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郑超麟
不要哭，不要笑，只要理解
——沉痛追思郑超麟
王观泉
（1998年8月1日）
接到郑超麟先生突然摔倒送入医院抢救是在7月21日夜9点半左右，吴孟明（他是陈独秀的大姐的孙子）在长途电话中说郑老被送到急救室已不省人事，叫他，他不应；脸贴脸，无知觉。嗣后，我们每天一个长途，忽而说醒了，忽而又陷入混沌，就这样在炼狱与地狱之间挣扎了11天，于8月1日凌晨4：29分逝世。这位在中国大陆上硕果仅剩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托洛茨基派）理论权威结束了他披荆斩棘、上下求索的一生。虽说98岁老人的生命线已经细若游丝，何况在去年深秋一次检查身体时就发现他已患肝癌，但是据医生测定，将近百岁的老人已无所谓绝症，只要不发生意外，望九而至十也即是说活到99或100岁——老人生于1901年——而圆20世纪之梦是有可能的，事实也正是如此，今年4月10日是郑老九十八而庆百岁预寿，在按照福建传统24道（8热8炒8汤煲）菜的生日家庭宴会上，他还底气十足地说，我要活到翻开1999年元旦的日历。惊人的记忆力在小饮微薰言谈之中，侃到留法勤工俭学，参加少共旅法支部，矢志共产主义革命。前几年他视力佳时，能在仅剩下的一张有41个少共党员集体照片上面对着绿豆般大小的人头，在放大镜下竟然能辩认叫出名姓者达34位。而今这张拍于72年前的照片，郑超麟逝世，也许只剩下而今在台岛上任卓宣孤单一人，能说起些什么以慰英灵呢？
孟明兄在长途电话中说，这次正是“意外”一跤摔出个脑溢血，来得特别突然，送入医院前半个月，他还听毕别人向他念的我的短文《初见天日与复见天日》，并在盛谈之下要多年一直侍候郑老生活的他的侄孙女晓芳复印20份送友人。还同孟明、晓芳以及时年已逾古稀的“小托派”周履锵兄谈，老王真有办法查资料，竟然为他61年前翻译的纪德的《从苏联归来》和《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二书，在1952被捕入狱时被指控为“阻止了许多青年投奔延安”的罪证，找到了“例证”，这真使我很是有些感慨不已，但是成千上万的青年20年代读了他翻译的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而踏上革命之路，审讯时就不提了。这也活该郑超麟倒霉，因为布哈林是斯大林钦定的苏联托洛茨基分子。其实，即使布哈林不是托派也无妨中共定罪：“打着红旗反红旗”吆。这么说，不是我“刻毒”，这是彼此记忆犹新的历史！这是7月5日的事，郑老还在谈笑风生，还在幽默的语言中批判斯大林把无产阶级专政异化为专无产阶级之政的暴君统治。怎么能令人想到这是他双目几近失明后叫人读的最后的文章。
我是1990年夏天，经友人介绍认识郑超麟，那时我正接受上海和台湾两地两家出版社同时出版拙著《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的稿约，而郑老则要我送他一册拙著《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刚出的再版本。记得我首次叩开郑老那扇窄得连转身困难的，集食宿、写作、会客于一堂的小屋，实在令我忍俊不禁，诚如他在他作的《百年预寿》中所言“多年冤案难昭雪，仗义呼冤遍九州。陋巷栖身将念载，旧书新报积如丘。”也许他把我当成是为中国托派“仗义呼冤”者中之一，所以对我很是亲热。我对他的第一印象，除了肥胖之外，满脸笑容的神情特别像法国哲人伏尔泰（Voltaire），但是当话题进入政治交流时，郑老往往陷入沉思，用已经僵直的手势和明确无误的语言表明观点。他同我说，我的瞿秋白传是楼子春（在香港，被称为托派四大理论金刚之一，已故）读毕后介绍给他的。他用放大镜看了重点章节之后指出：瞿传史料充足，也能驾御史料，写得好，但还是旧观点，很少独立见解，因而说我接受的是中共的传统观念。他还说，这些意见，为慎重起见，是经与楼子春讨论后提出的……。我听了，很是高兴，忽然抬头看到壁上悬挂着陈独秀1935年在国民党监狱中为前去探望他的画家刘海粟写的楹联的复制品：“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往绝处想，不以成败论英雄，郑超麟在中共监狱中以最顽固不化的托洛茨基分子一直关了27年才出牢。一出牢门，他就潜心撰写长达八万字的《陈独秀与托派》，竟然以如下之言结束全文：
我们纪念中国现代史上和世界现代史上这位杰出的政治人物陈独秀。在这个纪念中，我们托派比别人更有一层亲切的感情。我们记得这位杰出的政治人物曾有一个时期是中国托派组织的总书记，我们以此作为我们的一种光荣。
我终于下定决心花了将近四年的时间写成《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写成后寄到出版社，台湾版如期出版，而上海版则被禁止——而且是没有一丁点儿意见的“无字天书”判决被禁。将原稿从印刷厂抽回退还给我。如此下场，并不是我受了郑超麟、楼子春及另一大金刚现在英国躺在床上呻吟的王文元的影响，蛊惑我的观点转向中国托派，并跟踪其历史轨迹和理论原则，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不，《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是我独立思考的结果，是心甘情愿地为陈独秀为中国托派正本清源的。如果说，我受托派的影响：我可以深感荣幸地承认是陈独秀那幅气壮山河又光明磊落的楹联和郑超麟在旧、新两种社会制度下34年监狱生活终不悔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犹如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颂普罗米修斯是“人类哲学日历上高尚的圣者兼殉道者”。陈独秀是，郑超麟是，尹宽是，被日本法西斯乱刀捅死的陈其昌是……一切英勇斗争至终的中国托派，他们都应当被尊敬，被铭刻在历史丰碑上的。
我的书上海被禁了，郑超麟来信安慰道：总有一天会出版的，不出版，“我死不瞑目”。当台湾业强出版公司于1996年4月面世后，他一再来信说写得好。说他本人只请别人念了一部分，还不能给我一个最后的答复。去年10月，我去他家那天老人特别兴奋，一再要求掌酒壶的履锵兄“宽大为怀”，让他再来一杯黄汤。小饮毕，我该走了，他起身，握着我的手说，我的书他已经听到所有看过的友人的交口赞赏，说他一定要用放大镜看一遍，不看完我死了也不闭眼睛……，如今这一切全都成为泡影。然而就在这泡影之中，我终于悟出了，为何中国大陆近年来掀起一个不大不小的陈独秀研究热，出版了至少十种传记之类的书，唯独禁止了我的《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这就是郑老“死不瞑目”的根本：我狂想写出历史真相，但却不成！
在我给郑超麟先生最初的信中，有一次，我写道：“你是中国的布朗基”。他回信，写了以下一段话：
你在信中把我比作布朗基，不敢当，我尊敬这位有名的老革命家，但不敢苟同他的密谋革命。很奇怪的前几年也有国际上的朋友作此比喻地说：布朗基一生先后坐了33年监狱，而你坐了34年，但你的入狱次数没有他多（布朗基一生被捕8次先后出入法国各地二十多所监狱——引者）。一个革命家应当把入狱、送命看作家常便饭。陈独秀说，出研究室入监狱，出监狱入研究室，我现在过的正是研究室的生活。
真是一条硬汉子！“我现在过的正是研究室生活”，原来被中共关了27年之久放出监狱并给了公民权，在精神上他仍是把监狱作为可能是下一步的生活场所！
回顾一下郑超麟的个人生活，1937年9月，因抗战而被国民政府监狱作为政治犯释放出狱，次年，他与妻子刘静贞生了一个儿子，然而不幸于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3月间，这个仅只7岁的孩子，夭折于饥馑贫病；1979年6月30日，郑超麟放出牢门，他夫人为他在上海某贫民区安顿好了“研究室”与他相伴同受苦共患难（托派案中判刑10年，1957年因病提前释放）的妻子，终于劳累过度默默的离开了人世……每当我在他面前流露出对这位九旬孤老的同情之心之情时，郑老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我方觉悟到，这才叫作全身心投入革命。我记得，郑超麟喜欢哲学家斯宾诺莎（Spinoza）的一名言：
不要哭，
不要笑，
只要理解。
现在，他走了，他可以与53年前去世的儿子和19年前故世的妻子团圆了，什么研究室，什么监狱，对他已不复存在，但是从政治上“只要理解”，理解一生献给中华民族进步事业的98岁高龄离我们而去的郑超麟，仍然是需要奋斗的，现在应当是我们感到肩膀沉重的时刻已经来临了！
1998年8月1日晨8：30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