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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罗孚先生

郑超麟

(1998年7月18日)


  郑超麟是福建漳平人,是著名的政治家、作家、翻译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中国“托派”的主要领导人。他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他成为中国旅欧的“少年共产党“18名代表之一。1952年12月,他被捕入狱,27年后被释放。从1979年6月出狱到1998年8月逝世的19年,郑超麟一直在思考和写作。郑超麟的著作,大都经范用编辑而“内部发行”。范用退休以后,编辑了郑超麟的文集《史事与回忆》。

  1997年,旅居美国的罗孚从潘际坰那里得知范用的编辑计划,就和范用联系,希望帮助促成《史事与回忆》的出版。经过紧张繁复的工作,克复了许多困难,三卷本《史事与回忆》终于在1998年8月1日上午10点多钟送到了上海郑超麟所住的病房。然而,97岁的郑超麟在两个小时前溘然长逝。

  郑超麟写给罗孚的这封信,是他的最后的几篇文字之一。


罗孚先生:

  昨日意外地收到您的信,喜出望外。

  我们虽未见面,但心交已久。不记得哪一年,香港杂志(中报月刊或明报月刊)在拙作《玉尹残集》尚未出版的以前,便以“程雪野”笔名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我颇惊异,因为非熟人不能写这篇文章,但其中某些事实有出入,又不像熟人所写的。我和朋友们猜想了多时不得解决。直至认识了范用先生之后才知道了是您写的,而且由此知道了您这个人,还看了大作《北京十年》,又知道了您也是楼适夷的朋友,于是一切疑问都可解决了。由此,我又认识到在“市场经济”之下并非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罗孚和范用此次共同无私的帮助就是证据。

  在此证据面前,一切表示感谢的语言都显得是多余的。

  我由胡洛卿同志知道,您对我的已故老友谢越秀的诗词集也给予中肯的评价,肯定了“他的诗词写得比我好”。他逝世时已年近古稀,不能说“英年早逝”,但我仍认为他应当多活几年。

  但我们二人只能“心交”,今生无能会面了,我不是简单的“违和”,而是医院作出确诊“大限已到”。所以,您随时可收到我的讣告。

  我的脑子还是清楚的,但写得不清楚。您第一次看我的信,一定看不懂我的字。因此我请人多抄一份同时寄给您。

  我已知道:您的哲嗣罗海星也是一位世界人,现在又知道您还有女公子住在美国。

  顺便寄给您近日发表的一篇拙文和读者的一篇评论。此文也将收入《晚年文选》。

  此致
敬礼!

郑超麟 1998.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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