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愤怒与愚蠢

第二章

愤怒与愚蠢

6. 不再如此恭顺

　　没有人乐意从自身出发忍受痛苦。除非他根本没有受苦，而是卑躬屈膝，对受虐感到高兴。有的人为了心灵上的自我膨胀，仍然享受着残忍的鞭打，甚至当作不可避免的拷打。于是，他的受苦的眼神不仅是和解的，也是充满感激之情的。这种感激恰恰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地发生着。但是，“领袖，请奴役我们吧”，这种呼喊及其方式最终变得令人可疑。就是说，在别的什么地方不仅会出现领导人（Führer），而且会出现毫无怨言的盲从。然而，从中绝对看不出任何人性的东西，因为一个人并没有获得新生，而是沦为百依百顺的奴才。如今人们不再公开仰望自己的领导人，也几乎没有人会说：“由于领导人的缘故，不仅会保全尊严，而且变得更好。”然而，对于真正更好的人来说，这话同样太拙劣、太愚蠢了。

7. 从叹息到咕哝

　　如果一个人不把自己看扁，他就显得很不虔诚。然而，对于所谓从上面赐予我们的礼物，我们并不顶礼膜拜、感恩戴德。这种跪拜的姿态以及感恩的情绪可以回溯到古老的奴隶制度的残余。显而易见，困难同样教我们不再祈祷，因为大部分困难不仅是我们这类人所造成的，也是由我们这类人予以克服的。
　　这期间，无论是造成这种困难的人还是承受这种困难的人，其来源尽人皆知、家喻户晓。虽然他们想用新的方式伪装自己，人为地隐姓埋名，但是，他们的场所昭然若揭，而且这个场所很入俗，充满了各种私欲。在这个场所中，由于居住着赤裸裸的血肉之躯，所以它并非绝对地高于我们；相反，对此，只要我们意欲，就完全可以支配。同样，这种状况可以通过我们而变得一目了然，而且只有通过我们才会受阻或发生翻转。
　　然而，在某事变得好起来的地方，只有几个人仍然采取真诚而端正的态度。如今究竟还有谁对恩赐之物感激涕零？作为纯粹鸟类民族（Geflügelvolk）的一员，他侧耳倾听来自伊甸园阵阵清脆悦耳的摇篮曲。鸡在喝水之前，总是仰望天空。因此，也有众多仁慈的鸡，对于这种通人性的鸡而言，纯粹的童谣并非纯粹的比喻式寓言，多亏早已准备好了拯救性的语言。尤其是，当人们一筹莫展，或者迷雾重重之际，遇见这种神秘的拯救语言。然而，上面的救星装聋作哑、充耳不闻，听不见这条路上大多数人们的呼救声音，而且，传达国王之令的骑士寥寥无几，更何况，国王当日风光不再，通常不再握有任何实质性的权力。在事情真相还不明不白的地方，不时也能听到这种呼救声，但也仅是挂在嘴边而已。从家庭层面上看，天父——自我的经验几乎业已完结，因此，这种经验的转义同样变得十分高远。今后，在绝大多数国家中，任何王冠都不再带有这方面的转义，即除非是单纯的替工，否则就不再用超尘世的、卖肉时添加的肉骨（Zuwage）来填满源自尘世的需要和解释的空缺。
　　教会已经奴役人们太久、太久了，这一点不仅适用于路德教会，也适用于保罗教会。一切教会当局都像神所希望的那样存在。众所周知，教会被称作人民的鸦片，但是一旦人们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实际上就会陷于一种阴森可怕的境况：某种幻想的破灭。因为这些人属于更优秀的圈子，他们具有与众不同的兴趣，以致不愿见风使舵、随波逐流。仅仅在此，但也恰恰在此，仿佛所有信以为真的魔术都比魔术本身更加令人惊异、更加神奇。酋长已成过去。在天国，树木已被伐光，经过这么多的厚重积淀之后，社会上、科学上发生了诸多重大事件。上司们一般乃是一群雇员，而这群人只有在下层社会中才能恢复理智。对他们来说，只需下跪求饶就已经足够了。更何况，对于井然有序的日常生活来说，半清醒状态的意识大有裨益，甚至对于平庸的无关紧要的东西，这种状态的意识也不无益处。对此，只要需要的话，尽可把再也不可信的宗教迷雾抛之脑后、遗忘殆尽。

8. 拒绝与恶劣地去魅的人

并未摆脱困境

　　摆脱某物也意味着放松。尽管这可能是真诚地感受到的某种清洁的空虚，但最初仍然令人感到空虚。但是，此后旋即变得重要的是，放松状态何处去以及为何发生的问题。在我们这里，同样重要的是，当虚伪的东西真正结束之后，是否真正的要素本身也归于熄灭。假定就像一个半理智即恶劣地去魅的人一样，一个人生性匆匆忙忙，做事十分马虎粗心。不仅如此，他所拥有的另一半理智也不甚健全，对这种人而言，残缺不全的智力或者源于猿猴，或者源于把圣·弗兰茨与答尔丢失 ^[1]相混淆，分不清东西南北（假如他确实具有这两方面的智力障碍的话）。
　　于是，干脆出现一种直截了当、卑劣无耻的退堂鼓态度，而这种态度留下了长久悬而未决的空虚，即无力实现像启蒙运动中所渴望的那种超凡脱俗、一尘不染的圣洁境界。在此，半吊子启蒙显然无法坚持到底，尽管它不再带来旧日的虚伪。但是，这方面，这种启蒙能够把祭司阶层变成一群傻瓜，即一群乏味十足、呆头呆脑的傻瓜：“最佳品的腐化乃是最恶劣的腐化”（Corruptio optimi pessima），并且，还会变成诸如纳粹所谓“血与土”一类的十分阴暗而危险的、可怕的代用品。
　　如果某个愚蠢的、精神错乱的乡村姑娘声称，在罗德斯（Lourdes）见到了圣母玛利亚，那么问题就非常简单。但是，同样简单且再平庸不过的是，一个乘坐宇宙飞船进入太空的人强调指出，他并未发现可爱的神的任何踪影。对于这种低水平的发言，甚至传统的、虔诚的人也会说道：他早就知道，神是不可视的。一句话，现今“假文明”只不过是现代虚伪而已，无论是上述乡村姑娘的说法还是宇航员的说法都是拙劣不堪、毫无价值的东西，因为两者对其素材都是完全陌生的。无论如何，对神的贫乏而狭隘的拒绝，尤其是对神的任意妄为的贬低，这种态度恰好与心不在焉的祈祷、陈腐的空头支票相匹配，反之亦然。它们只是表面上相互干扰或相互排斥而已。
　　在此确实保存着栩栩如生、令人记忆犹新的伟大事件。教士阶层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处置进行思维的人们。早在率直虔诚的情绪生锈之前，早在启蒙运动之前，在广大农民当中就到处流传着反对撒谎成性的祭司们的传单，这些传单无情地揭露了教会及其教士阶层对穷苦人们的卑鄙玷污和肆意欺骗。穷人尤其反对虐待者、敲诈勒索者为自身利益而滥用圣经语言。人想要成为成年，他庄严宣告，自己不再是一个表里不一、胡言乱语的人。
　　那些被击败的农民给明智的市民阶层让路。恰恰在市民阶层的启蒙精神中，人们觉察到了旨在成为一个成年的无往而不胜的使命。18世纪，尘世的、高傲的主与彼岸世界的奥林匹斯诸神结合在一起，而明智的市民阶层手牵着手，共同拒绝这种上下勾结、狼狈为奸的卑劣行径。借助这种反抗精神，法国市民阶层敢于利用自身特有的知性，他们不仅驱散了尘世高傲的主的幻象，同时也降低了其幽灵般的超自然的想象。当然，市民阶层革命压根就没有废除君主，其后果只是适时地催生了一支新的、经济上的成熟力量，借助于此，并不能完全废除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主仆关系。因此，对于人民群众而言，上面的宗教保持不变，古老的上面的统治神话依然如故，甚至这种神化也长期存在于基督教中。换言之，基督教成为一种国家宗教，在某种程度上，它适合于认可、至少适合于解释尘世的财产不公正分配以及超尘世的财产公正分配。
　　因此，主教会提出这样一个公式：“你们忍气吞声、任劳任怨，在来世得到安慰吧。”在路德那里，所谓拯救（Heil）就是进入可怜的灵魂及其神的怀抱之中，而在教皇那里，拯救则被拖延到遥远的彼岸世界。可是，最迟在德国人那里，也出现了某种程度上并非圣经法西斯主义者的新的异教徒本身。例如，动物学家海克尔、作家伯尔舍 ^[2]等人就倡导“森林就是我们的教会”，在这种倡导的背后，至少废除了事实上的奴隶道德、主压迫等现象。他们用包括自然选择在内的强者的权利来取代卿卿我我的恋爱说教，从而表明并不是所有的圣经教导都是可以被废除的。这样，暴君尼禄的火炬就像星火燎原般燃烧起来。
　　但是，撇开上述结果，在海克尔、伯尔舍以及森林教会之前，受过启蒙教育的知识庸人就已经表明，并非唯有信仰才使人变瞎。试想一下，“关于小修道院的真理以及使人民愚昧无知的寺院”，还有《摩西还是达尔文？》等半瓶醋论文 ^[3]，诸如此类的一知半解、不求甚解的论文并没有使所谓自由思想家变得更加明亮，更没有使他们的思维变得更加开阔。但是，在这方面，尤其富于启发意义：即在反圣经化的世界中，这些知识庸人轻而易举地越过了斯堪的纳维亚的“冬至之火” ^[4]，因为这种节日风格并非传统的耶西 ^[5]风格。那里，并没有任何清晰的支撑点，甚至没有任何精神感动乃至精神良知。这显然违反德国力量的神圣源泉，如果以为它源自反基督者，情况就更是如此。假如有人不是在前景中建造巨大的通天塔，而是在背景中树立弗兰茨·阿西西 ^[6]，他就难以产生上述精神感动乃至精神良知。
　　卡尔·摩尔对尘世已经感到十分舒适惬意、无拘无束。然而，弗兰茨·阿西西却缺少这种尘世特性，他把尘世变成苍狼的时空，以至于在他那里，夕阳西沉，万物的轮廓变得朦胧恍惚，只是阵阵发出撕心裂肺、令人毛骨悚然的嗥叫罢了。他的行为不具有任何既定目标、目的和意义。的确，这也许是一种耻辱，因为这类效应追求虚假不实的启蒙，与古老的、真正的启蒙相距甚远，完全背离了旨在摆脱压迫和无知，“从咎由自取的未成年性中寻求出口”的启蒙精神。
　　但是，某种直截了当的反宗教态度，尤其是反基督教的去魅态度实际上无法避免腐朽的巫术。因为这种态度完全没有把摩西十诫，甚至也没有把神的复仇性等霹雳惩罚考虑进去。尽管如此，更加确凿无疑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恰恰通过那个很少建立在启蒙基础上的教会，这种适用于最广泛暴行的工具才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为了自身信徒的肉体复活，教会禁止火葬，然而，通过宗教法庭的残酷火刑，教会却在火葬中做了开创性工作。此外，在对女巫处以火刑的过程中，教会还炮制了一条所谓进步原则。一句话，教会的纲领与圣经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但是它为了安慰邪恶的良心总是把圣经带在身旁。就是说，正是作为体制的教会阉割了圣经中的真理。因此，喊出这句话的人不是平庸的进化论者海克尔，而是虔诚的博爱主义者托尔斯泰 ^[7]，后者坚决否定教会，用耶稣的话来对抗教会的纲领。因此，如果启蒙运动不是同样鄙视所谓健全的内容，即圣经所提及的合理的想法，那么它就是一种全面彻底的精神解放运动。是的，圣经本来就没有疏远启蒙精神，也正因如此，它才超越如此众多的国度、如此悠久的岁月而为亿万民众所理解，并且同时在思想、观念、意识等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唤起广泛而持久的吸引力。

9. 圣经及其语言中奇异的遍及性

　　那么，在圣经中，为什么这一遥远而冷僻的言谈从未使人感到厌烦呢？也许，多半是因为圣经中话里有话，在谈论传闻之外的东西。这些报告的内容时常纷繁复杂、充满矛盾，这是因为它们是由各种各样的原始资料汇集而成的，但是，就一般读者而言，其中如此牵强附会、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方却无关紧要。
　　诸如 “人子” 一类的单词意味着某种模糊不清的概念，但是，如果一个赤裸裸地进入这个世界的读者遇见这种概念，他就很容易认为，诸如此类的东西理应理解为象征上天的陌生单词。通常这种在圣经中潜移默化、日渐滋长的东西本身并未受到无人居住地带的妨碍，事实上并未受到变得无法居住的蛮荒地带的妨碍。在那里，作为一种与人攀谈的语言，昨日圣经仍然询问我们一些令人好奇的问题，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呼唤像圣经一样富于感召力，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圣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所传达的福音穿越无尽岁月，传遍了无数国度，仿佛它就是各民族切身经历的一部分，仿佛人们在生命的拐弯处与反叛的宁录 ^[8]在一起，与作为客人的耶稣在一起。但是，通过自身特有的土著特征，使圣经语言和图像得到中介，而这种语言和图像富有魔力，从自身空间的或全然超越空间的遥远地方，一次次把浪迹天涯的游子召回家里。这方面，没有其他可媲美的实例，没有任何文献像圣经一样如此浸透土著情调，尽管它也不乏异国情调。甚至，因为圣经向人们传达福音太久，所以仿佛它与他们一道成长壮大了。这也不只是因为孩子们从小就受到了圣经的教育和陶冶。在孩子们的视野中，很早就出现了关于小矮人、韩塞尔和格雷特 ^[9]的童话，他们对巴巴罗萨皇帝 ^[10]的熟悉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对所罗门王 ^[11]的熟悉程度。然而，在孩子们的幻想中，恰恰在单纯的幻想中，触动神经的更多是所罗门王的许多遥远而悠久的国王图像。
　　甚至圣经里的故事更是如此。这里的例子不胜枚举：“井边的利百加” ^[12]“我是约瑟，你们的兄弟”，马厩里的婴儿耶稣以及直观而简洁的报告中的所有原型。从社会角度看，这一点首先有利于在占压倒性的平民中间广泛传播开来，然后，在圣经所报道的那个地方，即在农村周遭广泛传播开来，从中圣经生动地描写了拥有一个国度之后平民和农夫的生活情景。与此不同，大多数非圣经文献都渊源于骑士世界或祭司内部生活，的确，甚至在老子那里，在佛陀的教导中，也与自身的国度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割断的联系。从语言上看，圣经也正好描写了农民的、民主的生活景象，因此，当翻译圣经时，路德情不自禁地观察并学习当时德国的民间表达方法，他觉得聆听圣经言说就像聆听当地人说话，而且，圣经的内容并非仅仅涉及他们自己。 ^[13]
　　不仅如此，两地的现状图像也十分相近：早期德国农村的面貌与伯利恒 ^[14]的马厩相差无几，不言而喻，两地都一样下鹅毛大雪。对于黑人们而言，耶稣圣婴呈现为具有黑皮肤的救世主，而某个黑人摩西以圣歌发出且能够发出雷鸣般的吼叫：“让我的人民走！”毫无疑问，在此也衬托出一种相知相遇的原型，例如，井边的利百加图像、约瑟在他的兄弟面前鉴别身份景象等都是一种压缩的基本图像，也就是说，这种图像和场景的意义并非仅限于圣经。这里只需要远古时代的人的图像，例如，在荷马的《奥德赛》中，令人回忆起娜乌西卡 ^[15]细心照料奥德修斯的感人景象，在索福克勒斯剧作中，重新认出埃勒克特拉与俄瑞斯忒斯 ^[16]姐弟热烈相逢的动人场景。尽管这是一种原型的投入，但这一点是可能的吗？即未经任何改写就能在最小的茅舍中发现奥德赛和索福克勒斯的空间吗？尽管并不具有“现实化”（Aktualisierung）功能，但是，像让·季洛杜 ^[17]的《安菲特律翁38》或让·谷克多 ^[18]的《奥尔菲》等场景却充分表现了极其文学化的原型重复（Archetyp-Reprisen），并且，与简单的冲击性原始文本不同，托马斯·曼的《约瑟和他的兄弟们》所描写的事件错综复杂、跌宕起伏，细微之处充溢着极其丰富的精神思潮。
　　不仅如此，这种原型在其他宗教文献中也得以保留下来：可以说，老子的《道德经》、佛陀的教导，乃至巴比伦的《吉尔迦美什赞歌》 ^[19]也都像圣经一样经常思考“关于你的故事”（tua fabula）。殊不知，在寒风凛冽、大雪纷飞的冬夜里，一位居住在矿山里的女农民正在她的茅舍里潜心阅读圣经在遥远地面上的某处，是否也存在过某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小民族，而这个小民族不拘泥于内容及形式，只需编写这样一本“无处不在”（Ubiquität）的书呢？
　　在此，一个人阅读圣经无需像钻研古代经典一样倾其所有、殚精竭虑。对此，有一个十分简单且密切相关的证言，正好与圣经的语言有关。例如，黑贝尔 ^[20]深刻了解到，这种语言不仅适合于居住在矿山里的女农民，也适合于《一个贵妇人的不眠之夜》。当黑贝尔笔下的贵妇人发现仆人与女仆私通后生下私生子时，她并没有惩罚他们，而是通过充满异议的《圣经》语言说道：“我要补偿我带给你们的苦难，我要把你们承受的忧愁变得甘甜，我要把你们赋予孩子的怜悯回报给你们。”现在，贵妇人走来走去，不知所措，后来她终于亲近农民，因为农民最善于理解这种最遥远的语言类型，它比本地地主的文本好得多：“人们不是认为他们在先知或《诗篇》中听到可爱的神的言谈吗？这是趋向善的、照料不幸的人的、扶起跌倒的人的一种情绪，即吸引与神一模一样的形象，从而也属于神的语言。”
　　然而，恰恰不是贵妇人而是革命农民爱不释手、如饥似渴地阅读圣经，正是千千万万的革命农民由于圣经的民主内容，从而正因这种革命语言，才使圣经成为与自身命运息息相关、须臾不可分离的基本书籍。这不仅仅是因为圣经所传达的爱，更因为它对阿哈布 ^[21]、宁录（正如闵采尔所言，此人系“第一个以我的东西和你的东西战胜众人的”“强悍的猎手”）等发出的怒不可遏的吼声，不仅如此，还因为圣经记载了由于奴隶身份而逃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让我的人民走” ^[22]，正像闵采尔重申的那样，这句话是对一切被压迫者的呼唤，即对“团结一致、仁慈博爱的人民和信仰”的呼唤。当然，恰恰为了圣经的其他真理，这里总是保留着否定的背景，当然，主教会和敌视农民的路德也依据一种对自身而言同样不陌生的圣经。然而，他们所依据的是另一种圣经，从中除了出现被消灭的“可拉一伙” ^[23]外，并不出现任何怨言或抱怨声。路德同样用圣经上的话对反叛的农民呼唤：“苦难，苦难，十字架，十字架是基督的一部分。”他唠唠叨叨、没完没了，但在圣经语言中，这是保罗百分之百软弱无力的呼喊。否则，圣经就不会拥有双重功能：一方面是农民战争的暴动书；另一方面又是为特殊的“主意识形态”（Herren-Ideologie）辩护的书。像往常一样，圣经照旧极力赞美俯首帖耳、逆来顺受的行为，同时用空话许诺来世幸福和永生。
　　这样，事实上，圣经也扮演着某种强有力的角色，它从不对人民及其精神说出自己心里的话。在耶和华的形象中，也经常渗透着朱庇特和“恺撒神”（Gottcaesar）的形象，但在约伯那里，情形却恰恰相反。只是我们必须反对所有诸如此类的假文明，例如大胆妄言：“摩西还是达尔文”这种一二者中择其一的各种宗教问题业已穷尽枯竭，可暂且搁置一旁。此外，我们还必须反对一切含含糊糊、暧昧不清的矛盾心理：圣经同样是针对镇压者的反击，也正因为这样，打从伊甸园里有了邪恶的蛇起，这种反击就遭到镇压或被伪造。不过，这种反击也使得《圣经》广泛流行起来，并且能够引起深切的同情和共鸣。
　　圣经内容传遍世界各地，尤其是有关传言不胫而走，就像在印度、阿拉伯国家——在那里，所有经典几乎都变成了匪夷所思、异想天开的童话——一样，圣经“同样地”变成了从远处传来的异域“童话”（Märchen）。的确，在此圣经与童话完完全全交融在一起，再也分不清彼此，以至于在相信“人起源于猿猴”的地方，人们把圣经视为“哄骗孩子和乳母的儿戏”。然而，在这种用意中，也不乏某种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孩子和人民喜闻乐见的东西正是主牧师（Herrenpfaffen）们秘而不宣的东西。

10. 反论：德国主教的最后通告 ^[24]

　　德国主教的最后通告给读者带来巨大的痛苦。也许，这封信的某些听者特别支持希特勒。不仅广大虔诚的劳动者，而且部分小市民阶层也感到某种冲击、击败和迫害。在他们当中，有些祭司和信徒是善良的，他们并不热衷于希特勒，而是悄然对他感到厌恶。政治上，他们站在左翼一边，也许，他们渴望没有罪责地生活下去。
　　然而，当希特勒准备就绪、蠢蠢欲动时，这些性情温和的人却装聋作哑、乖乖屈从。但是在人民德国中，“罗马天主教徒”（Römlinge）依然形迹可疑，甚至天主教礼拜也遭到了辱骂。此外，人们怀着深仇大恨，不论到底有否耶稣的“拯救”（Herliand），都很乐意预备一个德意志民族的教会。在这一途程中，很难强制驱使信仰天主教的农民和小市民阶层（至于基督教工会就更不用说了）的思想趋于一体化。他们的子女畏首畏尾、优柔寡断。因此，在中间阶层的天主教徒当中，反对纳粹的后备队同样具有某种道德的、精神的基础。然而，越发幼稚可笑的是，人们为佛朗哥的所谓“中立政策”欢呼雀跃 ^[25]，甚至为希特勒与梵蒂冈匆忙的协定签约而欢欣鼓舞。此外，教会极度虚弱、不堪一击，它对纳粹的所有亵渎和侵犯行为都逆来顺受，听天由命。对这一切迫害行为，教会一味忍气吞声、息事宁人，可是，这些行为极其阴险狠毒，其危害一点也不亚于为墨西哥、西班牙共产主义者的弥天大谎所欺骗的后果。纳粹处以天主教教团祭司千年监禁，残害其修道院院长，可这些伤天害理的事件只引起不痛不痒的抗议而已。一如教会头领忧心忡忡却能保持克制和冷静一样，又如针对苏联的尖锐批判有别于恶言咒骂一样。
　　现在，出现了德国主教的最后通告，这在教会上层也是十分稀罕的东西，恐怕明斯特主教加伦 ^[26]也难以望其项背。听起来，这封通告出自天主教徒，如果报告没有搞错，那么就是把传道坛的党卫军音乐复杂化了。在这一点上，它与路德派牧师们的憎恨之歌毫无二致，这些牧师对其领袖更是忠心耿耿，肝胆相照。在主教通告中，教皇仍然是教父，就像他给他自身赦免一样。
　　在主教通告中，对穷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怀好意，但对其主教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缺少辩护。主教通告不仅对能登大雅之堂的社会名流沉默不语，也对左翼核心残余三缄其口。看上去，这份通告的右翼背景十分明显，因为对右翼势力一味进行妥协。的确，在它背后有巴本 ^[27]撑腰，这多么美妙，多么恰当！就像某种反常现象一样，民主的一社会的教会姿态无影无踪了。克特勒 ^[28]倡导一种民主的、社会的教会，但是，梵蒂冈却宣告了它的终结。如果有人不高兴，他也许会认为，并非只有教皇一个人完全赞同法西斯主义、内外谋杀、西班牙的彩排、希特勒的反苏密谋等。然而，在通告中，再也找不到教会所谓著名的中庸态度以及对一切极端的厌恶，再也找不到和谐的伦理以及虔诚的规矩等，仿佛梵蒂冈与希特勒的匆忙签约已经不仅仅是借助于狡诈和诡计，而是借助于喜悦和爱。现在，通告连这样一种外貌也掩盖不住，那就是，迟钝的人仿佛为过分和气的希特勒、为延迟的东方战争而担心。主教通告警告在红色危险面前温和的纳粹，它唆使马克思主义的朋友希特勒从各个方面进行干预。然而，在主教信件中，人们听到：“即使现在西班牙人屈服于布尔什维主义，欧洲的命运也不会万劫不复、永无翻身之日。不过，这会使人们对欧洲产生某种可怕的疑问。因此，我们的民族和祖国担负哪一种使命是不言而喻的。但愿我们的领导者借助于神来成就这一伟大而艰巨的工作，但是，这一伟业的完成还有赖于所有同伴坚定不移、忠实可靠的协作。”
　　这就是发给一个布满集中营和地下刑讯室、犹太人法律以及宰牲日的国度的教会核心劝告；这就是发给战争输出国的教会核心劝告。在做弥撒时，妇女不许袒胸露臂进入教堂，但是，赤裸裸的犹太人则可以尽情挖掘自身的坟墓。在德国，罗马基督教发现了最坚硬的绊脚石，这块绊脚石正是共产主义。主教通告对集中营禁闭室里直立的犹太人棺材压根就兴趣索然。本笃十五世 ^[29]亲历过战争，这位最高尚、最纯洁的教皇形象曾一再宣称反对战争。但是，今天的法西斯政策和德国的天主教主教职务根本不再需要这种反战说教。相反，天主教主教对开赴战场的青年人预先且很乐意施以恩宠。不过，在德国教会中也曾规划过某种商行，例如所谓实物交易商行等。也许，教会的敌人把这一点理解为：仿佛人们给匪徒提供主祭坛，并且把基督教推荐为某种类似于白色禁卫军特优商品的东西。好像耶稣受难像意味着对抗人民战线（Volksfront）的一款机关枪。
　　在西班牙人那里，正如用圣像装扮法西斯的杀人车（Mordautos）一样，被枪杀的一千五百名工人唤起了感恩赞美诗。甚至一些善良的德国天主教徒也会因这一印象而感到羞耻，即主教通告大胆出租教堂，无奈赞美基督教，只不过是出于对利润原则的拙劣辩护。这是为第三帝国中的基督教——天主教信仰辩护。与这种辩护相适应，梵蒂冈同样对自身机构的顺利发展渐渐抱有期待，它请求“我们的领袖”保护作为同胞的罗马天主教会。因此，“面对西班牙人的暴行，第三种思维便作为特别合乎时代的东西应运而生：不是像基督教所教导的那样为神的信仰而斗争，而是这样一个无条件的认识，即这种信仰构成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可以构筑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强大防护墙；不是为反对天主教信仰而战，而是为与天主教教会缔结和平及睦邻友好而战，即为战胜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前提而战”。这也是主教通告对撒旦的答复，是其虔诚的信仰者、骄傲的殉道者的英雄气概。
　　奥古斯丁说过：“跟彼列 ^[30]及其王国没有任何和平可言。”然而，主教通告指的是另一种意思，那就是由梵蒂冈协定转为与法西斯主义的同一性。主教通告以这样一段对天主教徒的慷慨呼吁结束：“坚忍不拔，持之以恒，通过一种有良知的天主教生活以及旨在保护国家、促进民族的力量，证明我们的神的宗教。”这样，这位牧师（有别于低级牧师，也有别于在高处的微不足道的若干怪人）也就把天主教与法西斯主义完全等量齐观。
　　这种现象只是暂时的现象吗？这种现象仅仅与现在的牧者相关吧！或者，就像猫重新落脚一样，这种现象重新展现祖先的过去吗？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因为我们不是罗森贝格 ^[31]和“20世纪的殉道士”，所以，对此我们无法一一作出判断。自从君士坦丁大帝馈赠我们信仰以来，教会的世俗性就与剥削者的身份密切相连。只有在违反钱袋的地方，教会才有伸缩性。在此，私有财产作为一种“天赋人权”起作用。
　　同样，自中世纪（并且再次根据列奥13世通谕）以来，教会就依附于所谓的等级制国家。虽然教会承认法国大革命，但是，这之后，就像罗马天主教会所理解的一样，在教会看来，波旁王朝复辟乃是一种拯救宗教，甚至是一种拯救。诚然，诸如贝拉明 ^[32]一类的17世纪耶稣会教徒曾经为暴君的杀人行为辩解，但是，他们只是为超然于所有其他暴政的宗教暴政进行辩护，作为一种权利，强调借助于人民的力量杀死暴政中的竞争者。
　　今天，罗马教廷与法西斯主义沆瀣一气，散发出某种心灵的亲和力，即所谓新中世纪的味道。它不仅散发出反民主世界的味道，还向独裁强迫世界以及最后的绝对君主制致意。作为 domini canes [主的猎犬]、作为神的猎犬，多明我会修道士 ^[33]属于第一个世界异端裁判所的审讯官，这一点并非毫无根据。在异端法官、教会焚烧女巫等方面，盖世太保身边不乏榜样。与此相反，托钵修会 ^[34]——尽管首脑是圣弗朗西斯科——似乎与无赖革命连接在一起，落了个坏名声。教会简直无法忍受下述这种景象，即使是某种“消费—共产主义”（Konsumtions-Kommunismus）也远远超出修士会范围，并且，与“福音理事会”等教会模式不同，这种社会模式是以另一种方式被授予的。对诸如手淫一类的极度可怕的恶习，天堂和地狱不停顿地提出忏悔书。然而，教会对邻居大肆剥削和抢夺，这种野蛮行为非但不被视为滔天大罪，反倒被视为可原谅的区区小事。
　　在此，罗马教廷已经赐予了吸血鬼“幸福的彼岸”，即主教通告所提到的那种极乐世界。真实的彼岸仅仅留给了穷人，并借以安慰他们，鼓励他们坚持下去。这是众所周知的论据，不论是否具有现代要素，民主的天主教徒乃至天主教神学家都十分熟悉这一论据。换言之，与罗森贝格的论据不同，这一论据乃是用以区别真假黄金的试金石。但是，正因如此，由此出发，宗教的“假象动机”（Scheinmotiv）便落在这类强烈的、至少是燃烧的反共主义光芒上，亦即它所应得到的那种光芒上。
　　在希特勒上台前几年，左翼热衷于所谓“脱离宗教的宣传”（Gottlo-senpropaganda）活动，但是策略上，这种宣传绝不是最明智的做法，而且，在理论上，这种宣传也缺乏一种可想象的深度。事实上，这种做法只会加强某种消极印象，使罗马教廷找到一个反对左翼的借口。因为人们一再重视两类尺度，一方面，用此测量纳粹的反基督教情绪；另一方面，用此测量布尔什维主义者的法西斯主义情绪。然而，并不是左翼敌视教会的宣传造成了教会所谓布尔什维克的腐化堕落（奥丁 ^[35]和纳粹的魔鬼化较之共产主义无神论者单纯的“非神”观点残忍卑劣得多），而是罗马教廷所意欲的阶级利益使然，即极力标榜资本主义社会，即便这种社会是“头上长角，脚下羊蹄的恶魔大叔” ^[36]。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警句时常引起歧义，它以最异教的方式使一些“红衣基督徒们”（Purpurchisten）如醉如痴、兴奋不已。在“教育关税”（Erziehungszoll）条件下，毕竟艰辛者和负重者第一次快乐地松了一口气。然而，梵蒂冈最恶毒地攻击了苏联的布尔什维克，而对此罗森贝格却仅仅以客气的口吻抱怨而已。他极力标榜所谓“新异教”（Neuheldentums）的兽性，私下针对性地嘲弄“罗马的犹太教—伊特拉斯坎巫医” ^[37]。
　　根据纽伦堡犹太人法，通常一丝不苟的教义学者甚至对严重违反圣礼洗礼的现象也熟视无睹。对滥杀无辜以及一系列监禁，罗马教廷更是置若罔闻、视而不见，尽管德国的“实证基督教”恰恰渊源于此。一句话，梵蒂冈的对外政策仅仅对剥削阶级性命攸关的问题神经过敏，而对所有其他教会迫害现象一概袖手旁观。在此，这一严厉的警句同样有效：“哪里有钱，哪里就有宗教”（ubi pecunia，ibi ecclesia.）。就此而言，灾难性的梵蒂冈对外政策不仅与今日纳粹指导方针相关联，也与其历史的、物质的基础，即教会第一次与主妥协以来所处的立足点相关联。同样，上层祭司与下层祭司之间的裂痕也由来已久，在农民战争中，在“主祭司”与“百姓神甫”（Leutpriester）之间早已显露出了这种裂痕。
　　主教的最后通告仅仅强调显而易见的东西：“最佳的手段是畜养奴隶，并保持其愚蠢。”如果这不是言过其实，那就是宗教的敌人背后所议论它的东西。与此同时，罗马教廷赞不绝口地推荐赚钱的生意，可它却低估了这门生意。纳粹绝不是富尔达 ^[38]的主教以及梵蒂冈特派专员那样的诚实生意人。纳粹分子滥用福音，以便重新吓唬德国的天主教徒，并使其误入迷途。然而，他们对其代价仍然负有责任。因为为此主教通告加油鼓劲的东西只会使希特勒一个人获利。在主教通告中，并没有出身于拿撒勒 ^[39]犹太人的任何扰乱性的附加物。
　　我们料想，众多德国虔信者现在究竟采取怎样的行动。虽然新教牧师接受了多得多的德国基督徒，但这种情况不是发生在占优势的上层之中，而是发生在占劣势的下层之中。也许，为了教导人们顺从当局，最忠实的路德派“帝国牧师”（Reichspfarrer）缪勒 ^[40]根本就不需要任何主教通告。除了若干殉道者之外，老路德教大部分牧师早就与权力当局缔结了和约。这样，基督教精神就被忘得一干二净，位居天主教高位的牧师立场与教皇的立场也就趋于一致、同流合污了。尽管许多好的天主教徒参加过人民阵线 ^[41]，但我们绝不期望这个时期廉价的文化斗争。
　　因此，我们本该让罗森贝格先生及其《20世纪的神话》听之任之，自取灭亡。他善于理解9世纪的《撒克逊人的刽子手》，并与威德金特 ^[42]一道向人们暗示其中的寓意。但是，我们绝不应忘记把希特勒与基督相比较，把戈培尔 ^[43]与弗朗茨·封·阿西西 ^[44]相比较的那些同伴。我们绝不应忘记在人民阵线中战斗过的西班牙神职人员祭司。我们也绝不应忘记巴达霍斯 ^[45]的一位牧师，面对将被枪杀的工人出身的士兵们，这位牧师勇敢地伸出双臂，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了他们。我们也绝不应忘记科隆的一位牧师，他冒着生命危险，为五个被处决的共产党人诵读了安灵弥撒。就像许多其他同样的人一样，现在他在集中营里坐牢。这些基督教徒并不认同他们主教的政策，他们将这种政策与基督教所意指的精神疗养院、圣礼所施与的丰富灵感严格区别开来。在此，不言而喻，我们对这些人致以崇高的敬意，因为这些人在风云变幻的社会革命中，在最紧迫的灵魂拯救中，施行洗礼并分发圣餐，从中领悟圣礼的真谛。
　　如果罗马教会是由权力、神香和胡说等组成的单纯混合体，如果它像从前沙皇的俄罗斯东正教教会（Popenkirche）一样，充满贪婪、欺诈和无知，那么天主教组织就不会准备如此伤脑筋的圣礼仪式了。如果这样，主教通告就会是无人问津的稀罕之物了。伏尔泰已经坚信，他比教会活得更长久，而叔本华则写下了这样一段复杂棘手的句子：“过去的宗教宛如一片树林，在它后面可以集结整个军队。但是，在众多树木倒下之后，还剩下一棵灌木，在它后面隐藏着若干骗子。” ^[46]然而，伏尔泰和叔本华都弄错了“事情的持续性”（Dauer der Sache），特别是后者还看错了宗教实体。因此，反法西斯运动不再参与这种错觉。在纯粹而阳光的人们那里，许多力量在起作用，天主教这一复杂的混合结构可从这些人当中吸取源源不断的力量，不仅如此，它还可从自身的古代组织中吸取伟大的艺术灵感，首先从不属于这个腐化堕落的世界的独立源泉中，吸取富于洞察力的、感觉敏锐的斯多亚学派的伦理思想。 ^[47]
　　但是，上述所有内容都强调，今日教会正经历着历史上最危险、最背信弃义的时期。这是一则很有代表性的主教通告，其基本取向是坚信戈培尔污秽不堪的胡言乱语，完全容忍希特勒廉价的蛊惑煽动，浑然没有觉察到反对欧洲文化的实际阴谋。显而易见，主教通告不仅把真理与戈培尔、人性与戈林 ^[48]、教养与希特勒联系起来，事实上，还与他们打成一片、同流合污。然而，他们像小天使一样一滴眼泪都不会流。主教通告促使人民阵线的善良天主教徒们一眼看穿梵蒂冈与基督教的、人道的良心之间的差异。通过自身的对外政策，梵蒂冈躲闪到黑夜以及没落一旁去。现在主教通告早已声名狼藉，迄今还从未有过像主教通告那样把教会政策的“脱离宗教运动”（Gottlosenbewegung）规定为如此邪恶的运动。
　　与其说反法西斯主义的天主教徒通过“防护墙”（Sicherungswall）提供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教会，毋宁说，这些教徒由于这堵墙而可以高枕无忧，自由自在。这堵墙之所以既不能吸引也不能迷惑这些教徒，是因为它与希特勒有着千丝万缕、难解难分的联系。主教通告用充满威胁的口吻写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们应该认识到你们所作所为的结果。如今这句话意味着：我们必须认识到目前梵蒂冈和主教通告方面所酿成的恶果。最后，当然留下这样一个疑问：在第三帝国的所有讲坛上都涉及传教——新教的情况比天主教的情况更不言而喻——这怎么可能呢？

11. 果然如此：为谁而作的圣经？

　　如前所述，圣经对小人物们直截了当地说话。一切人都能听得见圣经的内容，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赞扬圣经语言。迄今主牧师一直利用圣经到处胡作非为、恶贯满盈，这一切，大部分都可从圣经出发加以审判和批判。从圣经视角看，圣经能使这些人感到内疚，当然，这一点不只是适用于纳粹时代的主教通告。从前用于焚烧异教徒的木柴垛（其中，加尔文 ^[49]也点燃过一次）也是不很光彩的基督教案例。从前英国、意大利、法国、德国农民战争的牧师们纷纷把圣经作为自身活动的基础，他们理直气壮地说道：他们表达了圣经中人民的真实声音。主牧师绝对没有听见过“阿哈和耶洗碧 ^[50]给我滚开”这一类农民领袖的话，他宁愿以自身使命的名义说话，并且以神圣的口吻奉承圣经，即巴结关于神的恩宠。
　　然而，难道主牧师不会使用先知的愤怒吗？他不会居高临下，断章取义，从圣经中选择一些别的与主息息相关的内容吗？难道他不会一边亵渎神明或一味虚伪地滥用圣经，一边擅自颠倒若干本文段落，对当局言听计从、俯首帖耳，使其为自己所用吗？因此，在圣经中，到处都可见到上述那种“遍及性”（überall）。尽管圣经论及“涉及你的故事”（De te fabula narratur） ^[51]，但圣经并非为一切阶级而存在的。尽管圣经横贯所有民族，但是在其既定形态中，绝不横贯一切阶级，毋宁说，从中围绕着二重要素：对于穷人而言，通常唤起某种恼怒；对于富人而言，并不总是唤起某种愚蠢。
　　当然，闵采尔乃是第一个利用圣经反抗当局权力的人。在他看来，圣经的真实轨迹在于，阿哈、耶洗碧以及宁录等人反抗当权者的内容。例如，宁录是第一个以我和你的名义战胜众人的人物，而在其他宗教文本中这是不可能发生的。然而，路德认为，在圣经中除了包含内向性因素之外，还包含外向性因素乃至揽权欺压百姓的当局，甚至圣经的某些段落似乎还包含着比莫洛赫文本（Molochtext）更惨无人道的血腥因素。是的，在此，路德借以观察民间表达方式的这个“遍及性”恰恰也是作为“遍及一切的主”而被鄙弃的东西。例如，他在暴民那里学到的表达方式只是“坛坛罐罐的嗡嗡作响”，而绝不是诸如“让我的人民走”这类摩西的妙言警句。今天，当圣经正变得如此乖巧听话之际，人们还能不惜一切代价，内在地、“本真地”、非神话地理解火花一般的圣经内涵吗？圣经的真谛在于从下向上喷发的火焰，而这种火焰将会默默无闻、原封不动地熄灭吗？或者，上面（Oben）、在那上面（Droben）也理所当然是“完全的他者”（Ganz-Andere），而乖乖听话的臣民却绝不能触动他。于是，在这种超自然的“完全的他者”那里，“上面”或“在那上面”便反过来重新发挥特别不可思议的作用，即一种强烈的抑制作用。圣经仿佛不是倾听民众的呼声，而是压制民众的呼声。
　　因此，毫无疑问，圣经中的伟大热情不仅是献给我的同胞当中的小人物，甚至也是献给有偏见的发牢骚者、抱怨者，甚至有时与此恰恰相反。然而，相比之下，圣经中恰恰蕴含着任何其他宗教书籍中都未曾出现过的独特内容：无以复加、忍无可忍的痛苦，对于出走和弥补（Gutmachen）、他变（Anderswerden）的不可遏制的期待。这种期待很少见之于谦卑的诗篇，而是多见之于叛逆的约伯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物。在此，只有不安宁的人才自始至终都是虔诚的人，同样，也只有在不安宁中保持不变的那种乌托邦的忠诚才长久地存在并深入人心。

^[1] 答尔丢夫（Tartüff），法国戏剧家莫里哀（Moliere，1622—1673）的杰作《伪君子》（Tartuffe ou L'Imposteur，1664）中著名的伪君子。伪装圣洁的教会骗子答尔丢夫混进商人奥尔恭家，图谋勾引其妻子并夺取其家财，最后真相败露，锒铛入狱。剧作深刻揭露了教会的虚伪和丑恶，答尔丢夫也成为“伪君子”的代名词。——译者

^[2] 伯尔舍（Wilheim Bölsche，1861—1939），德国作家，最初攻读哲学与美术史，后在柏林参加自然主义小组，积极倡导进化论，对世纪之交的唯物论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主要著作有《自然发展史》2卷（1894/1896）、《自然之中爱的生命》（1898/1902）等。——译者

^[3] 在此，布洛赫指阿诺德·多德尔（Arnold Dodel，1843—1908）的论文：《摩西还是达尔文？一个教育问题》（1889）。在此，多德尔将达尔文的进化论进一步大众化，使其在德国普及开来。——译者

^[4] 在此，布洛赫用“冬至之火”（Julfeuer）一词命名了斯堪的纳维亚的冬至节（Julfest）。这一天，人们在火炬下，翻穿熊皮，载歌载舞，此情此景令人联想起德国的狂欢节。——译者

^[5] 耶西（Jesse），旧约圣经中，以色列国王大卫之父，耶稣基督家谱上最早的一代祖先。——译者

^[6] 弗兰茨·阿西西（Franz von Assisi），德国戏剧家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作品《强盗》中的反面人物，阴险毒辣，虚伪狡诈，被视为典型的恶的化身。他信奉庸俗唯物论，彻底否定神，为了独占父爱，他不惜陷害哥哥卡尔·摩尔。与弗兰茨·阿西西相对照，卡尔·摩尔是《强盗》中的正面人物，他纯洁阳光，富有正义感，爱读卢梭的文章，他为腐朽的社会环境所迫，加入强盗队伍，杀富济贫，对当时的封建社会、不合理的法律和虚伪宗教进行了全面抨击。——译者

^[7] 列夫·托尔斯泰（Lev Tolstoy，1819—1910），俄国文学家、作家和思想家，主要作品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译者

^[8] 根据圣经记载，宁录（Nimrod）是一场反叛的头领。《创世记》第10章描述说：“他嗜猎逞强，总跟耶和华作对。”《圣经》还说：“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强人。”宁录是个好勇斗狠、性情强暴的人。洪水之后，他自封为王，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统治者。——译者

^[9] 韩塞尔和格雷特（Hansel and Gretel），德国童话作家格林兄弟创作的一部童话。——译者

^[10] 巴巴罗萨，神圣罗马皇帝（Barbarossa，1155—1190），他的正式称谓是霍亨斯陶芬的德意志国王腓特烈一世，绰号为红胡子，因为他有一脸鲜红色的胡子。——译者

^[11] 据《圣经》记载，所罗门王（König Salomo，B. C. 960—B. C. 930），以色列王国的国王，在耶路撒冷作王四十年，是大卫和拔示巴的儿子，犹太人的智慧之王。相传著有《箴富》《所罗门智慧书》《雅歌》《传道书》等作品，同时对动物植物也有广泛研究。——译者

^[12] 在旧约《创世记》中，“井”（Brunnen）被视为爱情场所和女性象征物。《创世记》24章62—67节记载，一天傍晚，伊撒在井边遇到了一个年轻活泼而且美丽的姑娘，这个人就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利百加。——译者

^[13] 马丁·路德以德国中部语言为基础，把《圣经》译成了华丽优美的散文，对德国的语言和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译者

^[14] 伯利恒（白冷）（Bethlehem），耶稣降生地，也是基督教圣地，建有耶稣诞生教堂，地位仅次于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此处又有犹太人先祖亚伯拉罕之嫡孙雅各的妻子拉结墓，故亦为犹太教圣地。——译者

^[15] 娜乌西卡（Nausikaa），荷马《奥德赛》中的人物，她是法埃亚科安岛（Phaeaceans）的国王阿尔喀诺俄斯的女儿，她在荷马《奥德赛》第六章中出场，她看到浑身是血，漂流到海岸的奥德修斯，一点也不害怕，将他救了回来，亲手照料他的伤势。——译者

^[16] 埃勒克特拉（Elektra）与俄瑞斯忒斯（Orest），特洛伊战争中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的女儿和儿子。——译者

^[17] 让·季洛杜（Jean Giraudoux，1882—1944），法国文学家、戏剧家，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人尽皆知的古老的神话传说、圣经故事。他笔下的人物往往追求绝对自我，自视为优雅人生的光辉象征。主要作品有《犹滴》（1931）、《插曲》（1933）、《特洛伊之战不会爆发》（1935）、《埃勒克特拉》（1937）、《沙依奥的疯女人》（1945）等。《安菲特律翁38》（1929）是作者的一部喜剧作品，其数字“38”是对古代神话素材的第38次文学形象化。——译者

^[18] 让·谷克多（Jean Cocteau.1889—1963），法国作家、剧作家、导演，主要作品有小说《可怕的孩子们》《骗子汤姆》，戏剧作品有《人之声》《可怕的父母们》《双头鹰》等。1924—1929年期间，谷克多写出了舞台剧《奥尔菲》（Orphée），被视为他的伟大诗作之一，作为斯特拉文斯基清唱剧《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Rex）的剧本。在同名舞台剧电影《奥尔菲》（Orphée，1925）中，作者把他热爱的所有艺术元素，如神话、情节剧、幻想等统统整合到了一起，被视为他的电影生涯里最伟大的艺术成就，甚至是他艺术历程的巅峰。——译者

^[19] 吉尔迦美什赞歌（Gilgamesch Lied），迄今已知的世界最古老的英雄史诗，作者不详，是一部关于苏美尔三大英雄之一的吉尔迦美什的赞歌。

^[20] 弗里德里希·黑贝尔（Friedrich Hebbel，1813—1863），德国剧作家，因现实主义悲剧而闻名。他尤其擅长揭示他笔下角色的复杂心理动机，特别是女性角色。他也创作喜剧、抒情诗，以及轻快的日记。黑贝尔的主要剧作有《犹滴》（1839）、《马利亚·玛格达莱娜》（1844）、《阿格妮斯·贝尔瑙厄》（1851）、《吉格斯和他的指环》（1856）、《尼贝龙根三部曲》（1862）等。——译者

^[21] 阿哈布 (Ahab, B. C. 875—B. C. 852)，北国以色列第七位国王 (B. C. 874—B. C. 852)，敖默黎之子，不但同漆冬王厄特巴耳的女儿依则贝耳结婚，还容忍妻子敬拜巴耳邪神，甚至在撒玛黎雅为巴尔建筑庙宇，亲自顶礼膜拜，故背叛了耶和华神。参见旧约圣经，《列王纪上》，16章30—33节。——译者

^[22] 此处，布洛赫用的是英语：Let my people go. ——译者

^[23] “可拉一伙”（Rotte Korah），在古语中是“以东人”的意思，它们不听摩西的话，起而反叛，后为耶和华所灭。参见旧约圣经《民数记》16章。另参见新约圣经《诗篇》137章7节：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拆到根基！耶和华啊，请你记住这仇！”因此，以东人是一个禁止侍奉神的部族。——译者

^[24] 布洛赫早在1936年执笔本章，后收录于本书正文，在此作者重点探讨了纳粹政权的心理—精神动机，有关详尽分析可参见他的另一部著作：《这个时代的遗产》（1935/1962）。主教通告（Hirtenbrief），一般指主教发给信徒的公开信，内容涉及教会内部问题、灵魂拯救问题、时代问题等。——译者

^[25] 1936年7月18日，佛朗哥在摩洛哥宣布起兵反抗共和国政府，叛乱正式爆发。此前佛朗哥已经同希特勒、墨索里尼秘密勾结，国内一些反对共和国政府并想恢复君主制的军官也群起响应，结果只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到了当年9月，叛军已经占领了全国2/3的领土，还企图夺取首都马德里。——译者

^[26] 加伦（Clemens August Graf von Galen，1878—1946），德国明斯特主教，任主教期间（1933—1939），加伦公开抵制希特勒惨绝人寰的民族社会主义，维护天主教正义立场、教会和人类的权益，深受民众爱戴，被赞誉为“明斯特的雄狮”。——译者

^[27] 1933年希特勒上台，他之所以“稳操胜券”，部分得益于“天主教中间党”选票的支持。为了酬谢和安抚天主教人士，希特勒找到了天主教中间党一位保守人士巴本（Franz von Pa-pen，1879—1969）担任副总理，并在掌权后不久，便与梵蒂冈展开商谈，终于在1933年7月20日与梵蒂冈签署协定。——译者

^[28] 克特勒（Wilhelm Ketteler，1811—1877），德国神学家、政治家，曾任美因茨主教，主张教会应关注社会问题，出台雇佣工人的社会保障政策。——译者

^[29] 本笃十五世（Benedict XV，1914—1922），前罗马天主教教皇。——译者

^[30] 彼列（Belial），希伯来语原意是无价值、无益，引申为邪恶的意思。《圣经》中，彼列是一个拥有凶恶势力的恶魔，有一个别名叫“世界的君主”。新约圣经《哥林多人后书》第六章记载，彼列是与基督相对立的“恶”的存在，还是“七宗罪”的渊源。——译者

^[31] 罗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1893—1946），纳粹理论家，曾担任《人民观察家报》主编，战后被纽伦堡国际战争罪犯审判法庭判处死刑。此处泛指罗森贝格一类的纳粹追随者。——译者

^[32] 贝拉明（Robert Belarmin，1542—1621），属于耶稣会教团的学者，出生于意大利，因批判教皇的世俗权利而被禁止出版书籍，后被驱逐出境。——译者

^[33] 多明我会修道士（Dominikaner），因其创始人多明我（Dominic，1170—1221）而命名，又因为多明我的谐音赢得“主的猎犬”（Domini Canes）的绰号，其标志便是一头口衔熊熊火炬的狗，他们的另一个称呼是黑衣僧团，这是由于多明我修道士个个身着黑色披风。多明我出生于西班牙贵族家庭，青年时代便投身于艰难的隐修生活，1216年，多明我会成立，其宗旨明确规定为“铲除异端，消灭邪恶，宣讲信仰，培养道德”。——译者

^[34] 托钵修会（Bettelorden），天主教修会的一类。又称乞食修会，始于13世纪，由圣多明我和圣方济各创立。此类修会规定会士必须家贫，不置恒产，以托钵乞食为生。他们云游四方，活动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初创时此类修会只有4个，15世纪后陆续增加为10个，即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奥斯定会、加尔默罗会、三一会、梅塞德会（又名诺拉斯科会）、圣仆会、最小兄弟会、圣约翰医护会和条顿会。——译者

^[35] 奥丁（Wuotan），古高地德语，意为“狂暴者”，北欧神话中阿斯神族的至高神，被视作诸神之王，也是死者之王、战神、权力之神、魔法之神等。——译者

^[36] 参见旧约圣经《诗篇》109篇：“愿你派个恶人辖制他，派个对头站在他右边。” 这里的对头原文即撒旦（Satan）。希腊化时期，撒旦意义开始发生变化，在犹太文学作品中逐渐凝聚成了具体的狰狞形象，就是那个“头上长角，脚下羊蹄的恶魔大叔”。——译者

^[37] 指教皇庇护十一世（Pope Pius XI，1857—1939），第257任教皇（1922—1939年在位）。1933年鉴于德国天主教徒的处境，他同纳粹政府签订协定，但该项协定不久被撕毁；1933—1936年，他对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多次提出书面抗议；1938年意大利步纳粹德国的后尘，实行种族主义，他对意大利的态度发生转变。——译者

^[38] 富尔达（Fulda），地名，位于德国黑森州。——译者

^[39] 拿撒勒（Nazareth），又译纳匝勒，是以色列北部城市，历史上位于加利利地区。自中世纪以来该地区大部分被阿拉伯基督徒占领。传说耶稣在该城附近的萨福利亚村度过青少年时期，是基督教圣城之一，有“圣母领报洞”与“约瑟的作坊”等圣地。——译者

^[40] 路德维希·缪勒（Ludwig Müller，1883—1945），德国神学家，1933年9月，在符腾堡召开的全国教会会议上被选为帝国主教。——译者

^[41] 人民阵线（Volksfront），19世纪30年代在法国、西班牙等地结成的左翼反法西斯联合阵线。最初社会党与共产党结成同盟，但受到罗马教廷和大资本家的影响以及英国的牵制，人民阵线于1938年解体，社会党与共产党也随即分道扬镳。——译者

^[42] 威德金特（Widukind，730—807），撒克逊公爵，为了传播基督教，曾与扩张领土的查理大帝开战。在此，布洛赫把罗森贝格与威德金特公爵进行比较。——译者

^[43] 保罗·约瑟夫·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1897—1945），纳粹党宣传部部长，纳粹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被认为是“创造希特勒的人”。——译者

^[44] 弗朗茨·封·阿西西（Franz von Assisi，1181—1126），出生于意大利阿西西（Assisi），为方济各会创始人。——译者

^[45] 巴达霍斯（Badajoz），西班牙西南城市，巴达霍斯省首府。——译者

^[46] 参见叔本华《附录与补遗》（Parerga and Paralipomena, Kap. XV, Über Religion），第15章《关于宗教》，第182页。在此，叔本华认为，“一旦宗教的秘密得到解决，剩下的就是作为骗子和虚构的领域”。这一宗教观点不仅与费尔巴哈宗教人类学观点相对立，也与布洛赫本人的宗教遗产观点相对立。——译者

^[47] 在此，布洛赫附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遗产问题的根本观点。虽然当今梵蒂冈政策与极右保守主义步调一致，但是不能因此就抛弃基督教的全部传统。——译者

^[48] 赫尔曼·威廉·戈林（Hermann Göring，1893—1946），帝国元帅，纳粹德国的第二号要人，德国进行侵略战争的元凶之一。——译者

^[49] 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神学家、法国宗教改革家，西欧宗教改革家，基督教新教的重要派别加尔文教派的创始人，曾提出一项重要教义，即信徒“人人皆祭司”的观念。主要著作有《基督教要义》（1536/1559）等。——译者

^[50] 耶洗碧（Jesabel），公元前9世纪以色列国王阿哈（Ahab）之妻，为一残忍淫荡的王后。参见旧约圣经《列王纪》上，16章29—31节。——译者

^[51] 语出古罗马诗人、批评家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B.C.65—B.C.8）。——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