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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化委员会是谁领导的?

郑超麟

1989年1月28日


来源〕录自《现代稀见史料书系 郑超麟回忆录(下)》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

  你们一月十日写来的信,我昨天(二十七日)オ收到。

  我不能分别回答你们所提的十个问题,只能作一次综合的回答。

  中国共产党中央,从成立到一九二八年底我卸去宣传部秘书职务为止,根本没有列为专项的文化工作,更加没有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化党组”,或类此的机构。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在这时期中,全国代表大会或各地区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有工人运动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国民运动决议案,军事运动决议案,以及其他的决议案,却从未见有文化运动决议案。在这时期以后,以及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情况,我就不敢说了。

  《新青年》改为季刊后,瞿秋白作主编,于革命理论和政论之外,发表了几篇评论文学和批判文化的文章,引起了当时在苏联任旅莫支部宣传部长的彭述之的反感。一九二四年秋,彭述之回国,接编《新青年》季刊,就不发表评论文学和批判文化的文章了。彭述之当宣传部长,他自己不懂得文学,也不懂得文化。我当宣传部秘书,在法国时曾搞了一阵文学,到莫斯科后学习革命理论还来不及,就把文学抛弃了。瞿秋白此时也不写那一类的文章。所以在革命那几年中,中央出版的报刊以及书籍,都不谈文学和一般文化。革命失败后,我编辑《布尔塞维克》,曾发表一文说明本刊发展的计划,其中也没有提到文学和一般文化。

  但革命失败后,文化工作已经从下层兴起来了。那完全是自发的,即不是中央领导的,也不是省委授意的。起初成立了“太阳社”。那差不多完全是我们自已的同志的组织,其中主要是爱好文学的同志,以蒋光赤为核心,但也有正在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他们以余暇写些小说。如徐迅雷,洪灵菲之类,更有老一辈同志,如高语罕,杨匏安,罗绮园之类,他们大半是挂名的。我知道这件事,但不重视这件事。

  瞿秋白是不是挂名太阳社呢?我不相信此事。那个时候,我常同秋白见面,谈话,但从未听他说起太阳社。蒋光赤,在中央未迁武汉前常去秋白家中,中央从武汉迁回后,秋白事忙,住家又隐蔽,是否同蒋光赤见面,很难说。至多二人约在另一地方谈一二次话。我和蒋光赤也是这样偶然约会,见几次面而已。只有钱杏村的回忆说过瞿秋白参加了太阳社。但钱杏村的回忆是不可靠的。他也说我参加了太阳社。我并未参加太阳社。不仅蒋光赤没有邀我参加,即使他邀我,我也不会参加的。

  仅仅有太阳社,江苏省委也不会成立“文化小组”的。文化小组成立,总是在李民治,欧阳继修,潘汉年三人参加了创造社,而《太阳》和《文化批判》又开始攻击鲁迅,接着这两个刊物互相攻击的时候。江苏省委制止他们攻击鲁迅,又制止它们互相攻击,所以才成立文化小组。这是我的猜想,当以当事人的回忆为准。江苏省委制止它们的攻击,不是出于是非,而是出于利害,即出于现在说的“统战需要”。鲁迅是共产党的朋友,他同济难会的关系很好,帮了很大的忙,不应当攻击他,至于创造社,则当时被视为民主派,也应当团结的。

  一次,蒋光赤找到我,向我控告《文化批判》对于《太阳》的攻击。蒋光赤写了一篇文章,似乎说:一切知识出于经验。《文化批判》便批评他不对。我一听就知道蒋光赤是错的。他没有读过列宁反对马赫主义的著作。蒋光赤向我控告,无非要我以党的权威制止这个攻击。但我不管。

  到我去创造社做政治指导工作的时候,两个刊物攻击鲁迅的事件,以及它们互相攻击的事件,已经过去了,再没有人提起了。

  我去创造社,并非为了做文化工作。

  当时创造社新添了一批生力军。他们刚从日本回国,但与老一辈不同:老一辈是搞文学的,他们是搞社会科学的。这一辈人在日本都学马克思主义,回国后,另办一个杂志《文化批判》,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批评当时的哲学,社会学,文学理论等等。他们有野心,要成立一个政治的组织。他们写信给已在日本的郭沫若,征求他的意见。郭沫若大不赞成,说中国已经有了共产党,你们应当同共产党合作,(不应当另起炉灶。他们接受了郭沐若的意见。)可是,他们找不到共产党。可能他们知道创造社内有三个人,李民治,欧阳继修,潘汉年,是共产党员,但这三个人是展于“小伙计”一级,他们要找共产党负责人商谈。于是问题提到了中央。以前,在创造社内,李欧潘三人成立一个支部(或党组),有问题由此三人提交江苏省委解决,现在江苏省委不能解决,问题就提交中央了。

  瞿秋白在《布尔塞维克》编辑部某次会议上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可见,这问题并非当作“文化工作”提出来的,而是当作“统战工作”(当时没有“统战”名词,说的是团结资产阶级民主派,似乎国际已经指示中国党停止盲动主义路线,要团结资产阶级民主派,共同反对国民党的独裁)。

  秋白又说,中央已经指定他去同创造社接触,可是国际来信,要他去莫斯科商议什么事情,他没有时间去做创造社工作,建议我去做这个工作。我不习惯于办这种外交事情,心里不愿接受这个任务,但既然是中央委派,不愿接受,也只好接受。

  我很快会见了李民治和欧阳继修(忘记了是否会见潘汉年),了解了创造社内部的情况,并约定去同他们见面的时间。这工作本身,我在《回忆录》中已经写过了,没有什么值得补充的。总之,我去创造社同他们谈了五六次的话,直到七月中旬我奉中央之命出差福建为止。我九月底从福建回到上海来,就未继续同他们谈话了。我同他们谈什么话,当时没有记录,现在也忘记了。大意说的是八七会议和十一月扩大的政治局会议提出的理论和路线的问题。我代表中央同党外的人谈话,只能够说中央的话,不能说我自己的话,虽然我当时已有同中央分歧的意见。我当时的意见,现在回想,在某些方面接近于托洛茨基主义,但还不是托洛茨基主义。

  这里,顺便说一件事情。前几年上海有个党史工作者,访问了我,又去访问李初梨。李初梨要她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即是:我那年在创造社谈话时,李初梨曾问我,苏联及其他共产党出现了“清算派”(日语称托派为“清算派”),中国共产党会不会出现“清算派”?我回答:不会的。李初梨要她问我:为什么不久之后我自已就成为“清算派”了呢?我已忘记了此次的问答,但相信这问答确有其事。那个时候我虽知道苏联共产党内发生激烈的争论,一边是托洛茨基,一边是斯大林,但不知道双方争的是什么,更不知道这争论同中国共产党有什么关系。

  我出差福建回来后,虽然没有继续去创造社同他们谈话,但仍旧会见李民治和欧阳继修,向他们了解创造社情况,即仍旧做统战工作。所以六大选出的新中央的宣传部长蔡和森要我汇报工作时,我向他汇报了创造社的工作,几个月前的情况和当时的情况。汇报时,李民治和欧阳继修也在座。我至今还记得蔡和森听到我汇报的反应。他说:“这就是德谟克拉西。”这话的意思是说:“创造社这批人就是六大要我们去团结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蔡和森也是把创造社工作看作“统战工作”的。蔡和森下台,李立三代起后,我照样向他汇报创造社工作,但他听了之后不表示意见。不久之后,我就辞了职,把职务交给潘文育。以后的事情,我完全不知道。

  所以你们二次引用潘汉年回忆的话,基本是对的。我确实是从一九二八年四五月间起领导创造社党组(我不知道它本是江苏省委属下的“文化小组”),而创造社党组(不是“文化党组”)正式归中央领导,并改名为“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是在潘文育代替我担任中央宣传部秘书以后。难怪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不能回答你们提出的大部分问题。

  我在创造社做的,是统战工作,而非文化工作,这一点,我想今天健在的李民治和欧阳继修二人也可以证明。此外,那时我只同创造社的人谈话,没有同太阳社的人谈话,也可证明做的不是文化工作。

  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和郭沫若几次见面,而且曾在南京路大酒家宴请郭沫若。这是我在党内听说的,还有同志向中央提意见,说周恩来在先施公司的东亚大酒家宴请贺龙,不符合于秘密工作原则。我想,当时周恩来在秘密工作中接见什么人,宴请什么人,是出于需要,为了团结,为了安定失败情绪,他同郭沫若见面,也不见得是为了文化工作。潘汉年本是创造社的“小伙计”,他革命失败后回到创造社是很自然的。周恩来要郭沫若安插李民治和欧阳继修在创造社里,也不奇怪。首先解决二人的职业问题,其次可以发挥二人的作用。李民治在北伐期间本是郭沫若的秘书,我不相信周恩来同郭沫若见面,安插几个人在创造社内,是为了便于发展文化工作。当时周恩来只管理军委的事情,他尚未兼任中央组织部工作,他也曾同我见了几次面,从来不曾同我谈起文化工作。

  此致
敬礼!

郑超麟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附原信


郑老:

  您好!我们近来在编写《白区斗争史》工作中关于党领导文化战线斗争部分遇到了困难,急需了解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至左联成立这一段期间党在文化战线领导斗争的情况,包括当时党领导文化工作的〔组织系统,主要负责人,党领导文化工作的〕方针,政策,指示,决定,党组织或党员所从事的文化工作情况等。

  据查文献,档案资料和您的著作《郑超麟回忆录》一书,得知您在大革命失败后担任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工诈期间,曾亲自代表党中央指导过创造社文化党组的工作,并向中央专门汇报过文化工作。因此特提出一些可题向您求教(问题附后),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帮助,在不影响您健康的情况下,就您所知提供一些情况或线索,不胜感谢。

      顺致
    敬礼!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
  1989年1月10日


  1.关于文化党组的问题
  据播汉年回忆,1928年4、5月间;曾在江苏省委宣传部领导下成立过文化党组。在党的六大前,中央宣传部决定将文化党组归属于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并由您代表中宣部对党组负责经常指导。您是否了解这一情况,并能就文化党组成立的时间,归属中宣部的时间,文化党组主要成员及活动情况,特别是在革命文学论争中起什么作用等,提供一些具体情况吗?

  2.关于瞿秋白与当时的文化工作
  您在回忆录第177页中提到瞿秋白在出国前“曾在编辑委员会开会时告诉我们,说创造社请求我们中央派人去指导”。您是否了解瞿秋白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创造社情况的?瞿秋白当时对文化工作有无其他指示或建议?瞿秋白同蒋光慈,太阳社的关系,太阳社的一些观点,主张受瞿秋白的影响,或反映瞿秋白的思想?

  3.关于周思来与当时的文化工作
  你在回忆录第177页中,提到郭沫若“在上海时常同周恩来见面”,及创造社的情况。据此可以肯定,当时周恩来对创造社是关心并有所了解的。您能否再提供些有关的具体情况,如周恩来同郭沫若往来的具体时间,周恩来当时对文化工作,对创造社的工作,有过什么指示,建议,或起过什么作用?据阳翰笙,李一氓回忆,都说到他们参加创造社是周恩来指示的,并且在郭沫若1928年出国前周恩来还约见他们,您是否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4.关于党中央与当时的文化工作
  据查档案资料,1928年2月间,党中央就决定派您去做创造社工作;同年7月间,你作为中宣部秘书还出席过中央常委会,并在会上汇报了文化工作情况。您能否国忆起当时党中央,中宣部或文化党组曾开过哪些有关文化工作内容的会议,讨论过什么主要问题,作出过什么决定?1928年2月,中央决定您去做创造社工作,这一决定是在什么情况下作出的?做创造社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做了哪些工作?解决了什么问题?存在什么问题?

  5.关于潘汉年与当时文化工作
  您在代表中宣部负责文化党组工作的过程中,是否同潘汉年(当时任文化党组书记)有所接触或了解?能否提供潘汉年从事文化工作的情况?

  6.关于蔡和森李立三与当时的文化工作
  据您回忆,党的六大后蔡和森李立三先后任中宣部长,他们在任职期间是否抓过文化工作或有过指示?

  7.关于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
  党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是何时成立的?据潘汉年回忆,是在潘文育代替您领导文化党组时中央决定将文化党组改为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您能否提供文委成立前后的具体情况。

  8.关于中国著作者协会
  据查文献资料,1928年12月30日曾由郑振铎等发起成立一个名为“中国著作者协会”的团体,这一团体很快就散了。您是否了解这个团体建立及解散的情况?如党在这一团体建立过程中起过什么作用没有,为什么要建立,又为什么没能存在下去。“协会”的建立和解散,对后来左联的筹备有无关系?

  9.关于筹建左联
  关于筹建左联的决策,是怎样提出,由哪个负责人提出的?党为筹备左联进行了哪些方面的工作?

  10.关于党对鲁迅的认识和态度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至左联成立,党对鲁迅是如何认识的?特别是在革命文学争论时,党中央主要负责人,文化党组负责人,或从事文化工作的党员同志,对鲁迅有哪些正确的或错误的认识?

  此外,能否谈谈您对大革命失败后至左联成立,这一时期,党领导文化工作的基本看法,其中的经验教训。



感谢 骨质增生的GM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