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郑超麟
党史三讲
——在上海历史研究所的讲话
郑超麟
（1980年1月7-14日）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第一讲：四大的经过和意义
我认为我有责任给世上留下一份关于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的材料，因为有人告诉我，关于此次大会，除若干决议案与宣言之外，什么都没有留下。或者说还留下一份完全错误的材料，这就是杨之华生前对访问的人说的一份材料。杨之华说四大是1924年秋天开的，那时她身上穿的是为了与瞿秋白同居而新做的一件血色毛线衫，而开会地点则是一个两楼两底的房子，会场安放几条凳子，到了约摸十几个人。我没有看过杨之华这个材料，但就透露以上的内容来说，那是捕风捉影的，时间、地点、到会人数都不对。有了这份材料，不如没有。
我是这次大会的记录人，自始至终参加了大会。今天，出席的代表还有人活着，列席的同志也有人活着，但即使他们写材料也不会比我更详细。
下面我分作两部分来说。先说事实，再说我个人对于这次大会的评价。
大会是1925年开的（不是1924年）。中国共产党过去一年开一次大会，一大在1921年，二大在1922年，三大在1923年；如此，四大应当在1924年开。大概因为这年事情多，国共正式合作、国民党开改组大会、黄埔军校开办、中国共产党布置全国工作、段张孙反对曹吴战争、冯玉祥倒戈、尤其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等等，不能不把大会推迟到次年1月间开会，大会开幕于1925年1月21日，即列宁逝世第一个周年纪念日。[1]
会址是新租来的一幢三层楼石库门房子，地点在上海去吴淞的铁路旁边，当时是“中国地界”，但距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不远，通过川公路可以到北四川路。会场设在二楼，布置成学校课堂的样子，有黑板、有讲台，有课桌课椅，而且每人有英文课本，准备有人闯进来问时，就说这里是英文补习班课堂。三楼是一部分代表住宿的地方。我们都在后门出入，楼下客堂间怎样布置，我没有留下印象。会开完后，工人部拿去这幢房子做什么机关。
那时到现在55年了，上海经过战争，铁路两旁破坏特甚，这幢房子恐怕已不存在了。即使存在，但因同类型的房子有好多幢，我也不能指实。房子是背靠铁路，面向北四川路的。
大会的秘书长是彭述之。他开会时还不是中央委员，但已行使中央委员的职权，每次参加中央会议，召见干部，指示工作。大会记录本来指定两人，都在宣传部工作的，一个是张伯简，一个是我。张伯简不知为什么事情没有来记录，全部记录都是我作的。
大会的代表，我已不能记全了，就记得的来说，可以列举以下诸人：湖南代表李维汉、湖北代表陈潭秋、山东代表尹宽、广东代表杨殷、欧洲代表周恩来、莫斯科代表彭述之、海参崴代表何今亮、安源代表朱锦棠、青年团代表张太雷。我忘记了谁代表上海。从监狱新出来的李启汉出席大会，他是做工人运动的，不见得代表上海。我也忘记了谁代表北京。上届中央委员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2]都出席大会。张国焘在大会以后好久才从北京来到上海。国际代表伍廷康第一天出席了大会，并说了话。特邀列席一次的有张崧年、刘清扬夫妇，沈定一、王华芬夫妇，黄国佐，范鸿劼，自然还有别的人，但我不记得了。我好像记得经常到会的，连我做记录的人在内，总在二十人以上。
第一天，陈独秀宣布开会后，就作中央委员会报告，接着伍廷康致贺辞（也可能是伍廷康先致贺词，陈独秀后作报告）。就在这第一天会议上，伍廷康提出一个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的名义谴责托洛茨基的决议案。决议案提出后，大会好久没有人说话。最后，彭述之站起来，说明托洛茨基如何不好，如何应当谴责，代表们于是一致通过这个决议案。
蔡和森、瞿秋白都说了话。各地方的代表报告本地方的情况，然后大会讨论和通过各种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决议案，又名国民革命决议案。最后选举，似乎是选出了九个中央委员和四个候补中央委员。九个中央委员之中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彭述之、李维汉，其余忘记了；候补委员中我只记得一个朱锦棠。何日闭幕，我也记不起来。
除了这些正式的项目外，我还记得大会一些轶事。
第一天开会，广东代表杨殷没有出席，有人报告，杨殷被人打伤了。大会派人去调查和慰问，第二天杨殷来出席，头上包着纱布。
张崧年、刘清扬夫妇列席那一次，张崧年站起来发言，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大家很诧异，这是1923年第三次大会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本次大会并无此议程。结果，瞿秋白在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回答张崧年，瞿秋白的回答是很奇怪的。他说：例如，我们要在广州刻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图章，就可以拿到广州街上去刻；在上海我们就不能拿到街上去刻。
陈独秀在发言中说起李汉俊如何如何，可是他说错了，竟说李启汉如何如何，于是李启汉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说：你把李汉俊说成李启汉了。陈独秀当即承认错误。
讨论问题时，李维汉发言很有分量，往往能起决定作用。张太雷便给李维汉起个绰号，叫做“实力派”。
海参崴代表何今亮，其貌不扬，张太雷常常戏弄他，使他难堪。大会后，何今亮回去海参崴，以整个支部名义写信给中央，控诉张太雷。
会后，在三楼宿舍闲谈时候，我听李维汉说：“我们天天喊无产阶级化，像瞿秋白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无产阶级化’呢？”瞿秋白的西装确实是很笔挺的。
以上说的，是我能记起来的有关第四次大会的事实。以下要说说我个人对第四次大会的评价，说说第四次大会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的位置。
这里，我要说说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看法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据说，是把中国革命看作属于俄国十月革命一般性质的，即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一大以后，第三国际提出中国共产党同孙文领导的国民党联合战线的问题。到了二大，这个联合战线问题便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二大决定把这个问题提交全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去讨论。三大根据讨论结果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这是作为策略而决定的。我还没有机会去研究1922年至1923年的文件，看看当时是否有人提出了革命性质的问题，即是否有人断言中国革命不属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性质。可能有个别的人这样说，但没有成为全党共同的思想。可是，1924年起，苏联和国民党进一步合作了，苏联帮助国民党召开改组大会，建立黄埔军校，派鲍罗廷作孙文的顾问，等等。在此情形下，策略意义的“国共合作”已经不够了，必须把这个合作提高为战略意义，提高为原则。1924年上半年我们在莫斯科完成了这个提高的工作。那是俄国同志和我们的旅莫支部的领导人（罗亦农和彭述之）共同作出的，我没有参加这个工作，不知道是以俄国同志为主，还是以中国同志为主，制定这个理论——国民革命论。按照这个理论说，中国革命只能先完成国民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开始社会主义革命，而在进行国民革命时期必须实行以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为形式的国共合作。不错，这个理论强调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进行中要争取革命的领导权。
当时，广东以及全国其他地方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旅莫支部决定派一大批学生回国工作。我们于这年暑假前后分几批回国。彭述之就是我们这一大批回国的学生的领袖。共产国际指定彭述之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未经大会选举，彭述之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宣传部长了。他从莫斯科带回来“国民革命论”。他编辑中央理论机关报《新青年》季刊，于1924年12月出版了第四期，“国民革命号”那一期主要的文章就是他写的。“国民革命号”出版以前，他已经用这个新理论在《向导》周刊上写文章，在干部会议上发表演说了。
第四次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似乎名为关于国民革命的决议）就是这个“国民革命论”，决议案虽然是伍廷康起草的，但内容与彭述之的文章一致，因为这本是共产国际的理论，由彭述之带回中国来的。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代，直到八七会议以前，奉行的就是这个“国民革命论”。
第四次大会就是把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策略提高为理论，为“国民革命论”的大会。
但是“国民革命论”须同另一个理论，即把国民党看作四个阶级（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联盟的理论结合起来，才能完全理解其意义。原来共产国际并不把孙文的党看作中国资产阶级的党，而是把它看作一个空壳，可以随我们的意思塞入我们需要的内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后，就可以操纵国民党，使其中的一个阶级——资产阶级，跟无产阶级走。可是《新青年》季刊的“国民革命号”尚未编印以前，国民党已经表明它不是一个空壳，它有血有肉，它代表中国资产阶级抵制共产党的活动。我们这一大批人回国后，仅在上海就发生了几次大规模的斗争：1924年双十节天妃宫群众大会上双方的斗殴中，上海大学学生黄仁被打死；上海大学发生英文学系学生反对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的斗争和社会学系学生反对英文学系主任何世桢的斗争；《民国日报》内部叶楚伦和邵力子之间的斗争，等等。四次大会广东代表杨殷就是在开会期间被国民党打伤的。资产阶级已明白表示国民党是它的党了。“国民革命论”过低估计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便没有强调如何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方法，以致在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五卅群众运动以后，没有预防3月20日事变和5月15日整理党务案一类事情的发生，因之也穷于应付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在北伐中，彭述之曾说，我们打下北京，再同蒋介石算账。可是，蒋介石并不准备打下北京再同我们算账，蒋介石打到上海就同我们算账。
第四次大会通过的“国民革命论”经不起大革命的考验。
一九八〇年一月七日
第二讲：中国共产党与五卅运动
你们所提问题中有好多条是关于五卅运动的，问得很详细，从共产党如何领导这次运动，到个别的人在这次运动中是否已经入党。有一些事实我也不知道，有一些人我也不认识，因此我不能完全回答所有这些问题。我宁可采取这样的形式：把自己所知道的，所能记忆的一切，组织起来，对五卅运动作一个系统的论述，以此来回答问题。有些问题在论述中没有回答，而我又能回答的，那就另作回答。
五卅群众运动不是自发的，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共产党几年努力工作结成的果实。
1923年二七罢工失败后，表面上群众运动消沉了，事实上革命在地下酝酿。一个人牺牲了，更多的人被吸引到革命方面来。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吸取了二七罢工失败的教训，避免无产阶级孤军作战，而注重团结其他阶级共同奋斗。1923年下半年，国共合作正式成立，苏联援助孙文的国民党的措施也实行起来。共产党参加了国民党，就可以借用国民党的招牌去发动群众，去团结一般的人民。国民党改组，黄埔军校开办，共产党以国民党名义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妇女运动讲习所等培养干部的机关，内地青年纷纷投奔广州、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参加革命，这一切都说明中国正在酝酿一个革命运动。1924年下半年，国民党（当时叫做“国民党右派”）和共产党在群众运动中的斗争，固然预示了两党合作的破裂，但也表明了革命酝酿是趋于成熟的。
此时，恰逢统治中国的北洋军阀内部分裂和战争。起初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把持中枢的直系曹锟和吴佩孚。张、段又同孙文联盟，壮大反曹、吴的声势，以致引起直系军阀内部分裂，冯玉祥推翻了曹、吴的统治，于是中国政治形势大变。孙文居然能从广州北上北洋军阀的老巢北京，发出“国民会议”的号召。共产党于是发动一个规模很大的群众运动。各地方纷纷组织“国民会议促进会”，又派遣代表去北京开全国大会。这个运动过后接着就发动追悼孙文逝世的群众运动，也收到宣传鼓动的效果。
以上的群众运动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发动的，共产党的作用可能大于国民党，因之运动结果更有利于共产党。
但工人运动，共产党是独立去做，不假借国民党招牌的，因此不许国民党插手。邵力子有一次在上海党员全体会议上发言抗议，他要求我们不要在工人运动中排斥国民党。但会场没有人支持邵力子。
我1924年回国后，至少有两次参加了这种党员全体会议，由上海地委（那时并不称江浙区委）书记韩白骅（庄文恭）召集，陈独秀和韩白骅二人说话，总结前一运动的经验，表扬了某些人，处分了某些人。每个党员都要参加。会场设在一个小学的课室内，小学在北四川路横浜桥北一条弄堂内，由北四川路走进去，似乎那里已不受租界巡捕房管辖了。邵力子是国民党老党员，但加入共产党，那时替共产党做了不少的事情。
共产党在上海作工人运动，由两个人负责，李立三负责沪西小沙渡一带的工作，项德隆（即项英）负责沪东杨树浦一带的工作，向警予也参加了工运工作。我们从开办平民夜校入手，团结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从中发展党员。1925年春，我们已经能够发动罢工，而且获得胜利了。工人信任我们，服从我们领导，我们几次在“中国地界”召集工人群众大会，警察不敢干涉。
1925年春天的上海工人罢工最后还是陈独秀领导的。罢工应当提出什么要求，怎样派代表同资本家谈判，等等，都是在陈独秀参加的会议上决定的。当时我和蔡和森夫妇住在一个地方。一天夜里，向警予很迟才回家来，她告诉蔡和森说：“老头子”很有趣，我们在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印刷厂附近一个弄堂内房子开会后陆续出来时，“老头子”一面走，一面说，刚才我不打出那张白板，就可以和一个满贯了。
那时上海的罢工潮愈闹愈大，以致日商内外棉一个纱厂发生了顾正红被日本人开枪打死的事情，工人为此大闹。各界人民也来增援和慰问。这是五卅屠杀的导火线。
五卅屠杀还有其他的导火线，那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向公共租界当局，向那些操纵租界董事会的外国大资本家要求增加应享的权利。他们要求中国资本家参加公共租界的董事会，即所谓“华董”问题，此外还有纳税问题以及所谓“印刷附律”问题。事隔55年，我今天也说不清楚。好在《热血日报》上有洋细记载，可以参考。总之，这是中国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中间的矛盾和斗争。
中国共产党很巧妙地把工人的斗争和资本家的斗争结合起来，发动群众于5月30日上街讲演，发传单。要知道这是一件不平常的事，不久之前开“国民会议促进会”、“纪念孙文逝世”也开会，发传单，游行，但那是在“华界”，警察不敢干涉，现在则是在租界。租界有法律，禁止政治集会，发政治传单，举行政治示威，违者以犯罪论处。中国共产党作出这个决定就是向帝国主义的租界明白挑战，不承认其禁令。
我没有旁听这次中央会议，不知道是怎样作出决定的，也不知道多少人参加，谁参加。当时四届中委留在上海者五人，组成“主席团”（即常委会）：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彭述之。彭述之1925年2、3月间生伤寒病住进宝隆医院，到这年中秋节前不久才出院，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同他无关。其余四个中委无疑是出席了那次中央会议的。
我记得5月30日上午，蔡和森才通知我：“今天学生要去租界马路上讲演，你去看看，兼采访新闻。”我去了，这天事情的经过，我就不说了。《向导》周报一连两期的记事，就是我写的。华岗写的《中国大革命史》关于五卅事件的记载，就是抄录《向导》上我的文章。
我现在要说明的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对此次屠杀作出如此迅速的反应呢？似乎从6月1日起，各厂工人就罢工了。
原来这年5月间，广州召开了全国劳动大会，张国焘、李立三及其他作工人运动的重要党员都去广州出席，此时5月底又都回到了上海。他们已经计划好，要把上海已经存在的工会联合起来，成立“上海总工会”，以李立三为委员长。这个计划正在进行中。屠杀事件一发生，恰合时机，上海总工会就宣布成立了。
学校罢课也是容易解释的，上海学联是共产党领导的，经过国民会议促进会的运动、纪念孙文逝世的运动、支援工人罢工的运动，以及最后5月30日在公共租界马路上演讲和发传单的运动，都是学联干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了学联。上海大学学生会站在其他学校学生会的前面。在老闸巡捕房门前中弹牺牲的大学生就是上海大学的何秉彝。所以屠杀事件一发生，各校就纷纷罢课了。连最保守的教会大学圣约翰也闹了风潮，参加罢课。
商人罢市问题与工人罢工、学生罢课不同。共产党领导了工人和学生，但共产党不能领导商人，尤其不能领导大商人和大厂主。在某种程度上说，大商人和大厂主，总而言之上海的资产阶级，是与共产党对立的。1925年上半年的上海罢工虽说是日本纱厂和其他外国工厂的罢工，但也波及中国资本家开办的工厂。这些工厂罢起工来，共产党还是去领导的。陈独秀参加这个领导工作，教罢工工人如何提出要求，如何推举代表，如何同资本家，同中国资本家谈判。那些中国资本家恨共产党入骨，后来刘华被捕和枪毙，就是中国资本家要孙传芳干的。
可是资产阶级最高组织——上海总商会，还是发出罢市命令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根本是由于资产阶级本身和统治上海的帝国主义发生矛盾，想借学生和工人的群众力量向帝国主义施加压力，求得帝国主义的让步。另一方面，这个罢市命令也是工人、学生和中小资产阶级向大资产阶级施加压力的结果。借助群众力量去逼迫帝国主义让步，这是危险的手段，资产阶级是不轻易用的。现在工人、学生和中小资产阶级逼迫它采用了。中国共产党有意把资产阶级的要求列于总要求的第一位，同时发动群众去总商会请愿。向警予参加了这个请愿队伍。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接见他们。向警予回家来说，工人和学生在方椒伯面前跪下恳求，向警予自己在内。方椒伯是否当场答应下令，还是同别人商量后再下令，我忘记了。迫使总商会下令罢市的，还有一种力量，这就是“各马路商界联合会”。这个团体当时很活跃，我听说这是中小商人不满意大资产阶级操纵的总商会而于好多年前设立起来的。据说得到当时国民党员的支持，其中也有戴季陶的工作。
此外，陈独秀通过他的老友汪孟邹的关系，把广东帮资本家霍守华从安徽找到上海来，在总商会中加强那种主张支持工人学生群众要求者的力量，但那是罢市以后的事情。
当时确实有“工商学联合会”的机构，但怎样成立的，做了什么事，我都不清楚。我要说的是中国共产党不知道通过什么关系同当时的总商会会长，工部局“董事”的第一号候选人虞洽卿发生密切的关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和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在五卅运动中时常见面，关系很好，好到这样的程度：李立三去北京活动，虞洽卿写介绍信，教他去见段执政的财政总长李思浩，李思浩也帮了李立三的忙。我想这两个人不见得是在“工商学联合会”开会时结交的罢？
但历史尤其是革命史，仍是依照阶级斗争的规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只能领导总工会和学联，却不能领导总商会。前面说过，总商会下令罢市，是勉强的。后来事实证明，罢工、罢课、罢市并不能迫使帝国主义让步，而资本家损失很大。总商会主张开市。从此时起，工商学联合会便开始分裂，工人和学生反对那些大商人、大厂主。此事在《热血日报》得到反映。瞿秋白和陈独秀在《热血日报》上发表几篇不署名的社论，警告和攻击总商会。《热血日报》发表了一则消息，说帝国主义给了虞洽卿六十万元贿赂，要虞洽卿下令开市，我们这个小报居然轰动一时，一个宁波同乡，当时在上海有名，带了一群人来报纸的发行处大闹，要求拿出虞洽卿受贿的证据，同时虞洽卿也写了一篇辩护的文章，要求我们登载，《热血日报》登载了他的文章。
总商会下令开市了，工人和学生纷纷抗议、反对，但我们没有能力阻止开市。
剩下的是罢工怎么办？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什么单位派人找我，要我揭发刘少奇的罪行，我说了一件事：五卅运动后期，总商会已经下令开市了，工人和学生还在继续罢工、罢课。一天，我到闸北香山路工人部的机关去，恰值那几个工运干部邀请陈独秀商议罢工问题（不是正式开会），我听刘少奇说了很多话，举出一些理由，说明不能继续罢工，只好复工。陈独秀同意了。我只说了这件事实，自己没有作出判断。
学生怎样决定复课，我不清楚。
五卅运动失败了，帝国主义没有答应任何条件（以后撤换捕头爰活生、工部局增设华董、对中国人开放公园，等等，那是另外的问题）。但就革命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方面说，五卅运动仍可说是成功的，它动员了全国人民，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望，发展了共产党的组织，导致了北伐，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我们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五卅运动，那是指领导了工人和学生的群众运动，扩大一点说，也是指发动群众迫使大商人、大厂主不得不同意罢市。但共产党不能领导总商会，不能阻止那些大商人、大厂主为自己利益未达目的时便草草收兵，不能改变因商人开市而造成不能不停止罢工和罢课的形势。工人学生迫使资产阶级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一旦资产阶级退出这个运动又迫使工人、学生不能不停止罢工和罢课，当时客观事实就是这样。
你们的问题中有一条说：中国共产党四届二中全会有个决议说五卅运动后期是总商会领导的。这话是怎样说的？
中央“主席团”会议，我常去旁听，但从未旁听中央全体会议。我可能看到这决议，但今天毫无印象，不知道有无此语，也不知道此语作何解释。我想，中国共产党绝不会有哪一个干部认为上海总商会领导了五卅运动。可能说的是如下的意义：在五卅运动后期，总商会一退出运动，运动就不能前进了。总之，仔细检查全部《热血日报》，也找不出那种意见的痕迹。
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领导五卅运动的呢？当时组成“主席团”的五个人，彭述之因伤寒病住入宝隆医院，2月间入院，至中秋节前不久出院，他全靠我去探望时知道外面轰轰烈烈的运动消息。蔡和森于运动开始后不久便去北京西山疗养他的气喘病，双十节前后回上海，接着便同向警予去莫斯科作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长，到1927年春才回国。这就可以解答五卅以后《向导》为什么没有蔡和森的文章。领导五卅运动的中央委员只有三个人，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陈独秀照顾各方面，瞿秋白主编《热血日报》，张国焘负责工人运动。这三个人每日碰头。我猜想他们不是开会，而是分别碰头。因为我看见秋白离开《热血日报》编辑部，不久就回来，带来陈独秀写的社论，或者自己动手写社论。我在香山路的工人部看到那些领导工运的老干部，张国焘、刘少奇、李立三、何今亮。何今亮新从海参崴回国，一次我听张国焘说：何今亮很有办法，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何今亮在苏联远东地区做了好多年华工中的工会工作。我忘记了刘少奇何时来上海，即使是五卅以后来，也是不久之后就来了。上海总工会对外是李立三做事，对内是刘少奇做事。刘少奇把整个工会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学生运动是青年团做的。怎样做，哪些人做，我不清楚。我想他们之中总有一个人每日同陈独秀碰头。上海地委（那时似不叫江浙区委，而叫地方委员会）在这个运动中总起了作用，但我不清楚。
在五卅运动中，我未听说有什么“行动委员会”或“五人小组”，以后也未听说。我想，根本没有这种机构。
关于五卅运动，我说到这里为止，你们所提的问题，有一部分可以在上面所说找到回答，有一部分我没有回答，那是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例如，五卅前上海有多少党员，五卅后有多少党员；又如，当时各大学的党组织情况。
上面没有回答的问题，还有一部分，我认为是与五卅运动无关，或者说无直接关系的。
关于一些个人，我可以在这里回答。
林钧——浦东人，1924年双十节天妃宫事件中受伤、住院，那时还未入党，五卅时已经入党。革命失败后被国民党逮捕，据说承认国共合作时期是共产党员，国共破裂后脱党，因此未死，判徒刑，监禁在中央军人监狱。1932年我到这个监狱来，他托人带口信向我问好。不久，他和张炽昌及另一、二人被南京卫戌司令部提去，说是共产党狱中支部的负责人。张炽昌牺牲了，林钧投降“立功”，得到国民党释放。出狱后同高尔柏等人合作。
刘一清——不认识。
沈雁冰——共产党创立时就是党员，五卅时编《公理日报》，又任共产党商务印书馆支部的书记。革命失败后脱党。其余的事不必我说。
刘钟鸣——不认识。
李硕勋——赵世炎的妹夫，五卅时即使不是党员也是团员，革命失败后情况我不知道。
侯绍裘——松江人，上海大学附中校长，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负责人，四一二时死于南京，五卅运动时是党员。
韩觉民——湖北人，接替邓中夏作上海大学总务长，北伐军在武汉时在总政治部担任什么职务，后事不知，五卅时是党员。
邵力子、李季、高语罕、杨贤江、施存统——五卅时都是党员。他们的事情大家知道，我就不说了。李季、高语罕似乎是五卅以后才来上海的。
陈望道——本是党员，五卅时早已脱党，但不反动，依违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学生说他主张把上海大学新校舍建筑在江湾，有阻止学生介入政治运动之意。
韩步先——上海大学学生，五卅前已是党员，曾因率领学生支援工人被巡捕房逮捕，后来在江浙区委中任秘书长，与陈延年同时被捕，经不起考验，供出赵世炎住址，得以不死，判了两年徒刑。
俞秀松——建党时就是党员，似乎革命失败后去莫斯科，回国在新疆工作，被盛世才所杀。俞秀松不是汪寿华。
曹慕光——不认识。
关于资产阶级，不能说早期没有分别买办和民族资产阶级，但“买办”是狭义的，是指那些靠洋行吃饭的。那时没有把上海总商会代表的资产阶级说成“买办”。到了四一二后，瞿秋白倾向于把一切中国资产阶级都说成“买办”。
上海大学分为三系：社会学系，中文学系，英文学系。英文学系无党员教师、中文学系有党员沈雁冰和蒋光赤为教师，社会学系党员教师最多，先后有瞿秋白、安体诚、施存统、张太雷、彭述之、郑超麟、尹宽、李季、高语罕、熊季光等。
上海大学一开始就有学生从事工人运动，有名的刘华就是上海大学附中的学生，李立三和项德隆往往调上大同志帮助工运工作。不仅有男学生，还有女学生，如杨之华和王亚璋。
广义说，整个上海大学就是吸收党团员和培养干部的机关。狭义的培养还有1926年和1927年办的党校。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日
第三讲：关于陈独秀的若干问题
你们的问题中有好几条关于陈独秀的。这些问题，我谈不好，不是因为材料少，而是因为材料多。而材料又没有多到近于完备的地步。距离完备还远得很。
30年前我曾计划写陈独秀传，也曾着手搜集材料，访问一些老头子，他们是陈独秀的朋友或曾是陈独秀的朋友。这些材料现在都丧失了。这些材料即使还在我手头，我也不能写，因为今天更加感觉到材料离完备太远。例如，几个月前《历史研究》杂志发表了“岳王会”的材料。这是关于辛亥革命前的陈独秀的材料，很重要。我当初搜集材料，访问他的老朋友，都未接触到这类材料，他本人也从未谈起“岳王会”三个字，我只知道他曾去“淮上”一个时期，结交江湖豪杰而已。似此我实在不配写他的传记。
今天我只能够局部地谈谈陈独秀，首先回答你们所提出的那几个问题。
中央在武汉时，我只旁听会议二三次，知道的一点消息都是间接得来的，主要是听黄文容讲。据说，我到武汉以前，中央讨论东征打蒋介石好，还是北伐打张作霖好。结果赞成北伐。
在武汉，中央不是陈独秀决定问题，而是三巨头（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决定问题。中央决定了问题，然后陈独秀担负责任，由秘书长蔡和森传达执行。马日事变提到中央面前来，怎样讨论，怎样决定，我不知道，但可以想见是三巨头决定的。纠察队缴械事也是如此。我不知道有“国共合作十一条”。
第五次大会是三巨头排斥陈独秀的大会。大会前，共产国际已有撤换陈独秀的计划。但一时找不到适当的接班人。一种讲法是国际要拿谭平山代替陈独秀，又一种讲法是拿陈延年代替陈独秀（但陈延年拒绝），而其实是瞿秋白和张国焘也要继承陈独秀。三人（瞿张谭）相持不下，于是联合起来先推翻陈独秀再定人选。推翻的第一步是孤立陈独秀，大会开幕时，湖北代表团团长罗章龙提出大会主席团名单，其中有陈独秀，但没有同陈独秀合作的人。最后一次大会，主席团提出中央委员会名单，也只有陈独秀，没有同陈独秀合作的人。名单宣布后，国际代表团团长鲁易站起来，表示不同意这个名单，主张补入罗亦农和彭述之两人。大会接受了这个建议。在大会发言中，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都或明或暗批评陈独秀。
陈独秀不是被罢免的，而是自己辞职的。《历史研究》去年第六期有一篇文章说陈独秀于1927年6月30日辞职。按陈独秀辞职后立即隐蔽起来，说不上他对7月15日反动以后有什么反应，[3]我也不知道他曾于7月底写信给临时中央，也不知道他曾写信给11月中央扩大会议。[4]
陈独秀拒绝去莫斯科参加第六次代表大会，这件事我知道。中央直接要他去莫斯科开大会，他拒绝了。中央于是疏通我们这些同陈独秀接近的人。任弼时约我去兆丰花园（今中山公园）谈话，要我劝告陈独秀去莫斯科。我答应转告。我向陈独秀转告了的，但忘记了他说什么话。自然也有人去疏通王若飞。一天，我和王若飞就这件事交换意见。王若飞说：他反对“老头子”去莫斯科。因为苏联正在进行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斗争，“老头子”去，会卷入斗争。
陈独秀和彭述之最后绝交了。感情破裂开始于五大以前。当时瞿秋白出版了一本《反彭述之主义》的小册子，彭述之在图谋反击，他要拉陈独秀一道反击瞿秋白，陈独秀不干，说你是你，我是我。以后回到上海，两人还常常来往，但到1930年下半年托派四组织统一问题争论时，两人关系又破裂了。1931年我们这批人被国民党逮捕后，残存的中央委员重新组成领导机关，陈独秀和彭述之不能不再合作。但1932年秋，这个领导机关又被国民党逮捕，两人在狱中又发生冲突，关系终于最后破裂了。陈独秀鄙视彭述之。陈独秀死后彭述之写文章骂他“晚节不终”。
陈独秀和高语罕本是老朋友，但抗日战争时两人在重庆时感情破裂了。陈独秀病重时，高语罕去探望他，他不理高语罕。陈独秀下葬时，高语罕也参加了祭奠，并照了相。
据高语罕说，两人破裂是由于何资深挑拨。据何资深说，某次开什么会议，有个安徽人攻击陈独秀，陈独秀怀疑是高语罕授意的，高语罕当时的意志确实是消沉的，他什么都不管，只求能过好生活，不惜同他以前教过而现在做特务的学生鬼混。何资深的挑拨无疑也起了作用。
陈独秀死后，何资深以遗嘱执行人“自居”，一手成立了一个“编辑委员会”，其中有汪原放，也有我，但他仍是一手包办，从不通知汪原放，也不许我插手。我不知道究竟有什么遗稿，我估计，其中政治性文章都搜集在那本《陈独秀先生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的小册子中。此外都是音韵学和文字学的著作。何资深是外行，把著者的初稿也编进去。第一卷已经排好，校好，打好纸版，据说被商务印书馆送去台湾了。
以上所说是一些零零碎碎的事情，是回答你们所提问题的。以下我要系统地谈一两个问题。自然，不能把陈独秀问题完全谈清楚。
先要谈的是陈独秀与国际路线的问题。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敢于怀疑国际路线，抵制国际路线，而实行自己路线的，首推毛泽东。毛泽东不理会莫斯科来的那一套。他根据革命需要，不惜推翻那个忠实执行国际路线的王明派领导，而胜利地完成了长征。毛泽东又违反国际路线，于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不同蒋介石妥协，而进行解放战争，直到胜利。我根据的是北大女教师芦荻写的一篇文章。这几日我正在看一本书，其中有一段话证实了芦荻回忆的话。1948年的2月10日，斯大林说：“诚然，我们也可能犯错误。……例如，战后我们把一些中国同志叫到这里，叫到莫斯科来，我们对他们说，我们认为，中国没有发展起义的条件，中国同志应当同蒋介石达成维持正常关系的暂定条款，并解散自己的军队。中国同志在这里，在我们面前，在口头上同意了苏联同志的意见，而他们回到中国，做的却是另一回事。他们聚集了力量，改组了军队，现在在痛击蒋介石。请看，在中国这个例子上，我们犯了错误，情况表明正确的是中国同志，而不是苏联同志。”
这里，在这件事情上，斯大林认了错。但更多的是斯大林不认错，坚持自己的错误，而把失败的责任推给中国同志。
除了毛泽东以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敢于怀疑和抵制国际路线的，就是陈独秀。
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陈独秀便同国际发生争执。鲍惠僧回忆说，陈独秀于一大之后从广州回到上海，便反对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援。双方争执很久才解决问题。在西湖会议上，陈独秀反对马林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建议，以后马林拿出共产国际的决议，提出下级服从上级的纪律，陈独秀才表示服从（见陈独秀被开除时写的《告全党同志书》）。1926年春，陈独秀反对北伐，他分明知道共产国际已决定支持北伐，仍旧表示反对（见《向导》上的文章）。同一时期，陈独秀又曾以个人名义写信给共产国际，建议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见同上《告全党同志书》），我只能举出以上几件事实。大革命失败，陈独秀辞职以后，共产国际把失败的责任推给陈独秀，以此引起陈独秀的愤慨。从那时起，陈独秀已经不信任共产国际及其对中国的路线了。
毛泽东也早已不信任共产国际对中国的路线。他曾在一篇文章或讲话中大意说：中国人比共产国际东方部那些俄国同志更理解中国自己的问题。我想今天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一定都有此信念。陆定一“解放”后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说到周恩来时，曾说：从遵义会议时明白了国际路线的错误以后，周恩来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历届的领导人对于共产国际对中国的路线的态度（忠实执行，有所怀疑，有所抵制或完全拒绝）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不能不仔细研究。可是过去写的党史有意回避这个问题。甚至一字不提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代表。如此怎么能够写出可信的党史呢？例如，评价陈独秀，如果把这个问题当作禁区，又怎么能够做出符合事实的结论呢？
其次要谈的就是评价陈独秀的问题。
我从你们所提的问题中陈独秀问题所占比重来看，可以知道你们现在也是着重研究这个问题的。这里，我应当就我所能知道的事情尽可能说出来。此外我今天还要说一点我最近读一篇文章以后的感想。
我读的文章题为《评陈独秀给党中央的三封信》，作者署名郭绪印，文章出于《上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二期，12月20日出版。
文章的结论是：
“陈独秀的意见和建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当时中央的‘拥护苏联’的宣传口号基本上是错误。”
文章又说：
“党和人民不能允许把现实生活中的革命者随意打成反革命，也不能允许把历史上的革命者随意打成反革命。”
文章又从陈独秀8月5日的信中批评中央取消党内必需的最少限度的民主的话，做出结论说：“陈的这种认识是正确的。”
文章指出陈独秀这三封信“有正确的意见，也有错误的意见”但是“不能因为陈的8月5日的信中有错误认识，便全部抹煞他三封信中有价值的正确的而且占主要地位的意见。”
陈独秀的“错误认识”是什么呢？文章说：
“主要在于陈没有认识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国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错误地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看作是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认为蒋介石以及国民党各派军阀都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并强调‘资产阶级各方面的发展对于革命的作用及其危险性’。他错误地批评当时中共中央存在着‘对于资产阶级的幻想’。陈独秀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的认识是错误的，思想是相当混乱的。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当年列宁在俄国喊出的无产阶级及农民的民主革命’；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推翻整个反革命势力之统治’；中国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他没有认识到国民党政权并不代表资产阶级利益，而是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他没有认识到大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投靠蒋介石只是暂时的，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党的正确政策影响下，资产阶级有可能回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中来，它是无产阶级的一个有条件的同盟军，而不是革命的对象。”
以上从文章中抄录一长段的话，只为保存陈独秀1929年7、8月间的政治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对这个政治思想的批评。
这里可注意的是陈独秀明白把资产阶级看作“革命的对象”，而中国共产党则把资产阶级看作“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有条件的同盟军”。
可是，后来，一直到现在，中国共产党总是说托派主张中国革命应当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例如，沈雁冰1977年在《子夜》重版时写的后记中就说，他这本小说是参加当时社会史论战的。他分析当时论战中的三种论点，其中第二种论点“认为中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应当由中国资产阶级来担任。这是托派。”不知沈雁冰何所见而云然？我今天没有看到陈独秀那三封信（50年前是看过的），但从那篇文章所引看来，陈独秀恰好是把资产阶级看作革命对象，而非看作革命领导者的。沈雁冰说的不是沈雁冰个人的话，而是普遍的意见，毫无根据的意见。三封信就驳倒了这个意见。
1979年是陈独秀诞生一百周年，又是中国共产党为陈独秀开始平反之年。197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是全盘否定陈独秀的，甚至于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陈独秀领导的，而是瞿秋白和鲁迅领导的。1979年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纪念前后，党报党刊承认陈独秀领导五四运动的功绩了。这是第一步。到了7月，尤其10月，党报党刊承认陈独秀建立共产党的功绩了，革命博物馆的党史陈列挂出了陈独秀的照片。这是第二步。现在，这篇《评陈独秀给党中央的三封信》则走了第三步。原来1929年7、8月间，陈独秀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争论，关于中东路事件的争论，还是陈独秀正确而中央错误。文章作者说：“党和人民不能允许把历史上的革命者随意打成反革命。”
这篇文章显然不是作者郭绪印个人的文章，虽然是以个人的名义发表的。我重视这篇文章，特别是因为陈独秀写那三封信时，即1929年7、8月间，是在接受了托洛茨基思想之后两个月和他被共产党中央开除之前三个月。所以这第三步平反，对我说来，特别具有意义。
会不会再前走，走第四步呢？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四日
注释：
[1] 此处回忆有误，据文献四大是1925年1月11日开幕的。
[2] 据文献，瞿秋白并非三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但他也不是地方代表，不知以何身份参加大会？
[3] 据蔡和森《社会主义史》说，陈独秀从7月2日起就“不视事”。据张国焘《我的回忆》说，陈独秀是7月14日隐藏起来的。
[4] 按陈独秀曾几次写信给中央提出建议，最早一次似在广州暴动失败以后，并非向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写信。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