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爱·伯·杜波依斯 -> 《黑色火焰》第三部:有色人种的世界(1961)

第十三章 罗斯福逝世



  孟沙夫妇养子的死亡,使他们的生活受到了彻底的震荡。两个人都茫茫地摸索着一种逃避的方法,来掩蔽起这片可怕的空虚。孟沙太太最后找到了它——她跟住在南卡罗来纳州查理斯顿的疏远了的亲戚言归于好。她的唯一的姐姐原先破坏了家庭的名声,公然跟一个白人同居(这个白人后来当了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她家原是一个稍微带点儿黑白混血血统的富裕旧家,跟州里最高等的白人家庭有着血统关系,但是已经有一百多年没有哪个白人跟这个高傲的氏族发生过同居关系了。他们的要求是公开、合法的结婚。尽管这样,他们的一个最美的女儿却公然当上了一个出身名门的年轻白人律师的情妇。两口子一块儿住在一所漂亮的宅子里。她在那儿名义上是“女管家”,可是有三个孩子——一个男孩儿,两个女孩儿。等那个人做了州长后,一位姑母管理着那所官邸,而他多半还继续住在他的老宅子里。不过等这个年轻的州长打算去竞争美国参议员的时候,这两口儿不得不面对事实了。年轻的州长被选来领导那场反对南部民主党、反对罗斯福新政的“叛变”。这不单是一种反对罗斯福承认黑人地位的愤慨的表示,并且也是一场起来反对当地社会主义的斗争,因为那儿的石油、硫磺和纺织工业都将在大资本家手下高度集中起来。一场在南部组织第三党的“叛变”时机已经到了;年轻的州长便是来领导这场“叛变”的人。可是为了这个,他非得摆脱掉他的有色人种家族——不这样,南部就要在政治上、社会上和经济上毁了他。
  “五十年前,这件事还可以继续下去。但是今天,妇女也参加投票后,这局面可没法来应付。你说怎样?”他的拥护人问。接着,他站在家里,拥抱着他情妇的紧张的身子,对她说道:“你知道我爱你。我从来就没爱过哪个别人。你一直很勇敢、很忠实。我不能想象没有你我怎么能生活下去。可是我不能不这么办。你总明白吧?我不能不这么办。”她没有答话,也没有什么话可说。
  他给了他的有色人种家族一笔生活费,另娶了当时上流社会里的一个年轻的白种女郎。这个有色人种的女人和她的儿女来到纽约,在河滨大道上买了一所屋子。儿子肤色很白,后来进了一家白人工厂,就此匿迹在白人世界里。大女儿的肤色是深橄榄色的,她嫁了一个很有前途的年轻黑人律师,孟沙法官极力提拔的一个人。孟沙太太多少年一直没去理会她姐姐的这一家。可是在孟沙太太的养子自杀后,那个小女儿来看她了。她才十五岁,长得非常美——奶油色皮肤、黑头发、水淋淋的眼睛、可爱的面貌和匀整的身材。她在孟沙法官的提议下,跟年轻的律师姐夫一块儿来了。孟沙太太忘了对姐姐——这姑娘的母亲——感到的气愤,立刻喜欢起她来,依恋着她象依着一个新找到的避难地似的。这姑娘很聪明,既懂规矩,又有志气,不过在纽约她却不知怎么是好。哥哥姐姐全大得多,童年的伙伴又远在查理斯顿。她母亲忧思重重地过着隐退的生活。这姑娘对孟沙太太感到深切的同情;孟沙太太在她这方面也觉察到,这姑娘原可以成为她那去世的儿子的一个多么合适的妻子。虽然小勒弗尔斯死了,她却还一直把玛里安这姑娘当作未来的儿媳妇看待。
  在另一方面,法官也渐渐走进了一个新天地,在那里愈来愈逃避开了自己的痛苦。尽管他当时很有机会晋升,他却拒绝再度竞选法官,同时还把自己私人的业务减到了最少的限度,只接受一些特别吸引他的案件。他添置了许多书,开始有系统地阅读书籍和现代刊物。她太太的姨侄女玛里安也来使用他的藏书,渐渐便成了习惯,最后,由一个速记员帮着,做了他的秘书。法官在东区离他事务所不远的一家匈牙利饭馆里找到了一个新天地。那儿,他习以为常地去吃午餐,还待上很长的时间跟一些受过教育、很有经验、见多识广的外国人聚会聚会。他们很高兴地把他当同伴那样接待,并没有显出一点儿美国白人摆出来的那种傲慢粗暴的态度;美国白人遇到一个没法完全忽视他地位的黑人时,常认为那样顶合式。因此,孟沙渐渐地走进了一个以前从不知道的新天地。
  他听说俄国正怎样努力实现民主。在跟软弱的人性,跟罪恶和自私的这场拚死的、伤心的搏斗中,苏维埃的领导人从欧洲或是美洲的礼俗和宗教上,指望不到什么援助或是同情。
  孟沙法官十分惊讶地听着这一番解释。以前,他从来没有听见人家这样解释过这一情况。他仔细想了一想,他对苏联的整个儿概念却正和这相反。他以前认为苏维埃的目的主要就是残杀和清洗,据说,斯大林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恶棍。可是现在却有了一个相反的解释。法官暗自问道,“我本来是打哪儿得来关于俄国的知识的呢,”
  他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有关俄国的知识主要是从美国报刊和列·托洛茨基那儿得来的;托洛茨基来到墨西哥后,美国的报刊便朝着他打开了大门,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便聚集到他四周去。因此,有好多年一直是托洛茨基决定美国人对俄国的看法。当然这—切不会是自然而然的,准是有人推动和出钱的。美国所有的刊物,所有的通讯社,全对托洛茨基敞开着大门。自由主义的运动变成他的代理人了。
  再说,现在不问需要不需要改变一下个人对俄国的态度,以及个人对当前俄国革命的成果的解释,不问需要什么,全都是困难的,因为报纸的地位在普通美国人的生活中正起着变化。有一段时期,法官看《纽约时报》和《论坛报》,翻阅几种标准的杂志,偶尔还看一部书。他于是便觉得自己很有知识,已经具备世界大事的基本知识了。
  但是他开始认识到,这已经不再是实情;报纸扣压新闻,用古怪的方法来解释事实,偶尔甚至还故意撒谎。这准是由于实业界和势力很大的银行对报纸和杂志的影响。他们甚至实际拥有这些报刊,或是分发着他们非要不可的材料——新闻纸、各大通讯社的通讯稿。因此,孟沙法官觉察到,他不能象早先那样依赖报纸了。他必须尽可能取得他自己的消息来源。
  孟沙法官开始去弄清楚大多数人很久才知道和有些人始终不知道的事——那就是说,当我们经历生活中的许多大事时,我们并不一定都看得很清楚,更不一定真理解它们,也不能把它们跟我们已经有所认识的世界合情合理地配合起来。也许当前的时事使我们清楚地看出,我们对过去的解释错了(这使理解变得更复杂),只有通过现在我们才能看清过去。换句话说,时间相互更替——未来中有一部分就是过去,过去也就是未来。孟沙法官回顾了一下,试图把自己的回忆和经历分门别类,重新整理一番。
  使他在时事的意义上重新获得教育的那所学校,主要便是这个匈牙利人的小饭馆。在那儿,他遇见了一些对世界具有第一手知识、开诚布公谈论着的人。他非得获得进一步的知识,必要的话,通过会议,甚至通过通信。这是困难而麻烦的,不过很明显,这是他一定得做的。因此,他、孟沙太太和常上他们家来的玛里安,作了很大的努力,来获得和不断扩大他们自己所收集的有关他们四周发展着的世界的事实和印象。玛里安不久便要从华德雷中学毕业了;她打算进亨特学院。
  由于孟沙法官认识哈莱·霍浦金斯,曾经见过他一两次,他对报纸上报导的霍浦金斯所说的话特别注意。在他心目中,霍浦金斯是一个正直、坦率的人,竭力想把自己见到的真实情况说出来。因此,霍浦金斯所说的一切,孟沙法官全极威兴趣地注意着。
  孟沙回想起来,正在哈莱·霍浦金斯到英国去以前,自己曾经又有一次机会和他谈论。当时,他认识到,美国终于愿意和俄国合作,来抵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了。
  租借法案已经辩论了好几个月,终于被采纳下来,认为是挽救英国、希腊和中国的必要步骤。它经过了一场艰苦的斗争,不过总统很坚决,到底取得了权力把租借办法扩大到苏联,如果希特勒或是日本进攻她的话。霍浦金斯的朋友们很高兴。他们希望这个瘦弱、贫血的人在英国的时候,会有勇气来维护这个计划。霍浦金斯很感谢地咧开嘴笑着说,他准这样。
  几星期后,这个马具制造商的儿子出现在克里姆林宫,跟约瑟夫·斯大林一块儿坐下。他们很亲切地谈着。他并没有象斯大林预料的和他的前任们所做的那样,带去一些让私人资本进入波罗的海地区和巴尔干各国的条件。他只提议帮助俄国打败希特勒。接下来世界上所听到的消息是,美国正按租借办法贷给俄国十亿美元。

  这些大事发生的时候,孟沙法官并不明白;现在,回顾着这些大事的历史时,他才认识到,他儿子之所以要自杀,是因为英国人和美国人拖延到一九四三年七月才进攻意大利;一九四四年六月小勒弗尔斯俯冲而死的时候,他们还在以蜗牛的速度朝着罗马慢慢推进。
  内心里,丘吉尔惧怕胜利的俄国。他知道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准会怎么办,所以深信俄国的胜利大军决不会到柏林便停下,准会继续向伦敦和巴黎挺进。后来,孟沙听说,丘吉尔甚至命令蒙哥马利把缴获的德国武器堆积起来,预备将来给一支由德国战俘组成的新军使用。
  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和平攻势展开时,孟沙法官断定丘吉尔还惧怕俄国。霍浦金斯写道:

  要是西方对希特勒的光脊梁发出同样猛烈的攻击,那么战争也许早在一九四三年就解决了,可是世界和它的军事专家们,特别是美国人,全不愿相信自己的眼睛,认定俄国最后非给打垮不可。

  后来,霍浦金斯对美国说道:

  “美国人民必须警惕的是,美国有一小撮人为了种种不同的原因,宁可看见俄国在战争中被击败,并且在我们参战前还公开地说,俄国和德国不论哪一个打嬴都没有什么分别。这一小撮大叫大嚷的人,可以利用我们和俄国之间的一切裂痕,来为我们两国之间制造麻烦。美国有不少人十分乐意看到我们的军队在击败德国后,立刻就穿过德国,去跟俄国作战。他们不代表什么人,只代表他们自己;任何一个管理着我们国家的政府,只要稍有识见,决不至于允许这一群人来影响我们的国务。”

  孟沙法官渐渐明白,罗斯福是一个比丘吉尔伟大的人;这时,他运用起政治手腕来。他着手跟苏联去建立友谊,并且拖着丘吉尔和他一块儿。这时候,世界上惟一能得到斯大林的信任和友谊的人,便是佛兰克林·罗斯福,而这是他凭坦率和真诚的行动才得来的。他知道斯大林既不是傻子,也不是野蛮人。他知道俄国有正当的要求,并且有能力来坚持这些要求。他还知道斯大林很守信用,但是不会给阿谀奉承和欺骗的话迷惑住。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亲身参加的会议,给安排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举行,不过所付的代价却是身体过度疲劳,后来竟送了命。
  一九四五年春天,一个年轻人上史大姆蒂奇饭馆来,加入了孟沙一伙人的团体。他很爽直地谈着;在场的人有好几个似乎全知道他。
  “在雅尔塔,有一些强大、奇怪的趋向,”他说。“我待在那儿,不但听见了,而且还看到了。阴险、悲惨和震撼世界的事情,在酝酿着。苏联在那个冷静、坚定的斯大林领导下,任务可并不太小。斯大林知道丘吉尔,知道他是一个无情的、撒谎的人,曾经使用过他能使用的一切武器想去推翻俄国革命。就是他尽力使盟军多拖一段时间,不展开进攻,好让希特勒有一切机会去打垮俄国。最后,到他不得不出兵的时候,他才出兵了。
  “斯大林为了哈莱·霍浦金斯而喜欢罗斯福,但是斯大林知道,罗斯福主要还是受胡佛早先代表的那些大资本家支配着。他知道这一派人暗中支持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国的大地主,这些地主曾经组织了一个扯谎和捣鬼的巢穴,来反对苏联。他们跟波兰一起形成了克里孟梭所谓的Cordon Sanitaire[1],一有机会立刻便要求征服俄国。几百年来,波兰一直是欧洲贪婪的地主们最危险的中心,他们吸尽了千百万无依无靠的农民的血汗。波兰的军队由毕苏斯基那样的强盗率领着,几十年来经常侵犯俄国,往往使俄国遭到挫败。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巴尔干各国,一百年来一直都是欧洲农民的剥削者的中心。”
  孟沙法官听说我们拿出了五百多亿美元去援助欧洲,抵抗希特勒。这笔款子里有三百十亿是给英国的;我们还答应再多给些,后来也给了。一百亿是给法国的;她放下了武器,需要的援助远比自己给人的多。可是只有一百十亿是归给在战斗中首当其冲的苏联的。在俄国跟她的一千五百万牺牲者一块儿躺在那儿流血的时候,这份礼至少应该增加一倍。但是尽管她为了拯救我们差点儿死去,她却注定还得受到折磨。
  一九四五年三月,罗斯福向国会报告说:

  世界和平的组织不可能是一个人、一个党或是一个国家的工作。它不可能只是美国和平、英国和平、俄国、法国或是中国和平。它不可能是一个大国的和平或是许多小国的和平。它必须是一个建立在全世界通力合作上的和平。

  孟沙很留神地听着这个年轻人的进一步议论:
  “很多附加的协定是有必要的;这些协定的履行和修订,原则上都已经达成了协议。倘使罗斯福活下去的话,这很可能已经完成啦,不是没有一点摩擦,不过是在信任、谅解和友好的情况下完成的。”
  哈莱·霍浦金斯后来写道:

  我们心里真的相信,这是我们大伙儿这么多年来祈求着和谈论着的那个新时代的开端。我们深信,我们赢得了世界和平的第一场伟大胜利。我说“我们”,意思是说我们全体,整个儿文明的人类。俄国人证明了他们是可以很有理性和远见的。总统或是我们随便哪个人都毫不怀疑:我们可以跟他们和平共存,和平相处,直到我们随便哪一个人可以想象的那么远久的将来。

  孟沙法官极感兴趣地听着这场讨论,尤其是听着这个年轻的时事目击人的叙说。
  “这个年轻人是谁,”午餐结束后,他问。
  有人回答道,“我想他敢情姓希思——阿尔杰·希思。”
  就在这次谈话的那天下午,孟沙注意到饭馆里有个新来的顾客。他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他之所以引起孟沙法官注意,不仅是因为孟沙以前从没有瞧见过他,而且还因为这岁数的年轻人,尤其是一个肤色微黑的年轻人,总要使他想起去世的儿子。这个年轻人生得非常漂亮,显然是有色人;他身材宽阔,体格结实,有着很美的橄榄色皮肤和浓厚鬈曲的头发。当他站起身,朝孟沙瞥上一眼的时候,一种模糊而熟悉的神色似乎从他脸上突然闪现出来。那是一张高傲、年轻的脸;它的动人的俊秀和超然独立的神情,象一只手似的猛然一下抓住了孟沙。他在哪儿瞧见过这种熟悉的微笑,孟沙法官的心几乎停止跳动了。他趔趔趄趄地向前走了几步,急急忙忙地在年轻人拉开门的时候几乎很粗鲁地一把抓住了他。
  “对不住。不知怎么,不知什么缘故,我觉得我大概认识你——在哪儿会见过你。”年轻人的脸色几乎变得很严肃,可是他彬彬有礼地回答道:
  “没有,孟沙法官,我以前从没有见过您。不过今儿我上这儿来,因为我带着一封人家叫我送给您的信。我瞧见您瞅着我的时候,突然紧张起来啦。很对不住。”他在里边口袋里仔细掏了一会儿,掏出一个长信封来。“法官,这是写给您的,早就该送来啦。这是我的名片。我可以去拜望您吗——明儿怎么样?”
  “当然可以。到我的事务所来,或者到我的家里?”
  “我想还是到您的事务所来吧。下午四点好吗?谢谢您,法官。”他很仓猝地走了,孟沙感到失望。这个年轻人身上有点儿什么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是什么呢,他望望名片。

  纽约州波基普西电力公司
  菲力浦·孟·赖特

  孟沙皱起眉头望着名片;这个人他不认识——接着,他连忙上事务所去,把信封拆开。

  亲爱的勒弗尔斯:
  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早已死了。不过我很傻气地希望,这封信将由我们的儿子菲利普·赖特·孟沙,或者象他自称的,菲力浦·赖特,亲手交给你。我不想把我们分离的那出大悲剧再带回到眼前来。我知道这多少年来你一直以为我是自动离开你的。在我们彼此那么相爱以后,你怎么可以,哦,你怎么可以这样想呢?我始终没有想到你会相信这件事,直到你要求离婚的信来了。那时,我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给你留下了什么信。我是被我哥哥和他的朋友绑架走的。他们把我拖上一辆救护车,拿东西塞住我的嘴,送到一个疗养院去;在那儿,我给禁闭起来,依法判作禁治产人。
  等他们发现我已经怀有三个月的身孕后,他们的计划便失败了。这件事我早就疑心,不过又有点儿踌躇,所以没有告诉你。我跟他们谈妥,我留着这孩子,可是决不再见你了。否则,我说我就自杀。这是一场持久的战斗,不过我由父母帮着,到底胜利了,如果这可以算作胜利的话。我到缅因州堂姊妹那儿去,生下了我的很美的孩子。后来,我回到父母家,在家乡抚养大了我们的儿子。这时,你请求离婚的状子来了。我当然同意。不久以后,他们便发现我患了癌症。因为这个病,我很快就要死了,不过我有一个希望:希望你知道我一直一直都爱你。这一点你非得知道;为我们的儿子祝福吧。

  玛丽


  “玛丽”是一九二一年勒弗尔斯·孟沙从前线回来后所娶的那个玛丽·赖特,他一向以为一年后是她遗弃了他。现在,他才知道她是被迫离开的,离婚的要求也不是她提出的,而是故意安排得好象是他提出的。这时候,他黯然伤心地等待着他的儿子年轻的赖特来见他。
  孟沙太太的侄女儿玛里安这时候是亨特学院四年级的学生,成绩十分优良。很久以来,她惯常把下午消磨在姨父的事务所里,利用他的藏书,还帮着把他的工作弄得井井有条。菲力浦·赖特来的那天下午,她也在那儿,正站在梯子的半当中找一本书。
  赖特原先打定主意不上孟沙的家里去,免得跟他和他太太在社交方面有往来。但是他答应过自己的母亲去跟父亲谈谈。现在,他非得这么办了,虽然他可不大喜欢这件事。他走进这个陈设精致、很有气派的事务所时,正是日色偏西,灯还没有点上,傍晚的柔和色彩映在红木家具和黄铜器皿上,闪闪发光。速记员已经下班走了,可是玛里安却在那儿,身体平衡地站在梯子上,一只胳膊举着,扭过颈子来,柔和的亮光正射到她的脸蛋儿上。菲力浦觉得这张脸是他做梦也没有见过的最俏丽的脸了。他站住一会儿,然后迅速走上前去,搀住她的手,扶她下来,一面压低声音说道:“我想你是我瞧见过的最可爱的人儿啦!”
  玛里安对人家直瞪瞪地瞅着她,用各种腔调、各样的话来称赞她美早就已经习惯了,不过这回,她却一句话也说不出,而且从来未有地激动起来。她从没有瞧见过一个这么合乎她理想的男子。他的脸是柔和的奶油色,头发卷曲,搭拉到宽阔的前额上,不过最主要的是,他很懂礼貌、很聪明,而他这么认真地说出来的话,明明也是出自衷心的。两个人正默默无言地站在那儿的时候,孟沙从里面的那间办公室里走出来了。他看了那封信后心里还非常感怆,因此什么也没有在意,抓住这个年轻人的手,便把他拖进了他的办公室,几乎歇斯特里地说起话来。
  “我发誓我以前始终以为你母亲是自动离开我的,这一点你可得相信。在她受了那些罪后,她本有权这么做,也应该这么做,对这一点我一刻也没有怀疑过。不过我可始终没有要求离婚。我听说她申请离婚;我只知道她有权这么做。有十年,我都没有结婚,后来才娶了一个贤慧的女人,不是为了爱,是因为我们两个都需要有个伴儿。这一点我们可得到了。但是,孩子啊,我要是知道——我要是梦想到有你活着——”
  年轻人的脸色变得发白。“外边的那姑娘,”他说,“她是——您的女儿吗?“
  孟沙瞪眼望了望,连忙答道:
  “噢,不是,她是我女人的侄女儿,帮我——”
  但是年轻人已经走了。
  孟沙郁郁地坐下,这是他该受的罪,可是,嗐,这叫人多痛苦啊!他始终不知道有这个年轻人。现在,他从这个年轻人的脸上,可以瞧见自己以前那么疼爱的那张脸上的一切特征。
  他低下头,哽咽地说道:
  “哦,我的儿子,菲力浦,我的儿子;玛丽,我的去世的、受尽折磨的妻啊——”
  玛里安很兴奋地谈到这个前来拜访、后来又那么慌忙离开的年轻人。孟沙于是告诉她和自己太太,菲力浦·孟沙·赖特是谁;他还请玛里安去叫他回来。她并没有困难。第二天,他便又来了,跟孟沙太太稍稍谈了一会儿,不过除玛里安外,似乎没有功夫跟其他任何人谈话;她呢,她好象除菲力浦外,也不大想到其他任何人。这样继续了一星期。随后,一天下午,他们手挽着手,上孟沙法官私人办公室里来了。姑娘的脸上臊得红红的;小伙子的脸上容光焕发。
  “我们打算结婚啦,爸爸,”他们说。
  孟沙蹒跚地站起身,把他们俩抱到了怀里。
  孟沙太太这个人平常并不相信一见钟情的恋爱,也不信任青年人一时的热清。不过她侄女儿和她丈夫新发现的儿子的这场恋爱,却使她感到无限快慰。它似乎把她永远失却了的什么又挽回来了。她赞同了这场婚事,还利用这场精心筹划的婚礼和姐姐言归于好。玛里安的母亲,那位默默深思的姐姐,也到场了,还有年轻的律师夫妇。
  菲力浦复员后,在电力公司里找到了一个职位,这时候为他们的蜜月请到了一个假期。在举行毕业典礼的那天下午,菲力浦和玛里安·孟沙·赖特乘坐法官的大汽车驶往南部,上新娘在查理斯顿的亲戚和老朋友那儿去了。他们从那儿往前到佐治亚州的梅肯去,见见曼努埃尔·孟沙校长。
  孟沙校长在梅肯也渐渐看清了战后的这个新世界。他知道,由于罗斯福对财富的态度,对工人的友谊(即使是黑种工人),以及对苏联采取的“缓和”政策,某些圈子里的人多么恨他。这在温泉又显露出来了。这个疲顿的人上温泉那儿去,想使自己恢复健康,还想帮助其他象他那样患病的人恢复健康。孟沙校长看见他乘车驶向温泉去。
  “他脸上死气沉沉,”他对琴说。她向他提起了外间流传的谣言。
  斯大林格勒大战的那年,有个白人向着温泉场上雇用的一个黑人打招呼。
  “喂,杰姆,你在这儿干活儿吗?”
  “是呀,你老,我在给总统的贴身仆人帮忙。”
  “工作挺不错吗?”
  “噢,是的,你老,很不错。我很喜欢它。”
  “你做些什么呢,”
  “唔,总统来的时候,午饭后或是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常要人用车推着四处走动。我常给他推车;我们在温泉场上兜来绕去——从池子旁边经过,再由大路回来。”
  “就他一个人吗?”
  “哦,不——他的警卫人员总待在附近!”
  “随后,你把他推回去,再照护他上床吗?”
  “哦,不。我就管把他推回去。只有他的贴身仆人才能挨近他。别人他全不要。我告诉你,那个人里里外外背着一个挺大的负担——好多磅钢铁。我可不知道他怎么背着的。可他从不抱怨,尽管有时候他真显得很疲倦。”
  “有黑人在这儿温泉里疗养吗?”
  “哦,没有,你老,只有白人。”
  “我以为总统是你们的一位顶好的朋友哩。”
  “他倒是的,不过这是南部,他不能干涉——”
  “不能,还是不愿意?”
  “不能,至少不能一下子什么都管到。除了这种事外,他心里还有好些别的事。唔,我非得去啦。”
  “他们给你的待遇很不错吗?”
  “很不错——至少比我早先挣的好多啦。”
  “你可以多花点儿吗?”
  “是啊,当然罗,当然罗——再会。”
  白人缓缓地走回他的汽车那儿去。等他回到旅馆后,他跟同伴们谈起了这件事。
  “我认识帮着照护罗斯福的那个‘黑鬼’。”
  “这又怎样,他能告诉我们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吗?”
  “不能——”这个人停下,眼睛直盯着两个同伴的脸。“不过他晚上偶尔一个人跟着他。”
  “特工人员们就在附近,”一个回答。
  “当然暗藏在那儿,不过在那些场地上——”
  另一个人打了一个寒颤。“但是——你总不——你总不见得!——”
  这个人紧蹙起眉来,一语不发。“对那个坏种,我什么事都准备干!”他吼着。

  美国的金融集团以一个不断成长、实力雄厚的银行网为中心,正在扩展对实业和贸易的控制。产业主,技术人员,报纸、编辑和出版商,广播员和演员,甚至劳工,全落到了它的势力范围之内。财富和债权的巨大的、日益增长的垄断,正在一步步统制全国,甚至全世界。这个最高的势力恨透了佛兰克林·罗斯福。他们咒骂这个瘸腿的阶级叛徒,因为他拒绝了希特勒的讹诈后,和共产党联合起来阻止美国大商人掠夺全世界。这伙疯狂的权力追求者对着天地万物发下大誓,一定要杀死这个该死的多管闲事的人,把他的名字从历史上抹煞掉。
  这便是琴·杜比侬逐渐获得的对现代历史的解释。孟沙校长并不能完全相信,不过他却听着;他还听着校园里暗底下悄悄传说着的那个奇怪的故事:
  “这是一星期后的傍晚在温泉的那个池子附近发生的。发生了什么,没有几个人知道。知道的人也没有一个说过。但是第二天早上,人家发现一个名叫杰姆的黑人在池子附近被人开枪打死了。他曾经拼命挣扎,尖叫着抗拒。总统并没有受到伤害,也从没有提起这件事。据说,还发现有个白人也死在温泉场上。
  “随后有好几天总统一直不舒服;天黑后,他不再乘车出来了。但是有些人却愤愤不平地说:‘他还是会死在温泉那儿的。’”
  有一个黑人说了些话,可是谁也不相信他。他说,“有些人在那边一片漆黑的地方集会,谁也瞧不见谁的脸。他们小声说,‘他病啦——非得使他病得更重点儿。他非死不可。在联合国诞生前,他非得给埋葬掉。有五个人非常亲近,可以挨近他的身体——非收卖他们不可。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得给派去想法跟他们每一个都搞得很熟,熟得可以收买他们。我们可以利用影响、压力、恐吓。我们可以利用金钱——无限的金饯。不论用什么方法;用小刀或是枪,用毒药或是麻醉剂;佛兰克林·罗斯福反正得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以前死掉。’”
  人们说,这是一篇神话,不可能是真实的。别人回答说,“也许说得不大确实,但是内容不可能是假的。”因为罗斯福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他六十三岁,担任美国总统第十二年的时候死的。
  琴·杜比侬关起门来,深思默想。世界末日似乎来到了;她感到非常沮丧。她从来没有瞧见过佛兰克林·罗斯幅,更没有会见过他。但是她听到过他的讲话——全世界都听到过他的讲话。她很快地写道:
  “他是一个出色的人物,一个伟大的人物,但是并没有伟大得成为超人;他还具有一些健全的人类的弱点。他跟有修养的人接触,同时也跟坚强、精明的人接触,这样使自己受到教育。他在研究、阅读和学习方面原可以钻得更深、更广一些,不过他始终没有停止发展——只要他活着,他便一直在进步。他从有教养的富裕的家庭里继承下了童年的种种信仰,后来又扩大了对人类和有人类居住的世界各地的认识,他就一直彷徨在这两者之间。倘使他的生命没有结束得这么快,这么突然,那么他也许会做出些无比英明的事来。事实上,他已经做了不少英明的事,完成了一些真正伟大的功业。我很高兴,我在生活中虽然跟他相去很远,对他的一切却约略知道一些,并且还为了能生活在他的盛大的时代而高兴。
  “他坚定地握着苏联的手,让她把英帝国、法兰西共和国和他自己的美国从败北中挽救出来,这样拯救了英帝国和法兰西共和国。他是这样一个家庭的父亲,这个家庭从母亲到孙儿全向他提出种种使人劳心的生活问题来。他既不抱怨也不哭泣,只支持着‘天堂’,面对着‘地狱’来维护‘正义’。在所有的事情上,跟所有的人一起,他都保持着绝对的平静,含笑迎着黎明,并且对本国同胞十分恳切地谈心,这是以前的总统从没有做过的。他死去时正担负着繁重的工作。在他醒着的时候,他无时无刻不为这项工作鞠躬尽瘁。他的眼界并不广阔,但是他的理解力却很强。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即使“正义”被击败了,“邪恶”竟会获得胜利。’”




[1] 法文:边区防疫队。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