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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回忆

郑超麟

(1987年9月25日)


来源〕录自《现代稀见史料书系 郑超麟回忆录(下)》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



罗迈致元和信


元和兄:

  关于福建工作及组织等,统候兄回来作一统答复。但现有请兄注意者,即福建工作目前应以争取群众,组织群众,改造党的组织为中心任务。因此,对于城市工人运动须有策略上(对国民党工会等)和工作方法上的详细计划;对于农村工作须注意从日常的部分的口号领导小的斗争(抗捐抗税等)以发展农协和赤卫队的组织,从日常斗争中提高农民的政治意识,绝对与盲动主义奋斗。游击战争应当以群众自身的武装(农民赤卫队至游击队事实上是脱离群众的组织),由群众自身运用而起来的斗争,严厉禁止脱离群众的流寇行动,或者以军事为主群众为辅的军事投机。闽南闽西是在如何完成有组织群众的乡村割据,加紧群众组织,实行红色清乡,在范围达到几村时并可实行联盟清乡。反对目前幻想形成割据局面的错误观念。攻城更是盲动。除此以外,党的组织,宣传和工作方法,一切都要群众化,才能完成此任务。再则关于党的改造,福建一方面须注意派员巡视改变中上级指导的成分和政治观念;一方面尤须进行下层改造,即创造布尔什维克支部,实行一切工作归支部。支部讨论工作,分配工作,每个同志参加党的指导工作,否则宁肯洗刷出党,令其团结于党四周的群众组织之中。只有如此,才能希望布尔什维克化,才能真正实行民主化,オ能合于地底党的条件。

  再则在任何时候,我们为发动群众起见,自然要以各种日常的部分的口号鼓动群众,但同时我们必须以党的独立的口号如反国民党,反第三党,苏维埃,没收土地等口号,普遍向群众宣传,领导群众向最后的目标前进。在福建,第三党影响颇大,我们的宣传尤要与第三党不同,否则是帮助资产阶级出力。目前资产阶级对群众的欺骗工作做得很出色,我们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其策略即是发动工农阶级斗争,组织群众和我们的力量,普遍党的独立宣传。目前,福建代表党的刊物甚为要紧,因此灰色的刊物须利用灰色团体办,并且须遵照中央通告第二号办理。

  代会可津贴二百元,校费六百元,合计八百元,交由周同学带来。交通须由兄派人接替,此间不能找人。

罗迈 八月ニ十三日



  以上罗迈致元和信,写于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三日,距今五十九年了。原信及另一信(元和致云光信)今藏中央档案馆。此二信,因与福建省的党史有关,福建省档案馆曾各复制一份保存。我这里所录,是托人从福建省档案馆抄来的。

  写信人“罗迈”是李维汉的化名。这事知道的人很多,不待我说明了。李维汉是当时“看守中央”的负责人,为了开六大,中央其他领导人以及许多地方干部都去苏联了,留下几个人维持国内工作,以李维汉为首。此信虽是李维汉出名,其实是中央对地方工作的指示。

  受信人“元和”,就是我、当时在中央工作的人都有化名,我的化名就是“元和”。瞿秋白开玩笑说:“你是郑元和,刘静贞就是李亚仙了。”秋白也熟读唐人小说《绣襦记》。这个化名现在除我以外就没有人知道了。

  一九二八年初夏,正当中央领导人和各省负责人纷纷去苏联开六大时,福建省委出了一个叛徒,以致组织和工作陷于混乱,当地同志向中央告急。李维汉无人可派,想到我是福建人,就叫我放下本职的工作,充当中央特派员去厦门走一趟。我七月中旬离开上海,九月下旬回到上海来。我听了汇报,巡视了几个基层组织,向中央作了几次书面报告,召集了全省代表大会,选出了新的省委,然后辅导新省委工作一个时期,才回上海向中央交差的。这个新省委オ是正式的省委,从前的省委称为“临委”,因为此次是福建雀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

  这两个档案文件,是我向中央所作的一次报告(八月二十日写的)和中央对此报告的答复(八月二十三日写的)。其他几次报告和答复,都未保存下来。


  我写此文的目的,是为着“检讨”我那次在福建所做的工作。这里“检讨”二字,我用的不是现时通用的意义,即不是“认错”或“自我批评”的意义,而是原有的意义,即“检査和讨论”的意义。一件事情做过了,事后检查一下事情的经过,然后讨论一下这件事情做得对不对。虽然只有两个档案文件,但以此为根据足够检查我那次工作,加以讨论,而作出判断了。

  此次省大会,是我召集的,主要报告是我作的,政治决议案是我起草的。我当然听了各方面的汇报,看了各地方的书面报告,同当地主要干部讨论过,而且取得他们的同意,但此次大会为功为过,首先还是应当归我负担的。

  省大会的决议案,今天是否保存着,我不知道。这个决议案,当时已经呈报中央了,中央已有讨论,也作了批评。它可能随着其他文件丧失了。也可能有一天发掘出来。总之,没有人记得这决议案的内容了。我自己不记得,但其中主要的一点,我是不会忘记的,这就是:决议案主张闽西各县收缩武装斗争,把现有的枪械埋藏起来,以等待更好的形势到来。我回上海交差时向中央作汇报,着重谈到这一要点。当时李维汉的“看守中央”已经移交给六大选出的正式中央了。听我汇报的人在这一点上没有提出异议。蔡和森下台李立三上台之后,某次《布尔什维克》编辑部开会,李立三作政治报告时,说:还有主张解散游击队埋藏枪械呢!他没有点我的名,显然是指我说的。以后的文件中我也偶然看见对于这个倾向的批评。因此我不会忘记福建省党大会决议案中这个争论之点,每想起福建之行时,我就联想到此点。我错了么?

  近年重见李维汉代表中央指示我这一封信,我觉得我没有错。中央指示我,要“绝对与盲动主义奋斗”,要“反对目前幻想形成割据局面的错误观念”,“要严厉禁止脱离群众的流寇行动”,“攻城更是盲动”,“农民赤卫队至游击队事实上是脱离群众的组织”,“福建工作目前应以争取群众,组织群众,改造党的组织为中心任务”等等。李维汉没有指示解散游击队,埋藏枪械一类的话,但精神和倾向不是与我起草的决议案一样的吗?

  但不能把责任推诿给中央的指示信。我是独立作出结论的,并非在中央指示之下写出那个决议案。中央指示是八月廿三写的,大会是八月廿六日开的,我不记得开会时已否接到中央的指示,但决议案早于大会前好多天酝酿和起草好了,绝对与中央指示无关。如果决议案那一点是错的,那么错误的责任只能由我个人担负,绝对不能推诿给中央指示。


  上面那封信,虽是李维汉出名写的,其内容却不是李维汉个人的指示,也不是他代表的那个“看守中央”的指示。这是六大的指示。

  我九月下旬回到上海交差时,六大选出的中央已经接管“看守中央”的职务了。我是向新中央作汇报的。新中央何时正式办公,我不知道,此事考得出来。但八月廿三日李维汉写信的时候,新中央即使已经回国,肯定尚未接管权力,否则应当由新中央回答我的信了。何以知道李维汉信内的指示就是六大的指示呢?

  这里牵涉到六大前后党内的政治斗争。八七会议的中央实行了武装暴动的路线。秋收暴动,广州暴动,各地方的零星暴动。到一九二八年春、暴动失败,国际就停止这个路线的施行,在准备中的两湖暴动也停止了。党史上这个时期就称为“瞿秋白盲动主义”时期。其实瞿秋白不过执行国际及其代表罗明那兹的指示行事,而国际背后站着斯大林。这个路线应当称为“斯大林盲动主义”。

  中央指示,谁敢不遵。但在执行任务的干部之中已有不少的人不以为然。他们一面执行,一面反对,自然是内心反对,不敢公开地系统地反对。他们的反对集中于瞿秋白身上。大多数人只知道这是瞿秋白的路线,极少数人知道这是国际的或斯大林的路线,瞿秋白不过执行此路线而已,但他们已经奉行了那个“策略”:斯大林给中国革命出了坏主意,我们却不可批评斯大林,只可以批评那执行坏主意的同志。这是中国历代相传的“策略”:皇帝错了,但不能指斥乘舆,只能归罪宰相。

  一九二八年初,斯大林就已停止盲动主义了,但六大上瞿秋白代表五届中央作政治报告,大会代表中那些反对盲动主义的,或者只反对秋白个人而乘机报复的,明知盲动主义已停止施行,仍纷纷发言攻击盲动主义及其负责人瞿秋白。此时斯大林早已放弃盲动主义了。他派来操纵六大的人只要支持瞿秋白个人,却不要支持盲动主义。斯大林除密电中国停止武装暴动路线之外,还于二月间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上,以决议的形式明白写出反对盲动主义(前一时期所进行的武装暴动)的理由。六月二十八日,瞿秋白作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时,也表示接受这项国际决议。六月二十九日,布哈林作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时,也表示接受这项国际决议。这就是说,前一时期所实行的武装暴动路线是错误的,是要坚决反对的。这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反对瞿秋白的代表作出让步。这些代表于是得到胜利了。六大反对盲动主义的基调已经定了。他们乘胜追击。七月一日有二十九个代表签名,向大会提出一个建议,即不必等待大会闭幕,也不必等待通过政治决议案,立即以大会名义致电国内中央完全接受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这项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在国内切实制止盲动倾向,并将中心工作移置于组织群众及动员群众去参加反帝斗争和城乡斗争。二十九人的名单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第103——104页。名单中重要的人物有:张国焘,蔡和森,项英,罗章龙,张昆弟,何资深,任旭,王藻文、王懋廷等。上面那封李维汉写给我的信,其指示内容同这个建议是一致的。即以群众运动代替盲动主义。

  这个建议在大会上掀起轩然大波。建议刚一提出,代表国际来参加大会的米夫,立即起来反对。他要求大会不要讨论这个建议。可是王若飞和夏曦(此二人未曾签名于二十九人建议上)接着反对米夫的发言,而支持二十九人的建议。瞿秋白,张国焘等又反对二十九人的建议(按此处记载有误,张国焘列名于二十九人中,为什么自己反对)。双方争论不能解决,只好付诸表决。大多数代表赞成给国内发出指示电报,并决定将二十九人的建议交给政治委员会作研究材料。

  大会上的反瞿秋白派代表得到胜利了。但这个胜利是表面的。国际(即斯大林)支持瞿秋白。依照国际意旨纸成的大会主席团也支持瞿秋白。大会主席团拖延到政治决议案通过以后才拟出致国内中央的电报:这个电报表示对于“盲动主义”有不同的理解。二十九人建议所说的“盲动主义”就是“武装暴动”,或者“没有群众支持的武装暴动”,或者“以武装暴动为主,群众运动为辅”。大会主席团拟的电报,虽有“坚决的反对盲动主义”的话,但所谓“盲动主义”仅仅是指“全国范围之内的暴动”。

  直至七月九日,即建议提出八日之后,大会主席团才拟好了给国内的指示电报,由大会通过。现在,六大的文件集中就有一篇《对国内工作指示的电稿》。其中说:“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统一群众,团结群众于党的主要口号”;“全国范围之内的暴动、只是宣传的口号”;“坚决反对盲动主义”。电报最后要国内中央将此电报发到各地去讨论。

  所以八月二十三日,当李维汉写信给我的时候,即使新中央尚未回国,六大反盲动主义的决议尚未传达,李维汉已有此电报为根据,对各地方的党组织发出指示了。


  历史证明,六大的新路线是行不通的。革命失败以后,客观上群众发动不起来。我那次到福建去,在石码镇召集当地的支部会议,到会的有二十多人,这是全省尚能开会的最大的支部。但同志对于抗捐抗租一类的运动毫无兴趣,他们只问永定,龙岩几县的游击队何时能打到漳州来?他们应当怎样去准备迎接游击队?六十年代,我被迫“学习”《毛泽东选集》,看到其中《井冈心的斗争》时,有几句话引起我的注意。毛泽东说:“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马日事变后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军,也是这样。我们深深感到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原来我在福建所见的,并非一个地方的现象,全国都是如此。毛泽东此文作于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即距我在福建工作三个月以后。所不同的是,如果红军打下石码镇,有了党支部的活动,群众情绪一定热烈得多。革命惨败之后,群众难于发动是必然的现象。

  在主观上,六大选出的新中央也没有决心“坚决地反对盲动主义”(或如李维汉说的,“绝对与盲动主义奋斗”)。二十九人的建议确是要“坚决地反对盲动主义”的,但大会主席团起草的电报已非二十九人建议的本意。二十九人是要国内普遍停止武装暴动,把工作的中心放在发动群众上来,但电报只要停止“全国范围”的暴动,这就是说,地方性的暴动可以不停止;电报还指示“必须扩大苏维埃的根据地,及加紧组织红军”。在群众普遍消沉之下,不推行盲动主义,怎样去扩大苏维埃和组织红军呢?

  新中央建立初期,支持人是蔡和森,他列名于ニ十九人中,可能要“坚决地反对盲动主义”;但不久,李立三取代了蔡和森的位置,他没有列名于二十九人中,他并不反对盲动主义,一年多之就施行了“立三路线”,那是比瞿秋白路线更加是盲动主义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在福建的工作,在蔡和森主持中央时未受指责,到了李立三主持中央时才受到指责呢?

  不仅新中央留恋盲动主义,而且当时的干部和群众头脑里也只有“武装暴动和战争才是革命”的观念。这个观念一直流传到现在。“枪杆头上出政权”,不是毛泽东个人想出来的,是反映当时群众心里状态的。中国,在革命失败以后出了瞿秋白路线,制止了瞿秋白路线以后,出了李立三路线,制止了李立三路线以后,出了王明路线,最后还是枪杆头上出了政权。

  现在的人不会理解,六大为什么不等新中央回国便致电国内中央,要坚决反对盲动主义,要把工作中心从武装斗争转移到群众运动来。现在的人只信奉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一文内所总结的经验:“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

  “在中国”,是如此,在世界,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么?

  一九二八年正是广州暴动失败的次年,广州暴动标志着俄国十月革命所掀起的第一次世界革命浪潮的终结。在此以后,“在中国”发展起来的革命,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的革命。

  一九二八年正处于转变或过渡的时期,我恰好在此时期内奉命去福建省担负领导的工作。我应当对此工作担负全部的责任。此次发现了当时李维汉代表中央写给我的指示信,我决不愿为字面上的偶合,将功过让给这个中央分担。我并不认为我那次的工作做错了。但我自己的判断不足为凭。

  还是让历史去判断吧!


  李维汉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三日给我的信,是回答我八月二十日从厦门写给中央的报告的。这个报告同时保存下来。为了便于理解李维汉复信的原故,不妨也发表这个报告。

元和致云光信


  云光兄:一星期前曾致兄一函,邮寄愚园路家转,谅已收到。此数日内,弟又去过石码及漳州,共三天,于昨日下午回到厦门来。兹趁福建省委派周仁同志赴沪之便,特草此函,让她带上。

  省委已于上星期六决定召集一次全省紧急代表会议,定于本月二十六日开会,开两天。预计福建全省有县委组织的各县份,除闽北建瓯,崇安二县距离太远代表不能到会外,其余各县代表大约都能到来。计有福州,古田,莆田,仙游,厦门,永春,澄码,漳浦,漳州,永定,上杭,龙岩等十二县。各县代表一人,连同原来省委委员,特派员,秘书,军委,C.Y.代表,最多可以开二十五人的会议。通告已发出,会议的各种准备亦已开始。大约可以开成,并能得相当的好影响。

  弟来闽前与弼兄谈话,弼兄曾言福建此时不宜于召集全省代表会议。弼兄之意是说:(一)在斗争紧张时召集会议要妨碍工作;(二)将来全国大会代表回来要召集全省会议。但弟到闽后观察各方情形,觉得全省会议可以召集,并必须召集,其理由是:(一)福建同志一致要求——弟在屡与各负责同志谈话,他们对于别种问题有不同意见,对于党的组织问題则是一致的,即都要求召集一个全省代表大会,重新选举省委,现在的省委是临时的,不能担负福建工作重任;(ニ)各县来一个代表不致太妨碍该县工作——目前除闽西几县外各县尚无十分紧迫的工作,负责同志可以到会一星期(开会及来往),闽西四县派代表来亦无大的妨碍;(三)赴全国大会之福建代表至今未回,同志们对他们的信仰亦不甚好,即使回来再召集全省代表大会,至少也须三个月以后;(四)福建下层干部人オ极缺乏,同志虽尚积极努力,但理论和经验都无根底,此会议也可以给各县代表以相当程度的训练,譬如短期的党校;(五)白色恐怖不厉害,待我们甚松,不至危险。有此五个原因,故弟也赞成召集这个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我们决定:(一)把中央的最近政治主张及对福建工作的批评传达给到会的人;(二)确定以后福建工作的正确方针;(三)解决陈祖康,张余生叛党后福建党内的组织危机问题。会议后,弟尚须帮助新的省委理出工作的头绪,故至早九月五日才能回沪。弟在沪的工作,请兄嘱典琦兄再代理十天。

  关于闽西暴动问题,此次周仁同志赴沪已有材料多种并编成一本特刊,兄可以在这些材料中看出斗争经过的报告,过去省委的指示,弟到后新的指示,以及厦门报纸对此次暴动的记载,等等,省委希望兄看过这些材料以后能有新的指示给福建。据弟个人观察,事情是这样:(一)永定暴动已起了将近两个月,龙岩也有暴动起来;(二)闽西农民斗争形势很好,正奋勇与敌决战;(三)我们的党在闽西本甚脆弱,不能充分领导农民的暴动;(四)闽北闽西农民暴动中生出许多不好的倾向:1.各处的游击战争,一动就去攻城。2.农民尚无迫切的政权要求,农运尚在所谓“五抗”(抗租,抗捐,抗税,抗粮,抗债)阶段,农民急于攻城,就不是为了夺取全县政权,而是所谓“三大”(大杀,大抢,大烧)或是要“杀尽一切城里人”;(五)各县都完全没有城市工作,手工业工人并不参加斗争,而成为局外人的状态,一般商人(店员恐也在内)反执枪帮助反动派,击败攻城的农民;(六)所以能支持到二个月尚未被镇压下去,实非为了暴动力量的强大,而是为了闽西的统治力量较薄弱:1.郭凤鸣,陈国辉,张贞等,兵皆不多,兵士又不愿战,2.这些土匪军阀之间有不可调和的冲突,3.土匪军阀与当地豪绅地主的武装,民团,商团,保安队等,也时常冲突,不能一致;(七)因此闽西暴动,虽然在主观力量方面有许多错误和缺点,仍有发展可能,发展下去造成一个闽西割据局面也是可能的。以上各点大约可作为此间同志的共同意见。现在闽西报告久未来,闽西亦没有负责同志来口头报告,省委只好根据以上几点意见布置工作。关于闽西的策略,如果到会的闽西代表没有供给新的材料,此次会议就照现时的策略做去。

  同时,我们亦已开始布置闽南的工作。闽南的运动不如闽西远甚。莆田,仙游,永春三县,虽有党的组织,几乎无工作可言。漳浦的农民运动,曾有一时蓬勃发展,但经过张余生叛党以后,又消沉下去,我们至今无法去做。厦门职工运动一塌糊涂,城市运动有极好的客观条件,但我们搞不起来。漳州的党停顿了好久,最近才整顿起来。各种工作亦オ开始,无成绩可言,只领导了一次经济罢工,得到相当胜利,三个条件中有二个条件已被接受,惟有承认工会一条件未被接受。石码工作较好,同志精神甚集中,支部开会也很像样,最近减租十分之三,已得胜利,现在开始抗租运动。

  厦门附近的莆田,仙游,永春三县,客观上能发展斗争,但因当地党的负责人有错误观念,及省委与各县的联系不好,故至今无成绩可言。对于仙游,永春的工作,会议以后我们可以整顿起来。

  总之,在福建,闽西农民运动有很大发展,闽南、闽北则开始发动抗租运动,城市运动亦发动得起来。全省工作并非不可做。福建党组织亦具有相当规模,党员能积极耐苦,可惜指导的人缺乏,县委以下的干部尤其缺乏。我们希望这次会议对于福建的工作能发生很大的影响。

(下略)

弟元和 八月廿日


  按此信(以及罗迈致元和信),我有两个抄件,字句多有出入,短信尚算完整,长信则有许多空白和删节号,其中一个抄件题目下还注“节录”二字。为什么要节录呢?似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不是原件,而是原件编入一本什么文件集,随同文件集保留在中央档案馆,福州档案馆则是录存其中与福建有关的文件的。辗转抄录,字迹不清,有时为了保密,不得不留下空白和删节号,我尽可能填补空白和删节之处。空白处的填补不会错,删节处的填补可能有遗漏。

  信中说的“周仁”是苏同仁同志的化名。她是北京某大学的学生,一九二六年因事来上海,曾借住中央宣传部几天,我认识她,但不熟。此次我去厦门,进入接头机关就看到她,想不到在这里遇着熟人。以后,我住在省委机关,每日三餐都是她烧的。原来她和她的爱人吴亚鲁也住在这里。吴亚鲁是省委的秘书,我不认识。我问她,我在上海遇着一个同志叫做吴亚苏,是你的什么人?她说,是他的族弟。吴亚鲁和苏同仁是一对好同志,忠实而能干。全部福建党组织都在吴亚鲁手中。各地方组织情况,通讯地址,交通方法,都在他的头脑中。我所知道的各种情况,绝大部分是他供给的。当时的代理省委书记刘乾初刚从福州调来厦门,知道的情况也不多。以后我了解到吴亚鲁原在南京做工作,四一二反动时幸免于难,逃去武汉。两夫妇参加了南昌起义,随军南下,经历潮汕失败,奉中央命令来福建工作。福建和中央之间本有一个专职交通,一个不惹人注意的家庭妇女型同志,那时不知因甚事情不能担任工作,我们决定派苏同仁去跑一趟,兼请中央另派一个交通。顺便我请她带我的私信去我的愚园路家中看望我的爱人刘静贞。苏同仁从上海回到厦门来了,特别穿了一件旗袍,走到我面前,问我认识这件衣服吗?这是刘静贞穿的旗袍。原来她们二人是认识的,在北京读书时编在一个党支部。以后,我不知道这两夫妇的下落。前几年,有人来访问,涉及吴亚鲁,我才知道他改了名在抗战中任八路军驻湖南平江办事处的主任,被国民党杀死了;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吴亚鲁儿子悼念他的父亲的文章,其中说他的母亲苏同仁也在革命中牺牲了。我在福建时,他们夫妇还没有儿女。那两封旧信勾起了我的回忆,顺便记下悼念的话。

  此次召开的会议,原定为“全省紧急代表会议”,主要解决因出现叛党分子而使全党组织陷于混乱的问题,顺便传达中央的政策和批评,但以后这次会议被宣布为福建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我不记得会议进行,只记得闽西没有派代表来,而闽北建瓯却有一个姓杨的代表(今知名杨适)到会,这个人表现很能干。大会似乎得到了对于闽西暴动更不利的消息,因此会议的决议案中做出了比我致中央信中更悲观的结论。

  我本来打算九月五日就回上海的。不知道为什么拖到九月下旬才离开厦门。恰好在我离开厦门的第二天,叛徒从漳州带了武装来厦门捕人,捕去了接头处的几个华侨学生,找不到省委机关,但从石码(信中称澄码)逮捕了新当选的省委委员李连生,不久就在漳州被杀了。听说,叛徒此举,目的在我。他得到情报,知道中央派我来整顿组织,我常在那个接头处同外地来的同志谈话,于是动手。捕人时,我正在海船上。到上海的第二日,各大报登出厦门破获共产党机关的新闻。中央为我着急,不知我已经平安回到上海家中了。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感谢 骨质增生的GM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