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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沈雁冰
郑超麟
（1981年5月5日）
〔来源〕录自《现代稀见史料书系 郑超麟回忆录（下）》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
我不认识茅盾，但我认识沈雁冰。
这话的意思是说：当沈雁冰采用“茅盾”为笔名，而且以此笔名驰誉全国的时候，我就没有同他往来了，在此以前我却是时常同他见面，并且同他共同工作一个时期的。换一句话说，我这里回忆的不是文学家沈雁冰，只是共产党员沈雁冰。
二十年代初期，我在法国由“俭学”而“勤工”的时期，就知道了中国有个沈雁冰常写文章。我自然看了《小说月报》，但好像不止《小说月报》一家杂志上有沈雁冰的文章。我当时的印象认为，沈雁冰不像那些在《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所谓“新思潮”杂志上写文章的人那样生气勃勃，而是一个稳重的人，同那些常在《东方杂志》上写文章的名人一样。我们当时对于《东方杂志》是没有敬意的，虽然就在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曾向《东方杂志》投了一篇译稿，而且被采纳了。正因为对于《东方杂志》没有敬意，我的译稿才敢投给它，而不敢投给那些提倡“新思潮”的杂志。
我羡慕那些在《新思潮》杂志上写文章的人，以为是高不可攀的。当时我住在一个小城市，租了一间公寓房子，自炊自濯，自学文学和哲学。就在那里遇着曾琦，都是黄面孔，不必经过什么人介绍，就攀谈起来。曾琦要拉我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拿一本《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录》给我看，每个会员都有一篇小传，又有一张半身照片。我发现其中有许多在“新思潮”杂志上写文章的人，如李大钊，恽代英，田汉，易家钺，王先祈，毛泽东，等等。出乎意外地，我发现其中也有沈雁冰，说原名德鸿（按沈德鸿表字应是“雁宾”，取“鸿雁来宾”义，似乎以后才改“雁冰”的）；又有沈泽民，说原名德济。我想，这两个大概是一家人，我又想，原来沈雁冰也是属于“新思潮”方面的，与那些在《东方杂志》上写文章的名人不是一类。我自己考虑一下，又同朋友商量，结果辜负了曾琦的好意，没有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把这本《会员录》仍旧还给曾琦了。
当时我不过二十岁出头，记忆力比较好，那本《会员录》所记的人和事大都记得。一九二四年，在上海，我去蒋光赤家中闲谈，那里先有一个青年人，老蒋介绍说是沈泽民。我脱口而出：是沈德济么？泽民很诧异，问我怎么知道他这个名字。我笑而不答。这是后话，是由《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录》连带说起的。现在回到我回国以前的时期。
一九二二年，我自炊，自濯，自学的生活也继续不下去了。我进了工厂做工，不久，我不仅放弃了数理化，而且放弃了文学和哲学。我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书，参加了“少年共产党”的发起工作。我不再像前一年那样羡慕那些在“新思潮”杂志上写文章的人，更加不羡慕那些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杂志上写文章的人了。我想，沈雁冰不过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而已，但这个学会的一部分人，如曾琦，李璜之类也是落后的。
一九二三年，我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一天闲谈，赵世炎拿出一封待发的信，信上写中国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所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先生收。赵世炎解释：钟英即是“中央”。我于是大吃一惊：沈雁冰原来是共产党员！我说这个故事，现在人也许不相信：赵世炎为什么会如此轻率，把党的秘密通讯处当作闲谈暴露出来。那时我还是团员，尚未人党。可是，当时事实就是这样。
一九二四年，我回国，在中央工作，渐渐知道了沈雁冰是很早的党员，有了党的组织他就加人了。曾有一个时期他负责了上海地方的党的组织工作。有人告诉我，他搞文学只是一种职业，借以掩护，为党做工作。我回国后不久，有一天，总之在我会见沈泽民之后，中央派我去找沈雁冰，开给我一张闸北的地址。我费了许多力量，找到一个弄堂，凭门牌号码找到一个后门，敲门进去，却见沈泽民站在灶披间门口。我一时糊涂，拿出地址纸条，问泽民这里是不是我要找的地方。泽民笑起来说：“当然是的”。我忘记了此次为什么事情来找沈雁冰，是否看到他。可能是送一个东西给他，我把东西交给泽民就走了。
我今天想不起第一次同沈雁冰见面的情况。在五卅运动中我常常看见沈雁冰，但那绝不是第一次，那时我同他已经相当熟了。那时中央有些机关，工人部，会计处设在闸北，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和编辑所附近，后来《热血日报》编辑部也设在那里。我在宝山路或邻近几条小路上常常遇见沈雁冰，路上都不打招呼。《热血日报》初办起来，沈雁冰常来编辑部看我们。第一天，瞿秋白带了陈独秀写的《热血日报创刊辞》来编辑部，告诉我，这个创刊辞，明天发表出来，老头子的老朋友一定看得出是老头子写的，因为老头子文章总归把“斗争”写成“争斗”，这篇文章就有几个“争斗”。瞿秋白说的“老朋友”，我体会，首先就是指沈雁冰。
可是，沈雁冰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却说《热血日报》发刊辞是瞿秋白写的，而且把这篇发刊辞全部转载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是他记错的，或者没有深考的。同样，他又说《热血日报》第四版那些说唱小调也是瞿秋白写的，而且由此作出结论，认为瞿秋白当时已经重视用通俗文学为宣传群众的武器了，这话，他也是说错的。《热血日报》那些说唱小调是何味辛（今名何公超）写的。瞿秋白用通俗文学形式宣传群众，是后来抗日运动中的事情。九一八事变后，他闲居上海作文化运动时候。曾去大世界和文庙听说唱，从中学会了写小调的本事，写出几篇长的小调，流行一时。但在五卅运动中他还没有这个本事。不错，五卅运动后，一九二六年间，他一次曾同我说，去大世界可以学会许多东西：有个叫做“大面包”的艺人唱的小调很能感动人，我们有此本事就好。但这不过说明他是有学习说小调的打算，却不能说他五卅运动时已经会写小调。我自己参加了《热血日报》编辑部，沈雁冰不过偶然来编辑部串门而已，我的回忆比他的回忆更可靠，何况何味辛现仍在世。
《热血日报》创刊前一日或二日，《公理日报》已经出版了。瞿秋白拿着《公理日报》对我说：“世界上哪有什么公理！我们来办一个《热血日报》罢。”我们的报纸就是这样办起来的。《公理日报》是商务印书馆老板拿出一万元给职工去办的，由郑振铎主编，沈雁冰无疑是编辑之一。商务老板拿出这笔钱，一来为了表示爱国，二来为了避免职工闹风潮。在此情况下，报纸不能畅所欲言，是可想而知的。瞿秋白抓着报名“公理”二字表示他的不满之意，自然不是偶然的。沈雁冰参加编辑，固然不能扭转局势，但即使他是主编，《公理日报》也未必能像《热血日报》那样冲锋陷阵。我想，即使把《热血日报》交给沈雁冰主编，他也做不出瞿秋白这个成绩。
当时，我们做党内工作的人对于沈雁冰的评价，认为他不是一个积极的党员，但如果党组织派给他什么任务，他会毫不迟疑去完成的。沈泽民也是如此。但一九二四年秋和一九二五年春，我们奉命为“国民会议促进会”和“追悼孙中山”两个运动上街去演讲和发传单时，沈泽民还是激昂慷慨的，当时他和蒋光赤和我三人编成一个小队。我则未曾看见沈雁冰有此表现。
五卅运动过后，快近中秋节，中央宣传部为了配合工作，从哈同路民厚里迁移到闸北福生路来。民厚里借租别人的房子，福生路则是独家居住。中秋节晚饭，我们请了沈泽民，张琴秋夫妇来过节，喝了酒，吃了饭，还有余兴。向警予念一首李后主词，“无言独上西楼……”。彭述之跳高加索舞，当时他刚从宝隆医院出来不久。张琴秋唱《可怜的秋香》，沈雁冰没有来。他们兄弟此时不是住在一起，泽民住在成都路福煦路口。
沈雁冰有时也到福生路宣传部来，我招待他。他总是有事情来的，我忘记了什么事情。一九二五年底，宣传部需要一个技术人员，沈雁冰介绍一个中年妇人名陈达人来。我忘记了她是否党员，只知道她的丈夫在美国留学，她一个人住在上海，同沈雁冰，杨贤江两家都很熟。从此我们同沈雁冰的关系就更密切了。
一九二五年下半年，我参加了上海地委，又去上海大学教课。以后，在上海大学也常常遇到沈雁冰，每学期宴请教授时，也在酒席上见面。他是在中国文学系教课的。上海地委派我去指导商务印书馆支部的工作，支部书记就是沈雁冰。支部每次都在他家楼下客堂间开会，到会十余人，有时超过二十人。支部成员绝大多数是商务印书馆工人和职员，但也有少数几个住在闸北的党员，其中有毛泽民，当时我不认识他。只听出他说湖南话，自称为“农民”。我每次代表地委作政治报告。
我兼职过多，难免妨碍本职。瞿秋白有所觉察，一天问我工作情况，我如实地告诉他。他不反对我去上海大学教书，但反对我参加地委工作。他说：“商务支部已有沈雁冰作书记，又何必你去呢？”他在中央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从此我不再出席商务印书馆支部会议，而且退出上海地委了。
宣传部搬到福生路以后，蒋光赤也常来串门。沈雁冰和蒋光赤本来认识的，二人都在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教书，但似乎很少机会谈话。一次，在宣传部，我同时招待了这两个客人。他们的话题渐渐谈到文学上去了。我对此话题本无兴趣，只在旁听。不知怎样，两人吵起来。沈雁冰是“文学研究会”方面的人，蒋光赤则参加创造社，常在《创造》上发表文章。双方都有派性。大概是蒋光赤先讽刺了沈雁冰，然后沈雁冰板起面孔教训蒋光赤几句话，大意是说：中国文坛本已走上现实主义道路，都是你们搞乱了这个正确的方向。以后的话谈不下去了，两人都散了。我不清楚这两派究竟争的什么，仿佛听说前一二年创造社的人曾写文章攻击了“文学研究会”，我未看过这些文章。
一九二六年三月下旬某一天，沈雁冰通过陈达人（或别的人）带口信给我，要我立即去他家中看他。我去了，才知道，他刚从广州回到上海，尚未休息便找我去。他说，三月二十日晚上，他已经上了轮船，忽然陈延年派人上船来找他，托他带口信给上海中央，报告当日蒋介石举行的政变，逮捕了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派兵包围了苏联顾问团住所，等等。此事，我们在上海早已知道了，帝国主义通讯社早已发出新闻。我们当时不敢相信，以为是帝国主义造谣，有意挑拨共产党和蒋介石关系的。至少我个人是这样想。现在，我听了沈雁冰的话，觉得问题很严重。原来上海各报登载的外国通讯社的关于广州发生事变的消息，并非造谣，而是实有其事。沈雁冰没有带来文字的报告。我于是急忙到中央秘书处去找到陈独秀同志，把沈雁冰的门信转告他。我还记得他当时表示很大的气愤。以后，好几次我旁听中央开会时，看见陈独秀同志为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及后来一连串的事情表示气愤，中央如何开会，是否找沈雁冰亲自来报告，以及作出什么决议，我都不知道，或者都忘记了。我当时的印象是陈独秀同志主张抵抗的，对于过去的所谓国共合作的路线表示不满。一次或二次，我听过他提起我们在黄埔军校工作的同志被蒋介石集中起来办训练班的事实，而加以讽刺，意思是说：我们再搞下去，都要落得这个下场。那时，中央决定由秘书处出版一个油印的内部刊物，讨论我们对付国民党的政策。这个刊物出版了几本。彭述之动员我也写文章，我毕竟没有写。据我知道，当时陈独秀，彭述之等人是主张同蒋介石斗争的，北方李大钊等人，上海罗亦农等人，表示同中央一致；惟有广东陈延年以及苏联顾问团则主张对蒋介石让步，几年以后，我又听陈独秀同志说，他在三月二十日事变之后曾以个人名义写信给共产国际，主张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
上面，我的话越出本文范围了，我要说的只是上海中央知道广州三月二十日事变的真实消息，是沈雁冰口头带来的。
可是，一九八〇年初我看到了上海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的《资料与动态》第七期，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出版的，其中有一篇名《访问沈雁冰同志—关于中山舰事件等问题》，说了同一件事情。
同一个中山舰事件，沈雁冰在访问记中却是这样说的：他在事件发生之后一个星期才离开广州；在这一星期中，他叙述陈延年向上海中央请示，中央回电，要陈延年“尽量让步，……争取蒋介石在下半年出师北伐”。陈延年不接受这个中央指示，于是同在广州的中央委员毛泽东商量，组织武装反抗蒋介石，即去联络谭延闿的二军和程潜的六军打蒋介石。陈延年和毛泽东作好了这个军事计划，便去找苏联顾问。那时鲍罗廷回国述职了，代理的是基山嘉，这个人不赞成这个军事计划，只好作罢，于是趁沈雁冰回上海之便，陈延年派刘伯承送一件广东区委给中央关于事变的书面报告托沈雁冰带去上海。沈雁冰说：“我在上海把报告送去时，见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等正在开会，屋里烟雾弥漫”。
看哪，他的回忆和我的回忆，相如此之远！
现在，我试分析他这篇访问记。他说陈延年请示上海中央，上海中央回电要陈延年让步，可见广州和上海之间电报畅通。但后来又说：“当时我们没有自己的秘密电台，也不可能通过商业电报局用密码电报向上海请示”。可见，广州和上海之间电报不通。自然，前一个请示是如何应付事件本身，后一个请示则是要求批准军事计划，但后一请示不能通过商业电报局，前一请示又何尝可以通过商业电报局呢？此外，上海中央决不会告诉陈延年要“争取蒋介石下半年出师北伐”。因为是蒋介石自己要出师北伐，而陈独秀当北伐出师时还在《向导》上发表文章反对北伐哩。
同一件事，他的回忆与我的回忆不同，而且相差很远，这本是正常的，我们都是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了。但此事牵涉到几十年来对于陈独秀同志的“诬蔑不实之词”。事实上是陈独秀在中山舰事件后主张同蒋介石斗争，而俄国顾问则主张对蒋介石让步，但几十年来每提起这个事件，人家总要颠倒过来，说陈独秀同志主张让步的。八十多岁的沈雁冰不过是在这种人为的气氛之下回忆他的往事罢了。
我今天并不坚持一定要按照我的回忆写历史，我不过写出我的回忆来对照罢了。谁是谁非，后世可能弄清楚。
但在他何时离开广州这个问题上，他那篇以《中山舰事件前后》为题的回忆录似乎可以帮助解决。他说，他回上海后，参加了“四月三日和四日召开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代表大会”，他自己还“在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但根据他的访问记，“我在中山舰事件后一个星期就乘船同上海”，这次船行六日，到上海后他又忙于“最重要的事”，即筹备出版《国民日报》，如此他怎么能够参加四月三日的大会呢？如果如我所回忆的，他三月二十日晚上上了船，二十六日到了上海，办理必要事情之后，就可以从容参加四月三日的大会了。
就在党内争论如何对待蒋介石国民党的差不多同时，宣传部要扩大工作，嫌福生路的房子不够用，于是搬到北四川路横浜桥南一个洋房式弄堂来。这是一座二层楼带一个很阔大的过街楼的房子。添加了两个干事：黄文容和羊牧之，同时辞退了陈达人，也许未搬家以前陈达人就自己辞职了。我们把过街楼辟作办公室，摆了四张写字台，还隔了一个房间作图书馆。沈雁冰有时也到这里来，但不知道为什么蒋光赤不来了。可是，来这里串门的人比来福生路房子更多些。秘书处的王若飞，江浙区委的罗亦农，赵世炎，尹宽，以后军委的周恩来，常来这里谈话，有时开会，自不用说，连青年团中央的贺昌，刘昌群，刘仁静，陆定一等人过去不来福生路房子的，现在也来横浜桥房子了。陆定一来的时候更多。他成了我的朋友，我们常出去看电影，逛公园，逛马路。
一天，沈雁冰到宣传部来，我正招待着他，陆定一恰好闯进来。他们二人没有会过面，我给他们介绍。当我说：“这是沈雁冰”时。陆定一忽然满面通红，一句话说不出来。那个时候，沈雁冰是个有名的人，爱好文学的陆定一无疑早已知道了，现在他忽然发现站在他的面前的，就是有名的沈雁冰。
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我在监狱中看解放日报，知道沈雁冰卸了文化部长的任，而由陆定一代替他做文化部长，不知怎样想起了一九二六年在我面前出现的这幕情景：旧文化部长和新文化部长，原来都是我当年的座上客。
就在那个时候，或者稍后一点，沈雁冰被任命为“情报局长”。他在宣传部那个办公室里摆了一张写字台，每日来办公。他的职务是搜集英文报刊中有关中国革命的材料。这个时候北伐就要出师或已经出师，英文报刊关于中国革命的消息多起来了。设置这个职务，我事前毫不知道。宣传部订了国内各种中文报刊，有人负责剪贴其中有关的消息，但没有外文报刊。确有需要搜集外文消息，但值得专设一个机构么？我设想，这是国际代表向中央建议的。
对于这个“情报局”写字台，我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只记得一天赵世炎来坐在写字台另一边，同沈雁冰谈论工作。沈雁冰都说中国话，赵世炎则常常插几句英国话。我还记得，赵世炎称沈雁冰这个职务为： bureau of in formation 。我又记得，那时，有一月，中央会计处拿不出钱来发薪水和机关经费，于是我同沈雁冰商量，看他能否借来所需要的钱。他答应了，第二天上班时就把钱带来了。我忘记了多少钱，大概在二百元和三百元之间。以后，会计处发了钱，我如数还了他。
我现在想起，这个情报局也许是直属中央的，不属宣传部的，不过借宣传部一席地安放一张写字台罢了。
这个情报局毕竟是可有可无的，因为不久之后，至多三个月之后，它便撤销了。北伐军下武汉，中央派遣沈雁冰去那里编辑汉口《民国日报》。（据沈雁冰回忆，他是先去武汉军分校教书，后调《民国日报》的。)
一九二七年四月底，我最后未到武汉。尹宽比我早离开上海，但与我差不多同时到达武汉。我们和他当时赋闲，相约去民国日报馆找沈雁冰。他非常殷勤地招待我们二人到他的宿舍去，我们在那里看到孔德沚和他们的孩子。孔德沚看见我们也很殷勤，好像他乡遇故知的样子。沈雁冰接着就邀请我们上馆子吃饭去。那是交通路底一家广东小馆子，主人写了一个条子叫茶房送到附近什么地方请孙伏园来。我在北京报纸副刊常看到孙伏园文章，却未曾见面。沈雁冰给我们介绍也只说我们二人是刚从上海来武汉的。孙伏园一口大胡子，也不便多问我们上海的情况。
在第五次大会会场内，我每日都看到沈雁冰，但没有机会说话。他总是穿一套黄色军装，绑着绑腿，坐在会场最后面的一排発子上。同他坐在一起的有丁晓先，他是商务印书馆一个编辑，党员，上海三次暴动胜利后成立市政府，他被派为教育局长。四一二反动后他逃亡来武汉。我听了大会上的长篇演说，感到无味，也退到后面几排来，做些小动作，主要是同青年团中央那些年轻人开开玩笑。据说，丁晓先告诉沈雁冰：郑超麟原来是一个小孩子。
大会后，我住到武昌去，就不再同沈雁冰见面了，也很少听到沈雁冰的消息。革命形势一天不如一天。《向导周报》出不来。有人说，稿子编好交给中央常委张国焘审查，张国焘放在皮包内，一个多星期没有工夫看。有人提议找一个专人负责。有人推荐沈雁冰。当时形势已经很不好了，沈雁冰要退出民国日报。张国焘计算了一下：沈雁冰有老婆，小孩子，要维持他的一家生活，中央负担不起。于是人们又想到了光棍郑超麟。但直到八七会议以后，我才被调回中央去规划机关报《向导》的恢复出版。那时形势完全改变，出版已无可能了。
一九二七年九月下旬，我随中央迁回上海，奉命主持机关报的事情。黄文容帮助我建立了机关。报纸开始出版了。一天，大概是十二月间，我同黄文容二人去福州路一家馆子楼上喝酒。那时上海好像很太平，我也就同北洋军时代那样丧失警惕，在楼上房间里高谈阔论。想不到隔壁房间有两个人听我们谈话。他们掀帘走过我们的房间来。一个是宋云彬，我认识的，他曾任国民通讯社社长，又与我同船由上海去武汉；另一个是吴文祺。我们四个人于是一道喝酒。这一次，如果隔壁房间不是自己的同志，而是国民党员或是叛徒，那就要惹出麻烦了。
我从这两个人得知沈雁冰的消息。原来，他已经回到上海，现住在家里，楼上，不出门。吴文祺给我地址，要我去看他。次日，我一个人到窦乐安路某里找到沈雁冰的家，到楼上看到他。吴文祺也先在那里，宋云彬没有来。
此次似乎是沈雁冰从武汉回上海以后第一次同共产党组织相接触。但我并非以党组织的代表身份去看他，而是以老朋友的身份去看他。他也没有表示要同党组织发生联系。吴文祺无疑是未曾预先得到他的许可，便把他家的地址开给我的。我也不知道，吴文祺告诉他已经约我去他家里看他的时候，他的最初的反应是什么，是认为吴文祺做得对，还是做得不对。总之，他那天还是很热情地招待我，告诉我他回上海后的生活，这里的环境，以及叶圣陶和鲁迅也住在这里，等等。我们谈了许多话。我忘记了谈话的内容，但有一点是不曾忘记的，即是他明白向我表示反对当时党在乡村所实行的武装斗争路线。无疑，他看了我主编的《布尔塞维克》。他认为现行的路线是没有出路的。“好像秋天的苍蝇，在窗玻璃上乱钻，结果还是钻不出去”。这些话，他最后发表的一篇回忆录（见一九八一年四月三日人民日报所转载的）中也说了。但那天他还引了太平天国时期的一件故事。似乎在安徽某地太平天国进行了土地革命一类的事情，即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到了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恰好是这个地方的农民特别反对太平天国的。我不熟悉太平天国的历史，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事情。
这是我第一次从同志口中听到的公然反对中央所行政策的言论。我不以沈雁冰的意见为然。虽然当时我自己也不同意中央对于形势的估计和根据此估计而实行的政策。我知道这个估计和政策是从莫斯科来的。我在《布尔塞维克》创刊号上发表的文章就是估计国民革命已经失败，而主张我们应从头做起。以后看到瞿秋白写的文章以及中央的决议，我才不敢把我自己的思想发挥下去。但把反对的思想藏在心里，是一回事，把反对的思想公开说出来，又是一回事。我从那日沈雁冰的谈话中看出，他当时对于莫斯科这个盲动主义路线的反对比我明朗得多，坚决得多，以至于公开说了出来。但这个反对发展下去将达到什么后果呢？当时我不以他的意见为然，就是想到了这个后果。
我现在想不起来，事后是否向党汇报了沈雁冰的谈话。无疑，我没有作正式的即组织意义的汇报，当时我没有编入支部，也不参加中央会议。我一定同陈独秀同志谈过这件事情的，当作老朋友的近况来谈。我多半同王若飞谈过，也是闲谈，并非向他（当时江苏省委事实上的书记）作汇报。我可能同瞿秋白谈过，也可能没有谈过。
以后，我还有几次去看沈雁冰，但谈了什么话，我忘记了，只记得他要求中央把沈泽民从莫斯科学校调回来，负担家庭生活。
我第一次去看沈雁冰，除了谈政治之外，还记得他曾带笑告诉我，最近的《小说月报》上有他写的小说，要我猜猜看哪一篇是他写的。我随便答应他。党报编辑部并未订阅《小说月报》，我也懒得去买去借。当时我也不以为沈雁冰是第一次创作小说。我已有四五年不看《小说月报》了。但后来很久，我毕竟看了他的小说的。那时我已经知道他用了“茅盾”笔名，写了那个有名的三部曲以后，似乎看的是单行本，而不是《小说月报》。我只看了《幻灭》和《动摇》，而未看《追求》。自然，我也看了《从牯岭到东京》这篇散文。
以后好久，我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中，又看到他写的《秋收》和《子夜》，但未看《春蚕》和《林家铺子》。日本投降后，我在上海看到了《腐蚀》。他的其他的著作，我都未看。
我不懂文学，虽然有时也看小说。三十年代某一年，我在国民党监狱中从别的政治犯借到了一本《子夜》，夜里在昏暗的灯光底下一直看到天亮，才看完了。我好像看了一幅工整的仕女画，仪态万千，不同凡响。可惜，那几日，我正在读弗罗贝尔的《包瓦丽夫人》的法文原本。两相比较，《子夜》就比下去了。我当时想，中国今天还不能产生像《包瓦丽夫人》那样的杰作。
看了《幻灭》和《动揺》，再看《从牯岭到东京》，我就想起了回上海后第一次同沈雁冰的谈话，“没有出路”，“苍蝇钻玻璃”一类的话，我是很熟悉的。《幻灭》和《动摇》便是这些话的形象化。我很不了解这位朋友的心境。我个人也曾经历了同一个革命的失败，但我并不《幻灭》，也不《动揺》。一次革命失败了，革命还要起来的，渺小的个人还须为革命而努力。“幻灭”和“动揺”之后怎么办呢？能够引出什么结论呢？我以为老朋友走得太远了。
一九二九年，我第一次被捕后出来，编入了以杨贤江为书记的一个支部内。开支部会议时没有工夫谈闲话。一天，杨贤江带我去一个出版社交涉一本稿子的出版时，在一个站头等电车，我知道杨贤江从日本回来不久，便向他打听沈雁冰的近况。出乎意外地，杨贤江站直了身子，正色说道：“这个人现在离开我们了！”我不禁大吃一惊。事情竟走得那样远！
以后我看到了一个刊物，其中有李民治的文章，题为《出路——到东京》；又看到了瞿秋白在另一个刊物上的文章，借用“幻灭”，“动摇”，“追求”的字眼讽刺沈雁冰；又听说了中央指示在日本的党组织，说沈雁冰如果要求参加组织，就要重新履行入党手续。所谓一九二八年沈雁冰失去了同共产党的组织联系，就是这么一回事。
现在刊物发表的纪念沈雁冰的文章，大多避免深入沈雁冰这一段生活，或者给以如下的解释：沈雁冰那个三部曲，不过写那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因革命失败而陷于悲观失望而已，并非暴露他自己的心境；不错，偶然也有人承认他自已当时也是悲观失望的，不过后来改变了，他把三部曲总称为《蚀》便是表示革命的失败以及他自己的悲观失望是暂时的。关于他死后才恢复党籍，则公认的解释都把责任推给王明，以及李立三的左倾路线。李立三一九三〇年就倒了，王明路线一九三五年之后也不当权，何以解释他解放前在延安工作，解放后又在北京做了十几年的部长，而党籍仍不能恢复呢？何况他后来确实改变了那几年的悲观失望心境？例如，他在我面前反对乡村杀人放火的游击战争，但在《子夜》中却有专章颂扬吴荪甫家乡的游击战争。
我已经写到他去日本，又从日本回来从事多年的文学活动了。现在我应当倒退回去，写他尚未去日本以前的事情。因为他的最后一篇回忆录写了这件事情。
一九二八年某一天，他的回忆录说是六月间，他写完了《追求》，准备去日本的时候，这是可信的，——陈独秀同志出乎意外地向我表示，他想去看沈雁冰，要我夜里带他去。这个愿望出我意外，我不明白他去看沈雁冰有什么目的。但我答应了。我几次去沈雁冰家谈了话，每次都告诉陈独秀同志的。那天夜里，我带他去窦乐安路景云里十九号（这是从他谈创作的那篇回忆录记起来的）。平时我是从后门进去，直接上楼的，此次则是在前门敲。我不记得是不是孔德沚开门。楼下是客堂间，布置了桌椅。沈雁冰从楼上下来招待客人。我只旁听。我忘记了他们二人说些什么话。回忆录说，陈独秀起初问某些汉字的上海读音，然后回答沈雁冰问他关于政局发展前途的看法。这些话也是可信的。当时，有什么人去找陈独秀同志，要同他谈政治问题时，他总要转移话题，同客人谈汉字读音。例如，罗绮园去找他，他总是问罗绮园这个字，那个字，广东音怎样读。如果迫得他不能不回答政治问题时，他只好敷衍几句。以后，他发表告同志书及其他文件之后，我才知道在一九二八年他还在考虑革命失败问题，考虑他自己应当担负什么责任。他不愿意向同志发表政治意见，不得已时则是不着边际地敷衍几句。
但沈雁冰回忆录接下去说的话，就不合事实了。他说陈独秀那天夜里就在他家的客堂间过夜，次日早晨才不告而别。不对。那天夜里，谈了话之后，我仍旧同陈独秀同志离开沈家的。我也不是陈独秀同志的“联络员”，他也不是一个人去叩沈家的门。
景云里是一条总弄堂，进去后有几条横弄堂，沈家所在機弄堂离总弄堂口不远，沈家大门也离横弄堂口不远。我们是天黑之后去沈家的，并没有什么邻家在门口乘凉问题，谈了好久的话以后乘凉的人更少了，更不会顾虑到陈独秀被人认出。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我们陈独秀派接触到苏联左派反对派的文件，于是由怀疑中央路线进为反对中央路线了。我们进行了组织活动。如果此时，陈独秀要我带他去看沈雁冰，那我是可以理解的；但一九二八年六月，他要我带他去，我至今仍不理解，除非解释为他当时生活很寂寞，去他家里看他的人很少，他需要找老朋友谈谈。
沈雁冰从日本回到上海的时候，我们正在忙于托洛茨基反对派活动。陈独秀同志告诉我沈雁冰回来了，要我去看他。陈独秀是从亚东图书馆听说的。沈雁冰做汉口民国日报主编时，汪原放做此报的经理。沈汪二人有时互通音问。此次究竟是沈雁冰通知汪原放说他回来了，还是要汪原放转告陈独秀同志，说要同陈独秀同志见面，我当时就不知道。
我到窦乐安路景云里去，照旧从后门进去，上了楼梯才走几步，一位老太太在楼下用手势招我下来，没有说一句话。我知道她是沈雁冰的母亲，过去见过的，我认得她，她不见得认得我。我不能强行上楼，只好退下来回去了。我向陈独秀同志说明经过。他要我过几日再去。但以后我没有去。
这次去找沈雁冰，我是怀抱政治目的的，即是向他宣传托洛茨基主义。这个目的未曾达到。
我后来想，如果那天我见到他，同他说了话，以后又拿我们的文件给他看，将会产生什么结果，我想至少，他对于中国托派的主张不会那样隔阂吧。
《子夜》中写了一个基层干部，托派，在党内散布悲观失望情绪。读《子夜》的青年人由此得到了对于中国托派的不正确的印象。
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一九七七年，《子夜》重新出版时，他作了一篇后记，其中说，他当初写这本小说也是参加那时的社会史论战的。他分析当时有三个不同的论点，他本人站在中共的论点，即第一个论点。第二个则是托派的论点。他说：“认为中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应当由中国资产阶级来担任。这是托派”。试想，一九七七年，中国托派产生将近半个世纪，沈雁冰还是这样认识中国托派！恰好相反，中国托派根据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一开始就是断言：中国尚未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务，即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是不能靠中国资产阶级的领导去完成的，只能够在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顺带完成。陈独秀早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为中东路事件写给中共中央的信就说：“背叛革命后整个的中国国民党政权，即资产阶级为中心领导的政权，已经是不会排斥帝国主义，不会肃清封建残余、不会解放农民而完成民族革命的了，此外并没有而且不会有比国民党各派较革命的资产阶级代表能够完成这些任务。”一般人乱说中国托派主张把中国革命领导权交给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足为怪的，想不到沈雁冰也跟着这样说，而且在一九七七年这样说。
但是他方面，沈雁冰对于中国托派领导人陈独秀也不是深恶痛绝的。三十年代，陈独秀同志尚在国民党监狱中的时候，沈雁冰替生活书店编写《中国的一日》，并未忘记通过汪原放去请陈独秀同志写一篇文章，陈独秀同志写好文章后，虽然内容与当时中央的路线不符合，沈雁冰还是把文章编入《中国的一日》了。
抗战胜利，沈雁冰返回上海后，我把我在抗战期间翻译的，而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诸神复活》托一个朋友（宁可说我的朋友的朋友）许志行送给沈雁冰。沈雁冰知道这部世界名著，便问许志行译者绮纹是什么人。许志行告诉了他，他于是在许志行和当时座客面前大谈托派和中共殊途同归论。
这些貌似矛盾的情况，是可以解释的。沈雁冰毕竟不会相信陈独秀，郑超麟，以及中国托派做了汉奸。他毕竟没有那么强的所谓“党性”，这一点，我想，也就可以解释他生前不能恢复党籍，他的有名的“三部曲”和《子夜》直到一九七七年オ能重印（如果解放初年未曾重印的话）。“三部曲”罢了，至于《子夜》，他当时是迎合中共路线而写出的，可是后来不合于新的路线。试想，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要统一战线，要联合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但《子夜》所写的那些资产阶级哪一个是“爱国”的呢？吴荪甫么？杜竹斋么？赵大块头么？或者那一群次等的资本家么？
沈雁冰死了。盖棺可以论定。我回顾五十多年前同他的交往，追思他的为人和品性，今天应当承认他曾是我的朋友，我也感到荣幸曾经结交这个朋友。至于他的文学成就，则我是门外汉——我虽然翻译并出版了几本外国小说，那也是“译书只为稻粱谋”，不是什么从事文学工作的——无从评价的。
我不揣冒昧，以毫无文学意味的拙笔来回忆这样的一代文豪。
一九八一年五月五日
感谢 骨质增生的GM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