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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兴王论中的改革观——纪念龚自珍诞生二百周年

郑超麟

(1992年4月15日)



  〔《炎黄春秋》编者注〕本文为九十二高龄的郑超麟先生为本刊写的,年届八十八的老作家兼编辑家楼适夷先生又亲自为其校订编改。两位老人对本刊如此支持,反映了他们对广大读者的拳拳之心,我们谨在此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与谢意。
  〔录入者注〕其刊载于《炎黄春秋》1992年第5期第62-65页,又据《龚自珍研究文集》第22-36页校对。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的序言中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近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也是近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我们中国从“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比欧洲晚了几个世纪,人家发生在14世纪,我们发生在19世纪。但在我们自己的“过渡”时期中,也出现了一个大人物,他就是诞生于1792年的龚自珍。

  拿中国的龚自珍和欧洲的但丁相比,除了两人都跨越时代(中世纪和近代)之外,就没有共同点,就不能相比了。两人都是承前启后的人物,都有中世纪思想的特征,又有近代思想的特征。但欧洲的中世纪不同于中国的中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也不同于中国,中国接受外铄的成熟资本主义。加上但丁和龚自珍两人个人的差异(如两人都是诗人,但诗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不能再对比下去了。

  龚自珍是多方面的人物,他是经学家、历史家、地理家、散文家、诗人、词人。即以思想家而论,他的“改革”思想也是多方面的。一百多年以来研究龚自珍的人很多,也很有成绩,我也并不想全面研究这个过渡时期的人物,我只想研究他的一个方面。即他的一个已有人研究的、却被多数人所忽视而未深入的方面——他的兴王思想。

龚自珍的兴王思想


  所谓“兴王思想”,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改朝换代”的思想。中国的君主专制统治,同其他各国一样,都不是“万世一系”的(如日本),而是改朝换代的。一个皇朝建立起来,大家都知道,统治者自己也知道,总有一天要被另一个皇朝所代替的。大家这样想,却不这样说。统治者禁止别人这样说,自己则宣传:本朝要永久统治下去。秦始皇说,他的子孙将二世,三世,以至千万世统治下去。韩愈在《平淮西碑》上说唐朝要“圣子神孙,继承于千万年”。龚自珍所处时代,清皇朝已经由盛而衰了,农民反抗,边境骚动,外则北方有俄国侵略,东南有西洋强国窥视等等,皇帝和大臣束手无策,中下层官吏文恬武嬉。这一切情况是容易被清朝中叶的明眼人看到的,这里不需详说,在此形势下,士大夫中的敏感而有责任心的人很容易想到改朝换代去。《孟子》书上不是说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话吗?周朝以后很少有一个朝代享国五百年的。清朝建国将近二百年,也应当有新的“王者”兴起了。

  特别是世代宦家子弟,生来聪明而好学的,容易产生这个思想。中国的士大夫有一种传统的思想,即太平时的卿相固然是可以羡慕的,但辅佐新朝的君主为新朝订立新的制度,则是更加可羡慕的,那就是“王者师”了。譬如,汉朝的萧何、曹参,唐朝的房玄龄、杜如晦,明朝的刘基、宋濂,等等。

  中国这一类知识分子,从不敢想自己做新朝的君主。他们只要做王佐。孟子说了“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以后又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我们不要以为孟子要自创一个新朝以取代周朝。不是的。他是要辅佐齐王,将分立的战国统一起来而已。当时“无土不王”的思想深入人心,那些游说之士不敢想到自己做王的。周室正值衰微,游说之士可以公开宣传“兴王思想”。后世就不同了,旧朝尚有势力时,“兴王思想”是不能暴露的,否则,不是斧钺相加,便是與论所不容。所以我们要在龚自珍自己的议论中和别人关于龚自珍的议论中,发现和引证他的兴王思想是很不容易的。

开创高谈国事的风气


  然而还有蛛丝马迹可寻。

  大家都知道,龚自珍很不满意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大家又都知道,他敢于公开批评当时的政治和社会。不满意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的人还是有的,但人家不说,或者只在亲密的朋友面前说。龚自珍则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不仅说,而且写成文章散布。这是惊世骇俗的。那几次文字大狱才过去不很久,大家心有余悸,连他的好友魏源也写信警告他:“近闻兄酒席谈论尚未能择人者。夫促膝之言与广庭异,密友之争与酬酢异。苟不择而施,则于明哲保身之谊深恐有违。”(按龚魏齐名,观此信可知两人毕竟有别。)幸而龚自珍生活在衰世,不过仕途不利而已,否则要人头落地了。

  魏源不过朋友规劝而已,王芑孙则复信谩骂。此人是前辈而有文名的。龚自珍把自己的诗文各抄一册呈送他。他回信说:“诗中伤时之作,骂坐之语,涉目皆是,此大不可也。”又说:“不宜立异自高。凡立异未有能异,自高未有能高于人者,甚至上关朝廷,下及冠盖,口不择言,动与世忤,足下将持是安归乎?足下病一世人乐为乡愿,夫乡愿不可为,怪魁亦不可为也。乡愿犹足以自存,怪魁将何以自处?”又说:“况读书力行,原不在乎高谈。海内高谈之士,如仲瞿、子居,皆颠沛而死。仆素卑近,未至如仲瞿、子居之惊世骇俗,已不为一世所取,坐老荒江老屋中,足下不可不鉴戒,而况纵其心以驾于仲瞿、子居之上乎?”

  按王芑孙此信,足以代表当时只求“修身慎言,远罪寡过”的士大夫对龚自珍的政治批评和社会批评的反应。他们称这样批评为“高谈”。由此信可知,当时作这种“高谈”的不只龚自珍一人,信中还指出王昙(仲瞿)和恽敬(子居)二人。王昙是龚自珍的忘年交;龚集中有王昙的墓表铭;恽敬是龚自珍看不起的一个人,集中有一文骂他,题为《识某大令集尾》。此二人皆颠沛至死。龚自珍也不得意。他的“高谈”显然驾于二人以上。

  但当时士大夫中也有不反对“高谈”的,例如梁章钜。他也是一个文人,又官至巡抚,同龚自珍也有交谊。他在《师友集》中说龚自珍同他会饮于吴葆晋家,曾作一文给他饯行,他将此文刻入《宣南赠言》中;有人读了此文,说“其语多触忌”。梁章钜说:“此井蛙之见耳。”可见,梁章钜并不反对龚自珍的“高谈”。此饯文题为《送广西巡抚梁公序》,今存龚集中,可以看出哪几句是“触忌”的。据梁章钜说,同席程春海认为龚自珍此文写得很好,特别用“精楷书”代抄一本赠给梁章钜。

  总之,有龚自珍大胆“高谈”批评政治和社会,以前那种“万马齐喑”的风气渐渐改变了。经过了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以后,敢议论政治和揭露社会的人多起来了。

衰世说和改革观


  龚自珍把当时的时世称为“衰世”。他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一文中说:“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按此非公羊家言:公羊家所谓“三世”是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这大概是龚自珍自创的三世论,为了专论衰世。此文并不议论“治世”和“乱世”。

  龚自珍说:“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衰世,就是“万马齐喑”之世。龚自珍站在士大夫中少数有才者的立场来看世界,故把这种“万马齐喑”之世称为“衰世”。他不知道这是专制淫威箝制人才的后果。清朝初年的高压政策,使人不敢露才,使人谨小慎微以求免祸。现在,国势虽衰,但余威犹在,说话、著书、做事,都要先考虑是否“触忌”。不仅害怕文字狱和其它罪名的制裁,而且害怕当时的“舆论”,——那是前一些时期所形成的。

  比这个“万马齐喑”的局面更可怕的还是:

  “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其法亦不及要领,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

  在此形势下,有才者应如何自处?难道坐以待毙么?

  “才者自度将见戮,则蚤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夫悖且悍,且睊然眮然以思世之一便已。才不可问矣,曏之以伦憩有辞矣。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

  从这个结论可以知道,龚自珍虽不明说却认为衰世不如乱世,衰世终必入于乱世,那么他的所谓“三世”就是治世,衰世,乱世了。文中说“求治”是陪衬的,着重在“求乱”。才者处于衰世,为了免于见戮,只有求乱。

  “求乱”的话是不好说的。只能说“改革”。龚自珍有自己的改革观。他在《上大学士书》中说:“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他如此将改革看作正常的、必然的。在他自己写的文章《乙丙之际箸议第七》中,则将改革同改朝换代联系起来讨论:夏商周三代相继都是后代改前代之弊政。“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即总是要改朝换代的。那些短命的朝代,就是因为“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自己不肯改革而短命的。“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

  如此看来,龚自珍是主张本朝自己改革的,但集中又有“五行不再令,一姓不再产圣”的话(见《古史钩沉论四》),那么前代的弊政还须留给后代去改革。事实上,如接下去要说的,龚自珍认为本朝改革不好,需要换一个朝代来改革的。他说的“自改革”是陪衬的,“来者改革”才是本意。

  在衰世,在“万马齐喑”的时代,没有风雷,没有生气,没有才者。如果出现一才者,则百不才要督之,缚之,戮之,怎么能够“自改革”呢?那只有等待新朝的人来改革。

“尊隐”


  “少年尊隐有高文”(《己亥杂诗》句)。龚自珍死前二年还得意地回忆这篇少作。这是用隐蔽的手法写出他的“改朝换代”思想。

  文章标出“京师”和“山中”两个对立的“极”。“京师”象征本朝统治的力量,“山中”象征反抗本朝统治的力量。文章又将一个朝代的始终比作一个白昼,有早晨,有中午,有黄昏。在早晨时候,国势强盛,人心归附,此时的“君子”也住在“京师”,在“山中”只有鄙夫皂隶居住。在中午时候,国势也是强盛的,人心也归附,“君子”也居住在“京师”,但已稍逊于早晨的时候了。居住在“山中”的不仅有鄙夫皂隶,也有“窒士”,即不得意的士大夫。这早晨和中午两个时候是写出来作陪衬的,文章着重在黄昏时候。“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此时,“君子”就不住到“京师”去,因为“京师”不欢迎。于是“京师”只能依靠任用那些丑类窥皆,那些诈伪不材,以此惹得人民怨恨,人就都逃到“山中”去了。于是“京师”之气泄,“山中”之气盛;“京师”贫,“山中”富;“京师”贱,“山中”贵了。朝士寡助失亲。则山中之民,一啸百吟,一呻百问疾矣。朝士僝焉偷息,简焉偷话,侧焉惶惶商去留,则山中之岁月足矣。最后,“山中”之民有大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以后怎么样?龚自珍不说,也用不着说了。

  这哪里是说“隐居”?这说的是造反!

  龚自珍把这种“隐居”说做“纵之隐”。所谓“纵”,就是包含一个过程,从不合作到夺得政权。“旦暮为纵,居处为横。”那么,一般人所谓“隐”就是“横之隐”了。如这篇《尊隐》开头所写的两类隐士:“山中之傲民”和“山中之瘁民”。

  龚自珍集中也有一文写“横之隐”,题为《记王隐君》。

  他在外祖父段玉裁的遗物中发现了一首诗,不知何人所写,久不能忘。后来,他在西湖一个和尚的经箱中看见一本《心经》,虫蛀了将近一半,笔迹同外祖父所藏诗一样,更不能忘。春天,他坐轿去西湖。出螺蛳门,过一片荒冢,轿夫戚猫告诉他,这荒冢背后有一户人家,外公来杭州时每次都要去拜访这家的主人,外公回来从不向人提起此事。龚自珍心动,便下轿走过那荒冢去,过桥见一个老头子,约九十岁,坐在路旁晒太阳。龚自珍假装问路,老头子指着耳朵示意他是聋子。龚自珍向他作揖说:“先生真隐者。”老头子回答说:“我没有印章。”因为“隐者”和“印章”音近。当时,时间不早了,戚猫促上轿,龚自珍只好离去。次年冬,何布衣来,谈起碑帖,何布衣说,他得到宋拓的李斯《郎邪石》。有一次他生了一场怪病,群医束手。忽然有个老头子从城外来,说他能医此病。果真,两帖药就把病治好了。老头子自己动手把那个拓本拿了去。说他就是为此而来的。以后,另一个朋友马太常来,龚自珍说起何布衣的遭遇。马太常想了一下说:“对了。”他的外甥锁成一次出游,误入一人家,从这人家的后门走出去,忽然走进一个屋子,满地都是松化石。听到室内有人读书,便走进去。室内四壁有古锦囊。囊中贮金石文字,桌上放着《谢朓集》。锁成要借《谢朓集》。主人不肯。说可以抄一本给他。一个月后,锁成再去,书已抄好了,字很漂亮,像虞世南。锁成问:“您雇人替您抄的么?”主人说:“没有雇人,是他给我抄的。”说时,指着窗外一个给他锄地的汉子。锁成出门,见门外一株梅树正在开花。他走时取了一块松化石带回家来。两个朋友都不知道这老头子姓什么。吴轿夫说,似乎姓王。西湖和尚的徒弟拿那本《心经》来,说是“王老者写的”。由此可见姓王无疑。只是不知道那个锄地的汉子姓什么。

  这故事中的主人就是龚自珍所说的“山中的瘁民”,即不同统治者合作;但也不是一事不干,安度晚年,而是潜心研究古代文化的。他身边也团结了几个志同道合的人。

  这一类的隐者,以及另一类什么事不做,只求安度晚年的隐者(“山中之傲民”),历史家(后史氏)是不记载的。“后史氏”只记载那些积极倡议以求推翻旧朝建立新朝的“隐者”。

  由此可见,龚自珍虽然也说:“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何若“自改革”一类的话,他的希望还是寄托于“来者”。他虽然向大学士,向礼部堂官提出种种改革建议,也知道他们不会接受的;即使接受也不会彻底施行的。他所提的,也不过是一些小建议。

  龚自珍隐蔽地说了“故夫宾也者,生于本朝,仕于本朝,上天有不专为其本朝而生是人者在也。”(见《古史钩沉论四》)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异姓之卿”(“宾”),即非本朝宗室,虽然生在某一朝代,而且在这个朝代做官,但他不必死心塌地为这个朝代“卖命”。更明白地说就是:这个人如果看见这个朝代已经腐朽而不可救药的话,他就应当起来为推翻这个朝代、创立新的朝代而努力。这就是他的“兴王思想”。

  他为此受到旧时有类似思想的朋友的重视。集中可考的是他和王昙的友谊。王昙是前辈,年纪比他大得多,但很重视他,二人谈得很投机。王昙是有名的怪人,不容于当时的士大夫。他有文集《烟霞万古楼诗文集》流传下来。但他的言论不见得都能留存在集中。龚自珍的思想一定受了他的许多影响而且从他学会了“掌心雷”。他死后,龚自珍写了一篇《墓表铭》很动人。他们二人结交始末,文中也写了,像一段武侠小说。他们二人结交始末,文中也写了。原来乾隆年间北京李铁拐斜街住着一位“矮道人”,有人说已经三百多岁了,他面色如童子,臂膀能举千钧重物。王昙去访他,跪在他面前。他不说话。王昙不敢起来,跪了很久,再请求指示。道人才说:“北京有一位奇士,不是你设想的那种奇士,你去求他罢。夜里,你看天空有一种光,同六等星那样亮,有青霞环绕光的周围,下面就是那个奇士的家。”王昙以为道人戏弄他,不着意。嘉庆十四年,王昙在门楼胡同西首龚家看见自珍。那时自珍只有十八岁。王昙忽然感叹,自言自语说:“师父,师父,原来你把我托付给这位奇士了!”从此王昙同龚自珍交了朋友。《墓表铭》的“铭”说:“生昙者天也,宥昙者帝也,仇昙者海内士,识昙者四百岁之道人,十八龄之童子!”

  龚自珍还结交侠客。其中一位名叫刘钟汶(字方水),是他很重视的朋友。道光二年他三十一岁,作一诗送刘钟汶远行,今存集中。诗以《赠刘三》为题:

刘三今义士,愧杀读书人。
风雪衔杯罢,关山拭剑行。
英年须阅历,侠骨岂沉沦?
亦有恩仇托,期君共一身。

  诗中末二句表现了龚自珍对于这位侠客的期待,但原诗题下有一序,今集不载。陈元禄(龚橙之妻舅)作《羽岭逸事》载之。

  陈元禄说:“公交友严,好直言。刘钟汶者,侠士也。尝远行,公送之诗,其序曰:‘方水从吾游久矣,气益浮,中益浅,吾虑其出门而悔吝多也。然吾方托以大事,倚仗之如右手;以其人质直无可疑者,特不学无术耳。爰勖以一诗,送其行。’”

  由此可见,所谓“侠士”,就是有武艺,能搏斗。龚自珍要干“大事”,当然需要这种人,只要他忠实可靠,即使不学无术,也可以信赖的。

  龚自珍还结交了许多士大夫所远避的人物。他的《古风》有句说:“朝从屠沽游,夕拉驺卒饮。”不但诗中这样说,他也这样做。缪荃孙的《羽岭山民逸事》说:“定庵交游最杂,宗室贵人,名士缁流,伧佣博徒,无不往来,出门则日夜不归,到寓则宾朋满座。”结交宗室、贵人、名士,是正常的;结交缁流,也不奇怪;但伧佣博徒则一般士大夫是不交游的。

《汉朝儒生行》


  评论家论及龚自珍的改朝换代的思想之外,也论及他的兴汉灭满的思想。我认为他没有种族主义思想。他的攻击矛头直对着当时的统治集团;而当时统治集团是“异族”(满人),因之也是对着满人的。如果说他有排满的思想,那也是他的兴王思想的“副产品”。我们从他的著作中找不出“夷夏之辨”的思想。奇怪的是,吕留良、曾静案、庄民史案,等等,过去不过几十年,竟没有给龚自珍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之产生“夷夏之辨”的思想。是他无此思想呢?是他有此思想却深藏不露呢?

  章炳麟在其《与刘㦏一书》中说:“如仆所知,公羊春秋之学,近世甄明之者自刘逢禄。逢禄祖纶,仕满洲为执政,家世受豢,忘其宗国,横取公羊言进吴楚者,以傅会引弓之常。魏源、龚自珍继之,皆好功名,求仕进,学术粗觕,尤素附丽,诸所陈述,佞谀万端,晚不得据要路,复以微文姗谤。”

  章炳麟如此对待学术问题的讨论,是不能令人心服的;照他的话说来,经今文学是不讲夷夏之辨的;要讲夷夏之辨,只能求助于经古文学。是这样的么?如果没有更能说服人的论据,我们不能采取此论。

  一般人认为龚自珍也讲排满,他们总要引用他的《汉朝儒生行》长诗作证。其实,此诗不是排满,只是反对歧视。不错,这里反对的是“种族歧视”。但若不是“种族歧视”,而是派系歧视,龚自珍也会反对的。

  《汉朝儒生行》长诗,写得很巧妙。写的是差不多二千年以前一个朝代的事情,而且是借当时一个儒生的口吻写出来的。儒生知道当时一件秘事,即当时有一位将军,立了功,掌握了兵权,只因他属于当时的“南军”系统,“北军”系统的人妒忌他。“北军似姑南似嫂,嫂疏姑戚群僮窥”。婆婆总是袒护自己女儿的,嫂子和姑娘争斗时,嫂子方面失败的成分居多。家里的仆人和丫头看出后又从中挑拨,嫂子更无胜诉的可能,只好忍气吞声陪笑脸,处处让姑娘占便宜。《汉朝儒生行》的核心思想不过如此。

  无论写得怎样巧妙,明眼人是容易看出的。戊戌维新失败后,群趋于“革命”,即排满,一般人都能看出此诗的立意,因之附会为站在汉族的立场反对满族的诗。有争论的只是:诗中的“将军“究竟是影射岳钟琪,还是影射杨芳?诗中的“儒生”是否龚自珍“夫子自道”?其实这些争论都是不必要的。龚自珍写的不过是一种典型,满族入关后屡屡发生的事实。满族统治在军事上也不能不用汉人的将军,同时又要防备汉人将军“造反”,不管这些汉人将军如何表白忠实于朝廷,朝廷也不相信。加以曾静案件发生,朝廷更不相信。在龚自珍以前,不仅有岳钟琪,有杨芳,还有其他的汉族将军,遭受这种命运,不过没有此二人知名而已。在龚自珍以后,太平天国起来造反,满族将军已经没有能力了,还是依靠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一类汉族将军才能镇压下去的。从此,《汉朝儒生行》的故事就不会重演了,但结果还是汉族将军袁世凯逼得清帝退位。

  除《汉朝儒生行》以外,龚集中的《杭大宗逸事状》一文,也常被人引来证明龚自珍有排满思想。此文却不是用隐蔽手法写出的。杭州人杭世骏乾隆年间以翰林应试,在试卷上写了如下的话:“我朝一统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见。”这话一出,不得了,立即下狱,定死罪。大臣营救,说这个人是书呆子,说话不检点。皇帝于是免他死罪,放归乡里。某年,皇帝南巡,至杭州,杭世骏迎驾。皇帝还召见他,同他谈话。以后皇帝又南巡,杭世骏又迎驾。皇帝问左右:“杭世骏还没有死么?”这天夜里,杭世骏就死了。

  根据别人记载,后一次南巡时,皇帝还是召见他,问他:“你的思想改了么?”他回答:“我老了,改不了。”皇帝说:“你老了,为什么不死!”这天夜里他就死了。这个记载如果是可信的,那么这位皇帝始终没有忘记杭世骏试卷中那句话,又为他最后的答话激恼,可能将他处死的。

  这个故事,以及龚自珍这篇记载,也不过是要求消除种族歧视而已,并非排满。

  龚集中有一首七律,也常常被人引来证明排满思想。此诗题为《咏史》,作于道光五年龚自珍三十四岁时。这年,他在家为母亲居丧。十月丧满,住在昆山他父亲的别业,即以后称为“羽岭山馆”的地方。这几年他住在东南,熟悉东南的生活,有不少见闻和感慨,于是作了这首七言律诗。吴昌绶所作《定庵先生年谱》说此诗“旧传”是“为南城曾宾谷鹾使作”。《年谱》也说了这位鹾使罢官始末,但同此诗对照,则说不通。这“旧说”是不足为凭的。诗的原文如下: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这首诗表现了龚自珍的愤慨。他在丁忧三年看见东南这个六朝金粉的地方,朝廷对于“名流”(即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的精英”)只有两种办法对待:一是把他们当作倡优,玩弄他们,他们也甘受玩弄,那就施恩他们,给他们做大官,发大财;他们不甘受玩弄,那就迫害他们,重则在他们的著作中找岔子,兴“文字狱”,轻则不给他们饭吃,他们只能著作那些足以卖钱买米的书文。无论施恩招怨,其对象都是“名流”。这首诗的最后两句则是号召那些反抗朝廷的人切勿停止反抗,投降是没有好处的。汉高祖平定海内之后,田横团结了五百壮士盘踞一个海岛,不肯归顺。汉高祖强迫田横投降,田横来到半路上自杀了,五百壮士闻讯,也都在海岛自杀。龚自珍此诗就是鼓励反抗到底。

龚自珍的晚年


  读《龚自珍全集》,发现他那些揭露衰世,主张改革,鼓励反抗的诗文,都是少年时代写的,那首《咏史》也是三十四岁时写的,以后就没有或少有这一类诗文了。前人也有这种感觉。

  林昌彝在《射鹰楼诗话》中说明了我这个感觉。他说,龚自珍“中年以后,博弈,好饮酒,诸事俱废,亦学人之通病也”。

  “博弈”,意为赌钱。龚自珍喜欢赌钱,他书亦有记载。《己亥杂诗》有一首“电笑何妨再一回”,今本《全集》此诗下引别本注云:“此定公无博进而作也,魏蕃室云。”其他的人也有记载他赌博的。缪荃孙《羽岭山民逸事》甚至说他以博破其家,即他辛辛苦苦积聚的一点安度晚年的家产,也在赌场上输光了。有几个人记载他的一个笑话,即他常常自命为赌法最精;人家问他:“那么你怎么会常常输钱呢?”他回答道:“那是财神不照顾我。”

  “好饮酒”,意为好色。不必去说丁香花公案,仅从《己亥杂诗》就可看出他晚年是反常的。试想灵箫不过是运河码头上一个卖淫的妓女,无论怎样可爱,也不值得他那样倾倒和歌颂,直至于写出“绿色呼他心未安”的诗句。

  但最可注意的,还是说他“诸事俱废”。这话不是随便说的,必有根据。我们可以从《己亥杂诗》看出龚自珍那时的心态。龚自珍并不害怕暴露自己的心态。他说:“少年衰艳杂雄奇,暮气颓唐不自知”。这是说,他现在已没有少年时那种“朝气”了。他初离北京时说“先生宦后雄谈减,悄向龙泉祝一回”。这意思就是说:他做官大了,不像以前那样高谈阔论了。“绝业名山幸早成,更何方法遣今生。从兹礼佛烧香罢,整顿全神注定卿。”这意思是说:他已经著了一百卷的书,目的达到了,事业完成了,从此无事可做,除了“礼佛”和爱女人以外。在这个心态之下,龚自珍早把少年时批评精神和改革雄心抛弃于九霄云外了。

  关于龚自珍之死,异说很多,但从上面所分析的心态看来,他的死期将近了。这种心态就是肉体走向死亡的反映。

  林昌彝最后一句话说:“是亦学人之通病也。”这倒未必。历代学人虽也有晚年颓废的,但若信念坚定,不以事业已成为满足,而要努力更向前进,那么学人的晚年不一定会颓废的。

  可是,我们还应当知道,龚自珍晚年的颓废仍是要当时的政治和社会负责任的。这就是他早年论述过的那篇文章中说的百不才戮一才的话。

  龚自珍确实是在二十多年间被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所戮的。他并未被杀头,也未被腰斩,但他的“心”、他的“朝气”渐渐消失了。他讨厌同辈朋友恭维他将来出将入相(“平交百辈悠悠口,揖罢还期针相勋”)可是,他假意问灵箫:“出”好,“处”好?(商量出处到红裙)灵箫聪明,投其所好,回答说:“不再出去做官好。”于是他很得意,竟称赞灵箫“美人胸有北山文”。这也就是“声音笑貌戮之”之例。

龚自珍的历史地位


  不管龚自珍晚年如何“暮气颓唐”,他早年那种不顾一切,大声批评政治和社会,要求改革,而且图谋改朝换代的功绩,是不可埋没的。改革家早年时朝气蓬勃,到了晚年“暮气颓唐”,虽非“通病”,也不是个别的事例。近代有个严复,早年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进中国来,一本《天演论》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影响。可是,到了晚年,严复也“诸事俱废”了,一心念佛。现在记述中国思想史的人,尽可以记述他早年的功绩,而不必提起他晚年的颓唐。严复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还是有其应有的地位的。“后史氏”只要记载他这个功绩,就够了;不必去强调他的“暮气颓唐”那些事情。

  关于龚自珍,我们不仅可以不提他晚年的颓唐,而且可以不提他正面的理想,即他要把中国改革成什么样子。他的正面思想是不高明的,那就是他的集中所存的《平均篇》和《农宗》二篇长文。龚自珍的历史地位并不在这个方面。他的功绩在于他保存着中国历史上士大夫、知识分子的一种优良传统,——中国历代都有这样的士大夫,人数极少,但未绝迹。他们反对专制的统治,坚持自己的主张。龚自珍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他在晚年,不管如何颓唐,如何“诸事俱废”,但还是对于当时的专制统治持不合作态度,不能做“纵之隐”,也要作“横之隐”。

  正是由于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所以他从少年起就恨死了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世,一心要打破这个局面,不听师友的规劝,不顾专制淫威,不分公私场合,大胆批评和建议。不能说当时没有别人像他那样做,但他是当时最努力、最有影响的一个人。

  他的努力不是白费的,也不是对着荒漠呼喊,而是有人倾听,发生效果了的。他死后,经过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二件大事,渐渐有人敢于说话了,听的人也不会大惊小怪了。龚自珍的诗文,诵读的人愈来愈多了。到了甲午战争以后,龚自珍开创的风气便发展为“公车上书”,不久又发展为维新运动。那就是龚自珍说的“自改革”运动。这个运动,不出龚自珍所料想的(“一姓不再圣”),很快失败了。但立即有另一个运动,即他所说“来者改革”的运动接踵而起。这个运动在辛亥年得到成功,清皇朝被推翻了。龚自珍的“兴王思想”实现了。但代替清皇朝而起的,并不是一个新的皇朝,而是一个“共和国”。这是龚自珍始料所不及的。他对于“近代”所知不多,不过开创近代中国所需要的风气而已。

  维新运动和革命运动,都是需要士大夫中一部分先知先觉者敢于批评、敢于建议的大胆说话,然后造成广大运动的。在“万马齐喑”的时世下不能有维新,更不能有革命。追根溯源,这种大胆批评和大胆建议,是龚自珍开创的。这话并不是说:如果没有龚自珍,中国就不会有维新和革命。那时总有人应时代要求来开创大胆说话的风气。但中国开创这风气的,跨越中世纪和近代的大人物恰好是龚自珍,则是历史的事实。

  龚自珍的历史地位,就在这里。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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