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恩斯特·布洛赫 -> 基督教中的无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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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与叛逆的基督教
前言从我们所处的情况出发开始讨论。反正我们之中的大部分都仅仅为人所利用，隶属于某物或为他人所推动。只要乔装打扮或能够讳莫如深、保持沉默的人就不只是胆小鬼和软弱无力的人。但是，我们不满意、不知足，而这种不满意使我们渴望“直路”（Aufrechter Gang）。不满是我们心中的优秀情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感不断成长壮大，而在年轻人那里，这是第一次被意识到的情感。一旦开始行走“直路”，人们就试图摆脱陈旧不堪的东西，与此同时，陈旧的东西依然坚韧顽强，并且心不在焉，继续得过且过。“直路”对未成年状态以及无目的状态感到不满，因此寻求真正的、稳固的立足点。进言之，空虚的压迫、令人窒息的空虚至少可以提供这种立足点。
过去的事情以及驻足于历史的东西已经够糟糕的了。在此，那些诱惑我们的东西最好三缄其口，只允许他们占有一席之地。德国人发动了两次谋杀和倒霉事件，为此，那些可爱而虔诚的人不应期待宗教的有价票证。 [1]人们对神的上面视线早已大大减退，“父神—自我”（Vater-Ich）几乎不再合乎他们的口味，尤其是高高的天国领域已不再吸引我们的眼球。今天最好的态度是敏锐地反对在我们之上正襟危坐的“主”（Herr）；如果现在仍由高高在上的主庄严立法，只会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缝缝补补，破破烂烂，无论是下人的衣服还是绅士的制服最终都会被撕破掉。
深深吸引我们的对象不是上面存在，而是旨在形成某物的向前的存在（Vorwärt）。这东西来自下面，它使我们的历史无拘无束、清晰明白，并且共同规定其意义。在市民阶层领导层中，向前的存在依然是不可能的，在那个依旧是半沙皇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不可能的。谅必每一个共和政体化的当权者都口头上为人民服务，即在形式表现上（pro forma）为人民服务。然而，如今除了一些变得无害的国家之外，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君主制都业已消失无踪，任何国家的首脑再也无法以某一天国之主的名义把自身的权力加以合法化。在此，尤其重要的是，在国家形态中“父神—自我”早已失去了又奏又唱、大事铺张（kling klang Gloria）的景象。君主让臣民仰望自己，使他们相信自己是最高的神性存在，从而在心理反应层面上、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给统治者带来好处。在没有任何地上的王冠的地方，某个天上的王冠也会缺乏社会基础。不过，即使没有宗教需求，地上的王冠也给墨守成规的臣民制造一幅可信的天国的影像。这时君主犹如来自上天的、不可探究的最高旨意，而朝臣们更成为百依百顺的天使，只会争相堆砌赞美之词。一种特有的标志是，尤其在通常的道德层面上，异教徒所崇拜的至高的神与教会习以为常的神的居住地之间并无太大差别。血可以掩盖深层，夜可以遮蔽高处，拜占庭的灿烂荣光依然闪烁，最高的太阳犹如一个等级森严的君主国。 [2]
此外，自然科学领域里流传的论点也对“父神—自我”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自从400年以来，宇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独立自存的共和国。如果情况确实如此，根据自然科学的论点，宇宙依靠自身而存在，它既不由造物主创造，也不由某个天国的最高统治者操纵。这样，天上的最高处的神就失去了从前如此垂直的极点，或者充其量这种神自认为是尚未被发现的替代品，或者无可奈何地降低为以经验方式 都无法证明 的存在。今天神不再向实用中学 [3]学生投掷惊心动魄的闪电，神也不再带给人们新的一天，瘟疫、饥荒、战争等厄运绝不是神施加于人的惩戒鞭。
对于所有实用中学学生而言，神的存在只不过是一粒尘埃而已，而这种尘埃同样不能在升华层面上加以谈论。存在主义思维抽丝剥茧，精细地分析了神的权能，使神的存在失去了往者的魅力，据此，神的存在只不过是用以解释古老而有形的神的信仰的一种代用品而已。按其方式，神的存在仅仅使人想起充当替工的替代物：虽然它依旧拥有内向特征，但它的地位已经受到严重贬低和削弱，几乎只具有羞答答、难为情的价值。这样，就像孱弱的藤蔓缠绕细长的枝条爬行一样，神也失去了独立的上头这样的局面，从而对于向前的存在、对于我们来说，既没有任何勇气，也没有世界，更缺少任何新的东西。事实上，对此，市民世界越是通过“遵循先例”（quieta non move)[4]来制造各种丰盛的代用品，这个世界就越是疏远信仰。无论如何，借助于自然科学，这个所谓的现代世界图像变得一目了然，现代人再也不会无缘无故地继续点香拜神了。
如果有人不承认上述内容，他也许会冒冒失失，跌跌撞撞地提出所谓纯粹市民阶层信仰的明智理由。但是，对于中间人来说，信仰却变得很难，而这些停滞不前的人很容易受到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新的冲击。工人运动不仅接受了市民阶层从前的所作所为，而且公开否定了王冠和祭坛。不仅如此，工人运动还附加了某种特别新颖的启蒙内容，即一种最可行的、摆脱了意识形态的东西。因为工人运动首次关注自身的利害关系，即不再对这种利害关系的意识形态的雾化感兴趣，而恰恰是从自身的利害关系中摆脱意识形态的错觉。
尤其是，因为人们凭借侦探式的眼光觉察到，教会与统治阶级总是勾勾搭搭，沆瀣一气。一旦某个人惹恼当权者，后者就把“主牧师”（Herrenpfaffe）推上前台，让他以古老的先知身份“眨眼示意”。因此，教会不仅具有商业意义：“人们一边说着圣经，一边意欲棉平布。”而且更具有最狡诈的、非实用的意义：“对于人民而言，宗教必须得到保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忍辱负重、疲惫不堪，不得不蒙受“十字架的忍耐”之苦。为此，对于他们来说，诸如上天的安慰，心及长期受到庇护的安慰等，不仅是纯粹内向的安慰，万不得已时也是画饼充饥的将来的安慰。
在布莱希特的作品《马哈哥尼城的兴衰》 [5]的最后一幕中，导演让两个小组即两个心脏和一个心灵并列行进。这两组各自拥有标语条幅：其一是，“关于天上财富的公正分配”；其二是，“关于地上财富的不公正分配”。因此，人们对上天的安慰作出了令人不愉快的回答：“任何崇高的存在、任何神、任何皇帝、任何护民官都不能营救你们。”这句话十分清楚地补充了莫扎特歌剧《魔笛》中的结论，但是，这部作品涉及更一般的主题，即迷信及其受益者：“太阳的光线驱逐黑夜，摧毁伪善者骗取了的权力。”
在全盛期，市民阶层的启蒙运动把自身的任务完成得如此出色，以至于古老的信仰凭借其口惠而实不至，几乎黔驴技穷，无处可骗，就是说，再也无法胡扯诸多虚构传说，从而所谓盲目信仰这一样态便归于土崩瓦解。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在此附加的正是饶有兴趣的、分析的旨趣，即对那个权力意识形态持一种彻底的怀疑态度。马克思主义不想再放任迄今为止的“主一般”（Herren überhaupt）继续招摇撞骗并掩饰事实真相。因此，针对宗教，启蒙运动也应当进一步完善其批判功能。当然，这种批判不仅反对破烂不堪、老掉牙的迷信，而且遗憾的是，也反对庸俗马克思主义，即像雷鸣般轰响的先知，甚至反对诸如考茨基一类的马克思主义，因为考茨基对托马斯·闵采尔 [6]全然不感兴趣，竟将他的千年王国的宗教愿望称作所谓“启示录神秘主义的小尝试”。
但是，所有这一切的批判都指向一个目标：尽可能客观地、激进地描写艰辛者和负重者，即从经济的根本原因入手，摧毁统治阶级不可或缺的意识形态的幻象。这样，从阴暗混浊中，在彼岸世界中，试图打捞某物的欲望也就内在地被打破了。恩格斯说，唯物论就是“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 [7]。唯物论认为，迄今所有天国的上方都居住着作为主的神：在此，唯物论废除了主仆关系，将社会的异质性（Heteronomie）设定在地上，正本清源，虔诚地修正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方面，由于自然科学；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批判，迄今持续着的天国领域就被设定为人的“前历史”阶段（ad acta）。
因此，一种颠覆性的意识形态批判产生下述最后的格言：反对一切异质性，从而也反对其必不可少的错觉，亦即全然自上而下的神权政治的错觉。与此同时，在许多人看来，所有宗教的作用以及普遍概念似乎都消耗殆尽、踪影全无。于是，在宗教中，仿佛并不存在任何红色，并且（此外，就像在所有庸俗马克思主义那里一样），其紫外线似乎充满了邪恶的红光。这样，宗教似乎就以神秘之圆告终了。在地上乃至宇宙的共和国中，并没有任何“父神—自我”。对于人来说，最高的本质是人，因而这一切宗教现象都只不过是某种被看清、看透、看破的反面。在宗教领域里，除了恶劣地去魅的东西或占统治地位的伪君子之外，并不存在任何被提名的残余物。这样，宗教的真理仿佛就是自身的完全毁灭。
不过，非同寻常的是，我们不应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泼掉。 [8] 在吗哪 [9]中，不仅剩下孩子，而且其意义多于游戏。同一个布莱希特十分厌恶牧师的遮遮掩掩、含含糊糊，可谓恨之入骨。当有人问及他最喜爱的读物时，他冷冷地答道：“您会发笑，圣经。”他的这一答复十分轻蔑、令人惊讶，但是，对此只有这一类浅薄平庸的学者，即把“启蒙”
（Aufklärung）与“假文明”（Aufkläricht） [10]混为一谈的一部分学者才感到厚颜无耻、不胜惊讶。试想一下，布莱希特的作品中圣女约翰娜的痛苦生活以及响彻悲恸哭声的山谷合唱等情景 [11]，这一切绝不意味着圣经中那种哄骗粗野无礼的民众的甜蜜催眠曲。他的剧作绝不意味着源于白鹳的众多虚构传说：这些传说或者说是白鹳带来婴儿 [12]，或者说是白鹳拥有从天而降的吗哪，但两者都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且，如果这些传说被径直作为实证主义事实（包括空坟墓）来讲述，它们还带有难以相信的复活史。 [13]然而，在此重要的并不是这些故事的纯粹性，而是充满渴望的神秘以及纯然出于我们自身的未来的“人子—伸展”（Menschensohn-Extension）：“让我永不陷于毁灭”（non omnis confundar）。
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许多充满罪恶和欺压的各各他 [14]，而没有所有复活和再生，也许就无法表明超越者是正确的。但是，即使没有任何至上而下的超越者，人们也能进行超越运动，通过这种没有超越者的超越运动，人们不是设定某一最现实的东西（ens realissimum），而是领悟到这样一个事实：所谓超越者压根就不存在，与其说它是预定的神圣存在，不如说它是迁移了的影像。
宙斯将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作为神，宙斯也像超越者中的神一样曾经默默地伫立着。宙斯给叛逆者钉钉子，时而像法利赛人的大祭司一样惩罚人 [15]，时而又像菩萨一样大慈大悲、充满恩典。他的这一切行径都充满“异教”（heidisch）色彩，与圣经的实际内容——从反法利赛人视角，从基督教中心视角推倒偶像崇拜——大相径庭、格格不入。然而，在此期间，上流阶层和高级祭司参与编辑圣经文本，并且人们经常从传统的主教会视角利用圣经文本，其结果，圣经不是传达以色列真正孩子们的不满和牢骚，而是为徭役、苦役摇旗呐喊、鸣锣开道。因此，在异教与圣经宗教之间依旧存在相互关联，至少还存在交叠重合。
可是，在圣经中到处都描写了可怜的蒙难者，例如，在权贵面前捂着肚子一头栽倒的乞丐。人们越发渴望超越这种阴暗的现实，起初这种渴望主要显现在单一神教中，而后这种渴望主要显现在唯一神教中。在鲜血飞溅的祭坛上，清一色用野兽替代从前类似莫洛赫神 [16]所要求的献祭品。但是，原则上，颂扬耶和华神的寺院圆柱坚如磐石，比在大多数多神教文化中都更加不容置疑。
恰恰由于这个缘故，在圣经中仍然存在反对上天及其祭司之神（Priestergott）的决定性冲动，在此蕴含着反抗主教会、奋起造反的呼唤。“以战争建宫殿，以和平建茅舍” [17]，祭坛珠光宝气，穷人饥肠辘辘。连最早的先知阿摩司都禁不住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欢你们的严肃会……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你们这些要吞吃穷乏人，使困苦人衰败的，当听我的话……好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穷乏人。” [18]总之，这“也”是圣经。
否则，在意大利、法国乃至德国革命期间，甚至在法国大革命90年前爆发的塞文山脉起义 [19]期间，圣经岂能在最敏锐、最透彻意义上成为“贫穷人的圣经”（biblia pauperum）呢？托马斯·闵采尔与《出埃及记》中的“出走”（Auszug）打交道，甚至与不那么温和的耶稣打交道，以期着手发现革命福音的消息，但是，他并没有为了听到这方面的消息而与宙斯、朱庇特、普塔 [20]乃至威茨利普茨利 [21]打交道。
作为宗教改革家，路德有理由把圣经的最后一部书《启示录》 [22]称作“雇佣兵头领的骗人口袋”。由此可见，这部书的内容与下述所作所为相去甚远：“树立一个仁慈的主”，唠唠叨叨地宣讲“痛苦，痛苦，十字架，作为基督一部分的十字架”，但是，同样给勇敢的圣者设置一座天国的王冠。仿佛神自古有之，他不单纯是地上主的影像，而且还是少数“正义的”当权者的担保人。
尽管如此，圣经的内容并不因此就消耗殆尽。是的，无神论本身并不会给圣经无穷无尽的活力带来任何损害。恰恰相反，在双重意义上，无论那些抱残守缺的人，即无论坚守《圣经》中业已耗尽的部分的人们高兴与否，《圣经》都是一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典。 [23] 对于法老而言，也许对无神论的肯定态度是有益的，但是，圣经中的先知们——并没有想象的美丽花链——最激烈地反对双重意义上的法老。在此，任何陈腐的综合都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必须重新占据最本真的宗教领域，为了“自由王国”（Reichs der Freiheit）的缘故，这个领域正好适合于从事第二次启蒙运动。 [24]
我们必须最敏感地反对想象中的神，但是为了这种颠覆和超越运动，这方面恰恰不容许超越者。一种是永不陈腐的无神运动，它使我们得以从无神论立场解读圣经；另一种是悖谬的圣经异端思维，它使我们得以从事地上的无神运动。这两种运动都对我们大有裨益。前者带给我们信仰的深度（伊萨克·巴别尔 [25]说过：“陈词滥调”是反革命）；后者带给我们人化的知性（Verstand），而这种知性是与普罗米修斯的积极性、无神论的乌托邦特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如果没有这种相遇，人类建造现实之塔、巴比伦优秀之塔的努力就会部分地陷于野蛮，部分地陷于虚无主义。也许，这就是长期目标，如果善（Gute）不是近在咫尺，而是蕴藏于长期目标中就更是如此：人类所意欲的“向何”（Wohin）、“为何”（Wozu）以及依旧流行的“所有一般”（Überhaupt von allem）均未处于实验中。
重要的是，在宗教领域里恰恰不允许任何欺骗。因为这个领域里所意欲的东西比以往任何领域所意欲的都更广阔、更深远，所以我们无法轻而易举、安然无恙地把基础夷为平地。当然，如果是平庸肤浅的领域，那就另当别论。在此，我们必须从漠不关心、天真无邪的态度中醒悟过来，因为不问青红皂白，举起鞭子就打的行为，只会有助于蒙昧的人们乃至总是善于掩饰的人们。宗教问题本身纷繁复杂，如果把宗教领域里的一切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标明为迷信（Aberglaube），那么恰恰在此，圣经也会背上“迷信”之名，因为“即使”是圣经，它也同样以特别严厉的、爆炸性的口吻谈论人。
由此出发，这个句子是有效的：思维就意味着超越 [26]，单凭束之高阁或盲目占有绝不能使思维继续维持下去；同样，单凭纯粹的、陈腐不堪的“冲洗水”（Abspülicht） [27]，也不能使思维继续维持下去。“冲洗水”这个词恰恰源自莱辛 [28]，他用这个词代替真正的、按照上升之光命名的启蒙。 当然，莱辛是一位持异论者，但他从一开始就没有轻率地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只存在人和自然这两种向度，而根本不存在“按照希望去理解”（Spero ut intelligam）这第三种向度。 [29]
这样，在此这个句子同样是有效的：在宗教中，最好的东西就是它造就持异论者。然而，正如大多数人混淆黑格尔与海克尔一样，人们对持异论者所处的历史境况持一种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态度，尽管这种冷漠态度并不影响其崇高的地位和光辉的形象。
因此，当务之急是，根据古代以色列孩子们众所周知、避而不谈的满腹牢骚，对圣经进行深度分析，事实上，对圣经进行一番侦探式分析是必不可少的：即从其继续起作用的持异论者史（Ketzergeschichte）的视角，重新解读圣经。正如下面所述，我试图解读这部历史。在圣经这座宝藏中，这部历史违反所有圣经解释上的奴性、主意识形态、异质性的神话，从而导致这座没有铁锈和蛀虫的圣经宝藏不会被严重腐蚀或蛀坏。这座宝藏璀璨夺目、熠熠生辉，既不为莱辛的启蒙之光所腐蚀，也不为“或恺撒或基督？”（Aut Caesar aut Christus）这一口号所侵蚀。
这样，在这一点上，下述这个句子是有效的，它具有特别肯定的意义：有希望的地方也有宗教。因为这个句子意味着摆脱一切奴役国家的解放答案（Exoduslosung）。但是，与此相反，下述这个句子却是无效的：有宗教的地方也有希望。因为这个句子考虑到天国和当权者施加的宗教惩罚。迄今一切宗教都是一种压制的、退行的倒退联系，即与神相联系的“再结合”（re-ligio）。但是，我们宁可从与更美好的新东西相联系的人的希望出发，而这种希望最强烈地批判与神“再结合”的宗教。
我们严厉批判在高处的、完备的上头存在，因为这种存在与永不满足的、自我创造的预先推定，与“没有超越者的超越运动”（Transzendieren ohne Transzenz） [30]截然不同，不可同日而语。尽管这种超越运动经常受挫，但应当朝向绝不放弃的方向。正是在此意义上，超越运动本身具有充分的不变价值。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超越运动比《圣经》中实体化的宙斯、朱庇特、马杜 克[31]乃至莫洛赫等主神更具坚实的立足点。在圣经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这种颠覆性的、反静态的对立面——对此，只有冥顽不化的“神—学家们”（Theo-logen） [32]一直把基督教史的这种特征视为一种例外事项，这令我们大吃一惊、愤怒不已。在弥赛亚即救世主义上，人们最终把人子指定为迄今称作神的那个神性存在，而在圣经中，这个东西（das Neue）被证明是最强烈的异端邪说。
至此，我们考察了下述警句的可能性：只有一个无神论者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反之，只有一个基督徒才能成为一个好的无神论者。不然的话，人们又怎能把人子与神等量齐观呢？在晚期罗马时代的无神论命名中，在罗马时代被钉死在十字架的人们那里，我们都可以精确地发现这种异端特征。例如，尼禄 [33]庭院上的首批基督教殉道者就被称作无神论者（Atheoi）。 [34]这些基督徒在深渊中领悟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对神权政治的迷信感到极度厌倦，因而渴望其他不受神权制约的信仰。
对从前神的国债所许诺了的东西，无神论一向嗤之以鼻，并以某种空洞的“否”（Nicht）予以无聊地拒绝。但是，就无神论而言，绝不应对神的这种许诺感到厌倦，因为仅仅以其空洞的“否”来宣扬半吊子启蒙，势必会抬高荒谬绝伦、虚无缥缈的虚无主义。因此，可以将下述两种冷漠倾向作比较：一是对任何“向何”“为何”、一般、末世（eschaton）、意义等缺乏火一般的激情；二是所谓对人乃至外在于人的世界毫无感情、冷若冰霜。
与此相比，圣经充满旨在“摇撼这个死亡世界之栏杆”的故事。从神话上看，这些故事确定无疑。然而，时过境迁，众多起义被完全抑制或肆意伪造。人们反抗法老，反抗一个主—实在（Herrn-Hypotase），为人的价值、人的生成的印章而纷纷起义。在哀歌中，耶利米把亚扪、摩押和以东等国称作“我们的敌人”，以赛亚则召唤“新天新地”，以便人们再也不思考以前的事情。恰恰在当初蛇的传说中，难道不存在富于造反的、未清偿的呼唤：“你们便和神一样知道善恶”（Eritis sicut dues，scientes bonum et malum）吗？从中，蕴含着旨在塑造历史的惊人内容，然而，对此祭司阶层枉费徒劳，极尽造谣中伤之能事。当权者则公开重新评价其内容，在他们说来，天国之蛇只不过是来自伊甸园的一种动物而已。难道后来荆棘丛中的神不是代表对此进行拯救的未来而是代表任何现在时吗？难道在所谓神的想象本身中，“我是自有永有者”（ich werde sein, der ich sein werde） [35]这一表达不是蕴藏着某种惊心动魄的爆炸内容吗？
在《圣经》中，某种颠覆性的、末世论的终极汹涌澎湃，势不可当，在海岸崭新的地方正在建设一座乌托邦王国。在奥古斯丁的下述句子中，同样蕴含着这种爆炸性的内容：“我们自身将成为第七日”（Dies septimus nos ipsi erimus），这就是说，在我们的共同体以及自然中，我们成为尚未发生的第七日。同样，借助于这种方式，恰恰通过这种特别富于爆炸性的方式，我们应当树立一种特别富于飞跃性的长远的哲学思维模式。如今测定我们时代深度的工作恰逢其时，正当其用。重要的是，这种三千年特殊“先现”（Vor-Schein） [36]的逻辑终于摆脱了神，同样，这一逻辑也在宗教哲学上变得无遮无拦，一览无遗。当浮士德的不朽精神飞黄腾达时，宁可不接受天使的帮助。从圣经上看，这种不朽精神意味着我们这副揭开了的面貌，在哲学上这就是神人同一化。
[1] 在此，布洛赫暗示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及其德国人的罪责。纳粹曾以克服失业之名极力扶持战争工业，以耶稣之名残酷迫害犹太人。——译者
[2] 在此，布洛赫暗示，从意识形态方面看，各种宗教大同小异，君主恰恰把这种共同点用作维持自身权力的手段。由于这个缘故，通常人们对君主顶礼膜拜、歌功颂德，而掩盖其诸如杀人一类的反人类的野蛮行径。——译者
[3] 德国的“实用中学”（die Realschule），学程约五年至六年，以培养中等的工商业界、政府机关的实务人才为主。其课程以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语言类为主，特别强调科目的实用性，其中必修部分有五类：外语（常为英文）；自然科学（数学、物理、化学与生物）；社会科学（历史、经济学与地理）；家政；音乐艺术。——译者
[4] quieta non move, 这句拉丁语又译作“尽量维持现状”“一动不如一静”等。据传，这句拉丁箴言是英国辉格党领袖，第一位英国首相沃波尔（Robert Walpole，1st Earl of Orford，1676—1745）的信条，他对当时的党派斗争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译者
[5] 《马哈哥尼城的兴衰》（Aufstieg und Fall der Stadt Mahagonny，1930），由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创作，首演于1930年。剧情描写了阿拉斯加森林里的保尔等四个伐木工人跌宕起伏的遭遇：他们以为金钱能够带来幸福，便来到由既得利益者们创造的马哈哥尼城寻求欢乐，经历了诱惑、浮华、飓风和白日梦。最终，一个被撑死，一个被打死，一个背叛了兄弟，保尔则因为缺少金钱而被正义法庭判处死刑。布莱希特笔下的“马哈哥尼城”是一座永恒的灯红酒绿城市，剧中的种种情节，不免联想起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严重的异化现实。——译者
[6] 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untzer，1490—1525），德国宗教改革的激进派领袖，也是德意志农民战争领袖。闵采尔号召用暴力实现社会变革，建立千年王国的理想社会。在神学上，他主张泛神论，个别地方接近无神论。在政治上，主张经过暴力革命建立没有私有制和阶级差别、由普通人掌权的社会。在《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Thomas More und seine Utopie：mit einer historischen Einleitung，1888）一文中，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率先将托马斯·闵采尔的宗教愿望与社会改革方案生硬地割裂开来，造成了很大的迷惑性。与此相对照，在《作为革命神学家的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zer als Theologe der Revolution，1921）一书中，布洛赫高度评价托马斯·闵采尔的革命神学，将其宗教渴望与千年王国理想视为他的革命神学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布洛赫指责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否定马克思思想的革命激情，即一味偏重马克思主义冷静的经济分析（“寒流”），而完全忽视马克思主义热烈的伦理分析（“暖流”）。然而，在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布洛赫“宗教无神论”的努力，即在基督教和社会主义中发现共同的乌托邦萌芽的尝试不管是除邪消灾、逢凶化吉的神秘“咒术”。——译者
[7]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1页。——译者
[8] 布洛赫认为，“我们可以抛弃宗教中的神正论这一邪恶特性，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出卖宗教全体”。——译者
[9] 吗哪（Manne/Manna），基督教《圣经》中记载的古以色列人经过旷野时获得的神赐食物，即神粮。——译者
[10] 在布洛赫看来，战斗的启蒙运动是历史的唯一可能的形式，但是，在当今世界中所谓的“启蒙运动”已变味，失去了本真的意义，因而他参照莱辛的用语，将其称作“启蒙的羞耻”（der Schams der Aufkläung），意即“假文明”（Aufkläricht）。——译者
[11] 这里援引的是布莱希特的剧作《屠宰场上的圣女约翰娜》（Die heilige Johanna der Schlachthöfe，1930）。——译者
[12] 在西方，有婴儿是白鹳带来的传说，因此有个习语叫作 Besuch vom Storch 就是指“婴儿诞生”。——译者
[13] 参见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8章1—10节。——译者
[14] 各各他（Golgatha），意思是骷髅之地，耶稣被钉死于此地。参见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7章32—38节。——译者
[15] 根据《圣经》记载，当耶稣被当众审判行刑时，群众围观，群起呐喊，而法利赛人的大祭师为了置耶稣于死地，历数耶稣所谓“罪行”。——译者
[16] 莫洛赫神（Moloch），是古代腓尼基人所信奉的火神，要求以儿童作为献祭品。——译者
[17] 引文出自德国作家、革命家格奥尔格·毕希纳（Karl Georg Büchner，1813—1837）的小册子：《黑森信使》（Die hessische Landbote），在此毕希纳辛辣地批判了黑森的统治者，大声疾呼：“农民的汗水是贵族餐桌上的食盐”。——译者
[18] 《阿摩司书》，5章21节、23节，8章4节、6节。
[19] 塞文山脉（Cevennes），法国南部朗基多克省的一个山区，1702—1705年在此爆发了农民起义，被称为“卡米扎尔”（“穿衬衫的人”）起义。——译者
[20] 普塔（Puta），孟菲斯主神，在埃及众主神中，地位仅次于拉（Ra）和阿蒙（Amon）。——译者
[21] 威茨利普茨利（Vitzliputzli），又称慧兹罗波西特利（Huitzilopochtli），古代墨西哥阿兹特克族的氏族神、战神和太阳神。——译者
[22] 《启示录》（Apokalypse），《新约圣经》的最后一部经文，作者是基督最初十二门徒之一的约翰，故又称《约翰启示录》。全书以基督为中心，许多事物都以“7”这个完全的数目为一组，有系统，有次序的展现。书中人、物描绘均用象征手法，读起来犹如“谜语”般扑朔迷离。最后新天新地出现，万物更新，在基督的荣耀中，人类的痛苦，瑕疵全脱，胜利进入永恒之城。信徒今天的患难只是黎明日出前极短暂的黑暗，因我们“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马丁·路德把《启示录》称作“所有雇佣兵头领的骗人口袋”，因为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读出他正好想起的东西。在教会史上，持异论者一再援引《启示录》这部圣经最后的书，并且认为，只有借助于这部书才能破译圣经的全部秘密。——译者
[23] 在此，“双重意义上”是指政治权力和神的权力。在布洛赫看来，基督教思想的本质不是政治权力或神的权力，而是人子的反抗和造反，这种无神论见解与法老的无神论见解是截然有别的。——译者
[24] 布洛赫认为，如果说第一次启蒙运动旨在揭示宗教权力与权力意识形态之间相互勾结的秘密，那么第二次宗教启蒙运动旨在从基督教中发现无神论的要素并利用这些要素。——译者
[25] 伊萨克·巴别尔（Isaak Babel，1894—1941），犹太裔俄罗斯作家，被誉为“苏俄时代的莫泊桑”。在国外，他卓越的写作技巧、别具一格的创作构思，使他的作品备受罗曼·罗兰、博尔赫斯等大家的推崇。但是，在自己的祖国，他的作品引起极大争议，被指责为“自然主义倾向太严重”，他的代表作《红色骑兵军》曾被列为禁书。1937年巴别尔蒙冤入狱，1941年被枪决于卢布扬诺夫监狱。——译者
[26] “思维就意味着超越”（Denken ist überschreiten）这是布洛赫的一句座右铭，他的另一句座右铭是“希望的原理”（Das Prinzip Hoffnung）。——译者
[27] 马克思、恩格斯在《流亡中的大人物》一文中，也使用过“德国假文明的平淡无味的冲刷水”（seichter Abspülicht des deutschen Aufkläricht）一语，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柏林，（卡尔）狄茨出版社1960年版，第306页。——译者
[28] 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德国启蒙运动时期剧作家、美学家、文艺批评家。主要剧作有《萨拉·萨姆逊小姐》《爱米丽雅·迦洛蒂》《智者纳旦》等，美学著作有《关于当代文学的通讯》《拉奥孔》《汉堡剧评》等。——译者
[29] 这句话出自德国医生、生物学家、博物学家海克尔，意思是希望带来思想，希望带来行动，希望带来创造。海克尔（Ernst Häckel，1834—1919），倡导达尔文的进化论，致力于形态学、发生学、比较解剖学研究，率先启用“生态学”一词，主要著作有《自然创造史》《人类的发生或人的进化史》等。——译者
[30] “没有超越者的超越运动”，布洛赫宗教无神论用语。一方面，在超越既定生命的意义上，所谓“超越运动”与来世生命相关联；另一方面，在“没有超越者的超越运动”中，进行超越的人把自身的幸福转向现世，即死亡之前的尘世。布洛赫认为，一旦否定权力之神的存在，肯定人子的存在，就能实现没有神的人的王国。——译者
[31] 马杜克（Marduk），古代巴比伦人的主神，原为巴比伦的太阳神。——译者
[32] 在此，布洛赫用“神—学家们”一词称呼“向所谓大权独揽的权威主义之神卑躬屈膝的神学家们”。——译者
[33] 尼禄（Nero Claudius Drusus Germanicus，37—68），古罗马帝国的皇帝，公元54年—68年在位。他是罗马帝国朱里亚·克劳狄王朝的最后一任皇帝，通常被列为古罗马的暴君之一。——译者
[34] 公元64年7月18日，罗马城内发生一起可怕的火灾，燃烧了整整9天。据塔西佗所记，这次大火是尼禄下令放的。尼禄为了消除群众对他的不满情绪，便找了一批替身的罪犯。他下令逮捕所谓纵火嫌疑犯。据说这些“嫌疑犯”是第一批受迫害的基督徒。尼禄对这些“罪犯”，施以最残酷的刑罚；他们或被蒙上兽皮，让群犬撕裂分噬；或被钉在十字架上，在天黑下来的时候，被点火燃烧，当作灯火，照明黑夜。——译者
[35] 这是神的名字，希伯来文原文是：Ehyeh Asher Ehyeh，中文又译作“我乃我是者”“我是我之所以是”等。但是，在布洛赫看来，这一神的名字的隐喻是“未来才知道我[神]是谁”。这样，所谓“神”就意味着充满希望的人类的“未来”、人类的“理想”、人类“未知的家乡”。这正是布洛赫所构想的“乌托邦王国”，即“没有神的王国”（Reich ohne Gott）。——译者
[36] “先现”（Vor-Schein），布洛赫艺术哲学范畴，由Vor与Schein组合而成，字面意思是使某物显露出来，他用此概念标明各个艺术领域里的乌托邦因素。在他看来，所谓“艺术”是乌托邦意识的显现和尚未形成的现实的象征。在任何时候，艺术假象都不是单纯的假象，而是一种笼罩在各种图像中的某种东西，亦即意味着仅仅在各种图像中方可标明的持续驱动的某种东西。在这种持续不断的驱动中，艺术夸张乃至虚构故事恰恰描述令人感动的现存东西中本身徘徊不定的某种东西，并且描述有关现实东西的意味深长的预先显现。——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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