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 社会进化和人类出路（1977）

第十四章　革命者如何争取群众


· 一、无产阶级内部的政治分化
· 二、反对阶级敌人的工人阶级联合战线
· 三、“阶级对抗阶级”阵线的进攻动力
· 四、工人联合战线和人民阵线
· 五、阶级的政治独立性和阶级的联合组织
· 六、阶级独立和阶级联盟



一、无产阶级内部的政治分化


　　我们从第九章第五节已经知道，革命先锋党之所以需要，是由于群众的直接行动是间歇性的，同时也由于推翻资产阶级权力所需要战略的科学性。我们现在可以为上述分析再补充一个因素，那就是无产阶级内部政治上的不一致。
　　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工人运动，都表现为种种不同思想流派的总和。各种门派林立，其中有社会民主派，即典型的改良派，有正统的支持莫斯科的共党（源出于斯大林主义，而日益倾向于新改良主义），有无政府主义派及无政府工团主义派[1]，有毛泽东派，也有革命马克思主义派（第四国际）。在许多国家，还有介乎上述主要思想流派之间的中间派（中派主义）[2]。
　　工人运动思想上的不一致，在无产阶级的现状和历史中有许多客观的根源。
　　从工人阶级生存的社会条件上看来，工人阶级并不是完全均匀一致的。有些工人在大企业工作，有些在小企业工作，有些住进城市已经有好几代之久，有些却刚刚搬来；有些具有高水平的技能，有些却技术普通。由于上述这些分别，不同种类的工人在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基本概念上存在着快慢的差别。
　　技术水平高的那类工人，会比那些半生都失业的工人更快懂得有需要组织工会。但是，他们的工会组织也更有可能屈服于狭隘的社团主义（corporatism），把工人阶级的普遍利益屈从于工人贵族的特殊利益。这些工人贵族为了保卫既得的特殊利益，就力图阻止别人进入他们的行业。在大城市和大工业生活及工作的工人，也会比小城镇小企业的工人，较易觉悟到广大工人群众的无比潜力，较易掌握到，无产阶级进行斗争，夺取资产阶级的权力和工厂，是有可能得到成功的。
　　助长工人阶级的非均一性的，还有工人阶级斗争经验上和个人能力上的差异。一组工人可能参加过十几次罢工并且大部份得到胜利，还参加过许多示威。另一组工人可能十年才参加过一次罢工，而且失败了，他们从未作为一个整体参加过政治斗争。不同的经验对两组工人的意识所产生的影响自然不同。某个工人或职员可能天生就喜欢学习，看报之外还看书，另一个工人可能简直从不读书。某个工人可能在性情上就已经是富于战斗性的，甚至是天生的领袖；另一个却可能比较消极，并且爱袖手旁观。某人可能容易和同事交朋友，另一人却更喜欢躲在家里，完全专注于家庭生活。这一切，对于个别工人的行为及其政治抉择，以及在特定时候所能达到的阶级觉悟水平，都有局部的影响。
　　最后，我们还要考虑到每个国家工人运动的特殊历史及民族传统。英国工人阶级，最早建立了独立的阶级政治组织，即宪章运动。但它从未有过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或纲领为基础的群众性政党的经验；即使是处于初级阶段的这样一个政党也没有。英国工人阶级的群众性政党，即工党，是从群众性工联主义中产生，而且也以此为基础。
　　法国工人阶级受到它自己19世纪上半叶的特殊传统（巴贝夫主义、布朗基主义、普鲁东主义）很大的影响。但由于法国大工业的相对弱小，以及工业相对地分散在各省小市镇，阻碍了工人阶级接受马克思主义。要等到两次大战之间，后来又在50及60年代，大工厂在巴黎、里昂、马赛及法国东北部发展起来之后，阶级斗争的一般路向才能够由大罢工决定（例如1936年6月，1947至48年的罢工潮，1968年5月），法国共产党才能够成为工人阶级中占支配地位的党，使法国工人阶级具有一种与马克思主义有明确关联的世界观和传统。
　　西班牙的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长久以来都以革命工团主义传统为其特征，受到伊比利亚半岛大工业显著的落后所影响。
　　工人运动内部有各种各样的思想流派，是工人运动的内在逻辑及其历史的结果，也就是阶级斗争的过程本身所产生的辩论和对立的结果。第一国际为了是否需要夺取政权的问题，分为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第二国际分为革命派与改良派，争执的问题有下列种种：应否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在帝国主义国家里应否支持本国的国防；当群众革命斗争威胁到资本主义经济和以议会民主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国家的生存时，对这斗争究竟应该支持还是压制。第三国际分为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分为不断革命论和“阶段革命论”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分为在一国之内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这种乌托邦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并且由此而分为支持和反对使国际革命利益屈从于所谓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的两派。
　　但是，即就这些思想分歧而论，它本身也还是有更深刻的客观根源和物质性根源的。

1968年5月法国革命

　　1968年5月法国爆发大规模学潮和工潮，被称做“五月革命’。二战后的资本主义，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下，高等教育结构受到冲击，越来越多的脑力工人投入生产，造成白领阶级无产阶级化的现象，学生人数的爆炸和教育资源严重缺乏更加深学生的不满。法国左翼政党（法共和社会党）的官僚化和保守化（如法共对阿尔及尔独立战争和越南革命态度暧昧，又为执政不断妥协），使其丧失对进步青年的影响力。在当时古巴、越南、中国等革命浪潮的激励下，出现许多更激进的左翼青年团体（如当时影响最大的托派“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JCR）”、毛派、无政府派等）。学运从反越战、支持越南民族解放的抗议活动开始，进而批判大学制度和整个体制。
　　反抗的浪潮从巴黎大学南泰尔（Nanterre）分校点燃，学生们大规模罢课、占领校园，进而串连工厂工人进行全国大罢工，从五月中到六月中，约有一千万名工人参与，瘫痪了整个法国。法共和它掌握的总工会（CGT）反对学生革命，限制工人间以及工学间的联合，和右翼势力妥协，是革命失败的主因。五月革命虽然流产，却从中产生了一批更激进的先锋队伍，也大大的激励了各国的运动。

二、反对阶级敌人的工人阶级联合战线


　　工人运动内部的思想分歧，使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不统一。虽然工会在许多国家（英国、斯堪的地维亚、西德、奥地利）是统一的，但是，工人运动分成许多政治组织却是普遍情况。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要懂得，这是由于客观因素使然，并不是出于偶然的，不是由于“分裂主义者”的“罪恶”，不是由于个别或一小撮“叛徒”的“罪恶行为”。
　　政治分歧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工人阶级曾经在许多党派共存的条件下（而各党派又都宣称忠于工人运动）取得惊天动地的胜利。第二次全俄苏维埃大会作出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决定，但是，就在这次大会上，工人阶级内部党派分立的情况比我们目前在西方所见的更为厉害。德国工人阶级分为三个大党以及许多小派别[3]，这并不妨碍1920年3月的总罢工取得胜利，把卡普的反动政变消灭在萌芽状态[4]。西班牙工人的政治及工会组织虽然分散，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差不多所有工业中心正确地对付了1936年7月军事法西斯主义的暴动。
　　但是，要工人运动的政治分歧不致损及工人阶级的整体战斗能力，就要这政治分歧不致妨碍工人阶级在行动上一致来对抗阶级敌人，对抗雇主、大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政府、资产阶级国家。还有一个先决条件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要有能力从事政治及思想斗争，在工人阶级中取得主导地位，并且建立群众性的革命党——换言之，一方面在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内部要存在着工人民主，另一方面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又能提出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
　　为了对付资产阶级的进攻，工人阶级作出一致反应是比一切都重要的。这进攻可能是经济上的进攻，例如裁员、关厂、削减工资等。也可能是政治进攻，例如侵犯罢工权和工会自由、侵犯群众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民主自由，或者企图建立权威主义政权或公然的法西斯政权，全面压制工人运动的自由。在所有上述情况下，只有广泛而一致的反击才能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工人阶级真正的一致行动，要通过真正的联合战线（把所有在无产阶级的重要部份中有点影响的工人组织都包括在内）来实现。
　　20世纪最大的悲剧之一，是希特勒在1933年1月30日夺得权力，德国工人阶级遭到了失败。这个悲剧是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既不肯又没有能力及时地达成协议组织反对纳粹兴起的联合战线的结果。这个悲剧的后果是这么严重，每个工人都要从中汲取下述的主要教训：为了阻止法西斯主义兴起，为了通过工人阶级一致而坚决的行动去阻止杀人犯、酷刑打手和刽子手上台，一切工人组织的联合战线是不可缺少的。
　　达致联合战线的障碍，主要都是政治性和思想性的。工人大部份出于本能对于任何联合的倡议都是赞成的。我们可以举出如下几种政治及思想上的障碍：
　　——社会民主党只要在资产阶级国家里面负起责任时，就会实行压制工人的政策（共产党只要身处于同一地位也会这样做）。这包括了种种行为，从“简单”地破坏罢工，到有系统地在工人组织内策划叛卖，甚至组织暗杀革命领袖，有时连普通工人都谋杀（诺斯克！）。这些行为自然激起工人阶级激进层的义愤。
　　——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工会领袖经常显出官僚作风，施展操纵手段，还有共党领袖坐直升机升到工运领导地位等等。这些做法，再加上当权的官僚所采用的压制政策，也在若干层份工人中引起正当的敌意。
　　——工人运动中的传统领袖有系统地担当反革命任务。他们破坏工人阶级觉悟的增长，客观上（有时更是自觉地）帮助了大资本的反革命和反工人的计划，并且在工人阶级内部传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等等。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反对以那种宗派主义和极左主义的态度对待工人运动传统群众性组织。这种宗派主义和极左主义不仅妨碍工人建立反对阶级敌人的联合战线，而且妨碍同那些控制了工人阶级多数的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领导进行有效斗争。
　　这些宗派主义和极左主义错误的根源，在于不了解工人运动中官僚化的传统群众性组织的双重和矛盾性质。（一般来说，宗派主义的特征，是在理论上把策略或战略的某一方面加以夸大，无法了解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种种问题的全部复杂性，无法了解它们的整体）无疑，这些组织的领导所采取的政策，大部份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的，他们实行着阶级合作主义，他们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且要为工人阶级所经受过的无数失败负责。然而，同样真确的是，这些组织的存在，让工人能够获得一种起码的阶级觉悟和力量，如果连这些收获都没有，那阶级觉悟要发展，就更困难得多了。
　　这些组织的存在，还让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日常力量对比得以改变，倘若没有这种改变，工人阶级的自信心就会大大动摇。只有当这些组织能即时为其他更高级的阶级组织（工人代表会）所代替时，才能防止因为这些组织削弱而引起工人阶级的退却或瘫痪。这些组织倘若被资本家的反动所削弱——更不用说受到摧毁了——那就是整个无产阶级的严重削弱和挫折。就是根据这个道理，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工人对抗资产阶级反动的联合战线政策。

三、“阶级对抗阶级”阵线的进攻动力


　　遭遇到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任何攻击，尤其是遭遇到右翼专政或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时，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提议建立一切工人组织的联合战线。从基层开始。他们要使一切自称属于工人运动的组织都参加到联合战线里来，包括最温和的组织，包括那些在最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力量领导下的组织。他们有系统地呼吁社会党、共产党、改良主义和天主教的工会领袖们都来参加建立全国性和各级地方性的联合战线，以及各工厂和各区内的联合战线，为了用一切适当办法去应付敌人的进攻。
　　那种不肯把联合战线扩大到包括社会民主党或者共产党领导层的做法（共产国际所谓“第三时期”的政策[5]，今天有不少毛泽东、斯大林派的组织采取），根源在于一种最后通牒主义的幼稚思想，不了解无产阶级联合战线的客观作用和主观的先决条件。这种思想首先假定了大多数的社会党工人（或者是跟着共党走的工人）已经准备好要同革命工人一致行动，不用得到他们的“社会法西斯”或者“修正主义”领袖们预先同意[6]。它这样就把那有待解决的任务——就是，使群众通过自己的经验同机会主义领袖们分离——当作已经解决了。事实上，正是那个邀请社会党和共产党领导们参加对付反动势力进攻的联合战线的呼吁，才让追随这些领导的工人们得到宝贵而必要的经验，对这些领袖们的信用、能力和忠诚作出判断。
　　而且，认为不必要把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领导包括在工人联合战线里面，就会假定革命者已经在工人阶级里面占了多数，散播有严重后果的幻想，以为靠少数人的突然行动就可能推翻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国家，或者法西斯的威胁。
　　这是不是说工人联合战线是一种严格地限于防守性的策略呢？决不是。把整个工人阶级组成一股战斗力量，即使起初是为了防守，也把阶级力量的对比改变了，显著地加强了工人群众的战斗性、实力、自信心以及政治行动的能力。所以这就为斗争造成进一步发展的巨大潜力，可以迅速地把防守性斗争转变为进攻。1920年3月，在德国卡普政变的时候、德国工人组织一致的反应得到胜利，这就造成一种形势，许多组织（甚至是改良派的组织）的战士们在几天之内就决定了在鲁尔地区好几个城市里成立武装的工人民军。连最温和的工会领袖都提出成立工人政府。西班牙群众在多数大城市对1936年7月法西斯政变的一致而胜利的反应，引起无产者普遍武装起来而且占领工厂。
　　为了充分利用工人联合战线的进攻性潜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在基层和上层都需要构造起联合战线，而并不把这个呼吁变成对工人政党、工会或者群众提出的最后通牒。这个提议的意思是：除了要有工人组织的全国性和地域性的协议和“联盟”之外，联合战线还要包括许多在工厂、工业区、住宅区和市镇的分区里面的地方委员会——这些委员会要尽量迅速发展成为有系统地进行动员和群众行动的民主选举的委员会。这样一种构造的进攻动力是很明显的，因为它显然会打开革命形势。

四、工人联合战线和人民阵线


　　正因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是工人联合战线最强烈的支持者，所以他们拒绝“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的政策。人民阵线，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起[7]，是复活的社会民主派改良主义老政策，是“自由”（或“民族”，或“反法西斯”）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之间的联盟，即“左翼联盟”。
　　工人联合战线和“左翼联盟”或者“人民阵线”有根本的分别。由于它的“阶级对抗阶级”的逻辑，工人联合战线发动一种动力，使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得到发展而加强。人民阵线却反过来，由于它的合作主义的逻辑，发动一种动力约束着工人斗争，甚至镇压最激进的工人。工人对抗资产阶级进攻的联合战线完全不带有任何保卫资产阶级秩序和财产的先决条件（不管改良派领袖们多么依恋着这些），而人民阵线明明白白地以尊重资产阶级的秩序和财产为基础——缺了这个，他们说，“进步资产阶级”就不可能参加这个阵线了，这样就会“加强反动”。所以，人民阵线的整个逻辑就是要扭歪、限制或者打破群众斗争，而工人联合战线并不是这样。
　　虽然工人联合战线和人民阵线之间的区别很大（因为这两种协议在客观上有不同的阶级性质），不过，当然，并没有“绝对”的分别。联合战线策略的运用也可能是机会主义的，那时自命革命的组织本身借口不可“吓坏改良派领导”而开始约束群众斗争了。反过来，人民阵线的协议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引导群众离开合作主义的幻想而朝向加强斗争，甚至达到创立自我组织的结构——对于这种首创性，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自然要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支持。
　　不过，尽管有这类中间的情况，原则问题始终是极为重要的。根据阶级斗争的观点，我们一定要支持工人联合战线的政策；我们一定要反对同资产阶级政党（即使是“左翼的”）订立任何政治协议，它们会反对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

五、阶级的政治独立性和阶级的联合组织


　　所以，像人民阵线问题的探索一样，联合战线问题的探索也引起一个极为重要的疑问：既然工人阶级分成各种思想派别，分成不同的政党、集团和宗派，既然阶级觉悟的平均水平又不够高，工人阶级怎样才能做到把力量联合组织起来，对资产阶级完全独立呢？
　　有人把工人阶级这种不一致性的消失当作实现阶级联合组织的先决条件，这些人是生活在虚幻的世界中。这种不一致性已经存在了一个世纪。没有迹象表明它会轻易消失。像这样看待它的消失，等于说无产阶级战线的联合（和胜利）是很渺茫的事情。
　　有人认为上层达成协议，阶级的联合行动就实现了，不必理会这种协议的阶级内容，也不必理会这种协议发动什么客观的动力（例如那些确定地认为联合战线就是人民阵线的人的想法），他们忘记了：无产阶级战线的真正联合，只有在阶级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工人阶级所有的部份和阶层都接受阶级合作主义的协议中所规定的自我限制和自我残伤，那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在整个工人阶级的联合行动和对斗争目标的一致接受之间，甚至和全阶级所采取的斗争形式之间，有密切的联系。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完全赞成任何联合的提议，因为他们相信这种提议一定会加强工人的战斗性和觉悟性，走向不屈不挠的反对资本的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的独立性（没有这种阶级独立性就达不到阶级的联合），既是在工厂和工业区的层面上对雇主的独立性，又是对资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又是对资产阶级国家（尽管是最自由、最富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的独立性。工人阶级通过真正的、全阶级的联合这种经验而得到的自信心，要推动它把一切问题都抓到自己的手上来解决，连那些在正常情况要由国会解决的问题都包括在内。这也是一点理由为什么革命者最坚决而一贯地提倡整个工人阶级的联合行动。

六、阶级独立和阶级联盟


　　像我们现在这样在原则上把工人联合战线和人民阵线区别开来，常常被人批评为“教条主义”，说我们“想否定联盟的需要”。他们说，没有“阶级之间的联盟”，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可能胜利。列宁不是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作为整个布尔什维克战略的基础吗？
　　让我们首先说，拿今天的帝国主义各国同沙皇时代的俄国相提并论，完全是错误的。当年俄国无产阶级在积极人口中只占百分之二十。今天帝国主义各国，除了葡萄牙以外，无产阶级（就是所有必须出卖劳动力的人们）是国民的大多数，在大多数国家占积极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无产阶级战线的联合（当然要包括白领工人在内）对于革命的重要性，比起跟农民联盟要大得无限。
　　再说，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决不反对无产阶级同劳动的、不剥削别人的城乡小资产阶级联盟，即使在他们只占少数的国家里也是一样。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为了取得和巩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工农联盟仍然是很重要的，政治上重要，经济上尤其重要。
　　我们所反对的，是认为必须有工人阶级政党同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联盟才能够达到各劳动阶级之间的联盟。正相反，为了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摆脱资产阶级的控制，首先要他们解除那种支持资产阶级政党的倾向。工农联盟可以而且应当以共同的利益为基础。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要向城乡小资产阶级提出关系到他们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的目标，这些目标是资产阶级不能达到的。如果实际经验证实了无产阶级有决心夺取政权并且实现它的纲领，无产阶级就能够得到希望达到这些目标的大部份小资产阶级的支持。


本章注释

[1] 无政府工团主义（anarcho-syndicalist）是工人运动中的一种思潮，反对议会行动和政党，强调透过工会的斗争来推翻资本主义和国家，建立由工会管理的新社会，曾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地有相当影响。

[2] 中派主义（centrist）是工人运动中介于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它是工人阶级中某一层份正从左向右，或从右向左转变中的过渡立场，因此有左倾中派主义和右倾中派主义的分别。

[3] 三大党即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其它小派别有共产主义工人党等。

[4] 德国在十一月革命后建立威玛共和国，但保守势力企图推翻共和国。1920年3月13日，极右的保皇派政客卡普（Kapp）结合反动军官发动政变，推翻社民党政府。15日柏林工人总罢工并发展为全国性罢工和起义，17日政变彻底失败。社民党重掌政权后反过来镇压工人起义。

[5] “第三时期”是斯大林派的一种路线，1928年共产国际六次大会宣称资本主义世界进入立即灭亡的时期，下令各国共党采取极左冒险主义的政策以迅速夺取政权，造成许多恶果。在德国他们一方面大大低估纳粹的威胁，一方面却指社会民主党为“社会法西斯”，是更险恶的敌人，不肯采取联合战线的策略，导致希特勒上台。此路线施行到1935年，由极左转向右倾的“人民阵线”路线。

[6] 共产党曾指社会民主党为社会法西斯，而毛派曾把苏共和亲苏的各国共产党称为修正主义者。

[7] 1935年在莫斯科召开，通过“人民阵线”政策，是共产国际最后一次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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