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恩斯特·布洛赫 -> 基督教中的无神论

第六章

或逻各斯或宇宙?

36. 门前的呼唤

  存在某个内面(Innen),在此逗留并孵化某物。沉思行为聚精会神,心无旁骛,经常像母鸡孵化鸡雏一样。然而,真正的深思熟虑,老谋深算,即从中旨在寻找某物的行为也是门前的一种呼唤。试想一下,这门既把我们引向外面,也把我们从外面引入。在此,就像门前呼唤所关涉的东西一样,外面(Draußen)也引诱我们走向户外,或者焦急地等待着敞开门扉。这样,就像我们的内面一样,外面也依旧处于一潭死水般的静态之中,但是,外面并非仅仅作为对象性的东西存在,也并非与我们毫不相干。
  事实上,外面与我们关系很大,涉及方方面面。只有在这个领域里,自我照料才有些价值。那么,这个仿佛自行编织的人的内面的内容究竟来自何处?如果自身得不到满足,人的内面是否需要外向性的东西,并且是否屏住呼吸倾听这东西,最终在外向性特征中形成自身?如果不是,内向性东西就不是敞开的东西,相反,仅仅是坐在火炉旁犹豫不决,其行动也不过如此。打个比方说,孤独的灵魂或美丽的灵魂往往以陌生者的名义豪饮赊账酒。人的灵魂就这样自以为是,把自己给物化了。但是,内在之光不久就会成为一缕依稀可辨的灯火,并且从基督教视角看,这其中反正有许多未经尝试的小裂缝。这不仅是人们以尝试性广度自我照料的原因,也是人们坚持和保存微弱灯火的原因。否则,内在行动至少会变成这样一种追问:某物何以在那里?

37. 俄耳甫斯与塞壬

  如此特有的东西以上述内外方式通知我们,这时候,只在外面的一些地方需要自身特有的东西。只有少数人想要反抗事物的进程,或者,他们能够反抗事务的进程。在此,所谓事物的进程是指无需人的介入而继续运行下去。从自我魔力中,这种进程适量地接受能量,并将其化为己有。人们想起著名的俄耳甫斯传说,特别是把他视为正义歌手。当然,他迫使听众听他纵情歌唱,并通过自身优美的声音(ad notam),让听众接受他的所思所想。
  然而,在传说中,即使是外面也仅仅改变了个别的东西而已。换言之,按照各自情况,在此到处都响彻着旨在坚持现存秩序的某种固有意志的反对声音。在传说中,作为自我的俄耳甫斯的声音惊天地、泣鬼神,野兽、树木、河流都靠近他的身旁,倾听他的声音。凭借悦耳的歌声,俄尔甫斯赋予一切生命以寂静和安宁,并且早已融化了挡住他前行的一切存在。俄耳甫斯只有凭借歌声才能逼近毫不动摇的地下世界。复仇诸女神为他的凄婉歌声所感动,甚至伊克西翁 [1]的旋轮也停止了转动。通过爱人俄耳甫斯的救助,欧律狄克最终摆脱冥府,重新回到了人间。
  塞壬拥有漆黑的、敌视人类的魔力,但是,俄耳甫斯拥有对抗这种魔力的白色魔力。俄耳甫斯的歌唱恰恰反驳了塞壬的声音,封住了它们的嘴巴,从而使它们纷纷坠入大海。在海上,塞壬歌唱令人陶醉的诱惑之歌,一旦船员被这歌声诱惑,就被其爪子紧紧抓住,撕得粉碎直至死亡。由于阿波罗对俄耳甫斯的歌唱推崇备至,赞赏有加,也就注定了塞壬被放逐、被反驳的命运。
  不过,后来俄耳甫斯拥有了一堆狂乱的女人,他们为失去了的欧律狄克而大声抱怨俄耳甫斯,而他已经无法像反驳塞壬一样反驳这些狂乱的女人们。于是,像从前的狄俄尼索斯一样,他被狂乱女人们撕得支离破碎,这样,他旋即丧失了突破一切人的歌唱,以致被视为狄俄尼索斯式的放荡纵欲的生命之神。在他身上交替出现两种性格:一方面,他是宁静的、抚慰的,甚至突破一切的存在;另一方面,他又是狂乱的、陶醉的,甚至浑浑噩噩的自然进程。尽管在附加的神话中,作为被撕碎的存在,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克破镜重圆,彼此重新结合在一起,但此时已人事皆非,地下世界充满了泪水,一下子变得像坟茔般寂静。这地方与狄俄尼索斯的场所迥然不同,简直判若天渊。
  然而,在附加的神话中,包含着两点重要内容:一是狂乱的女人们愤愤不平,对失去了的欧律狄克感到由衷悲叹;二是俄耳甫斯绝不是放荡不羁的歌手,他由于口诛笔伐、据理力争才被狂乱的女人们撕得粉碎。这不啻是新的塞壬的命运,例如,就像在古代世界之腹中,人们处于歌唱着的逻各斯之旁。
  然而,由于突破古代重重障碍,这种意志变得无坚不摧、所向无敌。可以说,人们之所以建立俄耳甫斯教派,尊奉其为传奇大师,是因为他具有从冥府返回现世的能力。总的来说,人们对俄耳甫斯顶礼膜拜,使其神圣化,主要是出于摆脱自身不确定的生活以及对终有一死的恐惧。在古代希腊,这种谋求拯救的逃避和谋求逃避的拯救是十分陌生的,因为当时的希腊生活特别重视肉体和现世的要素。俄耳甫斯教派具有双重陌生特点:一方面,从狄俄尼索斯的陶醉声出发,放荡纵欲,耽于感官快乐;另一方面,从苦行主义出发,放弃肉体及其此岸世界,即放弃从中希腊世界得以经久不变的本土特征。
  但是,俄耳甫斯教派将肉体(soma)与坟墓(sēma)视为等同,赋予四肢残缺不全的陶醉之神以炸毁肉体坟墓的纽带权利。在俄耳甫斯看来,止住伊克西翁之轮实属必要,因为作为我们的出生之轮,这只轮子一再掌管着新的肉体的诞生。由于塞壬的作用,轮子不再停转,但是,从世界中引领出来的一切东西并非都是反宇宙地发生的。通过尊奉俄耳甫斯,人们逃脱这个世界本身,而这个世界也至少在自身上头重新接受光。例如,人们总是在转义的意义上理解太阳,但它总是以某种“异教”的方式存在。尽管如此,对于富于此岸感的希腊世界而言,俄耳甫斯教派所谓“肉体与坟墓”同一的说教仍然带有十足的陌生肉体的特征。这比柏拉图的理念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样由于这个缘故,柏拉图不仅很少谈及阿波罗的基础,也很少谈及对俄耳甫斯的神化现象。通过理念及其观看,柏拉图甚至试图离弃现世。这样,理念——直到肮脏的理念,甚至作为光的理念——就通过将世界二元化而重新包含“天国的”领域。
  在此,不难发现,在柏拉图之前,俄耳甫斯教派就已经率先试验了诺斯替派思想。诺斯替派出现于晚期希腊,从一开始它就认为,世界是一座监牢。诺斯替主义者把世界视为“必须离开的空间”,为此,一遍又一遍地呼唤:“安静地,安静地”(paute,paute)。面对世界进程,这呼唤旨在终止伊克西翁之轮的转动。
  然而,也正因如此,具有巨大爆炸力的话长久地回响在茫茫宇宙中,它绝不会悄然消失在反宇宙的空虚之中。相反,我们恰恰在此发现高度重视现世的希腊文化的残余。是的,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一样,这种文化残余就是源远流长的,即东方异教徒的宗教遗产,亦即占星术遗产。按照这一悠久的宗教遗产,人的精神很久以前就在诸如外部自然的“周遭”一类的魔力中加热取暖,获取必要能量,并且,精神由此不仅不想飘然而去,而且能够恬然栖息其中。

38. 迁出,斯多亚学派以及诺斯替派中的宇宙 [2]

  长久以来,只是出于自身的缘故,人的单纯内面就从不利的外部环境中迁出来。因为一旦人的内面停留在私人层面,它就立即收手,背过身去,与外面保持距离,甚至几乎放弃所有活动。因此,这样一来,人们就很少过问外部事务,这方面,不仅存在倡导及时行乐的伊壁鸠鲁的享乐主义,也存在劝告人们过隐匿生活的斯多亚学派。当然,这种劝告原来也不全都是斯多亚学派的被动态度,例如,这个学派也劝告人们不要定居,或不可定居在超出自身能力的现实的近处。但是,这种劝告并不是孤零零地出现,而是经常与谋求宁静情绪的诡计一同出现。
  在此,“诡计”(List)并不意味着“移居圣山的人们”(secessio plebis in montem sacrum)体验到的那种豁然开朗的顿悟,但也不意味着斯多亚学派哲学家意义上,蜗居一隅,孤陋寡闻的苦行行为,而是意味着一种听天由命、处之泰然的生活态度,即渴望一种大智若愚、深藏若虚的人生境界。表面上看,斯多亚学派主张完全的“迁出”(Auszug),直到完整地包容世界。例如,在这个学派中,甚至是对宫廷权力阿谀逢迎的人都会齐声说道:“这个世界上,存在各种各样的事物,与其合作不如与其斗争,这样,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存在价值。”
  但是,与此不同,至少斯多亚学派智者所真正意欲的逻各斯却包含着重要的问题意识。即逻各斯把产生自身的那个世界彻底孤立起来,与它不再来往。换言之,逻各斯渴望通过彻底抛弃世界而重新与世界趋于一致。斯多亚学派智者所追求的世界是“未变质的”世界、作为“自然的”世界、纯粹从泛神论视角思考的“宙斯的城市”。这时,斯多亚学派智者完全踏上了直路,因为这条直路不仅清除了干扰心灵的内外因素,而且——最后——在世界本身中发现了纯粹个体之外的逻各斯,并与这个世界融为一体、打成一片。
  在斯多亚学派智者那里,直到创建由人管理的世界国家都贯穿着这种世界思想。在创建过程中,世界国家是一个无拘无束、水到渠成的过程,因而,这种过程始终遵循“对自然正确性本身的模仿”(imitatio naturae rectae)。在这种对世界的信任中,斯多亚学派强调,人类的直路(Der aufrechte Gang) [3]不应通过断裂,而应通过提升,通过人的“自然化”(Naturalisierung)而日臻完善。就是说,必须凭借自由的人及其百折不挠的意志,努力克服充满干扰和紊乱的世界。但是,这一点之所以可能,不是因为人们脱离了这个世界的本性,而是因为人们更加深入真正的世界存在、世界之中的存在以及自然完满性的内在机能中。
  斯多亚学派智者认为,他们所理解的“自由”与他们所理解的世界中的“必然”应当协调一致。因此,斯多亚学派声称,自由与命运、宿命以及“为命运所决定的东西”(Heimarmenē) [4]是完全一致的,并且这种一致将在更深层次上发生作用。但是,这个学派断言,这种一致不是作为干扰相对立,而是作为引导相对立,即“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volentem ducunt fata, nolentem trahunt.) [5]因此,在此我们发现,俄耳甫斯的歌唱几乎没有脱离斯多亚学派关于宇宙和谐论的范围。所以,这里所涉及的正是逻各斯,它以自身方式显示自给自足,强烈渴望与宇宙的进程和姿态整齐划一、步调一致。这样,人的灵魂最终与掌管万物的“灵魂”(Pneuma)一道显现,而这种弥漫宇宙的灵气被特别应用于现存的、内在的、无彼岸的世界之中。斯多亚学派认为,在变得无拘无束的人之中,“为命运所决定的东西”恰恰通过世界得以走上直路,从而这种在所难免的东西应该成为“种子逻各斯”(Logos spermatikos)乃至生产性理性本身的一部分,并且,作为这种逻各斯和理性的一部分而保持不变。
  现在,我们进一步考察诺斯替派神秘直观中的宇宙。周围的东西越是表现恶劣,人们的迁出愿望就越是剧烈。人们越是感到自身的命运令人窒息、充满敌意,情况就越是如此。尽管人无法抗拒命运,但人们相信,人能够与命运同归于尽。在此,人们感到自己就像被囚禁在监狱中的存在一样。灵魂就像渴望被诱惑的少女一样闪烁不定。就像情窦初开的少女一样,人的灵魂恨不得摆脱可怕的肉体、素材以及国家等空间,远走高飞,飞到一个没有喧嚣、无所牵挂的地方。巫婆应当给人的灵魂指点这样一条路。
  人应当训练死亡。诺斯提主义者把死亡本身视为一种上升现象,即使死亡给人带来巨大的心理威胁,其情形宛如诞生于地下世界中也罢。世界是由上升的、回归的灵魂测定的,但是,这样的世界又在行星的、本真的宇宙高度中形成独特的空间。然而,这种空间与斯多亚学派哲学家所主张的“宙斯的城市”截然不同,不可同日而语。相反,在此这种空间受制于作为邪恶“执政官”的、宇宙统治者的“行星精灵”(Planetengeister),而这种精灵再也不像在斯多亚学派那里一样履行“友善的命运”之使命。
  这样,这期间灵魂出色地切断肉体的束缚,但这时的灵魂还必须办理一张“天国旅行”通行证,以便安然无恙地经过邪恶的、行星的世界统治者。就是说,这个统治者是宇宙中造成毁坏的邪恶存在,是“为命运所决定的东西”的来源。因此,这一切内容本身不仅与黑暗一道成为星相神话(Astralmythos),也与敌视人的立场一道成为星相神话,其结果,这些内容完全缺少像斯多亚学派那种善良的自然概念以及“自然的人化”,从而邪恶的行星统治者再也不占有斯多亚学派意义上的宇宙地盘。“不仅在行星中,而且在恒星中也都存在黄道十二宫,而在其中的十二星座被视为趋向没落的恶魔。所有天上的星星都是魔鬼的巨齿獠牙,全部宇宙都是由暴政统治的世界。太阳、月亮以及星星全都是灾难性的命运领域,是‘为命运所决定的东西’的领域。因此,这个领域的统治者只能是魔鬼。” [6]
  所以,诺斯替主义者一边呼喊“安静地,安静地”,一边试图停止命运必然性的进程。这种立场一直贯穿到使徒保罗,例如,他渴望“摇撼这个死亡世界的栅条”,甚至通过下述书信表达了他与诺斯替派天体恶魔以及邪恶敌国的字面关系:“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宇宙的统治者)争战。” [7]
  关于邪恶统治者的思想也延伸到奥古斯丁。从基督教诺斯替派所标榜的耶稣立场出发,面对一群邪恶的执政官们,他把头转过去,以便他们再也看不见人。“基督教之所以胜过异教哲学,是因为它放逐了天国底下的邪恶精灵,并且从他们那里,把灵魂解放出来”(《神之城》,10章)。因此,这是从诺斯替派视角举目远眺、遥望天国,暗示着与这个世界告别。在此,自然似乎通过内外超越者而被完全炸毁。
  然而——真正到了最后——诺斯替派也无法离弃古老的地球地形图以及天国地形图。因为恰恰作为至高无上的攀升,诺斯替派才无法离弃这种地形图。因为灵魂的提升意味着诺斯替派逻各斯的上升行为。在此,在进化论上,尤其在流溢理论上,这种行为处于一种极度陶醉的入迷状态,至少这种行为被编入极其神秘的自然范畴之中。从诺斯替主义者瓦伦提努到雅可布·伯麦和弗朗茨·巴德尔都致力于把灵魂的上升行为与自然神话嫁接起来,从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效应。甚至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将灵魂的上升行为与“神圣物理学”(Physica sacra)嫁接起来,其效应远远超过斯多亚学派关于最高的世界虔诚及其宙斯本性的学说。
  然而,月亮和太阳并非仅仅从恶魔角度被理解为从世界中脱落下来的灵魂之光,而是被理解为挖泥船一类的存在,即挖掘有益于人的东西,并把这种东西打捞上来。诺斯替派坚信“流溢说”,即月亮和太阳是从原始之光溢入世界中的,据此,该派特别重视男女两性所具有的自然要素。在这种情况下,月亮和太阳同时被理解为回返原始之光的路标。作为男女两性,太阳和月亮总是在“朔望”(Syzygien),即日全食或月全食的瞬间成双配对,而这个瞬间正是赋予这个世界以光亮的阶段。尤其是,瓦伦提努详尽地阐明了原始之光的下降过程和发展过程:原始之光首先经过一种光谱效果以及范畴效果的下降,然后再经过一种发展(进化)过程。
  天国的能量“上去下来”,上接苍穹,下接大地,具有许多类似古老圣经乃至古老巴比伦宗教所描述的神奇要素。从“雅各的梦” [8]到普罗提诺的“理念照耀”(Ideenstrahlungen)都把这种能量解释为一种弥漫宇宙、贯穿世界的永恒能量。
  但是,诺斯替派的固有特性尤其表现在“朔望”时期太阳和月亮的结合交配行为之中。根据这一理念,在每一个小组中,都特别强调雌雄同体的盛大婚礼:迄今所意欲的上去下来的逻辑之梯从未从肉体和自然视角得到恰当的规定,不仅如此,也从未恰当地规定太阳和月亮的结合交配这一感官范畴和情绪范畴。在瓦伦提努那里,理念配对就以这种方式形成从第一到第八的小组:第一小组为“静止(die sigē)和深渊(der bythos)”;第二小组为“精神和真理”;第三小组为“逻各斯和生命力”。如此继续推进到第八小组,即最后小组,在此,光直接出现在黑暗中,但是,它并没有理解这种黑暗,而是一头栽进其中。但是,在此希望也应当是以太和光。按其本性,以太和光向前延伸,并且,以和解的姿态维持与纯粹地下世界的紧张关系。
  月亮和太阳以这种方式向我们展现一幅迷人的景色,并且,在此神秘地笼罩着依旧受到如此诅咒的“为命运所决定的东西”。尽管不乏“鼓起勇气来”(Sursum corda)这一心潮澎湃的激情,但月亮和太阳也许正因此最终摆脱不了星相神话的框框。虽然星相神话一直致力于超宇宙中换位变性的东西,但是,这种神话却重新接受了比斯多亚学派更庞大的宇宙图像。星相神话的舞台始终停留在远古关于月亮和太阳的思维一旁,驻足守望,不舍不弃,片刻也未曾离开这个场所。正因为这个缘故,看上去,一个全新的春天只因星相地形图而熠熠生辉,而完全看不出它是沐浴内在之光而成长起来的东西。

39. 星相神话以及圣经中附加的巴比伦—埃及的地球生活与星空图像 [9]

  包括人类走过的道路,通向外部的所有道路到底进展了多久?就像协助人的东西一样,损害人的东西也大都不是人本身。回眸以往历史,人很少积极介入天然的外部世界及其进程,使其改变特性进而改弦易辙。例如,人们并不畏惧雷鸣闪电,遇上歉收并没有祈风求雨。在贫乏的年代,他们很少向任何人献殷勤;在丰饶的年代,人们更是无所傍依、独往独来。于是,人在“全体”(Pan)中,精疲力竭,消耗殆尽。进言之,“全体”这个巨大的存在不仅令人窒息,而且更像游荡的幽灵般令人毛骨悚然。这种庞然存在越发猛烈地吮吸世界,而在这个世界之中,人压根就无法昂起自己的头去反抗外部世界。
  太古时期,人们无一例外地运用魔法,但这种魔法与上述的“全体”存在并不矛盾,而且,远古时期所谓万物皆有灵的“泛灵论”与这种存在也不矛盾。如果没有惊人的精灵出手协助召唤或驱逐鬼神者,恐怕任何魔力权柄都将一事无成。例如,为了召唤这种吓人的精灵,在举行祭礼时,原始人用动物面具或恶灵面具蒙住脸,而不是蒙住头。当然,举行这种祭礼的地方,到处都需要人的助手,即萨满教巫师或僧人。然而,甚至尊奉月亮或太阳等的伟大的自然神话宗教——即使是以母权制或父权制为基础的共同体——也从未表明本真的、公认的、个人的宗教创始人。甚至在尊奉自然神的埃及宗教或巴比伦国家自然宗教中,连创建这些宗教的人的名字都不甚明了。显然,这些宗教是与摩西、穆罕默德,尤其是耶稣的宗教截然不同的另类宗教。
  此外,如果追问是谁“创建了”欧洲的“异教”宗教,会更令我们狼狈不堪,因为这种追问几乎是无意义的。这表明,如果一旦假定自然神话信仰中的原始代言人,人的特性就在“全体”这一古代世界的图像中消耗殆尽。例如,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特性至多是洞穴中悄悄细语的埃尔达 [10],诸如太阳巨人一类的吉尔伽美什 [11]以及最终只不过是作为月神的真理记录者托特。 [12]无论如何,在太初的自然宗教中,创建该宗教的人的名字完全是多余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自然神话中存在母权与父权的区别,前者主要支配地球和月亮,后者主要支配太阳。人类学家巴霍芬发现了自然崇拜中所特有的女性的、母权的方式。在象征意义上,这种方式不是确立并崇尚诸如宽广、高地、白天、太阳等标志,而是确立并崇尚诸如狭窄、洞穴、黑夜、盖娅月神(Gäa-Luna)等标志。迄今这些特征依然回响在保留下来的“地上的”(chthonisch)祭礼中。进一步讲,我们无法忽略安提戈涅“类似子宫的”(uterushaft)虔诚,尤其是无法忽略卡碧尼 [13]、阿斯塔特 [14]、伊西斯、德墨特尔 [15]等女神直至一轮初月上马利亚闪耀的女性光辉。 [16]
  与此相对照,在自然崇拜中,女性的、母权的方式确立并崇尚太阳标志,即把太阳视为支配宇宙的最高标志。太阳既是浩瀚无边的广度,又是宇宙万物的结构。在天空中,太阳引导光的下降和上升,并且按照一座巨塔模式掌管众行星。太阳首先成为代替洞穴的那个梯形金字塔的尺度,然后,太阳成为按照严格几何学秩序建造的那个金字塔的尺度。巴比伦,尤其是埃及的庙宇之路正是模仿太阳轮修筑的。特别是,庙宇设计者是按照星相宇宙轨道精心布置庙宇尺度和形态的。否则,这些庙宇就不能成为太阳神的“家”。
  在迦勒底地区,教会的半球形屋顶都是通过模拟天体半球形而形成的,例如,装饰成行星状的帕特农神殿乃至哈吉亚·索菲亚教堂 [17]等建筑,都从基督教视角展现了突破苍穹、直冲云霄的雄姿丽影。就像神居住的地方一样,所有这类建筑都“模仿天空”(imitatio coeli),但是,这种模仿可追溯到古代的、特别是“异教徒的”星相神话。这些建筑尤其反映了母权制社会以后,人们对太阳优先地位的展望。在此,完整的外面支配一切。一切空间都从以前的母权主义洞穴向高空奋力伸展。虽然盖娅 [18]与尤拉诺斯 [19]在一起,但最终尤拉诺斯居高临下。
  这样的星相神话因素不仅延伸到斯多亚学派和诺斯替派,也十分悖谬地延伸到圣经的出走神话,即渗透到从自然中摆脱出来的圣经本身的逻各斯神话。无论如何,星相神话严重遮蔽了逻各斯神话,使其变得困难重重、进退两难,甚至根本无法偿清自身内容。也许正是这个缘故,从《约伯书》到《启示录》,基督教的逻各斯神话一直处于非人的空间中,即处于一种神秘的空间中,但是,恰恰由于这种神秘性,这种神话才具有未完结的属性。
  在此我们有必要特别关注一件习以为常的东西,那是来自迦南土地的陌生的东西,基于辽阔而高远的视域,它后来被纳入“神圣的”文献中。众所周知,在以色列人到达之前,迦南是古代巴比伦的殖民地,当地人们崇拜土地神和行星。因此,信奉耶和华的以色列人不得不与信奉巴力神的当地人进行长期斗争。同样,不可小觑的是,远远多于“肉锅”(Fleischtöpfe)的埃及宗教,例如,用黏土制成的创造主普塔的影响。的确,在小亚细亚地区,对圣经影响最深的当首推巴比伦。问题在于,关于19世纪新发现的相关文献过分夸大了这种影响,例如,德利兹赫 [20]、温克勒 [21]、耶雷米亚斯 [22]等人制造了“巴别—圣经” [23]这一错综复杂的理论。据此,这些人不仅认为十诫命、以前的原罪、大洪水、巴别塔建造等主要渊源于巴比伦传说素材,而且以色列的大族长、约瑟的故事以及(虽然很少星相神话因素)摩西的故事等也都渊源于巴比伦传说素材。
  但是,根据阿图尔·德鲁斯 [24]《基督的神话》一书,耶稣最终成了近东地区的植物神或一年神。耶稣的生命进程与日历上的变化过程,即与黄道带的还原过程相一致。此外,通过利用多种对比,恰恰提出了这类匪夷所思的问题:拿破仑果真存在过吗?作为讽刺滑稽作品,这部书完全否定基督确有其人。照此说来,拿破仑的生平同样来源于实用性传说:拿破仑等于阿波罗;拿破仑的母亲莱蒂齐娅等于女神勒达; [25]拿破仑的出生地科西嘉岛等于克里特岛;拿破仑12个内廷大臣等于围绕拿破仑—阿波罗—太阳神—轨道的十二星座;他被流放的圣赫勒拿岛等于太阳下落的西方。
  这种模仿滑稽作品不乏启发意义,这种作品也有权回忆早已被遗忘的巴别—圣经情节,而这种情节作为圣经的重要部分无疑受到星相神话的深远影响。尽管如此,我们也绝不能把圣经视为非历史的、甚至没有独特起源的东西。阿尔弗雷德·耶雷米亚斯也没有把源自“泛巴比伦”(Panbabylon)视为圣经千真万确的内容,例如,他把迦南的神话要素视为“装饰物”,并把这种附加物与世纪历史进程及其圣经的其他意义严格区分开来。虽然泛巴比伦主义者“完全”从源于古代闪米特人的“新月”(hilal)名称中获得了哈利路亚(hallelujah),如此等等。然而,这种相似名称纯属偶然,只不过是单纯的文字游戏罢了。与此相对照,耶雷米亚斯这样写道:“对于全部素材的历史性而言,故事中所附着的神话动机并不能证明任何东西。……在这种语境中,对于诸如参孙一类的人物而言,其故事只包含纯粹神话内容”(他的头发被视为光线,从而赋予他巨大力量 [26]),“而且,他的名字本身就是展示自身(星相的)神话特征的证据(参孙等于小太阳)”,“与历史基础并非毫不相干。” [27]
  在此,我们可以附加这样一个事实:在席勒的作品《威廉·退尔》中,关于退尔与盖斯勒的故事生动地展现了悠久的斯堪的纳维亚的太阳传说,而这个传说也适用于瑞士民族英雄与邪恶的总督。如果没有这两个历史性人物以及瑞士伟大的民族起义,这部作品就不会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尽管如此,在这部作品中,被迫以箭射落少年头上苹果的故事仅仅相当于星相神话题材,而邪恶的总督盖斯勒相当于想要杀死年轻的太阳的北欧芬里斯狼乃至冬日巨人。这是不容争辩的相似性题材,在圣经中,这种题材同样重新寻觅到两个决定性事项。这与嗜血成性、大杀平民的埃及法老以及试图把伯利恒的孩子们统统杀光的希律王一脉相承、十分吻合。
  但是,圣经中也不乏以地球为素材的神话,而这种神话与太阳的神秘紧密地交错在一起,例如关于被扔进深坑的约瑟的故事;关于腓尼基阿提斯的故事;关于巴比伦塔木兹 [28]的故事(希腊化的阿多尼斯);基督死亡与复活祭礼中,关于死而复生的植物神以及太阳一年神的故事等。在盖娅神话以及星相神话“日历神”(Kalendergotts)的循环轨道中,“冬季坑”(Wintergrube)和“复活节日”(Ostertag)乃是相互纠结在一起的命运。例如,一年神在仲秋时节沉入地下世界,初春时节浮出大地,重现生命。这方面的节日庆典,最鲜明地出现在巴比伦的塔木兹节中。
  最终,每年冬天、每年春天,自然都固定不变地庆祝其永恒的循环,甚至为了新的东西,自然为一种更鲜活的星相神话观点所打断和划分。就是说,一切东西都通过黄道带的图像序列而被划分,其中,第3000年的太阳拥有其改变的春分点。但是,比这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说法:即为了与自身相称的改变的世界时间(即永恒时间),黄道带进程必须拥有某种意义。我们暂且不理会下述暗示:通过拿破仑的12个大臣和阿波罗传奇,暗示十二星宿至少可以横跨某种东西;暗示雅各的12个儿子;甚至暗示天国耶路撒冷的12个城门和12个基石。 [29]然而,巴比伦文献,即过分巴比伦化的发掘物有权认为,在圣经信仰中,黄道带神话作为新的“永恒时间”的标志乃至居住标志得以重现。大约从3000年起,日历就与指向春分的太阳地点不再吻合。即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历移入金牛座标志,而这个“圣牛”(Apisstier)让人联想起埃及和巴比伦所崇拜的“金犊”。 [30]
  在基督诞生之际,春分点决定性地转变为随之而来的黄道十二宫的牡羊座,进入羊羔,即“羊”(arnion)的区域,从而这个小羊获得胜利。就是说,至此基督所出生的羊的标志属于当时的宇宙配置图,确切地说,象征着柔和温存。对于当时的意识而言,这种标志也具有某种星相神话的意义和“起源”。星相神化特征包含全部非圣经的节日,同时也至少浸染了圣经也内容,例如,圣诞节、二至点、复活节以及自然的“神圣之春”(ver sacrum)等都交错配合在一起。这样,近东阳历宗教对基督教节日产生了深远影响,即这种宗教的人的路线与灵魂路线被置于地上和天上的循环之中。
  所有这一切内容都与圣诞节和复活节相关,对此,至少可以作出比较简单的解释。此外,这些内容还直截了当地包含灵魂的、更高层次的解释,例如,自然的变化乃是尾随所有基督事件而出现的现象。换言之,在基督的诞生、死亡和复活这一全部过程结束之后,自然终于一道庆祝我们脚下的“无意识的基督教的神秘思想”。否则,如果在一切迷信以及不可思维的怪念头中,不与巨大的、被拒绝的“自然”的范畴一道思维,我们就完全无法想象与此截然相反的影响,即星相神化对圣经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自然的“环绕”(Umfassung)绝不能被贬低为无意识的前阶段,即一种毫无独创性的人的无意识的前阶段。难道当人们利用自然构筑了自身的固有领域之后,自然的内容就只不过是关于人工物的秕糠,或充其量是原材料吗?与此同时,人的作品将自身所制造的、生产的、提取的东西当作环绕的东西,进而将其地形图仅仅当作精神、心灵,并重新拥有自为的精神吗?自古以来,自然就不是沉默无语的世外桃源,作为小宇宙和大宇宙的载体,“自然界的复活”(Retourner à la nature)与人类至上主义相矛盾相对立,即与下述过分高傲的、绝对化的思维方式相矛盾:“就像使唤自己的臣民一样,人随意利用地球”。否则,难道终将归于虚无的外面乃至物质的东西就无法独立自存吗?
  按照启示录的记载,假设太阳、月亮和星星等外部存在占据一种与自身不相称的位置,那么,这些外部存在就丝毫也不会坚守这种地形图的临界迹象,既丧失自身的精神空间,同时也丧失自身的客观空间吗?这是最后的问题,那就是从前的星相神话附加物决定性地汇入圣经逻各斯的人的自我理解中。于是,我们得以记住星相神话要素与圣经逻各斯要素的内在一致性。因此,我们不仅要从历史视角认清这种内在一致性,也要从形而上学视角认清这种内在一致性。
  所以,“或逻各斯或宇宙”(Aut logos aut kosmos)这一命题并不径直意味着诸如下述非此即彼的反命题:“或恺撒或基督”(Aut Caesar aut Christus)。可见,“或逻各斯或宇宙”这一命题并不绝对地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宇宙是指定给我们的、可变化的、另一种世界的可能性。自然与某种仍然可记起的、可内在化的东西在一起。换言之,一方面,自然意味着某种令人瑟瑟发抖的阴冷地带或令人毛骨悚然的发讯站;另一方面,自然意味着某种酝酿中的寂静状态或进一步拓展的伟大性。这表明,人的内面世界与自然的生命在质上是同一的。古代人就认为,他们与既定的自然生命是同源生命,在自身位置上,他们热情讴歌地球乐园,在太阳与月亮相配合的朔望视点上,他们结成伟大而崇高的一对。总之,太阳与月亮的结合是“异教徒的诱惑”。这一点并不是摇撼圣经体系本身,而只是部分地改变圣经内容并赋予新的惊人的意义。

40. 按语:阿卡狄亚与乌托邦 [31]

1
  有时我们也会渴望单薄而柔和的东西。但是,并非有意如此,因为对愿望的实际投入恰恰因人而异、各不相同。因此,单纯的愿望经常而广泛地出现在人的生活之中,有的人没有努力的意愿,但心中却长久地抱有期待。于是,他也会轻易地期待幸福自动地落入自己的怀抱中。是的,正因如此,愿望才会显得特别地美丽迷人。
2
  显然,在这种愿望中蕴含着某种天真烂漫的特征。而且,在人们的脑海中,也经常浮现出关于更美好事物的宁静图像,而这种情况与某种被动的愿望有关,例如,儿童般的天真愿望尤其乐意接受礼物,并对此喜爱有加,赞不绝口。但是,在现实中,如此梦寐以求的东西大都是匮乏的东西,因此,人们必须通过坚强的意志和知性,奋力争取和构筑这些东西。无论如何,这类渴望材料已经在那里,它们未必由于我们而改变自身的面貌。
3
  因此,在阿卡狄亚圆满成熟的东西总是带有某种柔和温存的特征。在那里,万物翠绿,鲜花怒放,所到之处都配制了舒适安逸的床。这地方既不需要艰苦奋斗,也不需要任何恼人的劳作。这样,从一开始,本真的古代之梦就活在一种圆满和谐的状态之中,其中既没有成功,也没有挫败。阿卡狄亚——它是一个绝对温柔的风景乃至共同体。从一开始,这个地方就与田园般的、现存的、简单幸福有关,而远离诸如狼一类的残忍本性。相反,在同样友好的自然山谷中,聚集着同一方向的特性,例如,温暖、安全感、快活、无辜等,相沿成习、蔚然成风,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这种田园风景被描述为乡村牧歌风格并非没有理由。自泰奥克里托斯 [32]的牧歌作品以来,或者在伊壁鸠鲁贵族犬儒学派的田园模仿作品中,田园作品大都带有这种纯粹的牧歌特色。例如,关于黄金时代传说热衷于某种阿卡狄亚作用的文本,后来甚至圣经的天国图像即这个原始花园(Urgarten)也热衷于失乐园。甚至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工花园、洛可可风格的花园以及后来的英国花园也都明显带有“从你的绿荫中出来”这一特征,例如亨德尔在他的《广板》 [33]中就热情讴歌了这一特征。
  在某种程度上,这里也固结着某种人工要素本身,但是,自泰奥克里斯以来,越过所有现存的矫揉造作、装模作样,阿卡狄亚风格总是使人想起不是凭借旷野的漫游,而是通过恒久的暗示很快敞开对某一田园牧歌式场地的感情。在这种场地中,不仅存在牧者的游戏,也恰恰存在重要的居高临下的鸟瞰图。试想一下,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最后一幕中的高耸花园,那地方超尘脱俗,不为日常世界的任何粗糙呼吸所侵入,这地方明月如盘、群星闪烁,在纹丝不动的山顶之间熠熠生辉、璀璨夺目。“长庚星如此友好地凝视我们的爱”,周围环绕着温柔的隐蔽、花的芳香、夏夜的沉思、宁静的喜悦等,诗情画意,美不胜收。
  此外,克洛普斯托克 [34]在一首《颂歌》中,这样描写道:“玫瑰花环间微风徐徐,顿时我们周围变成了乐土仙境。”这时,由于人们所谋求的是天国之风,所以热情本身总是温柔而纯粹的。这是永不堕落的阿卡狄亚风景,也是永不陷落的维纳斯山。 [35]这样,在西方文学中,阿卡狄亚既没有被解释成完满的“塞特拉”图像 [36],也没有被解释成塔索 [37]所描述的阿尔米达(Armida)的魔力花园。因此,阿卡狄亚不是笼罩在夏天沉闷紧张的气氛中,而是笼罩在春天友善与和平的情调中。但是,这种花园承载着全新的尘世内容,但绝不涉及纯洁美丽的天使,也不涉及从古代视角聚焦的天国的彼岸幸福或视为乐土仙境的天国形态。
  在格鲁克 [38]的歌剧音乐中,阿卡狄亚恰恰以扣人心弦的形象浮现在凝望着仙境乐土的人的心目中:“多么纯洁的天空覆盖这个场所/一缕温柔的光线照射我的目光。”这是绝对无法沉没的灿烂自然图像。在此,天国的诸形态也追问男人和女人,因为爱的温柔是阿卡狄亚的主要成分。此外,这里也蕴含着卢梭格外关注的此岸世界的图像,而这种图像无疑静悄悄地反抗诸如“非自然”“矫揉造作”一类的压迫。尤其是,一股暖人心房的友情气氛慢慢地散布到长长的、辽阔的狭长地带,在此,它永远被称作阿卡狄亚。
4
  听起来,原来阿卡狄亚所指的地方绝非美丽动人。原来阿卡狄亚指的是伯罗奔尼撒一个很不显眼的草地和山区。直到公元前42年,维吉尔才称这个地方是令人喜悦、极度幸福的地带。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 [39]出身于阿卡狄亚,他对自己的家乡一往情深,以至于把这个地方描写得天花乱坠,美若仙境,正是他对其家乡的过分美化感染了后来维吉尔的这种赞美冲动。在有关作品中,波利比乌斯把居住在阿卡狄亚的牧者提升为十分优秀的人,并把他们规定为自然的、明朗快活的、沉溺于歌唱的人。
  事实上,在遇见宁芙仙子席琳克丝(Syrinx)时,牧羊神“潘”(Pan)第一个发明和吹奏了笛子,在此,我们可以感受到某种动人的神话爱情场所。因此,当维吉尔撰写田园诗以及牧歌时,他有意识地把阿卡狄亚与富于田园风景的原始土地联系起来。但是,按照席勒的观点,在早期文艺复兴时期,这种古代富于“伤感情调”的田园诗,即“寻找自然的”阿卡狄亚文学已经旧貌换新颜,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例如,那不勒斯出身的作家桑纳扎罗 [40]撰写了牧者小说,明白无误地将其冠以“阿卡狄亚”的标题之后,他一发不可收拾,发表了大量这方面的作品。
  但是,通过绘画作品,没有诗的行为的风景本身却得到了出色而形象的表现。试想一下,以阿卡狄亚为主题的普桑 [41]的两幅画。这两幅画带有矫揉造作的风格主义倾向,却恰恰以阴郁的视角描写了自然中的灭亡现象,但是,这两幅画从最优美的和平感出发,在“抓住当下”的氛围中间,显示出一种极度忧郁的逆反情调。因为在阿卡狄亚图像上旋即显示出一具死者的头颅,它位于十分陌生的、隐秘的另一口石棺上面。那上面写着这样的碑文:“我也在阿卡狄亚”(Et in Arcadia Ego)。
  此后,席勒在诗篇《断念》 [42]中,似乎重新补充了古代的阿卡狄亚音乐。在此,他一边谈论石棺,一边将“短暂的生命”(vita brevis)搁置一旁,而把“长久的艺术”(ars longa)拉了出来。通过把这句拉丁语箴言译成“我也在阿卡狄亚”,他试图指出下述事实:虽然艺术家的“自我”
  (Ego)带有明显的过去时特征,但是,同样总是带有古代阿卡狄亚音乐的从属关系。另一方面,在第二次逗留罗马期间,歌德的自我不仅拒斥矫揉造作的风格主义,而且为一个真正的“阿卡狄亚人的聚会”所接受。他们恰恰把古典主义的健康状态、单纯性以及远离极端的中庸态度崇拜为阿卡狄亚,甚至把这一切当作偶像敬仰不已。在此,可尊敬的牧羊人聚集在矫揉造作的“全体性”的静止状态中。“这样,他们转入空旷的野外,乡下的花园周围。是的,罗马本身称心如意、心满意足,在围墙的紧紧环绕下,被划分成大小不等的区域。由此,人们也获益匪浅,深有体会。因为他们不仅可以接近自然,呼吸新鲜空气,还可以预见诗作艺术的原始精神。” [43]
  现在我们再次撇开阿卡狄亚内容中的讽刺意义以及引人注目的范畴,返回到与普桑的作品无关的自由的空气或带着泥土芳香的自然。在《意大利之旅》的最初版本中,歌德把阿卡狄亚图像上的“我也在阿卡狄亚”这一铭文设定为一种全新的构思,即对虔诚世界动机的全新构思。就像有人置身于阿卡狄亚一样,诗人自身的生存也被置身于意大利的节庆本身中。因此,歌德将“我也在阿卡狄亚”从石棺上的死者头颅完全移开,断然将它与活着的艺术家联系起来。这样,阿卡狄亚已不再是从前的伯罗奔尼撒区域,而是纯粹诗意的理想区域。具体而言,歌德的阿卡狄亚乃是“作为意大利的伟大希腊”。
  如果这里是由黄道带主管,那么上述歌德的阿卡狄亚标志就是转义的双生子。为了这种阿卡狄亚,希腊人卡斯托给罗马人帕勒克祝福。 [44]关于作为阿卡狄亚的意大利,阿尔菲耶里 [45]说过的一段话很贴切。他认为,阿卡狄亚是好地方,那里作为植物的人最繁荣昌盛。用歌德的话来说,阿卡狄亚本身就是欣欣向荣、健康而健全的地方,是不以任何疾病存在为前提条件的地方。在通常意义上,也许这种疾病存在是健康的,因为或许健康首先与这种疾病状态相联系。
  在《意大利之旅》以及其他许多作品发表很久以后,阿卡狄亚在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中恢复了本来的面貌。就是说,通过主人公浮士德和希腊女人海伦娜这一题材,浮士德重返伯罗奔尼撒,亦即曾经是海伦娜家乡的地方。尽管迄今这地方是人的生存进行超越并把握超越者的地方,但作为家乡同时也是浮士德与海伦娜唯一值得相遇的地方:“坚固的城堡不应将你限制!/阿卡狄亚的永恒青春力量/也不能使我们流连忘返,/而被限定在斯巴达旁边。/被引诱来居住在洞天福地,/你隐遁到最愉快的命运中去!/王室的宝座化为园亭一片/我们的幸福自由得和阿卡狄亚一般!” [46]
  在上述引文中最后两行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一种对非强制性生活的强烈共鸣,即对超越者所赠予的无拘无束生活的共鸣。在此,所谓“非强制的生活”不仅始终意味着歌德关于古代生活方式的信条,也始终意味着南部丰富多彩的生活、有益于机体健康发展的自然淳朴的生活。用歌德的话来说:“一切生气勃勃的东西都是一种珍贵的东西、真实的东西和现存的东西。”在这里,并不排除现存幸福与纯真无邪的性欲快感之间的和谐一致,换言之,在无拘无束的生命的节庆中,永不缺乏诸如“赫尔塞贝尔格” [47]一类的浪漫风流名山。
  现在,我们重归意大利的空间。虽然实属罕见,但若干作家试图把阿卡狄亚的美丽图像与狄俄尼索斯的狂热世界有机结合起来。在海因泽 [48]的长篇小说《阿尔丁海洛与幸福岛》(1789)中,人不仅可以作为植物欣欣向荣,也可以作为生命体兴旺发达。“生活越来越深入,节日越来越神圣,人们的眼眶充满了快乐的泪花……不断持续的春天,大海和陆地充满了妩媚的美和丰硕的果实,幸福安康永驻人间。” [49]
  因此,这种热情好客乃至盛情款待肯定有别于歌德所谓可尊敬的“阿卡狄亚人的聚会”。也许,海因泽逐渐陶醉入迷,忘乎所以,不知不觉深陷于原始的、温柔的伯罗奔尼撒风景之中。然而,古代主宰森林畜牧的“潘”(Pan)已经在摇篮里歌唱过这种初始的、诱人的风景。的确,从维吉尔到歌德的历代作家从未渴望、祈求一种没有任何国家的生活。特别是,他们从未憧憬一种排除国家的艺术。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卢梭主义的这样一种企图总是萦绕于怀:当当权者把餐桌搁置一旁时,人们就在十分友好的场所,已经铺设了丰盛的餐桌。至此,我们探讨了关于意味深长的田园诗和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暗示我们的生活可以多么轻快而安宁。特别是,在自然疗法这一最宽广的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信任这些作家们向我们热心建议的那块心灵的永恒飞地。
5
  但是,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那就是,这种被祝福的土地并非仅仅在文学作品中起作用。与意大利相比较,阿卡狄亚是十分讨人喜欢的地方,但是,不言而喻,在当地农民心目中,阿卡狄亚并不像幸运的访客想象的那样呈现一派宁静祥和的田园牧歌景象。虽然阿卡狄亚的实际空间大打折扣、缩水很多,但由于其固有的原型图像作为装饰持续不断地驻进社会乌托邦的领域,恰恰在此,阿卡狄亚不仅带有恒久的文学标志,也呈现出自身特有的社会乌托邦标志。例如,人们通常把阿卡狄亚图像与社会乌托邦图像严格区别开来,认为前者的基本特征是被动性和盲目性,而后者的基本特征是有意识的意志和计划性思维。
  应当承认,与社会乌托邦不同,阿卡狄亚不仅是一种充满游戏特征的、被动性占主导地位的图像,也是完全脱离社会的静态图像。但是,同样不可否认,阿卡狄亚图像从一开始就作为社会乌托邦的生产模式而起作用。因为在阿卡狄亚图像中,经常包含着极其抽象但却总是意欲改善社会的内在构成因素。与此同时,一切社会乌托邦也都长期受到纯粹阿卡狄亚图像,即“南部国家—母亲自然原型”(Südland-Mutter-Natur-Arche-typen)的影响。一方面,阿卡狄亚图像使人松弛缓和;另一方面,它又催人产生新的不安和忧虑。
  因此,从一开始,更美好的地方就已经是新鲜有趣、引人入胜的地方。这方面,尤其是,别开生面,有趣逗乐的面貌一同起作用。尽管这些故事总体上不乏夸张的成分,但是,它们精镂细雕、刻画入微,自始至终着力描写了“极乐乡”(Schlaffenland)。 [50] 在那里,红烧鸽子飞进嘴里,河流里泛滥着葡萄酒,从社会视角看,诸如此类的故事也都意欲阿卡狄亚的美好图像。这样的描写表达了旨在降低物价、改善民生的愿望,的确,也表达了旨在通过降低物价促成一个美好社会的愿望,在这个社会里不仅不存在任何物价,人们也不必为获取某物而费力辛苦。因此,为了获得生活必需品,人们已经不必劳神费力、受苦受累,一切东西本身都已作为礼物而被赠与,所有陌生者都被当作客人盛情款待,并竭诚满足其各种愿望和需要。
  显而易见,作为社会乌托邦的古老形态,阿卡狄亚尤其对以后社会乌托邦的地形图(Topos)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点具体表现在下述事实之中:社会乌托邦的地形图位于某种现存的空间或遥远的空间中,但并不位于某种变化中的时间之中。换言之,当我们从社会角度进行考察时,社会乌托邦离“这里”(Hier)很遥远,但离“现在”(Jetzt)并不遥远。例如,以丰饶的南部国家为例,可以说,所有故事都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代用品,至少描述了作为我们所必须生产的社会代用品乃至填补物。
  从希腊化时期瑟俄彭珀斯 [51]的社会乌托邦以来,这种美丽丰饶的社会就已经见之于伊安布劳斯 [52]的《太阳岛》(Sonneninsel)中。太阳岛仅仅在地理学上无限遥远,但在未来视点上绝不遥远。此外,文艺复兴时期,托马斯·莫尔提出了“没有的地方”,即“乌托邦”(U-topie),该词意味着仅仅利用海上旅行,以便迂回曲折地表现现存社会图像。100年后,这一特征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中得到了重现,尽管这部作品相对缺乏阿卡狄亚的亲密性。社会乌托邦到处都被描写为《幸福岛》,至少被描写为南部美丽富饶的海岸,几乎像在一幅诱人绘画中的旅行广告里一样。确切地说,就像在高更 [53]天国般的塔西提图画里一样;更确切地说,就像在天国之光的寓所里一样。
  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社会乌托邦才开始移入未来的时间,即未来的某一视点中。对此,梅西耶的《2240年》(L'An 2240) [54]以及傅立叶的《新的工业世界》(Le nouveau monde industriel)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此,恰好“匠人”(homo faber)正式报到出场,而这种人并不是地上宠儿,而是建构变化了的社会关系的人,即像渴望新事物一样渴望创造新事物。的确,所谓“渴望新事物”(rerum novarum cupitus)这一表述本身陈腐老套,这句话原本是恺撒对原始高卢人说的话,但是,后来为创造历史的罗马人所沿袭使用。 [55]
  当然更不用说,在维吉尔,甚至在整个圣经中,社会乌托邦确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在此转移的并不是某个场所,而是未来的视点。最终,流淌着奶和蜜的国度就迁移到未来的视点之中,即转移到末世论的爆炸之中。在圣经之外,维吉尔的《田园诗》第4卷也受到了这种未来预见的影响;
  在圣经之内,首先是奥古斯丁,尤其是中世纪盛期的约雅金·弗洛尔受到了这种预见的强烈影响。在约雅金那里,迦南的真实葡萄恰恰被设定为历史的欧米茄 [56]。
  与此同时,这样的逻各斯并不是需要重新创造的对象,而是先天流传下来的对象,所以它并不能完全废除纯粹地形学的空间特征。无论如何,对于教会来说,这种未来的拯救国度重新再现于遥远的空间中,尽管这种国度还处在尚未准备好的彼岸的一个完成了的空间中。当进一步观察实际的社会障碍时,我们就会发现,在产业革命之前,人们固有的生产力并非总是绰绰有余。正因如此,从前的人们完全无视遥远的现存性,根本不会想象大胆的乌托邦。因此,在业已存在的遥远的现实中,人们将这个被指定给我们的“飞地—存在”(Enklave-Sein)接受为完全不可企及的盖娅领域。
  当然,在产业革命以前出现的愿望图像中,也始终存在古希腊伊洛西斯城节庆。当时人们最崇拜的对象是“令人喜悦的世界之母”德墨特尔、伟大母亲以及拥有与自己的孩子一样欲望的卡碧尼等。由于这个缘故,有些人认为,应把阿卡狄亚图像中可获取的一系列重要品格,例如更美好世界的幸福、纯真无邪、宁静和友善等一并纳入构成性的社会乌托邦之中。这种主张无异于劝告人们,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中,放弃殊死斗争和不懈努力,一开始就追求个人的安全感。因此,阿卡狄亚不仅使我们松弛和感动,也劝勉我们关注作为“友善”(Freundlichkeit)这一乌托邦的飞地本身。
  但是,就此而言,阿卡狄亚已经不是赢得乌托邦的恰当手段。试想一下,在盖斯勒一类的邪恶总督统治下,按照事物的固定状态(rebus sic stantibus)就能成就某种阿卡狄亚的事业吗?然而,同样不可否认,在果实和目标图像中,阿卡狄亚要素的涵义远远多于路上的那份劝告。因为阿卡狄亚乃是对更美好世界所蕴含的更深层次模式的一个校正因素(Korrektiv)。由于这种校正,现在阿卡狄亚图像可以是一幅“仿佛”(Als-ob)图像。这样,待革命胜利后,阿卡狄亚图像就可以被视为人们能够享受的果实。据此,《幸福岛》中梦幻般的风景,卢梭《新爱洛依丝》 [57]中的恍惚风景或“友好”等均可理解为正义的校正。一如布莱希特所言:“也许我们的生活太快活、和平。” [58]强大的“健康本身”先于一切人为要素,因此,我们必须敏锐而有力地确定阿卡狄亚。
6
  此外,在阿卡狄亚与乌托邦之间,通常存在着将两者相互区别开来的要素。在前者那里,守护羊群的牧者出现;在后者那里,制造某物的匠人出现。牧者主要从事采集和耕作,匠人主要制作未曾有过的东西,他是超越业已存在的东西而营造某种新的东西的人。然而,进一步讲,阿卡狄亚与乌托邦并不意味着仅仅在所谓“成长的东西”与“构成的东西”之间做出二者择一。例如,在海德格尔的《田间小路》,或者泰奥多尔·莱辛 [59]的《精神之旁地球的没落》以及路德维希·克拉格斯的《作为心灵反对者的精神》之间,压根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供我们选择。 [60]
  阿卡狄亚图像原本就不是市侩的幸福。追随法西斯主义的哲学家们甚至把阿卡狄亚图像解释为“血与土地”,这是对这一美好图像的极其卑鄙无耻的歪曲。按照这种解释,对乌托邦构成的抉择只会导致另一种腐化堕落,而这种变质使得重建某一世界的精神陷于空虚、冷酷以及矫揉造作之中。但事实恰恰相反,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作为一种校正因素,阿卡狄亚图像告诫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更美好的生活。恰恰通过重建世界的意志、追求蓝色的蓝骑士以及将阿卡狄亚图像构成具体现实的渴望,这种更美好的生活才能够美梦成真,如愿以偿。这种意志、努力和渴望来源于人的内在本性,其作用一点也不亚于作为反对过分有计划的、作无谓牺牲的社会乌托邦的校正因素。但是,这一点恰恰适用于阿卡狄亚自身所固有的和平及人性。
  在重建世界的途程上,阿卡狄亚要素即使受到挫折、丧失目标,它也能按照事物的变化状态(rebus sic fluentibus)继续成长壮大。因此,在二重意义上,许多思想幽灵仍在外面游荡徘徊:其一是,自然地被意欲的关于自由的思想;其二是,在幸福的天国地带下,合乎自然的关于自由的空间的思想。这方面,人们相信,人在天国可以像一棵草一样活得很舒适,然而,在现实中,这种匪夷所思的思维从未得到清偿。即使从阿波罗瞭望台登高望远、极目远眺,情况也是如此。这种最富于自然特色的人的显现与阿卡狄亚品位高度一致,尽管这种图像与基督教的图像毫无关系。

41. 按语:崇高的一对,或者爱之中的月亮和太阳 [61]

1
  当两人相爱时,最初彼此分开,把对方视为他人。但是,两人之间总是卿卿我我,窃窃私语。而且,接吻搂抱,翻云覆雨,发生某个事件。这种爱抚不仅把两人结合在一起,也把两人合二为一,他们的身心以闻所未闻的方式融为一体。只要从无序受孕中产生某种结果,这种结合就会显现特别奇异的巨大图像。于是,在个别的现象和案例中,仍然多于单纯的“我与你”的东西,就闪亮登场,多彩照人。因此,看起来爱的行为也多于所谓通常的婚姻,即婚姻自身以及生儿育女,但是,显而易见,这种爱的行为也是为了他人。于是,每一个人都多姿多彩、大大方方地献身于“彼此相爱”(Füreinander)这一爱情行为中。不言而喻,男女的结合发生在极其崇高的层面上。
2
  但是,从一开始,我们就不是以十分高尚的方式觉察爱情,而是以非常普通的方式询问爱情。例如,有个青年人迷上了一个姑娘,他巴望自己心仪的姑娘瞧他一眼。的确,这多半源于虚荣心,但是,这种被凸显的愿望难道不正是渴望被注视的一种图像吗?尤其是,从中不正是殷切期望对方的严肃与温柔,可以说,从中不正是反映出男性坚强与女性优雅的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吗?在始终具有不朽意义的通俗小说中,这种情形屡见不鲜,忍俊不禁。例如,理查德·沃斯的小说《两个人》 [62]就生动描写了男女主人公阴差阳错、破镜难圆的爱情故事,而其他强盗作品照例探讨了抛弃自身存在的女人,即头领与强盗新妇的惊险艳情故事。
  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作为特有的一对绝配,一跃成为昔日报纸的经典短语:王子及其高贵的夫人莅临我们的城市。她充满仁慈,他精力充沛,宛如月亮和太阳降入尘世。显然,在这幅伉俪图像中,十分古老的、像后光一样的特性与后者同时存在。虽然统治阶级从意识形态角度,从阶级利益角度利用这种灿烂特性,有效地为其统治地位服务,但是,这种特性绝不因此就消耗殆尽。至少在那里并不消耗殆尽,在此,人们认为,关于“崇高一对的意象”(die Hoch-Paar-Imago)绝不仅仅是一个围绕“精细的人”(feine Personen)的图像。相反,在此起作用的东西不仅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也是自身的上层建筑,即原型一天文学的、知识渊博的上层建筑。这方面,有许多神话故事为证,我们将指明这一点。阿卡狄亚图像及其意象触及了友善的地球、善德女神 [63]、大地之母 [64]等;崇高的一对意象无外乎想象尘世之爱中月亮与太阳的相遇、结合以及兴旺发达。
3
  这样,按字面意思,围绕两人发生某种上升事件,即向上拉的事件。无论如何,在宇宙中承载着女人与男人的要素,几乎可以说,这一观点外在于基督教世界观的基础。例如,月亮(与盖娅一道)显现为母权制偶像,而太阳则显现为父权制偶像。月亮标榜矜持内敛的情感以及隐蔽之夜的特征,后者则标榜排山倒海的力量以及光彩夺目的白昼特征。诚然,真实的月亮与真实的太阳并不同时出现在真实的天上。然而,在我们的心目中,作为厄洛斯图像,月亮与太阳总是形影相随、难解难分。
  关于月亮与太阳的伟大爱情,歌德在《西东诗集》 [65]中这样赞颂道:“太阳走近了!绚丽之光!/初月紧紧搂抱太阳。/是谁会把这一对结合在一起?/如何才能说明这种哑谜?/如何?”土耳其“日月教团”(Sonnen-Mond-Orden)保存了富于魔力的日月纹章,在此,天上的月亮和太阳与自身在场的双重光辉联系在一起:太阳代表潇洒帅气的男人哈台姆(Hatem),月亮代表婀娜多姿的苏莱卡(Suleika)。显然,从东方文明的源泉中,歌德记起了这个神奇的一对:“苏丹法力无边,神通广大,他能促成世界上至高的一对情侣喜结连理”,进而能够把一切情侣带入天上的婚礼中。因为在巴比伦星相神话中恰恰存在一种“神圣的婚礼”,在这种情况下,苏丹被视为太阳神本身。
  巴比伦人深信,至高的白日祭礼神巴尔—马杜克与美丽的伊什塔尔—萨巴尼特(Ishtar-Sarpanit) [66]喜结连理,鸳鸯戏水。这样,神圣的婚礼被命名为“一个联结”(hieros Gamos) [67],巴比伦人把这一婚礼当作新年特别的节日来庆祝。甚至艾琉西斯 [68]的祭司们举行神秘仪式,象征性地展示宙斯与德墨特尔女神的婚礼,也许这种仪式也是从这种东方神圣婚礼沿袭而来。在晚期罗马的“城市以及世界”中,这种渊源于巴比伦的神秘仪式重新恢复了无尽活力和生机。例如,从前任叙利亚巴尔祭司的皇帝埃拉伽巴路斯 [69]与迦太基月神的女祭司坦尼特(Tannit)就举行了一场极富象征意义的盛大婚礼。这样,他以同样的方式,使迦太基月神与自己的太阳神结婚。这种信仰纯属一种装饰行为,无非是想把自己的统治正当化,但是,在此我们可以看见某种星相神话的复制品。在此,他们仿效古代巴比伦节日,也把这个节日葡萄酒和汗水表达为带给地球特别福祉的甘甜汁液。
  崇高的一对出现于古代东方文明,但其中同时带有异教徒的重要因素(例如,在《浮士德》中,就有诸如“纯洁的月亮脾气怪僻”这一类的诗句) [70]。后来,赞美崇高一对的仪式继续繁荣发展。在埃及的土地上,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 [71]之间的爱情热烈真挚,充满了传奇色彩。当初,安东尼偕妻子奥塔维娅 [72]来到雅典,雅典市民阶层毫不介意,报以热烈的掌声,向他致敬和喝彩,他们把他迎接为新的狄俄尼索斯,使他与不属于月神的雅典城市女神结婚。按照罗马的习俗,安东尼要求1000泰伦特的嫁妆。雅典人从帕特农神殿索求钱,支付了这笔嫁妆金。然而,后来当他转向克利奥帕特拉并与她一同生活时,他就不得不为“崇高的一对”的神话付出自己的生命。现在他们像伊西斯 [73]和奥西里斯 [74]一样生活,在埃及神话中,伊西斯是月神;在晚期埃及社会里,奥西里斯日益替代原初的太阳神。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爱情故事同样反映了“沉没的太阳”与“初升的太阳”这一近东星相神话。现在,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不仅被崇拜为奥西里斯和伊西斯,他们自己也相亲相爱、互敬互爱。他们的孩子被命名为赫利俄斯 [75]和赛琳娜 [76],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最后,克利奥帕特拉被一只蛇咬死,而蛇正是月神伊斯塔尔—伊西斯所看护的动物。例如,在西顿(Sidon) [77]地区,人们发现了伊斯塔尔女神雕像,而在女神胸脯上画有一只蛇。实际上,历史上的克利奥帕特拉曾死于这个月神。就是说,她试图与奥西里斯—安东尼一道亲眼见证滞留于苍穹的伊斯塔尔—伊西斯神话。后来莎士比亚把他们的结合命名为“双生子星座”。 [78]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的故事表现出浓厚的专制王朝特征,但是,文学上,月亮—太阳这一古老主题并没有耗竭殆尽。初月和太阳同时显现某种“绚丽的光辉”,这几乎沐浴了东方所有爱的形象。月亮和太阳的二重性质融为一体,浑然天成,从而在世界自身之中,在世界自身之上,双重之光交相生辉、相得益彰。归根结底,这种图像乃是基督教文化以前以及基督教文化以外的一种恋爱乌托邦和恍惚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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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现在从人们当中出现一对男女,由此造成重大后果和影响。这种场景甚至凸现在圣经土地上。例如,来自撒玛利亚的西门·马古斯,他这个人物相当于遇见希腊海伦娜的浮士德的原型。西门·马古斯是耶稣同时代的人,不过,他的生平只在《使徒行传》8章9—23节中作了简要介绍。
  绍。他是炼金术者、魔术师和骗子。最终,在恺撒、尼禄面前,他为了证明自己是同耶稣一样的神而在空中纵身跳跃,其结果,摔得粉身碎骨。
  但是,除了这种竞争激烈的故事之外,不可否认,实际上正是历史人物西门·马古斯执笔撰写了最初的诺斯替派作品《伟大的启示》(megale opophasis)。 [79]不仅如此,这位魔术师的转变与传说还恰恰显示了作为崇高的一对这一原型的最深奥的化身。在此,从一开始,西门·马古斯就以捐助者的面目出现,即作为一个寻求者寻找失去了的人的原始的男性与女性根源。因此,他声称,他不是作为神子,而是作为圣父自身来到地球上。换言之,有朝一日,圣父与作为自己的女儿、自己的恋人的“第二个人”(zweiten Person)成为一个人。第二个人意味着善良牧者所看护的迷失的羔羊,并且也意味着“智慧”(Sophia)。
  西门·马古斯自称是太初之神、太初之人以及神的女儿本身的圣父。按照他的说法,雅典人几乎把智慧等同于雅典娜女神。根据希腊神话,雅典娜的出生神秘莫测,令人咋舌,她是作为“概念”(Ennoia)而从宙斯的脑袋中蹦出来的。 [80]索菲亚(智慧)就是以这种方式出生的第二神性存在。但是,这个索菲亚拒绝与其圣父近亲乱伦并举行联姻,相反,她注视她下面更卑劣的领域。这个领域是恶魔居住的地方,而索菲亚被这些恶魔强行掳走。就是说,群魔为她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美貌倾倒,于是绑架了她。就像后来海伦娜被劫持到特洛伊一样,索菲亚不仅被劫持,也重演了像变化无常的月亮女神一样的命运。在制服索菲亚之后,恶魔们把她隐藏在世界最下面的领域,让她在女性身体中变化不定地体现自己的分身肢体。但是,即使索菲亚给女人传达神秘之美,她也不是给所有女性传达这种神秘之美。虽然特洛伊的海伦娜,还有推罗的海伦娜都曾沐浴索菲亚之美,但是,所有骄傲的女王以及伊利昂 [81]的女人都被排除在外,即使索菲亚再神秘美丽,他们也沾不上光。
  在此期间,作为巨大的原始力量(megalē dynamis),祖先太初之神变得十分孤独落寞,女儿索菲亚被劫持后,他毅然离开了自身所居住的高地。为了找寻失去了的女儿兼恋人,他变化不定地体现为各种肉体形态,漫无目标地飘游在世界各地。西门·马古斯向自己的弟子们宣告自身最后的化身,即肉体化的图像。换言之,神的最后的具体形象出现在撒玛利亚的西门·马古斯身上,于是,在推罗地区旨在寻找自身面貌的努力就宣告结束了。因为在此正好发生了最极端的相遇瞬间:他在最隐蔽的地方发现了伊娜依娅—索菲亚(Ennoia-Sophia) [82]的具体面貌。原来索菲亚在一家海员妓院当了妓女,她的名字叫推罗的海伦娜,她受尽了各种屈辱和痛苦。然而,现在时来运转,她可以再次摆脱这一切的屈辱和痛苦。
  毫无疑问,通过这种相遇的瞬间,西门·马古斯指出了传说中最强有力的原型瞬间,即“再认识”(Anagnorisis) [83]这一失去的东西之间的重逢瞬间。在传说中,这种瞬间十分罕见,例如,在圣经中,当约瑟与其兄弟们重逢时,描写了这种瞬间,约瑟十分突然地、惊异地发现,他竟然与过去曾经想要打死他的兄弟们相遇了。此外,在希腊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中,描写了埃莱克特拉与厄瑞斯特的重逢瞬间,但是,这种瞬间不是重新团聚而是重新发现。
  实际上,正是天主教教会的教父依勒纳勉强报道了西门·马古斯所想象的关于崇高的一对以及推罗的海伦娜的遭遇。 [84] 进一步讲,关于推罗的海伦娜沦落风尘一事,除了与伊娜依娅—索菲亚有关之外,也与伟大的月亮—星相神话传统有关。就像天主教神学家默勒 [85]所言:“根据卢吉安(Lukian)的《叙利亚的女神4》(De dea syra 4)记载,那个生活在叙利亚、腓尼基等地的女神阿斯塔特叫塞勒涅(Seleneia)。侍奉阿斯塔特的妇女和处女,不仅通过出卖肉体来维持生活,而且相传,塞勒涅本身也在推罗卖春达10年之久。” [86]
  但是,除了接受本来的“再认识”传说之外,西门·马古斯还同时接受了一幅变幻莫测的塞勒涅—海伦娜图像。神与舞伎以星相神话的方式发生关系。现在,两者一起拉扯西门·马古斯与毫不忏悔的抹大拉的马利亚,促使他们自由地结合在一起。就像太阳和月亮贯穿罗马全境一样,他们的灵肉融为一体,不分你我。崇高的一对男情女愿,并不带有任何专制王朝的特征,所以,西门主义者不久便结成祭礼共同体,开始崇拜太阳与月亮的结合。然而,这种崇拜却受到了天主教神父最猛烈的声讨与批判,其结果,西门主义者无奈归于没落。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有件事情比这种结局产生了更强烈、更持久的影响:西门·马古斯被证明是浮士德神话中最悠久的原始人物。此外,虽然海伦娜仅仅被理解为特洛伊的人物,但是,在1857年首次公开的浮士德文献中,她已经属于令人印象深刻的西门·马古斯—浮士德。换言之,海伦娜之所以能够与浮士德嫁接,全在于西门·马古斯的缘故。在《浮士德》中,歌德让浮士德—海伦娜的局面出现在斯巴达王宫里,但是,在西门·马古斯那里,这两个人物的邂逅局面要早得多。
  然而,对于被描写得如此伟大而典范的爱的一对,基督教化的世界本身却完全不屑一顾,嗤之以鼻,同样,在这个世界中,星相神话所意欲的,或者成为历史背景的崇高的一对很少或完全没有相称的位置。尽管崇高的一对这一日月框架继续存在,但是,人们不再讴歌这类幸福而甜蜜的爱情。诚然,《罗密欧与朱丽叶》 [87]《保罗与弗兰切斯卡·达·里米尼》 [88]
  《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 [89]一类命运多舛的一对超越者的爱情以及诸如《阿伯拉尔与爱洛依丝》 [90]一类的真实悲剧爱情乃至近代《维特与绿蒂》 [91]之间的爱情,可谓惊天地、泣鬼神,但这类故事已经不具有类似世界或宇宙的背景。
  更加令人惊愕的是,在基督教异教徒教派中,甚至也不举行“圣玛利亚” [92]与神圣的灵魂(Spritus sanctus)层面上的性化(Sexualisierung)仪式。当然,在玛利亚那里,清楚地保持着伊斯塔尔—伊西斯图像,而在耶稣那里,仍然保持着这种远古的太阳神图像。玛利亚不是坐在一轮满月上而是默默地站在形状如钩的初月上,而猛地跳起的耶稣手中仅仅握着一面太阳旗。玛利亚不是基督的女儿而是基督的母亲,她代表失去的那一半而与太初之神即神人重新结婚。
  11 世纪,在布拉班特地区,一个叫坦契尔姆 [93]的修道士与某个农村的处女不期而遇。在他眼里,这位处女宛如仙女下凡,不啻圣母玛利亚降入尘世,他毫不迟疑,当即与她公开结婚。其结果,他触犯了天主教教规,被基督教界斥责为异端。此外,就像莎乐美与施洗约翰 [94]的相逢一样,弥赛亚耶稣与抹大拉的玛利亚的相逢也仅仅见之于伪经,即《埃及福音》中 [95]。但是,这种相逢绝不应理解为对神灵的无耻亵渎和冒犯,而应理解为出于第一和第二之光的渴望,即对天上魔幻爱情的能动反映。
5
  但是,在17世纪笛卡尔活动的年代里,巴尔与阿斯塔特终于在天上相遇相知,双双坠入了爱河。这则故事不是被保存在基督教地区的传统中,而是被保存在东方地区的巴比伦传统中。在此,伊斯塔特是指天上的某个犹太姑娘萨拉(Sara),而巴尔是指假先知萨巴泰·泽维。 [96]
  这位姑娘是在街头被发现的,经施洗后,她被带到女修道院。当长大出落成亭亭少女时,见习修女萨拉作了一个奇异的梦,这个梦依稀展现了她童年不堪回首的记忆和更多别的事情。他的父亲的亡灵出现在梦中,他告诉她,他是在一次犹太人大屠杀中被打死的,他还告诉她,她被选定为不久将会出现的那个弥赛亚的妻子。萨拉对这个梦坚信不疑,随即逃出波兰的修女院,沿着梦所指定的路,开始踏上了漫漫找寻之路。按照父亲亡灵的话,她必须见到萨巴泰·泽维,但是,就像推罗的海伦娜一样,为了见到萨巴泰·泽维,她必须夜宿妓院。当时,这个确信自己是弥赛亚的男人正停留在开罗的宫廷中,萨拉坚信,她必须与他举行所谓天国的婚礼。
  1666年,两人举行了这种天国的婚礼,而这一年已被萨巴泰·泽维宣布为启示录年。在此,这个弥赛亚所发布的布告似曾相识,令人联想起西门·马古斯曾经把自身称作肉体化的圣父。在这份布告上,他签字说:“我是你的神,是把你从埃及领出来的主。”假弥赛亚果真迎娶了新娘,但结局很惨。当然,他的所作所为令巴洛克时代所有犹太人兴奋不已。土耳其苏丹抓捕他之后,让他二者择一:要么悬梁自尽,要么皈依伊斯兰教。后来,萨巴泰·泽维沦为苏丹宫殿里的守门人,默默无闻,了此残生。
  但是,崇高的一对原型源远流长,代代相传,这种原型再一次发生在后来的犹太人之中。此外,这种原型引人注目地被装饰成苏拉米特与所罗门 [97]、所罗门与萨巴女王 [98]之间的男女爱情。虽然当时也不乏忠于萨巴泰·泽维的人,但是,关于古代恋爱神话的犹太教内在形态以及启示形态依然新颖别致,充满诗意和想象,被视为百听不厌的恋爱题材。这样,在还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在德国得以重现一个二重意义上的弥赛亚,而且,不少人相信他、追随他,此人就是雅可布·弗兰克 [99]。像西门·马古斯一样,作为所谓的弥赛亚,他也声称自己拥有“伟大的力量”(megalē opophasis)。他奸淫亲生女儿后,把她当作夫人藏在哈瑙地区的宫廷里。就是说,雅可布·弗兰克把自己当作第一神,把女儿兼夫人当作第二神,并且让人们对此深信无疑。拿骚(Nasao)公爵成了他的弟子,这样,弗兰克主义教派就开始迅速发展,风靡一时,直到19世纪,在波兰仍可发现这个教派的踪影。令人惊讶的是,弗兰克教派的人们从未阅读过浮士德—海伦娜的故事以及伪经福音。
  是的,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无需熟知关于崇高的一对原型的唯一其他显现,尽管这一原型曾经深深浸染过具有东方传统的共济会秘密团体。试想莫扎特《魔笛》中的下述诗句:“男人和女人,女人和男人,一路朝着神性伸展。”帕米娜是夜之女王所生的女儿,塔米诺是萨拉斯特罗(Sarastros)城的太阳圆周及其赐福联盟所生的儿子。在此,在灿烂的太阳包厢开启以后,日月结合这一神话就响彻为最优美、最人性的声音。
  此后,歌德令人惊讶地,但以十分平常的方式执笔《魔笛》第二部,试图把它压缩成小歌剧。 [100] 在此,帕米娜与塔米诺举行盛大婚礼,这情形分明使人联想起《浮士德》第三部中西门·马古斯与海伦娜之间的结合。结婚意味着生儿育女。帕米娜与塔米诺生育了“格尼乌斯”,海伦娜与浮士德生育了“欧福里翁”(Euphorion)。他们双双升入高高的天空,然后坠落,摔成粉碎。
  但是,借助于此,在模仿东方神话的童话故事中,莫扎特和歌德的帕米纳—塔米诺有所保留,而在马古斯浮士德和海伦娜的故事中却没有这些浪漫内容:在那个遥远的年月,海伦娜被视为妹妹或妻子的时候,新月与太阳就构成了描写爱情上恒久相遇的比喻。
6
  就崇高的一对而言,仿佛总有某种东西,即与我们人的本性无关的东西在起作用。那么,在人的存在之外,一对虔诚笃信的个体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在此,首先应当明确的是月亮和太阳的基本特征,因为在崇高的一对中,彼此结合在一起的东西完全不是人的因素。从宇宙视角如此奠定的内在联系而言,最显著的崇高一对特征是日月二元性,而这种二元性恰恰见之于西门·马古斯与海伦娜的相遇中。对此,我们可以依据诺斯替派以及晚期卡巴拉主义的“溢出说”(Emanationslehren)加以进一步说明。因为诸“溢出”范畴意味着,从一个“太一”出发,通过持续浇铸,光形成全部世界,然后,光下沉坠入黑暗中。
  光的这种运动本身充分表明了“男女两性的结合”。如上所述,这一点恰恰触及了纯粹男女两性之间被序列化的图像范畴,即天地之间的“阴茎—阴道—对应物”(Penis - Vagina - Entsprechungen)。在诺斯替派那里,这种关于泛光图像的范畴称作“永旺”(Aon),而在卡巴拉主义那里,这种关于泛光图像的范畴称作“塞皮罗特”(Sephirot)。 [101]这些范畴总是成双搭对地、前后并列地被编排开来,例如,月亮与太阳的二元性总是成倍地赋予对方自身的数目以及性的特性。
  这方面,一个范例是(尽管同样拒绝月亮与太阳、神与女神合一的思想)毕达哥拉斯学派人们的观点。这个学派的人们早就用一个图表设定了整个世界中的十个普遍对偶:(1)女性与男性;(2)曲线与直线;(3)无限与有限;(4)多与一;(5)左与右;(6)动与静;(7)弯与直;(8)不相等与正方形;(9)好与坏;(10)黑与亮。当然,通过这些对偶范例,毕达哥拉斯图表不是提供其色彩斑斓的价值概念,而是提供“左右四肢”(Links – Rechts – Glieder)的各自对应物,尤其是,明晰解释两种特性的合并,即月亮与太阳的“朔望”。借助于此,毕达哥拉斯图表可以举行强化十倍的盛大婚礼,就是说,各自举行范畴的形式特性婚礼。
  但是,鉴于宇宙的恋爱反响,也许在天与地之间存在多于“朔望”的另一种意义。换言之,在此除了存在形式的特性以外,也许还存在作为其他惊人意义的“时代一对”(Äonpaaren)。在太阳与月亮这一纯粹的崇高一对的相遇中,诺斯替派学派的智慧一定梦想数字以外的其他意义。在西门·马古斯100年后,按照当时的情况,诺斯替主义者瓦伦提努把天上光的流溢过程命名为女性—男性范畴(这也是语法学上的女性—男性):静态(sigē)—深渊(bythos);真理(aletheia)—精神(nous);活力(zoē)—光辉(phōs);共同体(ekklesia)—人(anthropos)等。同样,直到第八亦即最后一对范畴都以雌雄同体的形式显现。因此,只有真正崇高的一对才能把向下流下来的理念向外分发,并把向上流出的理念向外排出。
  根据诺斯替派的流溢说以及卡巴拉神秘主义的理论,爱绝不是一个私人的世界事件。如果直到最后,在此被命名为“塞皮罗特”的“时代一对”都作为“女性—男性”一对存在,那么情况更是如此。在此我们发现,作为最后的阐明,所谓“结合”(coniunctio)意义上的地上反光甚至就是圆圈中的一个“哟特”(Jot) [102]:从诺斯替派视角上看,这必定是神的标志本身,而从基督教视角上看,这是一种恐怖行为。然而,这个标志指向最高的“朔望”。进言之,这个标志清楚地表明,根源存在与固有的自身存在融为一体、同居共生。
7
  对于超越界限的东西三缄其口,这是一件很麻烦、很费周折的事情。与上述日月之间的崇高一对相比,基督教的对偶形成具有十分不同的面貌。首先基督教对人人可及的爱的理解就与众不同。因为即使是迄今最崇高的一对所孕育的门第高贵的爱情也被视为无足轻重或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天荒地老,日月争辉,所有的人为之骄傲的是,他们尽可亦步亦趋,远远地仿效太阳与月亮的爱情,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能享受这种圆满而甜蜜的爱。尤其是,崇高的一对总是带有异教徒的特征,而从前那种星相学上的天上婚礼一直为基督教所鄙弃和拒绝。因此,在基督教思维中,只有诺斯替派还会注意到太阳与月亮的婚礼。
  由于上述背离,基督教把下述这种偏激行为宣布为合法:即负重者和艰辛者的神圣婚礼完全不同于其他婚礼,尤其是完全不同于一种灵魂的(pneumatisches)圣礼。人们千方百计地把新约圣经的各个玛利亚,特别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安置在耶稣身旁,但是,这种做法完全是枉费心机、徒劳无益。在基督教教派中,这种现象也仅限于诺斯替派内部。所谓“相信智慧吧”(Pistis Sophia) [103] 这一赞歌不是涉及圣洁的处女玛利亚,而是涉及美丽的、有罪的玛利亚。不过,听起来,这首赞歌让人觉得一切恋人实际上不只是枉费徒劳:“卓越的玛利亚,你是极度幸福的,你是为一切种类所赞扬的神圣的充满(Pleroma)。”
  尽管在诺斯替派中,这样的提升拔高几乎没有形成任何学派,但是,最初也不乏抹大拉的玛利亚与耶稣的种种传闻。 [104] 不仅在伪经《埃及福音》中,而且在伪造的圣经中,耶稣也说道:“我是为了解决女性事业而来的。” 一有机会,就会发生某种虚构的“相遇”(Rencontre),例如,诸如施洗者约翰一类的先知至少能够与异教徒的公主莎乐美相遇 [105],尽管莎乐美是杀人凶手,她杀死了他心爱的男人,但是,到头来她却毫无忏悔之心。
  在这多少有些咄咄逼人的案例中,我们可以领悟到下述事实:在基督教爱的象征、婚姻圣礼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不是太古的夏娃,而是太古的亚当。就像伊娜依娅—索菲亚一样,夏娃也不是被盛情召回家的高贵女性。就是说,夏娃的图像横遭破坏,面目全非,即使在未被削弱的情况下,充其量也就是被视为下贱的丫鬟仆女。
  抛开诺斯替派教徒,基督教徒并非强调男性与女性,而是强调男性与女人。因此,他们竭力避开肉体中所有形式的太阳与月亮的结合(conunctio solis et lunae),纷纷倡导基督教的祭礼图像:基督教与共同体之间的婚礼。如果基督教是指掌管共同体的首脑,那么共同体就是指追随基督教的妇女。在此,完全排除了任何宇宙背景,取而代之的是基督身体背景。如果不是这样,基督和教会就呈现出一幅被贬低的、极度扭曲的面貌。这一点对作为首脑的男人而言同样适用。例如,圣经中如是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106]
  因此,我们可以说,由于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从前受制于星座的陌生天空如今为基督之身所代替。这样,宇宙意义上现存的(或者所谓现存的)尺度和目标就完全被翻转了。“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107]从前人们把爱之夜的月亮荒芜地区解释为女性生殖器(W)与男性生殖器(M)的结合。当然,耶稣自己也并未完全消解太阳与月亮之间的这种炽热的爱,但是,这种行为在基督教婚礼中,已不再占有任何重要位置,或者干脆默默无闻、沉默不语。前述《以弗所书》中的相关段落,也仅仅适用于下述情况,即仅仅间接地暗示或比喻基督的肉体与其共同体中的个体结婚。在此,尤其强调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因为“如果不是唯一的基督徒,就没有基督徒”(unus Christianus nullus Christianus)。
  然而,在基督教世界观中古老的爱的形象并未完全绝迹:虽然作为基督形体的相爱夫妇丧失了外部高空,但是,他们却获得了内在深度这一意味深长的意义。例如,基督教世界观绝不显现宇宙全体或灵魂登陆之间业已澄清的紧张关系,但是,后来许多作家在各种恋爱及其伟大图像中生动地描写了这种紧张关系的形态。莎士比亚妙笔生花,栩栩如生地描写了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之间的爱情,此情此景,万古流芳,足以让人联想起作为太阳的赫利俄斯与作为月亮的赛琳娜之间的相遇。
  然而,奥赛罗 [108]与苔丝狄梦娜的爱情则触及了另一领域。在第一幕最后紧要关头,奥赛罗对爱之夜唱道:“瞧,七女神 [109]想要触动大海。”在这种深沉的男女之爱中,喧哗的空间归于终止,世界变得深沉而寂寞。这里呈现出基于某种圣礼的灵魂的(Pneuma)优势。虽然这种基于圣礼的两人合一并不像世界一样硕大无朋,但是,这种合一依然作为星相框架保持不变。在此,我们觉察到一种可以重新踏入的深度,而这种深度并非仅仅是维纳斯所引导的内容的新的扩展。

42. 再论逻各斯神话或人与精神:费尔巴哈的理论:神为什么是人?基督教神秘主义 [110]

(一)我们的东西依然闪烁
  但是,一个人总是向外搬出,其原因在于内面。起初,这种内面还很虚弱,闪烁不定,以至于在外部环境中几乎不见踪影。但是,一旦外部的东西以莫大的力量对抗我们,我们只好屈服或顺应这种赤裸裸的外部力量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放弃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自身存在。假定某个原始人听了一则关于灵魂的故事。无论如何,在自身内部他都发现不了某种灵魂的东西,因为这种东西是不可视的东西。但是,指着刚刚飞过的一只鸟儿,他会对自身的部族大声喊道,自己的灵魂飞走了。这时,原始人感受到一种亲切的“无我”状态,确切地说,感受到未被觉察的内面为飞鸟所携带乃至拐走。
  然而,从远古时期人类就不得不在严酷的外部威胁下学会生存,例如,可怕的雷鸣闪电、阴森可怖的暴风骤雨以及出没无常的毒蛇猛兽、妖魔鬼怪。尽管如此,在原始人那里,一种独一无二的人的恐惧踪迹已经悄然而至,这种恐惧时而是一种坏消息,时而是一种迷乱癫狂的情绪。例如,在漆黑的夜里,在空无一人的地方雷声滚滚,或者在大白天,在大庭广众之下电光闪闪。从一开始,原始人就尝试利用魔法,并且借助于祈祷来抑制内心的恐惧,从而继续发出新的希望之光。这样,从一开始,人们就用魔法向外部周围呼唤某种悦人的、使人感兴趣的消息。这时候,人们几乎没有抓住人的内面,也正因如此,人们长期缺乏对这一特有内面的重视。
  虽然原始人相信,外部灵魂深居高处,出现在某个遥远的天体中,但他们还是禁不住朝上面大喊大叫。对于恐惧的想象,尤其是对于被爱的想象,通常并非仅仅在称作宗教的领域里发生有益的影响。一如在非同寻常的情况下,对于恐惧和爱的想象适用于一切人一样,这一点甚至也适用于对太阳和月亮的第一次虔诚的、感受真切的仰望。过去,对于极其遥远的彼岸之光,人所关注的是如何才能求得宽恕,并对原野上的牧者说道:“别怕!”但是,时至今日,仰望上头的人的内面不再后退了。
(二)费尔巴哈与“人类学的东西”
  按照上述方式打开的、付出的、装饰的东西特别称心如意。在此,“手中的麻雀比屋檐上的鸽子好”这句谚语并不正确。自古以来,贫困者只有在梦中才能品尝吗哪(Manna)。毫无疑问,人们把愿望图像描绘得五颜六色,眼花缭乱,尤其在完全背离其主人的人们的目录中,这幅图像显得更加绚丽多彩、光彩夺目。这些愿望图像多半有助于人们转移特有的贫困,带给他们些许彼岸世界的慰藉。
  但是,在贫困消失的地方,其他饥饿却继续存在下去。人们难免会设想附近不易获得的某种远方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饥饿无异于对可望而不可即的远方的东西的渴望。通过把某种愿望图像迁移到彼岸世界,人们试图寻求宗教意义上的过度安慰。虽然这幅图像终归是某种匮乏的图像,但它毕竟是强烈的内在渴望所造成的图像。因为迁入虚幻的彼岸世界的东西正是宗教徒未曾实现的愿望。单纯的贫穷至少折射出强烈的内部光辉,但是,在一无所有,家徒四壁的人那里却存在着丰富的想象力光辉。就是说,客观上,一个穷困潦倒的人,试图在彼岸世界里挥霍这种贫困。否则,他就缺少迁入彼岸世界的材料,对此,青年黑格尔在《基督教的肯定性》 [111]中,借助诸多主体化的逻辑意义,对其加以深刻说明:“除了以前的尝试,今天仍然显著地保留着在天国中被挥霍的东西,即宝物。至少从理论上,我们应当要求把这些宝物作为人的所有物归还人类。但是,怎样一种时代才有力量确认这种权利,并且把这些宝物变成人的财产呢?”
  因此,在诸多天国的阶梯下面,人们把这种收回诉求坚持到底——接着,费尔巴哈试图把天国的宝物归还于人——当然,人们已经想到了这一点。这导致“对宗教的人类学批判”,即神的形象,亦即从天国收回的这个出让物乃是我们自身的世界。神的形象乃是单纯的人的形象的倍增以及移置天国的人的本质而已。虽然如此,就人的愿望内容而言,迄今人与自身的“本质”仍然处于严重分离状态,就像神话里的假定一样,人太过神话般地凭空取消人的“本质”。根据费尔巴哈的观点,神的崇拜者总是按照自身的相似模样创造神。神是残酷的、亲切的,神无法无天、无所不能。他像地球一样悄声细语,像太阳一样光芒万丈,并且,永恒不朽,世代相传,尽可能逃脱沧桑巨变。
  这样,费尔巴哈就诉诸情感,彻底收回了教会神,这也意味着,从人类学视角使人不再着魔于星相神话的纯粹上头,同时想把它一劳永逸地带给主体。因此,费尔巴哈一再强调:
  人们相信诸神,并非仅仅因为他拥有想象力和感情,而是因为他还拥有追求幸福的冲动。人们相信一种永生有福的存在,并非仅仅因为他拥有一种极乐超生的想象,而是因为他自身渴望成为一个极乐超生的存在。他之所以相信圆满的存在,是因为渴望他自身成为圆满的存在。他相信一个不朽的存在,因为他自身不想死。人自身缺少什么,他就想望什么。他想望诸神拥有这种东西。诸神乃是实际地被设想的存在,是变成实际存在的人的愿望。某个神乃是在想象中称心如意的幸福冲动。 [112]
  在此,我们发现如下显而易见、富于启发意义的事实:费尔巴哈闯入宗教之中,尤其是闯入基督教之中,把保存在彼岸世界保险箱中的“宝物”归还给了我们。在这一点上,与异教徒的宗教,即占主导地位的广袤的“群星崇拜宗教”(Gestirndienst-Religionen)相比,基督教具有一个显著优点,那就是很少有那种“人的模拟因素”(mensch-analogen)。
  问题在于,在费尔巴哈的“宗教的人类化”本身中,这些“群星崇拜宗教”的素材是很难被补偿为“人的幸福冲动”乃至“人自身的本质冲动”等愿望图像的。因此,在费尔巴哈那里,旨在脱离天国的大部分主张都与“基督教的本质”有关,而完全不涉及各种“群星崇拜宗教”(大体上,只是在后期著作中,这位人类学家才转向了这类非基督教宗教)。当然,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费尔巴哈关于宗教的人类化也只不过是“闷热的爱的露水”,一旦这种作业侵入供奉巴比伦城邦之神马杜克、阿兹特克族氏族神成茨利普茨利等的神像商店,就如蛰居于一片陌生的蛮荒地带,毫无用武之地。例如,对于诸如“你会成为神一样的存在”一类的作业,这些“群星崇拜宗教”就一窍不通,沉默不语。
  但是,引人注目的是,在此如此收回了的人显得静悄悄,毫无声响。费尔巴哈并没有从社会视角思考人与其本质的分离问题。就是说,他并没有触及自我异化的经济根源。出于同样的原因,在此,他所说的“人”依然是如此一般的、静态的抽象类型。在他那里,迄今人并不显现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更引人注目的是,虽然费尔巴哈闯入自身特有的彼岸世界的实体化中,但是,这一途径并没有使人的内在世界变得丰富起来。如前所述,当费尔巴哈从唯心主义角度谈论此岸的愿望图像时,谈到了本地化的神性存在。如果是这样,“人对人是人”(Homo hominum homo)这一口号就没有超越自由主义手边信手拈来的愿望总和。费尔巴哈决定性地试图把移入彼岸的人的愿望图像重新定向为人自身的愿望图像。他的这种尝试简直无与伦比、无人能及。对此,可以稍加夸张地、甚至情不自禁地说,再也没有人像费尔巴哈一样从方法论视角敏锐地洞悉基督教中激进的人的路线。
  正因为这一点,费尔巴哈的纯粹“人属”(Menschgenus)概念才凭借强大的“主体—节日”(Sujekt-Feier),向我们抛出高价,让我们望而生畏。诚然,费尔巴哈从彼岸收回了的这种人的东西不仅被理解为自然主义、尘世中心主义的东西,也被理解为普遍的市民阶层的东西。如果彼岸世界中一切实体化的实现充其量是一种幻想,那么宗教中所蕴含的某种愿望理论就包含主体尚未逊位的某种乌托邦的行为,即一种超越的行为。宗教幻想的主体越是意识到自身,越是成为强有力的主体,它就越是丰富地规定自身的等级。这种等级不仅涉及业已消失的天国,也涉及生气勃勃的自然。这样一来,人的宗教愿望图像就显现为仅仅与人相关的潜在性。在此,虽然所谓“潜在性”(Potenz)并不是超自然的东西,但却是内在于自然的、完全超越的东西。
  最后,费尔巴哈这样写道:“因此,对彼岸世界的信仰乃是对旨在克服自然界限的那个主体性自由的信仰——所以,是对人自身的信仰。” [113]此外,他甚至说道:“宗教的秘密就是人的本质自身的秘密。”尽管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概念被误认为是静态的“人属”概念,但是,他的上述经典表述也几乎停留在迄今从未面对面一窥其貌的“隐匿的人”的前庭中。毫无疑问,除了这种人类学的主体性之外,在费尔巴哈那里,还给无神论赋予了一种特殊的音色,如果费尔巴哈不是从“人类学”视角批判基督教,那么这种最后的特殊的音色就是全然不可想象的。费尔巴哈敏锐地把握了摆脱了彼岸世界的现实,但是,在这种彼岸世界的现实中,并非像他所理解的那样只有从着魔状态中清醒的东西(Nichts-als)以及唯一的自然(Nichts-als-Natur)。恰恰相反:人创造了彼岸世界,并且用虚幻的愿望图像、愿望达成来填满这个可望而不可即的世界。其原因在于,对于人而言,“除了自然别无其他”并不充分,尤其是,因为人自身的特有本质尚未拥有现实性。这样,一方面,费尔巴哈的无神论要求摧毁使人精疲力竭的幻想;另一方面,激励人们把从神学角度规定的无限性重塑为从人的角度规定的一种有限性。
  费尔巴哈从一开始就倡导启蒙主义,借助于此,他让此岸世界的学生坐在彼岸世界候补者的座位上。然而,这个彼岸世界的意义多于一个“自由王国”(神的子孙)的幻影,而费尔巴哈力图把这样一个彼岸世界变成更美好尘世的候补者。虽然星相神话无所不包,意义广泛,但是,对于费尔巴哈来说,这种神话并不能提供像基督教神话一样的、甚至像“神子”立场一样的意味深长的空间。尽管所有其他宗教都庆祝和选择作为自然的尘世,但其耐人寻味的空间却十分有限。
(三)人类学批判与神秘的东西的奇特相遇 [114]
  一旦追踪某种思想,就会同时产生别的思想。但是,由此发生的相似感情并非总是憎恨。众所周知,现实中存在彼此相关的两种对立思维,特别是,如果人们把这两种对立思维推向极端,他们就会导致碰撞与冲突。然而,在此我们所意欲的碰撞是费尔巴哈与德国神秘主义。不过,这两种思想成分复杂,情况殊异:即尽管从一切基督教形态的根源上看,这两种思想都令人反感,但是,在反对基督教教会这一点上,至少都具有思想上的亲缘之处和相通之处。
  正如在第17章中业已指出的那样,哥特弗里德·凯勒在长篇小说《绿衣亨利》 [115]的“冰冻的基督”一章中,首次提出了费尔巴哈无神论与德国神秘主义之间的共同点。凯勒试图通过小说中两位大师的相知相遇指出这种共同性。在作品中,一个信奉费尔巴哈哲学的漫游传道者踏上了某一旅程。在这之前,他与一个无拘无束的神甫助手结束了一场关于自由精神的激烈辩论,但是,这个神父助手却逐一记起这场辩论,令人惊愕地吟诵安格鲁斯·席勒修斯 [116]的《天使漫游人》。这时,读者们接触到这样一个惊人事实,那就是,无神论者费尔巴哈与神秘主义者安格鲁斯·席勒修斯各自以人类学为基础,解除宗教及其形而上学基础:“我知道,如果没有我,神就一会也不能生存/如果我破灭,他必定因困境而抛弃精神。”在这部神秘莫测的巴洛克诗集的结尾部分,人们拿不准,他们是进入到神之中,还是从神那里走出来。“如果你想进一步阅读,那就自己成为书本,自己成为存在吧。”
  凯勒通过比较无神论与神秘主义,让登场人物说出如下冷静而充满哲理的话:“一切几乎都给人这种印象:如果安格鲁斯今天还活着,我们只须改变若干外部命运即可。这样,一个敏锐地观察神的诗人同样成为我们时代强有力的、充满活力的哲学家。”在凯勒那里,这个时代哲学家就是费尔巴哈。的确,在另一段文本中,安格鲁斯的“醒来吧,冰冻的基督”这一神秘主义立场也与无神论者费尔巴哈的立场一脉相通、珠联璧合:在此,诗人大胆打破上头的偶像以及对外部自然的崇拜,犀利地透视了“人子”这一新的颠覆性的神的概念。
  这一纯粹的基督教遗产结果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叙利亚的埃弗雷姆 [117]一反传统,另辟蹊径,重新解释了基督的出生日(dies natalis),而这一点后来对东方教会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今日神性已经奠定了人性本身的印章。因此,人们乐意拿神性的印章炫耀自己。”不过,埃弗雷姆的这种观点也与11世纪坎特伯雷安瑟尔姆的发言相关:“神为什么存在?”在此,安瑟尔姆不是质问这个“为什么”,而是努力支付古老的原罪代价。正如上述17章业已指出的那样,宇宙万有中,唯有神才能付清这一巨大的原罪。但是,据说正是人付清了这一原罪,所以耶稣成了同时支付原罪的神和人。
  然而,事实上,“神为什么存在?”这个质问不是点燃了来世的愿望之火,而是点燃了尘世的愿望之火,即作为超越者的人化,这一质问与人的最内在的内在性密切相关。换言之,这个古老的、偏离的尘世愿望恰恰把超越者的图像加以人类学化。安瑟尔姆的“神为什么存在?”这一质问不啻把人心中沸腾不息、滚滚而来的愿望置于石灰水中,使之凝结成永恒的结晶岩体。因此,安格鲁斯·席勒修斯想必从“人类学”视角解读了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的著作。与他们相似,他也要求把彼岸世界中被挥霍的宝物归还给不再贫困潦倒的主体:“我像神一样富有,我不会是任何微小的尘埃/相信我吧,作为人的我/虽然我与神毫无共同之处。”
  也许,有人认为,费尔巴哈的人类学思想一步步褪色为抽象的“人属”图像,最终陷入了浅薄的自然主义。然而,不可否认,费尔巴哈的思想承载着令人惊异的主体火花,而这一主体从神之中搬出来,但也从单纯的外部存在中搬出来,赋予内在性以新的意义。进一步讲,这种内在性绝不是宇宙论上经久不变的内在性。“我的第一个思维是神,我的第二个思维是世界,我的第三个和最后的思维是人。” [118] 归根结底,这意味着当时在机械唯物主义盛行之际,宗教批判不仅应当呈现在一门自然科学之中,也应当出现在一门人类学之中。唯其如此,才能从神学错觉中折断一朵现实之花。
  如上所见,尽管费尔巴哈自己进行思想上的超越,但是,作为主体性,他的无神论思想并非与神秘主义邪教毫无一致之处。正如费尔巴哈所言,如果宗教的秘密就是人的秘密,那么作为愿望理论以及乌托邦现实关系的总和,这个人尚未展开,有待进一步发掘和拓展。
  (四)基督教神秘主义客观意向中的“自由精神”“坚强精神”(参见第17章) [119]
  在此,向您恳求, 让我像你一样存在吧。 [120]
  如果人们对外部世界充耳不闻、熟视无睹,那是很糟糕的。这样,当周围的事物变得极其恶劣时,人们就不知所措,四处逃窜。语源学上,“神秘主义”一词源自 myein,意思是“闭眼”。就此而言,似乎神秘主义对外部事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至少基督教—神秘主义似乎对周围不可忍受的事物、对上头的压迫视而不见、若无其事。事实绝非如此。从14世纪起,德国神秘主义者就来源于愤世嫉俗的、叛逆反抗的贫民运动,即民众运动。正是在这种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的民众运动中,德国神秘主义者承担起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因此,有时出于政治理由,有时出于教会理由,人们经常告发持异端者。不过,这两种理由往往纠缠在一起,很难从内涵上区别开来。从罗拉德派 [121]、伯格音运动 [122]到再洗礼派都传承了“自由的、坚强的、充满精神的兄弟”原则。这之后,激进胡斯派对所有当权者都持一种敌视态度。尽管异端教派的诉求并未 得到 任何清偿,但其诉求一再出现于历史之中。诗人莱瑙的《阿尔比派》 [123]是一部独一无二的长诗,而这部长诗最后以“等等”字眼结束,让人听上去意味深长,回味无穷。
  作为一种严肃郑重的态度,“闭眼”意味着回想基督教—神秘主义的意义,因而关系到旨在唤醒另一种感觉的意图。为了解答下述疑问,神秘主义者锐利地磨练自身的新的感官。例如,神秘主义者致力于如何才能测量或抛弃在悲惨的外部世界和生命中所维持的天国。这样,神秘主义者在作为君主的神面前也会闭起眼睛。因为作为一个觉醒的主体,人并不感到觉醒的君主乃至权力之神十分陌生,更不把他们理解为与我们相距甚远的、高高在上的客体。相反,对于真正的神秘主义者来说,神是我们最深邃的主体本身。神不是对象,而是关于我们自身的悲惨、我们自身的漫游、我们自身被压迫的荣耀的最深邃的状态。
  因此,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那就是,直到赴死,神秘主义者塞巴斯蒂安·弗兰克 [124]和托马斯·闵采尔都冒着生命危险,忠实于自己的信念:“神是位于灵魂根基的一个无可言表的叹息者。”神秘主义者认为,只有深入探讨灵魂深处,才能到达神的荣耀,因为主的荣耀仅仅存在于主体的渴念之中,仅仅存在于这种主体根基的深度之中。人与神之间存在着全然无法识别的基础。对此,迈斯特·艾克哈特事先将其命名为人神的、神人的“微光、小城堡和要塞”。换言之,这种人与神之间全然未加识别的基础也是“一同领悟”(Synteresis),即真正的“自我观察”。通过这种方式,神秘主义者不断交换主体与神之间“被揭示的面貌”,从而进一步发现“自身性”乃至“同一性”。
  与此相应,在与基督教逻辑相关的《关于永恒诞生的讲道》 [125]中,迈斯特·艾克哈特把令一切事物沉默不语的、显现在漆黑夜里的隐秘语言描写为这个样子:
  你瞧,正因为它深藏不露,我们必须去寻找它。当使徒保罗被移入到能够倾听神的声音的第三天国时,他看见了一切,并且满载而归。当时,使徒保罗把所见所闻全都牢记心上。但是,对他来说,他在第三天国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其内部如此深邃,其基础如此深远,以至于他的理性根本无法到达那里。一切全都渗透自身内部,而在外面什么也没有留下。然而,使徒保罗确信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所以,他这样说道:“我确信,任何死亡,任何艰难都不能分离我在我心中发现的东西。”对此,后来一位异教徒大师向另一位大使说出了十分漂亮的话:“我将在自身中觉察到某种东西,而这东西在我的理性中闪闪发光、熠熠生辉。也许,我感受到它是某种东西,但它究竟是什么东西,我无法把握它。我只是以为:如果我能够把握它,我就会知道世上的一切真理。”这时,另一位大师回答说:“好吧,听我说!如果你把握了那东西,从中你就会得到关于一切善的总体内容,进而拥有永生。”在此意义上,圣奥古斯丁这样说道:“我将在自身中觉察到某种东西,它使我的灵魂预先表演、预先发光。如果这东西在我心中日臻完善、持之以恒,它就是永恒的生命。”
  正如我们可以看见,上述引文全都建立在纯粹逻各斯神话基础上,因而与人的“内部”(Innen)密切相关,须臾不可分离。但是,这种内部并非始终停留在自身之中,相反,它在自身之中,纯然是为了通过参与“巨人”的内部领域,完全冲破诸如星相天国一类的所有外部领域。无论如何,通过微光的一种潜移默化作用,基督教—神秘主义拥有了最宝贵的思想内容,即通过永不消逝的微光,抓住信仰人的内心世界。这种微光是地形学上崭新的、承载着具体的乌托邦的希望实践。
  在主体存在近处的最切近领域中,隐藏着我们自身尚未显现的瞬间。这正是忍受当下的、现实的“现在和这里”。用奥古斯丁的话来说,尚未显现的瞬间是“未固定的现在”(Nunc stans),而为了这一瞬间,我们处在转化过程之中。一方面是,旨在炸毁世界的这种纯粹逻各斯神话;另一方面是,旨在顺应世界的那种星相神话。两者之间的差异如此殊异,绝无回旋调和的余地。无怪乎,从基督教创始人以来,神秘主义者不是致力于揭示太阳圆周,而是致力于揭示人的面貌。
  当然,神秘主义也带有若干无法解决的天上要素或天国残余(Hochdrobeb-Reste)。例如,有时艾克哈特就把这种残余称作“神上面的神”。现在,在空间上,仿佛神秘主义的最切近的东西既是最遥远的东西,也是最高的东西。换言之,神秘主义所谓依然被隐匿的瞬间甚至尚未成为合乎时间的东西,而是首先接受了被动延续的时间。然而,艾克哈特的“神上面的神”“光所寓居的最高的黑暗”等恰恰隐匿在人的至深的内在性中。正像基督诞生于马厩里一样,神圣的话也从这种卑贱的地方诞生。与“父神”“群星外壳”“至高处掌管命运的伟大之神”不同,作为命运之语,基督乃是人之神。
  神秘主义不是指向某种超然冷漠的宇宙的东西,而是指向最温暖的人的亲近性以及以后的成长发育。因此,在艾克哈特那里,基督的逻各斯非常微小。逻各斯不仅道化肉身,也显现具体的人性:“天国无法拥抱的东西,如今位于玛利亚的怀抱中。”因此,对于基督徒们,关于人子的神秘主义理论教导这样一种道理:“全力提升人的主体性,炸毁并下降天国。”永恒的光照耀他们(Et lux aeterna luceat eis) [126]。这样,神秘主义就通过内在灵魂的超越行为,拒绝接受与人毫不相干的超越者,由此点燃了旨在对抗“一切灵魂中的神”(omnia saecula saeculorum)的火焰。

43. 在逻各斯神话中继续起作用的结果:圣灵降临节,“来吧,圣灵”,没有自然的王国形态

(一)祖先与目标
  一个腰杆笔挺地走路的人,总是高高地昂起头。这样,他能够自由地环顾四方。这种姿势比他因肉体压力而被向下挤压自由得多,是的,在后一种情况下,他总是被卷入周遭的一片纷乱之中。一个笔挺走路的人,很久以前就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很少被束缚在既定的周遭里。其理由在于,当这个人笔挺走路时,目视前方、一往无前,他的双手不再需要干预周围的事物。
  不过,一个笔挺走路的人也会入乡随俗,渐渐融入环境。按照某种尺度工作,不仅忍受各种痛苦,同时也预先确定食粮,尽量利用环境等。但是,他多半我行我素,对传统不再忠心耿耿。最终,他完全记不起“从何而来?”这一历史传承问题,而是以崭新的姿态思考新问题。他辨明“向何而去?”,试图补充未被炸毁的过去的东西。在他的意识中,伴随祭礼而来的不再是对祖先的无尽缅怀和回眸,而是全然向前的、目标明确的展望。他之所以举行这种祭礼,不是为了乞求庇护,而是为了驱逐鬼神。就打破习以为常的风俗习惯而言,祭礼具有“耕作”(cultivare)的意义。因此,作为耕作,祭礼不仅是种植,也是新的种植。
  但是,通过上述方式,这一点成为可能的了,那就是,不仅是氏族祖先退出历史舞台,迄今业已形成的所有祖先崇拜也已经或应当销声匿迹。于是,将设置一切或使其显露的开端统统免除掉,取而代之的是,继续出现的东西、尚未设置但正在形成的东西。因此,现存的世界不仅没有消失,也尚未被冲破。就像我们在江河中看见的一样,现存世界会因激流漩涡而回返自身,形成一个圆圈。一个笔挺走路的人所追求的目标是“江口”(Mündung)、飞跃以及发生在人之中、但尚未形成的目标。为此,必须对很久以前所设定的目标进行一番宗教意义上的省察与转向,唯其如此,才能萌发“向何而去”这样一个指向未来的崇高目标。
  以古希腊世界为例。在长期流传下来的“全体性”(Pan)当中,就存在一种新的意识形成。例如,赫拉克利特的“一切皆流,所以运行着永恒的活火”这一格言就属于这方面的杰出范例。看上去他关于火的意识同样处于静止状态,但是,这一意识却无情地耗尽祖先崇拜以及“世界是一又是一切”的原始设定。最终,在此一切都复归如初,这样一来,在此目标依然付之阙如。但是,如果一条河流最终复归于与现存河口完全不同的河口,那将会导致怎样一种结果呢?
  由此可见,尽管人们对一成不变的东西早已耳熟能详、习以为常,但“向何而去”这一空间问题至少是开放的、指向的。恰恰在这一开放而指向的空间中,几乎从未为人所孜孜以求的某种“开始”(Anfang)得以渐渐发展起来,并且,最终能够被视为可发展的东西。
(二)关于开始、路程以及结束的预备的紧张(参见第15章) [127]
  一旦相信开始乃是创造,就产生某物,进而呈现出某种微小的“事后”(Nachher)。于是,当太一破天荒地第一次高高在上时,渐行渐远的一切就逐渐亏空而衰减。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太祖的创造,然而,新柏拉图主义以及后来的诺斯替主义的流溢说却设想了关于原始之光的浇铸理论。但是,这个形成世界的光的浇铸也会经过丰满荡漾而跌落下来。由于时空距离,原 初之 光日渐虚弱,最终变成一片黑暗。在此,光的唯一目标是回归,即通过世界而回升到基础源泉。这种对阿尔法(开始)的强调可追溯到柏拉图,但是,在老学园派那里,例如在斯彪西波 [128]那里,通过强调路程(Weg),即进化论观点而淡化了对这种初始阿尔法的重视。
  面对这种源远流长的流溢说,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黑格尔尖锐地提出了关于进化的“中途说”和“生产说”(Hervorbringungtheorie)。根据这一理论,太一及其圆满只能是最终结果,而不可能是发展的出发点。因为按照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黑格尔的观点,发展中的开端是不确定的、未完成的状态。换言之,所谓发展的开始仅仅接近柏拉图所到处“寻找的”(suchendem)那个厄洛斯,而与其中“寻找了的”(gesuchten)理念观察乃至所有生成彼岸的固定的完满性相距甚远。
  因此,在此人们完全撇开圣经而仅仅思考基督教哲学的立场,从而着力表现与“溢出”(Emanation)、“进化”(Evolution)有关的开始、路程、结束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进化观点(sub specie evolutionis)考察,诸事物的阿尔法至少是不完满的。就像种子一样,原始根据也不应被理解为现存的神。因此,在如此注重流溢说的诺斯替派那里,尤其在巴西里德 [129]那里,原始之光是从上至下地,即仅仅从日月时代中形成的纯粹的天国提桶中一桶桶地浇铸的。无论从宇宙论视角看,还是从神谱历史本身看,原始之光都向某一欧米茄方向发展,这一点也发生在诺斯替主义对世界的观察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希腊思想家当中几乎完全缺乏未来主义的、弥赛亚主义的意向。在他们看来,在原始地存在的某物与末世论地必须到达的完满性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也是适当的。
  后来,在圣经中,这一“阿尔法一路程—欧米茄”问题以最尖锐的方式凸显出来,集中体现了世界创造与世界拯救之间的紧张对峙。在圣经中,我们所遭遇的不是溢出(用原型表示,就是流溢之光),而是创造(Schöpfung),至少不是外在的进化,而是一种飞跃,即迁入崭新的地方(用原型表示,就是出走埃及)。因此,所谓开天辟地的创世原则与“重新驶出这个世界”的古代创世理论绝非一回事,不可混为一谈。
  如果从神话角度考察作为替罪羊的天国之蛇,创造者就无法解除对其作品的责任。如上所述,天国之蛇并不是被诽谤的原则,而是内在的创造能力。例如,有道是:“我乃我所是。”(Ich werde sein, der ich sein werde.)旧约圣经中的先知以及新约圣经中指向未来的新东西——凡此种种都绝不意味着与“父神”(Vatergott)和睦相处,绝不意味着不折不扣地回归到实体化的“创造主”(Deus creator)所期待的欧米茄。具有典型意义的是,耶和华所承诺的“迦南”遥遥无期,迄今从未兑现,所以说圣经中的每一种不满、每一种预先推定的诉求仅仅出于两种动机:或者对创世神话一无所知,或者以充满启示录的救赎乌托邦取代它。
  对此,如果现在人们为了形而上学的目的而重新利用圣经批判,那么作为开端的阿尔法本身就绝不显现为根源性的东西,而仅仅显现为某种附加的枝节末梢的东西。但是,在圣经文本中,我们强烈地意识到,未来的意识,特别是出走埃及的故事,不仅获得了真正的解放意义,而且具有比创世故事更久远、更广泛的历史渊源。众所周知,耶和华把以色列带出了埃及,其中隐藏着以色列根源性的告白。与此相反,如同神学家诺特 [130]所确认的那样,创世主“只不过是后来附加于文献抄本中的东西,本质上,纯属祭司们的编辑作品”,因此,这类概念是“从摩西五经文献形成以前的领域中析出的东西” [131]。
  所谓天地创造故事与耶和华(等于普塔)有关,而且,这个故事的素材不是来源于以色列,而主要是来源于埃及。在祭司法典中,这个故事被用作装饰古代特殊门廊乃至基石,特别是被用作点缀古色古香的经典元素。毋庸置疑,祭司们之所以编造创世说,不仅是为了消除人们对耶和华善良的严重怀疑,也是为了排除人们对其能力的严重怀疑。显而易见,其中也包含祭司们这样一种不可告人的意图:恐吓普通人,让他们对耶和华心存一种畏惧感。这一点,充分体现在《约伯记》中耶和华施加于约伯的种种威胁和恐吓之中:试想一下,在对抗地球巨兽 [132]时,耶和华神振聋发聩的发言。当他开天辟地之时,这种可怕的怪兽究竟在哪里?与此同时,在纽约圣经中,祭司们完全无视先知们的预言性发言,将其当作无足轻重的东西搁置一旁。 [133]最终,取而代之的是,太初之神的作品、大功告成的宇宙等,而在这些故事后面总是承载着星相神话要素,根据所谓新的天和新的地的神话,祭司们一再从乌托邦视角论证神权政治的合法性。 [134]
  如果我们从头至尾地阅读圣经,我们就会领悟到这样一条演变线索:
  即太初(阿尔法)传统中的超强要素渐渐退潮,取而代之的是,在一种行之有效的弥赛亚主义中接近人的要素。这样,弥赛亚主义思想就日益带有某种指向未来的特征。在悲惨的社会状况中,人们所吸收的不是业已发生的创世记的形成,而是尚未发生的目标。这样的目标比全部耶和华的作品更加卓越,这就像“迦南”所意欲的新家乡比“埃及”的经验更优越一样。因此,一个面向未来的逻辑深入人心、家喻户晓,而这一逻辑不再凭借“退行”阶段,而是凭借预言的、带有完全不同的“进化”阶段。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会把新酒倒入许多旧袋子里。
(三)降临节,“来吧,圣灵”中所传达的创造 [135]
  在此,映入眼帘的是这样一个疑问,即化为泡影的幻梦与被攫住的精神之间究竟有多么切近的关系?圣灵赐予耶稣使徒的口才,总是含糊不清、模棱两可。也许,只有为信仰所痴迷的人们才能理解其中的堂奥。对于停留在外部领域里的人而言,说这种方言仿佛“充满了甜蜜的葡萄酒”,而且不是从事某种新的“永恒时间”的游戏,而是从事一种众所周知的异教徒的、放荡不羁的游戏。用巴德尔的表达方式,降临节与某种纯粹“神经精神的唤醒”结合在一起,尽管某些使徒持有保留意见:“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作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 [136]但是,应当承认,一个人用方言说话至少有助于改善他自身。首先降临节与迄今不常有的宗教仪式的“弓形结构”(Bogen)有关,或者也与“假象弓形结构”(Scheinbogen)有关。试想一下,狂欢之夜,狂乱魔女们的手舞足蹈,甚至狄俄尼索斯的节日狂欢:参与依然受苦受难的神圣的灵魂本身——这是值得载歌载舞、举城欢庆的。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这里等于灵魂),“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137] 这段引文与迄今所有心醉神迷的节庆都迥然不同:在通向以马忤斯的路上以及提比哩亚海 [138]上,复活的耶稣向门徒显现,但是,与此不同,在此耶稣的显现不具有任何梦游症的特征,从中并未发现任何旨在麻痹意识的要素。 [139] 确切地说,上述引文反映了一种极端的逻各斯神话,即从神子中出现的作为“神—圣者—精神”的第三者。特别是,在《约翰福音》16章13节 [140]中,耶稣被追忆为“真理的精神”,借助于此,耶稣被预示为圣灵。
  特别是,彼得关于《降临的讲说》蕴含着至高的未来意义,这一点意味深长,耐人深思。在此,彼得引用先知约珥的话,暗示了全新的灵魂存在:“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141] 所谓降临的奇迹如此广泛深刻,以至于将迄今为止的所有泡沫踪迹一扫而光,借助于此,真正的降临节被延期到“末后的日子”,即人类历史的最后时间。这样,逻各斯神话就高奏全胜的凯歌,某种名副其实的(真正的)“圣灵的时代”得以占有一席之地。于是,虽然教父奥利金没有完全接受圣灵和本真意义,但是,他照样谈论作为神圣灵魂的“第三福音”。最终,在圣灵中,约雅金·弗洛尔发现了充满革命意义的异端思想,进而用眼前启示性的永恒时间,即非国家的、非教会的逻各斯取代了纯粹支配性的圣父的永恒时间。
  与降临有关,开始与结束的问题重新使我们激动不安。具体地讲,这个问题与圣父的作业有关。耶和华神自诩是宇宙万物的造物主,是无限伟大的原始创造主,可是,他果真像人们所祈祷的那样,除恶扬善,引领历史,拯救人类吗?事实上,耶和华神嫉妒成性、醋意十足,对每一个类似普罗米修斯的叛逆姿态、巴别塔的建造行为以及与此相关的事情都抱有极其强烈的妒忌心,简直耿耿于怀,怒气难咽。在《约伯记》中,一个反抗的人被比作一只微不足道的小罐,而这只小罐则倒打一耙,喋喋不休地抱怨陶工,并对其极尽嘲笑挖苦之能事。 [142]
  但是,如果我们从降临的视角进行考察,就会感受到某种截然不同的创造性存在的召唤。这不是全知全能的圣父的召唤,而是完全不同的创造性存在的召唤。这种召唤正是从符拉巴努斯·毛鲁斯 [143]的赞歌中发出的召唤:“来吧,圣灵。”(Veni creator spiritus)后来,古斯塔夫·马勒以此为根据,在第八浮士德交响乐 [144]中,进一步形象地展示了这首赞歌的内涵。在此,尽管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创造的意义这一原初的天国范畴,但是,这一范畴也离不开降临时期唯一保留下来的、与此相反的拯救的意义范畴。然而,在此恰恰在主本身的创造意义上省略了一件重要事项,那就是,在真正意义上,总是创造性地起作用的神圣的灵魂。作为一个主体,圣灵“教导我们内面的灵魂”(spiritus intus docens),把圣灵倾泻在我们的内心世界中。
  对于上述内容,我们也可从当下视角作出进一步说明:根据诸如“来吧,圣灵!”一类的未来指向性要求,创造之始的伟大瞬间消失在无限小的存在之中。换言之,圣父所具有的单纯所需的、单纯出发的开始很快被分化为圣灵这一无限微小的存在。在此,所谓“开始”总是指世界以前的开始,而这种开始并非指完全脱离一般神话创造的、独自完满形成的东西。恰恰相反,这是未知的开端,作为X本身,这种开端压根就是尚未发生的事件,即尚未探索的、尚未客观化的事件。这样,开始就通过掌管所有瞬间的那个黑暗,即“瞬间中尚未存在”(Nicht-da von Augenblick),通过世界的步伐而依然缓慢地向前移动。
  在一切事物本身以及过程步伐中都存在着旨在寻找某物的、尚未客观化的阿尔法,而这种阿尔法正是变革世界的冲动和驱动力。在此,所谓“过程步伐”(Prozeßgang)是指谋求实际“进化”的行为,这时候,阿尔法就作为世界过程及其实验形态的被隐蔽的原始契机或动机而起作用。于是,阿尔法最终到达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前线,而这种前线乃是对“无”或“全有”、“挫折”或“实现”等仍然持开放态度的世界的实验(Exipertmentum mundi)。事实上,世界全体乃是仍在进行极端试验的“可能的拯救实验室”(laborierenden Laboratorium possibilis)。
  但是,我们必须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途(Unterwegs)和结束的意义。某些亘古如斯的混沌观念存在于星相神话以及诸如此类的“永恒的铁的法则”中,但是中途和终末并不是业已存在于某种一成不变的、与世隔绝的状态中。恰恰相反,中途和结束仍然存在于向前的、开放的巨大地形图之中,存在于诞生、具体的布置、试验性的实现等有效的客观—现实的可能性之中。换言之,恰恰在一切瞬间的未来地形图中,在其尚未展开的间接性中、非中介中、非客体化中、非显现的现在和在此中,这个未知的开始(阿尔法)悄然生长、壮大、成熟。
  正是在这一瞬间黑暗中,在这个最切近的近处以及最内在的内在性中,隐藏着不可思议的神秘及其秘而不宣的世界之谜:世界究竟为何存在,为什么目的而存在?这样,这个此在之谜连同其“解决办法”都存在于这个世界之谜中。所谓天国的绚丽生活从未在尘世中实现,也许,这种虚幻生活处在极其遥远的世界以前的超时空之中,或者处于高高在上的超越世俗的超越者的空间之中。恰恰作为最内在的内在性,这一事实仅仅在未曾发现的、极度隐蔽的瞬间中,继续深入酝酿发酵。围绕这一内在性的无知,真正的冲动根据趋向这个世界的显现,而这种显现恰恰是痛苦、源泉以及经常乌托邦地承载其质料的质。 [145]
  因此,作为尚未创造的东西,真正的世界在新的东西中孕育本质性的东西。这是“无一尚未一全有”的全面展现,这与清一色古董品的神话,例如某个“创造者主”的特别圆满的开始完全不同,不可混淆。恰恰相反:“现实的起源不在于开始而在于结束”。最终,一旦恰当地了解到“向何而去”“为何”,我们就开始照亮其“从何而来”,进而到达我们自身的目的。“这样,在世界中就会出现某个只在童年时代出现而尚无人到达过的地方:家乡。” [146]总之,创造是出走,它绝不能作为既定东西的补充而加以重构。(creatio est exodus,non est restitutio in integrum.)
(四)作为荒凉和空虚的又一次“世界的开始”,在启示录的“揭示”中既没有月亮也没有太阳;基督形态的王国人物图像 [147]
  因此,我们不仅应当与单纯的开始和过去的事实保持距离,而且应当抛弃无数单纯的开始和过去的事实。每次我们经历的瞬间黑暗都是我们尚未拥有的某种东西,因而它仍然处于未知的内在状态中。它一再冲击着我们,但它恰恰是尚未发生的、尚未被把握的存在。因此,一切现实的开始同样都是未来的始点。即使活跃在过去,一切开始也都是内在于过去的、继续先现的(vor-scheinend)的未来。这样,在此未来本身朝向隐蔽的侧面,开放性地拉开每次经历过的瞬间黑暗,这表明未来的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持续的漂浮、摇荡之中。
  这个黑暗中的“事实”(Daβ)表明,压根就存在某物。这个某物进一步通过尝试性的中介作业、创造某种存在者,牵引出强有力地推动某物的东西以及过程化的“事实”:这个事实尚未被挫败,但这种可能性视域肯定不是业已赢得的世界过程。在此,成就的事实冲动(Daβ - Anstoβ)、继续推进的趋势(Tendenz)、尚未实现的潜势(Latenz)等持续地交织勾连在一起。这种相互交错和内在协同表明,迄今所有“什么”和“某物”都千差万别、参差不齐,与尚未验明的目标内容不相符合,甚至格格不入。然而,作为一种创造,这种目标内容从一开始就刺激和推动虚无世界的孕育成长。
  德国神秘主义者雅可布·伯麦深入钻研开端中的真实的“原始根据”(Urgund),从中敏锐地识破了世界创造的深刻内容。与此相比较,宏伟的祖先崇拜、祭司法典中所谓六日创世以及对耶和华全能的极度神化等就显得十分肤浅,甚至滑稽可笑。根据伯麦的观点,世界创造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既定的事实,相反,它是随着质料的变化,渐渐随物赋形的。后来,德国哲学家谢林洞悉了本真的,意即非本真的阿尔法,其深邃的思想意义跃然纸上:

无拘无束的存在到处都仅仅是自身不知所云的东西。一旦它自身成为对象,它就已经是一个受拘束的存在了。如果你们把这句话、应用到当前的问题,那么,在自身的纯粹本质中——所有特性的裸露性——主体就作为“无”而存在。迄今主体仅仅是它自身,而且,只要主体仅仅是它自身,它就是关于一切存在或反对一切存在的一种完全的单纯性。但是,主体不可避免地打扮自己 [148],因为主体仅仅在成为客体这一点上才存在。在此,主体的必要前提是,在自身之外,任何东西都不能使其成为客体。然而,由于主体打扮自己,它不再作为“无”存在,而是作为“某物”存在。换言之,通过这种自我打扮,主体成为某物。因此,在自我打扮中,存在某种存在的根源或客观存在乃至对象性存在一般。但是,作为自身所是的某物,主体从未获得自身,因为恰恰由于打扮自己,它无奈变成另一种东西。这是存在所处的一个基本矛盾,我们可以说,这是一切存在中的不幸——如果主体放任自己,主体就作为“无”存在;如果主体打扮自己,主体就变成他者或与自身不一致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主体不再具有从前无拘无束的存在特征,相反,它变成束缚自身手脚的存在。

正如我所称呼的一样,最初存在的东西,即第一存在(primum existens)同时也是第一偶然的东西(原始偶然)。因此,这一切结构都是随同第一偶然的东西显现,即随同与自身不一致的东西而开始。换言之,这一切结构都随同一种不和谐而开始,而且必定如此开始。 [149]

  由此可见,这里涉及一种拉动以前的和拉动以后的事实——“主体”(Daß“Subjekt”)。在这种情况下,阿尔法就出现在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显要位置上,其地位不啻古埃及神普塔或祭司法典所引用的世界创造主。谢林的文本是真正意义上的思辨文本,但是,任何地方它都不带有虚构臆想的特征。在此,谢林有意识地利用拟人化的比喻,例如“裸露性”“穿衣”等。尤其是,这方面,谢林借助于一系列可能的双关语,例如穿衣、脱衣,或者拉动自身的重力以及被拉动、被拉回等,他把这个穿衣等同于某种偶然的东西。这样,谢林十分形象地阐发了世界创造的原始根源:由于拉动和不一致,在“什么”“某物”序列中,原始存在不断产生辩证法的不和谐。进言之,对于“什么”“某物”序列,原始存在还带来了同样伪装的或客观化的世界冲动的“自我打扮”。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黑格尔也多半拒绝了创造神的残余。在他那里,所谓创造神只不过是被切断的开端问题本身而已。在此,像“无”一样,虽然“绝对”本身被设定为十分渺小的东西,然而,它在自身中,事前(ante rem)就包含着全部创造。在此,作为他者的形态,这种绝对决意在自然中“释放”自身。在此,所谓“决心”“释放”截然不同于神的创造行为,但是,它们代替了所谓“一切特性的裸露”,从而也包含着古老而强大的原始阿尔法(Ur - Alpha)的行为,即像“创造者神”一样,规划一幅极其宏伟的、十全十美的世界图像。如果不是这样,这个古代无限伟大的神性存在——虽然再也不能按字面“产生吧!”(Fiat!)创造事物——至少也会像王侯将相一样,随意创造“决心”“释放”等溢出理论范畴。
  与此相比,这个新东西的出走标志(Exodus - Zeichen)发挥着全新的作用。新东西是从某一纯粹匮乏的阿尔法逐步朝向圆满发展的,而这一点对于人和中途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借助于此,宇宙从一开始就缩小了自身范围,即一个过分完成的宇宙拥有其永恒的、铁一般的圆满法则,并且从创世记以后,它就没有出现任何新的东西。由于绝对化的创造产品,除了创造神话,星相神话也始终处于闭关自守状态,并为此热烈鼓掌叫好。
  与上述内容有关,在世界创造的根源方面,基督教的逻各斯神话最终能够以“千年王国说”这一最本真的、自身所特有的方式发挥影响力。这样,这种神话也就严重损坏了“看起来,一切都好”这一创造主的发言以及异教徒的宇宙欢呼声。逻各斯神话特征是把从未期待过的历史运动带入世俗领域里。因此,在基督教逻各斯神话中,新的东西被辨明为与星空中的既定命运影响毫无关系。简言之,基督教逻各斯与彻底规划时间,强调黄道带十二宫的星相神话截然有别。
  于是,与漫游“基督国度”(civitas Christi)的哲学家奥古斯丁一道,逻各斯神话开始第一次处在世界史的概念及其末世(Eschaton)中。在《约翰启示录》21章4节中,这个末世以极富幻想和激进的方式显现,并且带着一个发人深省的解放口号:“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以前的事”特别关涉死亡,但是总体上关涉过去的天与地。因此,死亡也是其中的一部分。逻各斯神话就以这种充满幻想的方式指向极富爆炸性的变革。这种神话恰恰渴望从启示录角度破晓的新天。一旦这个日子到来,其中普照天下的就不再是太阳而是羊羔,占统治地位的就不再是静态的自然,而是“王国”的末世。

44. 反论:星相神话属于此岸世界,斯宾诺莎的泛神论,“神或自然”中不可反驳的遗产,“王国”乌托邦中与基督教思想一道起作用的自然问题 [150]

1
  人总是腾空他背后的地球,因此出现了若干填满这个领域的尝试。由于背后的地盘迅速缩小,周围变得一片漆黑,所以地球内部的空间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受到星相神话的影响,我们天然的周遭总是带有一点神秘意义,但是,由于受到逻各斯神话的影响,这点神秘意义转瞬即逝,无影无踪。例如,山岳、山谷、暴风、雷雨以及随后出现的一碧蓝天等,人们对这一切所赋予的迷信的魔力,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异教徒的魔力,显得陈腐不堪,毫无新意,早已成为过时的东西。从圣经视角看,这种魔力与光并没有什么关系,充其量是一时的精神沉沦而已。
  但是,我们周围实际存在的自然依然如故,须臾没有离开自身的场所。从前,人们认为,自然是地地道道的暂时存在、我们的背后、前阶段等。换言之,去除糠秕,取其精华,即本质上从糟粕中分离出生命、人等。通过筛选排空或起码的否定,纯粹的“多石地带”就下移到最下层阶段,而这一点对于狂热追求利益的逻各斯神话而言,可谓贡献良多,大有裨益。人们欢欣鼓舞,大声呼唤,应当轻快地把地球变成“臣仆”。人们完全把自然当作一个下层奴隶而推掉,充其量人们单纯地把自然视为维持人类之根的盆栽土壤而已。例如人们声称,月亮和太阳同样无关紧要,或者,声称其固有特性外在于人类历史,外在于人的活动。换言之,从一开始人们就把月亮和太阳预定为给其他的“被造物”照亮。总之,自然注定为人效劳,例如,太阳作为日光、月亮作为夜光效劳于尘世生活。
  但是,从另一种层次看,即从拟人化的层次看,自然并非为自身的优越目的而效劳,正如教会严肃郑重地宣称的那样,即使凭借某一教会所规定的逻各斯神话也绝不能使自然失去自身所固有的魔力。究其原因,在于教会拒绝承认如下严酷事实:仿佛“必然”(Ananke)概念纯属星相神话,但它后来蜕变为物理学的必然性,最终造成了第一个机械的、自由奔放的自然理论。然而,“必然”概念恰恰适用于德谟克利特,而不适用于托马斯·阿奎那。
  针对于此,当今占统治地位的逻各斯神话将宇宙视为自身原则下面的、外部的领域。其结果,宇宙并非由于自然科学的澄明而丧失自身魔力,反倒由于受到教会的巨大影响而显现为群魔乱舞、妖孽横行的空间,这其中充满了可怕的幽灵、野性的猎手,从而为一切灾难敞开了大门。因此,基督教哲学家罗吉尔·培根 [151]、阿尔伯特·马格纳斯 [152]等中世纪哲学家纷纷转向自然,对自然空间表示极度怀疑,这并不是毫无理由的。甚至伽利略 [153]作为祛魅者并未受到人们的普遍致敬。同样,开普勒也不是从超越的逻辑,而是从《世界的和谐》 [154]中,即从《宇宙形象的和谐》中导出了自己的理论。
  毫无疑问,逻各斯神话是完完全全按照事物的固定状态所设定的东西,它只容许若干超越者化的例外情况。这些例外情况是指圣经中出现的无数异彩纷呈的自然图像,在旧约圣经中,为了表现美与崇高,只好大量使用比喻,而这些比喻源于纯粹的自然素材显现。然而,基督教教父们几乎普遍憎恨抽象而狂热的人的肉体,十分敌视崇拜自然的诺斯替派。
  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说出发,托马斯·阿奎那重树了对质料概念的信任,因为从理念(形体)到人的形体,整个生成过程都包含着作为隐德莱希(entelechetisch)的质料。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在自然领域里,质料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载体作用,但是,从天使直到其他假定的超越者,自然王国的最后部分却完全被切断了。至此,按照他的观点,物质世界中所存在的仅仅是“附属形态”(formae inhaerentes),即质料化的形态,而绝不是天上世界的“被孤立的形态”(formae separate)。的确,这一点尤其鲜明地表现在赞美一切启示的下述托马斯·阿奎那的警句中:“恩宠不是破坏自然,而是完善自然。”(Gratia naturam non tollit,sed perficit.) [155]
  尽管如此,在此仍然缺乏一项至关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在宇宙中,甚至在其特有的可能隐匿中,人如何才能稳妥地着陆自身的一系列目的。与星相神话所描写的情况不同,自然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为高耸的穹顶所切断。恰恰相反,自然本质上通体透明,从中折射出人的历史的一种请求。但是,在托马斯·阿奎那那里,自然依旧是暂时的对象、前阶段,“充其量”,自然不过是在圣诞节或复活节里,在最低层次上,“无意识地”与人一道庆祝基督教神秘节日的对象而已。正是在此背景下,托马斯·阿奎那说道:“恩宠不是破坏自然,而是完善自然。”不过,正像在《浮士德》结束部分里赫然显现的晶莹透明的“山脉”一样,自然不是处在“神的国度”(Civitas dei)之前,而是处在神的国度之外。
2
  如果我们平静地观察以后的思想家们,就会发现上述思想变得愈发清晰明了。如果我们聚精会神地考察自然赐予人们的特征、持续绵延的外部特征及其不可阻挡的魔力,情况就更是如此。鉴于所谓自然的艺术形态,人们首先把自然视为美的造型。例如,根据费希特的观点,自然的艺术形态属于非我(Nicht-Ich)。据此,他把自然理解为完全被翻改重筑的东西,即把它变成了完全听命于人的臣仆,并且合乎逻辑地一贯对自然冷眼相待,不屑一顾。
  与此相对照,康德虽然不想留下独立于创造性意识的外部领域,但是,他在自然美与崇高感方面表现出奇特的二重态度。康德主要不是从人的“精神”形态的好处出发观察自然,而是从“风景”,即“自然美”的角度出发观察自然。照此说来,在这一观察范围内,艺术家本身是独创性的,因为在此他本身不是按照人工规则劳作的人,但他也不是类似逻各斯神话的狂热追随者,更不是一个“天国的宠儿”。因此,与艺术美不同,在此自然美作为一种典范的尺度凸显出来。换言之,在此自然美本身不是关于灿烂星空的美,而是古代星空图像这一不受诱惑的普遍尺度。确切地说,根据康德的理解,尤其在雷雨、大海以及山脉等自然现象中,我们之所以感受到一种莫名的崇高感,正是因为这些自然现象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压迫感和庄严感,从而向我们转达“我们未来自由的一种预感”。这一点可以追溯到人之中某种道德的、类似逻各斯的本性,但主要还是出于人对自然怀有的一种虔诚感。
  不过,激进“泛逻辑主义者”黑格尔反其道而行之。他一边原封不动地复述圣经内容,一边追踪这种自然和精神的秩序。在他那里,所谓这种秩序又重新远远超越了单纯的美学论题。在此,自然美完全被置于艺术美之下。自然全体只不过是一种“巴库斯神”而已,除非消亡殆尽,否则自然是不可约束、不可把握的。因此,地球全体变得暗无天日,毫无未来,“在精神的气息面前,它作为离世的巨人置于我们的脚下”。凭借这种逻辑,黑格尔最终得出了如下结论:质料“不拥有真理,这一事实应该是质料的唯一真理”。一旦主体精神这一灵魂以及客观而绝对的精神走出质料,质料就成为这种没有真理内涵的空壳。
  另外,黑格尔认为,世界建筑物由充盈的内在性组成。 [156] 如果这个建筑物不是纯粹精神的建造,而是世界精神的产物,那么这个建筑就更是由这种内在性组成的。自古以来,世界精神就致力于与此岸世界协调一致,对于诸如黑格尔这类表面上的纯粹理想主义者来说,这种同一化的努力不仅持续关涉所有部门领域,也涉及伟大的、全体领域。因此,他认为,近代最伟大的宇宙思想家斯宾诺莎是可信任的。这样,在黑格尔那里,最终呈现出一副惊人的杂交面孔:一方面是,强调主体的“费希特”;另一方面是,强调世界全体的“斯宾诺莎”。换言之,黑格尔哲学不仅包含了“自由”的冲动,也一并包含了无所不包的、统摄一切空间的实体概念。
  作为欧洲最后一位宇宙思想家,斯宾诺莎经常把自己装扮成卡巴拉主义者,但他始终受制于星相神话残余的影响。在他那里,完全缺乏那种圣经的、超自然的彼岸世界。在他看来, 仿 佛从未存在过所谓彼岸世界的善与恶,因而这类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充其量是不适当的情感和理念而已。在他看来,除了自因,自然本身并不具有任何其他的目的。自然完完全全是非人格的东西,它仅仅以自给自足的命运平静地卷入神的怀抱中。自然就这样被规定为非人格的东西,这是迄今在任何一个哲学家那里都未曾发现的自然规定。
  根据斯宾诺莎的观点,目的压根就属于去伪存真的历史、逻各斯以及末世论等本质,这与所谓自然方式的“命运之爱”(amor fati)相距甚远。不过,在“永恒的观点之下”(sub specie aeternitatis),斯宾诺莎把后者,即仅仅把自然方式规定为“应在的”(seinsollenden)、唯一适当的安宁(Ruhe)。因此,在此实体就成为顶峰中的世界太阳这一最后的最高概念。所以,在这种泛神论中,即在那永恒的“从……的延续”(sequi ex)中,并不投下任何浓重的阴影。在此,对斯宾诺莎来说,“从……的延续”(sequi ex)不仅应从欧几里得几何学方法论视角加以理解,而且应该说,正是实体空间的星空本身溢入自身世界的派生了的个体模式中。
  总而言之,在此整体上一切运动都重归于宁静。独一无二的宇宙笼罩在总体太空之神之中,从而超越了由此可思维的一切精华的逻各斯。由于全体本身反正都会被装满,所以世界是超时间的、无限的。在斯宾诺莎那里,世界的空间仍然是环绕我们的大星空领域,但是,在无数其他实体中,世界的空间并不是排他性的唯一实体标志(Attribut)。在斯宾诺莎主义中,世界重复演奏最强的宇宙之音,而这种宇宙音调与圣经中人之为人的开放时间以及出走的逻各斯截然对立,毫无瓜葛,并且在任何地方,代替世界中心的末世论的中心都不是遥不可及、高不可攀的。
  因此,无独有偶,与斯宾诺莎一道,歌德只相信世界的虔诚。对斯宾诺莎的神,他这样写道:“世界在自身内部,在世界之中保护自身,这对它是再适当不过了。” [157] 根据大数法则(Gesetz der großen Zahl),全体中的所有东西都应当凭借伟大、凭借伟大本身的深度做到绝对整齐有序、杂而不乱。对此,歌德这样写道:“一切拥挤的行动、一切角斗都是主上帝中的永恒的安宁。”无论如何,在此重新牵涉到灵魂中的自然的地形图(Topos),但是,主要还是牵涉到某个终极自然中的灵魂。简言之,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牵涉到仅仅在自身中编造逻各斯的王国。
  由此发生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也许全新命名的自然实体首先被编入某个末世纪的逻各斯王国中。换言之,迄今“自然”这一外部领域好似一阵风一吹而过,或者作为不可视的“思维的学问” [158]而被视为无大地、无空间的领域,抑或被理解为内容上完全缺乏素材的唯心论。但是,一个实际地被查明的世界恰恰不仅会成为环绕我们的自然景观,也会成为本真的世界实体本身。
  毋庸置疑,现存自然拥有自身所不隶属的某个位置。究其原因,首先因为现存自然与人的一系列目标及其最终未来的趋势和潜势等之间存在着十分巨大的互不相称性。当然,人类所追求的一系列目标绝不会由于某种古代星相神话的天文学观点而消耗殆尽,也不会由于古代希腊世界观的纯粹全体性而化为乌有。在与我们发生更深的中介之前,在可能的“自然的人化”之前,外部世界就已经独立于人而存在,但这绝不意味着,现存自然对我们,恰恰与我们的最深处“全然”(toto coele)不相称,甚至格格不入。试想一下,人们业已加工过的原材料的单纯现象,依然远远地令我们惊愕不已的自然美,自然崇高的应答现象等,凡此种种现象都显示出不同凡响、别具一格的魅力,其精彩逼人、引人入胜的程度完全超出了那种超然冷漠、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不相称。从乌托邦视角看,尽管歌德、斯宾诺莎的思想甚至还不是有意识的泛神论,但是,他们的思想仿佛意味着,“自然或神”(Natura sive deus)从现在业已存在的自然的人化行为中夺取一切幸福图像。 [159]
  但是,我们不仅可以把充满惊险和曲折的人的历史,而且可以把与持续的不一致保持距离的那个物理世界的进程以及形态建造理解为一个实验,即可以把它们统统理解为关于尚未熟悉的、尚未形成的、尚未成功的范例的一个实验。就“质料”(Materie)这一建材而言,它并不是单纯的被物化的大木块,相反,根据更正确的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即不是根据长期地极端思辨化的定义——它是“动态存在”(dynameion)的基质,即“可能性之中的存在”(In Möglichkeit – Seins)。
3
  如果从末世论视角考察,尽管基督教逻各斯与现存世界并无直接关系——尽管存在心灵主义无世界性的所有诱惑——但这种逻各斯仍然以某种方式将自身的新天新地目标加以理想化,或者神秘化。在圣经中,自然乃是以启示录方式爆炸的空间。那么,这种新的自然能否重新获得过去的自然所隶属的那个位置?在此,自然的地形图恰恰植根于一种充分地从逻各斯视角神话化的图像中,不过,这种地形图不仅停留在逻各斯神话化的图像中,也停留在新的耶路撒冷这一物理学之后(Meta-Physisch)的末世图像中。
  如圣经所述,在新天新地中没有月亮和太阳,只有人子的灿烂光辉普照天下。为了“王国”,大地和天空未免遭到了破坏,但是,同样为了自身的末世论真理,最终显露出应在的“自然”这一真面目。唯有这一点才是借以摆脱“宇宙还是逻各斯”这一最后的二者择一的幻影。尤其是,这一幻影乃是与以前的现实正相反对的全新图像,即促使被选择的人完全献身于出走(Exodus)的图像,因而最终被设想为与启示录相吻合的创世记图像。然而,圣经所劝告的模式同样起着这样一种作用,那就是,“自然或神”在完全不同层面上殊途同归,最终也带其回家,即得以补救完善,真正成为“完美的东西”。与此相关,我们无需费神考虑神话,而是可以径直说:在此,作为家乡,新世界将会置身于我们周围世界的遗产以及家乡的新东西中。如果被揭示的新世界的面貌得不到保证,家乡就不会拥有王国的任何主体或核心内容。
  当然,就像帕特摩斯岛 [160]上的神秘声音一样,就像在人的空间后果中从启示录角度加以解释的东西一样,这地方也会呈现为一个十分遥远的场所,一个万籁俱寂、天水相映的场所。换言之,这个新的空间之所以难以置信,是因为它混合着对未来新生活的狂躁幻想与内在记忆(Eingedenken),即只能从取代宇宙的“基督徒之城”中得出的那种不朽追忆。但是,就像在《约翰启示录》21章23节关于“新的耶路撒冷”中一样,任何地方都没有重现关于基督教乌托邦、世界没落乌托邦、新迦南乌托邦等的某种欧米茄,所以,在此便通过最强有力的超越活动,把这种欧米茄设置成完全无超越的东西。宗教充满着乌托邦,并且完全占有乌托邦的核心部分,因为这个欧米茄产生于“自由基础上的自由的人民”,形成于“一如向外扩展之国的自然中的基督之国”(civitas Christi natura ut illius civitatis extensio)。这幅图像与所有基督“幻影说” [161]都截然对立,因为按照这种学说,对于改变作为全体的世界而言,重要的仅仅是纯粹的精神而已。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人将不再为现实的世界所缠绕,而是为某种陌生的灵魂所纠缠。

45. 并非并行,但令人惊异的特性:人类学和唯物论都闯入“神性超越者”而占据神的位置 [162]

  人的内部被命名为灵魂,而作为灵魂,人的内部只为自身而编织。尽管人的内部与肉体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并非内部的清晰可见跟肉体的朦胧不清一模一样。人们经常把灵魂与可捕捉的、可把握的外部物质截然对立起来:一方面,把存在于人的内部的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视为灵魂;另一方面,把人周围到处散落的可视的外部存在视为物质。仅仅朝向内部,走神秘莫测之路,被命名为唯心论;反之,仅仅朝向存在于外部的、全然没有内部的素材,声称唯有这种素材才是破谜之路,则被命名为唯物论。
  不过,现在我们要重新说起费尔巴哈。虽然他一点都不愿意停留在唯心论层面上,但是,他却相反地朝向下述警句:“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如前所述,他的第一个思维是神,第二个思维是精神,他的第三个也是最后的思维是人。因此,这种立场与其说是从唯物论角度澄清、解释自身的态度,不如说从机械论角度首先说明自身的出发点。然而,马克思仍然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规定“人”,并且主要从历史角度把人解释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163]后来,当马克思从单纯的、抽象的类的“人”中,推论这一他的座右铭时,当他把这个“类”(Genus)精确地表述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时,至少在经济学地、社会地扩展的唯物论中,与人有关的观点就不可避免地被弱化乃至终止了。这样,历史的唯物论就高耸在纯粹自然科学的唯物论之上,就像后者必定不仅借助于机械运动,也借助于人的社会生产方式而辩证地、历史地存在一样。
  但是,现在我们继续讨论下述问题:正像市民阶层的一般观点所表明的一样,人们只知道机械的质料概念。例如,人们不是对这一点,即与“灵魂”有关的人类学特性和与“外部素材”有关的唯物论特性的并存性和依赖性感到惊愕不已吗?尽管眼下已经出现关于亚原子的唯能说,但是,人们仍然把外部素材仅仅视为星相神话残余的一个大木头。正因如此,在这个大木头中,既不会有人的适当位置,更不会有人子的立锥之地。然而,在唯物论历史上,这种纯粹机械的物质概念并非闻所未闻、绝无仅有的物质概念。本质上,这种物质概念与“僵死”(tote)紧密结合在一起,即把物质的运动还原为压迫和碰撞,从而使其多半失去活生生的质的要素。
  严格地讲,德谟克利特的立场与伊壁鸠鲁的立场也存在显著差异:前者至少允许人的“灵魂”拥有特有的原子,他把这种原子命名为“火的原子”;后者则在德谟克利特机械的“必然性”中附加了某个“原子的自由坠落”,即对机械“垂直坠落”的一种偏离,亦即出于自由意志的例外情况。亚里士多德首次赋予质料概念以“客观—现实的可能性”概念,而这一概念直到不久前才重新被确认为极其重要的概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素材除了属于显现现象的机械条件之外,即除了属于这一“朝向可能性的存在”(kata to dynaton),即“根据可能性”(Nach Maägabe Möglichen)之外,尤其还属于这个真正的“动态存在”(dynamei on),即“可能性之中的存在”(In-Möglichkeit-Seins)本身。可惜,这个“可能性之中的存在”被视为某种被动的、无规定的、蜂蜡一样的东西,从中,“行动的理念形态”(tätige Ideenform)犹如一枚图章给一切形态规定压上印痕。
  然而,不久从亚里士多德的素材学说这一前提中,产生了一个“亚里士多德左翼”。这个学派从质料概念中剔除了被动性,并对这一特性附加了被压印理念的能动性。这样的世界素材(Weltstoff)就真正地成为“万物之母”(mater-ia)。作为万物之母,世界素材像母亲的子宫一样自己受孕、结果,作为自给自足的母腹,世界素材足以成为全部“被生的自然”(natura naturata)或世界的“能生的自然”(natura naturata)。这种观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阿拉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阿维森纳 [164]、阿威罗伊 [165]的思维中。按照他们的原则:形式仅仅“在质料中成长”(educatio formarum ex materia)。显而易见,这种自然观不是一种被动的、丧失了质的要素的机械自然观,但是,这种自然观也是几乎不再需要超越的“父神”的自然观。
  于是,由此出发人们构思了一种完全内在的世界实体,而这种“生命”(Leben)的自然观点从帕拉塞尔士 [166]、乔尔丹诺·布鲁诺 [167]、斯宾诺莎一直延伸到歌德。所谓作为生命的自然是指在与人情投意合的宇宙中,与人心心相印的某种存在。乔尔丹诺·布鲁诺把它命名为“英雄人”(uomo eroico),帕拉塞尔士则把它命名为“内在的火神”(vulcanus interior)。是的,作为生命的自然意味着某种闯入被废除的超越者中的存在,并且意味着至少与超越者(借助于泛神论)展开论战。对此,歌德这样写道:“一个向外冲撞的神是什么?……自然在自身内部,在自然之中保护自身,这对它是再适当不过了。”然而,作为“能生的自然”,在此这种自然“仅仅以另一种语言说话”。一个看见这种自然的人,能够看见圣父。据此,歌德认为,自然与圣父融为一体。在此,自然与人类学观点并无直接联系,但它却是完全脱离超越者而存在的一种主体。实际上,这种主体无异于从内部推动世界的自然主体。
  亚里士多德左翼就以这种方式赋予了质料以全新的创造形态。然而,属于亚里士多德右翼的伟大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却最尖锐地拒绝了阿维森纳、阿威罗伊的质料概念。他拒绝最高存在中的质料的内在性,不厌其烦地教导人们:“地上的一切残余物”,即“附属的形态”(forma inhaerens)都由质料组成,这一点仅仅延伸到人,即肉体与灵魂的所有地上单元。但是,这种“附属的形态”已经不适用于人们所声称的人与神之间的中间环节,即超世俗的天使们,因为据说天使们正是纯粹“被区分的形态”(formae sparates)。根据托马斯·阿奎那的观点,作为“能生的自然”,质料与被设想的神这一天上的主人毫不相干,从而质料绝不能闯入独断专行的超越者之中。因此,在后期斯宾诺莎那里,在从前宣称诸如创造神一类的地方,同样不是宣告人子的存在,而是宣告作为全体的世界:我代替圣父,“在实体的观点下”(sub specie substantiae)存在。
  不过,激进超越者思想家普罗提诺不是很久以前就把某种“精神质料”(Hylē noētikē)设定为作为最高本质的“乌西亚”(Usia)吗?西班牙犹太哲学家阿维塞卜洛 [168]与这种悖谬的新柏拉图主义并非相距遥远,他不是接受超尘世的天使,而是接受人间的精灵(乔尔丹诺·布鲁诺援引过他的著作,称他为自己的一位思想先驱)。这样,在自己所尊奉的神面前,阿维塞卜洛就不得不设定质料。在他那里,作为无限排除了质的要素的东西,质料总是被视为某种外在的东西。由此可见,非机械的唯物论尚未如实地把握质料。因此,所谓质料还是“灵魂”这一问题本身就是不充分的。至少在阿维森纳、阿威罗伊那里,逻各斯和宇宙有时是通过超越者的反命题来交换其人类学的、泛智慧的面貌(pansophischen Gesichter)的。此外,斯多亚学派在其“隐秘的唯物主义”(Kryptomaterialismus)中已经赋予“种子逻各斯”(Logos spermatikos) [169]以一种生命以及指示目标的力量。
  当然,基督教形态化的逻各斯从未将从星相神话视角所绝对崇拜的现存宇宙被保留为“某一个欧米茄”(irgendein Omega)。否则,也许就不会存在基督教意义上的宇宙的启示录。基督教的乌托邦记忆源于对人子的觉察、渴望和回忆,不言而喻,这种记忆比任何乌托邦的全体都更加激进地牵入实体化的超越者之中。一旦从那个主体化的根源出发,将基督教的乌托邦牵入神性存在中,生命和希望之光就超越一切事态,到处都散发出明亮的光辉,进而也照明“自然或神”的观点。
  尽管如此,与凭借纯粹的、承载主体的基督教相比较,反叛的无神论恰恰通过“代替神的全体”这一泛神论立场变得更加锋芒毕露、家喻户晓。不过,在独创性的反超越者(或解放)中,斯宾诺莎主义绝不会用其“命运之爱”(amor fati)代替下述口号:“看哪,我把一切都更新了。”这种逻各斯的口号不仅远远超越了“能生的自然”“自然主体”,也远远超越了古老的星相神话的必然性和从属性。




[1] 伊克西翁(Ixion),希腊神话中的拉庇泰王,他因鲁莽追求天后赫拉的爱,而被宙斯缚在地狱永不停转的车轮上受罚。——译者

[2] 在本章中,布洛赫探讨了斯多亚学派和诺斯替派中的“宇宙”观。斯多亚学派追求内面和宇宙的合一,诺斯替派则从基督教立场追求指向天国的灵魂欲望。从后者中可以看出,基督教吸取了星相神话的要素,但是,基督教不是全盘接受星相神话而是从中辨别索取。基督教诺斯替主义者相信,可以剔除占星术中所谓的命运信仰,进而排除邪恶的恶灵。——译者

[3] Der aufrechte Gang,布洛赫法哲学术语,中文也可译作“正直的步伐”“直行道”等。——译者

[4] 在斯多亚学派那里,所谓作为灵魂的主导部分,Heimar ene 指的是理性。在孕育世界万物的意义上,理性与“种子逻各斯”是一致的。因为作为“灵魂的微光”,被播下的种子逻各斯本身就是世界的法则。进言之,种子逻各斯是参与一切事物,孕育一切事物的能量。——译者

[5] 语出古罗马斯多亚学派著名哲学家塞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B. C. 4—A. D. 65)。——译者

[6] E. 布洛赫:《希望的原理》(Ernst Bloch, Das Prinzip Hoffnung, 1959),1959年,第1315页。

[7] 《以弗所书》6章12节。

[8] 《创世记》28章22节:“[雅各]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

[9] 在本章中,布洛赫阐明了宇宙与逻各斯的相互关系。例如,重视星相神话的巴比伦文化部分地影响了重视逻各斯神话的基督教文化。根据布洛赫的观点,就像自然与人不是相互对立的范畴一样,星相神话与逻各斯神话也不是非此即彼、二者择一对象。自然与人总是取长补短、相辅相成。——译者

[10] 埃尔达(Erda),理查德·瓦格纳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智慧女神。——译者

[11] 吉尔伽美什(Gilgamesh),古代乌鲁克的国王,这个王国现今位于伊拉克境内。——译者

[12] 托特(Thoth),古埃及神话中的智慧之神,同时也是月亮、数学、医药之神,负责守护文艺和书记的工作。相传他是古埃及文字的发明者。——译者

[13] 卡碧尼(Kybele),希腊神话中主宰丰收、预言、治疗的女神。

[14] 阿斯塔特(Astarte),希腊神话中斑斓与豪情的仙女。——译

[15] 德墨特尔(Demeter),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和丰收女神,也是正义女神。她是宙斯的姐姐,掌管农业的女神,给予大地生机,教授人类耕种。——译者

[16] 关于卡碧尼、阿斯塔特、伊西斯、德墨特尔等拟在第41章《崇高的一对,或爱之中的月亮和太阳》中详加讨论。

[17] 哈吉亚·索菲亚大教堂(Hagia Sophia),位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是一座拜占庭式的教堂。335年由君士坦丁大帝首建,532年查士丁尼一世续建,1453年被奥斯曼帝国占领,改建成伊斯兰教的清真寺。作为一座有着近一千五百年悠久历史的宗教建筑,该教堂气势磅礴、风格奇异,因其巨大的圆顶被誉为“一幢“改变了建筑史”的拜占庭式建筑典范。——译者

[18] 盖娅(Gáia),大地女神,紧随夜之女神出现的神,世界的缔造者之一,创造了大地,海洋和天空。——译者

[19] 尤拉诺斯(Uranus),天之神,盖娅的长子和丈夫,第一任神王,后被他的儿子克罗诺斯推翻。——译者

[20] 德利兹赫(Friedrich Delitzsch,1850—1922),德国神学家、亚述学家,代表作为《巴比伦世界创造的叙事诗》(Das babylonische Weltschöpfungsepos,Leipzig,1896)等。——译者

[21] 温克勒(Hugo Winckler,1863—1913),德国考古学家、东方语言学家,代表作为《巴比伦与亚洲历史》(Die babylonische Weltschöpfun,Leipzig,1907)等。——译者

[22] 耶雷米亚斯(Alfred Jeremias,1864—1935),德国宗教史学家,东方学家,1891年将《吉尔伽美什叙事诗》译成德文,代表作为《古代东方与旧约全书》(Alter Orient und Alttestamentler,Leipzig,1905)等。——译者

[23] 1902年德利兹赫在柏林举行的《巴别—圣经》(Babel-Bibel)讲演,引发了一场大论争。他从亚述的宗教事实出发,谈到圣经的起源,认为圣经(《旧约全书》)的思想,是源自亚述的“巴别”(亚述、巴比伦神话),而决不是源自“天启”。这场论争从旧约的巴别—圣经扩展到新约的核心问题——“基督”,即抹杀掉他作为历史人物的存在,而认为他只不过是根据亚述神话编造出来的虚构人物,这便是德利兹赫一派的“基督抹杀论”。——译者

[24] 阿图尔·德鲁斯(Arthur Drews,1865—1935),德国哲学家、作家,卡尔斯鲁厄大学教授,主张一元论,认为耶稣生平是诺斯替教徒的伪造。他的代表作《基督的神话》(Die Christus, Jena 1911),在德国学界鲜有问津,但在英美学界曾风靡一时。——译者

[25] 勒达(Leda),希腊神话中,斯巴达(Sparta)王后。——译者

[26] 参孙(Simson),传说中以色列的英雄,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均有描写,其英雄业绩记载在旧约圣经《士师记》12—16章。——译者

[27] 阿尔弗雷德·耶雷米亚斯:《古代东方之光中的旧约圣经》(Alter Testament im Lichte des alten Orients, Leipzig, 1906),莱比锡1906年,第73页。

[28] 塔木兹(Tammuz),意为“生命的儿子”,巴比伦和腓尼基人亦奉其为万物生育之神。——译者

[29] 《启示录》22章12节:“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30] 众所周知,过了春分之后(通常4月初),人们迎来复活节,正在这期间牡羊座转变为金牛座。——译者

[31] 在本章中,布洛赫阐明了阿卡狄亚与乌托邦之间的相互关系。阿卡狄亚(Arcadia),古希腊地名,风景优美,居民多以牧羊为主,风俗淳朴,文学上泛指乐土、世外桃源。根据布洛赫的观点,不应把阿卡狄亚理解为关于(被动浪漫主义者指向过去的憧憬)黄金时代的盲目记忆,而应把它理解为对于新世界的一个修正范例。

[32] 泰奥克里托斯(Theocritos,B. C. 310—B. C. 250),希腊诗人,作品大都失传,除了32个警句外,还有《田园诗》。这部诗以西西里牧歌为基础,讴歌了甜美的自然风光,语言生气勃勃,意境超然洒脱,对后世影响深远。后来,维吉尔在撰写《田园诗》时,将泰奥克里托斯的文学视为典范。——译者

[33] 这首《广板》(Large)又叫《绿叶青葱》,出自德国作曲家亨德尔(Georg Friedrich Händel,1685—1754)的歌剧《塞尔斯》,是亚哈随鲁王的一个咏叹调,虽然这部爱情歌剧上演并不成功,但这首《广板》后来却广为传唱和演奏。——译者

[34] 克洛普斯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1724—1803),德国诗人,狂飙运动先驱者之一。主要作品有《颂歌》(1771),以友情、恋爱、祖国为主题,洋溢着炽烈的青春气息和自然感情,出版后,在青年一代中引起强烈反响。——译者

[35] 维纳斯山(Venusberg),一译维纳斯堡或金星山,神话山区,位于哥达和爱森纳赫之间,在德国诗歌中常用作庆祝爱神的节日名称。——译者

[36] 塞特拉(Cytheria),即阿芙洛狄特(维纳斯)岛,在代表作《塞特拉岛朝圣》(Pilgrimage to Cythera)中,法国洛可可风格画家华托(Jean-Antoine Watteau,1684—1721)生动描画了对爱情的渴望以及对幸福的追求。——译者

[37] 塔索(Torquato Tasso,1544—1595),意大利诗人,文艺复兴运动晚期的代表人物。他的叙事诗《解放了的耶路撒冷》(La Gerusalemme liberta,1575),以其曲折而感人的笔调描写了十字军骑士里那尔多与富于魔力的美丽姑娘阿尔米达之间的不幸爱情故事,可歌可泣,历来为人所称颂,许多作曲家曾经以此为基础创作歌剧。——译者

[38] 格鲁克(Christoph Willibald von Gluck,1714—1787),德国作曲家,古典音乐时期的歌剧改革者。他早期的歌剧承袭意大利风格,后期作品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歌剧创作朝向简单,并呼应真实社会的概念。较之巴洛克时期的华丽歌剧形式,这种简朴的风格可谓一大革命性转变。——译者

[39] 波利比乌斯(Polybios,B.C.204—B.C.122),古罗马历史学家,本是希腊人,晚年才成为罗马公民。著有历史学巨著《罗马帝国的崛起》。——译者

[40] 桑纳扎罗(Jacopo Sannazaro,1456—1530),意大利作家,代表作为1504年出版的田园小说《阿卡狄亚》,对欧洲文学中田园诗和田园小说体裁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译者

[41] 普桑(Nicolas Poussin,1594—1665),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绘画的奠基人,被誉为“法兰西绘画之父”。普桑以《阿卡狄亚的牧者》为题画了两幅画。1630年发表的第一幅画中出现三个牧人和一个女人,他们意外地与石棺的墓碑相遇,墓碑上写有死神的碑文,看着墓碑,三个男人显得惊愕不已,而那个女人却显得从容不迫。第二幅画具有几何学特征,画中人物令人联想起一种非现实的、具有悲凉情调的牧歌。——译者

[42] 席勒的诗篇《断念》(Resignation)首次发表在1786年《塔利亚》(Thalia)杂志上。这篇带有“一个想象”的副标题的诗作探讨了死者“灵魂”与“永恒”之间的论争。死者要求永恒补偿它生前未曾享受的荣华富贵,这时候,永恒对死者说,一个抛弃世俗的享乐而选择信仰的存在理当在永恒中贫寒地生活。——译者

[43] 这段文字作者引自歌德:《意大利之旅》(Johann Wolfgang Goethe, Italienische Reise 1786—1788. Von Johann Wolfgang Goethe, München, Hirmer Verlag, 1960.),慕尼黑,木属出版社 1960 年。——译者

[44] 在希腊罗马神话中,卡斯托(Caster)和帕勒克(Pollux)是天神宙斯(Zeus)与凡人斯巴达(Sparta)的王后勒达(Leda)纠缠不清后生下的两个双胞胎儿子。这两个双生子统称为狄奥斯库里(Dioscuri)。——译者

[45] 阿尔菲耶里(Vittorio Alfieri,1749—1803),意大利剧作家,共发表22部悲剧作品,代表作是《克利奥帕特拉》(1771)。他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古代历史、神话和圣经故事。在《腓力》《老布鲁图斯》《小布鲁图斯》《维吉尼娅》中,宣扬启蒙主义精神,反映出民族复兴运动时期意大利人民对自由、民主的向往。《扫罗》《弥拉》则流露了作者贵族自由派的思想。阿尔菲耶里的作品遵循古典主义准则,但注入了启蒙思想,激情澎湃,人物性格特征鲜明,台词用优美的韵文写成,对意大利悲剧的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译者

[46] 歌德:《浮士德》第三部(Goethe, FaustⅢ),9566—9573行。

[47] 赫尔塞贝尔格(Hörselberg),指位于德国图林根地区东南的一座山。理查德·瓦格纳在歌剧《汤豪舍》(Tannhäuser,1845)中,把赫尔塞贝尔格山描写为像维纳斯山一样好色纵欲、浪漫风流的山。——译者

[48] 海因泽(Johann Jakob Wilhelm Heinse,1746—1803),德国作家、诗人,他的书信体乌托邦小说《阿尔丁海洛与幸福岛》(1789)对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译者

[49] 引文见之于 W. 海因泽:《阿尔丁海洛与幸福岛》(Ardinghello und die glückseligen Inseln,Kritische Ausgabe,M. L. Bäumer,Stuttgart,1975),批判版,M. L. 鲍伊默尔,斯图加特 1975 年,第 350 页。——译者

[50] “极乐乡”,德国传说中的理想国度,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1494—1576)、塞巴斯蒂安·布兰特(Sebastian Brant,1458—1521)、格林兄弟、埃利希·凯斯特纳(Erich Kästner,1899—1974)等作家都在其文学作品中将这一主题形象化。——译者

[51] 瑟俄彭珀斯(Theopompus,B.C.380—B.C.315),古希腊历史学家和雄辩家。——译者

[52] 伊安布劳斯(Iambulos),关于一位古希腊商人和乌托邦的小说作品。字义上,伊安布劳斯这个名字拼起来就是乌托邦旅行小说。他的生平和作品大都失传,仅在狄奥多罗斯·西库鲁斯的《历史库》中有片断表述(Diod.2,55—60)。据伊安布劳斯描述,他是一个商人,在从南阿拉伯到埃塞俄比亚的路上被关押。在印度洋向东航行中,他抵达一个不知名的孤岛。这座乌托邦之岛气候宜人,物产十分丰饶。岛上居民各显超人的智慧,尤其是拥有分裂的舌头,他们可以在同一时间举行两次交谈。在这个岛上,伊安布劳斯度过七年之后被驱逐,因为他没有被进一步定罪,所以他最终越过印度和波斯回到了希腊。——译者

[53] 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法国后印象派画家、雕塑家、陶艺家及版画家,与塞尚、梵·高合称后印象派三杰。他的画作充满大胆的色彩,采用色彩平涂的技法,注重和谐而不强调对比。1891—1893年,高更前往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在那里创作了《在沙滩上的大溪地女人》《两位塔希提妇女》等一系列充满原始、神秘、未开发的纯真情调的塔希提杰作,他的其他主要作品有《传道后的幻觉》《不列塔尼牧人》《黄色的基督》《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我们朝拜马利亚》等。——译者

[54] 梅西耶(Louis Sébastien Mercier,1740—1814),法国政治激进主义者、作家和记者,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相当活跃。他在未来幻想小说《2240年,一个似有若无的梦》(1771)中,以梦幻为中介,进入他所构想的未来理想世界。主人公不满当时现状,沉沉睡去,在2240年醒来,发现巴黎成为了一座由理性主义者和共和阵线所共同管理的乌托邦城市。在那里,市民阶层们和平共处;天主教教会已经被废除,为理性的自然神教所取代,同样被废除的还有奴隶制和殖民制;学校课程不再传授过时的希腊语和拉丁语,而是传授代数和物理学。他所目睹的一切都焕然一新,与18世纪晚期的“古老国度”法国截然不同。——译者

[55] 恺撒是在《关于高卢战争》(De Bello Gallico)中这样表述的,但原文是“novarum rerum cupitus”。——译者

[56] 欧米茄(Omega),希腊文最后一个字母Ω的发音,意思是“最后意味着最初,结束亦是开始”,即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译者

[57] 让·雅克·卢梭的《新爱洛依丝》(1761)是一部书信体小说。在这部小说中,市民阶层出身的家庭教师圣·普乐爱上了贵族女学生朱丽。但是,由于父亲的百般阻挠,她被迫嫁给了贵族德·伏勒玛,膝下育有三个子女。后来,她遇见圣·普乐,告白了对他的忠贞爱情,但是,由于社会偏见和阶级差异,两人的姻缘终告破灭。为了重构中世纪法国哲学家彼得·阿伯拉尔(Pierre Abélard,1079—1142)的深厚爱情,卢梭特意把这部作品冠以《新爱洛依丝》的标题,在小说中,惊人的自然风景以及感人的情感激浪后来对歌德影响很大,催生了他的《少年维特的烦恼》(1774)。——译者

[58] 引文出自布莱希特的戏剧作品《马哈哥尼城的兴衰》(1927)。——译者

[59] 泰奥多尔·莱辛(Theodor Lessing,1872—1933),德国犹太裔哲学家、政治评论家,1933年8月因纳粹冲锋队枪击后遗症而死亡。——译者

[60] 根据布洛赫的观点,这些人的文化悲观主义孕育了一种“反动的怀疑主义”,即把阿卡狄亚盲目地憧憬为灿烂地消失了的过去生活。例如,在死前,海德格尔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不是作品而是过程”。他把世上的一切东西(艺术作品、思维等)都称作“田间小路”(Feldwegen)。在他那里,把自身的存在论当作过程来追述无异于推翻自己的理论。泰奥多尔·莱辛在其著作《精神之旁地球的没落》(Der Untergang der Erde an Geist,1930)中认为,所谓历史就是“赋予无意义的东西以意义”,由此否定了基于精神努力的历史发展自身。同样,克拉格斯把“以某物物为目标的意志”解释为权力意志,就此而言,他是尼采、叔本华以及海德格尔等文化批判主义传统的追随者。“文化批判主义”的共同特征是聚焦于过去的视角,即盲目憧憬“曾经的美好过去”。——译者

[61] 在本章中,布洛赫提到了太阳与月亮之间的宇宙配对传说。男人(家长)与女人(媳妇)配对属于异教徒的婚礼仪式,是建立在古代巴比伦星相传说基础上的。这种传统最初流行于诺斯替派的灵知主义(西门·马古斯)之中,而后又流行于犹太教卡巴拉思想(萨巴特·泽维)之中。与此相对照,基督教由于强调“基督身体”(男性)与“共同体”(女性)之间的婚礼,所以抛弃了太阳与月亮之间的宇宙配对。这样宇宙的尺度和目标就转变为基督教的尺度和目标。——译者

[62] 理查德·沃斯(Richard Voss,1851—1918),德国戏剧家和小说家。他的小说《两个人》(Zwei Menschen)发表于1911年,后被搬上银幕。17岁的主人公罗斯库斯是南部小镇提洛尔的贵族,他爱上了一名叫朱迪特的美丽姑娘。但是,罗库斯的母亲希望儿子成为神甫。一次朝圣旅行后,朱迪特不幸死亡。这时候发生一件怪事,罗库斯也在旅行罗马的途中死亡,但接受电刺激后,他再生为修道士保罗。另一方面,朱迪特丧失信仰。她远离人群和基督教,在家乡的深山老林中建立了城堡。罗库斯想给朱迪特传达神的消息,使其恢复信仰,但最终以双方不可调和的对立而告终。——译者

[63] 善德女神(Bona Dea),古罗马宗教所尊崇的女神,亦作法乌娜(Fauna)。——译者

[64] 大地之母(Magna Mater),罗马神话中的万神之母,又称地母神或大母神,地位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盖娅。——译者

[65] 《西东诗集》(Westöstlicher Divan),歌德晚年受波斯诗人狄万·哈菲兹(Divan Hafez,1325—1390)的启迪而写下的一系列诗歌,发表于1827年。——译者

[66] 伊什塔尔(Ishtar),巴比伦神话中的自然与丰收女神,名字的意思是“星辰”,在苏美尔神话里,被称为印娜娜;萨巴尼特(Sarpanit),马杜克的姐妹兼配偶,地球女神、纳布之母。——译者

[67] 在希腊语中,hieros Gamos 的意思是“圣婚”或“对立双方的结合”。——译者

[68] 艾琉西斯(Eleusis),希腊东部的一座古代城市,位于雅典附近,是艾琉西斯秘密仪式的所在地。——译者

[69] 埃拉伽巴路斯(Elagabalus,203—222),罗马帝国塞维鲁王朝的皇帝,他是罗马帝国建立以来,第一位出身于东方叙利亚的皇帝。——译者

[70] 引文诗句见之于歌德:《浮士德》第2部(Goethe, Faust II, Saal des Throns V. 4959),4959行。——译者

[71] 马克·安东尼(Marcus Antonius,B. C. 83—B. C. 30),古罗马政治家和军事家,恺撒最重要的部将和军队指挥官。恺撒被刺后,安东尼与屋大维和雷必达一起组成了后三头同盟。公元前33年后三头同盟分裂,公元前30年内战失败的马克·安东尼与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七世一同自杀身亡。克利奥帕特拉(Kleopatra,B. C. 69—B. C. 30),古埃及克罗狄斯·托勒密王朝的最后一任女法老,史称克利奥帕特拉七世(Cleopatra VII),她的美貌征服了安东尼,两人在塔尔苏斯同居长达12年之久,而克利奥帕特拉也给安东尼生育了3个子女。——译者

[72] 奥塔维娅(Octavia),屋大维的姐姐,公元前39年奥塔维娅嫁与安东尼为妻。但是,安东尼迷恋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并在公元前36年和她结婚,赠送给她大片土地为领地。安东尼的举动遭到屋大维和罗马人的唾弃。公元前32年,屋大维率领大军声讨安东尼。公元前30年,亚克提姆一役(Battle of Actium),安东尼大败,逃回埃及。屋大维穷追不舍,公元前30年,屋大维进入埃及亚历山大城,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先后自杀。——译者

[73] 伊西斯(Isis),埃及神话中的守护死者的女神,九柱神之一,亦为生命与健康之神。是奥西里斯之妻,荷鲁斯之母,奈芙提斯的姐妹。——译者

[74] 奥西里斯(Osiris),埃及神话中的冥王,九柱神之一,是古埃及最重要的神祇之一。奥西里斯最初是大地神和植物神,后来成为阴间的最高统治者,永恒生命的象征。——译者

[75] 赫利俄斯(Helios),希腊神话中代表太阳神。——译者

[76] 赛琳娜 (Selina),希腊神话中代表满月的月亮女神。——译者

[77] 西顿(Sidon),古代近东的一座城市,今日在黎巴嫩境内。——译者

[78] 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作家和戏剧家,他的名剧《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执笔于1607年,出版于1623年。——译者

[79] 西门·马古斯关于诺斯替派作品《伟大的启示》(megalē opophasis)现在大都已经失传,部分散见于希波吕托斯(Hippolytos,170—235)的著述中。——译者

[80] 据希腊神话记载,宙斯头颅受孕后,几经治疗均无果,只好要求火神赫斐斯托斯打开他的头颅。结果,令奥林匹亚诸神惊讶的是,一位体态婀娜、披坚执锐的女神从裂开的头颅中走了出来,光彩照人,仪态万方。据说她有宙斯一般的力量,如果加上与生俱来的神盾埃吉斯的力量,她的实力就超过了奥林匹斯的所有神。她是最聪明的女神,是智慧与力量的完美结合。她就是智慧与知识女神雅典娜,也是雅典的守护神。——译者

[81] 伊利昂(Ilion),古代特洛伊城的希腊语名。——译者

[82] 伊娜依娅—索菲亚(Ennoia-Sophia),伊娜依娅,对神的意念和形象的称谓;索菲亚,对神性中会堕落的部分的称谓。——译者

[83] “再认识”(Anagnorisis),又译作“回忆”,在希腊古典文献中,指某一瞬间主人公对自身和对方的一种回忆性认识。例如,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中,亚里士多德发现了这种再认识的瞬间,即主人公俄狄浦斯意识到自己就是杀死父亲的凶手。亚里士多德认为,从这种再认识中,产生一种“同情感”和“恐怖感”。

[84] 依勒纳:《反异端》(Adversus haereses, cap. 2),第2章。

[85] 默勒(Johan Adam Möhler,1796—1838),天主教神学家、天主教司铎、德国教会历史学家,著有《教会史》3卷等。——译者

[86] A. 希尔根费尔德:《原始基督教的异教徒史》(Adolf Hilgenfeld, Die Ketzergeschichte des Urchristentums, 1963),1963年,第174页。

[87] 《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und Julia,1595),莎士比亚早期创作的著名悲剧。悲剧的冲突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恋情与两个家族间的仇恨和对立,它表现了自由的爱情与封建势力之间尖锐的矛盾冲突。全剧诗意盎然,热情充沛,洋溢着浓郁的浪漫气息和喜剧氛围。其艺术风格与作家早期创作的大多数喜剧相一致,被誉为抒情悲剧。——译者

[88] 《保罗与弗兰切斯卡》(Paolo und Francesca),西方爱情故事,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众多艺术家的目光。拉文纳的贵族基多出于政治动机,将女儿弗兰切斯卡许配给了里米尼领主之子——丑陋、跛足的乔凡尼·马拉泰斯塔。马氏自知丑陋,特派弟弟保罗前往与弗兰切丝卡见面,弗兰切丝卡以为自己的未婚夫就是保罗,深深地爱上了他。婚后,她与乔凡尼毫无感情,暗中仍然与保罗幽会。乔凡尼闻知此事后,在妒恨中将妻子与保罗杀死。在文学领域中,对保罗和弗兰切斯卡的描绘最杰出、影响最深远的当属但丁(Dante)的《神曲》。古典主义画家安格尔(Ingres)的画作《保罗和弗兰切斯卡》(Paolo et Francesca),灵感来自但丁的诗歌。——译者

[89] 《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Tristan und Isolde),西方家喻户晓的爱情悲剧,其传说虽源自爱尔兰,却是由法国中世纪游吟诗人在传唱过程中形成的文字。故事描写了中世纪群雄角逐时期,头脑敏捷、魅力十足的骑士特里斯坦与神秘美丽而善良的爱尔兰女子伊索尔德的感人爱情故事。据此,理查德·瓦格纳创作一部结构严谨的同名三幕剧,1865年6月10日首演于慕尼黑皇家宫廷与国家剧院,大获成功,好评如潮。——译者

[90] 《阿伯拉尔与爱洛依丝》(Abālard und Heloise),1115年,阿伯拉尔(Pierre Abelard,1079—1142)任巴黎圣母院神学教师,受到学生的热烈拥戴。巴黎圣母院主教菲尔贝尔安排阿伯拉尔担任他才貌双全的侄女爱洛依丝(1101—1164)的导师。阿伯拉尔与爱洛依丝相爱,而且后来一起私奔。爱洛依丝生下儿子阿斯特莱伯斯之后,与阿伯拉尔结婚。然而,他们的关系惹怒了菲尔贝尔,他雇用了一帮恶棍袭击并阉割了阿伯拉尔。1118年,爱洛依丝被送进圣阿尔让特伊的女修道院做了修女,阿伯拉尔成为巴黎郊区圣丹尼斯修道院的修士。阿伯拉尔和爱洛依丝之间的情书幸存了下来,并且已经成为文学上的经典。——译者

[91] 《维特与绿蒂》(Werther und Lotte),歌德作品《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男女主人公,取材于歌德自己的一段生活经历,描写了主人公维特与绿蒂之间的爱情悲剧,作品提出要有作为一个人的权利,体现了欧洲一代青年人的孤独和痛苦。——译者

[92] “圣玛利亚”(ave maria),又译“万福玛利亚”“圣母颂”,原指基督宗教对耶稣的母亲圣母玛利亚表示尊敬和赞美的一首歌,是基督教最经典的歌曲之一。其歌词最早是由罗马教廷于1545年起召开的特洛特会议上确定的,但目前为止,ave maria已经发展为拥有许多不同的演奏版本,其中以舒伯特和巴赫的圣母颂最为出名。——译者

[93] 坦契尔姆(Tanchelm),11世纪在尼德兰地区流浪传教的传教士,他因宣扬与天主教教规相违的说教,被斥责为异端,1112年被囚禁于科隆教堂。——译者

[94] 莎乐美与施洗约翰(Salome und Jochanaan),据《圣经》记载,莎乐美是古巴比伦国王希律王和其兄弟腓力的妻子所生的女儿。她的美无与伦比,巴比伦国王愿用半壁江山换取莎乐美一舞。据记载,她爱上了先知施洗者约翰,但遭到他的断然拒绝,于是,她跟母亲合谋杀死了施洗者约翰。据此,理查德·瓦格纳创作了歌剧《莎乐美》(Salome,1903),于1905年首演,因其故事情节骇人听闻以及煽动过分的情欲,这部歌剧引起很大争议,但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被视为他在歌剧史上的一部巅峰之作。——译者

[95] 《埃及福音》( Agypterevangelium),1945年在拿戈玛第发现的62篇文献中的一部。它用科普特语写成,带有“伟大而不可视之灵的圣书”这一副标题。这部文献被推测为希腊原典的翻译。此书中,塞特(Set)作为天国的亚当之子,本身就是无坚不摧的强大之光,它转世成为耶稣基督,将人类从邪恶的监牢中解放出来。——译者

[96] 萨巴泰·泽维(Sabbatai Zewi,1626—1676),犹太神秘主义者,生于今天的土耳其,曾经自称是弥赛亚。——译者

[97] 苏拉米特与所罗门(Sulanith und Salomo),苏拉米特是典型的犹太女性的名字。在旧约圣经的《雅歌》里,苏拉米特是犹太国王所罗门的新娘。当时,所罗门王已有六十名王后与八十名妃嫔。但是,这些都不是因为爱情而结的婚,而只不过是为了增进国家之间的友好而联的姻。让所罗门怦然心动,感受到真正爱情的是没有任何显赫背景的苏拉米特。在郊外的葡萄园中,所罗门偶遇婀娜多姿的苏拉米特,一见钟情,体验了真正的爱情,于是,热情歌颂道:“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丧掉子的;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你的嘴也秀美;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你的颈项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其上悬挂一千盾牌,都是勇士的藤牌;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我要往没药山和乳香冈去,直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我的新妇,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从亚玛拿顶,从示尼耳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我妹子,我新妇,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项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我妹子,我新妇,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我新妇,你的嘴唇滴蜜,好像蜂房滴蜜;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衣服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我妹子,我新妇,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风仙花与哪哒树。有哪哒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并各样乳香木、没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雅歌》4章1—16节)——译者

[98] 所罗门与萨巴女王(Salomo und Königin von Saba),据圣经记载,萨巴女王是阿拉伯美丽的象征,以色列犹太国王所罗门则是智慧的化身。他们相互爱慕,心有灵犀,但后因宗教和政治的原因而不得不分离。——译者

[99] 雅可布·弗兰克(Jacob Frank,1726—1791),原为犹太商人,1755年旅行奥斯曼帝国后,在波兰自称是弥赛亚。他的追随者脱离犹太教,创建了弗兰克主义教派,这是一个准犹太教、准基督教的新宗教。——译者

[100] 贝多芬、黑格尔、赫尔德尔以及歌德等都高度赞扬莫扎特的《魔笛》,歌德曾想执笔这部作品的第二部,但未能完成。《魔笛》第二部最终由彼得·温特(Peter Winter,1754—1825)完成。——译者

[101] “永旺”( A on),在希腊语里,最初用作“时代”,后来用作“永恒时间”。“塞皮罗特”(Sephirot)指的是时间。根据卡巴拉神秘主义理论,认识之树意味着作为小宇宙的“灵魂”地形图以及作为大宇宙的“宇宙”地形图。具体而言,认识之树由10个数字以及连接这些数字的22个路径乃至扣子组成。——译者

[102] “哟特”(Jot),德语字母 J(j)的名称。——译者

[103] “相信智慧吧”(Pistis Sophia),这是诺斯替派一首赞歌的题目。在此“智慧”是指像马利亚一样的女性。诺斯替派哀叹耶稣之死,渴望耶稣基督与智慧女性(作为“伊娜依娅”的索菲亚+抹大拉的玛利亚)的神秘合一。——译者

[104] 据新约圣经记载,抹大拉的玛利亚是一个被耶稣拯救的妓女。她用忏悔的眼泪为耶稣洗脚,用浓密柔软的黑发来把它们擦干;在耶稣被钉上十字架行刑的日日夜夜里哀哭、祈祷,喂他喝水;耶稣死后,她进入停尸的墓穴预备亲自为其用油脂净身,却意外发现耶稣死而复活。然而,包括《埃及福音》在内的各种伪经都认为,耶稣与抹大拉的玛利亚的关系要亲密得多,例如声称,他们可能结为夫妇,成为彼此最忠诚的信仰伴侣和绝佳伉俪,如此等等。——译者

[105] 在众多关于莎乐美的作品中,英国唯美主义作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6—1900)的独幕剧《莎乐美》堪称登峰造极、无与伦比的典范。故事取材于《圣经》故事:希律王的养女莎乐美爱上了被监禁的先知施洗者约翰。对于她的百般诱惑,先知无动于衷。最终,莎乐美为希律王跳舞而换得施洗者约翰的头颅,她杀死了所爱的男人,她吻了他的脑袋。目睹这一可怕场景,希律王杀死了莎乐美。这部作品发表于1891年,之后许多音乐家为这部作品作曲配乐。——译者

[106] 《以弗所书》5章21节;5章30—32节。

[107] 《以弗所书》4章12节。

[108] 《奥赛罗》(Othello),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故事梗概如下:奥赛罗是威尼斯公国的一员勇将。他与元老的女儿苔丝狄梦娜相爱。但由于他是黑人,婚事未被允许。两人只好私下成婚。奥赛罗手下有一个阴险的旗官伊阿古,一心想除掉奥赛罗。他先是向元老告密,不料却促成了两人的婚事。他又挑拨奥赛罗与苔丝狄梦娜的感情,说另一名副将凯西奥与苔丝狄梦娜关系不同寻常,并伪造了所谓定情信物等。奥赛罗信以为真,在愤怒中掐死了自己的妻子。当他得知真相后,悔恨之余拔剑自刎,倒在了苔丝狄梦娜身边。——译者

[109] 七女神(Prejaden),指希腊神话中的七女神,分别为阿芙罗狄蒂(Aphrodite)、雅典娜(Athena)、赫拉(Hera)、普西芬妮(Persephone)、海斯提阿(Hestia)、德墨特尔(Demeter)、阿特姆斯(Artemis)。——译者

[110] 在本章中,布洛赫通过回溯费尔巴哈的人类学理论,指出了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人类学特征,由此进一步阐明了“神为什么是人?”这一马克思主义宗教哲学的核心命题。——译者

[111] 黑格尔的《基督教的肯定性》(Positivität der christlichen Religion)一文,发表于1795年,后来被费尔巴哈等人广泛引用。——译者

[112] L. 费尔巴哈:《关于宗教的本质》(Ludwig Feuerbach,Über das Wesen Religion,Werke,Ⅷ,1851),《选集》,第8卷,1851年,第257页。

[113] L. 费尔巴哈:《关于宗教的本质》(Ludwig Feuerbach,Über das Wesen Religion,Werke,Ⅶ,1851),《选集》,第8卷,1851年,第252页。

[114] 在此,布洛赫试图寻找费尔巴哈无神论与德国诗人安格鲁斯·席勒修斯神秘主义观点之间的共同点。两人的共同点在于,两人都真诚地探寻了作为人的神和作为神的人的耶稣基督的真面貌。——译者

[115] 《绿衣亨利》,哥特弗里德·凯勒的自传体小说。这部小说与歌德的《威廉·迈斯特》、阿尔伯特·斯蒂夫特的《夏天以后》(Nachsommer,1857)并列为德国三大教养小说。——译者

[116] 安格鲁斯·席勒修斯(Angelus Silesius,1624—1677),德国辩论神学家、神秘家、医生、诗人、天主教司铎。作品大都以圣歌、圣诗等题材表现神秘主义神学思想,晚期作品对其他教派提出某些攻击性的主张,主要神学作品有《心灵的热忱或灵修的牧人诗歌》(Heilige Seelen-Lust oder Geistliche Hirten-Lieder,1657)等。——译者

[117] 叙利亚的埃弗雷姆(Ephrem der Syrer,306—373),禁欲主义者,被誉为叙利亚教会最伟大的神学家,因为生活在东西方教会分裂之前,故被东西方教会尊奉为圣者。他的神学思想很少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非常接近旧约圣经的原始风味。主要作品有用古叙利亚语写成的《天堂赞美诗》(Hymns on Paradise)等。——译者

[118] 这是被经常援引的费尔巴哈人类学的一句名言。这与费尔巴哈本人的生命轨迹也十分吻合:1804—1823年,他沉思“神”;1842—1830年,他沉思“理性”;1830—1840年,他沉思“人”。——译者

[119] 在此,布洛赫指出了神秘主义中所蕴含的人的要素,即自由的精神。神秘主义渴望通过深入钻研真正意义上的内面,最终发现灵魂的火花乃至微光。例如,迈斯特·艾克哈特试图从信仰的内面发现人性,从而使人性摆脱了天上的神权。——译者

[120] 语出迈斯特·艾克哈特(Meister Eckhart,1260—1328)的传道:《心灵贫困的人幸福》(Beate pauperes spiritu)。原文用中古高地德语写成。——译者

[121] 罗拉德派(Lollarden),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威克利夫的追随者。这个贬称源自中部丹麦,意思是“说话含糊不清的人”,更早用于被怀疑为异教徒的欧洲群体。第一批罗拉德派由赫里福的尼古拉领导,1500年前后,罗拉德派开始复兴,到了1530年,老的罗拉德派与新的新教徒的力量开始合并。罗拉德派的传统有利于亨利八世的反教权立法。——译者

[122] 伯格音运动(Beghinen),13—14世纪在西欧蓬勃发展的以世俗女性为主体的修道运动,它以1230年教皇训谕为标志进入兴盛期,自1311—1312年维埃纳会议后遭到冲击和破坏。——译者

[123] 奥地利浪漫主义诗人莱瑙(Nikolaus Lenau,1802—1850)的长诗《阿尔比派》发表于1842年。阿尔比派系中世纪西欧反对正统基督教的一个派别,是“纯洁派”的一支,因12—13世纪流行于法国南部图卢兹的阿尔比城而得名。——译者

[124] 塞巴斯蒂安·弗兰克(Sebastian Franck,1499—1542),德国年代学家、神学家、出版家和神秘主义者。主张宗教宽容,受到马丁·路德的影响,皈依改新教。弗兰克始终如一地反对罗马教皇与天主教会,后执笔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年表时,被驱逐出境,死于瑞士巴塞尔。

[125] 迈斯特·艾克哈特的传道文:《永恒诞生》刊发于1948年(Meiter Eckhart, Ewige Geburt, Frankfurt/M, 1948),法兰克福/美因,1948年。

[126] 语出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Giuseppe Verdi,1813—1901)的《安魂弥撒》(Messa da Requiem)的歌词。——译者

[127] 在此,布洛赫拒斥基于神正论的创世记(阿尔法)中心主义,强调了基督教弥赛亚思想中的末世论(欧米茄)。——译者

[128] 斯彪西波(Speusippos,B.C.347—B.C.247),柏拉图的外甥,雅典学园派第二任主持者。斯彪西波基本上继承了柏拉图的理念学说,但同时特别重视柏拉图学说中的毕达哥拉斯主义因素,并重视伦理学研究。他从毕达哥拉学派的数的理论中导出“一”是万物的本原,从“一”中导出数、大小和灵魂。他认为,神是无处不在的,是统治万物的原始生命力。——译者

[129] 巴西里德(Basilides,85—146),亚历山大的诺斯替主义者,亚历山大诺斯替派的代表人物,后被视为异端者。著述甚多,大都流传下来。他认为,黑暗掌控光、色彩和影子的反应。之所以存在不完满的世界,是因为存在黑暗。这种立场与波斯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的宇宙观很接近。——译者

[130] 诺特(Martin Noth,1902—1968),德国路德派神学家,主要从事旧约圣经和以色列历史研究,代表作为《以色列的历史》(Geschichte Israels,1950)。——译者

[131] M. 诺特:《摩西五经的传统历史》(Martin Noth, Überlieferungsgeschichte des Pentateuch, 1948),第48页。——译者

[132] 旧约圣经《约伯记》41章中一种海中神秘巨兽(Leviathan),在中文版圣经里一般译作“鳄鱼”,但是,根据原文的描述,它显然不是我们所知道的普通鳄鱼,而是一种闻所未闻的超级怪兽。——译者

[133] 《以赛亚》45章12节:“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

[134] 《以赛亚》65章17节:“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纪念,也不再追想。”

[135] 在此,布洛赫试图从圣灵中发现弥赛亚主义的未来指向特征。真正的开始不是从一开始就被确定为创世记,而是与创世的根本理由嫁接并向目标无限开放的过程之路。——译者

[136] 《哥林多前书》14章4节。

[137] 《使徒行传》2章1—4节。

[138] 提比哩亚海(Tiberiassee),又名加利利海(See Galilee),虽然称海,其实是一个淡水湖,所以又叫基尼烈湖(《民数记》34章11节)或革尼撒勒湖(《路加福音》5章1节),湖形如竖琴,水产丰富。提比哩亚海低于海平面约210公尺,长21公里,宽12公里,平均深24公尺。——译者

[139] 详见《路加福音》24章13节。——译者

[140] “只等真理的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真理。他不是凭着自己说话,而是把他听见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在此,布洛赫暗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报血仇者”这一原型。——译者

[141] 《使徒行传》2章17节。

[142] 参见《以赛亚》45章9节。——译者

[143] 符拉巴努斯·毛鲁斯(Rabanus Maurus,780—856),学者、修士、富尔达修道院院长,美因茨大主教,被誉为8世纪晚期至9世纪加洛林文艺复兴转变时期最重要的圣人之一。著有22卷《关于宇宙》(De universo)的作品。——译者

[144] 奥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的《第八交响曲》,降E大调,创作于1906—1907年,1910年9月12日由马勒指挥在慕尼黑首演。这首交响曲编制庞大,因需要千人演奏演唱,故称《千人交响曲》。《第八交响曲》不但规模庞大,内容也有所突破,个人的悲剧因素减少很多,取而代之的是贝多芬式的博爱、欢乐和幸福。——译者

[145] 在此,布洛赫援引德国神秘主义哲学家雅可布·伯麦的专门术语,深入阐明了世界创造的原始根据。在阐明世界的根源时,伯麦曾使用一系列具有感性光辉的语言,例如,“痛苦”(Qual)、“源泉”(Quelle)、“折磨”(Qualen)等。——译者

[146] E. 布洛赫:《希望的原理》(Ernst Bloch, Das Prinzip Hoffnung, 1955),法兰克福/美国1959年,第1628页。

[147] 在此,布洛赫一边批判旨在强调“开始的”命运的封闭的“星相神话”特征;一边肯定旨在强调“开放的”动态的基督教“逻各斯神话”特征。——译者

[148] 德语 sich anziehen(穿衣,打扮),也有“拉动、拉紧”的意思。——译者

[149] 谢林:《慕尼黑新哲学史讲义》,《选集》,1861年,第10卷(Schelling, München Vorles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neuren Philosophie, Werke X, 1861),第100页。

[150] 在本章中,布洛赫逐一探讨了逻各斯神话与自然之间渐行渐远的关系以及带有星相神话最后残余的斯宾诺莎的泛神论。由此进一步谨慎探求的是所谓能够包含基督教乌托邦之可能性的新的自然。——译者

[151] 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1214—1294),英国方济各会修士、哲学家、炼金术士。他学识渊博,著作涉及当时所知的各门类知识,并对阿拉伯世界的科学进展十分熟悉。他提倡经验主义,主张通过实验获得知识,著有《大著作》等作品。——译者

[152] 阿尔伯特·马格纳斯(Albertus Magnus,1200—1280),德国经院哲学家、神学家和科学家。阿尔伯特对亚里士多德的作品撰写了评注,并试图调和亚里士多德学说与基督教神学。阿尔伯特进行了科学观察,并且撰写了有关植物学和其他科学领域的论著。在《关于动物》(De animalibus)一书中,他从动物分类学视角说明了113只四足动物、114只野兽、140只海兽、16只爬虫类、49只昆虫等。——译者

[153] 伽利略·伽利莱(Galileo Galilei,1564—1642),意大利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哲学家,他的科学成就包括改进望远镜和天文观测以及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等。他最早运用科学实验和数学分析方法研究力学,从而为牛顿的第一运动定律、第二运动定律提供了方法论依据。伽利略被誉为“现代观测天文学之父”“现代物理学之父”以及“现代科学之父”。——译者

[154] 德国天文学家约翰内斯·开普勒的《世界的和谐》(Harmonices Mundi)发表于1619年。该书主要介绍了几何与物理世界的和谐和全等,最后一章提出了开普勒第三定律。——译者

[155] 这句话载于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Thomas Aquin,Summa Theologiae,Bd. 1,1,8,ad2.)。——译者

[156] 黑格尔把世界精神规定为“历史中的理性”(Vernunft in der Geschichte)乃至“历史的理性特征”(Vernünftigkeit der Geschichte)。这一点尤其明显地表现在他死后刊行的《哲学史讲演录》(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1837)一书中。——译者

[157] 引文出自歌德《普罗米温》(Johann W. v. Goethes, Proemion, in Goethes Gedichte, Bd. 1, Zürich, 1961),苏黎世,1961年,第509页。——译者

[158] “思维的学问”(Noologie),源于希腊文“思维”(noein)。思维的学问被理解为“关于世界和灵魂之研究的学问”,后来为苏格兰哲学家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1710—1796)所进一步继承和发展。——译者

[159] 布洛赫反对像培根、黑格尔一样把自然视为一种粗野地、无意义地活动的能量。恰恰相反,布洛赫试图像雅可布·伯麦、谢林一样从自然中发现美的动因。因此,他把斯宾诺莎的“神或自然”(Deus sive nature)这一用语倒过来说成“自然或神”(Natura sive deus)。由此出发他所强调的“并不是改进人对自然的量的作业,而是追求质的作业”。为此,布洛赫提出了旨在谋求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同盟技术”(Allianztechnik)这一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的决定性概念。归根结底,“同盟技术”是与基于驯兽师视角的片面的“征服技术”(Eroberungtechnik)正相反的技术。——译者

[160] 帕特摩斯岛(Patmos),又译作拔摩岛,位于爱琴海南部、左泽卡尼索斯群岛的最北部,面积仅有13平方公里。约公元90—95年圣约翰(St. John)被流放到帕特莫斯岛,在那里,他接受并撰写了《启示录》,从此人们一直把帕特莫斯与圣经《启示录》联系在一起。——译者

[161] “幻影说”(Doketismus),源自于希腊语(dokeō),原意是看 见 ,又称“假现说”,是早期基督教对基督的表述之一,与诺斯底主义有密切的关系,后来被定为异端学说。当时,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大多是虔诚的犹太人或专门从事柏拉图哲学研究的希腊人。他们相信耶稣是个完全的神,所以不可能曾经为人,耶稣只不过看似像人而已,并没有真正存在的肉体。他们认为真正的耶稣并未过过人间的生活,是一种似真非真的存在,他只是投射在人间的一个影子、幻象或幻影形体,因此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以及而后的复活、升天等都只不过是耶稣的化身及假象而已。马吉安是第一个提出这个学说的人。——译者

[162] 众所周知,灵魂与人类学有关,质料与唯物论有关。不过,在布洛赫看来,庸俗唯物论把灵魂与质料绝对对立起来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因为在自然中有可能存在作为主体的灵魂。据此,他提出了这样一种辩证观点:尽管人类学与唯物论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二者相辅相成,可以联手夺取基于神正论立场的神的位置。——译者

[163] 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译者

[164] 阿维森纳(Avicenna,980—1047),阿拉伯医生和哲学家,阿拉伯名字是伊本·西纳(Ibn Sina)。他的著作达200多种,最著名的有《哲学、科学大全》,在当时被誉为最高水平的百科全书;另一部巨著是《医典》,这些书几乎包括了科学和哲学的所有领域。在哲学上,他代表亚里士多德左翼,继承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说”。参见E. 布洛赫《阿维森纳及其左翼》(Ernst Bloch,Avicenna und die aristotelische Linke,Frankfurt/Main,Suhrkamp Verlag,1963),法兰克福/美因,苏尔卡姆普出版社1963年。——译者

[165] 阿威罗伊(Averroès,1126—1198),阿拉伯哲学家、法学家,最重要的伊斯兰思想家之一,阿拉伯名字叫伊本·鲁世德(Ibn Rushd)。阿威罗伊将伊斯兰的传统哲学和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融合成自身的思想体系。其评论、注释对后来的经院哲学作出了重大贡献。哲学史上,阿维森纳—阿维塞卜洛—阿威罗伊的亚里士多德左翼传统彻底颠覆了以托马斯·阿奎那(1224—1274)为代表的亚里士多德右翼的形式—质料关系,一劳永逸地用物质概念代替了纯粹形式或神的位置。——译者

[166] 帕拉塞尔士(Paracelsus,1493—1541),中世纪瑞士医生、炼金术士、占星师、神秘主义者。著有《外科大全》(1536)等。——译者

[167] 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意大利思想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布鲁诺反对地心说,宣传日心说和宇宙观,捍卫和发展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由于批判经院哲学和神学,1592年被捕入狱,最后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活活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主要著作有《论无限宇宙和世界》《诺亚方舟》。——译者

[168] 阿维塞卜洛(Avicebron,1021—1058),西班牙出身的犹太哲学家、诗人,本名所罗门·伊本·加比罗尔(Solomon Ibn Gabirol),著述甚多,但流传下来的只有拉丁语译本《生命的根源》(Fons vitae)。阿维塞卜洛的质料概念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第一,在宇宙论上存在质料;第二,物质的本质中存在多样形态;第三,物质的本质具有某种行为能量。对此,托马斯·阿奎那作出如下反驳:第一,精神质料与实在事物不同;第二,物质的本质中并不存在多样形态;第三,阿维塞卜洛第三要点并不适应于一切事物。——译者

[169] “种子逻各斯”(Logos spermatikos),又译作“远初之道”,在基督教意义上,可视为“灵魂的微光”(Seelenfünklein)。——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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