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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巡视福建中共党组织工作
郑超麟
（1980年6月3日）
〔说明〕其各片段分别刊载于《刘谦初》第198~204页、《福建党史月刊》2000年第二期，现整合录入。
1928年六七月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福建省委也派了一个代表团出国与会。代表团由三个省委成员组成：省委书记罗明、某同志（原定省委执委葛越溪，后改为团省委书记孟用潜）、工人出身的省委委员许土森。罗明等人出国后，福建省委便以省委组织部长陈祖康为代理书记。
陈祖康是漳平人，与我小学、中学同班，同时去法国。第一年在一起学法文，第二年他有钱去进什么大学，我则自修，最后进工厂做工。我同他感情始而疏远，最后断绝往来，因为我看出这个人心术不正，趋炎附势，不能做朋友。1922年夏，我与若干同志在巴黎发起组织“少年共产党”。几个月之后，熊雄同志不识人，介绍他加入我们的组织。他发现我已在这个组织内，便写信给我解释误会，希望恢复同我做朋友，我回了他的信，但对他还是保持冷淡的态度。1925年，陈祖康大学毕业归国，他的家按照古来考中进士衣锦还乡的先例，大摆筵席，祭祀祖宗。他居之不疑。此时熊雄做了黄埔军校秘书长，请他去军校当教官。陈祖康知道，熊雄在党内地位不高，而我同陈延年要好，便先来找我，同我见了两次面。我忘记是否写了介绍信给陈延年，以后我仍旧与他不通音讯。1926年下半年，陈祖康随北伐军进入福建，不知怎样参加了党的活动，做了省党委委员。1928年上半年，陈祖康的父亲派他的弟弟来漳州找他，劝他投降当时统治漳州的本地小军阀张贞。陈祖康连同身边几个人一起投降了张贞，于是福建省委陷于危机。
消息传到中央，当时，党的高级干部绝大多数都去莫斯科开大会了，只留下李维汉看守中央。中央根据从福建来的同志报告，决定派我去厦门整理党的组织。
李维汉派我为中央特派员全权收拾福建党组织的残局，惟一的理由是因为我是“福建人”。其实我与福建的革命毫无渊源，过去也未做过党的组织工作，当时又正在主编中央的机关报《布尔塞维克》，一时也找不到接替的人。为私为公，我都不愿意接受这个任命，可是，党的纪律不许我讨价还价，只好于7月间硬着头皮到厦门去了。
我不能说我是福建第一个加入青年团和共产党的，因为林祥谦、王荷波等同志在我以前就加入了，但我可以说闽南各县是我第一个参加共产主义的组织和活动。
1928年7月中旬，我一个人带着简单的行李来到厦门岛上，先找一家旅馆住下来，即去一所中学找一个学生，把中央的介绍信交给他，他约我次日上午再去。次日上午，大约9点钟，我再去，那个学生说：“人还未来呢！”正踌躇间，他指着远处说：“来了。”来的是一个约摸30岁的长个子，我提着行李跟他渡海到鼓浪屿去。路上，他问我是不是郑超麟？我说：“是的”。他自言龙岩人，早已知道我了，他名叫李连星，共产党员，曾是第六届广州农讲所学员。我们来到鼓浪屿半山上一个房间，那里有三位女同志，我认识其中一个是苏同仁，在北京读大学时，曾随史静仪来上海，住在中央宣传部，似乎是1926年初的事情。其他两个都是广东人，一个姓罗，另一个姓什么，想不起来。苏同仁的爱人叫吴亚鲁，是福建省委秘书，江苏如皋人。我从她们处知道，劫后的省委把福州地委书记刘乾初调来厦门，主持工作。刘乾初昨日去石码视察，明日才能回厦门来。厦门到石码有轮船和汽车可通，二三个钟头可到。我决定立即赶去石码，会见刘乾初，一同视察，我也需要知道基层组织的情况。她们派了一个华侨学生带我去石码。华侨学生只知道石码一个接头处：某学校或某机关一个女同志，名洪徽音，系青年团员刘瑞生的爱人或对象。我们找不到她，因此无法找到刘乾初和党组织。我们在石码汽车站附近的旅馆住了一夜，次日早晨坐小火轮回到厦门。刘乾初已经回到厦门了。原来他昨日到另一个乡村的党组织视察，昨夜就赶回厦门。
我们召开了一次省委会议，讨论怎样进行整顿组织的工作。我作了报告，他们作了汇报，结果决定召开全省代表大会。
那时党省委留在厦门的有刘乾初、李连星、谢某（龙岩适中人）、郑某（龙溪人，只记得她的名字中有一个乾字）、一个小贩名阿香（忘其姓）和省委秘书吴亚鲁，几日之前去上海向中央报告的黄埔军校学生（湖南人）也从上海回来了，他也参加了我们的会议，我忘记他原来是不是福建省委委员。开会时还有青年团省委参加。主要的同志就是上海大学学生，龙岩人陈蛮，此时改名陈必新；其次是一个从上海派来的上海青年，家住曹家渡，我忘其姓名；再其次是张采真，燕京大学学生，河北人，此时做青年团工作的。
刘乾初、张采真，还有一个姓董的，在燕京大学是好朋友，他们倾向共产党，但找不到组织，南下参加北伐才入党。国民党反动后，刘张两人留在福建做党的工作（似乎刘乾初一人留在福建做工作，张董两人在上海，张采真以后由上海去福建的），另外两个广东女青年，也是到处找共产党，最后遇到了张采真才入党。
当时还有一个男青年叫做“大罗”，一个女青年叫做“小罗”（他们都有名字，我忘记了），是堂兄妹。小罗加入了组织，大罗也跟来厦门，但不加入组织，表示同情，时常写信向组织提出各种建议，又屡次表示钦佩共产党员，说他们生活俭朴，工作努力，拒绝一切物质享受：“厦门普通工人常常买罐头吃，你们一个也不买！”他还说，罗明做书记一段时间，无钱买菜，常常用酱油泡饭吃。
福建本省干部中，还有一个党龄很老的同志，忘其名，可能是厦门本地人。他不像工人，也不像知识分子。他在厦门很吃得开，大家有什么困难就去找他，他能解决得很好，全省大会的会址就是他去布置的。他从未参加各种会议，大家说起他时都有保留，但还是信任他。组织上缺钱用，就请他借，钱来了就还，但要算利息。
我同刘乾初、吴亚鲁、苏同仁，住在鼓浪屿岛上离码头不远的一个店铺的楼上，瓷砖铺地，一明二暗的住宅。苏同仁负责烧饭。这是秘密的住所，一般同志不能来，我在那里只见过陈必新和张采真来过。我们开会和接头另在一个地方，靠海滨一幢二层楼的普通洋式房子，那里住着几个华侨学生，我们的同志。
青年团的机关设在厦门本岛上一个僻静的街道上，本是店面房子，现在住家。我初到鼓浪屿半山上的房子，则是工作人员住家的地方。
决定召集全省代表大会之后，秘书吴亚鲁便写信去各地催促派代表来厦门开会了。在这期间，我去基层组织摸底。在厦门参加了一个青年团支部（只有三个学徒）在野外坟墓上开的会。在厦门，陈必新组织七八个进步的青年人同我见面。我只记得其中一个是苏庆云，他在省立第九中学读书，比我低一个年级，年纪比我小得多，当时是一位“神童”，十二三岁已经能写长篇的文章了。陈必新说他现在常在厦门报纸的副刊上写文章，也写新诗，行动有点怪。
我同刘乾初一起去石码和漳州视察。在石码，我们住在一个农民同志的家里的厢房。晚上，在另一个农民同志家里召集全体石码同志的会议。我和刘乾初都说了话。同志到了的在三十人以上，他们最关心的是何时实行武装暴动。他们也讨论交田租问题，有人说：“今年不交田租了。”另一个人说：“哪里可以？！”我听得懂他们的话，也能说他们的话。散会后，有几个人护送我和刘乾初到我们住宿的地方。
在漳州，我们不能召开那么多人的会了。接头机关的负责人是黄埔军校的学生，我不记得他是福建人还是外省人。他找来一个服装很整齐的同志带我们去东门外一户农民家中，同一位农民同志谈话。我感到他不像一个农民，完全是一个城里人。夜里，有人带我们去漳州汽车站，参加一次支部会，支部书记是这个站的一个警察。另外还有两个年轻的同志，大概是汽车站的工人。只有警察一个人说话。人家说他是龙岩人，但说的不像龙岩话。
漳州同志同我们谈起陈祖康这个叛徒，说了他的一些事情，有人提议把他干掉，我没有表态。
回到厦门，我找党和青年团的干部个别谈心。刘乾初、吴亚鲁、苏同仁是朝夕相处的。我忘其姓名的那个黄埔学生同我谈了几次，暗示他要当省委书记。我对这个人的印象本不太好，凭这个暗示，我更不愿意提拔他当书记。开大会前不久，中央派了一个上海大学的学生来福建工作，这个人姓饶，江西人，我在上海会过，但不熟悉，我让他参加了大会。可能，他就是饶漱石。
各地代表来了，福州来的是陈昭礼，建宁来的是一位姓杨的同志，漳州、厦门何人作代表，我不记得，闽西（当时似乎已有“闽西”名称了）没有代表来。
陈昭礼，福州人，复旦大学学生，“五卅”运动中在上海加入青年团。1927年，他在武汉中央机关当会议记录。他是福州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潘谷公（潘祖彝）的女婿。北伐军占领福州后，军中的共产党员马轼材同潘谷公合作，把福州的革命运动搞得轰轰烈烈。革命失败后，1930年我在上海认识了潘谷公，谈起了陈昭礼，他说陈昭礼还在共产党内活动。
杨峻德情况不详，我保留的印象是他很能干，很会说话。闽西方面没有人来，似乎通知开会的信也未寄到。但我们收到了一封信，报告那边情况：前一时期起义的武装还留着一部分，客观形势险恶，无法发展，问省委怎么办。
我们在鼓浪屿山上，一幢三层洋楼内租了第三层作为会场。租钱相当贵。我们准备开完会就抛弃的，所以没有家具，没有装电灯，夜里也没有人去住。一个大厅很宽广，旁边有几个房间，以及一些附属的生活间。好像不是席地而坐，而是有些粗糙桌椅的。我不记得是开一天会，还是三天会，也不记得参加了多少人，讨论了几项议事日程。
我从上海出发时中央给的任务只是“整顿福建组织”，没有提出什么原则和方法，一切由我作主。我在厦门曾向中央作了两次或三次报告，用我当时的化名“元和”写的。当时交通很方便。有个女交通员，我忘其名，浙江人，家庭妇女打扮，乘船来往于厦门和上海之间。我在厦门期间她曾跑了一次或两次，我的报告通过她送去，密写以及其他技术措施由秘书吴亚鲁负责。苏同仁也曾去上海一次。交通回来之后，中央看到我的报告当有指示，但这类指示以及我的几次报告，今天都忘记了，可能。报告和指示今天还保存着。
苏同仁去上海，同那位交通员一样，另有接头地方，我不知道。但我委托苏同仁带我的信到我的家（即《布尔塞维克》编辑部），给我的爱人刘静贞，苏同仁回厦门后特别穿了一件旗袍给我看，问我认识不认识这件旗袍，原来是我爱人送给她的。她和我的爱人在北京相识，两人同过一段党组织的生活，这次在上海意外地见了面，两人都很高兴。
关于全省代表大会，我记忆得不多，连开一日会或开三日会，都记不起来。我只记得大会的政治决议案是我写的，其他决议案似乎也是我写的。这些决议案会前都经过旧省委讨论通过的。参加旧省委的不限于过去的省委委员，可以说是一种扩大会，或宁可说是一种积极分子会议。这些决议案的精神，是一种退守的保存自己力量的精神，稳扎稳打，巩固已有的组织，逐步发展新的组织和活动。设在厦门的省委机关定期去附近几个地区巡视，了解情况和解决问题。福州、建宁及其他地方如何活动，则由那里的同志根据具体的情况作出决定。
最困难的是闽西的问题，那里好久没有人来了，通信也是若断若续。在此情况下，我们无法知道那里的真实情况，因之也无法随时给他们指示。我考虑结果，主要是闽西方面退守解散游击队，把武器埋藏起来，进行和平的合法的群众运动。我这个主张有保留地被同志们接受了。
但这一点成了后来人家攻击我的把柄。我给中央的书面报告以及后来的口头报告，都说到了这一点。我回上海要求六次大会后新中央召集一次会议，听我报告福建工作，结果中央决定派向忠发和李立三两人来我家听我报告。我在报告中也说到那个解散游击队，埋藏武器的省委指示。“武装斗争”路线在党内占了上风，这次省委指示更加成为攻击对象和机会主义标本了。
我今天也应当指出我自己的主观因素，1927年武汉反动后，我便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了，应当吸取失败的教训而准备未来的重起的革命新潮。农村武装斗争不过是革命实力和残余部分罢了，革命新潮兴起得快，这部分残余就可以变为新的实力。《布尔塞维克》创刊号（1927年10月24日）上我的文章基本就是这样写的（也许没有各方面都说到），可是当时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中央要坚持中国革命并未失败而是向更高阶段发展的立场。1927年武汉反动之后，中国革命究竟是失败了，还是高涨到另一阶段，50多年的历史可以检验。我当时就是根据这个认识来处理闽西武装斗争问题的。
大会选出刘乾初为省委书记，谢景德为省委组织部长，陈昭礼为省委宜传部长。省委委员有几个，是哪几个，我不记得了。大会结束后，我还帮助新的省委布置工作，前后计两个月，之后我就乘船回上海。
回家次日，早晨报纸就登载了厦门破获共产党组织的新闻，记叙得很详细。中央六次大会选出的新中央，正在担心我的安全，有一个交通说我已经回到家中。根据报纸的记载以及后来党内消息，此次劫难的经过如下：叛徒陈祖康已经知道我来厦门活动，便派爪牙来厦门打听消息。先后有两个人来到鼓浪屿，都是龙岩人，他们都要求同我见面。第一个人，我已经忘记他的名，但知道他姓陈，他哥哥叫陈其相，是我的中学同学，比我低一年级。根据我接触的印象，这个人没有嫌疑，是参加前一时期的革命活动，想来恢复组织关系的。后一个人，名陈耀琨，当时改名陈子清，是我的中学同学，比我低一年级或二年级，从漳州来，知道陈祖康和张余生的消息，我要他谈谈这两个人的事情，他吞吞吐吐，说不清楚，当时我已怀疑了。事情发生以后，我断定陈子清是陈祖康派来厦门的密探。陈祖康只知道我们在鼓浪屿靠海滨的那所二层洋式房子，几个华侨学生住在那里，是省委的接头处，不知道省委的其他机关。外地的人来，大半来此接头，由一个华侨学生通知省委的人去接见，省委有时也在这个地方开会。出事的那天，有两个人在门口徘徊，省委开了会，刘乾初和谢某某走出来，那两个人尾随在后，直到从鼓浪屿去厦门的渡口。厦门报纸登出此事，两个人中有一个是宋渊源，民国初年福建国民党的有名人物，不知此时何以堕落到做了小军阀张贞的包打听。
就在那天夜里，陈祖康动手了，逮捕了那座洋式房子里的几个华侨学生，他们没有说出什么，因此厦门和鼓浪屿两地的党团机关都平安无事。报上说此次破获目的在于捉拿中央特派员，但中央特派员闻风逃脱了。他们也在石码动手，先逮捕了洪徽音，洪供出了李连星，于是李连星被捕。李连星是在全省大会之后从厦门调来石码主持工作的，他就住在我和刘乾初去石码巡视所住的农民家中。那个农民没有受累，次日即去鼓浪屿向省委报告了此事。
李连星解去漳州以后不久就牺牲了，他在狱中遇到陈少微，告诉陈少微我来厦门这段经过。陈少微不久越狱逃到上海，我见到他，知道了这一件事情。
李连星被杀自然是很大的损失，但省委和青年团机关的其他同志都平安无事，那几个华侨学生不久也都被释放了。
我在上海请准中央调张采真夫妇来《布尔塞维克》编辑部工作。中央不久也把刘乾初从福州调去山东工作，这可不是出于我的要求。刘乾初路过上海时，李立三同他谈了话，我请他和张采真上馆子吃一顿饭，我的朋友尹宽作陪。以后不知何时，中央调张采真去做湖北省委书记，不久之后便被国民党捕杀于江汉关门前。我在国民党监牢内从沈从文发表于《国闻周报》的一篇文章中看到这个消息。沈从文是张采真在北京时的好友，沈从文也提到他接济了张采真夫人的生活。
谢景德不久就病死了，陈昭礼如何调动，我不知道。
总之，新中央对于福建的工作另有一番布置，我以为我在福建的两个月工作是白做的，在福建革命史上没有留下一点痕迹的。想不到今天还有人问起我这一段工作，而且知道我当时向中央报告时用的化名“元和”。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