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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的讣告——悼郑超麟先生
张建智
（1998年8月）
郑超麟先生于1998年8月1日4时29分在上海仁济医院逝世，享年98岁。那迟到的讣告放在我桌上，已使我不可能前往龙华殡仪馆参加8月5日上午11时的告别仪式。
先生匆匆离开人世，这是突兀的。因为，在逝世前数月，我特地赶往他新迁的赤峰路寓所看望过这位已近百岁的老人。那天下午，郑老精神很好，能自由交谈，思维清晰，对近百年的史事及他传奇式的经历记忆非常精确，如数家珍，向我娓娓道来。他寄赠我的《髫龄杂忆》、《郑超麟回忆录》和《怀旧集》及诗词集《玉尹残集》我都细细读过。但真的“百闻不如一见”，只有在见了他面时，我才真正感受到了一个世纪老人独立的人格精神力量以及他为追求人的尊严，所付出的沉重的代价。
也许人们已遗忘了他，也许正规的党史人物传上还未写进他的名字。但是，两年前播放的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及近年播放的《百年恩来》，却使我们在电视荧屏上看到了这个作为本世纪历史见证人的郑超麟先生。他在纪录片上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原中国早期留法学生”，第二次是“原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第三次是“原上海市政协委员”。逝世前一个月我还和郑老通过电话，他声音洪亮，在电话中很自信地对我说：“我有心脏病，有胃病，在服中药。其余均好，我还能活过三年……”我一计算，他生于1901年4月15日（农历二月七日），那便是说，他要跨过世纪，亲眼看到21世纪那一天的到来。
自罗章龙老人逝世后，郑超麟老人便是健在者中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一位。他于1919年11月4日和全国各地约200多个青年学生乘法国邮船保罗·列嘉号离上海，经香港赴法勤工俭学，并参与创建“少年共产党”（后成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那时他从老家福建漳平县城出发，在法国巴黎逗留了一星期，尔后三十几名福建学生就由华法教育会送往圣日耳曼就读。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法国的旅欧支部成员，那时的郑超麟就和周恩来、李维汉、陈延年、蔡和森、向警予、王若飞、李富春等著名共产党人生活在法国。他还和邓小平（当年叫邓希贤）一起因生活困难在法国哈金森工厂做工，晚上同睡一个木棚。郑超麟和赵世炎、周恩来等18人成立“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时间是1922年6月18日。他们还办了油印机关刊物《少年》。由于邓小平与郑超麟在欧洲和中央机关工作的交往，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有三次详细记载了访问郑老的情况。
郑超麟在法国的生活，使他从中国孔子道统思想到达民主主义思想，这中间确是经过了一番剧烈的内心斗争。那时，梁启超也在巴黎，正搜集资料，准备写他的《欧游心影录》。国内几个杂志除《新青年》外，梁漱溟发表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郑超麟对二梁持不同看法。他说自己是在“读了《哲学史大纲》后把当时由封建社会到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一些理论问题解决了”。而他对当时国际、国内的历史动态走向有他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所以没有稳固的资产阶级意德沃洛基，正是因为中国没有资本主义发展前途。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如此之晚，已经来不及赶上前进国家，如俄国和日本资产阶级所做的。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夺得了政权，其他前进国已经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而中国还在开始‘近代化’！无产阶级迅速发展及国际兄弟辈援助下决不容许资产阶级走完前进国资产阶级所走的道路。”1922年11月间，陈独秀、刘仁静代表从长期封建社会基石上建立起来的初生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了第三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会后，陈独秀要旅欧同志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当然那时是学习苏联革命经验。于是在1923年3月18日，郑超麟和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尹宽等12人去莫斯科。他们从资产阶级国家到了无产阶级国家来取经和学习，郑超麟先生到了苏维埃后，在他的人生之旅上是另一种新的生活的开始。
1923年郑超麟在“东大”学习和生活。由于学员来自不同的环境，以及各自文化素养，及社会（封建社会）带来的烙印，就产生了不间断的内部斗争。郑超麟曾概括了这方面的历史，并作了冷静的分析。他回忆说：“这些斗争，从整个方面看来，并非全属私人无聊的斗争，也不是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斗争，而是当时学生中两种类型的斗争。一种是敏感的、活泼的、聪明的、多方面的、好高骛远的、爱自由的、反抗权威的，但不坚定、性格柔软、倾向于空谈；另一类则是顽强的、沉着的、果敢的，但迟钝、狭窄、知识短浅、崇拜权威、容易屈服于权威……当然论文化程度，失败者要比胜利者更高些。”
1924年暑假，郑超麟结束了“旅莫支部”的学习生活奉命回国。他和陈延年同返上海。在苏联，他曾参加过列宁的葬礼，亦见过红场阅兵台上斯大林等要人；他聆听过托洛茨基、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季诺维也夫和日本老社会主义者片山潜等人的演说；他认识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代表人物维经斯基、鲁易、罗明纳兹、米夫以及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权重一时之鲍罗廷。
阅读郑超麟老人的著述，总有一种历史的真实感，他冷静回顾、评述“旅欧支部”与“旅莫支部”，以及当年青年学生之间的摩擦和斗争。70年后，那份历史与现实之意义依然存在。
1924年秋天，“五卅”前后，郑超麟在上海党中央编《向导》。蔡和森是《向导》周报总编辑。他那时接触的有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张太雷。在党内流行了70多年的左、中、右三派的源流，根据郑超麟的亲身经历，亦于此时开始。当时把国民党分为三派，即：反对共产党的人属于右派，赞成《向导》主张的人属于左派，二者之间是中派。
1925年1月21日，即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日，中共召开了“四大”。列宁逝世后，苏联党内不同主张的问题，亦直接影响了中共。“四大”最后通过的主席团成员是：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此五人各有特点、各有资历：陈是辛亥革命战士，中共历届总书记；张是“五四运动”北大学生领袖；蔡是旅法勤工俭学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瞿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参加者；彭是当时国际派来的同志。郑超麟当时是参加会议的记录者。“四大”提出了“反托”的态度。中国由于受苏联党内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内争的影响，“四大”后，才有了“托派”这个名词。这是列宁逝世一周年后苏联党内斗争的历史性产物。
郑超麟先生在《邓小平》电视纪录片上第二次出现时，是大革命时期武汉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中央迁回上海后他又继续编中共党刊《向导》及《布尔什维克》。在这里我想摘录，《郑超麟回忆录》中的一些话以说明历史见证人郑超麟对当时一些问题的见地。
“陈独秀与‘五四’运动战友胡适、钱玄同、刘复、周氏兄弟等分手后，走到社会主义来，有许多合作者，在发展阶段中，有一个人始终也没有同陈独秀分离——那就是李大钊。”
“陈独秀不是理论家……在理论方面，他远逊于列宁和托洛茨基。他有敏锐的触觉，事情看得深刻，看得远。”
“我想，如果没有第三国际外来的干涉，中国共产党在他领导下决不会有大争论以至分裂。中国共产党历来的争论同国际代表有关系。”
“北伐计划本是鲍罗廷向国民党提出的，总之是俄国政府的主张。”陈独秀对北伐持不同看法。“北伐胜利，姑不论对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是有利，还是有害，但有一件事是确实无疑的，即上面说的‘中央的’倾向已因此被‘国际’的倾向压倒了……陈独秀的威权开始衰落……”直至“八七”会议，陈独秀是中央委员，但不被邀请来参加中央会议这一点，未曾有人解释过，可作为历史疑点。郑超麟是代表湖北省委参加“八七”会议的。会议在汉口俄租界一个西式公寓里召开的。
郑超麟个人婚姻是由王若飞做媒介绍与云南昆明刘静贞相识的，那是1927年12月24日，是圣诞节，第二年清明节前后结为伉俪，结婚后9年才生下儿子，取名郑弗来，德语“自由”的谐音。但孩子7岁便患肺结核去世。刘静贞和郑超麟结婚后一起经历了生活的各种动荡和苦难，并一起三次被捕。第一次，妻子因严重的肺炎提前保释；第二次，妻子被关了5年获释；第三次，郑超麟被关了20多年之久。妻子可以说为他奔走了20多年。直到1979年，郑老完全获得自由后，他们一起迁入政府给的新楼才几个月，这位等了他几十年已鬓发斑白的妻子却因心脏病而去世了。经历了这么长而艰辛的磨难和痛苦，郑老在“全家福”三人合影上写了一首《摸鱼儿》词，表达了他凄楚的心情。词是这样写的：
记当年双栖梁燕，一雏初展毛羽。甘泉烽火频惊夜，四野茫茫烟雾，愁几许！但双翦差池，未改原风度。雏儿颖悟，便一笑一颦，一言一动，总有可人处。
天何意？嫩蕊先凋霜露，柔枝早折风雨。呻吟婉转三年近，泪眼无言漫注。终莫补！似清液流星，一闪随尘土。韶华易误，况比翼分可，故巢久破，追想更凄楚。
1929年，郑超麟参加陈独秀的“托洛茨基派”组织（即“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并被开除出党。参加“托派”前后，曾三次被捕，包括解放后的20多年监禁，累计被监禁时间长达34年。直至1979年完全恢复自由，任上海市政协委员。
他参加“托派”的根本原因是反对“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1990年5月1日，郑超麟先生在他的一篇未发表的《九十自述》一文中写道：
“70年前，当我20岁左右时候，各国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纷纷改名为共产党（自然也有一部分未改名）；去年以至今年，我们则看到相反的过程，各国共产党纷纷改名为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自然也有一部分未改）。70年前发生了一种过程，今天70年后则发生相反的过程。这表示什么？一般人说，这表示：社会主义的破产。不，这不是表示社会主义的破产，这不过表示斯大林主义的破产……”
他相信社会主义学说，但他反对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
郑超麟是早期共产党内的“才子”。有旧学功底并精通英、法、俄、德四国文字，还通世界语。案头翻译落笔成章，还研究“语法学”、“音韵学”，并长于诗词。在监狱中写了几百首诗词，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焚烧，恢复自由后，根据回忆写成了《玉尹残集》（已出版），还出版了《郑超麟回忆录》及《怀旧集》，还有他于去年赠我的一本未出版的作为《漳平文史资料》编的，由他撰写的《髫龄杂忆》，还有由三联再版的由他用笔名“绮纹”翻译的《诸神复活》（上、下两册），当然还有多部其他翻译著作。最近即由辽宁教育出版社重印他用“林伊文”笔名翻译的纪德的《从苏联归来》和《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问》二书（合为一册），并恢复了他的译者真名。
郑超麟先生已是近百岁老人，他一生坎坷，经历了政治、经济、生活上的种种磨难与痛苦，他用顽强的生命力挺过来了，他晚年视力几乎降到失明，看书写字摘去眼镜，鼻头、睫毛几乎贴在纸上，凭着感觉歪歪扭扭地写字、写信。有时上行写到下行，下行重复到上行。晚年，只能用放大镜放大写字。每次给我写信，我总要花上二三小时，才能读通信中句子文字。他在一封信中说了自己的苦衷：“我今年已将近一百岁了。双目几乎失明，我用放大镜写字，写的字连自己都看不清，但没有办法，找不到人替我抄信，希望你能看懂我的信，请勿介意。”他生活清苦俭朴，1984年政府将其侄孙女郑晓方的户口从福建迁入上海，后郑晓芳边工作边照料爷爷。郑超麟先生晚年只有一个嗜好，天天要喝咖啡。他电话中对我说：“我喝红茶，还要加咖啡，不喝的话，没有精神！”他1979年至1997年初生活在上海普陀区靠近内环线的一个新村里，两间房，其中一间是卧室兼书房，斗室中挤插着中外各类书籍。在拍摄《百年恩来》时搬至上海赤峰路新居。
1997年5月25日至27日在上海开了“陈独秀研讨会”。他跟我说，会上有来自全国各地50多人，许多人都去看望了他。陈独秀的孙女、孙子也去他那里看望了他。郑超麟先生认为：陈独秀是最早敢于反对共产国际瞎指挥的中共领导人。他非常赞同陈独秀两句话：“中国问题要中国人自己去考虑解决，外国人不懂得中国问题。”还有一句是：“中国问题，中国人能够判断，能够解决！”
郑老1997年4月25日给我的一封信上，他对历史发展规律还是既坚定，又信心百倍。他说：“常言道，‘善恶到头终有报’，可我不相信。又常言道，‘历史是公正的’，我也不相信！但我服从‘唯物史观’！即历史有一定的客观规律，就算一时偏离了规律，也会最后走上正路的。其‘偏离’本身也有一定规律可寻！”多么意味深长的话，竟出自近一百岁老人肺腑之言。郑老确已超越了自己，亦超越了历史，且真正从“历史的风雨中走出来了”！然而，历史和时间真是无情，在他超越了自己，超越了历史之时，在他欲再活过三年时间以能看到21世纪曙光时，却匆匆走了。这真是可意而不可料之事。常人能活到九十耄耋之年，已不简单；可他不同，在整个20世纪中，作为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为了理想和信仰他艰苦奋斗，饱受沧桑的悲壮历程，以及长达34年之久的铁窗生涯，他的精神与人格力量维护了作为一个大写的人的尊严，他确需要用长的寿命来弥补他生命的缺损。可他如今却永远告别了他热爱的祖国，他曾经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光荣的时代。我想，当人们回顾20世纪中国历史之时，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位老人。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