。这在中国同志中是仅见的。恐怕连彭述之也不知道罗亦农的家庭出身。我从他的口音听出他是湖南人，但始终不知道是湖南哪一县人。后来，30年代，我才偶然听说他是湘潭人，此次证实了这说法。反之，彭述之则喜欢谈自己的过去，我知道他的家庭出身，他的思想发展，都是听他自己说的。自然，他不是对每个同志都谈自己的过去，而是对比较亲密的朋友谈。罗亦农即使对比较亲密的朋友也不谈自己的过去。
彭述之的类型是一般的类型。人，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也不例外，总是喜欢向比较亲密的朋友谈自己的过去的。我也是如此。像罗亦农那样绝对不谈自己的过去，则是例外。其实，按照秘密工作的原则，绝对不谈自己的过去是对的。亲密朋友的关系，也是同志的关系，共同从事革命工作的关系，有什么必要互相谈论各人的过去呢？在工作中应当诚恳对待自己的同志，但也不必以谈论自己过去的生活作为表示诚恳的手段。
罗亦农绝对不谈自己的过去，除了遵守布尔什维克的秘密工作原则外，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
30年代，在国民党监狱中，我和何资深两人同住一小房间，无所不谈，也谈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罗亦农在内。何资深是1925年罗亦农办的北京党校的学生，自谓从罗亦农那学到了不少的知识，佩服罗亦农。他同我说起一件事：1926年（或27年），何资深作湘潭县委书记，有个姓罗的农民询问，他前几年有个儿子去俄国留学，一去便无消息，不知现在怎样了。何资深大概知道了罗亦农是湘潭人，所以把这件事同罗亦农联系起来。何资深的结论自然是说，罗亦农害怕自己是农民家庭出身，会被别人看不起。
我一向不信任何资深说的事实和作的结论。我只当他姑妄言之，我姑妄听之而已。不过我现在知道罗亦农确实是湘潭人，我也渴想知道罗亦农的家庭出身。
在莫斯科，我同彭述之比较接近，同罗亦农比较疏远。一来，彭述之没有罗亦农那种对知识分子的成见；二来，我初到莫斯科时残余着浓厚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受到同志的批评，彭述之替我辩护；三来，更重要的是他那时已经打算回国占领党内宣传阵地，我可以在工作上帮助他，因此对我好。1924年暑假中，我随一批人回国，彭述之比我后离莫斯科，但先到上海。罗亦农则留在莫斯科，继续领导旅莫支部。
罗亦农回国和在上海
罗亦农1925年2月间回国，来中央宣传部找我们。彭述之正生伤寒病，躺在床上，罗亦农坐在床沿上，两人谈了很久的话。我在旁听。罗亦农向彭述之发表了如下的议论。他说：党内应当成立一个中心，团结那么几十个人，指挥全党。彭述之听了只是唯唯诺诺。他没有积极响应罗亦农的建议。是由于生病呢，还是由于另有打算？
罗亦农这个议论倒可注意。这是表明罗彭两人早已有团结莫斯科回来的党团员，团结在陈独秀周围，来操纵全党大权的计划。1924年回国的我们一批人中，陈延年做了南方区委书记，赵世炎协助李大钊主持北方区委工作，尹宽做了山东省委书记，汪泽楷主持安源工作，彭述之坐镇中枢，任弼时领导青年团。1925年，王若飞又掌握了河南省委大权，等等。工运、军委、宣传等工作人员又多是莫斯科回来的。轰轰烈烈的五卅群众运动就是以“莫斯科派”为中心搞起来的。
彭述之那天没有积极响应罗亦农的建议。更可注意的是彭述之住入宝隆医院之后，让罗亦农睡在他的床上，住在他的房间，但临去医院时彭述之特别关照我把他的写字台抽屉锁好，而且说不要让罗亦农翻他的抽屉。我照他的嘱咐做了。但我心里觉得奇怪：这两人不是好朋友吗？为什么彭述之要防备罗亦农翻他的抽屉？以后的发展使我明了其中的奥秘。
原来，彭述之要以他自己为莫斯科派领袖，而不愿罗亦农分他的权力。在莫斯科，罗亦农拉第一把提琴，彭述之拉第二把提琴。在中国，则相反。彭述之已经被四大选为中央委员，而罗亦农不过是旅莫支部书记，在国内更不过是等待分配工作的党员。两人的地位刚好颠倒过来。
罗亦农住在宣传部，我曾陪他上街买东西。一次，我带他去虹口吴淞路买旧西装。他买的是很好材料的西装，买回后对我说：“上海的东西真便宜。”我们坐黄包车，黄包车夫只讨一个“双毫子”，罗亦农也觉得便宜。但我并不觉得上海生活便宜。后来知道，罗亦农是以两重身份在中国工作的。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又是俄国共产党党员，总之他回中国后仍保留俄国共产党的党籍，同俄国共产党有经常联系，从俄国共产党支领工资。罗亦农在国内生活过得很阔绰。彭述之及其他参加俄共的人回国后则没有这种双重党籍。
罗亦农在中央宣传部住了不久，便去广州。从广州回上海后，他告诉我，他在黄埔军校参观时碰到蒋介石，蒋介石问他：你的病好了吗？原来，罗亦农和彭述之两人1923年被旅莫支部指派招待以蒋介石为首的一个孙中山代表团。他们两人常常到代表团驻地去，同蒋介石等人谈话的。罗亦农说：蒋介石还记得我有病。
以后不久，罗亦农就到北京去了，他在那里一个人办一个党校，何资深也是这个党校的学生，其余何人我不知道。据何资深说，这个党校办得很有成绩。课程的内容，我不知道。
北京党校开办，似与五卅运动同时。上海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可以说是中央（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三人）直接领导的。上海地方书记是韩白骅（庄文恭）无力负起上海群众运动的责任，不久便降为组织部长，而从山东调来尹宽负上海工作总责。但不久，尹宽便因恋爱问题被山东同志控告，生病吐血，换了王一飞代替。王一飞做不下去，最后从北方调罗亦农来担负上海工作。从此以后，上海工作就上了轨道，做出很大成绩，直至举行三次武装暴动。
就在罗亦农担负上海工作期间，我才发现罗亦农的才干。当韩白骅担负上海工作时，我也挂名为委员，也指导过市区的工作，也认识了韩白骅有多少能力。但在尹宽和王一飞任上，我事实上脱离上海工作了。在罗亦农任上我名义上也不参加上海工作。我不是从罗亦农处理问题的方法看出他才干的，而是从侧面看出来。他来了以后，上海工作一天天发展，尤其是在赵世炎从北方调来做组织部长以后。我晚上常到他和赵世炎同住的家里，看见他们两人毫无紧张的神气，一天工作做下来，仍旧说笑话、打麻将。我常常听说罗亦农在这里讲演，在那里开会，很受欢迎。尹宽当时做江浙区委宣传部长，也同我说起佩服罗亦农的话。他说，罗亦农接见一个同志，同他谈话，同时写信给另一个同志，指示工作，一人做两人的工作。我自己也曾看见这种情况。
在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上海就准备武装暴动迎接北伐军。军事上的准备是中央军委做的，上海党组织从旁协助。罗亦农、赵世炎两人一定参加了军事准备的工作。两人的家本在北四川路旁边窦乐安路上，以后忽然搬到北四川路底的黄陆路上，晚上我也就去黄陆路玩了。我以为窦乐安路的房子一定退还房东或顶给别人了。在第三次暴动（或第二次暴动）前不久，不记得怎样，中央军委有几个同志同我一道走进窦乐安路罗亦农原来的家去，那里竟是空房，但堆放着枪枝、弹药和手榴弹。他们取出了几颗手榴弹，一起离开了那个空房子。此时，我才恍然大悟，罗亦农和赵世炎为什么要把他们的家搬到黄陆路去的。
在第三次武装暴动中，罗亦农主持设在施高塔路的总指挥部的工作，赵世炎在前线领导作战。暴动成功以后，上海成立市政府，罗亦农作市政府委员，在法租界建立了一个名实相符的罗公馆。他事实上领导市政府的工作。许多团体请他去讲演。我记得，闸北刚刚肃清北洋军队，同南市交通尚未恢复的时候，交通大学请罗亦农去讲演。铁路上的同志用机车把他从北站送到徐家汇站去。他作了讲演。但事后我听交大同志说，学生对他的反应并不好。
但我现在要说的不是罗亦农在武装暴动准备上的作用，也不是他在暴动成功以后的活动，而是他在同国民党军政人员打交道的事实。
北伐军出师后，至迟在占领武汉后，国民政府（或北伐军总司令部）便派了纽永建坐镇上海租界做策反工作。纽永建受杜月笙保护，当时住在上海的国民党要人也受杜月笙保护。当时那些“闻人”（青帮头子的别名）已经看出北方军阀必败，南方国民党必胜，因此投靠南方。我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同纽永建联系的，但当时是国共合作，在军事上同国民党做秘密军事活动的头子联系，是不奇怪的。奇怪的是这个工作不是通过中央军委去做，而是通过上海党委，通过罗亦农和赵世炎去做。他们做这工作胜任愉快。纽永建策动北洋陆军，当时是孙传芳，后来是张宗昌的军队，我们则策动海军，当时黄浦江上停了几条北洋政府的军舰，海军司令杨树庄也在上海。杨树庄司令部中有个福州人名王允功，是共产党员，他活动杨树庄反正，军舰水兵多是福州人，王荷波的弟弟（不是王凯）也在这个军舰上。我们说服了一个下级军官举行起义，炮轰高昌庙兵工厂。纽永建不同意这个行动，他认为时机尚未成熟。罗亦农正在纽永建客厅谈判时，军舰开炮了，客厅玻璃窗也震动起来。纽永建大惊失色。这就是上海的第二次暴动。我这里主要写罗亦农，不细表这次暴动了。
通过纽永建又同吴稚晖联系起来。吴稚晖那时正在教国民党要人的子女读书。是他要求，还是我们安排，陈独秀同吴稚晖见了一面。这是陈独秀被法租界巡捕房驱逐出境后第一次去法租界的，自然是坐汽车去的。
通过纽永建或别的渠道，中国共产党又同杜月笙联系。1926年秋天，我们在法租界辣斐德路一个弄堂办了一所启迪中学，尹宽当校长，他的秘书山东人梁子修当庶务。其实是一所党校。尹宽、彭述之、我，还有别的人都在那里教课。我教的是世界革命史。后来启迪中学成了第二次暴功的一个指挥部，瞿秋白坐镇那里，我那夜也在那里睡觉。这里我要说的是启迪中学是受杜月笙保护的。
中国共产党和杜月笙的联系通过何今亮（是否一开始就通过何今亮，我不知道）。杜月笙对何今亮很客气，因此何今亮丧失了警惕。1927年4月11日已有传闻杜月笙要动手了。何今亮自告奋勇去找杜月笙“解释”，有人劝他勿去，他不听。结果就在那里被打死。据说，杜月笙本人要放他走，但手下的徒弟不答应，汽车离开杜家不远的地方被埋伏的凶手打死了。
在准备武装起义期间，罗亦农当作闲话告诉我说，他和世炎和今亮三人闲谈，说我们三人在此次暴动过后看看谁能活下来，谁先牺牲，现在是何今亮先牺牲了，何今亮就是汪寿华。
当时的工作事实上是罗亦农、赵世炎、何今亮三人决定的。三人每日碰头，互通情报，决定应做的事情。尹宽虽是宣传部长，但不参加。尹宽没有什么怨言，至少我不记得尹宽在我面前发过牢骚。我们都知道，那些实行家看不起我们这些做宣传工作的人，称为“卖狗皮膏药的”。
四一二反动政变就是杜月笙一类青帮头子（当时打出“共进会”招牌）打头阵的，然后蒋介石的正规军以调解“两派工人”冲突为名缴纠察队的械。很早以前党内就有反对同青帮合作，特别是瞿秋白反对。甚至有人说何今亮拜了杜月笙做“老头子”。1926年底或1927年初，莫斯科派了一个三人代表团来上海，住在苏联领事馆，同中共中央开了几次会。我看到他们写回去的报告，其中称何今亮为“流氓”。
陈独秀、彭述之被称为“机会主义”，连带着罗亦农和赵世炎也被称为“机会主义”，原因很多，但同杜月笙一类青帮头子合作未尝不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我只要记出事实，不愿在这里作出判断。
就在四一二反动政变之后一日或二日，早晨有三个不速之客闯进我的卧室，把我从被窝中拉起来，一个是陈延年，一个是李立三，一个是聂荣臻。他们在从武汉到上海的路上知道了反动政变的消息，估量我的家里比较安全，便到我家里来。延年要我把罗亦农找到我家里。我于是到黄陆路去。亦农和世炎都起来了。我一说，他们两人相顾微笑。这是表示他们两人对于当时的党内斗争，比我知道得多。他们立刻明白了这三个不速之客来上海的意义。罗亦农要我把三人带到黄陆路去。我照做了。我没有参加他们的谈话。后来我才知道，陈延年是来“摘印”的。
4月22日，我坐怡和公司的船去武汉，在统舱发现罗亦农和李立三，二人互相开玩笑；一个称对方为“大口”，一个称对方为“大炮”。到了武汉后，我除了大会上，有时大会场外，看见罗亦农外，没有同他接触，直到武汉快反动的时候。
罗亦农的爱人
不应当写个人和私事。但如果不写罗亦农的爱人，不写他的恋爱纠纷，那么党内斗争的一些问题，罗亦农的朋友和敌人的判分问题，就很难理解。
我在莫斯科那几年，中国班没有女学生。似乎自始就没有女同志到俄国来学习的。朝鲜班有女学生，其他外国班似乎也没有女学生。但苏联境内的东方民族各班则有不少的女学生，因之常闹恋爱纠纷，以致常开“同志法庭”（Tоварищmeckи Cуд）来解决这些纠纷。中国学生也渴望有几个女同学到莫斯科来。由所取的绰号就可以看出。任弼时的绰号就叫做“女学生”，王人达的绰号叫做“妇女代表”。可是我回国后，莫斯科东方大学也有女学生了。从法国去的有蔡畅和郭隆英，从中国去的有陈碧兰。陈碧兰是黄日葵的爱人，但出国前已经同黄日葵感情不好了。在莫斯科三个人竞争陈碧兰。一个是黄国佐，一个是李鹤龄，另一个就是罗觉，即罗亦农。竞争结果黄李二人失败了，罗亦农得到成功。黄李是旅莫支部的普通同志，罗亦农则是旅莫支部的最高领导人。当时大家都鄙薄陈碧兰，说她爱的不是人，而是地位。两人在莫斯科同居了一个时候。未回国前，陈碧兰已经开始厌倦了罗亦农。回国后陈碧兰千方百计躲避罗亦农，若即若离，不肯离开郑州到北京去，迫得罗亦农给她写血书，她才勉强答应罗亦农保持关系。1925年秋，陈碧兰由郑州调上海。河南省委书记王若飞委托她代表省委向中央报告河南工作。那日中央开会，我没有去旁听，但事后听人说，河南来了一个女同志，很能干，好口才，大家称赞她。她叫做陈碧兰。以后陈碧兰来到宣传部，带来罗亦农给彭述之的一封信，请彭述之照顾他的爱人陈碧兰。
恰在此时，彭述之正闹一场恋爱纠纷。一个女同志追求他，他不顾虑这个女同志已有爱人，便同意了。这个问题提到中央“主席团”（即常委会）来讨论。中央决定这个女同志仍归原来的爱人，而离开彭述之。彭述之正在感到空虚，每日喝白兰地，什么事情都不想做。瞿秋白告诉他，白兰地要吃好的，才不会头痛。张国焘约他出去散步，把自己失恋的故事告诉他，并教他怎样克服这个痛苦。彭述之把他们两人的话都告诉了我，我才知道张国焘在五四运动时曾追求一位有名的女同志，但被拒绝了。
可是彭述之怎样克服他的痛苦呢？
陈碧兰被派做女工工作，在曹家渡租了一个房间，彭述之遵照罗亦农的嘱托，常去曹家渡看望她，她也常到宣传部来看望彭述之。彭述之于是追求陈碧兰，以此填补了他内心的空虚。他达到了目的。在陈碧兰方面说，是可以解释的：她本已厌倦了罗亦农，何况在莫斯科罗亦农的地位最高，而在中国，彭述之是中央委员，罗亦农不过是一个普通干部罢了。青年团中央几个同志要彭述之、陈碧兰请客。他们在什么馆子请了客。晚上回来后，彭述之立刻躺在床上用棉被蒙着头，陈碧兰则在另一张床上号啕大哭，以后忍住哭去劝解彭述之。我走进他们的房间问什么事。彭述之仍旧不响。陈碧兰告诉我，刚才吃酒时，肖楚女当着众人问陈碧兰：你下次什么时候再请我们吃这样的喜酒呢？
这一切，在北京的罗亦农都蒙在鼓里。以后，中央决定调罗亦农来上海主持工作。王一飞事先关照我：“罗亦农来时，你立即带他到我家来。”好像当时罗亦农只知道宣传部一个地址。我答应王一飞了，但不以为意。一天，我从外面回家，上二楼，彭述之不在家，陈碧兰兴奋地告诉我：“刚才罗亦农来了，进房门看见我，又看见房内摆着两张床，便问我彭述之是否有了爱人？我没有回答。他要来拥抱我，被我推开了。”后来王一飞赶来，把罗亦农拉去。
不久之后，一天晚上，瞿秋白在彭述之房间中召集一个会，参加者瞿秋白、罗亦农、彭述之、陈碧兰、我五个人。瞿秋白先说话，大意劝告罗彭这两个好朋友，不要为这件事情伤了和气。然后罗亦农说话，大意说，他不计较这件事情，他以后在工作上还要同彭述之好好合作。然后彭述之说话。我倒记得清楚，彭述之认为罗亦农说的是一派冠冕堂皇的话，等于没有说。陈碧兰是否说了话，我忘记了，我只记得她哭。我自己没有说话。这个会自然没有解决问题。
这里罗亦农和彭述之之间也有鲜明的对照。罗亦农积极做工作，并不表示苦闷，也不喝白兰地，而且常来宣传部同陈碧兰一道打麻将、说笑话，同彭述之的关系表面也很好。
我记得，一天早晨，彭述之夫妇尚未起床，罗亦农来向中央（当时陈独秀生病，瞿秋白和张国焘不在上海）汇报某项工作，并请示。彭述之躺在床上听他的汇报，给他指示。陈碧兰睡在旁边，罗亦农泰然自若，不以为意。我在旁边看见倒气愤起来。
罗亦农在同志中的威信一天天高起来。一天，他告诉我，他在某处讲演时，坐在前排的一个女同志呆呆地望着他。但是不久之后忽然传说：罗亦农找到爱人了，她名诸有伦，四川人，本是贺昌的爱人。我知道诸有伦，也知道贺昌同她谈恋爱。又听到什么人说，早晨去找贺昌时，看见诸有伦在贺昌的房间，即是说他们两人已经同居了。这个时候，贺昌正在莫斯科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在这样的事情上，罗亦农却没有同彭述之形成鲜明的对照。
这件事情的详细经过，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它的政治影响。青年团员，凡知道这件事情的，多反对罗亦农。上海大学教授同志，施存统和李季，带头反对。李季说：“罗亦农讲演常常要说我们对于破坏我们的党的人应当痛恨，如同痛恨那些挖我们祖坟的人。那么我们也应当像痛恨挖我们祖坟的人那样痛恨罗亦农。因为他这件事破坏了我们的党的威信。”施存统说：“如此一来我们的恋爱和家庭太没有保障了。”施存统主张，我们的女同志至少应当先同现在的爱人正式分离之后再去爱别的人。施存统发这个议论是可以理解的。
彭述之却不支持这些教授同志去反对罗亦农。他反而认为上海大学那些教授同志构成了一种有害的倾向，知识分子的倾向，应当制止。他举苏联为例，斯维尔德洛夫大学那些教授同志也曾形成了有害的知识分子倾向，斯大林注意了，于是亲自去斯维尔德洛夫大学教书，制止这种倾向。言外之意是说他彭述之要去上海大学制止这个知识分子倾向。但后来没有下文。
1928年我和我的爱人去上海一家旅馆看云南来的同志。意外地发现室内有很多人，其中有贺昌，有刘昌群，有周恩来。贺昌正在向周恩来控告罗亦农的种种罪名。（自然不包括夺去爱人的罪名。）周恩来走后，贺昌要我跟他一起反对罗亦农。我拒绝。贺昌反问我：“罗亦农给了您什么好处？”
罗亦农和诸有伦组织了家庭之后，便同赵世炎夫妇同住在窦乐安路。这个地方成为我们的一个俱乐部。我们几个人晚上来玩，罗亦农欢迎我们，我陪他的丈母娘、诸有伦的母亲打麻将。这位丈母娘是个寡妇，年纪不大，新从四川来带着小儿子看望她的女儿。恰值她的女儿组织小家庭，便住到小家庭内来了。
晚上常来窦乐安路玩的，除王若飞和我外，还有何今亮，他是来商量工作的。我似乎未在那里遇见瞿秋白和张国焘，更未遇见彭述之。尹宽似乎也未来过。王若飞的绰号叫做“八爷”，连娘姨都知道，门开时娘姨便报“八爷”来了。我来时怎么办呢？罗亦农叫娘姨喊我“九爷”。以后罗公馆搬到黄陆路，也是如此。
在黄陆路时候，诸有伦的母亲已经带着小儿子回四川了，诸有伦似乎也去莫斯科读书。诸有伦为什么要去莫斯科，罗亦农为什么同意她去莫斯科，罗亦农自己从来不同我谈。当时的女同志到莫斯科后仍旧同国内爱人保持关系的很少，另找新爱人的则占多数。我为罗亦农担心。
我从上海去武汉，在轮船上遇见潘家辰，他刚从莫斯科回国，闲谈中也说起了一些有关诸有伦的故事。我自然不会向罗亦农说，罗亦农接替张太雷做湖北省委书记后，一天我在他家里看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罗亦农说是诸有金，诸有伦的妹妹，要去莫斯科读书的。罗亦农以姐夫的身份替她办理手续，准备行装。
顺便说到诸有金的下落。1932年上海一二八战争时，十九路军派了一个副官把上海漕河泾模范监狱的重刑犯人解去杭州关押，我也在内。我们每两人共一副脚镣，又共一副手铐，从杭州车站下车后列队走到西湖边的昭庆寺。我的一个朋友也是从莫斯科回来的。指着另一队中的一个青年给我看，说这个人名陈尚友，是诸有伦妹妹诸有金的爱人。
1927年，罗亦农在武汉得知诸有伦同他脱离消息后，便以很迅速的手段填补他内心的空虚。他争取了当时在武汉负责妇女运动的李哲时同志。罗亦农牺牲前不久，为了逃避危险，已经把家庭拆散。他本人住在我家，李哲时另住一个地方。他死后李哲时才到我家来，伏在他睡过的床上大哭。他的遗体就是李哲时亲自去龙华野外收殓的。
我以后知道，诸有伦在莫斯科河上划船，经过桥下遇险翻船溺死了。
由以上所写可以明白，我说的不是个人私事，而是政治斗争，党内的政治斗争。罗亦农从此不能同彭述之合作，而贺昌也成为罗亦农的仇人了。
罗亦农在武汉
罗亦农是戴着“机会主义”帽子来武汉参加第五次大会的。他上台发了言，没有人拍掌，灰溜溜地下台来。我不记得他说了什么。我对大会上的正式发言并不注意听，倒注意会外的活动。法国人所谓 les coutisses de ta potitigue。一天，我同尹宽坐在黄陂会馆草地上谈话，罗亦农跑了来，告诉我们一件秘闻，即说：莫斯科要撤换陈独秀，代之以一个同国民党关系密切的人。他说是韩白骅的弟弟韩白骋从莫斯科回来告诉他的哥哥的。我想这件秘闻，罗亦农当不止告诉我们两人。
大会快开完时曾休会一二天，我问王若飞为什么休会？王若飞气愤说：中委人选各方尚未谈妥。我至今还不知道，当时是怎样“谈”的，所谓“各方”指的是谁。显然，陈独秀派，即所谓“机会主义派”应算一方，因为如后来复会时候选名单所说明的，除陈独秀本人外，没有一个与陈独秀合作的人。这个候选中委的名单如此偏颇，以致第三国际代表团团长鲁易不能不站起来说几句话。他提议把 лemрoв（彭述之）和 Буxаров（罗亦农）两人列入候选名单内。大会接受了。这个提议大有关系，否则罗亦农不能在五届中委中发生如此重大的作用。
在大会期间，我同罗亦农除会场见面之外没有来往。我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会议后不久，我听说中央派罗亦农去江西作省委书记。到武汉快反动时，中央决定在武汉出头露面的干部要调外地，并从外地调来干部做武汉工作。在这个决定之下，湖北省委书记张太雷调广东作省委书记，组织部长陈潭秋也调外地。接替张太雷的是罗亦农。新从西北军回来的刘伯坚作了组织部长，我蝉联宣传部长。
我自然欢迎罗亦农来，但有点诧异，人家为什么肯让他作这样重要的工作。后来，我听说，他曾从江西写信给张国焘，表示自己并非陈独秀死党，表示愿意执行五大路线。我听什么人说的？至今想不起来。说这种话的人，最可能是彭述之和王若飞，但这两人此时都不在武汉。可能是我回上海才听他们说的。
罗亦农来时湖北省委机关早已迁至汉口，但陈独秀尚未辞职。不是前任书记张太雷介绍罗亦农给湖北干部，而是陈独秀亲自在武昌的旧省委空下的大宅内，召集积极分子会议，介绍的。我参加了这个会。陈独秀先说话，然后罗亦农说了很多话。我只记得一点，即他说：湖北有很多的党员，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只要我们好好做工作，一定会做出成绩的。
我这次便同罗亦农合作了。但我没有群众工作经验，没有实干能力，刘伯坚刚从冯玉祥军队的政治部主任辞出来到武汉，不熟悉武汉工作，我们两人都不能帮助罗亦农。能帮助罗亦农的，是省委秘书长马峻山，是省军委负责人符向一，此外，还有中央军委留在武汉的顾顺章。
我们布置7月20日武汉总罢工。那是罗亦农通过马峻山去各区区委布置的。那日早晨，我同罗亦农坐汽车到汉口各区去看看，没有动静，罢不下来。足见我们在武汉的群众基础并不好。
在外县，我们布置一次咸宁抢劫火车的行动。那里的县长是共产党员，群众还保持着武装，大冶方面又有我们的游击队。罗亦农自己去咸宁布置，回来后本来想叫我去指挥这个行动，后来认为我不行，便派符向一去了。这个行动倒是成功的。我们劫了从武昌开往长沙的火车，得了一票钱和物资，符向一平安回到武汉，威宁县长和群众武装辙到大治方面去，归入游击队。
中央委员大部分去江西后，顾顺章主持的那部分军委力量便归罗亦农掌握，顾顺章服从罗亦农指挥，同我个人关系也很好，从五卅运动起我就认识他了。一次，我同罗亦农到他家去，他向罗亦农汇报了当日的行动结果。原来有两个上海流氓来汉口找顾顺章，要顾顺章给他们什么好处，否则不客气。顾顺章的助手曾培洪去旅馆看他们，他们对曾培洪说：要“劈杀侬”。于是顾顺章骗他们说，要带他们某地去当连长。他们随我们的人去了。半路上，在一个荒僻的地方处决了他们。
8月7日早上，我同罗亦农去参加紧急会议。他是中委，我代表湖北省委列席。秋白念了《告同志书》后，征求大家发言。罗亦农说了话，自己翻译给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听，但罗明那兹认为罗亦农把国民党说做不堪一击，犯了轻敌的错误。
八七会议之后约一个星期，罗亦农和瞿秋白作了交易：把中央组织织部秘书陈乔年调给湖北省委，把刘伯坚和我调给中央。从此以后我就同罗亦农没有直接合作的关系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罗亦农一面作湖北省委书记，一面作中央领导工作。显然八七会议以前就是这样。他调陈乔年去湖北省委，就是为了把书记职务交给陈乔年，自己专做中央领导工作的。
罗亦农是所谓“莫斯科派”的领袖之一，在第五次大会前后莫斯科派起了分化，少数人反对陈独秀，因此仍旧拥护陈独秀的人被称为“陈独秀派”。罗亦农此时处于矛盾地位：为了在中央占据领导地位，他不得不向张国焘、瞿秋白等人表白自己不是陈独秀死党，他也曾在我面前谈起陈独秀的某些错误。例如，他说上海第三次暴动工人武装同北洋军队打得最激烈时，陈独秀写条子给暴动指挥部要工人武装向大场方面撤退；但为了培养他的基础力量，他不能不靠我们这些“陈独秀派”。在武汉不能不依靠陈乔年、汪泽楷和我，在上海不能不依靠王若飞和我们其他的人。八七会议后，中央是三个人领导的：瞿秋白、罗亦农、李维汉。罗亦农的依靠力量是我们这些“陈独秀派”，李维汉依靠的力量是那些从湖南逃来武汉的干部，瞿秋白依靠的力量是“国际”，是俄国人，他在国内没有基础。中央的决议必须依靠“陈独秀派”或湖南干部去执行。
罗亦农在上海中央
中央于9月底迁回上海后，罗亦农肯定把湖北省委书记职务交给陈乔年而专心领导中央工作了。我和他仍旧密切往来，我忘记了他刚到上海时住在什么地方，但记得同他一起去看他尚未搬定的新房子，那是民厚北里面临静安寺路一座两楼两底的房子。恰在此时发现他的尚未搬进门内的一只箱子失踪了，箱内装的是文件，于是紧张起来。顾顺章派人在附近马路上监视，看看有什么可疑的人没有。显然是小偷偷去的，箱内东西对小偷没有用。罗亦农还是决定把东西搬走，而放弃这个新租的房子。
以后，他在新闸路麦特赫斯特路口租了一座二楼二底带厢房的房子，属于弄堂内第一家，建筑得很好，家具也很阔绰，简直像一个阔人的大公馆。我常去玩。
1928年元旦，他坐了一部出租汽车到愚园路兆丰花园旁边“布尔塞维克”编辑部接我，再到福煦路同孚路口江苏省委机关接刘静贞同志，一起到他的新闸路公馆去。这天晚上他举行宴会，办了好几桌酒席，大家吃得痛快，玩得痛快，特别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致我至今还记得不少参加的人。
陈独秀没有参加这个宴会。参加者有瞿秋白、杨之华、王若飞、陈乔年、蔡振德、王绍华、霍家新、贺子华、苏兆征、何资深、任旭、陈幼苏、邓小平、刘静贞、郑超麟、史静仪、夏子栩等等，主人夫妇不算在内，我记得狼藉的杯盘搬走以后，苏兆征拉着王若飞和我再谈下去，不放我们走。他有醉意了。他同我们谈起陈延年，说我们的眼泪只有向肚里流。贺子华最活跃，她招呼这个客人，那个客人，她和她的爱人霍家新就住在这所房子楼下。杨之华好像第一次看见贺子华，向别人打听这个人是谁。贺子华听到了，对她说：“我的名字同你一样。”何资深喝得相当醉，便发酒疯，坐在王绍华脚下，同王绍华海阔天空地说话。王绍华正拉着刘静贞问长问短，恨不得摆脱何资深的纠缠。任旭、蔡振德及其他几个人特别集中力量同我和刘静贞开玩笑，我受不了，便从后门逃出去。可是王若飞醉醺醺地追赶我，到街上把我拉回来，等等。
陈乔年、史静仪夫妇当时也住在这里的楼上厢房。
中央也常在这里开会，秋白有时在这里一住几日，他无聊时拿起毛笔画中国画，我看见了几幅，此时，我才知道，不仅他的在济南做道士的父亲是画家，他自己也是画家。
现在，我要倒叙1928年元旦以前的事情。
我不说所谓11月中央扩大会议的事情，也不说罗亦农几次去武汉和长沙视察和指挥暴动的事情，这类事情我都说不清楚。来上海后我就不旁听中央会议，罗亦农从两湖回来也从不告诉我他做了什么事情。（但有例外，一次他告诉我，他在汉口预先布置好的一个接头处，那里住着一位广西女同志。见面两不认识。后来凭约定的暗号接了头。1929年我见到了这位女同志。又一次他带了许多湘绣回到上海来，告诉人说是何资深送给他的。可是后来何资深声明他没有送湘绣给罗亦农。关于党的工作，罗亦农还是没有说。）
我要说的，是罗亦农和上海中央同陈独秀的关系。瞿秋白来到上海后几日便去拜访陈独秀，态度还是很恭敬的，谈话内容我不知道，但陈独秀把他的私人秘书黄文容退还给中央，仍旧做宣传工作（党报秘书）。接着罗亦农也去拜访陈独秀。此次陈独秀要黄文容把两人的谈话记录下来。我不知道他们三人谈话的内容，但想得到问题没有解决。12月下旬，罗亦农来找我，说要借我的地方同陈独秀谈话，要用汽车请陈独秀来住在我这里三天。12月24日，黄文容把陈独秀请来了。我到曹家渡馆子定了一桌酒席请他们。入席的有陈独秀、瞿秋白、罗亦农、王若飞、黄文容、黄婉卿、刘静贞、我自己。黄婉卿是冒充家属住机关的，刘静贞是被王若飞骗来看“老头子”的，到后才知道是我的家。次日，瞿秋白和罗亦农来到我家里同陈独秀谈话。我因为约定刘静贞去吴淞炮台游玩，没有参加他们的谈话。事先我向陈独秀遭了歉。他笑笑说：“你去罢。”第三日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没有参加他们的谈话。
罗亦农来上海后愈加依靠我们这批陈独秀派。王若飞是江苏省委（事实上的）书记，是上海工作的最高领导人。陈乔年夫妇来上海，就住在新闸路公馆，此时也派在江苏省委工作。任旭也在江苏省委工作。上海成了陈独秀派的堡垒。王若飞、陈乔年企图恢复陈独秀在中央的领导权，逼迫罗亦农表示态度。此时，罗亦农的地位很难处。他不敢得罪我们，更不敢得罪瞿秋白和国际同志，人家都把罗亦农看作“陈独秀派”，但我们把他看作“骑墙派”或“半陈独秀派”。我的态度是很明显的，即站在王若飞方面，但不积极活动。对罗亦农表示友好自不用说，对瞿秋白也表示友好。当时，潘家辰和庄东晓夫妇作上海的俄国同志的翻译，把《布尔塞维克》的文章择要译成俄文，有时也把俄国同志为《布尔塞维克》写的文章译成中文，交给我。潘家辰自己也写文章。这一类翻译的和写的文章，我很少采用。一来，因为其中有不少攻击陈独秀的话，虽不指名，但意义是很明显的；二来，因为潘家辰夫妇汉语水平不够，自写的和翻译的文章都须我加工，而我没有闲工夫。后果是俄国人通过潘家辰来质问我：为什么不采用他们的文章。我忘记了怎样回答他们。虽然如此，我还是采用了一二篇经过我内容加工和文字加工的文章的，但因没有完全排除其反对陈独秀的内容，惹起汪泽楷的抗议。一天在六大以前，汪泽楷遇着我，说了许多抗议的话。秋白还是对我友好的。他一天向我表示，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安下心来做俄文翻译的工作。这话是暗示，他并不要担任共产党的领导人。六大以后，瞿秋白被留在莫斯科不能回国，但他还是向新中央的宣传部长蔡和森推荐我继续担任《布尔塞维克》的编辑。
1928年春暖的时候，罗亦农的新闸路公馆出了什么问题放弃了，把屋里的东西搬到其他地方去，李哲时也住到其他地方。他本人则带了简单铺盖到我家里居住。我让他住在黄文容调去组织部以后空下来的房间。他白天去爱文义路戈登路口望志里一幢房子楼上办公。
在上海中央的时期，罗亦农还有一件事可记，那就是在1927年底或1928年初我在秋白家（池浜路）遇见他的情形，秋白桌子上摊着油印的书和一封信，看见我去后便告诉我：蔡和森报告中央，说王荷波一案，彭述之应负责任。原来此案是北京大学学生段洊告密的。段洊是湖南宝庆人，与彭述之同乡，常常同彭述之来往。罗亦农在旁插话说：“彭述之这个人不厉害。”我当时不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我现在还不能完全明白。就我的理解说，罗亦农的意思是说：即使彭述之叛了党，我们也不要害怕，因为这个人是书呆子，做不出什么坏事。我拿起桌子上的油印的书来看，原来是蔡和森写的一本《党的机会主义史》。我翻了几页看，内容是专门攻击陈独秀的。秋白对我说：“和森一向反对我（指秋白自己）。”我不明白秋白为什么说这句话，也许他看出书中和森攻击陈独秀的话也适用于他，也许他要缓和我对蔡和森的反感。秋白从不在我面前反对陈独秀。有一次我去他家，恰值李立三同他围炉谈话。李立三明说或暗示反对陈独秀的许多话，瞿秋白听着没有反应。李立三绰号“大炮”，往往控制不住自己的话。
罗亦农被捕和牺牲
望志里的房子我去过几次，似乎是进弄门后第三家。坐西朝东，一楼一底，上海普通的弄堂房子。楼下住着霍家新、贺子华夫妇，楼上前楼是罗亦农办公、接见同志的地方，似乎他本人没有搬到我家居住前已经在这里办公了。
一天夜里，罗亦农没有回家来睡觉，我有点诧异，但并不着急。次日，中央交通张宝全来通知，说罗亦农昨日在望志里被捕，我们才恐慌起来。不记得是我主动还是中央命令，我们夫妇带了随身的衣服搬到大世界附近一个公寓式旅馆居住，留下娘姨管家。说是去杭州玩几天就回来。中央叮嘱我，住在哪里要告诉中央。我到秋白家去打听消息，杨之华看见我就说，据戈登路巡捕房传出消息，罗亦农是被一对夫妇出卖的。瞿秋白禁止杨之华说下去。
下午（我不记得是搬出去那日的下午，还是第二日的下午），邓小平来到公寓看我们，特别叫我注意看今天的晚报。黄昏时，我买了晚报来看，上面有醒目的标题，说法租界某处（报纸上有详细地址）新搬来一对夫妇，早晨有人持枪闯入室内，打死了男的，女的躲入床下，受了伤，未死。于是我明白，这对夫妇原来是霍家新与贺子华。后来我知道了这件事情的详细情节。
据中央所得情报，先一日，有个女人拿一封信给在戈登路爱文义路口站岗的中国巡捕，说是给巡捕房的。信内说，她住的地方楼上是共产党机关，每日有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罗亦农来办公，她要巡捕房去捕，交换条件是送他们夫妇去外国读书。那天，外国捕头带着巡捕冲进那幢房子去，罗亦农正在同吴芳谈话（吴芳似是南京党委书记），就被捕了。吴芳自称是卖水果的，外国捕头放他走。巡捕正要带罗亦农走时，后门闯进了霍家新，便被扣下了。贺子华用德语同捕头说：“他是我的丈夫。”还说了其他的话。霍家新也放了。巡捕只带罗亦农一人去。贺子华和霍家新于是搬去法租界某处，把地址通知中央。
我们夫妇大约在公寓住了两星期，就在上海报纸上看见罗亦农牺牲的消息，报上还登出他的横卧在龙华野外的遗体。经过考虑，并取得中央同意，我们搬回了愚园路房子，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李哲时在龙华收殓了罗亦农的遗体，又来我家收拾了罗亦农的遗物。我还记得，她一进来就伏在罗亦农睡的床上号响大哭。李哲时还在世，她可能记得罗亦农的遗体安置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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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把这几日回忆出来的有关罗亦农的事情，都写出来了，其中也有间接有关的事情。也有十分平凡不值得写出的事情，但都不忍割爱。好在这并不是一篇什么文章，不必讲什么文法。多记一点故事，即使与罗亦农没有直接关系，甚至没有关系，后人也能由此联系到其他的故事去。
从以上所写的可以看出，我是从生活上，友谊上认识罗亦农的为人，而不是在共同工作上认识他的才干。我在湖北省委同他工作只有一个多月，我不能在工作上帮助他，以致好多行动问题他都同马峻山商量决定后就做了。他信任我，在许多方面都照顾我。我也信任他。我把他看作实行家，开会只说事实，只谈行动，不谈理论。他从末作过什么理论讲话，也从未写过一篇理论文章。
罗亦农不愧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杰出的领导人之一，聪明能干，有魄力，而且忠实于党的事业，不惜以身殉难。但他毕竟是人，“凡是人性都不见外”。即他也有弱点，也会犯错误。以上我写他连他的弱点和错误也写出来了。我认为不这样写，就写不出我认识的事实上的罗亦农。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