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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托派
郑超麟
1980年
（一）从莫斯科派到陈独秀派
一九二四年从莫斯科回国的干部
一九二四年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年头。这是国共两党正式合作的第一年。年初，国民党，在共产党帮助下，召开了第一次改组大会；若干共产党领导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黄埔军校办起来了；苏联的政治顾问和军事顾问发挥了作用；各地国民党党部大部分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二七罢工之后消沉下来的大城市工人运动重新活跃；共产党工作空前开展。此时需要更多的干部担任工作。为了配合这个需要，旅莫支部便派遣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国同志回国工作。回国分为几批，前后算来，人数占据原来在校中国同志一半以上。留在学校的，也有一部分转到军事学校去，又有一部分准备延长半年再回国。
第一批是一九二四年暑假以前回国的；第二批则是暑假期中离开莫斯科；暑假期中，暑假以后，甚至次年春天，陆续有人回国，不是成批的，而是二三个，或四五个一起回来的，也有一个人回来的。
这年以及次年春天回国的学生都在党内担负了重要的职务。彭述之坐镇中央，作宣传部长，每次参加中央会议。他不是第三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但掌握了中央委员的实权，召见干部，指示工作，连邓中夏到他面前也是毕恭毕敬的，上海地委书记庄文恭更不用说了。陈延年一到上海没有几天，就被派往广州，作南方区区委书记。尹宽是暑假前回来的，早已去山东做省委书记了。赵世炎是单独一人回来的，在北京主持北方区区委工作。当时北方区是李大钊领导的，但事实上是赵世炎做工作。王若飞一九二五年初才回国，不久就去河南做省委书记。汪泽楷被派去安源担负党的领导工作。罗亦农初来上海，后去广州，后去北京办党校，训练干部，最后一九二五年底或一九二六年初来上海做江浙区委书记。陈乔年一九二五年初回国，帮助赵世炎做北方区工作。刘伯庄也是如此。任弼时，同彭述之一样，一回国，不经大会选举，便坐镇青年团中央。薛世纶起初在上海做中央会计兼秘书的工作，但能力不够，被派回湖南帮助李维汉，中央会计兼秘书换了任作民。郑超麟被派在中央宣传部当秘书，中宣部先有一个工作人员张伯简也是这年暑假前从莫斯科回来的。其余回来的人被分配给工人部从事工人运动的，也不少；以后王一飞，颜昌颐等人学习军事回来，也有人在军委方面做工作的，等等。
一九二四年（包含一九二五年上半年）回国的莫斯科同志是团结一致的，是互相呼应的。他们受了共同的教育，尤其在回国以前受了特殊的教育，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以至于工作方法，都有一致的看法，好像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一九二四年以前的干部和党员，对于我们这一批人都侧目而视，称为“莫斯科派”。这个称呼表面上不褒不贬，暗地里反映了一九二四年以前的干部和同志的一种不满情绪，认为这一派人在党内占据特殊的地位，是无形的小组织。党内过去已经有一个无形的小组织，便是张国焘领导的“全总派”。南方做工人运动的李隆郅（后改名立三），刘少奇，项德隆（后改名英）一批人，不属于“全总派”，他们比较能够同“莫斯科派”合作。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虽然从法国直接回国，没有经过莫斯科，但也是属于莫斯科派。反之，张太雷，瞿秋白二人，虽也是莫斯科回来的，但不属于莫斯科派。他们以后渐渐站到反莫斯科派的地位去了。
“全总派”和“莫斯科派”都是无形小组织。全总派是以张国焘及其大将罗章龙为中心团结起来的。他们的团结是靠人事关系，是靠工作关系，说不上有什么理论或原则为团结的基础。自然，张国焘在共产党建立初期的工人中心论不能说对于这一派的团结毫无作用。但莫斯科派，则主要靠理论和原则团结起来的，同时也靠人事关系。
莫斯科派的理论叫做“国民革命论”。
“国民革命论”
一九二四年初，至早一九二三年第四季度，共产国际的东方部同志和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的领导同志，时常在一起开会讨论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我知道这件事，但没有参加或旁听这种会议，不知道是那些人参加的，罗亦农和彭述之当然参加，是否有其它的同志参加，则不得而知。开会结果产生了“国民革命论”。
这种理论的内容具见于《新青年》季刊第四期“国民革命号”上彭述之写的纲领文章和第四次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那是国际代表伍廷康起草的。二者的内容是一样的。这并不奇怪，因为“国民革命论”的内容本来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和旅莫支部领导人所共同制定的；或宁可说，是国际制定，由旅莫支部领导人接受下来的。
我已有五十五年没有看见这二个文件了，一时也没有办法去借阅这二个文件，但其大意还是记得的。大体有二个论点。第一，强调中国非先经过国民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无产阶级必须在国民革命中争取领导权。[1]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新的有系统的理论。我们知道，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以前，以及第一次大会本身，都是把中国革命看作俄国十月革命那样性质的革命。我手头有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一九二○年十一月发的，其中说：“要使我们的理想社会有实现之可能，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要铲除资本制度，只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又说：“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斗争，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这政权是维持资本家国家的；并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民手里，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我手头也有一份第一次大会通过的纲领，其中也说：“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总之，在一大以前及一大本身，都没有必须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能开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连影子也没有。一大以后提出了同国民党合作问题，二大讨论这个问题，西湖会议再讨论这个问题，三大决议加入国民党，——但那是当作策略问题提出的，当作如何能够更迅速地更有效地发展革命运动和党的力量的问题提出的。
可是到了国共确定并实行合作以后，到了国民党联俄，而苏联又派出顾问，付出金钱和军火援助国民党以后，以前作为策略提出的问题已经不够了，必须从战略意义提出问题，必须从原则上，从马列主义的根本理论上，替这个所谓“国共合作”（其实只是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为其一翼）的路线作辩护，于是产生了“国民革命论”，强调非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开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有根据么﹖有的，人们引用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以前的理论争论为根据，却不愿引用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实践为根据。照此实践，则俄国在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前便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了，而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是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顺带完成的。
至于“国民革命论”的第二个论点，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则分明是陪衬的，是装点马克思主义门面的。列宁革命前强调无产阶级领导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以断言俄国资产阶级已经失去革命作用为前提的。现在承认中国资产阶级尚有革命作用，用大量的金钱，军火，顾问援助中国资产阶级，直至于叫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为其中之一翼，在此情形之下怎么谈得上无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呢﹖
争取革命领导权之为门面话，还可以用中共高级干部对此论点的理解来说明。带着这个“国民革命论”回国的彭述之，据瞿秋白在《反对彭述之主义》小册子中的揭发，他强调革命领导权“天然”属于中国无产阶级，用不着争取；他认为中国并没有资产阶级，只有资产阶级鬼魂。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毛泽东，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即第四次大会宣布“国民革命论”后一年多，写这篇文章时，竟没有说中国各阶级中当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话。现在收在《毛泽东选集》内的这篇文章是有这句话的：无产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但那是《选集》出版时添入的，一九二六年文本中没有这句话。
一九二四年底和一九二五年初，中国共产党宣布“国民革命论”作为党的正式理论，以此指导整个革命运动。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实践证明了这个理论的破产。当初，我们从莫斯科回国以前都曾学习了这个理论，回国的干部都遵守这个理论，都以此为团结的旗帜。这个理论的破产也就意味着莫斯科派的解体。
党内的中心力量
莫斯科派不是有形的小组织，但不能否认它是无形小组织。旅莫支部本有三个领导人，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一九二三年初，卜士奇回国后只剩下罗彭二个领导人了，国共合作正式施行，“国民革命论”正式产生，派遣同志回国的命令正式下达之后，旅莫支部决议罗亦农留在莫斯科，继续领导旅莫支部，而彭述之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央，并团结和领导回国的干部，即所谓“莫斯科派”。为什么不留彭述之，而让罗亦农回国呢﹖我不明白，我未听说当初旅莫支部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的。
一九二五年初，四大闭幕后不久，彭述之刚编完了《新青年》月刊第一期“列宁号”，就病倒了。他生的是伤寒病。此时罗亦农回国，来宣传部看我们。他坐在床沿上同彭述之说话，我恰好站在旁边。罗亦农说话中有几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至今还记得。他大意说：我们要在党内造成一种中心力量，有了这个中心力量便可以支配全党了。
当时党内的形势实是这样：从苏联回国的一批干部都是拥护彭述之和罗亦农的（除了蒋光赤外，蒋光赤在莫斯科是反对罗彭的，回国后不拥护罗彭，而拥护瞿秋白，但别的莫斯科派也反对蒋光赤）。这些干部现在都占据了党内的重要位置。只要同总书记陈独秀关系搞得好，挟天子以令诸侯，莫斯科派确实能够独占党内大权。以后的形势大体也是这样。
是不是罗亦农和彭述之在莫斯科已经商量好这样做呢﹖当然没有说得那样明白，否则罗亦农不必在彭述之床沿上说这番话了。但这个倾向在莫斯科已经有了的。
可注意的，是罗亦农说了这番话之后，彭述之唯唯诺诺，没有明确附和，也没有明确反对。根据以后的发展，我回顾这日罗亦农的谈话，做出如下的判断：
彭述之不会反对把莫斯科派团结起来，拥护陈独秀，挟天子以令诸侯，在中国共产党内造成一种中心力量，支配全党，——这样一个计划。他那日没有积极附和罗亦农那番话，决不是因为他反对这个计划，更不是因为他坚持俄共第十次大会通过的禁止党内小组织的决议，只是因为他要独占莫斯科派的领导权，不许罗亦农平分。在莫斯科，罗亦农拉第一把提琴，彭述之拉第二把提琴。表面上两人合作得很好，但我已经看出两人之间并非完全融洽的。罗亦农给彭述之起一个绰号，叫“孔夫子”。这个绰号传开了，至今仍旧流行。这意思是说，彭述之是书呆子，书读得多，理论一大套，但不会做事。彭述之不喜欢这个绰号，我们不在他面前叫他“孔夫子”，但背后还是叫的。彭述之自命为中国的列宁，但在莫斯科他只能屈居于罗亦农之下。到了中国，经过四次大会选他为中央委员，加入“主席团”（后来称常委会），兼任中央宣传部长之后，他的地位不同了，罗亦农此时不过是一个等待分配工作的干部而已。他怎么会让罗亦农分享莫斯科派的领导权呢﹖那日谈话以后，彭述之决定住进宝隆医院，约好罗亦农搬来宣传部居住，就睡在彭述之的床铺上。临去医院以前，彭述之关照我，把他的写字台抽屉锁起来，不要让罗亦农去翻。我听了他的话觉得诧异，但还是照他的话做了。以后，为了陈碧兰的事情，罗亦农和彭述之成了冤家，至死也未和解。这个问题，与我现在要说的事情无关，就不去说它了。
罗亦农和彭述之谈话中间似乎没有提到陈独秀。但这是不需要提的。在莫斯科，我们谈到中国共产党中央，谈到党的领袖，心目中只有一个陈独秀。李大钊是跟着陈独秀走的。张国焘、瞿秋白，蔡和森，谭平山，都不在我们话下。那几年，苏联兴起了领袖崇拜，苏共中央向党员和群众灌输领袖崇拜。我们崇拜列宁为苏共和国际的最高领袖，——在中国则崇拜陈独秀。但在我们这些莫斯科派中，彭述之，以及罗亦农，对于崇拜陈独秀是另有打算的。彭述之在莫斯科便以中国的列宁自居，可是他那时不得不屈居于罗亦农之下。一九二四年秋回中国后，他窜到罗亦农上面去了，可是又不得不屈居于陈独秀之下。他抱着陈独秀的大腿，只为的有天能够代替陈独秀的位置。
中国共产党四届中央的常委会（当时名“主席团”），共有五人：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瞿秋白，彭述之。一九二五年国庆节前后蔡和森去莫斯科当中共驻国际的代表以后，直至中央迁武汉以前，常委会只有四个人了。我常常旁听常委会会议，看不惯彭述之的表演。他几乎每次都在陈独秀发表了意见之后替陈独秀做注解，长篇大论为陈独秀的意见找根据，话说得既长，又空洞，占据了会议的时间，使人听了不耐烦，而彭述之本人并不觉得。我在旁听时，无意中流露了厌烦和鄙视的神态。瞿秋白很敏感，看得出我是厌恶彭述之的。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蒋光赤，蒋光赤把这个情况写进了他的小说《短裤党》。在蒋光赤的《短裤党》中有我的影子。
自然，开会时候，彭述之也曾几次表示过不同意陈独秀的话。他曾向我夸耀，在常委会开会时秋白和国焘都唯“老头子”马首是瞻，只有他彭述之敢顶“老头子”。他又说：“秋白不过是高等技术人才；国焘不过是高等事务人才”。言下之意是说，唯有他彭述之是“高等政治人才”。
我们莫斯科派，以及后来陈独秀派，早已反对彭述之了，并非在第五次大会以后才附和瞿秋白去反对他。王若飞，陈乔年，任旭，何资深等人都鄙薄彭述之。陈延年反对彭述之，可能受鲍罗廷路线的影响，罗亦农反对彭述之则有私人仇恨发生作用，任弼时、萧子暲等做青年团工作的人反对彭述之则是受了瞿秋白和青年团国际的影响，又当别论。至于我们这些人反对彭述之，那只是反对他个人，并不反对他从莫斯科带回来的那个“国民革命论”，更不是借反对彭述之来反对陈独秀。自然，也有少数人始终拥护彭述之，如汪泽楷，刘伯庄。
莫斯科派的分化
第四次大会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过程伴随着莫斯科派分化的过程。这同人们事先预料的相反，罗亦农和彭述之以为我们这一股中心力量，随着党的发展可以支配全党，可是结果是随着党的发展，莫斯科派分化了，失败了，消灭了。
首先分化出去的，是陈延年领导下的一部分莫斯科派。南方区委书记陈延年，组织部长穆清，宣传部长黄国佐（即黄平），都是那一批从莫斯科回来的干部，都在莫斯科学习过和赞成过“国民革命论”的。可是陈延年等人在广州开展工作不久，便介入了鲍罗廷和陈独秀之间的斗争，而且站在鲍罗廷方面反对陈独秀。鲍罗廷的职务是国民政府的高级顾问，我不知道他是否兼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事实上他干涉中国共产党的事务，不仅直接领导了南方区委的工作，不理会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意见，而且企图支配共产党全国的工作，至少是全国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工作，侵犯了正式的共产国际代表伍廷康的职权。陈延年尚未到任以前，一九二四年夏天，瞿秋白留在广州，鲍罗廷便指使瞿秋白以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同国民党打交道；许多言论和行动都不符合于当时中央的意向。陈独秀和蔡和森在上海生气，以中央的名义严令瞿秋白从广州回到上海。瞿秋白遵命回来了，心里留下疙瘩。陈延年秋天来到广州，鲍罗廷就指挥了陈延年，不顾所做的事情违反中央的意向。鲍罗廷和上海中央之间的争论，我不清楚，当时没有公开讨论过。我只记得一次，陈延年来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时，住在我家，同我说起一件事情，即鲍罗廷曾对陈延年说：上海中央只晓得“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一句话。这意思就是说：上海中央只晓得原则，不晓得如可灵活运用原则。但争论的究竟是哪个原则，陈延年没有说。鲍罗廷是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制定“国民革命论”以前便来中国的，伍廷康则带着“国民革命论”来到中国，指导第四次代表大会。我不说鲍罗廷不知道有个“国民革命论”，我只要说像鲍罗廷这个类型的“政治家”，根本不重视原则，不重视理论，只晓得玩弄政治阴谋。他在广州独断独行，根本不理会上海中央的意见，也不理会国际正式代表伍廷康的意见。每逢鲍罗廷和陈独秀之间严重争执时，以陈延年为首的南方干部总是站在鲍罗廷方面的。如此，以陈延年为首的南方莫斯科派，便独树一帜了。
其次分化出去的，是在青年团担任工作的一部分莫斯科派。青年团反对陈独秀，比广东干部的反对迟得多。我不能确定始于何时，大概是一九二六年才开始的。共产党四大以后，青年团也开大会，改“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以任弼时替代张太雷为总书记。这本是莫斯科定下的方案，也是彭述之知道和同意的。到一九二六年，青年团渐渐站在反对派的立场。首先是受苏联内部斗争的影响，苏联的青年团对于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有意见，他们特别反对共产国际正式代表伍廷康，认为这个人是“机会主义者”，“右派”。究竟在哪几个问题上反对，我不清楚。一九二三年托洛茨基反对派曾鼓动青年团反对苏共的三巨头（季诺维埃夫，加明涅夫，史大林），但托洛茨基被打下去，青年团也经过整肃，到一九二六年似乎不会站在托派立场来反对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但青年团反对伍廷康是事实，因之也反对所谓受伍廷康影响的陈独秀。中共中央为北伐问题发生争论之后，瞿秋白便去联合青年团一同反对陈独秀。
瞿秋白和张国焘都拥护蒋介石北伐。张国焘一向是以搞阴谋诡计著名的，但他的手腕还不如瞿秋白。在讨论北伐问题那一次中央会议上，张国焘是正面同陈独秀冲突的，瞿秋白拥护北伐不减于张国焘，但他并不正面同陈独秀冲突，而装做劝和的样子。从此时起，他就在幕后活动反对陈独秀。张国焘是否在幕后活动，我不知道，秋白的幕后活动，我是知道的。一九二六年下半年，他托辞养病，不参加中央会议及其它工作，中央秘书长王若飞早有觉察，深秋的一天，早晨，我正在酣睡，他来我家把我从被窝里拉起来，要我陪他去西门路秋白家里。我们去了上楼进门只见秋白端坐在写字台前写文章，他看见我们二个人进去，态度有点窘。我们同他敷衍几句，就离开他了。在归途中，王若飞和我没有交换意见，我们也不需要交换意见。原来，秋白并没有病，而是努力写什么不能让人家知道的文章。这个谜底到一九二七年春才在武汉揭出来。他写的就是那本《反对彭述之主义》的小册子。他写小册子外还鼓动青年团干部，任弼时，萧子暲等从莫斯科回国的人，以及贺昌，陆定一等并非从莫斯科回国的人，起来反对陈独秀。这一切都是在陈独秀，彭述之等人背后做的，他并不在中央会议上公开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
总有第三部分的陈独秀派在现实的斗争中发现中央领导的错误而反对陈独秀的。我举不出具体的例。
我们这一批仍旧拥护陈独秀的人，很早就鄙视彭述之了，觉得这个人品格卑鄙，头脑迟钝，自高自大，不可以共事，不仅我个人，若飞，乔年，世炎，尤其亦农都是这样看的。每逢提到彭述之，我们都不愿再谈下去。但我们都明白分别彭述之和陈独秀；认为彭述之处处抱着陈独秀的大腿，十分无聊。
五次大会爆发了反对陈独秀的斗争。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中共许多高级干部陆续集中在武汉。张国焘，谭平山，张太雷，李立三，刘少奇，毛泽东，瞿秋白，罗章龙，蔡和森，等等，都在武汉。我不能确说每个人何时到武汉，从何处去武汉的。我只记得瞿秋白是一九二七年二月间上海第二次暴动失败后离开上海去武汉的。中央常委陈独秀和彭述之二人还在上海，陈独秀还是党的总书记呢。可是，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等人便在武汉成立中央，发号施令。一时有二个中央，武汉的中央没有总书记，但用中共中央名义同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打交道了；上海的中央则由总书记陈独秀出面，同刚回国的汪精卫联名发表宣言。四一二以前，彭述之和陈独秀先后到达武汉以后，上海的中央才停止存在。
陈独秀和彭述之到达武汉时，瞿秋白那本有名的小册子《反对彭述之主义》已经出版，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已出版。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气氛已在武汉造成了。我迟至四月下旬才离开上海来到武汉，一到便去中央机关看他们。这是一幢三层楼洋房，楼下是警卫室和饭厅，二楼是会议室，三楼是陈独秀，蔡和森，彭述之三家的住房。谈几句话后，大家都下楼来吃饭，有陈独秀，彭述之，蔡和森，黄文容和我，我不记得是否有陈碧兰和李一纯。吃饭中间，彭述之提起瞿秋白那本小册子。他向陈独秀说了一番话，大意好像是说要陈独秀同他联合行动，反击瞿秋白。蔡和森在旁边只是笑。陈独秀正色说：“你是你，我是我。”陈独秀不愿意同彭述之合作，进行党内斗争，彭述之只好孤军奋斗了。彭述之每日加紧写他的小册子，回答瞿秋白的攻击。
当时是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三人操纵着中央。他们预先在一个地方碰头，协调了意见，再去中央开会。他们分了工，开会时互相呼应，一切问题的讨论取决于他们的意见。彭述之同小媳妇一般，动辄得咎。陈独秀成为他们的傀儡，执行他们的决定。自然，他们的意见又是预先同鲍罗廷协调过的。
当时国际要撤换陈独秀，找另一个人代替他做总书记。可是作了试探，结果发现陈独秀在党内威望太高，不容易撤换；此外继任人选也很难定。曾经属意于谭平山，但瞿秋白和张国焘也要争取这个位置。又曾属意于陈延年，但陈延年拒绝了。一些人分析陈延年不是反对撤换陈独秀，而是自己不愿继承他的位置。
结果，在五次大会开会时，国际代表和瞿张谭三巨头采取了孤立陈独秀的策略：保留陈独秀，把一切接近陈独秀的人都排出于中央机关之外。五大开幕日，罗章龙以湖北代表团团长的身份提出大会主席团名单，其中有陈独秀，但没有一个与陈独秀接近的人。大会最后一天选举中央委员会，这个主席团提出当选人名单，其中有陈独秀，但也没有与陈独秀接近的人。名单提出后，鲁易以国际代表身份站出来提议把彭述之和罗亦农二人列入名单。大会接受了。但大会以后，新中央立即派遣彭述之去北京，罗亦农去江西，王若飞去上海，尹宽去广东，我去湖北，总之都不能留在中央。惟一的例外是陈乔年作中央组织部秘书。
我顺带说一件轶事。李维汉虽非从莫斯科回国的，但同莫斯科派一致，即过去也是拥护陈独秀的。在大会进行中，有一次李维汉同王若飞谈话，曾告诉王若飞：他们实行的是“清君侧”的策略。李维汉并不难看出当时党内斗争的真实形势。这话不是我亲自听到的，而是当时王若飞告诉我的。可是大会之后，李维汉便坚决站在反陈独秀的一边了。
到了这个时候就不存在“莫斯科派”了，有从莫斯科回国的人，但没有“莫斯科派”。继续站在陈独秀一边的人，无论从莫斯科回来的，或非从莫斯科回来的，便称为“陈独秀派”。
（二）从陈独秀派到托洛茨基派
八七会议以后的陈独秀派
现在众口一辞，都说八七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其实，陈独秀是自己撤销他的总书记职务，不是八七会议或别的会议撤销他的。我一向是这样说的。最近重读蔡和森的《党的机会主义史》，其中也明白说：七月初某一日，鲍罗廷传达国际命令，要陈独秀和谭平山去莫斯科，要瞿秋白和蔡和森去海参崴，“次日，独秀即不视事”。这就是说，陈独秀在八七会议以前一个多月，就自己放弃总书记职务了。[2]
也许八七会议正式作出撤销陈独秀总书记职务罢？然而不然。我参加了八七会议，听了瞿秋白宣读《告同志书》以及几个人的发言，都是批判过去机会主义错误的，无疑矛头对准陈独秀，但会议自始至终未曾点出陈独秀的姓名，更未曾有什么决议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最近出版的《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其中有蔡和森的发言记录，声明拥护新路线，批评旧的机会主义路线，但蔡和森也没有点出陈独秀姓名。
从五次大会到八七会议这二个多月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力量对比已有不少变化了。瞿张谭三巨头的联盟已经破裂了，瞿秋白占据了中央的领导地位，张谭随同叶贺军队南征，鲍罗廷回国，鲁易和伍廷康免了职，“神童”罗明那兹派来中国，代替他们。更惹人注目的是过去的陈独秀派，罗亦农，从江西省委书记调来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到八七会议前夕，升为中央常委兼任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很能干，在这危急时候非他出来支撑不行。但这是表面的说法。事后，我听人说，他从江西写信给张国焘，表明他不再拥护陈独秀了，他要执行五大路线。我是得诸传闻，未曾证实，更未看到这封信。但我倾向于相信这个传闻。
罗亦农没有班底，他在上海工作依靠陈独秀派。他在湖北工作，以刘伯坚为组织部长，郑超麟蝉联宣传部长，二人都是陈独秀派；农民部长任旭原在毛泽东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调来湖北省委之后不久就变为陈独秀派了。八七会议之后约一个星期，中央调陈乔年为湖北省委组织部长，代替刘伯坚，调华林为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代替郑超麟，华林也是陈独秀派。郑超麟则回中央，负责恢复久已停顿了的《向导》出版工作。
试想，五大前后，中央竭力排斥陈独秀派，而八七会议以后陈独秀派又得在中央工作了。这没有什么奇怪。陈独秀本人已经不在中央了，罗亦农已经从陈独秀派变成半陈独秀派了。罗亦农没有“班底”，瞿秋白也没有“班底”，三个常委中只李维汉有从湖南逃来武汉的“班底”，但中央决议不能完全靠湖南人去执行。例如，恢复《向导》，便不能依靠湖南同志。七月间，张国焘曾建议找沈雁冰来恢复《向导》，但一算帐，要维持沈雁冰一家人的生活，就作罢了。八七会议后，他们想到我这个光棍，又想到我对出版工作有驾轻就熟的效力，就调我回中央了。九月底，中央迁回上海就正式任命我为党报编辑部的负责人。
在上海，中央原来任命邓中夏为江苏省委书记，但省委的班底是陈独秀派，不听邓中夏的话，只听王若飞的话。邓中夏向新迁回上海的中央诉苦：“我是副书记！”意思是说，省委实权操在王若飞手中。不久之后，邓中夏就离开江苏省委了。
尹宽在广东，同张太雷不能合作，回到上海来；中央派他去作安徽省委书记。何资深在湖南作省委组织部长，毛泽东上山去后作了省委书记。湖北省委是清一色的陈独秀派。北京是彭述之接替李大钊的工作。等等。
当时王若飞定了一个计划，要恢复陈独秀在共产党中央的领导权。这个计划没有实现。第一个障碍是国际。正是共产国际，正是史大林，迫得一九二七年七月初陈独秀不能不“掼纱帽”，不能不自己撤销自己的总书记职务，或如蔡和森说的，“不视事”。此时国际决不容许陈独秀恢复总书记职务。一九二七年夏天，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斗争，如果不是国际干涉，陈独秀派是决不会失败的。第二个障碍是国民党的白色恐怖，陈乔年、罗亦农先后被捕牺牲。罗亦农是“半陈独秀派”，当时站在骑墙地位，只要条件成熟，他以常委、组织局主任的地位，是可以赞助陈独秀重掌总书记权力的。第三个障碍是陈独秀自己。他完全消极，不愿再作冯妇，好多人去访问他，一谈到政治问题，他就拿别的话岔开了。例如，罗绮园访问他，谈起党内问题，他不回答，反而拿出他的汉字拼音方案，问罗绮园，这个汉字，那个汉字广东读什么音。据他自己后来所说，他当时正在考虑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考虑他本人应负多大的失败责任。他考虑好久都未得解决。有时，他也对当时中央的政策提出不同意见，用书信形式写出他的意见，中央当然不会采纳。[3]他知道王若飞和陈乔年努力活动，但他不鼓励他们，也不禁止他们。有人认为他的消极是伪装的，他是在暗中指导王若飞作复辟活动。我反对这种推测，但我也不完全理解他为什么这样消极。事实证明，当他考虑的问题基本上获得解决之后，他是会积极起来斗争的。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托洛茨基的文章帮助他解决了问题，他就非常坚决地反对史大林，反对共产国际，反对中共中央了。
在这三个障碍面前，以王若飞为首的陈独秀派注定不能发展。
在八七会议中央的领导下
八七会议后的中央，九月底迁回上海。瞿秋白和罗亦农二人对陈独秀还是很恭敬的。瞿秋白到上海后第二天或第三天就去拜会陈独秀；他还是同过去那样象学生对先生的态度。二人谈什么话，我不知道。当时黄文容还住在陈独秀家里，做陈独秀的私人秘书，他也没有告诉我谈话内容。我只知道，当时陈独秀就把黄文容交还给中央，秋白也接受了。以后几日，罗亦农也去拜会陈独秀，不用说也是很恭敬的。那次，陈独秀就要黄文容把他和罗的谈话笔录下来。我也没有看见这个笔录。不久之后，黄文容被派来帮助我建立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机关。十二月下旬，罗亦农来我家，同我商量要接陈独秀到我家（编辑部机关）来住三日，以便他和秋白同“老头子”商谈。十二月二十四日，黄文容雇汽车接陈独秀来，住在黄文容房间。当晚，我办了一桌酒席请他们吃饭，客人来的有瞿秋白、罗亦农、王若飞。次日瞿罗二人便与陈独秀谈话，我因私事，没有参加。三日之后，黄文容又把陈独秀送回家去了。
有一次闲谈中，瞿秋白告诉我：“老头子”曾说，如果早已决定退出国民党，实行土地革命，那他是会照办的。瞿秋白说时颇不以此语为然。他似乎征求我的意见，但我没有表示意见。
中央机关报有个编辑委员会，由中央常委任命：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五人组成，以瞿秋白为主任。最近我才看见这个文件，日期是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二日。我一向以为编辑部由我主持，瞿秋白作中央常委和编辑部之间的桥梁，他代表中央常委出席编辑部会议，传达常委的意见，他又代表编辑部向常委报告工作。最近看了那个决议后，我才明白记忆错误。那个决议是真实的，我从前一定知道的，但完全忘记了。不过，这样五人组成的五人编委是有名无实的，从来未曾开过一次会。瞿秋白，罗亦农二人代表中央，邓中夏，王若飞二人代表江苏省委，我则负实际工作。邓中夏不久就离开江苏省委，他从未到过我家。罗亦农，王若飞二人常来我家，但并非为了编委会事情来的。
《向导》改名为《布尔塞维克》，创刊号上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国民党背叛革命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如何？》文章断言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了，我们应当从头做起。出版后没有人提起我这篇文章，但我自己发现：我的观点同当时中央的观点，亦即国际的观点，背道而驰。原来，当时中央亦即国际，不仅不承认中国革命已经失败，而且断言中国革命还在高涨，高涨到更高的阶段。我于是警告自己：你还是少写政策性的文章罢。没有人指出我这篇文章违反国际的政策，没有人注意这篇文章。并非注意到这篇文章，而是同我闲谈，王若飞有一次告诉我，他陪何资深去见“老头子”，“老头子”说，你们看英美法诸国驻扎上海的军队一批一批地撤回去了，如果中国革命是继续高涨的，帝国主义怎么肯撤回军队去呢？王若飞说，他听了老头子的话顿然觉悟。我心里想，原来老头子同我一样，也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了。
《布尔塞维克》的社论，我总是推给瞿秋白去写的，他参加常委，熟悉政策。但第十一期编稿时不知忙于何事，瞿秋白不能出席编委会，社论只好由我来写。当时正在广州暴动刚刚失败以后，我以《苏维埃政权万岁》为题写了一篇社论。其中有几句话说：中国只有二个前途：要么是张作霖的军阀专政的“大龙帝国”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民党共和国，要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共和国，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这篇社论闯了祸。出版以后约二个星期，编辑部开会，瞿秋白报告说，李维汉在常委会提出，郑超麟写的社论不符合国际政策；我们的口号是“工农民主专政”，郑超麟却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于是瞿秋白在第十四期上写社论，纠正第十一期的社论。他用了很多力气说明，广州暴动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工农民主专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从此以后我就不再写社论了，别的文章也尽量少写。我这个异端却未在陈独秀的意见中得到共鸣。恰好相反。后来，我们接触到托洛茨基文章之后，我立即接受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未来革命政权性质的主张，而陈独秀恰好在这个问题上抵抗得很长久。
瞿秋白从武汉回上海后第一次去访问陈独秀，就请陈独秀在即将出版的中央机关报上写文章，陈独秀没有拒绝。以后我收到了他写的“寸铁”，每期好多条，一连好多期都交了稿，我全部采用了。现在《布尔塞维克》复印本还保存着，可以看到。他署名“撒翁”，我猜想这个署名表示他撤手不再领导中国共产党之意。除了“寸铁”以外，他还写了一种讽刺国民党的歌诀，每期《布尔塞维克》上都登载，但不是登载在正文位置，而是登载在两页之间的骑缝上，复印本内没有这个东西。我还记得开头几句：
三民主义，胡涂道地。
五权宪法，夹七夹八。
党化教育，专制余毒。
军政时期，军阀得意。
训政时期，官僚运气。
宪政时期，遥遥无期。 |
以后不知从何时起，他不写“寸铁”了，那个“歌诀”则更早停载。我从未听到他对于所出各期《布尔塞维克》有什么评论。
中央迁回上海的半年间，三个人都对我好：瞿秋白、罗亦农、王若飞。他们都要拉我。我对三个人都保持一定的距离。我知道王若飞和陈乔年在那里进行活动，但我不参加他们的活动。王若飞并不勉强我。他知道，我决不会跟着别人去反对陈独秀的。六次大会选出的中央回上海来开始工作不久，云南省委书记王懋廷从莫斯科回国，路过上海，约我见面，交给我一份密写信。那是王若飞从莫斯科托他带给我的，而且告诉我如何显迹的化学药水，以及如何密写的化学药水。我照方配了这两种药水，显出字迹后，交给陈独秀。那是王若飞写给陈独秀的一封长信。他写好了这封信。由正常轨道通过中央转交陈独秀的，但明知中央不肯转交他的信，干是再密写一封信托王懋廷带给我。此信中，我只记得他向陈独秀汇报六次大会经过，以及他自己的感想，其中提到瞿秋白的《第O国际》和蔡和森的《机会主义史》，称二者为“可耻的文件”。他托干燃廷转告我，要我把陈独秀的复信用同样的药水密写寄给他。我准备这样做。可是，陈独秀看到王若飞这封密写信后在我面前毫无表示，自然也不写回信。我记这件事情，是为的说明王若飞完全信任我，又为的说明陈独秀当时仍不愿意积极出来斗争。
在六大中央的领导下
一九二八年九月间，六大选出的中央在上海开始办公了。总书记向忠发是个傀儡，大权操在宣传部长蔡和森手中。据说，回国以前蔡和森曾问瞿秋白，《布尔塞维克》交给谁编好。秋白推荐我继续编下去。我在蔡和森领导下工作，同以前在瞿秋白领导下工作一样。但就私人感情说，我和蔡和森的关系，不如以前和瞿秋白的关系。工作还是做得开的。可是，这段时间并不长久，蔡和森便下台了，由李立三代替他。我同李立三合作，更不愉快。李立三是公开反对陈独秀的，他明白知道我是陈独秀派。二人之间不仅没有私人感情，而且互相敌对。中间发生了几次摩擦。我在编辑部会议上请李立三另择贤能。他当面不许可我辞职，但暗中征求在莫斯科的瞿秋白的意见。翟秋白决定派吴季严回国接替我的工作。吴季严未到上海以前，李立三则派已经回国的潘文育接收我的职务。我于是退职闲居。陈独秀对彭述之说：如果瞿秋白在中央，郑超麟不会落入这个命运的。
李立三当权时就是这样粗暴处理陈独秀派。同我一样闲居的有尹宽，他交卸了安徽省委书记的职务；有彭述之，他交卸了顺直省委书记职务；有汪泽楷，他在六次大会上同王若飞一起行动，中共不派他工作；有刘伯庄，他从湖北省委书记任上逃回上海来，中央也不派他工作，有任旭，他的情况同汪泽楷一样。
我夫妇搬出中央机关，同蔡振德住在一幢房子，何资深的爱人张以森带一个吃奶的女孩子住在亭子间，何资深本人则派去山东工作，中央关照山东省委不能派何资深做“政治性的职务”，不久省委出事，何资深被捕入狱，蔡振德当时是江苏省委委员：从江渐区委起，上海的党委班底多数是陈独秀派，六大后。若飞扣留在莫斯科，江苏省委书记换了李富春，班底也渐渐换人了，但还到下两个省委委员是主若飞的旧人：蔡振德和马玉夫。
一九二九年初，江苏省委和中央发生矛盾，进行斗争，以至于宣布“独立”。究竟为了什么问题，我都忘记了。总之，不是什么原则的冲突，而是人事的斗争，政治局委员李立三和项英，都是工人运动出身的。一九二四年，我初回国时，李立三管沪西工运，项英管沪东工运，两人互相比赛谁的成绩更好些。结果，李立三成绩更好，做了上海总工会的委员长，不知从何时起，二人之间发生嫌隙。此时，六大以后，项英虽也在政治局，但地位和权与不如李立三。似乎六大之后，江苏省委书记是项英，以后才让给李富春的。项英唆使李富春以江苏省委的力量去反对李立三。省委组织部长何孟雄也积极活动。他们于是通过蔡振德和马玉夫找陈独秀派帮助，他们特别需要的是宣传方面的帮助，因为他们缺乏摇笔杆的人。何孟雄说：找郑超麟去，蔡振德在旁边听到了，告诉了我，李富春亲自来我家找我。那时，我住在李民治家。李富春同我说了斗争的情况，希望我协助江苏省委，我答应了。可是，他说、以后要我做江苏省委宣传部长。这话倒引起我的反感，我没有响，那几日，我们几个陈独秀派（彭述之、刘伯庄、汪泽楷、郑超麟、蔡振德、马玉夫等）都集合在蔡振德家，听蔡振德汇报斗争情况，并起草一些必要的文件。最后，斗争失败。那是周恩来发挥了威力，他召集了各地方在上海的同志，开一次会，以全国的名义谴责江苏省委；同时中央政治局也开会，多数人围攻项英。因此，项英和李富春不得不放弃阵地、江苏省委改组，王若飞留下的陈独秀派蔡振德和马玉夫退出了省委。
在这次斗争中，陈独秀本人既不鼓励我们，也不阻止我们。待别可注意的，是这次不得不容许彭述之参加我们的活动。在一年以前，王若飞和陈乔年进行活动时决不会容许彭述之参加的，更不会让彭述之来领导。可是此次，陈乔年死了，王若飞被扣留在莫斯科。蔡振德，马玉夫，郑超麟都厌恶彭述之，但汪泽楷和刘庄拥护彭述之，我们也只好让彭述之参加活动了。
蔡振德和马玉夫退出江苏省委后，省委还是照顾二人生活的，而且把省委的房子连同家具，让给蔡振德居住。蔡振德邀我们夫妇住到那里去，二月中旬我夫妇二人搬去了。
陈独秀派向托洛茨基派飞跃
这是一幢三层楼房，蔡振德夫妇住二层楼，我夫妇位三层楼，亭子间住着何资深的爱人张以森，连同出生不久的小女孩毛毛。马玉夫常常跑来闲谈。
江苏省委失败了，我们陈独秀派的反中央活动被揭发出来了。陈独秀派究竟为什么反对中央？就我个人当时认识的，是：（一）八七会议及以后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央的指责不公平，革命失败不应由陈独秀负责，当时陈独秀是依照四大的路线行事的；（二）革命是失败了，八七会议中央否认失败，以为更加高涨是错误的，因之中央的号召暴动，各地的武装起义，徒然牺牲，无益于革命；（三）党内没有民主，高级干部之间又分许多私派相互作无原则的斗争；（四）个别领导人作风不正，品格恶劣。等等，其他的陈独秀派也许有其他的看法。总之，在此斗争中我们方面所提的问题都是很狭小的，很少提到原则高度上来考虑。那些根本的革命问题，其实我们也不懂；中国的现实，除陈独秀一人外，我们所知也不多。如此下去，即使中央宽容我们，不来打击我们，我们这个小集团不久之后也会烟消云散的。
三月十八日，即我夫妇搬到蔡振德家居住之后不到一个月，国民党的公安局来逮捕张以森，顺便检查我们两家的房间，发现了文件，把全屋子的人都捕去了。马玉夫恰好来串门，他也被捕去。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军委尽一切力量营救我们，加上我和蔡振德的一些社会关系共同出力，除张以森被判几个月徒刑之外，我们都于四月二十九日离开了龙华警备司令部的看守所。
我们搬了家，安顿下来以后，尹宽又来串门。我们被捕那天，尹宽本来约好要到我们家里来的，不知道怎样没有来，因此逃脱厄运。现在他又常来了。大概是一九二九年五月中旬或下旬，尹宽带了几份不寻常的油印文件到我们家里来。这就是苏联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文件，翻译得很不好，油印得也不好，但看得懂。尹宽显然是被感动了的，他一脸兴奋的神气介绍我们看这些文件。我不记得带来的是哪几篇，是一次带来的，还是分几次带来的，总之我立刻被吸引住了。我知道苏联党内有激烈的斗争，起初是托洛茨基反对派对抗季诺维埃夫，加明涅夫，布哈林，斯大林等的当权派：以后，不知怎样，季诺维埃夫，加明涅夫，又同托洛茨基反对派联合，反对布哈林和斯大林的当权派了。但他们争的究竟是什么问题，我不清楚；我甚至还不知道他们争的也有与中国革命有关的问题。现在，文件摆在我面前了。原来托洛茨基早在革命失败以前就公开指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基本路线的错误，在革命失败以后又公并指出布哈林和斯大林应当担负中国失败的责任，原来。托洛茨基早在武汉失败以后就指出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了的。这同陈独秀和我们陈独秀派所认识的相同。我们立即接受了，立即由此进一步去研究托洛茨基的系统的思想，去研究他怎样来说明上述两个结论。他不是仅仅从他的“不断革命论”这个基本理论出发来作出这两个结论，他研究了并征引了许多事实和文件，其中包含一份王若飞起草的江苏省委的决议，决议中指出当时中共中央的许多错误。王若飞在莫斯科发表了这个文件，莫斯科的托派学生把它译成俄文送给托洛茨基看的。但托洛茨基的基本理论，我们很难得深入理解。我们在莫斯科（此时集合起来的陈独秀派几乎都是莫斯科派）学过马克思主义，学过列宁主义，但没有学过托洛茨基主义。我们很就知道托洛茨基有个“不断革命论”，但不知道它的内容。我们过去也曾学过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动力，革命对象，革命发展阶段，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革命的政权，等等，我们是一个一个去学的，门类太多了，凑不拢来，愈学愈糊涂，现在学了“不断革命论”之后，以上那些一个一个的门类便活起来了，便聚合起来了，再不会使入糊涂了。从此，我就丢开了革命失败责任问题和当前究竟是低潮或高潮的问题，而去“务虚”，即去研究那些相关联的理论问题。
托洛茨基意见还有一点特别吸引了我，即他自始就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一九二二年在法国，少年共产党基层组织讨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问题时。我就表示反对，同赞成的尹宽展开辩论，彭述之，则是一九二三年秋在莫断科，特别卖力拥护加入国民党的。
我们都很快就接受托洛茨基主义了，大概经过一一个星期的互相讨论，互相交换意见之后，基本上都变成托洛茨基派了。但陈独秀抵抗得最长久。尹宽拿油印的托派文件给我们（蔡振德夫妇，郑超麟夫妇、马玉夫）看的同时，也拿给彭述之夫妇，王泽楷夫妇，刘伯庄等人看。彭汪二家住在昆明路一幢房子，前面就是提篮桥监狱高墙，陈独秀常到那里去。他在那里看到托派文件。他同彭述之，尹宽，汪泽楷等人辩论，他们说服他，我没有参加这个讨论。我们从狱内出来不久，那时陈独秀不到我家里来，我也不到他新搬的家去。尹宽来往于我家和彭家之间，陈独秀思想变化情况，我大部分是听尹宽说的。陈独秀看了托派文件，每次都提出不同的意见，然后他们同他辩论；但他下次来时，就放弃他上次的不同意见，而以他们所说意见为基础而提出进一步的不同意见了。他们进一步说服他，当场他没有接受，可是再一次来时他又以上次他们的意见为基础而再进步提出新的不同意见了。如此类推，说服他时，尹宽用力最多。最后，到了革命政权问题（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没有被说服，或没有完全被说服。刘仁静回国以后，甚至同其他三派谈判的期间，陈独秀也没有完全接受托洛茨基关于政权性质的意见。
在这个辩论过程中，陈独秀不仅口头说，而且有时写了书面意见或文章，带来给他们看。我都看了，大概有七八篇。这些文章都没有发表，也没有保存下来，非常可惜。当时的讨论也没有人记录，否则我们可以从记录和陈独秀的文章研究中国近代一位叱咤风云的思想家是怎样接受托洛茨基主义的全过程的。
这大概是发生于一九二九年五月下半月至七月上半月的事情。我所以着重日期，记叙时间，从我被捕和释放说起，只为的澄清流行的几种传说。
最流行的传说，是说陈独秀本来不知道托洛茨基主张什么，直到刘仁静回国，带来托洛茨基文件，陈独秀然后受到影响而变成托派的。其实，刘仁静和陈独秀见面时，陈独秀除理论上有上面所说的一点保留之外都已接受托洛茨基主义了。我们陈独秀派更加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刘仁静是九月间回到上海来的，他从莫斯科回国的托派组织，甚至他在国外，在托洛茨基那里知道了陈独秀和陈独秀派已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便托人带信给尹宽和我二人，要我们去法租界蒲柏路一个公寓看他。我们有了共同的托洛茨基主义语言。以后，我带刘仁静到我的家（在东有恒路），同陈独秀见面。
二人也有了共同的托洛茨基主义语言，刘仁静带回来二个文件：一个是他在土耳其托洛茨基家中作客时托洛茨基特意写出的自中国布尔塞维克列宁派的纲领草案；第二件是托洛茨基批判布哈林写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中关于中国革命的部分，题为《中国革命的时顾与前瞻》；第三件是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开过以后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题为《六大以后的中国问题》这两篇文章都很长，而且都是俄文，中国反对派纲领草案也是俄文。
有人告诉我，刘仁静最近对北京某大学党史部门的访问者说，他带来的纲领草案已经译成中文了，交给陈独秀，后经过郑超麟加工译文然后发表出来。我是否加工译文，已不记得，但这是可能的。至于那两篇长文章，则我清楚记得，我同刘仁静分工，他译《回顾与前瞻》，我译《六大以后》，这两篇译文就作为我们铅印出版的《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第一集《中国革命问题》就是我们最初接触到的那几篇托洛茨基的文章，刘仁静未回来以前就出版了）。
其次是濮清泉的说法，他说陈独秀初知道托洛茨基主张，是他的外甥吴季严告诉他的。按吴季严同陈独秀和我们见面来往。是在一九二九年年底，他被发现为托派，被免职和开除以后。此事更在对刘仁静回国以后，那时陈独秀已经不需要吴季严拿托派文件给他看了。在被开除以前，吴季严做中央宣传部秘书，不敢同他的舅舅和我们来往。
又其次据说是彭述之的说法，他说他先从莫斯料回国的托派学生得到托洛茨基写的两篇文章，《中国节命的回顾与前瞻》和《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以后的中国问题》，然后拿给陈独秀看的。但事实上是尹宽从王平…得到文件，给彭述之看，彭述之再拿给陈独秀看的。彭述之有意抹煞尹宽这个环节；而且拿来的并非那两篇文章，而是几篇短文章，即我们铅印出版的《中国革命问题》第一集所收的那些文章，至于那两篇长文章，则是刘仁静才带回来的，回来后才译成中文，作为《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铅印出版。有此二集可以证明。
其他总还有种种传说，但我以上的记述是事实，一切不合于这些事实的传说都应纠正。
我们陈独秀派都成了托洛茨基派。但每个人的动机，目的，着重点并不是一样的。大体可以分为两种倾向，一种倾向着重于现实的运动。承认革命是失败了，现在应当作和平的合法的运动，深入群众，在群众中扎下根，反对中央那种无出路的武装斗争，到了群众运动复起时候，再来准备武装。没有一个人主张解散秘密的党。因此，国际和中共那种所谓“取消派”的恶谥完全是诬蔑。俄国革命史上的“取消派”原名为Liqui-dateurs，法语意即“解散派”，主张解散秘密的党的。这是商法上的术语。一个公司，营业失败，宣布倒闭，然后“清理”之。Liquider就是法语“清理”之意，日本人译为“清算”，译Liqui-dateurs为“清算派”。“清算”什么？“清算秘密的党，即解散秘密的党。没有人主张解散秘密的党，就不能被称为“取消派”了。这个倾向中也有一部分人反对讨论社会性质，革命性质，政权性质一类的理论问题，只要讨论现实的活动和斗争的问题。另一个倾向注重理论，注重讨论革命的根本问题，但也没有人反对现实的活动和斗争。原来中国革命与当初俄国革命最大的不同点之一便是俄国人广泛讨论了，争吵了革命的根本问题之后，才去建党的，建党以后继续讨论和争吵这些问题。所以俄国革命者在革命活动中对于革命的根本问题都已弄清楚了的，各人都有自己的明确的看法。中国革命则不然。建党前没有经过广泛的明确的理论斗争。建党后也没有广泛的明确的理论斗争，就投身于命烈火之中了。一切理论问题依靠于外国同志，依靠于共产国际，相信他们会替我们解决的，而且会解决得正确。中国共产党的屡次失败，这一点未始不是一个原因。中国托洛茨基派的出现本来可以提供一个机会，以论战的形式锻炼革命者，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不幸斯大林的粗暴作风支配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觉，轻易放过了这个机会，只有极少数的革命者得到这个锻炼。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准备，不仅远逊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而且远逊于中国自己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前的维新党和革命党之间的论战轰动全国，固不用说；就在戊戌政变以前那些守旧党和维新党之间，翼教派和今文派之间，也曾进行激烈的理论斗争。论争双方都是依靠自己来解决理论问题，绝不希望外国有什么人或什么机关，帮助我们把理论问题解决好。自然，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革命，不同于一国范围内的资产阶级革命，因之可以用世界规模的理论斗争来相当替代一国规模的理论斗争，但这也不能减轻革命国家内部理论斗争的必要性。
陈独秀在这个思想斗争中是积极的.认真的，持久的，同以前一个时期不同。以前的消极，好多人不理解，以为是伪装的，是有意让王若飞去进行，自己躲在幕后指挥。也有人以为他是真消极，对于革命，对干政治，完全灰心，撒手不干了。现在可以证明.这两种猜想都是错误的。从一九二七年七月间他“不视事”起，到一九二九年五月他接触到托派文件为止，陈独秀的消极，简单因为他对于革命理论没有想通，他一个人考虑中国革命以及世界革命的问题得不到结果，他的身边的许多人，从王若飞算起，都不能帮助他解决问题。托洛茨基的文件才使他豁然贯通了。
我身边没有他的《告全党同志书》，也没有八十一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但有他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七目的《答共产国际书》。书中说：“自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因亲身负过重要的责任，一时实感觉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间。我虽未能及时彻底认清这个失败的教训而找出新的出路，但我本着我亲历的经验，深深知道这种失败是过去整个政治路线之必然应有的结果。”书中又说：“因为你们的蒙蔽与封锁，直到半年前我们才得到托洛茨基同志关于中国问题及一些苏联问题之文件，从此以后我们才彻底地系统地了解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之真正的根源所在。“书中又说：“关于中国问题中目前最主要的就是：（一）将来第三次革命的政权是工农民主独裁，还是无产阶级独裁？（二）目前的任务是直接准备武装暴动，还是提出过渡时期的政治口号（如国民会议），作民主的斗争？”
托洛茨基的文件不仪对陈独秀发生重大的影响，也对当时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者，革命战士，发生重大的影响。托洛茨基写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交给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以后，起初是被扣留，不许发给代表们看的；后来，有一部分代表要求看它，苏共控制的国际才不得不发给各国代表团中三个代表看。并叮嘱不可外传。许多没有成见的，甚至已有成见的代表，都受到这个文件的影响，而改变过去对托洛茨基的看法。我听说，中国代表团派了三个人（瞿秋白，关向应，另一个我忘记了）去看托洛茨基这个文件，看后瞿秋白发生了某种动摇，但不久又稳定了；关向应则有更大程度的感动，自然以后也稳定下来。在其他国家，则我曾读过坎农的《美国托派史》讲演，其中说美国参加共产同际第六次大会的代表团中他和另几个人被托洛茨基这个文件说服了，便设法偷了一份文件，带回国来。于是在美国共产党内进行托派活动。他有一个同志，战友，听说坎农成了托派，使从美国西部到纽约来，要劝阻坎农。二人见面，坎农知道他的来意之后，便请他坐下来，拿托洛茨基写的《对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的英文译本给他看。他坐在椅子上看完了这篇长文件，站起来，满脸堆笑，他自己一下子成了托洛茨基主义者！
我们于是从理论走向行动。
（三）中国托派的苦难
我们的活动
首先，我们自己组织起来，分成三个小组，巩固和发展我们的新思想，托洛茨基主义。尹宽起草了“宣传大纲”，写得很长，油印成一本好多页的小册子，作为小组讨论的依据和对外宣传的材料。印出以前，陈独秀和彭述之无疑看过而且同意的。我是否参加审查，已不记得。我们又把那时流传的托派文件搜集起来，铅印出版，名为《中国革命问题》，托洛茨基著。只收托洛茨基本人的文章，苏联托派组织的无署名的文件则不在内。也有可能是莫斯科回国的托派组织要求我们出钱让他们出版这本书的。校对的事是王平一及其它几个人担任。我有校对经验，但不找我做这工作，而叫毫无经验的王平一等人做这个工作，以致出版之后错字连篇，我看到特别难过。那些文件翻译得不好，有些句子还写不通。如果是我担任校对，即使当时没有原文可供校对，至少我可以把译文改得通顺一点。当时书名下没有写出“第一集”字样。刘仁静回国带来二篇长文，则有原文存在，翻译和出版就好得多了。我们出了《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我不客气地把校对工作招揽下来。此外，我们还出版油印的无刊名的刊物，我不记得出了几期。
这一切出版工作，铅印的和油印的，所需费用是陈独秀筹措的。不知从何时起，共产党就不付给陈独秀的生活费，他自己的生活费用，以及少量的活动费用，是他自己利用社会关系筹措出来的。我们自己的生活也靠自己筹措。我自己，起初是组织维持我们生活；一九二九年春被捕出狱后，改为替中央宣传部翻译俄文，稿费照字数计算，不翻译就没有稿费。每次我把译稿送到宣传部去，领回稿费和新材料。以后，不记得是我不译，还是他们不要我译，这方面的生活来源也断绝了。幸亏开了一家沪滨书店，经理是马任之，编辑是杨献珍，约我译书，才解决了问题。马任之是彭述之的小同乡，彭述之向他作了托派的宣传，把他拉到我们方面来。但杨献珍拉不过来。不久，杨献珍去北方，沪滨书店便全由马任之控制了。
除了文字宣传之外，我们还有组织活动，即争取党内同志到我们这方面来。这方面作用最大的是马玉夫。他是江苏省委中负责工人运动的干部，认识许多任务人同志各工人支部的掌握人，此时虽退出江苏省委，党内关系仍旧存在。他争取了报馆工人支部和一个绸厂支部；又争取了许多个别工人同志，有铁路工人，电车工人，纱厂工人，印刷工人，建筑工人，等等；又争取了在上海长期工作的几个干部。彭述之和汪泽楷则在外地来上海的党团员中间活动，也拉过来几个人。
马玉人把拉过来的个人和支部，交给尹宽，何资深，郑超麟等人去联系。交给我联系的，是一个报馆支部和二个工人干部。报馆支部书记屠仰之完全站在我们方面，支部的二个干部一般也是站在我们方面的。屠仰之在小北门内一个旧式房子的大厅召集了报馆支部全体会议，我去出席，站在托洛茨基反对派立场反对中央的路线。几个积极分子附和我，但二十几个人参加的支部会议并非全体站在托派方面的。为了巩固我们的影响，马玉夫和我商量带屠仰之和另二个干部去同陈独秀谈一次话。我们借一个同志董铁肩的家里让这三个报馆工人同陈独秀见了面。我又利用我妻刘静贞同志是云南人的关系，在上海的云南同志中活动，其中有一个是云南省委派来上海同中央接头的代表。一个在印刷工人中活动的干部和一个在铁路工人中活动的干部，则定期地同我见面，我去他们住处讲课，谈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由我个人的活动就可以窥见我们当时活动的一斑了。
我们被开除出党
正是为了我们这些活动，陈独秀和我们被开除出党。开除前几日，中央派了汽车来接陈独秀去一个地方同国际代表谈话。国际代表坐在写字台背后，有人引陈独秀到写字台面前，国际代表坐着，毫无礼貌，说了几句话，态度很不好；翻译站在他的旁边，把他的话翻译给陈独秀听，态度同样不好。不像同党内的同志谈话，却像法官审问犯人。陈独秀于是掉过头来，向房门走去。见面就此结束。几日后中央开除陈独秀的决议就在《红旗》报上公布了。我记得当时只开除陈独秀和彭述之两人。最近看到记载，以中央决议形式只开除陈独秀一人，同时以经过中央批准的江苏省委决议形式开除了彭述之，汪泽楷，蔡振德，马玉夫四人。我继续参加以杨贤江为书记的支部会议，而且在支部会议上以党员身份抗议中央开除陈独秀和彭述之，违反了党内民主。以后，我按时去开支部会议，杨贤江很客气地招待我们夫妇，说今天支部会议不开了。不久，有人告诉我，我们夫妇已被开除出党，决议登载于《红旗》报上，据说罪名是我在报馆支部鼓动同志反对中央，我又在刘少猷家同云南代表谈话，反对中央。我至今未见过开除我们夫妇的决议。记得开除以前，江苏省委派人同我们夫妇谈了一次话。来人是王克全和李初梨，李初梨作谈话记录，一言不发。
其它的人也是这样被开除的。最后一批开除是在八十一人宣言发表以后。中央先在《红旗》报上登载启事，问某某同志；八十一人宣言中有你的姓名，请你在几日之内向中央声明是不是别人代签的。过期没有声明之后，这些同志也都被开除了。
最近有人说，陈独秀是因为他为中东路事件写了三封信给中央，向中央进攻，所以被开除的。我没有看过中央开除陈独秀的决议，只能凭我的记忆说话。不错，中国共产党中央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前面是几篇骂陈独秀的文章，后面附了陈独秀三封关于中东路问题的信。不错，后来，一九三一年，蔡和森发表了一篇《论陈独秀主义》，说陈独秀关于中东路的信表明他确定地走入反革命。但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间中央还是以他进行“反党活动”为理由开除他的，决不是以他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错误意见”为理由。
我们被开除的人否认这些开除决议有效。我们一面抗议开除，一面仍自命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陈独秀发表了他的告全党同志书，我们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署名的共八十一人（其中约有三分之一是虚构的）。这二个文件，今天都保存着，最近也有人征引。我则有半个世纪长久没有再看过了，已忘记了其中的内容。最近，我又发现了一个文件，那是一九三○年陈独秀回答共产国际的一封信。一九三○年二月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知陈独秀说，共产国际来电请他去莫斯科开会讨论他被开除党籍的问题，二月十七日陈独秀回答了国际一封信。
重要的是我们成立了正式的组织。我们成立了支部，成立了几个区委，选出了领争导机关，出版了机关报铅印的《无产者》。
第一届领导机关五人：陈独秀，彭述之，尹宽，马玉夫，杜培之。杜培之是某绸厂的支部书记，经过马玉夫活动整个支部都跑到我们方面来了。当时，我们也模仿中央倡导的原则，各级领导机关都要有工人同志参加。经过马玉夫推荐，决定选杜培之为中委。杜培之来参加了二次中委会，都是在我住的家里开的。以后，杜培之被捕，关在南京。马玉夫恐慌起来，怕他会说出开会的地方。尤其令人恐慌的，是杜培之开了会之后，曾当作笑话同人说：“我要发财很容易，只要我告诉国民党包打听，某月某日在某个地方可以捕到陈独秀，我就可以领到一大笔奖金了。”我们正准备搬家，马玉夫跑来告诉我们：杜培之在南京枪毙了。原来杜培之并非为了政治案件被捕的，他去做强盗，持枪抢劫，在京沪在线某一城市被捕，解往南京关押，不久就判决死刑。他始终没有说出他的政治活动，没有出卖陈独秀。
他的哥哥杜培林继续留在我们的组织内，我同他接触了一次或二次。可是，一九三一年统一大会以前，听说他也被捕了。统一大会以后三个星期，我们第一批中央委员被捕，我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中碰到杜培林。他改名王其昌，他原来也是在上海持枪抢劫未遂被捕的。他还有一个同案姓周，介绍给我，说是我们的同情者，他准备介绍加入我们组织的。杜培林有相当的政治水平，会说话。我们在司令部中同共产党政治犯辩论政治问题时，杜培林有时也插进来说几句话。后来他判了七年徒刑。王凡西出狱后在上海遇着他，同他在一个茶馆谈话，要他参与政治活动，他拒绝了。我一九四○年回上海后曾在电车上看见他在马路上行走。
五人领导机关缺少了杜培之后，马玉夫推荐罗世藩补入。领导机关的秘书长是吴季严。
我们出版了正式的铅印的机关报《无产者》，三十二开本，出了二期或三期。我没有在那上面写文章，但刊名是我提议的，刊名下面一行法文字是我题的，我又跑印刷厂做校对工作。印刷厂在北浙江路海宁路上，系我们的一个姓王的印刷工人同志所介绍的。自然是普通的营业性的印刷厂，可是我去送稿，送样时候，竟有几个工人认识我，同我打招呼。原来他们是我管理的中央印刷厂的工人，不知道怎么到这里来的。王同志就是前面说的听我定期讲课的二个工人干部之一。我去过他家，他也有线索可以找到我。《无产者》第三期或第四期被发现了，警察追究来历，抓去了王同志，判了半年徒刑。他没有供出线索，但出狱后也不再同我们发生关系。
我们在沪东，沪西几个工厂以及电车，有组织，有活动；在法南有知识分子中间的活动。沪滨书店可以给我们利用，我们同神州国光社发生了联系，替它办了一个杂志名《动力》，由吴季严主编。我们又组织全体同志发了几次传单，等等。
但当时，最认真，最努力去做的工作，还是同其它三个托派组织进行“统一”的运动。
托派正统组织的发生和分化
以陈独秀为首的我们这一派托洛茨基主义者，是中途转变的，是正统的中国托派组织宣传和活动的结果。
正统托派组织发生于莫斯科，一九二七年就有了。怎样发生，怎样发展，等等，我都得于传闻，说不好。只能就我所知道说一个大概。
莫斯科中山大学创办于一九二五年秋天，第一任校长是拉狄克，他是苏联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领袖之一；大学教师也有几个反对派。他们在中国学生中问活动，帮助中国学生成立中国托派组织。那几年正是中国革命高潮时候，全世界共产主义者都瞩目于中国革命，苏联党内斗争也以中国革命问题为三大争论问题之一。反对派很早就指出以史大林为首的苏共领导人通过共产国际在中国实行的政策是错误的，必将导致中国革命于失败。但史大林一派坚持自己的错误的政策。中国革命发展处处证实了托派对于史派政策的指责。于是苏联的党员和群众愈来愈多站到反对派方面来，中国学生中托派组织也愈来愈扩大，托派成员也俞来愈有信心。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苏联反对派在庆祝十月革命第十周年的游行中组织一次示威，反对史大林。在莫斯科和列宁格拉都有反对史大林的示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埃夫二人亲自参加了列宁格拉的示威。在莫斯科的示威中，中国托派学生也有几个参加了。
在这次示威以后，季诺维埃夫和托洛茨基便被先后开除出党了。似乎在这个时候，中山大学的托派学生面貌暴露较明显的，也被驱逐回国。他们便在国内组织托派。有一部分人还参加共产党的支部，在党内进行活动。托派组织的活动主要在上海和香港两地。在香港，有人进太古船坞做工，在那里团结一部分工人。在上海，他们出版了一个油印刊物，名《我们的话》。（托洛茨基一九一六年以前在巴黎出版俄文报叫做《我们的话》，也有人译为《我们的言论》。我不知道，他们出版刊物为什么非用托洛茨基过去用过的报名不可。）他们翻译了和油印了反对派的文件。他们还控制了一个小书店，叫做“新宇宙”。除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之外，在香港，尤其在上海，发展的同志也不少，其中大部分是中共党员。
综合我先后所知，比较有名的干部有区芳，史唐，陈亦谋，梁干乔，张特，陆一远，陆梦衣，张师，段子良，等等。
他们同在苏联的中国托派组织仍有秘密的联系，以上海“新宇宙”书店为通信地址。
一批托派学生被驱逐回国之后，莫斯科的中国托派组织仍旧存在，且有发展。据说，有个时候差不多有一半学生成了托派，不仅有中山大学学生，也有东方大学学生，且有其它学校的学生，连列宁学院也有一个托派，即刘仁静。他们的秘密工作做得很好，面目都未暴露。
一九二九年，他们听说要遣送一批中国学生回国工作，于是秘密开会，商议对策。他们决定，回国的同志参加正式的党的工作，而且比别人作得更好，但力求勿暴露自己的面目，等待机会在党内改造党。
这一批回国的托派学生，好几个人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吴季严做了中央宣传部的秘书，王凡西做了中央组织部的干事，杜畏之（即屠庆祺）也在中央担任什么重要工作，赵济，刘胤，濮德志等人参加了训练班之后也在党内做工作，等等。
刘仁静则是完全暴露托派面目的。他经由西欧回国，在德国和法国访问了那里托派组织，在土耳其住在托洛茨基家里几日，同托洛茨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结果托洛茨基起草了《中国左派反对派纲领草案》给他带回来，作为内部讨论的参考。刘仁静一到上海，便找老朋友谈话，例如恽代英就同他谈了话。他向恽代英攻击中央的官僚主义，恽代英否认中央有官僚主义，要他举出事实来证明，并说：如果中央真有官僚主义，他（恽代英）也要同刘仁静一起反对的。
刘仁静已经知道，我们独秀派全体变成了托洛茨基派。他托人辗转带信给尹宽和我，去法租界一个公寓看他。他很亲热地迎接我们。一九二六年他在青年团中央做工作时，我同他往来密切，我们春秋佳日一道郊游。他出国前夕，我还送他一条棉被，请他在东亚饭店吃一顿。我们见面亲热是很自然的。我忘记了那日他同尹和我说什么活。不用说谈到了我们成为托派的事实。上面关于他和恽代英的谈话，就是那日他告诉我们的。
不知道是那日还是另一日，他和陈独秀约定在我家会面。那时我住在东有恒路。我去公寓带他来我家，陈独秀在我家中等他。我记得，我们二人来到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有个人从对面走来，刘仁静同他点点头，就走过去了。我问刘仁静，这个人是谁？他说是李墨耕。
他同陈独秀见面时已经不谈究竟是史大林对还是托洛茨基对的问题了。他拿出托洛茨基的《纲领草案》和托洛茨基的二篇长文，俄文打字稿。我们二人怎样分工翻译，我们陈独秀派又怎样出版《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前面已经说过了。
刘仁静回国以后不知多久，莫斯科托派组织破获，名单被发现，二百多人遭受了大祸。据说，解放后有一二人从西比利亚流放地回到中国来。已经回国的托派，名单上有名的，则国际或苏共通知中共中央，于是全体都被开除出党了。据说，中组织部长，周恩来曾通知这些名单上有名的同志，说只要他们承认错误，批判托洛茨基，就可以照旧留在党内工作。但没有一个人接受这个条件。
这些隐藏在党组织的人，平时与正统托派组织暗中都有联系。他们被开除之后，除吴季严及团结在他周围的几个人走到我们陈独秀派方面来以外，其它的人都走到正统托派组织去了。吴季严和他周围的几个人，都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了名。
这一批从党内开除出来的正统托派回到正统组织后不久，便发生内部斗争而陷于分裂。这件事主要是刘仁静搞出来的。
刘仁静向来以老资格自居，又在土耳其会见过托洛茨基，带着托洛茨基起草的《纲领草案》回到中国来。他看不起正统托派组织的那些年轻的领导人。年轻的领导人也看不起他。双方于是斗争，刘仁静便列举了年轻领导人的一些细微的错误大做文章，并团结组织内一部分人起来对抗那些领导人。这部分人多数是一九二九年才回国，新近才被发现而开除出来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王凡西，当时名王文元。他们办了一个铅印的刊物，名《十月》，而且另立了组织。此后，有少数人，其实只有四个人，也效法了他们，另立组织，另出刊物，名《战斗》。当时，我们收到了美国托派出版的英文刊物，名Militant。此字应译为“战士”，“战斗员”，在党的意义上说，亦可译为“干部”。英文字典上是否有此意义，我懒得去查。这四个人，赵济，刘胤，王平一，徐麻子，——不理解此字英文字的正确意义，便译为“战斗”。他们出了《战斗》报，我未曾见过，不知是铅印的，是油印的。这个小集团以后也增加了几个成员，但人数比不上十月集团，更加比不上我们的话集团。
这三个集团互相斗争，但对陈独秀派的托派来说，态度是一致的，即认为我们是机会主义者，失宠于史大林，现在要借托洛茨以自重。三个集团都写信给托洛茨基，陈述他们对我们的上述看法。我们成立了正式组织以后也写信给托洛茨基，说明我们的主张，并把陈独秀被开除后发的《告同志书》，以及八十一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译成英文，各寄一份给托洛茨基。似乎我们没有向托洛茨基说明我们对于正统派的意见。刘仁静和王凡西组成了十月集团之后不久，不知道为什么事情刘仁静便退出十月集团而单干了。他后来出版一个刊物名《明天》。他是托洛茨基在中国的“通信员”，常常写信给托洛茨基，也常常收到托洛茨基的信。我不知道他向托洛茨基怎样估价我们陈独秀派的。刘仁静和托洛茨基通信，我至少知道一个内容。那是在一九二九年十月间，我们尚未被开除以前，我奉了支部书记杨贤江的命令参加北四川路邮政总局门前的飞行示威。我把传单发完后遇着刘仁静，便同他结伴装做行路人在街上观察。我们看见有几个示威者被捕，看见一些清洁工人在打扫马路上的传单，装到垃圾车子上去。以后就分散了。刘仁静为此写信给托洛茨基，描写这次飞行示威，意在丑化这个行动，说明为此付出的牺牲是不值得的。但托洛茨基回他的信，却不赞同他的意见。托洛茨基认为这种飞行示威至少有一点作用，即向群众表明中国共产党仍旧存在。
刘仁静和我们陈独秀派时常来往，但从未谈到组织问题。我们没有人想起要拉他参加我们的组织，他自己也从来没有要求参加我们的组织。这在当时情况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有人说，刘仁静回国后要求参加陈独秀派的组织，做宣传部长，陈独秀不肯，于是一气投奔《我们的话》集团而反对陈独秀。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里，我用我们的话集团，十月集团，战斗集团，无产者集团，而不用我们的话社，十月社，战斗社，无产者社，因为当时各集团并不自称为“社”，而是别人称之为“社”，它事实上是一个集团。
协议委员会
中国的托洛茨基派有四个组织。怎么统一起来呢？
我们的话集团起初开出条件：机会主义的陈独秀派，连陈独秀在内，只能一个一个地加入他们的正统组织；加入前还须经过他们分别审查，批准。陈独秀似乎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可是彭述之说了话。彭述之认为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年纪太轻，没有经验，只能以我们经过了大革命锻炼的老人为中心，叫他们参加我们的组织。尹宽自始就主张，不是我们加入他们的组织，也不是他们加入我们的组织，大家商量把几个组织，合并为一个组织。尹宽同其它三个组织的人接触最多，有一个时期赵济，刘胤就同尹宽住在一幢屋子里。尹宽明白前面那二种办法都是走不通的。各方面把自己对于组织统一的主张都向托洛茨基汇报。托洛茨基来信批评那些莫斯科回来的托派学生，说他们对陈独秀和陈独秀派的态度不对，他仔细看了陈独秀派的文件，认为原则上没有错误，莫斯科回国的学生所挑剔的那些论点是吹毛求疵的。托洛茨基又说，陈独秀懂得什么叫做革命，你们青年人未必体会得到。托洛茨基主张，你们几个组织先统一起来再说，理论上的分歧可以在统一的组织中讨论解决。
托洛茨基这封信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的话集团不得不放弃原来的统一主张，不得不承认陈独秀派也是托洛茨基派，同他们是平等的。其它二个集团当然乐于接受托洛茨基这个建议。但陈独秀派（实在说是彭述及追随彭述之的人）骄傲起来了。表面上承认四个组织是平等的，事实上则是主张以无产者集团为中心来团结其它三个组织。
每个组织各派二名代表组成了协议委员会。我没有过问这个问题，说不清楚其它三个组织是谁当代表。只记得我们的话集团起初是区芳（另一个是谁不知道），区芳被捕后是梁干乔和陈亦谋。十月集团都有王凡西，另一个是宋逢春或濮德志。战斗集团，大概是赵济，刘胤都当过代表。无产者集团经过中委会正式决定，派马玉夫和吴季严为代表。
协议委员会开了很长久，没有进展。有一次，吴季严同我闲谈，说大家都学会了资产阶级政党议会斗争那一套，辩论这个问题，又辩论那个问题，在如何统一的问题上始终未前进一步。我既未曾过问协议事情，又未出席中委，完全不知道四个方面究竟争吵些什么。如果不是尹宽出来干涉，这个协议委员会还会继续争吵下去的。
这里要回头说说我们几个陈独秀派与陈独秀本人的来往。在大革命时代，谁也不知道陈独秀住在什么地方。每次都是陈独秀来找我们，我们找不到陈独秀。中央会计兼秘书任作民也不能到陈独秀住的地方去，以致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发生了一场陈独秀失踪的虚惊。好多天，陈独秀没有到任作民住的地方来办公了。大家开始恐慌。姑且等几天看看罢。愈等愈没有踪影。于是猜想，帝国主义或军阀可能秘密捕去陈独秀，甚至秘密杀害他。延年适来上海，他找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趋，一面流泪，一面探听他的父亲的消息。亚东图书馆的人说他们也好久未见陈独秀来。陈独秀一向常去亚东图书馆长沙路编辑所找汪孟趋的，他所知道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消息，大半从亚东图书馆听来，那里的伙计是绝对可靠的，可是，此次那里的人也好久没有看见他。我们派青年团员高尔柏回松江去打听消息。当时的江苏省长是松江人陈陶遗，与高尔柏家是世交或亲戚，如果陈独秀被秘密逮捕，总能探听出一点口风，可是什么都听不到，倒听到陈陶遗大骂那些军阀的胡作非为，特别在有关风化的方面。当时似是孙传芳在南京当五省联帅。一次，我在中央工农部或别的什么机关闲谈时，张国焘好像表示无望了。他同我们谈起陈独秀的生平，最后说，以他的地位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但他宁愿革命，以致落到这个下场。大家都认为陈独秀已经死了。任作民在民国日报上登载了寻人广告，也无济于事。可是，有一天，忽然陈独秀出现在任作民办公的交通处来。于是奔走相告，延年已经上了船，我们也派人把他从船上找来了。怎么一回事呢？原来他害了伤寒病，进了医院，他的神秘的爱人在医院服侍他，他不愿意我们的同志知道他的秘密。他说：他进医院前已经告诉任作民，他将有好多天不来的。他也在医院看到了民国日报上的寻人广告，但以为病快好了，不久可以出院，就不作理会。大家对这件事情是不满意的，但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批评了他。从此以后，好像他许可任作民一个人到他家里去。任作民去职后，成立中央秘书处，由王若飞任秘书长，我不知道王若飞是否去过他的家里。总之，任作民和王若飞都未曾说一个字透露陈独秀的家的秘密。
一九二七年三次武装暴动以前，这个家似乎已经散了。暴动前几日陈独秀便住在中央宣传部的机关，在这里开会，接见干部。暴动当夜他也住在这里，听取报告，发出指示。我也曾替他传递几次字条。一直到四月上旬他同汪精卫联名发表宣言之后才离开宣传部去武汉。
在武汉，他住在中央办公大楼的三楼上，黄文容作他的私人秘书。他“不视事”以后，便同黄文容隐蔽在一家纸行的楼上。回上海后住在福生路（老靶子路以北）一幢三层楼房子里。他住二楼，彭礼和夫妇住三楼掩护他。房子是王若飞替他布置的。去那里看他的人很多。我回上海安顿下来，就去看他；我结婚后也带着爱人去看他。我确定知道曾去他家的人有：王若飞，瞿秋白，罗亦农，陈乔年，何资深，罗绮园。汪孟趋也常去他家。
一九二八年罗亦农被捕后，彭述之劝告陈独秀搬家，陈独秀没有搬。一九二九年我夫妇被捕后，彭述之又劝告陈独秀搬家，隔了好久，陈独秀才搬了，仍在老靶子路北边，但更靠近北四川路。事后，彭述之向我解释：不是不信任我，而是怕我的爱人经不起考验。我出狱后，为避免背后有人跟踪，不去陈独秀家。
以上所记其实与我现在要写的主题没有什么关系，但既然想起就记下来了，多少是陈独秀生活上的一件轶事。
同中共中央闹翻后，陈独秀就从老靶子路搬开，到提篮桥一带居住，不把地址告诉中共中央。此时似乎只有彭述之一人知道陈独秀的家。
大约一九三零年下半年，陈独秀搬到公平路附近的照华德路上的一个石库门房子楼上，那时好多人都可以找他：彭述之，马玉夫，我。当时小潘已经与他同居了。似乎二人就是在这里认识的。一九三一年，某一天，我在虹口小菜场附近一条路上遇着他，便与他同行，问他来做什么事。他说，他的房子的亭子间住着一个人，同小潘说他是“老西”（即共产党），因此他要搬家。我说那就要立刻搬。他说问题还没有这样严重。我说，我来帮你搬家。过一个时候，在爱尔考克路附近的周家嘴路上，一家弄堂底的一个裁缝铺上找到前楼，租下来，不记得是他自己找的，还是我替他找的。我帮他雇了板车，搬了家。从此，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他的家。小潘不知道我的姓名，只叫我做“小胖子”。以后似乎他又从裁缝店楼上搬到本弄堂内另一家楼上。
尹宽始终没有去过陈独秀的家。那时他只能在彭述之家中看到陈独秀，每次都有彭述之在场。一切有碍彭述之的话，尹宽不敢说。彭述之好像是陈独秀的“总理”。一次，不知什么机会，似乎尹宽在路上遇着陈独秀，便约陈独秀到他家或别人的家去谈话，把协议委员会的情况告诉陈独秀。陈独秀才知道受了彭述之，马玉夫等人蒙蔽了。原来，在统一问题上，马玉夫和彭述之是一致，即都主张以无产者集团为中心团结其他三派。中央委员会秘书吴季严跟他们走。他们坚持这个主张。这是违反四个组织平等协议原则的。他们在无产者集团中央开会时没有报告真实的情况。
陈独秀反对以无产者集团为中心进行统一的主张。他明显感到我们这些人的暮气，而欣赏莫斯科回国的学生的朝气。在此以前，他曾同一回国学生见面谈话。我忘记了，他是在我们支部上作报告，还是同我个人闲谈，曾告诉我他同这些青年人见面谈时的感想。他说，他好像在五四运动时同青年人见面一样，又像在建立共产党时同青年人见面一样，觉得他们朝气蓬勃，很有希望。所以我不相信濮清泉的回忆，他说陈独秀骂他们从莫斯科回来的青年托派为“乳臭未干，猴儿崽子”。濮清泉没有说是他亲自听陈独秀说的，还是听别人转达的。我从那时陈独秀告诉我的感想看来，陈独秀决不会存这种思想，更决不会骂出这种话。
陈独秀听了尹宽的话非常生气，下次中央开会便把问题提出来，于是引起他和彭述之争吵，接着中央便分为两派。陈独秀和尹宽主张以平等协议进行统一，彭述之和马玉夫坚持他们原来的主张，本质上就是主张以无产者集团为中心进行统一。我不知道罗世藩和吴季严采取什么态度。结果，陈独秀和尹宽胜利了，无产者集团撤回了自己的代表马玉夫和吴季严，而改派陈独秀和尹宽为代表，出席协委员会。从此以后，中央开会每次都要争吵，而且吵得很利害，一直吵到开统一大会的时候。后来马玉夫就不参加中央会议，而秘书也由吴季严换成了何资深。何资深完全站在陈独秀方面。
无产者集团换了代表以后，协议委员会的工作便顺利进行了。以前也讨论理论问题，但那时是互相挑剔，吹毛求疵的，并非真地在那里讨论理论问题。现在则是大家平心静气来讨论了，很容易达到共同的结论。于是切实商谈，如何筹备大会。协议委员会就变为大会筹备委员会了。委员会替大会起草各种决议案，在起草过程中也有争论，主要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和关于国民会议口号问题。这二个问题在协议委员会中基本上已经解决了。同时或者以后再讨论代表人数问题和具体布置大会问题。决定大会的和经费全部归无产者集团负担，代表人数则按各集团实际人数为比例各自选举出来。我们的话集团和无产者集团代表人数相等，十月集团的代表少得多，战斗集团则只有一个代表。
马玉夫退出中央，表示消极。彭述之则坚持反对，凡协议委员会决定的一切，他都反对，甚至说这是一种“分赃会议”。拥护彭述之的人则不敢反对陈独秀，而集中反对尹宽。尹宽的群众没有彭述之的群众那样多。于是陈独秀和何资深商量，把郑超麟拉出来。
我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之后，除了服从纪律，执行命令，去参加某个党的支部会议，教育拉过来的同志，同某些同志谈话攻击中央，等等以外，就不作内部什么活动了。翻译出版工作是我内行的工作，我必须自动承担，但文章是不写的，外交是不辨的，地位是不争的。赵济，刘胤同尹宽住在一幢屋子，怪尹宽封锁他们，不让他们同别的陈独秀派接触，他们特别指出要见见郑超麟，蔡振德，马玉夫。尹宽同我说了几次，我都没有去见他们。有人告诉我，一天几个人在彭述之家中闲谈，陈独秀说郑超麟这个人没有“领袖欲”。尹宽接下去说，郑超麟不是没有“领袖欲”，而是对于我们的事业没有责任心。尹宽的意思是说，他尹宽终日奔走，不是为了要当领袖，而是对于革命事业负责任。我究竟是没有“领袖欲”，还是没有责任心，我至今自己也弄不清楚。
我出来，首先担任沪东区委书记，接替了刘伯庄的工作。刘伯庄是拥护彭述之的。沪东区委应当有三个人，但我只记得铁路工人王芝槐帮助我工作，忘记了第三个是谁。当时我们的人都集中在沪东区，大多数支部就是原来的陈独秀派支部，似乎没有正式的工人支部，只有若干个别联系的工人。我们的话集团也有沪东区委。统一大会尚未开，但协议委员会工作进行很顺利，决定各集团的区委立即合拼。我应邀到我们的话集团在沪东办的一个小学去同他们的区委谈判合作。他们方面有三个人，为首的就是史唐。我久已知道这个姓名，现在第一次见面。可是史唐久已认识我，说起来才知道他原来是中央印刷厂的工人，倪懮天的徒弟，我常去印刷厂联系工作，那里好多工人，我不认识他们，他们却认识我。史唐是在革命失败以后或以前被派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一个印刷工人，短时间出国学习后居然成了很有知识的革命干部。统一以后，他跑去广西作中学教员，很受学生欢迎。由于他的影响，广西有不少的学生接受了托派的主张。这是后话。
史唐问我：“为什么很少听人谈到你？”这有什么奇怪呢？我不同莫斯科回来的学生来往，不参加协议委员会，不表示对组织统一的意见，在支部会议讨论理论问题时虽然有所主张，但未曾传到外面去。现在担负了沪东委书记职务，进行下层合作之后，我的姓名也常常挂在人家嘴上了。
我又主持沪东区的选举工作，选举无产者集团出席统一大会的代表，因此我也卷入了内部斗争。例如，当时中央的几个工作人员组成的支部就发生了内部斗争。写蜡纸和管油印的是汪泽楷的侄子名汪复盛，开会时他就对区委书记布置的选举工作。这是汪泽楷授意的，他拥护彭述之，他曾为统一问题在我家里同我辩论，闹得不欢而散。如果协议工作拖延下去，那时拥护彭述之的人也会转移对尹宽的攻击来攻击我的。
无产者集团内部在统一问题上和选举问题上的激烈斗争，充分暴露了彭述之，尹宽，马玉夫三人的野心，他们都想充当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领袖”。
统一大会
何资深负责布置大会会场。我们在大连湾路华德路以北租了一幢新建成的一楼一底的弄堂房子，王芝槐夫如和女儿住在楼下当房东，我们则装做租他的楼上居住。规定，五月一日至三日开会，除陈独秀一人外，所有代表都要住在会场内，开完会之后才能出去。
无产者集团的代表是：陈独秀，郑超麟，王芝槐，蒋振东，江常师，以后计算人数结果，决定添加一个代表，即彭述之。
我们的话集团的代表是：梁干乔，陈亦谋，宋敬修，两个香港工人。
十月集团的代表是：王凡西，宋逢春，濮德志，罗汉。
战斗集团只有一个代表：来燕堂。
这里，有两个问题各人回忆不同。第一，罗汉究竟是代表十月集团，还是代表我们的话集团？我一向记得，罗汉是代表十月集团的。濮德志最近的回忆也是这样说。但王凡西有不同的说法，他最近认为罗汉是我们的话集团的北方代表。此话如可以成立，则可以解决许多疑问：无产者集团有六个代表，我们的话集团代表也应当是六个，但上面所列只有五个。如果罗汉是我们的话集团的代表.那么这个集团也是六个代表了；十月集团人数比较少得多，不应有四个代表，如果罗汉不是代表这个集团的，那么只有三个代表，是合理的。第二，彭述之是否参加了统一大会？我一向记得他没有参加，但当时参加过大会现在还活着的人都说他参加了。看来我应当改变我的说法。我记得他没有参加，还是受到后面提到的一件事情的影响，这件事情也许不能否定彭述之参加。
三天大会，除最后选举以外，都是讨论各种决议案，最重要的是政治决议案。这些决议案都是在协议委员会中起草好了的，起草以前经过长久的讨论，讨论而且是很激烈的。但那与协议委员会初期的理论争论不同，那不是争论理论，而是互相挑剔，吹毛求疵。后期的理论讨论则是各方面怀着统一诚意认真讨论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关于同民会议问题，都是在协议委员会内得到大体一致结论的。其他如工人运动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妇女，青年等等决议案，以及章程，也都是得到大体一致结论的。大会不过通过这些决议案而已。政治决议案由陈独秀代表协议委员会作报告，报告之后还是有人发言，有人争论，那都是在枝节问题上，很容易解决的。其他几个决议案也是如此。这些东西都落到国民党特务手里了，可能还在台湾保存着。
大会选出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各人都记得选出九个中央委员，但都忘记了还有两个候补委员。委员人选各人回忆不同。我的回忆是：陈独秀，王凡西，郑超麟，陈亦谋，宋逢春，濮德志，区芳，王芝愧，一个香港工人；候补二人：宋敬修，彭述之。其中没有罗汉。这里发生争论的是：有无罗汉？彭述之是正式中委还是候补中委？有无区芳？我坚持没有罗汉；至于彭述之，则我记得最后两个人选票相等：梁干乔和彭述之，拿这两个人重新投票，结果彭述之票数多于梁干乔，他当选了，梁落选了。选出十一人中以九人为正式委员，宋敬修和彭述之二人则为候补委员。区芳当时关在漕河泾监狱，尚未死，选举他是为了尊重他。
五月四日休息一日。五月五日在开大会地方开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分配工作：陈独秀为总书记，陈亦谋为组织部长，郑超麟为宣传部长，王凡西为机关报主编，宋逢春为秘书长。以上五人组成常务委员会。
第一次中央全会上发生了一件事情，给人印象极深，参加的人大多记得的，这就是彭述之致陈独秀信事件。统一大会代表原来没有彭述之，临开会时才补上去的。即使彭述之参加了大会、那也是第二日人家才送他去会场。彭述之早已写好一封长信，致陈独秀，信中大骂这次大会，说它是“分赃会议”，以及其他的难听的话。我们都去开会了，他把信送到无产者集团的秘书长何资深家里去，叫何资深送给陈独秀、彭述之不知道陈独秀住在哪里，只好由何资深转交。何资深不知何时交到陈独秀手里，开中央全会时，陈独秀把信带到会场上来了。他拿给大家看，似乎有一个人读，大家听。看完或读完之后，陈独秀就问彭述之，你现在还是坚持信内的意见么？大家都转脸对者彭述之看，只见彭述之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其实，如果换成尹宽，他就会急中生智，讲出一番道理的。我当时顿生怜悯，便替彭述之解围，劝大家不为已甚。一个满脸通红，哑口无言的人，确实是很可怜的。事后，陈独秀把开会经过告诉何资深，何资深责备我在政治斗争上太软弱，会误事，他说如果彭述之占到上风，他决不会饶过别人的。这个责备不能说没有道理。我记得这件事，又对于彭述之参加大会没有留下丝毫印象，所以一向以为彭述之直至五月五日开中央全会时才到大连湾路的会场。
中央全会还决定，责成组织部长陈亦谋尽快把四个集团的基层组织合并起来、指派吴季严，赵济，严灵峰三人参加宣传部工作。定名机关报为《火花》，迅速出版第一期，最后，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写信给托洛茨基同志，报告统一大会的经过。信我记得是王凡西写的，大家都签了字。现在在美国哈佛大学公开托洛茨基的信件，或有可能找到这一封信。
由五月五日到五月二十一日，我不记得做什么事。我不记得是否交卸了沪东区委书记的工作，如果交卸究竟交给谁。那时常到我家来的有王芝槐，有宋敬修。宋敬修特别同我谈起区芳，说区芳出狱之后要提拔来做领导工作。王芝槐有一天告诉我，马玉夫要知道王芝槐住在什么地方，又要知道我的家新搬到什么地方，他要来看我。王芝槐说，他都告诉了马玉夫。我说，告诉他好了。我当时毫无警惕。我自然不同意马玉夫对统一的态度，也反对他那时抱消极态度，但绝未想到他会出卖我们。彭述之把住了好久的家从沪东搬到法租界金神甫路去，把新地址告诉好多人，也告诉马玉夫，马玉夫也常到他的家去，但独不告诉我。我搬了家，也未告诉彭述之。
五月五日以后，二十一日以前、我们开了一次常委会议、审查《火花》第一期的稿件。我记得，我写的文章是论西班牙革命。我们决定五月二十二日再开一次规模比较大的会议。五月二十一日，我在自己的家里召集一次宣传工作会议。那日下午，吴季严，赵济，严灵峰三人都到了。严灵峰当时不属于任一集团，他声明待统一之后再参加组织。他是福州人，我知道有这个人，但以前未见面。那日，他说，他看见过我，即在他出国去苏联以前曾听我在上海大学演说。一九二六年，江浙区委常常派我去上海大学演说。不是上课，而是晚上开群众会议，好多校外的人都来开会，演说的也不止我一人。
这次宣传会议究竟讨论了什么和决定了什么，我都忘记了。当时我有一个计划要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以及历史问题。因为我们谈起马克思主义并不难，虽然那时我们所知不多，但关于中国的“国情”，则说来说去只有几句常说的话。那次会议至多提到这个计划，不见得有什么讨论和决定。
我们被捕
会开完之后、赵济走了，吴秀严和严灵峰留下来打麻将。我们的房东也上楼来参加打牌。我新搬来，不到一个月，今天许多朋友来作客，不得不借打麻将来解除房东的怀疑。这个房东也姓郑，二十多岁，宁波人，在什么保险公司做事情，而且是一个商团团员，巡捕房必要时会召集他们出来维持治安的。
我们正在打牌时，彭桂秋慌慌张张跑上楼来，一面就问我，余慕陶知道你的家么？我急忙把他拉到阳台上去，低声问他什么事。他说，余慕陶叛变了，今天晚上十点钟要捕人，要你逃走。我说，余慕陶不知道我这个地方。彭桂秋走了，麻将牌散了、严灵峰也走了，吴季严夫妇还留着，我把彭桂秋的话一讲，大家都说既然余幕陶不知道这里，这里就不要紧。吴季严夫妇仍留在这里，我则出去通知这个满息。首先，我到陈独秀家里，那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告诉他这个消息，决定明日的会议不开，他不到大连湾路去。我从他家出来去找彭桂秋，在那里遇着谢德磐，才知道彭述之是叫谢德磐来通告我的，而谢德磐自己不来，叫彭桂秋来。我一问谢德磐，才知道所谓余慕陶告密还是彭述之猜想的。有人告密，今晚十点钟要来捕人，是确实的。彭述之分析，知道他家的人只有余慕陶不可靠，因为有余慕陶最近出版一本书，请蔡元培作序。此时我才明白问题没有那样简单，告密的人也许知道我的家，甚至知道我们开大会的地方。
我立刻去找住在附近的刘仁静。他的爱人，陆梦衣的妹妹，已经睡在床上了，他自己还未睡。我把事情告诉他，他答应明天设法找人去通知开大会的地方。我回家路上觉得不妥，于是自己弯到开大会的房子去。他们都睡了。敲开门之后，我告诉他们这件事。当时我只想到可能性，没有想到必然性。因此没有坚决张当晚就逃走。我告诉他们明天会议不开了，但没有要宋逢春连夜去沪西通告王凡西等人。这都是因为我临大事不果断的弱点。当时我没有想到去通知何资深，因为知道何资深家的人很少，这些人都是可靠的。如果当时通知了何资深，他警惕性高，果断力强，会主张立刻弃家逃走的。回到家已午夜十二点钟了，吴季严还在等候，他们知道了新的情况，也没有作出新的结论。他们就回去了。我想，既然特别叫我逃走，虽然早已过了十点钟，我也不可大意。于是夫妻商量，准备一个小箱子，带一点必需的东西，出去住旅馆。正在收拾时，龙华司令部侦缉员伙同提篮桥巡捕房的中外巡捕来敲门了。
大汽车把我们夫妇连同烧饭的小大姐送到提篮桥巡捕房，关在铁笼之内；汽车又开走了，不久之后，送来了何资深夫妇。于是，我想到告密者是马玉夫。马玉夫知道何资深的家，彭述之的家，最近也从王芝槐那里知道我的家，以及开大会的房子。果然，不久之后，汽车又送来王芝槐夫妻和女儿，宋逢春和江常师。我们一夜末睡。上午九点钟以后，汽车送我们所有被捕的人到租界法院去，问了几句就送回提篮桥巡捕房来。入门，我们看见陈亦谋，王凡西，濮德志三人关在铁笼内。原来，开会的房子内还留下巡捕看守着，他们几个人如期赴会，都被逮捕了。王凡西带了张特一道去（我忘记了这次会属于什么性质），一进门，张特便被带上手铐，王凡西急忙冲向后门，巡捕去赶他，张特便带着手铐从前门逃走了。他到街上，坐上黄包车到江湾去，在江湾什么人家里敲脱了手铐。
据何资深说，那天早上，陈独秀到何资深家去，进弄堂便遇着何资深家的房东。房东告诉他昨晚何资深一家人被捕事。这话是近情理的，但不知何资深是想像出来的，还是听以后被捕的人说的。
我们在提篮桥巡捕房内，分别关在男看守所和女看守所。在男看守所，我们一起关在一个大房间内，大房间附近有小房间，其中也有犯人。一天下午，一个律师来，有个人陪律师来，从小房间内提出一个犯人来问话。我们中有人认识他是楼国华，从他和律师谈话中听说，他二十二日到大连湾路那个房子去找朋友，不幸叫错了门，就被捉来了，他是虞洽卿经营的一个什么公司的职员、陪律师来的人就是虞洽卿的儿子。因此，他和我们关在两处，分别处理。我明白，那是刘仁静托他通知住在那个房子的人逃走的。以后知道，他事先把家里的文件都搬走，做好被捕入狱的准备，然后去大连湾路敲那幢房子的。他本是我们的话集团的代表，五月一日他的爱人、也是同志，分娩，他不能出席，才由宋敬修代替他出席大会的。
几日之后，全案都解到租界法院听审。王芝槐及其妻女，以及刘静贞，张以森不引渡，关押在法院的看守所（一个月以后才释放），楼国华以一万元保释候审。其余都引渡给上海警备司令部：郑超麟，贺贤深，主义方，李纲，朱德明，王子明，王芝明。
我们一部汽车装到西门白云观去，那里是司令部侦缉队驻在地。队长姓马，安徽人，分别审讯我们。我报的姓名是王简，江西赣州人。他说；“不行，你连姓名都不承认，叫我怎么交差？”为此磨了很久，最后他拿出电刑来威吓，我仍不让步。他说：“你也要替我设想，我并不要求你做别的事情，只要你承认真实的姓名，承认加入共产党就够了。”说时，他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子上写“仲甫“二字，说道：“我也不问你这个，他是我的老朋友。”这样说，我只好承认了真实姓名，共产党员。
马玉夫知道惟有通过我才能找到陈独秀。我一进提篮桥巡捕房，司令部侦缉员王斌就要我“帮帮忙”，说出陈独秀住在哪里。他要求外国捕头用刑，捕头不答应。到引渡那一天，他双手一摊说，过了那么多天，说出来人也跑掉了。白云观马队长大概也认为即使我说出，陈独秀也搬了家，因此落得做人情。
其他的人，除何资深外，不是司令部指名逮捕的，故没有真假姓名问题。他们在白云观都照了相，拿给马玉夫指认，马玉夫总已认出，但并不强迫他们承认真姓名。何资深，则马玉大误为姓“贺”，哪一个书记又把“资”字误写为“贤“字，于是以“贺贤深”的姓名吃了六年多官司。这对何资深有好处，因为他是济南法院看守所的越狱人犯，国民党正在通缉，发现之后会解回济南处理的。王凡西，濮德志，陈亦谋，连家里地址也不说，挨了王斌几下藤条，也就过去了。
我们大概在白云观关了一个星期至十日，便解去龙华司令部看守所。起解时，一个侦缉员告诉江常师说：“你们的事情，是马玉夫干的。”
我们在龙华约一个多月，才看见楼国华解来。他的朋友出一万元保他出去，保证随传随到。他以为无事了，就出庭听审，以便拿回一万元保证金。谁知王斌拿出他当大会代表时填的一张表格。那是从何资深家中抄出来的。
我们在龙华司令部看守所内有活动，有斗争，有一些不寻常的事可记，但我不准备在这里说。我只说一件事。从外面传来消息，我和何资深二人要处死刑，其余都不要紧。十月底或十一月初，我个人提出去照相。老犯人都知道，照了相之后二三日就要枪毙的，无一例外。我自己也看见了几批犯人都是枪毙前照了相，这有什么办法呢？“瓦罐不离井上破”。可是，第二天平安过去了，第三天又平安过去了，以后几天都无事。最后全案七个人都收拾东西提到一个院子里去，一个法庭书记官拿着簿子站在台阶上宜读刑期。我判十五年，何资深判十年，濮德志判两年半，其余都判五年。宣读完之后，我们都解到漕河泾模范监狱去了。
据人家告诉我，我不死是由于熊式辉解除了上海警备司令职务，由戴戟接替的原故。戴戟是十九路军的将领，十九路军当时开来驻防上海，比蒋介石嫡系军队开明一些。
我们怎样由漕河泾监狱解往杭州，由杭州解往苏州，由苏州再解往南京，以及在南京狱中的五年半生活，我都不在这里写了。
最后，应当说说，我们怎么会知道五月二十一日夜里要来捕人的。我们的同志，沪滨书店经理马任之，原名马轼材，北伐时随何应钦军队来到福州，在福州进行革命工作，同福建国民党左派领袖潘谷公合作，一九二九年，潘谷公逃亡在上海，二人时常见面。龙华司令部军法官多数是福建人，其中有潘谷公的朋友。不知道怎样，潘谷公得到了逮捕我们的消息，便通知马任之，马任之急忙乘汽车通知家在金神甫路的彭述之，接着也要乘汽车通知我。适逢谢德磐在彭述之家中，彭述之说让谢德磐回沪东去通知好了，于是误了事情。马任之自然不知道还要逮捕何资深和大会会场的人。
如是我闻
我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夜里被捕至一九三七年南京轰炸以后的八月二十九日早晨出狱，共六年三个月都在狱中度过的。这个期间的托派活动，我不是亲知，而是得之传闻的，一部分在监狱内听说，一部分则是出狱以后才知道。以下所说，我不能保证正确无讹。
我们在龙华司令部看守所时，外面就传来消息。说我们的话集团有四个人发表宣言，脱离托派，投降了国民党。这四个人是：梁干乔，张师，陆梦衣，第四个是谁我忘记了。他们那时是简单从革命走入反革命，却未以出卖组织和同志为手段向国民党献见面礼，比马玉夫略胜一筹。（我说的是“当时”；后来，张师和陆梦衣都成了国民党的特务头子，梁干乔则成了胡宗南部下的反共中心人物。）
这四个叛徒的作为并没有什么出人意外之处。我们的话集团本来是反对同陈独秀派统一的，接到托洛茨基信后他们不得不执行，但有少数人内心始络反对。这个集团的区芳派品质是好的，梁干乔派则不好。区芳被捕入狱后，梁干乔当权，他有野心要当统一的托派的领袖，以此耍阴谋诡计。他曾计划，统一大会选陈独秀为总书记，但选出后就派陈独秀去土耳其，而由他梁干乔代理总书记。结果，事与愿违。当选票数最少而又相等的是他和彭述之。第二轮投票时，彭述之当选了，他落选了。彭述之在到会的大多数代表中声名已经是臭的，但梁干乔比彭述之更臭。
我们开大会时侯，属于战斗集团的王平恰好因事回山东老家去。大会开后，他回到上海来，那些不满意于大会的人向他说了大会的坏话，他扬言要领导反大会的活动。这是我们未被捕以前传闻的话，以后不知何时他也跑去做国民党的特务，改名王伯平。
我们的话集团中有一部分人，在我们被捕以后，离开了上海去广西。其中有张特，史唐。当时广西是李自当权，招贤纳士，搞什么自治，要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抗。张特是广西人，其余的人不见得都是广西人。张特去做了官，参加了桂系内部的斗争，不久就抛弃托洛茨基主义了。但有一部分人，以史唐为首，不是去做官，而是去中学教书，在课堂和课后宣传托洛茨基主义，影响了不少的学生，在广西几次学生运动中发生了作用。但史唐等人不在广西发展托派组织，他们自己也脱离了中国托派组织关系。这是记述梁干乔四人叛变而连带说起的。
我们在龙华司令部看守所时又看见新来了七个托派犯人：尹宽，蒋振东，刘毅，宋敬修，及其他三个人。他们都不关押于我所在的弄堂内。经过别人的了解，有两种说法：尹宽说，他们看见当时没有领导机关，他联合几个同志在福州路一个旅馆开会，要建立个领导机关，不幸一个与会人是特务，出卖了他们；宋敬修则说，当时已有领导机关，尹宽联合一部分人搞小组织，他宋敬修闻讯去旅馆劝阻，不幸一起被捕。究竟孰是，我弄不清楚。[4]以后尹宽和宋敬修都判了徒刑，蒋振东，刘毅及另三人则交保释放。后来宋敬修死在狱中，尹宽则借保外就医名义逃脱了。
以陈独秀为首的领导机关，不知道何时恢复起来。当时，我们被捕，宋敬修又被捕以后，照我的回忆，中央委员连候补在内，只剩下陈独秀和彭述之二人：王芝槐到浙赣路做小工去了，区芳已死于狱中，一个香港工人大会后就回香港。濮德志和宋逢春虽已出狱，暂时不参加活动。这个领导机关究竟做了什么工作，我也不知道，这中间经过了九一八事变，又经过了一二八战争．群众处于发酵状态，工作是有条件去做的。
一九三二年夏末或夏初，彭述之，李季，吴季严，杜畏之四人在上海中山公园开会或接洽什么事情，事毕，彭述之和李季从后门出去，吴季严和杜畏之从前门出去。顾顺章守在前门认出吴季严（但不知他的姓名），便把吴杜二人捕去了。解到南京卫戍司令部，杜畏之是安徽大学教授，与安大校长程演生通了电话，司令部派人送他去安庆交给程演生，他当夜逃回上海。吴季严终于被发现，判了无期徒刑，几年之后家属活动出狱。
一九三二年十月间，我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这个监狱的教诲所所长名沈炳栓，杭州法政大学学生，本是共产党员，四一二在杭州被捕，不知怎样替国民党做事情，当了中央军人监狱的教诲所所长。政治是复杂的，一般人总会说这个人做了叛徒，我当时也是这样看。然而不然。他在中央军人监狱中给政治犯尤其社会上知名的政治犯以各种照顾。我初去关在南监，几个月后他叫第二科把我调到优待间去，那里已经有两个政治犯在，都是中央大学学生，一个名杨晋豪，浦东人；一个名汪楚宝，苏州人，汪荣宝的异母弟。搬定之后，沈炳铨来看我们，说监狱有个计划，要教文盲犯人识字，因此调我们三人来这里编识字课本。他们二人都表示感谢并愿意担任这个工作。我没有作声。这个优待室在南监犯人的运动场边，我们放风时都看见的。据说，牛兰夫妇曾住在这里，以后调走了。我们一九三二年夏天，放风时看到住在这里的是两个政治犯，中共党员，名陈家康和甘泽民、都是外国留学回来的，我在龙华司令部遇见他们。此时这两个犯人替军法司司长王震南修理汽车，王震南叫监狱当局让他们住在这里优待间。放风时．我听犯人说话的口气，很鄙视那些住优待间的人。陈家康，甘泽民调走了，沈炳铨就讨下这个优待间给我们居住。
正在那几日，一天我认识的一个青年政治犯来看病（运动场对而就是医务所），我正在优待间门前活动，这个人告诉我说：“陈独秀被捕了”。好像一个响雷在我头上爆炸。我在龙华司令部看守所时，听到墙外空地上响了一枪，知道又有一个政治犯被杀了。几分钟之后一个看守兵，江西人，到铁门前告诉犯人，说刚才枪毙的是一个老头子，共产党头子。当时，我也吓了一跳，过后才从别的政治犯传出，枪毙的是向忠发。现在，在优待间，我希望所传不实，可是当日或次日，沈炳铨来看我们，装做不经意地说，陈独秀不会死的。我不假思索地说，他被捕后那有不死的道理。沈炳铨原想他的话可以引起我的惊讶，想不到我的话反而引起他的惊讶。他非常惊讶地问我：你怎么知道陈独秀被捕的？我不记得我怎样回答他。总之，他会感到这里的政治犯消息很灵通。事实上，这里的政治犯消息是灵通的。
几日之后，我打个报告给沈炳铨，要求不住优待室，回到原来的南监去。他只好叫第二科调我回南监去了。
既然提沈炳铨，我也应当说说后来的事情。一九三三年夏初，他又到南监来看我。他这次就明白告诉我，他是受我的朋友他的同乡华林的请托来照顾我的。他问我，现在有一个机会。即是军法司要调几个懂得外文的人翻译外国军法作为制定中国军法的参考，翻译的人住在北监，白天在教诲室工作，晚上回监房睡觉，我愿不愿意去？既然是华林的请托，情况便不同了。我答应去。
以后，我的爱人刘静贞来看我，告诉我陈独秀被捕事，说是谢德磐告密的。我问她：是事先告密的，还是被捕之后供出的。她才说是被捕之后供出的。
刘静贞在上海教书，每年暑假和寒假都要来南京军人监狱看我，在学期中也有一次或二次来看我，同时当然也要去看陈独秀，但到我释放之后我才知道她负有联络狱中和狱外的任务一上海组织的书信和文件由她带进狱中，狱中的文章和文件，由她带出狱外。每次，她都是把文件放在洋铁饼干箱底下，上面再放好饼干的。每个文件，她不见得都看过，而且她也不是负责联系狱内外的惟一的人。为了她经常担任这个工作的原故，陈独秀指示不把她编入支部。在上海的负责人似乎也有直接来狱中看陈独秀。当时发表的油印刊物的文章，以及至今还保存着的陈独秀的秘密信件，都可以说明这种狱内外联系的性质，以及陈独秀当时遥控上海托派组织到何种程度。
刘静贞一九五二年被捕后曾向政府交代了她那几年中负担的狱内外联系的工作。她于一九五七年出狱。想不到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中她受了批斗，人家要她交代“饼干箱”的事情，把她当时欺骗国民党专政机关的行为当作她的“反革命罪行”来斗争。
陈独秀被捕之后，上海的组织怎样恢复起来，我不清楚。据说，重要的是陈其昌，以后尹宽出狱来帮助他；尹宽第二次被捕之后，王凡西出狱也来帮助他。就在这个时候，党内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斗争。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个南非籍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来到上海，从事新闻工作。他做了上海《密勒氏评论》周报的副主编．地位仅次于正主编斯诺。他名Frank Glasse，汉名李福仁。受他的影响，上海另一个左倾的报人伊罗生(Harold R. Isaacs），由倾向第三国际转变为倾向第四国际了。这二人都想发展中国托派组织。他们找到了陈其昌，同时也找到了刘仁静。李福仁拿出三百块钱给陈其昌去设立一个印刷厂，一个特别的印刷厂：没有机器，只有铅字，每次把铅字排好，铅条夹好，就把油墨涂上去，印出书报了。刘仁静此时恰好从北平调了几个青年学生到上海来，夺取托派组织的领导权。他们成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以刘仁静为总书记，斯朝少、刘家良、扈文章，王树本为委员，得到了李福仁的支持。似乎李福仁也是这个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但尹宽和陈其昌不承认这个中央委员会，不肯把他们掌握的那个“印刷厂”交出来。双方互相斗争，有理论问题上的斗争，也有组织问题上的斗争，也有个人生活上的斗争。这些问题，我都不清楚，只知道陈独秀支持尹宽和陈其昌，而刘仁静的中央则开除尹宽和陈其昌，连带着也开除陈独秀。这一切，李福仁都同意的，支持的。陈独秀不信任李福仁，说这个外国人是租界巡捕房的暗探，叫同志们不要去理他。不久之后，刘仁静的中央被国民党破获了，全体被捕。于是领导机关又只有尹宽和陈其昌那一个了[5]。
刘仁静一案解到南京卫戍司令部去，刘仁静立即做了叛徒，因之没有判刑，只送去苏州反省院反省。其他的中央委员，斯朝生，刘家良，扈文章，王树本则不肯投降，因此判了徒刑，刘家良判七年，其余三人都判五年。他们都解到中央军人监狱来监禁。
我在中央军人监狱遇着斯，扈，王三人，但没有遇着刘家良，因为刘家良还关在南监。他们不知怎样找到了中共一个政治犯．请他向我介绍他们的情况。我不认识这个政治犯，他却认识我：他在印刷工场做工，西部犯人放风场所就在印刷工场窗外。一天，不记得是哪一年，总之抗日战争前一年或二年，一个印刷工场政治犯喊住在放风中的我，我站在窗外，他站在窗内，说了几分钟的话。他告诉我，有四个托派犯人在南京司令部内表现得很不错，他们要找我谈话，怕我不信任他们，所以先要他给我介绍。以后，在放风队中一个人跑来同我并排行走，告诉我名胡文蔚（即扈文章）；另一次，则是王华亭（即王树本）同我并排行走，以后一连几次。胡王二人告诉我，他们同尹宽和陈其昌斗争的经过，特别说到印刷机关事，当时我还以为双方不过争夺一架油印机而已。想不到所谓印刷机关竟是一个“印刷厂”。王华亭还告诉我，他们对于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次，在浴室里，斯朝生遇着我，谈了许多话。他与胡王不同，谈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听说，我不久就可以释放，于是斯朝生主张我出去办一个杂志，宣传托派的观点。我同这三个人讲话，都避免表示态度。他们也都在我面前骂刘仁静。
后来，出狱后，我听说刘仁静在反省院中表现得十分无耻。他做了反省院的“学生会”（或别的名称，总之是特务设立的犯人假自治的组织）的会长，何子贞做了副会长，完全站在国民党特务立场整共产党政治犯。我在中央军人监狱也看到了一期反省院刊物，其中有刘仁静捧陈立夫唯生论的文章。（按这期刊物中有刘仁静和彭康两篇文章，一篇是论老子的，一篇是论唯生论的，现在大概可以找到。）
斯朝生，刘家良，息文章，王树本四个人也是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出狱。他们在南京先住旅馆，再回上海。在旅馆中，斯朝生表示他不干托派了。其余三人还在上海干下去。他们继续在托派内部反对陈独秀，甚至骂陈独秀为“四马路娼妓”。扈文章后来去东北参加什么抗日队伍，一去便无消息。刘家良在越南被捕牺牲。王树本则于重庆解放时死在中美合作所里。
那个印刷厂发生了一次风波。不知道是在刘仁静派夺权以前，还是以后。一个参加印刷工作的同志起了私心．要吞没这一副铅字，于是李福仁装扮英国捕头，邵鲁开汽车，电话小赵冒充翻译，到那间屋子去，把铅字抢出来。
在南京的老虎桥监狱中，陈独秀和彭述之最后决裂了。濮德志和罗世藩站在陈独秀方面。外面，尹宽和陈其昌也是反对彭述之的。
与陈独秀，彭述之同时被捕的，除濮德志和罗世藩外，还有曾猛，何子贞，彭道之，宋逢春四人。曾猛判刑不久，就通过黄埔同学关系活动出狱了，他写了悔过书，被同案的人视为叛徒。何子贞也活动出去，但通过反省院，表现恶劣。彭道之是彭述之的弟弟，生伤寒病，死于狱中。宋逢春也活动出去了。
陈独秀在狱中还有一事可记，那就是一九三五年（恰切的时间查得出来）茅盾负责编辑《中国的一日》时，通过汪原放请陈独秀在指定的一天写一篇记事或感想。结果陈独秀写了一篇感想，登载在《中国的一日》内。茅盾也通过什么关系请中央军人监狱中的楼适夷写一篇，楼适夷也写，其中有我的影子。书出版后，我在中央军人监狱看到了。陈独秀那篇感想完全充满了国际主义精神，同他平时站在中国一国立场谈中国革命，是不同的。这篇感想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南京分手一夕谈
一九不七年七月七日发生卢沟桥事变，从此时起进人全面的抗日战争。当时国共二党已经第二次合作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南京设有办事处、共产党要求释放政治犯，社会舆论也要求释放政治犯，但一些名流，陈独秀的老朋友，则早已活动要求释放陈独秀了。
还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八路军办事处设立以后，办事处一个负责人潘汉年曾来中央军人监狱探望他的堂兄潘梓年，告诉潘梓年说：普遍释放政治犯．国民党还不肯做，只说中共可以提出名单，指定释放某几个政治犯，那时国民党可以考虑。潘梓年回来说了、我间接听到了这话。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判了无期徒刑的潘梓年就比其他的政治犯先释放出去。于是才有释放政治犯的“名单”问题。如果所有政治犯都释放，那就没有什么“名单”问题了。
现在有一种传说，说中国共产党要求国民党释放的政治犯名单中包含陈独秀在内。我过去未曾听说此话，以常理推之，也不会有这件事情。陈独秀出狱，是那些社会名流活动的结果，与中共无关。形式手续是胡适和张伯苓二人出名保释的。国民党什么机关作出决议，说陈独秀“爱国情殷，深自悔悟”，准予保释。（出狱后，陈独秀八月二十五日以写给上海申报编辑部的信的形式提出抗议说，“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总之，陈独秀出狱，与中国共产党没有关系。
我还看到国民党特务龌龊的记载。一个说，周恩来曾去狱中看过陈独秀；另一个说，陈立夫和陶希圣二人从狱中接陈独秀出来，住在国民党中央的招待所，当晚陈立夫请客，陈独秀在筵席上说了许多感激涕零的话。这些都是有意捏造的混账话。周恩来绝没有去狱中看陈独秀的事情。至于陈独秀出狱，那是他的学生陈钟凡（当时任金陵大学文学系主任）亲自去监狱接他来陈钟凡的在阴阳营家中居住的。
至于我们关在中央军人监狱中的托派犯人和关在老虎桥监狱中的托派犯人，则我们的出狱更与中共的营救无关。此时，上海已经发生战争了（八月十三日），南京也开始轰炸了（八月十五日），国民党准备放弃南京，于是援用资产阶级国家战时疏散监犯的规定，释放大部分监犯，不论是政治犯，是刑事犯，是军事犯。濮德志、罗世藩、彭述之都于八月下旬出狱。罗彭立即去上海，濮立即回安庆。何资深刑期比我短，比我先四日或五日出狱，他还去老虎桥监狱看了陈独秀，他也看了濮罗彭三人。陈独秀安排何资深和我夫妇去安徽绩溪县亚东图书馆汪孟邹家中暂住。何资深未待我出狱，便由我妻刘静贞送去芜湖的科学图书社了。我至八月二于九日才出狱，立刻同我妻到阴阳营陈钟凡家去。那是一座二层楼洋房子，楼下设会客室、饭厅，楼上正房住着陈独秀和小潘，陈钟凡家属已经遣送回盐城了，他本人退居在楼上偏房。我夫妇去时，陈独秀和小潘都不在，我们都在楼上正房等候。小潘先回来，陈独秀下午才回来。下午有几起客人来访问他，他都在楼下客厅会见他们。我们夫妇在街上买点蛋糕，面包当作晚饭。那天夜里，我们都在陈独秀的房间中地板上睡觉，次日一早就动身去芜湖了。
我们上下楼梯时都看见陈钟凡从他的房间出来，陈独秀没有介绍我们姓名，只说我夫妇本住在南京东城，因怕轰炸避到这里来的。陈钟凡看见陈独秀总是垂于待立．像旧时学生见先生的礼节。我在陈独秀房内床头桌子上看到了陈钟凡新作的一首五言古风，赠送老师的。其中有两句用了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故事，歌颂陈独秀。
晚上我同陈独秀谈了话。我对于抗战的意见，何资深前几日看见他，已经同他说了，他自然不赞成，但这晚谈话中他有意不提我的意见，只将他在狱中已经拟好的几条提纲拿给我看。我仔细看了。我也不赞成他的意见。我已经忘记了这几条提纲的内容，只记得其中有一条，说我们暂时对国民党政府“休战”。我特别反对这“休战”的一条。我看了不响。他知道我不响，就是反对。因此关于对此次战争的估计和态度的问题．我们就谈不下去了。我们于是谈些其他的问题。其中也谈到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当时我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不是一般的反对，而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各个方面都反对。我的反对，特别受了过去不久的莫斯科党狱的影响，而又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同斯大林一鼻孔出气的。我从陈独秀过去的态度，以及他那晚同我谈话的语气，知道他也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我把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凝结为一个问题提出来。
我问陈独秀：中国共产党会不会解散他们的党组织，而全部加入国民党？陈独秀想一下说：不会的，他们如果这样做，就不会完全发挥他们的反革命作用了。说时特别加重“反革命”三字。从这句回答的话，我完全明白陈独秀比我更加反对中国共产党。由此可以知道，当时国民党方面和共产党方面传出来的什么陈独秀要求回共产党工作的一类的话是纯粹出于捏造的。这些话现在还有人传说。甚至有人捏造陈独秀对董必武说的话：“回党工作，固我所愿”；又有人捏造陈独秀一九三八年在武汉口口声声说“党的路线和政策完全正确”,“我们坚决拥护党的政策”，等等。陈独秀反对中国共产党只有比我更加彻底，所不同的只在于他当时并不反对共产党实行的联合国民党一同抗日的主张而已。陈独秀对此主张有他自己的解释，并不等于承认“党的路线和政策完全正确”。
陈独秀以后的言论和行动、直至于他的死，都可以用他那晚同我谈话时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来说明的。
我们还谈了别的话，我只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要我负责完成濮德志和罗世藩二人在老虎桥监狱中已开始了的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即《苏联的现状与前途》）的翻译工作。原文是英文，我把已成的译稿和原书带去绩溪县补译和校正以后，就寄回上海出版了。似乎我出狱前，陈独秀已经把原书和译稿交给了我妻刘静贞。我至今还记得陈独秀对于这本书的评价。他说，托洛茨基这里不仅仅是反对斯大林和当时的苏联，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
这就是我和陈独秀之间最后一次见面和最后一次谈话。
次日一早，我们夫妇就离开陈钟凡的家去中华门外的火车站向芜湖去了。他送我们到门口，看我们上黄包车出发后向我们招手示意。
我们夫妇到达绩溪县后还同他通了几封信。他写给我们的信可能还不会完全丢失。
我告别了他以后，他在南京，武汉，重庆，江津的生活，思想和行动，我只间接知道一部分，只好让别人去回忆了。
（四）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回忆中国托派运动，回忆陈独秀与此运动的关系，不淡起中国托派内部的理论争论，是不行的。要叙述这些理论争论，最后非追溯到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不可。
托洛茨基对陈独秀的评价
听刘仁静说，他在土耳其托洛茨基家中曾同托洛茨基议论陈独秀。托洛茨基着重陈独秀的革命家本质，但说陈独秀不是理论家。刘仁静后来反对陈独秀时，把托洛茨基这话说出来了。他的着重点自然放在陈独秀不是理论家这一点上，而不是放在陈独秀是革命家那一点上。他把托洛茨基这话当作一种贬词。我倒认为这是实事求是的说法。问题在于如何理解托洛茨基心目中“理论家”三字的意义。
托洛茨基说的“理论家”是指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的理论家，是指列宁和他那样的理论家，至少也是指那些熟悉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又熟悉马克思主义借以建立的那些理论体系的人而说的。这些理论家不仅精通理论，而且善于结合实际来谈理论，善于用理论来说明实际，当理论说不通时又能根据实际去补充甚至修正理论。陈独秀显然不符合于这种“理论家”的条件。
但这话并不是说陈独秀不是理论家。他在准备和参加辛亥革命时，在反袁反段领导新文化运动时，在建立中国共产党时，在领导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时，都有他自己的理论，都写出理论的文章。现在回头看看他革命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出，在每一个时期他都能凭借自己敏锐的眼光，看出客观形势的要害，紧紧抓住要害而提出应付的方略。在辛亥革命前，他看出了当时的形势，“维新” 已经不行了，非“革命”不可，于是他从“康党”变成了“乱党”。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失败后，他看出了当时的形势，新军，会党，武装行动已经不行了，非直接攻击传统的道德和文化不可。于是他去办一个青年杂志，攻击二千多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孔孟学说。他不学康梁假借“今文学”去进行改革甲也不学章炳麟假借“古文学” 去进行改革，而是干脆推翻孔丘本身。当时的客观形势恰好需要 “打倒孔家店”，今文学的孔子和古文学的孔子都不能吸引青年人。五四运动以后，他看出仅仅进行文化革命是不够的，非进行政治革命不可，于是他投身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结合当时的志同道合的人建立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日起，他的看法便与共产国际东方部那些“中国通”发生分歧了。在一九二六年中山舰事件后他直接提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而实行党外合作的建议，可是遭遇到那些“中国通”的反对。这时他受了纪律的束缚，不能毅然决然同反对者决裂，像他在五四运动后期为了要不要“谈政治” 的问题同胡适一流人决裂一般。所谓“大革命”失败后，他明白看出革命是失败了，而失败的责任应由那些“中国通”，最后应由当时篡夺了苏联大权的斯大林负担，但他弄不清楚斯大林为什么要否认革命失败，又为什么要把过去的错误推诿于他的身上。他思考了一年多，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直到一九二九年中期看到了托派文件之后才恍然大悟。
综观他的一生，过去看出形势要害，抓住要害，定出方略．固然是由于他的眼光比同辈敏锐，但也由于当时客观形势已经成熟了,容易看得出来。到了形势尚未完全成熟，不容易看出，那就光凭敏锐的眼光还是不够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有系统的理论，需要精通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恰好缺少这个本领。他往往料事正确，往往看出客观形势的要害，却不能从系统的理论去分析这个形势，却不能看出尚未完全成形的要害。
但我们不能因此贬低陈独秀作为革命家的地位。不是马恩列托那样的理论家仍旧可以算作优秀的革命家。卡尔・李卜克内西是个响当当的革命家，但他不理解辩证唯物论，甚至反对辩证唯物论。反之，普列汉诺夫是熟读而且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但他看不清客观形势。就革命来说，与其要一个精通理论而看不清形势的人，宁可要一个不精通理论而看得清形势的人。陈独秀盖棺论定，应当说是中国的和世界的有崇高地位的共产主义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中国革命的思想家，理论家，即使不是马恩列托那样的理论家。
中国托派内部的理论争论
中国托派从接受托洛茨基主义起就有内部的理论争论，一直到现在恐怕尚未完全止息。
我们陈独秀派一九二九年五六月间看到托派文件之后．不是一下就接受托洛茨基主义的。我们的接受有一定的过程。中国的革命已经失败，革命失败的责任应由斯大林负担，这二点我们立刻就接受了，因为正是我们自己的思想。但中国社会并非封建残余占统治地位，是早已资本主义化了，乡村落后的经济关系是受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支配的，中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因此，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剥夺资产阶级的财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配合世界各国革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总之中国革命或中国第三次革命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这几点，我们并非一下子就接受下来。我们各人经过相当时期的思考和讨论，才接受了；接受的程度和快慢，各人情况也不同。抵抗最长久的还是陈独秀。他提出许多不同意见同我们（主要是同尹宽和彭述之）辩论，不仅口头辩论，而且写出文章来辩论。可惜陈独秀写的这些文章都丧失了。据尹宽同我说，每次辩论结果老头子都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我们的意见；但下次来时，他已经接受了我们的意见，以我们的意见为基础再提出问题了。
陈独秀终于接受了中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见，接受了城市支配乡村，资本主义利用封建剥削的意见，而目把这些意见化为他自己的思想的有机成分。他还从他的丰富的中国历史知识说明中国的商业资本主义的特殊作用，甚至以他的古文字学知识说明中国没有经过奴隶社会阶段。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件事情。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周恩来和向忠发二人到老靶子路上陈独秀家里去谈话，正在此时彭述之闯进去了，这两个客人站起来同彭述之握手，说好久不见了。以后，彭述之也参加了谈话。我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也不知道那日两个客人去的目的，但从彭述之或陈独秀口里知道了一个谈话题目，那就是讨论究竟是城市支配乡村，还是乡村支配城市。陈独秀提出这个问题，向忠发冲口而出，说当然是乡村支配城市，周恩来在旁转圜说：不能够这样简单说。周恩来懂得社会常识，知道向忠发的话会给人耻笑。此事发生于陈独秀正在接受托洛茨基主义的过程中，我并不以为这是他接受托洛茨基对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看法的表现，因为城市支配乡村乃是常识，不必等待接受托洛茨基思想才能这样说的[6]。这不过是时间的偶合罢了。但在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政权性质问题上，他至死没有百分之白接受托洛茨基的意见。一般接受了的，勉强接受了的，但并非百分之百没有意见，一直到一九三八年底，他在答托洛茨基的信中还批评某些托派同志说的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性的意见。其实，抱持这种意见的同志却是正确理解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而陈独秀至死还未正确理解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现在有文件可查的，是陈独秀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当前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当年列宁在俄国喊出的‘无产阶级及农民的民屯革命”’。这是表示陈独秀已经接受了托洛茨基的思想，但在革命性质问题上还在动摇。到了一九三○年二月十七日回答共产国际邀他去莫斯科的电报时，则他提出“无产阶级独裁”来对抗中共中央的“工农民主独裁”。这就是说，他把政权性质问题解决了，因此社会性质问题也解决了。最后，到一九三八年，他只有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是否社会主义性的问题尚未解决。
当年，同陈独秀辩论的尹宽和彭述之也到死未曾正确理解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当年，在我们几个小组的讨论中，尹宽曾反对我们同党内的人讨论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他认为我们只在革命高潮低潮，革命失败应归谁负责，现在应该进行合法的和平的斗争等问题上同党内的人讨论就够了。他认为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的讨论是学院派的，是有害的。尹宽会写文章，但我忘记了他是否写过理论性的系统性的文章。由他这个反对．我想他恐怕不见得理解清楚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什么。
当年，我在小组会上同彭述之发生一次辩论。陈独秀和彭述之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我陈述我的意见：中国革命本来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过去的失败，从理论上说，就在于把中国革命看做资产阶级革命。我这个意见，其实是卑之无甚高论。一九二二年六月我在巴黎同许多其他同志发起组织少年共产党时就是抱持这个思想的。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通过的党纲也是抱持这个思想。党纲说：“我党纲领如下：（一）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二）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三）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制品等生产资料；〔四）联合第三国际”。彭述之大概不知道这个纲领（我也是最近才看到这个纲领），他在那次小组会上反驳我，说中国第三次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但第二次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因为群众的觉悟可以决定革命的性质，在第二次革命中群众还没有这个经验，因之也没有这个觉悟。辩论过后，陈独秀发言，说得很慎重，但意思是倾向于彭述之方面的。这个问题在无产者集团没有辩论下去。以后，在协议委员会中，王凡西起草文件，写了“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话，又引起了轩然大波。首先是刘仁静发起攻击，据说《无产者》也有文章攻击。我忘记了这件事。其实，王凡西是有托洛茨基自己的话为根据的。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说过：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将被迫于动摇封建所有制同时就要动摇资产阶级所有制。总之，王凡西和我（我们当时尚未见面）至少形式上有不同；他只就第三次革命立论，我则以为第二次革命，即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也应该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
谈到托派内部的理论争论，刘仁静当然是一个重要角色。但对于这个人的思想，我始终摸不清楚。他以思想善变著称，一会儿左，一会右。我说不出他是否正确理解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这里我没有提到他，倒不是因为他后来堕落为反革命，为叛徒，为胡宗南和C.C.系的鹰犬的原故。
我们内部一九四二年的再分裂，也与革命性质问题有关（自然不是完全为了这个问题）。原来彭述之不仅否认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性的，而且否认第三次革命的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性的。他认为第二次革命的第一阶段还是民主革命，须待完成这一阶段的革命之后才能“不断”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不知道，过了几十年之后，彭述之今天是否对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有更多的理解？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我手头没有托洛茨基一九二八年最后写出的《不断革命论》小册子，也没有他一九○五年首次提出的“不断革命论”公式。在中国找不到这些东西。但我手头有托洛茨基一九二二年写的“不断革命论”公式，那是斯大林一篇反托洛茨基的文章所引，收在《列宁主义问题》内的。斯大林这本书是我的爱人刘静贞于一九六四年送入狱内给我看的，没有发生改造我的思想的效力，却给我以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公式，让我在狱中得以时时对照这个公式来检查我的思想。
现在，我把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中所引的托洛茨基公式转引于下：
正是在一九○五年一月九日事变到十月罢工这个期间，本书作者对于俄国革命发展的性质形成了获得“不断革命论”名称的那些观点。这个陌生的名称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直接摆在俄国革命面前的，虽然是资产阶级的目的，可是它不能停留在这些目的上面。除非使无产阶级执掌政权，革命就不能解决它当前的资产阶级任务；面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又不能以革命的资产阶级范围来限制白己。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它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这种情形下，它不仅会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 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
我们看见，俄国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正是按照托洛茨基这个不断革命论公式进行的。
这里应该说说，在这个问题上，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前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分歧和争论，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后二人之间趋于一致。
托洛茨基一九○五年提出他的不断革命论时，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同列宁发生争论。
托洛茨基认为，在当时落后的俄国，只有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要越出历史上这个革命的范围之外，无产阶级政权就不仅要深刻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深刻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列宁则认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越出历史上这个革命的范围以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开始，这两种革命是不能互相交错的，因此列宁坚持工农民主专政口号，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口号。列宁这类言论很多，我只能引一二条。
列宁在《二个策略》第十章中说，“我们的口号，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口号，无条件地承认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认为它决不能直接越出民主革命的范围。”
列宁在同书同章中强调这两种革命不能混淆，不能交错进行： “把小资产阶级为完全的民主革命进行的斗争和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的斗争混淆起来，有使社会主义者遭到政治破产的危险。马克思的这个警告是完全正确的”。
列宁在同书同章中，更进一步强调不能交错进行的道理：“当然，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过去和将来的成分会交织在一起，前后两条道路会互相交错，雇佣劳动及其反对私有制的斗争在专制制度下也有，甚至在农奴制时代也已经萌芽了。但是，这丝毫不妨碍我们从逻辑上和历史上把发展过程的几大阶段分开。但是，难道可以否认前后两种革命的个别枝节成分在历史上互相交错的事实么？难道在欧洲民主革命的时代没有许多社会主义运动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尝试么？难道欧洲不是还有许许多多民主主义性质的事情要由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去最终完成的么？"
这里，列宁承认两种革命的“个别枝节成分”能够“互相交错”, 正是为了强调它们的主要的根本的成分不能互相交错。
列宁这个意见一直保持到一九一七年他临回俄国的时候。这年三月二十日，即俄国已经爆发了二月革命以后，列宁在准备回国时候写的《远方来信》中说：“无产阶级利用目前过渡时期的特点，就可能而且一定能够首先争得民主共和国，争得农民对地主的完全胜利，来代替古契可夫，米柳可夫的半君主制度；然后再争得惟一能给予备受战争痛苦的各族人民以和平，面包和自由的社会主义”。
一直到此时列宁还坚持先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然后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即仍坚持这二种革命不可混淆，它们的主要的根本的成分不可互相交错。
但四月四日回到彼得格拉之后，列宁对于俄国革命发展的性质就有不同的意见了。首先，他放弃了“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而要求“公社国家”，要求“政权转到无产阶级以及跟随无产阶级的贫苦农民手中”。其次，他要求“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同时要求“立刻把全国银行并成一个国家银行，由工人代表苏维埃进行监督”。这就是要同时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侵犯封建所有制和资产阶级所有制。五个月以后写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说得更清楚：“现在是在二十世纪，只有对土地的统治而没有对银行的统治，是不能改变和革新人民的生活的。” 这里，两种革命互相交错的，并不是“个别枝节成分”，而是像没收土地和没收银行那样主要的和根本的成分了。
最后，十月革命以后几个月，列宁又明白说：“当时，革命是不是资产阶级性的呢？当然是的。因为当时我们要完成的事业是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因为当时‘农民’内部还没有发生阶级斗争。但同时我们超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做了很多的事情”。（《新时代新形式的旧错误》）
不仅超出了范围而已。十月革命以后四年，列宁明白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任务须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来解决．而且是顺便解决的。他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中说：“我们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作为我们主要的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作的‘副产品’顺便解决了。”
托洛茨基不过说革命于侵犯封建所有制的同时也要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而已；列宁则进一步说：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是主要的革命，侵犯封建所有制则是这个主要的革命的工作的“副产品”，在这个主要的革命的过程中“顺便解决”了的。
总之，一九一七年列宁回国以后，关于俄国革命发展性质的问题，他和托洛茨基之间就没有分歧了。
列宁死后，在苏联党内的激烈斗争中，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领导人之一越飞（即曾同孙文联名发表宣言的那个越飞）自杀了。自杀前，他写了一封遗书致托洛茨基，其中有一段记叙列宁生前他同列宁的谈话。列宁和越飞谈到一九一七年以前他同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发展性质问题上的争论。列宁承认：在这个争沦中，托洛茨基是对的，而他列宁是错的。
一九一七年，列宁和托洛茨基共同以不断革命论领导了俄国革命至于成功。十一三年以后，一九三O年，托洛茨基又以不断革命论回顾这次革命，解释这次革命，写出了他的三大卷《俄国革命史》。在这部历史中，他形象地说明了这次革命。大意说：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其内核是社会主义革命，但蒙着重重的民主外壳，把这些民主外壳一重一重地剥去．就露出社会主义内核了。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又是同他发现的“配合发展律”分不开的。列宁发现了“不平衡发展律”，解释了许多问题，托洛茨基则在此基础上发现了“配合发展律”，解释了更多的问题。这就是说，历史上许多所谓“过渡时代”，不仅有简单的“过渡”意义，而且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制度，过去的发展形态和未来的发展形态各有一些特点互相“配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制度。例如，欧洲近代史上所谓 “专制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一些特点和封建主义的一些特点互相“配合”起来的一种制度，它本身可以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可以形成自己特有的一套政治，文化，思想，等等。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俄国的制度，所谓“沙尔主义”，不仅仅是一种 “过渡”，而且是一种相当完整的制度，其特点就是资本主义利用封建的剥削和统治方法来支配整个国家。正是因为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互相配合而发展，所以当时的俄国革命就不能先动摇和剥夺封建的所有制，而必须同时动摇和剥夺资本主义所有制。许多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用托洛茨基发现的配合发展律来解释，就容易解释了。
中国托派内部，以彭述之为头子的一部人，为什么那样难于理解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究竟是缺乏理解力呢，还是假装不理解？他们对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口口声声只在念诵：革命要“不断”发展下去，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不可停顿下来，未曾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要去先完成它，使得以后发生的革命有一个最初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的阶段，等等。今年第十六期《红旗》有一篇批判康生的文章，其中引康生对于马列的不断革命论的理解，1康生说：马克思，列宁讲的不断革命论，"‘主要是讲从氏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阶段，不要停顿”。彭述之对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也是这样理解的二古人说，“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待”。以上说的是三十多年以前的彭述之，今天他对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否有不同的理解，则我不知道。
“国民会议”口号
中国托派内部的理论争论，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国民会议”口号。
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以后的中国问题》一文中主张当前应当在中国进行民主运动，而民主运动的总口号就是“国民会议”；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则应退为“宣传的”口号。托洛茨基这个主张是同他对于当时中国形势的估量不可分离的：他符合事实地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了，当前是革命的低潮，革命党在低潮形势下采取的策略不应当同在高潮形势下一样。
陈独秀在一九三○年二月十七日答共产国际信中引了列宁一段话，说：在反动时期，“革命党被迫着要完成他们的教育。他们已学习过进攻，现在应当教他们了解这个科学应该由退守的科学来补充”。在反动时期，在革命低潮时期、革命党应当采取与在革命高潮时期不同的策略，这本来是常识。布尔塞维克在一九○五年革命失败以后和一九一七年革命重起以前在俄国所采取的策略，便可以说明这个道理。可是托洛茨基给中国提出的“国民会议”口号，民主运动策略，竟在托派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个争论渐渐由内部传到外部。邓演达当时，正在进行第三党活动，他派了汽车接高语罕去谈话。谈话结果，高语罕向陈独秀汇报了的，我当时也知道，现在忘记论了，但有一点至今没有忘记。邓演达问高语罕；托派认为中国革命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为什么要提出“国民会议”口号呢？他不理解，正如他不理解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却采取武装暴动成立苏维埃政权的策略一样。其实，邓演达能够这样提出问题．只要他稍加思索，就不会不理解的。
中国共产党在第六次大会上勉强承认了革命失败，勉强承认了低潮形势，但内心还是以为处在高潮的。至少也以为高潮很快地就会到来。各种部署都是以高潮或高潮很快到来为基础的。不如此看，就不能解释一九三○年下半年的所谓“立三路线”的发生，也不能解释后来的所谓“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四年长久的统治。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正是革命高潮时期的策略路线。
中国托派也有一部分人认为革命还在高涨。他们接受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根本问题上的思想，却不接受托洛茨基对于当前中国形势的估计。统一谈判以前，我曾在北四川路老靶子路一个小书摊上看见一本油印的《我们的话》，我拿起来翻翻，就看见第一篇文章强调当前革命形势高涨。这样观点的人天然不会接受托洛茨基提出的“国民会议”口号。即使接受，也是违心的。他们会给这个口号以种种离奇的解释。无产者集团中似乎没有这样的思想。
中国托派也有一部分人把下次革命高潮看得太渺茫了，以为中国资产阶级政权会长期稳定下去，目前的军事独裁制度会渐渐改变为议会民主制度，因此设想将有一个议会民主的时期。这样观点的人天然欢迎“国民会议”口号。他们没有想到，果真实现这个前途，那么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不待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就能够自己解决了。据说刘仁静把这个倾向表现得最突出。
在这两个极端的倾向之间还有形形色色的倾向；总之，大多数人都不理解战略和策略应有区别，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应有区别，革命高潮时期和革命低潮时期应有区别。他们以为“国民会议”口号是与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不相容的，这个口号和苏维埃政权口号是互相排斥的。
人们纷纷写信给托洛茨基报告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托洛茨基回信中我还记得一点，便是他反对把国民会议口号和苏维埃口号绝对对立起来。他说，一般说来，我们要在革命低潮时期以“国民会议”总口号来动员群众，来引发革命高潮。但不能排斥这个前途，即当群众蠭起，选出了国民会议，由国民会议来领导革命时也可以用国民会议名义宣布中国为“苏维埃共和国”!
直到今天还有人间道，托洛茨基当初为什么要提出“国民会议”口号，这个口号在中国革命史上发生了什么作用？上面我已经说明了“国民会议”口号的积极的意义；至于这个口号在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作用，那么我们可以说，应当发挥这个口号的积极意义的中国托派，在其苦难的存在中，一面受国民党的肉体摧残，一面受共产党的精神摧残，已经无力去发挥这个意义了，只好让国民党垄断这个口号，去发挥它的消极的反革命的意义。
（五）陈独秀与托派
陈独秀究竟是不是托派？
这是今天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人，研究中国共产党史的人，研究和理解当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人，所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陈独秀在中国的以及世界的历史地位是抹煞不了的，那些传统的诬蔑之辞，是支持不下去的：
试想，人们过去在好几代人的心目中造成了什么样的陈独秀形象！一个葬送了大革命的机会主义者，叛徒，汉奸，国民党特务，反革命，等等！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一连五次被党的全国大会推选为最高领袖的陈独秀，竟是这样一个人！人们甚至于指定另外的人来充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
这个情况到去年才有转机。一九七九年是陈独秀诞生一百周年，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前后，报刊开始承认陈独秀领导五四运动的功绩。七月一日前后和十月一日前后，报刊也开始承认陈独秀缔造中国共产党的功绩了。革命博物馆开始挂出了陈独秀的像。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禁区，去年也开始打破了，研究者由此开始作出了合于事实的结论，公开出版的刊物和内部发行的刊物都有人写文章，证明陈独秀一九二三年说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要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话本是共产国际的意见，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实行机会主义路线也是遵照共产国际指示的。 后来，抗战期间，新华日报著文说陈独秀和罗汉通过唐有壬与日本特务机关订约，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贴的事情，现在也有人举出真凭实据，证明是政治诬陷了。过去说，陈独秀致中共中央论中东路事件的三封信，是陈独秀确定变为反革命的事实表现，现在也有人断言关于中东路事件的争论，当时中央是错的，而陈独秀是对的。至于投降国民党，做特务，拿蒋介石的钱，等等，则现在也有好多人举出种种证据来反驳。
但最后，遇到了托派问题。共产国际的禁区，已经开放了；托派的禁区尚未开放，今天还因袭几十年来的说法，还说国际托派和中国托派都是反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为什么会混到这个反革命政治组织去呢？
一些人说，陈独秀不过思想上受过托洛茨基影响罢了，他并未参加托派组织。
一些人说，陈独秀参加了托派组织，但他被国民党逮捕后便与托派组织割断关系了。
一些人说，陈独秀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出来后便声明他不是托派．即他与托派组织脱离了关系，以后也没有事实说明他与托派尚有组织关系。
一些人说，陈独秀参加托派组织时，托派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到了托派成为杀人犯，外国间谍，等等的匪帮时，陈独秀便脱离托派组织了,
一些人说，陈独秀临死前几年就放弃了托洛茨基主义思想。
等等。
自然，也有人明知托派并非反革命，陈独秀接受托洛茨基主义，参加托派组织，是他的思想有机发展的结果。但他们今天还不敢说出这话。
我看，我今天已经没有必要，在“机会主义”问题上，在革命失败“责任”问题上，在“反革命”,“叛徒”，“特务”,“国民党走狗”等问题上，在“汉奸”问题上，替陈独秀辩护了。我只要说明陈独秀同托派的关系的事实和意义，只要说明一切撇开托派关系而研究陈独秀的企图，都是掩耳盗铃的。
没有办法能够否认陈独秀参加了和领导了托派组织。也没有办法能够否认陈独秀在狱中通过秘密渠道控制了中国托派组织。这一切都有文件和刊物可以证明的。陈独秀出狱后声明他与托派组织无关，那不过是一种外交辞令。当时他要在抗战中把国民党和共产党影响以外的民主人士团结起来，不愿意首先纠缠在托派问题上；此外，当时的托派组织已被彭述之占据了领导地位，他也不愿意言论和行动受此组织的拘束。但我们从当时的文件可以证明陈独秀并未脱离中国托派组织。现在保存下来的他一九三八年致陈其昌等人的信，足以证明他仍旧把托派组织当作他自己的组织，把罗世藩，陈其昌，赵济，寒君等人当作他自己的干部，批评他们正是为了他们的好处，为了托派组织的好处，虽然他当时的活动并不是为了复兴托派组织。一九三九年初或一九三八年底，托派组织派陈其昌由上海辗转去江津看他，转达托洛茨基劝他出国的话，他亲笔写了答托洛茨基的信，其中语气也是明显把托派组织当作他自己的组织，尖锐的批评表明他的爱护之意。试摘引此信中的几段话如下：
中共人数远远超过我们，然亦只是知识分子和没有一点工人基础的武装队。我们在上海、香港二处有组织的人共计不满五一，其余全国各地游离分子大约在百人以上。
我们当然未曾幻想在此次战争中有很大的发展，然如果政策比较正确些，也不致像现在这样衰落。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以下批评这些极左派倾向，今略。）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下略）
我们不应该幻想着把工作等待收复失地以后再做，应该立即准备在日本继续占领的环境中，在当地狭小范围内，从头做起。（下略）
现时远离群众，远离现实斗争的极左派（中略），如果仍旧说大话，摆领导者的大架子，组织空洞的领导机关，妄想依靠第四国际支部的名义，关起门来自立为王，除了使第四国际的威望在中国丧失外将无所成就。
试问，这是一个置身于中国托派组织以外的人所能说出的话么？
当德苏协定签订时，为此协定所激怒，陈独秀在与友人通信中曾说过一些过头的话，但不能以此证明他离开了托洛茨基主义。
我手头有他逝世前半个月左右，即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三日写的一篇文章，（被压迫民族的前途》，可以证明他至死还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试摘引如下：
所以我认为在资本帝国主义的现世界，任何较弱小的民族，若企图关起门来靠自己一个民族的力量排除一切帝国主义之侵入以实现这个孤立的民族政策，是没有前途的。它的惟一前途只有和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者，被压迫的落后民族结合在一起，推翻一切帝国主义，以分工互助的国际社会主义新世界代替商品买卖的国际资本主义旧世界，民族问题便自然解决了。
这段话表明陈独秀至死仍是站在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立场反对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立场的。
那篇文章又说了如下的话：
有班人所诋毁我们所拥护的前期苏联，和有班人所吹拍我们所痛恨的后期苏联，大大不同。前期苏联是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场，后期苏联是站在俄国民族利益的立场。自从苏联的领导者因为西欧革命之顿挫乃中途变节，放弃了以世界革命为中心的政策，代之以俄国民族利益为中心的政策以来，各国头脑清醒的人乃日渐由怀疑而失望，直到现在人们对于苏联虽然内心还怀着若干希望，而在实际上只得认为它是世界列强之一而已。若要硬说它是社会主义国家，便未免糟蹋社会主义了。
这段话也是站在托洛茨基立场反对斯大林立场说的。所不同的是托洛茨基当时还认为“后期苏联”是“堕落的工人国家”，而陈独秀直斥为“世界列强之一”而已。事实上,“后期苏联”已堕落为 “社会帝国主义”了，从斯大林起便堕落了。
总之，无论从组织方面说，或从理论方面说，陈独秀到死仍是托派。
今天说来，最大的冤假错案乃是三十年代的莫斯科党狱。一整代的俄国老一辈革命家在这几年骇人的党狱之中差不多被消灭干净了，而且至今蒙受恶名。首先要替莫斯科党狱下的牺牲者平反。
我当然不是就法律观点说的。说法律，那只有苏联共产党支配下的苏联法院才能替这些牺牲者，替所谓“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埃夫分子”,布哈林分子”平反。我是就历史事实说的。就历史，即就世界绝大多数人来说，莫斯科冤狱早已平反了。正如伽里略，不久之前新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才替伽里略平反，但几百年来谁《毛泽东选集》中有一条注，引斯大林的一段话说：
过去，在七八年前，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这样的派别之一：诚然是一个反列宁主义的，因而也就是极端错误的政治派别，可是他们当时总算是一个政治派别。……现时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而是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
斯大林这话是在一九三七年，即在莫斯科党狱疯狂进行的时期说的。可是，斯大林凭什么说托派是“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呢？不错，当时的检察长维辛斯基列举了种种所谓“罪证”。但这些所谓“罪证”已被以杜威为首的委员会逐条驳斥了。这个委员会出版了两本大书，指出控告的无据，并以委员会名义宣告托洛茨基无罪。我现在且不提杜威委员会的判决，只就最近四十多年来的历史事实立论。
斯大林控告的最大“罪行”是托派暗杀了基洛夫和托派替盖世太保当间谍，阴谋侵略苏联。我今天只要说明这两件最大的“罪行”。
先说基洛夫暗杀案。托洛茨基当时已经举出某些证据，证明基洛夫是斯大林自己杀的，以此陷害当时的反对派，但他的论证当时没有发生多大影响。事隔二十多年以后，斯大林的接班人赫鲁晓夫自己在苏共第二十二次大会上公开列举证据，证明基洛夫确实是斯大林自己杀的。中国最近出版的斯大林女儿的二十封信，其中也谈到这个问题。斯大林女儿在信中反驳赫鲁晓夫，她说基洛夫是贝里亚杀的，不是她的父亲杀的。（见该书第156贞〕斯大林杀的也好，贝里亚杀的也好，总之现在世界上，包含苏联在内，已没有人或只有很少的人相信基洛夫是季诺维埃夫和托洛茨基杀的了。
斯大林当时也曾以暗通纳粹德国而出卖苏联的罪名控告杜哈舍夫斯基，布鲁协尔等四个红军元帅而杀害他们。可是赫鲁晓夫也在苏共大会宣布这个“罪名”也是斯大林捏造的。斯人林捏造罪证，暗中传出去，传到捷克总统贝奈斯耳中，然后贝奈斯当作真正的事实向斯大林密告，斯大林据此判了四个元帅的死刑。
这不过是许多“罪证”中一个“罪证”。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盟国在纽伦堡组织战犯法庭审判德国纳粹战犯时，世界一些名人，以威尔斯（H. G. Wells）为首，联名写信给这个战犯法庭，请求它在它掌握的无数纳粹证据中提出托派勾结纳粹的证据。可是，这个战犯法庭竟拿不出任何一件证据来。
我今天只在这里说出这三件事情。莫斯科党狱对托派的控告有许许多多的文件记录，杜威委员会替托洛茨基辩护也有许许多多的文件记录，为了彻底弄清楚托派是不是斯大林说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可以组织力量，研究上述两方面的文件记录和事实根据。
至于中国托派组织，则今天已经有允分的事实足以弄清楚问题了。奇怪的是今天人们已经证明了陈独秀、罗汉通过唐有壬同日本特务机关订约，每月领三百元津贴做汉奸，不是事实；却仍相信中国托派组织领日本津贴做汉奸是事实。今天人们已经证明陈独秀不是国民党特务，不是蒋介石走狗；却仍相信中国托派组织是国民党特务，是蒋介石走狗。人们究竟捏造了一些事实来控告陈独秀，虽然这些事实经不起分析和检证。可是人们拿出什么事实来控告中国托派组织呢？这些事实经得起分析和检证么？
我们纪念中国现代史上和世界现代史上这位杰出的政治人物陈独秀。在这个纪念中，我们托派比别的人更有一重亲切的感情。我们记得这位杰出的政治人物曾有一个时期是中国托派组织的总书记，我们以此作为我们的一种光荣。[7]
一九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写完初稿，三十日定稿。
[1] 初稿写好，我借到了这两个文件。彭述之文章说：“国民革命是惟一出路”，彭述之问：“为什么中国工人阶级不把这个革命作为自己的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呢？”他列举三项理由回答这个问题，其中第二项理由是说：国民革命是“中国工人阶级走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经之路”。彭述之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之后，做出结论说：“所以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伍廷康起草的四大决议案，除了强调非先经过国民革命便谈不上无产阶级革命之外，还说国民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尚须视当时无产阶级准备程度和世界政治状况而定。这个决议案也说：“国民革命的胜利需要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站在领导地位”。当时强调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但否认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党。彭述之说：国民党是“建立在游民无产阶级如土匪军队的身上”。伍廷康说：国民党是“多阶级的党”。
[2] 初稿写好才有见一个材料，其中引张国焘回忆录，说：“七月十四日，陈独秀先生也在个秘密寓所躲藏起来.不再露面了”。这个材料的作者又说：“七月十五日，陈独秀向中共中央提出书面辞职，他表示：‘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他要求中共中央解除他的总书记职务”。这个材料的作者没有注明他所引陈独秀辞职书的来源是直接引来的，是从其他文件转引的：如果所引是可靠的，则几年传说的八七会议撤销陈独秀总书记职务更可证明是瞎说。黄玠然说李维汉去陈独秀秘密寓所，通知他中央已经罢免他的总书记职务时，他表示愤恨不平，这也是不对的，是他自己辞职的，他为什么会愤恨不平呢？由此又可见，陈独秀辞去总书记职务，主要是向国际的不许退出国民党的决议提出抗议。
[3] 今天还保存着他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一日，十二日，十二月十三日，写给中央常委共三信，及中央常委回答他的二信。他那时写给中央常委的信还不止此数。据他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给中央常委的信所说，他当广州暴动前后，“曾写了几封不避忌讳的信给中央”，“当时的中央对于我的意见，不但不提起注意，而且当作笑话到处宣传”，这里，我想起了件事情，陈独秀曾告诉我，他后来不再写信向八七会议的中央提意见，是因为乔年劝告他不要再写信了，因为中央的人把他的信当作笑话，大概他从此就不再写信，一直到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八日他基本上接受托洛茨基想想之后才借中东路问题写那三封信，八七会议中央还把他的信当作“笑话”，六大中央则把他的信当作“反革命”了。
[4] 蒋振东看了我写的这一段话，提出他的说法、他认为当时召集的是成立沪西区委的会议，宋敬修是恢复起来的领导机关的成员，奉彭述之之命来参加这个会议的。
[5] 此段所记，得之传闻，并不完全符合事实。首先，刘仁静并非总书记，他在北平，不过遥控而已。总书记、一说是斯朝生，一说是刘家良。一作者注
[6] 想不到，我想起来的这件事情，今天找得到历史文件来证实。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陈独秀写给中央的长信中有一段话说：“你们忽视了这些很明显的事实，遂至今还是过分估量封建势力的地位，甚至中央负责同志目前和我辩论关于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比重问题时竟说：“此时中国的经济还是农村支配城市。“这里说的就是这件事情；那个“中共负责同志”就是向忠发。可是在陈独秀信中这一段话后面，《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一书的编者加上了如下的批注：“又是造谣中央只是说中国是农业落后国，农村生产还超过城市生产；在发展方向上当然是城市支配农村，这里没有争论，但农村总是比较城市落后，绝不能把中国农村看得如上海汉口一样。”
我想是周恩来回去没有向中央报告向忠发闹的笑话，以致这位“编者“武断说陈独秀“造谣”。
由此又可确定，向忠发和周恩来去陈独秀家中谈话，是八月五日以前的事情。
[7] 此篇附录写作时间，与《回忆录》相距三十五年，两篇所叙事实有不少重复之处，也有许多出入。出入是不足为怪的，人的记忆在相距那么多年的情况是不会完全一致的，我只好随它去了，一作者校后附记
补注-（475页，5行）：——有人不以我此处所记为然，他们说武汉中央是根据某次中央全会的决议而成立的，陈彭二中委不过偶然稽留上海而已，并非上海尚有一个中央。他们却未曾找到全会的决议。反之，我却找到了根据：近年发表的鲁易一篇在武汉的演说（鲁易自己未收此演说，而是记录者俄人巴库林发表的）明白说。
“当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到达汉口的时候，中国实际上存在两个共产党中心：一个中心在上海（以中央委员会为代表），另一个中心在汉口（以若干中央委员为代表）。汉口的中心那时要求立即召开代表大会，说是存在领导危机，必须撤换领导，他们普遍对中央委员会表示不满”（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6辑、第268页）
鲁易这话当然是可信的，他是国际代表团团长，不会不知道中央委员会有无决议由上海迁至汉口，他这演说作于1927年5月12日，即五大闭幕之后几日。照他的话说来，上海中心就是中央委员会，而非一二个委员稽留在上海的。而汉口中心不仅只代表“若干中央委员”，而且是反对中央委员会的。
补注二（509页，26行）——王凡西来信说：他的话并非与濮德志的话分歧，因为当时我们的话集团的北方组织全部加入了十月集园，罗汉就是十月集团的代表。此事，我第一次知道。如此，十月集团占四个代表就不显得多了。又这里说的我们的话集团的代表，香港工人不是两个，而是四个。
补注三（516页.26行）——其余的人判的是六年徒刑。但濮德志判两年半。
补注四（534页，8行）——这里，我说错了。在“四入帮”当权时代，中国曾出版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其中有1928年写的书，生有1906年写的文章，不过是当作“反面教材”译为中文，并内部出版而已。
木运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