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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汪泽楷
郑超麟
（1989年1月7日）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不久之前出版的《周恩来书信选集》第234页中，周恩来致李富春信，说“少年共产党”1922年成立大会上参加者23人中，“加入托陈派的，有郑超麟、尹宽、汪泽楷三人”（按大会参加者只有18人，信中名单内有几个未参加，汪泽楷就是未参加者之一，此系周恩来误记）。
这三个托派（不是“托陈派”）中，我自己写了《回忆录》（1986年出版），我又写了《记尹宽》（尚未出版），但没有人写汪泽楷，即没有人以托派的观点写汪泽楷。我虽行将就火，但义不容辞。
1921年，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在巴黎闹风潮，斗争对象是中国政府派驻巴黎的公使馆和民间性质的管理勤工俭学生事务的华法教育会。但运动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勤工俭学生内部两大派之间的斗争。一是蒙达尔派，一是勤工俭学会派。当时，我未参加勤工俭学生风潮，因为我有半官费可拿，未曾去工厂做工，也不急于找工做。但在领导风潮的两大派中，我都有朋友，因此知道风潮的经过，以及两大派各自的主张和领导人各自的性格。人家告诉我，蒙达尔派的代表汪泽楷在群众中最会说话，最能感动人。另有人告诉我，汪泽楷不过是蒙达尔派出面的人物，他背后有人指使的。渐渐地我知道了蒙达尔派的内情。原来，蒙达尔派有个领袖叫做蔡和森，他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他有个组织叫做工学世界社，社中人都服从他领导，但他不出面，勤工俭学生开会时他总是派别人出面，其中最有名的是李维汉、汪泽楷、薛世纶三人，他们在群众中说的就是蔡和森的话。
勤工俭学生中的两大派，蒙达尔派和勤工俭学会派，在群众中互相斗争，互相攻击。我决心守中立，不卷入旋涡。事实上，我当时是接近勤工俭学会派的。“二八运动”之后几个月，我就认识了赵世炎、李隆郅、王若飞、熊志南、吴明等人，同他们往来；在蒙达尔派方面，我只认识尹宽一个人。1921年的勤工俭学生几次风潮，以及两大派之间由斗争到合作，以及以后如何结合为“少年共产党”——这一切，写的人很多，我在它处也写过，这里就不再写了。
到了1922年初春，我自费自学的生活维持不下去了，不得不去蒙达尔做工。前一年大家说的蒙达尔派，指的是在蒙达尔城里中学读书的中国学生，现在这所中学即使还有中国学生，人数也是极少的。中国人现在集中在郊外几里路远的于山孙橡胶厂。大部分人住宿在厂旁免费供应的一个大木棚里。我也住在这里。上工之后几天，人家指给我看几个中国工人，说他们就是李维汉、汪泽楷、薛世纶，及其他的工学世界社社员。原来当时距里昂大学斗争失败不过几个月，勤工俭学生群众把失败责任归咎于运动领导人，甚至工学世界社社员。群众骂他们，甚至要打他们，他们不敢搬到木棚里来住宿，宁愿出钱在城里租房居住，每日走几里路来上工。我没有去拜访他们。
但木棚里究竟暗藏着一个工学世界社社员，就是李慰农。工学世界社本是湖南人的组织，以后为了扩大影响，也吸收外省人入社。其中有两个安徽人：尹宽和李慰农。但群众不知道李慰农入社，李慰农在风潮中也不曾出头露面。群众没有排斥李慰农，不过时常讽刺他，叫他做“社会主义”。李慰农星期天常去蒙达尔城同那几个旧领导人见面，告诉他们本棚社会的动态，其中包含我的一言一动。5月间有一天，星期天，李慰农约我去木棚附近一个小树林里，说有人要同我谈话。原来是薛世纶。这日谈的是组织“少年共产党”的事情。我答应参加。于是以后每逢星期天我也到城里去，同李维汉、汪泽楷、薛世纶及另几个工学世界社的人谈天说地了。早已知名的汪泽楷此时才成了朋友。
汪泽楷给我的印象，与李维汉、薛世纶，及后来也到蒙达尔做工的尹宽、王若飞，以及“少年共产党”成立后其他的领导人，都不同。其他的领导人给我的印象，总是剑拨弩张，我同汪泽楷谈话时却好像少时对着私塾老师一般，只觉得他和蔼可亲，循循善诱，不是强加给你什么结论，而是让你自己作出这个结论。他比我大七岁，我把他当作长辈也是很自然的。我离开法国后，木棚里有个青年人参加了我们的组织，听说也是汪泽楷负责教育的。当时，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对于马克思主义都所知不多，但像汪泽楷那样的循循善诱的教师还是重要的。
这年6月18日，“少年共产党”在巴黎郊外一个森林中召开成立大会，我去参加，汪泽楷却未去参加，大概怕蒙达尔一地的人去得太多的原故。总之，名单是由筹备的机构决定的。
我只参加了第一日的会议，夜里就向大会请假，回蒙达尔来了。次日，我约汪泽楷及其他未参加大会的同志到一个地方去，向他们报告第一日开会的经过。报告中，我提到周恩来在会场上的一项建议，即每个参加者都要“宣誓”。此建议被大会否决了，但给人印象很不好，我报告后，汪泽楷也表示愤慨。那时，我们都是反对宗教的，“宣誓”是宗教的仪式，必须承认有神存在，才能宣誓。
汪泽楷在第一次大会上未曾当选为“执行委员”，但在第二次大会上他当选了。那是1923年2月间开的。当时选派12人去莫斯科读书，此12人中有第一次大会选出的执行委员：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不能不再开大会，选出新的执行委员，填补遗缺。周恩来为此次大会写给国内青年团中央的报告，说：“选举新执行委员五人：捉掀，伍豪，石人，裸体，觉奴”。（见《周恩来书信选集》第69页）“裸体”就是汪泽楷。当时，“少年共产党”党员每人都有化名，汪泽楷的化名叫做“裸体”，因为他要向勤工俭学生群众表示，他当初领导他们闹风潮时是问心无愧的，是清白无疵的，可以袒露全身，让人家检查。
可是，汪泽楷担任“少年共产党”（当时已经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执行委员，并不长久，同年10月间第二批派赴苏联学习时，汪泽楷也在其内。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内，我虽然与他同学，但不编在一个课堂内，大家功课都忙，很少接近。至1924年夏间，为了国内工作开展需要干部的缘故，我们分几批回国。我和他编在一起，以陈延年为领队，7月间从莫斯科动身。我们朝夕相处，又同在法国做工时候一般密切了。无论在法国或苏联，我们彼此都未曾询问出国以前的经历。我总以为汪泽楷同我一样，也不过是在中学毕业而已。此次回国，在西伯利亚的火车上，我却有意外的发现：火车上同俄国旅客交往时，我们总说俄国话，可是汪泽楷同某些旅客说起德国话，不算流利，也能达意的。汪泽楷的法国话并不好，法文也不好，他在俄国头尾只有8个月，那时旅莫支部又反对学俄文，他简直没有学俄文。所以我听他说德国话很惊讶，说老实话，我一直到现在仍不知道，汪泽楷去法国勤工俭学以前究竟做什么事情？他的德文是在哪里学的？
我们一行人到了海参崴一时没有船去上海，又不愿意多花旅费，多冒风险，从东北越境回国。那时，任弼时和赵世炎在我们以后来到海参崴，就是经过东北回国的。我们只好耐心等船。当时，苏联和英国尚无邦交，来往于海参崴和上海之间的英国轮船很不正常，苏联开往上海的轮船更少。我们一行人住在海员俱乐部，很不耐烦。忽然一天，英国轮船从上海载来二三十个中国学生，我们的同志，要去莫斯科读书的。我们招待他们。这时，汪泽楷便有用武之地了。他如鱼得水地在学生中活动，舒展他的教育青年人的特长。从上海来的一批青年学生中，我只记得两个人的姓名：李求实和龙康庄，前者湖北人，后者贵州人。汪泽楷很快就得到这两个人的信任，几天之内就同老朋友一般。这两个人恰好又是互相轻视的，不是明争，而是暗斗。汪泽楷在他们中间做调和工作。可是，这工作失败了。在1927年，我都看到他们两人在党内担负重要的责任：李求实在青年团中央做工作，康庄（即大道）在上海总工会做工作，两人感情仍旧不融洽。最后，1931年2月7日，两人同时在龙华死难。
9月上旬有一条英国船由海参崴开往上海，但船小不能容纳我们全队的人，于是决定分两批走。汪泽楷、薛世纶、于履中、周兆秋及其他的人先走，陈延年、蔡文华、傅大庆、我及其他的人到9月下旬才坐俄国船回上海。
到了上海，薛世纶来旅馆接待我们。他留在中央做秘书工作，汪泽楷派去安源做负责人，其他人也都派了工作，离开上海了。
从此时起，三年之间，我听不到汪泽楷的消息。1929年1月开四大时，他没有来上海；1927年5月开五大时，他也没有来武汉；没有收到他写的文章，没有看到他作的报告，也没有从老朋友那里听到他的任何消息。我已经忘记他了。可是，1927年7月底或8月初，我尚在担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长，忽然有一天，他来到湖北省委，我们叙旧中才知道，他早已不在安源，而去冯玉祥军队做政治工作了。他此次是冯玉样反动后，才从冯军中退出，来到武汉的。他有声有色地告诉我此次怎样堂而皇之拂袖而去。以后，我由湖北省委调回中央工作，省委书记也由罗亦农换为陈乔年，汪泽楷也被派在湖北省委做组织部长。9月下旬，我随中央迁回上海，汪泽楷仍留武汉。
我们本是“莫斯科派”，现在革命失败，莫斯科派分化之后，我们又都是陈独秀派。我们反对当时国际的盲动主义路线。湖北省党团之间发生了斗争，汪泽楷反对当时中央在武汉实行武装起义的命令。青年团以刘昌群为首骂汪泽楷是“机会主义”，汪泽楷则骂他们是“冒失主义”（当时尚无“盲动主义”名词）。双方各执一词。湖北党团之间为武装起义而引起的斗争，也是党中央一个事件。此事件，是我后来听人说的。在武汉见了一面之后我又不知道汪泽楷的消息了。
一直到1928年秋天，我才偶然在上海静安寺路（今名南京西路）大光明电影院附近碰到他。于是我们一边走，一边畅叙别情。此时我才知道他刚从苏联回到上海来，等待新中央分配工作。原来，他这年春末作为湖北省党组织的代表，去莫斯科参加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结束后，同新当选的中央先后分几批回国来的。他向我述说大会中斗争的情况，特别向我提出抗议，说我不该让《布尔塞维克》发表反对陈独秀同志的文章。革命失败后，党中央从武汉迁回上海，恢复出版中央机关报，改《向导》报名为《布尔塞维克》，名义上有一个以瞿秋白为首的编辑委员会，实际上是我主编的。1928年春起中央就转来苏联同志写来的反对陈独秀的文章，不指名的，顺便几句反对的。以后，连替苏联同志当翻译的潘家辰也写这类文章。我有去取之权。这类文章，我都不登，或者把反对陈独秀的字句删去之后才登。但也有一篇或两篇，那些反对陈独秀的字句未曾删尽，或者只和缓了语气，就登载出来了。我把这情况告诉了汪泽楷。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不是我把关，那么《布尔塞维克》上反对陈独秀的文章发表的还要多，更露骨。但汪泽楷显然不能谅解我。
汪泽楷以及别的人大概以为这类反陈独秀的文章是瞿秋白投意的。潘家辰恰好是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学生，在党内崇拜瞿秋白，以后再留学苏联又在莫斯科列宁学院揭发王若飞为陈独秀派。莫斯科事情，我没有资格发表意见，但《布尔塞维克》上反陈独秀文章，我可以证明不是瞿秋白授意。这些文章是驻在上海的苏联人写的，潘家辰不过追随苏联人而已。
在六大上的斗争，我不仅听汪泽楷说，而且听别的人说。今综合叙述如下。我当然是听人说的，自己并未出席大会。
在六大上，各地代表大概可以分成三派，互相斗争。第一是瞿秋白派，其实就是斯大林派，因为瞿秋白所执行的路线就是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强加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秋白本人在中国党内并没有一个班底，过去的干部中死心塌地拥护瞿秋白的只有一个张太雷，张太雷死后就没有人了，秋白在党内的地位完全依靠国际即斯大林的支持。瞿秋白派是六大的主流。
第二是张国焘派。这一派是有群众的，即有一个班底，就是“全总派”，大部分是北方做工人运动的干部。他们一向反对莫斯科派，也反对陈独秀，因为陈独秀重用莫斯科派。这一派在大会上站在反对派地位，但他们反对的只是瞿秋白个人，他们把盲动主义路线完全归咎于瞿秋白，恰好当时斯大林已经改变盲动路线，他们希望借此机会取代瞿秋白的地位。他们却不知道斯大林虽然放弃盲动主义，却不反对瞿秋白。
第三是以王若飞为代表的陈独秀派。他们是大会上真正的反对派，反对盲动主义，虽然也只攻击瞿秋白，但心里明白瞿秋白执行的是国际的即斯大林的路线。陈独秀本人并未出席六大，虽经国际邀请，中央多方劝驾，他坚决拒绝出席。他知道王若飞在党内进行反对派活动，但他不支持，也不阻止。
在六大上，斗争十分激烈，不但在开会时候，而且在会外。各自活动，说服那些中立的代表。
汪泽楷在王若飞手下是最活跃的人物。一天开大会，蔡和森在台上说话，说到陈独秀。蔡和森说：“陈独秀不过是资产阶级左派而已。”汪泽楷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问道：“你，蔡和森，又是什么？”蔡回答：“那就要你们说了。”
汪泽楷之外在六大上活跃的陈独秀派代表，还有任旭、何资深。任旭在大会上骂瞿秋白为“买办”。可见，他们明白所谓“秋白路线”是从外国贩买来的。云南代表王懋廷在大会上要求讨论托洛茨基写的《共产国际党纲草案批评》。王懋廷本非陈独秀派，他是被王若飞争取过来的，别人还不知道。所以回国后，王懋廷仍能被任命为云南省委书记。其余的人回国后都受打击。何资深被派去山东工作，新中央致信山东省委：不能让何资深“做政治性的工作”。
为了避免党内继续斗争，国际决定把三派的领导人（瞿秋白、张国焘、王若飞）都扣留在莫斯科。
回国后，汪泽楷便与杜琳闲居在上海，不久之后两人就生了一个儿子，名向明。从此，我们就可以常常见面了。汪泽楷经常传播六大斗争的事实，以及反对新中央的言论。他也曾去看陈独秀，向陈独秀报告六大斗争的经过。陈独秀听了不响，最后说：“有什么值得斗争的！我要斗争时，就另创一个组织！”汪泽楷向我转述陈独秀这句话，一面摇摇头。当时我们仅仅是陈独秀派，虽然知道苏联有托洛茨基反对派，但不知道托派主张什么。
1929年初，以项英、李富春、何孟雄为首的江苏省委爆发了一场反中央的斗争。他们想起了我们陈独秀派，要我们帮助他们一臂之力。此时，王若飞留下的江苏省委班底尚有蔡振德和马玉夫两个委员是陈独秀派。他们就通过此两人来找我们这些闲居的陈独秀派。我们同意帮助他们，替他们出主意，帮助他们起草文件。汪泽楷、彭述之、刘伯庄、我，每日来蔡振德家中碰头，听蔡振德汇报斗争情况。陈独秀知道这件事，但他不表示意见。斗争结果，江苏省委派失败了，项英认了错，李富春降为区委书记，何孟雄也降了职。蔡振德、马玉夫两人则退出省委等候分派工作。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央自然知道我们这些陈独秀派参加了斗争。
不久，我和蔡振德两家人，因偶然事故，被国民党逮捕了。因为没有暴露身份，关了一个多月释放出来。这释放也有中央军委援救的力量。
我们释放不久，约在1929年五六月间，出现了一件大事即是陈独秀派初次获得了苏联托派的文件。那是尹宽从一个留苏学生那里拿来的。那时，陈独秀派都住在提篮桥区附近。我和蔡振德同住一处，汪泽楷和彭述之同住一处，形成了两个中心。陈独秀常到我们两家来。我们大家仔细读了托派文件，互相交换意见，互相讨论，又同陈独秀讨论。详情见我的《回忆录》。
这里只要说一点，即是我们读了托派文件，眼界都开阔了，以前纠缠不清的问题都能理出头绪了。我们由此明白，斗争的对象并非瞿秋白、李立三一类的人，并非他们把革命失败的责任推给陈独秀，把我们这些在陈独秀领导下进行革命工作的人视为“机会主义者”，加以歧视和打击，而是斯大林，他通过共产国际把一条机会主义路线强加给中国共产党。斯大林又篡夺了苏联的权力，违背了列宁的教导，驱逐了托洛茨基，等等。
特别是汪泽楷，他从莫斯科开了六大回来向陈独秀通报大会斗争情况时，听了陈独秀说要另创一个组织来进行斗争，便大摇其头，以为这是违反了组织纪律。现在，看了托派文件之后，就明白：中国党内的斗争是同苏联党内的斗争相一致的，是国际范围的斗争，是为了挽救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国家制度的斗争，不能受组织纪律所束缚的。
汪泽楷积极参加了托派运动。他在党员同志中活动，向他们宣传托洛茨基的主张，攻击斯大林以及中国共产党当时执行斯大林路线的中央。以后，在《八十一人宣言》签名的同志，就有好几个是汪泽楷口头宣传影响来的。我记得一件事。李季同志来我家里，恰好遇着汪泽楷，汪泽楷便拉他到床上去，半坐半躺地谈了个把钟头的话，起来后李季便成为托派了，以后便在《八十一人宣言》上签了字。
我们大家都接受了托洛茨基主张，并说服了陈独秀以后，便着手进行左派反对派的组织。我们成立了几个支部，由支部推举一个委员会作为领导机关。汪泽楷没有参加领导机关，因为当时他同彭述之编在一个支部中，彭述之已经参加领导机关了。我们都在委员会领导之下进行宣传和活动，同时仍参加江苏省委领导的以杨贤江为书记的一个支部。我和他恰好同在杨贤江支部。他也在这个支部中以较隐蔽的方式活动。1929年11月间，他和彭述之两人终于被江苏省委开除并由中央批准了。我当时尚未被开除，继续参加杨贤江支部会议，在会议中抗议开除彭述之和汪泽楷，直至我自己也被开除为止。
一直到此时，我同汪泽楷私人的友谊还是很好的，但以后我们就渐渐疏远了。这疏远有私人的原因和政治的原因。
我们被开除后，生活费用没有着落，不得不自谋出路。我靠译书，法文和俄文。汪泽楷也靠译书。上面说过他法文并不好，俄文基本上不识。他翻译的第一本书是马克思在《纽约论坛》发表文章的结集，前有梁赞诺夫的长序，全书本是俄文，但译成法文出版的。他译好全书（或只译一部分）要我给他校对。我自己也在赶译一本书，要等稿费买米，我又不善于校对别人的译文，认为比自己翻译更费时间，而他的译本篇幅又多。平常有朋友托我做的事情，我总要尽心竭力做好的，但这次确实没有办法，只好随便翻翻，改几个字就还给他了。我内心也不安。他则很不高兴，以为我不够朋友。
更重要的是政治的原因。当时四个托派组织正在协议统一。陈独秀主张平等协议，彭述之则主张以我们这一派为中心进行统一。汪泽楷拥护彭述之。他几次来我家里，说服我站在彭述之方面，我不从。最后一次他来说服我时，恰好何资深也在我家，他们两人辩论起来，我站在何资深一边。结果，他悻悻而去。我们的友谊从此破裂了。
1930年秋天，他在上海生活没有出路，便应刘侃元邀请去北京某大学教书。似乎我们的委员会委托他主持北方的工作。从此，我便没有看见他的面，也没有同他通信。
他没有参加1930年秋后的统一协议和1931年5月的统一大会。
统一大会之后不久，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绝大部分委员（我在内）就被国民党逮捕了。从此，我只间接知道，我们的北方组织在汪泽楷领导之下有发展，但内部也发生组织纠纷。30年代中期有一年北京许多青年被捕，解来南京判刑，关押在中央军人监狱。我和何资深两人当时也在中央军人监狱服刑，听说或猜想汪泽楷也要到这监狱来，于是商量两人抽出被头和衣服若干件，准备送给汪泽楷。结果没有听说他入狱的消息。
我出狱以后才听人说，北方组织闹了分裂，任旭领导一部分同志反对汪泽楷，成立另一个领导机关。上海中央派刘伯庄去北京调解，也未能解决。最后，汪泽楷宣布不干了。抗战起来，他离开北京到广西去。这是人家告诉我的话，我未曾核对过。
下面也是人家告诉我的话，但我认为是可靠的。即是：在日本投降以后，我们恢复和扩大托派活动的时候，我们的组织已经分裂了。我所属的组织自然不会想起去找汪泽楷，但彭述之同汪泽楷通了信，恢复了联系。彭述之曾经邀请汪泽楷到上海来，与他一起工作，恢复和扩大托派运动，可是他拒绝了。
以后的事，我不知道。
一九八九年一月七日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