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 社会进化和人类出路（1977）

第十二章　斯大林主义


· 一、欧洲革命浪潮的失败，1918－1923
· 二、苏联官僚的兴起
· 三、官僚层的本质：苏联的本质
· 四、斯大林主义是什么？
· 五、斯大林主义的危机
· 六、经济改革
· 七、毛泽东主义



一、欧洲革命浪潮的失败，1918－1923


　　俄国无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领袖所期待的国际革命，终于在1918年爆发了。工人和兵士的代表会议在德国和奥地利建立起来。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3月在匈牙利宣告成立，4月又在德国的巴伐利亚邦成立。意大利北部的工人从1919年起就处于沸腾状态，1920年4月把一切工厂都占领了。强大的革命潮流也在其他国家出现，例如芬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在荷兰，总罢工已经摆在议事日程上。英国三个最大的工会成立了“三强同盟”（Triple Alliance）[1]，震动了政府。
　　可是这次革命浪潮到底失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如下：
　　——苏俄陷于内战[2]。过去的地主和帝俄军官（在俄国和外国的资本家帮助下）企图用武力把这第一个工农共和国推翻。因此，苏维埃政权对那同样与帝国主义军队对抗着的欧洲革命只能提供有限的物质援助和军事援助。
　　——国际社会民主党不惜投身反革命阵营，用尽一切甜言蜜语（在德国，1919年2月间它居然许诺马上把大工业社会化——这自然并没有实现）诱骗工人放弃夺取政权的斗争。它亳不犹豫地组织反革命暴力行动，尤其是利用诺斯克所召来的“自由军团”（Freikorps）来反对德国革命。“自由军团”就是未来的纳粹集团的核心。
　　——那些年轻的共产党（它们已建立了第三国际），经验和成熟性都不足，犯了许多“左派”和右派的错误。
　　——资产阶级由于害怕革命的幽灵，对工人做出经济上重大的让步（显著的是八小时工作制），有些国家还实行了普选权，这些让步在有些国家产生了阻止革命浪潮的作用。
　　初期最重大的革命挫折是匈牙利和意大利的流血失败。匈牙利的苏维埃国家被压碎了；在意大利，1922年法西斯党取得政权。不过，共产党在德国逐渐长大，取得越来越广大的群众基础，在1922至23年间着手争取大规模的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了。
　　1923年德国出现罕见的革命危机，法国军队占领鲁尔（Ruhr）地区；通货膨胀如脱缰之马；一次胜利的总罢工推翻了库诺（Cuno）的政府；共产党在大工会里取得多数支持；在萨克森尼（Saxony）和图林吉亚（Thuringia）两邦组成了左派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联合政府。可是德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意见影响下，没有做到在最有利时机进行有系统的武装起义准备工作。大资本恢复了原先的形势，稳定了马克，使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重新上台。于是战后的革命危机过去了。

二、苏联官僚的兴起


　　苏俄在1920至21年间胜利结束了内战。但它在战争结束时已经筋疲力竭。农工业的产量降低到非常悲惨的程度。饥荒使广大的地区陷于瘫痪。为了挽救这个局面，列宁和托洛茨基决定在等待国际革命复苏之中实行经济上的撤退。大工业、银行和运输业的国有制仍旧保持。但是重建了一个自由市场，让农产品向国家纳税后的剩余部份在这个市场上买卖。恢复了私营的商业、手工业和小规模工业。
　　布尔什维克把这当作暂时的撤退，认为所冒的危险主要是在经济上：小资产阶级会发财，不断重新产生私人的资本积累。可是无产阶级革命孤立在一个落后国家里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和政冶后果，比这些经济的危险更严重。这些后果可以总括起来这样说：俄国无产阶级逐渐丧失了对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直接掌握。一个新的特权层开始出现，它实际上在社会的各方面都把权力垄断了。
　　这个变化不是个预谋的结果。这是许多因素交互作用造成的。由于工业生产降低以及工人流入农村，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减弱了。饥荒和困苦又使它部份地非政冶化。最觉悟的份子让苏维埃机关吸收去了。有许多最优秀的份子在内战中死亡了。这整个苦难的时期不利于在工人阶级内部养成技术上和文化上合格的干部。因此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保持了对知识的垄断。一个非常贫困的时期有利于某部份人取得并且保卫物质的特权。
　　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变化过程没有让俄国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注意到。1920年苏联共产党内的工人反对派就发出了警号[3]，虽然他们所提议的解决办法大部份是不适当的。从1921年起列宁就为官僚主义的危险感觉不安，把俄国称为官僚主义变态的工人国家，他无可奈何地纪录着滋长中的官僚对党本身机关的控制。1923年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对派成立[4]，把反官僚斗争作为纲领的要点之一。
　　不过，如果相信苏联官僚的兴起是不可避免，那也是不正确的。虽然官僚在1920年代初期俄国社会经济的实际状况中有深刻的根源，这并不表示反对它根本没有机会成功。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对派的目标，就完全是创造必要的有利条件来挽救局势。他们的办法如下：
　　（A）加速俄国的工业化，由此增加无产阶级在社会上的比重；
　　（B）增加工资并解决失业问题，以此增强工人的自信心；
　　（C）立即增强苏维埃和党内的民主，以此提高无产阶级的政冶活跃性和阶级觉悟的水平；
　　（D）注重农民中的阶级差别：提供贷款和农业机械去帮助贫农，使富农负担累进税；
　　（E）继续为世界革命作准备，改正共产国际在战术上和战略上的错误。
　　假使布尔什维克的全体领袖和干部都了解实现这样一个纲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就有可能从20年代中叶起恢复苏维埃的活力并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可是党的干部大部份本身也陷入了官僚化的过程。大部份领袖了解到官僚兴起的致命危险性时已经太晚了。“主观因素”（革命党）的失灵，同必要的客观条件加在一起，才能够解释斯大林派官僚在苏联的胜利。

三、官僚层的本质：苏联的本质


　　这个官僚层并不是一个新的阶级。它在生产过程中并没有不可缺少的作用。它是一个篡夺了苏维埃国家和经济管理权的特权层，它利用这个独占权力为自己取得巨大的消费上的利益（高工资、附加福利、实物上的利益、特别商店等）。它并不占有生产资料。它完全没有办法保证这些利益维持下去，也没有办法把这些利益传给儿女：这一切都同掌握特殊的职权联系着。
　　这是无产阶级的一个特权社会层，它的权力依托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上面：生产资料的国有化、计划经济、国家垄断对外贸易。它像所有的工人官僚一样地保守：它觉得保存既得的东西比扩大革命成果更重要。
　　它害怕国际革命，国际革命会使苏联无产阶级的政冶活跃性恢复起来，由此损害它的权力。它要维持国际的现状。但是，它作为一个社会层，始终是反对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的，因为恢复资本主义要把它特权的根基摧毁（这并不是说，不会从官僚层里滋生出一些想把自己转化成为新资本家的集团和派别）。
　　苏联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说，不是没有阶级的社会。它仍像1917年十月革命刚发生之后一样，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资本主义能够在苏联恢复，但必须经过社会反革命。工人直接掌握政权也能够恢复，但必须经过政冶革命打破官僚对政权的独占。
　　不能因为苏联经济是一种“生产者受官僚支配”的制度，就给它“资本主义”的名称。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阶级支配制度，特征为：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竞争、普遍的商品生产、劳动力转化为商品、一切生产出来的商品必须先售卖然后才能实现所含有的剩余价值、不可避免地发生普遍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这些基本特征完全不能在苏联经济身上找到。
　　可是，如果苏联经济不是资本主义式的，它也不是社会主义式的——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自己使用这个名词的传统意义来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定义，是联合生产者（associated producers）的制度，这些生产者自己调节他们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根据所能支配的资源和准备用于生产事业的工作量，确定所要满足的各级需要。苏联经济距离这样的情况还很远。社会主义经济的定义是商品生产的消灭。马克思和恩格斯同现在苏联官方的学说相反，他们清清楚楚地说：这个消亡决不是属于无阶级社会的“第二阶段”（普遍叫做“共产主义阶段”）的，而是第一阶段（普遍叫做“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个特征。
　　斯大林之发挥假定在一国之内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方式表现出苏联官僚层的小资产阶级式保守主义——苏联官僚层是一个混合物，包含着资产阶级国家的旧官吏、苏维埃国家机关的新近得势份子、道德败坏心思丑恶的共产党员、不顾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一心只想个人发迹的年轻技术人员。
　　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对派反对斯大林这种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无阶级的社会只有在国际层面上才能够实现，至少包括世界一部份主要的工业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在国民的场地上开始，在国际的场地上开展，在世界的场地上完成”），他们这种态度，并不是对俄国革命的命运采取一种“失败主义”、“等着看”的立场。他们比斯大林早得多就努力促进苏联更迅速的工业化。他们本来是而且一直都是支持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是支持保卫十月革命成果所留下的一切而反对任何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的企图的。不过他们了解：苏联的命运最后要由国际层面阶级斗争的结果来决定。今天，像过去一样，这个结论还是正确的。

四、斯大林主义是什么？


　　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的种种罪恶提出那有名的控诉时[5]，他用斯大林独裁时期所流行的“个人崇拜”来解释这些罪恶。对一个把千百万人生活完全改变了的政冶制度作出这种主观上的解释，甚至是心理学的解释，那是与马克思主义不能并存的。斯大林主义的现象不能还原到一个人的心理特点或政治特点。我们处理的是一种社会现象，必须把它的社会根源找出来。
　　在苏联，斯大林主义是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堕落的表现——一个特权的社会层在这个国家篡夺了政冶和经济的权力。这个官僚政权的残暴形式（警察恐怖、30和40年代的大规模清党、对苏共差不多全体老干部的谋杀、莫斯科审判案[6]以及比较“精细”的形式，可能有变动。但在斯大林死后同在他统治下一样，官僚主义堕落的那些基本特征仍旧保持不变。
　　政权不是由全体工人自由选举的苏维埃来行使的。工厂不是由工人来管理的。无论工人阶级还是共产党的党员都没有必要的民主自由来对种种政策上的重大问题（经济的、文化的、国内的、国际的）自由作出决定。
　　在资本主义世界，斯大林主义表示，通过那些追随克里姆林宫的党，把他们本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摆在苏联外交的利益之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再是当作一种工具，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矛盾的演变，分析各阶级之间的力量关系，分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客观实际，以便帮助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而降低成为替克里姆林宫和各国斯大林主义党的每一步“策略转变”提供理由的工具了。
　　斯大林主义企图证明这些策略运用都是为保卫苏联所必要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是“世界革命的主要堡垒”，在战后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工人必须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企图在那里重建资本的统治。
　　可是斯大林主义那些策略的运用曾经招致了世界上许多革命的失败，曾便利希特勒1933年在德国得到政权，曾造成1936年西班牙革命失败，曾迫使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在1944至46年间重建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7]，后来又曾招致伊拉克、印尼、巴西、智利和许多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流血溃败——这些策略运用并不符合苏联国家的利益。这只符合保卫苏联官僚层特权这种狭隘的利益——后者在上述一切情形中都违反苏联的真正利益。

西班牙革命（1936-1939，亦称西班牙内战）

　　1936年1月，西班牙共产党和左翼共和党、共和同盟、社会党等合组的“人民阵线”赢得选举，国内外右翼法西斯力量开始反扑，佛朗哥将军发动军事叛变。西班牙的工人阶级和贫农自发地组织各种委员会和民兵，大大打击了法西斯势力在各地的暴乱。但是共产党奉行人民阵线政策，强调和“进步”资产阶级团结反对法西斯，为了与资产阶级合作，所以公然镇压工农自发的组织和抗争，在加泰隆尼亚（Catalonia），西共和资产阶级就连手镇压了工人自己建立的政权机构“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1937年6月较进步的左翼党派——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整批领导层甚至被苏联特务逮捕或杀害。于是反法西斯力量的群众基础大大削弱，内战变成了两派资产阶级的斗争，法西斯掌握优势（武器精良、德义两国大力支持、英法等所谓民主国家又采取不干涉政策），打败共和政府，建立长达36年的佛朗哥独裁政权。
　　内战期间，有54个国家，约五万名的进步人士怀着国际主义的精神加入反法西斯阵营，包括著名文学家奥韦尔（George Orwell）、海明威（Ernest Hemmingway），并留下传世作品《向加泰隆尼亚致敬》、《战地钟声》等。英国左翼导演肯洛区（Kenneth Loach）的电影“土地与自由”（Land and Freedom，台湾译为“以祖国之名”）便以西班牙内战为主题并批判斯大林主义。

五、斯大林主义的危机


　　1923年以后国际革命的衰落，和苏联经济的落后情况——这是苏联官僚政权的两大支柱。但是自从40年代结束以来，这两者的根基都逐渐不稳了。
　　经过二十年的革命失败以后，来了一个世界革命重新兴起的时期，起初限于同样是不发达的国家（南斯拉夫、中国、越南、古巴），然后从1968年5月起扩大到西方。苏联经过多年努力于“社会主义积累”之后，现在已经不是不发达的国家了。今天他是世界第二工业大国，它的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像许多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高了。苏联的无产阶级同美国的无产阶级并列，是全世界数量上最强大的。
　　在这种情况下，受苏联官僚支配的各国群众陷于消极的根本原因开始消失了。一面有反对行动开始出现，同时在官僚层本身里面发生分裂——从1948年斯大林和铁托决裂开始[8]，官僚层经历着日益加深的分化。这两个因素的交互作用，有利于突然爆发群众的政冶行动，提出政冶革命的任务，例如1956年10至11月在匈牙利[9]，或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布拉格之春”[10]。
　　一直到现在，这些群众运动都被苏联官僚的军事干涉镇压了。但是等到同样的演变过程也在苏联成熟时，就任何外力都不能阻止东欧和苏联政冶革命的潮流了。苏维埃民主将要重新建立。资本主义复辟的任何危险都要永远消失。政冶权力将要由工人和贫农来行使。世界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要大受推进。

六、经济改革


　　斯大林死后，尤其是60年代和70年代里，在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发生了巨大的改革经济计划和经济管理方法的运动。最紧急的改革是在农业方面。平均每一人口的粮食产量，在斯大林死的时候比1928年还要低，而在牲畜的产量方面，甚至比沙皇时代还要低。接连采取了种种政策来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农业机械（卖给集体农庄了）使用的合理化，在哈萨克斯坦未开垦的土地上建立巨大的国营农场，以及大量增加对农业投资。
　　工业方面的改革则比较慢而且不那么坚决。这些改革的客观必要性是由于苏联经济生长中的危机，由于工业生产每年生长率的降低。这种降低相当于后备的生产资源的耗尽——由于有这些后备资源，以前不论好坏也能够实现广泛的工业化（不论好坏的意思，就是不用努力在劳动力、原料和土地方面尽量节约）。后备耗尽了，于是不得不计算得更准确，不得不选择更合理的投资计划。正因为经济生长了，企业和企业所使用的资源增长了，如果计划和管理不采用更合理的方法，就有无限制地增加浪费的危险。
　　工人群众的压力（他们厌倦了几十年的牺牲和紧张，希望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而且使消费多样化），以及需要使轻工业方面的决策符合消费者的愿望，这两者都朝向改革方面推动。还有一个因素促进改革运动：同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相比，苏联的技术落后性更甚了。这种落后性是由于一种给予官僚的物质刺激制度所造成的，这制度不奖励技术的实验和革新。这种物质刺激的形式后来改变了。
　　现在经理人员的奖金根据“利润”来决定——所谓“利润”就是成本价格和销售价格之间的差额，据说“利润”“综合”了企业的全面成绩——而不根据以实物计算的总产量来决定，官僚领袖们希望由此阻止原料和劳力的浪费，并且鼓励机器的合理使用。这种改革的效果不很大，可是在轻工业中是有效果的。不过这种改革的效果并没有改变经济制度的杂种性质，因为销售价格仍旧是中央计划当局所规定的。
　　这全部改革的范围仍旧有限，因为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任何“经济的机制”，只要不是在全体生产者和消费者民主并公开监督之下的，都不能以最少的努力造成最大的成果。每一种改革结果都是用新形式的官僚主义弊病和浪费来代替旧的形式。在官僚层及其物质特权的支配下，以官僚层的物质利益作为实现计划的主要动力，任何全面性的经济计划合理化都不可能实现。这些改革并没有恢复资本主义，也没有重新让利润成为投资决策的指南。可是这些改革增加了经济制度的内部矛盾。一方面，这加强了主张扩大工厂经理人员自主权一派官僚的压力，威胁到工人阶级主要的利益，像保证有工作的权利之类；另方面，这使工人对侵害他们的利益和侵害计划经济的倾向加强抵抗。

七、毛泽东主义


　　1949年中国第三次革命的胜利[11]，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来世界革命最重大的收获。这打破了资本主义对苏联的包围，大大刺激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不断革命的过程，而且确实地改变了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对帝国主义不利。这个胜利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尽管中共的毛泽东派领导宣告赞成与蒋介石联盟，在实际行动上他们却违反了斯大林主义的“四个阶级联盟”[12]和分阶段革命的路线，领导了非常广大的农民起义，并且摧毁了资产阶级的军队和资产阶级的国家。
　　不过这个胜利的革命从头起就带有官僚主义变态。无产阶级的独立行动受到毛派领导严格的限制，如果不是制止的话。所建立的工人国家完全不是以民主选举的工农苏维埃为基础的。经理人员和官僚种种形式的特权——仿照斯大林主义俄国的办法——非常普遍。这引起群众日益增加的不满，尤其是在工人和青年中，后来毛泽东企图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加以疏导。
　　这个运动把真正的反官僚主义觉悟和城市群众的动员同毛泽东想清洗中共机关并且从官僚层里面把反对者排斥掉的企图结合了起来。到了群众的动员和“红卫兵”日益富于批评精神的思想发展差不多不受毛派控制的时候，毛派就把“文化革命”结束了。它在很大的程度上重建了官僚层的统一，把“文化革命”高潮中赶走了的大部份官僚重新摆在领导地位上。
　　中苏冲突的起因是苏联官僚企图强迫中共领导接受它的统一控制，在毛泽东不服从它圣旨的时候，又以取消对中国经济和军事的援助作为报复。这冲突起初是国际斯大林主义运动里面的官僚与官僚之间、组织性和思想性的斗争，后来一步步变成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斗争。官僚层狭隘的民族主义，苏联和中国都一样，严重地打击了世界工人和反帝运动的利益，因为帝国主义能够利用中苏冲突来取得运用策略的新余地。
　　在思想的平面上，毛泽东主义是工人运动的一个流派，有某些方面是斯大林主义对马列主义曲解的一个变种。斯大林主义是一次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里面一次政治反革命的产物和表现，而毛泽东主义则既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表现，又是这次革命从头起就带有的官僚主义变态性质的表现。所以它兼有两种特征：一种是处理官僚机关和群众之间的关系的比较有弹性而且折衷的方法，另一种特色是对群众方面（尤其是城市无产阶级群众）任何独立的行动或组织都加以窒息。
　　毛泽东主义有一个特别显著的特征：它不了解工人官僚的社会性质，也不了解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人国家可能发生官僚主义堕落的根源——因为它本身就是这个官僚层的一部份的思想表现。它不负责任又不科学地把苏联的“官僚”同“国家资产阶级”当作同样的东西，又断定苏联的性质为“社会帝国主义”，它这样做，就预先提出了理由来辩护中国外交政策和毛派集团的任何态度。它甚至走到把美帝国主义、苏联、资产阶级政党和许多共产党统统摆在同等地位上，更不用说它把苏联和许多共产党称为“人民主要的敌人”，还有它提议同帝国主义强国和资产阶级政党成立反对苏联和许多共产党的联盟了。这些“策略”的根据是下述那种理论：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今天的任务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向两大“超级强国”斗争来争取民族独立。
　　这一切理论（事实上不过是对北京外交手段的事后辩解而已）的武断性质，根源在于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唯意志论和唯心论的曲解。“正统”毛派借口反“经济主义”[13]，把“经济主义”当作对马克思主义“最危险的”修正，就不再把社会阶级当作一定的社会里面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客观实体。社会阶级等于是思想上的选择了。无产阶级再不是全体挣工资的人了，变成是那些“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了。
　　这样，工人阶级里面的小资产阶级式或资产阶级式的思想派别，就等于“资产阶级”或者“它的代表”，而工人运动里面的思想斗争就等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了。从这里得出下列的结论：不要工人民主，应该在工人运动里面使用暴力和压迫，完全不要争取一切工人组织成立联合战线去对付共同的阶级敌人这个马列主义传统。无产阶级专政等于“毛泽东思想”，并且由“毛泽东党”来实行。
　　于是我们兜完了整个圈子。毛派在向苏联官僚的权力宣战以后，最后走到保卫一个官僚指挥的制度，它和苏联现存的制度很相像，却使它上面加了一层群众“参与”决策的花样糖霜。对于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由自由而民主地选举产生的工农代表会议来行使——的理论，毛泽东主义所接受的并不比斯大林、赫鲁晓失和勃列日涅夫[14]接受的多。


本章注释

[1] 当时英国三大工会：矿工、运输工人（以码头工人为主）和铁路工会缔结的联盟。

[2] 1917年底就有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军事行动，到1918年英、法、美、日、义等国更直接派军干涉，支持反对革命的白军，战争一直到1922年冬天才结束。托洛茨基当时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红军总司令，领导红军成功保卫了苏维埃政权。

[3] 1919到22年苏共党内的一个派别，成员包括知名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他们反对官僚主义和技术专家，要求国家工会化，由工会管理国民经济。许多成员后来加入左派反对派。

[4] 1923年托洛茨基组成左派反对派（The Left Opposition），反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领导集团的国内外政策（官僚主义、错误的中国革命方针等）。1925-26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斯大林决裂，1926年形成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反对官僚主义、富农，提出工业化的纲领，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托洛茨基被流放到中亚，1929年被驱逐出境。但直到30年代末，苏联仍有左派反对派的活动，包括在流放地和监狱中。1938年3月光在瓦库特集中营就有近三千名反对派成员被杀，包括重要成员12岁以上的子女。

[5] 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1894-1971）：前苏共领导人。斯大林死后，于1953年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他提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和平共处，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由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并发表揭露斯大林种种错误和罪行的秘密报告《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任内推动一些改革，于1964年被解除一切职务。

[6] 1934年12月苏共政治局委员基洛夫（Sergei Kirov）被暗杀（极可能是斯大林策划的），以此为理由，从36到38年斯大林对前反对派进行大整肃，主要罗织了三大案件，将数十名老革命家处死，托洛茨基被缺席判处死刑。莫斯科审判不过是斯大林无数整肃活动中较知名的。

[7] 法共和义共在纳粹占领及法西斯统治时期是抵抗运动的领导力量，1944年8月18日法共在巴黎发动起义，24日解放巴黎，多由法共领导的解放委员会实际控制法国许多地方。在意大利，1943年墨索里尼垮台，纳粹侵占时，义共组织民族解放委员会，解放北方，44年3月起，工人罢工浪潮蔓延。当时两国都有革命形势，但斯大林希望和帝国主义国家妥协，所以两党以民族团结为名放弃革命、解除武装，谋求和资产阶级政党合组政府。当时希腊和德国也有类似情况。

[8] 铁托（Josip Broz Tito，1892-1980）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南共在二次大战时领导反法西斯斗争，1945年成立人民共和国。大战期间英、美支持的南国右翼流亡政府企图消灭南共，苏联为与英美妥协，不断限制南共的行动。战后，苏联一直干涉南共各种国内外政策（如苏联不支持希腊共产党革命，要求南共停止支持希共），但南共都坚持独立自主，最后在1948年苏南双方全面决裂。

[9] 在苏共二十大等事件影响下，1956年10月匈牙利群众起来争取社会主义民主，23日工人、学生发动示威，匈共决定由纳吉（Nagy）出任总理，24日苏军出动干涉。纳吉改组新政府并要求苏联撤军，苏军却背信大举入侵，扶植卡达尔（Kadar）上台并镇压革命，纳吉遭到处决。此事件逐步引发东欧各国学生和工人的政治觉醒，间接促成了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

[10] 1968年1月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出任捷共第一书记，宣布进行改革以建设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8月苏联派二十万大军入侵，撤换捷克领导人，取消许多改革措施。1956年匈牙利革命和1968年捷克布拉格之春使得许多知识分子、学生、工人开始对斯大林主义式的“共产主义”产生怀疑，也间接引发了西方世界的学潮。

[11] 20世纪中国发生三次革命，第一次是1911年推翻专制王朝的辛亥革命，第二次革命是1925到27年要求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土地改革的革命（即中共称的大革命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国民党称的国民革命或北伐），第三次革命是1945到49年中共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内战。

[12] 中国第二次革命期间，斯大林派掌握的第三国际认为国民党是四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要求中共加入国民党，还推崇蒋介石、汪精卫等人是民族解放的领袖。这条路线使得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丧失了独立性，不断对资产阶级让步，最后导致革命的失败，被蒋介石残酷镇压。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人民民主专政”也主张四个阶级的联盟和革命分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

[13] 经济主义（Economism）是列宁提出的概念，用来批判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工运中的一种思潮，即专注争取工人经济利益的运动，将经济与政治斗争割裂，强调工人的“自发性”。列宁在《怎么办？》一书（1902）详尽的批判这种观点。中共常以“反对经济主义”为名，压制工人和工会争取改善生活和劳动条件的斗争，认为这是不关心革命政治和生产工作，甚至是不接受党的领导。

[14] 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1906-1982），前苏共领导人，1964年取代赫鲁晓夫地位，终止对斯大林的批判，更在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1979年出兵阿富汗。在他任内党内官僚腐化加剧、经济衰退，被称为“停滞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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