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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加重视学前教育工作 *
（1937年2月15日与国立莫斯科师范学院学前教育系学生的谈话）[1]
同志们，目前，学前教育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现在我国的学前教育工作已经非常广泛地开展起来了。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但是旧的残余还很多，这种旧的残余在家庭、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最为顽强。现在正在大力改造日常生活，但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一切都不可能自行来到。因此，在苏维埃政权刚一建立时就开始了的那一工作，现在要更广泛地开展起来，并且通过这一工作来提高整个的文化水平。儿童最初获得的印象会使他终生不忘，所以，如果我们要认真地、而不只是在口头上培养出能逐年把生活提到更高阶段上的一代人的话，那就应该在儿童生活刚开始的头几年就要非常慎重地对他们进行教育。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应该特别重视儿童，重视学前期。我不是一个学前教育工作者，但是由于学前教育工作是我们整个共产主义教育的一部分，所以也需要考虑考虑这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充分地提出了教育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学习过《共产党宣言》？（大家说：“学习过。”）读的原著吗？（大家说：“读的原著。”）既然你们读的是原著，那你们就知道，那里对家庭、儿童问题的阐述是多么精辟[2]。
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情况：读一点什么东西，读呀读——似乎是掌握了。这里，让我们回忆一下列宁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讲国家学说课程时所讲的话[3]。列宁在他第一次讲课的导言中指出，只有从各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反复考虑这个问题，并且把它与建设苏维埃国家而进行的日常斗争联系起来，才可能真正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学说中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亦即国家问题。
苏联宪法里扼要地谈到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多年斗争所取得的成就，当我们读到这些话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想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再读几遍，想把列宁所说的话再读几遍。以《共产党宣言》为例子来说，敌人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他们想消灭家庭，取消教育，并使妇女处于一种难以忍受的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好地回答了这种攻击。他们说，任何社会制度的变化都会引起人们意识的变化，但是至今为止在社会制度方面所发生的变化，都是这样一种变化，即一部分剥削者被另一部分剥削者取而代之；地主被资本家取而代之，一种剥削形式被另一种剥削形式取而代之，因此改革总是很表面的。他们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将要消灭任何剥削现象，那时我们对事物的看法也会根本改变，对家庭和教育的看法也会改变。
同志们，这一点我们根据经验是了解的。我们知道，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我们立即充分地提出了关于家庭和妇女地位的问题，以及儿童的社会教育问题。如果我们看看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的情形，那么大家就会发现，学前教育的问题是与妇女的地位，以及和家庭有关的法律的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我记得，苏维埃政权建立了很多年，幼儿园才深入到日常生活中去。有一个很能干的年轻农妇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习，有一次她说：“一个学前教育工作者到我们村里来讲起幼儿园有什么作用，可是妇女们交头接耳地议论了一阵，接着都走散了，只剩下这个学前教育工作者一个人。她甚至难过得哭了起来。”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农村对学前教育工作者的态度。
我还想起了另一件事。1918年，在高尔基省拉波特卡村，有一个母亲跑来对我说，她想向列宁控诉一下她的儿子。我以为她的儿子一定是个成人，可是原来是一个5岁的小孩子。她不让他到幼儿园去，可是他偏要跑去。我好不容易才劝住她，花了很长时间向她解释，进幼儿园是一件好事。
最近展开了工程技术人员的妻子（现代的妇女知识分子）的运动。几个工程技术人员的妻子从高尔基省索尔莫夫工厂来找我。我给她们讲起了这件事，并且说：“你们在高尔基省附近工作，所以请你们到拉波特卡去看看，现在那里有没有幼儿园，母亲们是否让儿童进幼儿园。”
这几个工程技术人员的妻子写信告诉我：“现在有学校，校舍很好，幼儿园也有。”不过儿童进幼儿园的有多少，人们对幼儿园的态度如何，这些她们都没有提到。
现在幼儿园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中去了。不管从哪里来的人都说，他们需要更多的幼儿园。这是因为在这方面文化水平有了变化。
家庭问题是一个重大的日常生活问题。同时，使我特别惊奇的是，马克思非常了解学前儿童的情形。他对学前期儿童有一些精辟的见解。他和他的小孙儿一块儿玩，注意观察他们的情况。他说：“小孩称呼自己往往不用‘我’，而总是用第三人称：‘乔治做的这件事’，而不说‘我做的这件事’。”[4]
学前教育工作者都很了解，幼童对自己总是用第三人称：“丹尼亚做了某件事”，“瓦夏做了某件事”。
马克思还发现了另一点：“儿童对‘伟大的’和‘高大的’这两个词总搞不清，当他们谈起伟大的人物时，他们总是把这些人画得很高大。”[5]
在一次学前教育会议上，有人给我看一些儿童画的画——身材高大的列宁在红场上发表演说，周围是一些个子很小很小的人。
不管是马克思或者是恩格斯都很关怀儿童。他们总是把教育问题放在心上。现在，家庭问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我们一开始就提出了社会教育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我记得也曾经发生过偏差，就是认为只应该进行社会教育。我曾经写文章反对沙布苏维奇，因为他曾经设计怎样建立农业城，而且在这种农业城里，工人住宅里不包括儿童住的地方，所有的儿童都住在一个特别的小城里。对这种主张要认真加以反驳，因为要是这样做我们就剥夺了父母和儿童接触的机会了。于是学前教育处提出了另一种计划：要在父母居住的公寓里给孩子拨出一间最好的、光线充足而且朝阳的房间，同时要安排得能使母亲有机会到托儿所、幼儿园去，帮助料理一下对孩子的工作，不要破坏了同儿童的联系，要把学前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联系起来。
这就是曾经发生过的争论。现在当然不必谈这件事了，因为我国的学前社会教育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中来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提出了父母要关心儿童的要求。
在学前教育方面我们还有一个偏差，就是认为我们的儿童什么都能做，什么都知道。我记得，有些幼儿园里贴满了各种各样的标语，这些标语都是儿童完全不明白的。即使是目前，我们的学前教育工作往往在这方面还发生了一些偏差。
我常常想起科特-穆尔雷克的一个童话故事以及猫和小孩之间的对话。猫对小孩说：“站在我的位置上，钻到我的肺腑里来。”教师也应该像这样来理解儿童，学前教育工作者也应该能够“站在儿童的位置上”并且“钻到他的肺腑里去”。否则就会产生这样的情形：儿童突然在不适当的地方笑了起来，母亲或者学前教育工作者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就开始责骂他。而他之所以笑，是因为不理解问题的本质，他觉得使成人为之激动的事未免可笑。
就拿儿童如何讨论战争来说吧。他们说：“打起仗来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当别人把具体事实讲给他听时，他会说：“知道吗，妈妈，我将来可能当一个炊事员。”儿童的思想就是转变得这么快。
当然，常常有些印象特别强烈，这种印象能使人终身难忘。我记得，当我10岁的时候，一个革命者到我父亲这里来。这时他们打发我到别的地方去，以免我听到他们谈话的内容。我记得，后来我们在尼古拉大街附近的涅瓦河大道上走着。苏洛夫也夫百货商店就在那里。我记得，当时街灯闪闪发光，父亲和母亲边走边谈。我在前面走着，听见母亲对父亲说：“公妻制，真是愚蠢。”显然，这个革命者说了些什么。当我长大成人之后，我读到《共产党宣言》，其中谈到有些空想家[6]是如何理解家庭的，这时我立即想起了这件事。我眼前立即出现了涅瓦河大道、百货商店、街道以及母亲所说的话。可是当时我一点也不懂，而且多年来一直没有想起这件事。可见童年时代的印象在人的脑子里是多么深刻。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把一些儿童不理解的词句和概念硬塞给他们。我认为我们应该善于对待儿童，而对于学前教育工作者来说首要的任务，就是要“钻到儿童肺腑里去”。
我最近看到这样一个两岁半的小女孩。人们给她讲了一个有关山羊的故事，这只山羊跑过一道小桥，贪婪地去吃树叶。可是，它刚才已吃饱喝足了啊！这个小女孩以一种接受教训的口吻对我说：“山羊原来是一个骗子。因为老太婆喂过它，可它却骗人，装出没有吃过东西的样子。于是老头大骂老太婆，怪她为什么不喂。老头自己去喂，可是小山羊还是跑过桥去吃树叶。这时老头也亲眼看见了小山羊是在骗人。”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小女孩便坐在椅子上，自己在想什么是骗子。她开始感到很沉重，并且说，“我有多么累啊”，接着她又笑着说：“我也是一个骗子！"
值得注意的是，她把这个故事翻译成生活中的语言了。她也把自己看成是一个骗子。
我们要善于选择一些故事，让儿童读后懂得——比如说——什么才是骗子，而不要跟他们讲一些带有神秘幻想色彩的故事。我们要能够“钻到儿童肺腑里去”，要站到他们的位置上去。
不久前，我们同驻远东的红军指挥人员的妻子举行了一次很有意义的会议。她们是一些很好的人。她们说，她们需要幼儿园。只不过她们碰到了一个严重的困难，就是没有人教她们认真地对待儿童。“哪怕随便给我们派一个教师来也好。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人，他能教我们学会如何正确地、认真地对待儿童”。对我们大家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学会认真地对待儿童，更好地想想应该做些什么工作以及怎样去做。居民在这方面的要求很迫切。现在，摆在学前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任务，就是怎样尽量地扩大学前教育工作，因为目前对儿童进行社会教育的这种要求极其迫切。
不久前，我曾到过一个国营农场。那里有200名学前儿童（包括婴儿在内）。可是托儿所只能容纳30人。另外，露天幼儿园能容纳30人。现在正在修建幼儿园，工作进展得很慢，可是幼儿园和托儿所的主任说，他们买了一些价钱很贵的玩具：狗熊、布娃娃，而且每个小孩都有一件玩具……大家想想看吧！
目前的任务就是尽量扩大学前教育工作，尽量多使一些儿童受到这种教育。目前正在修建幼儿园。这一工作的进行速度很慢，好像乌龟爬行一样。大家都责怪教育人民委员部在这条战线上远远落后了。但是问题还不完全在于为幼儿园修建一些房子。在这里还需要对工程师进行巨大的工作，因为他们从来也没有见过幼儿园，因此也就不知道应该怎样修建。还需要对建筑工人进行巨大的工作。此外，还要使幼儿园适合周围的生活条件。
不久前，我参加了女拖拉机手的会议。在拖拉机手中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就是巴莎·安格林娜[7]。女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们开展了拖拉机工作队之间的竞赛。可是她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要设立流动的幼儿园、流动的托儿所，因为他们到拖拉机站去工作，家里没有人照管孩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和居民保持更加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在革命胜利后的头几年是存在的，目前需要特别注意这件事，要注意倾听居民的要求。当然，所有这些事情都不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办到的。
我记得列宁有一次回复群众来信的情形。1918年，一群农民写给他一封信，信里谈到了他们的生活情形，谈到了贫农的情形，同时也谈到了“空气”税（系人头税之误）。列宁并没有在字眼上吹毛求疵，而是认真负责地回复他们说：“至于说到税款，对贫农不应征收。至于对中农的问题，日内将发下文件，其中会详细谈到减免税款的情况。”三天之后文件就发下去了，其中谈到什么人可以减免什么税。减免税款的面很大。在这封农民的来信中还谈到每一个农民需要一头乳牛。这是1918年的事，这一点不能忘记。但是只有目前才能满足这个要求。现在每一个农妇都有一头乳牛和小家畜，而农民还在当时就提出了这一问题。这个问题当时列宁在农业人民委员部也提出过，当我现在重新翻阅这些文件时，我就想到这种乳牛在集体农庄运动的发展中起了多大的作用。这件事说明，列宁对农民的意见是多么重视。我认为，我们的学前教育工作者也应该注意倾听女拖拉机手的意见，注意倾听各阶层劳动人民的意见，注意倾听女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意见，以便研究怎样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怎样把工作真正做得能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我曾经参加了许多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大家责怪教育人民委员部对幼儿园的修建工作进展缓慢。我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了各个人民委员部代表的发言。甚至听到有人这样说：“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最好是给工程技术人员妻子的孩子修建幼儿园，而且还要修得比较豪华些。”我认为这种主张是完全不对的，因为现在我们要满足群众的需要，所以要使学前教育运动开展得尽可能更广泛。我们要尽可能广泛地培养干部，更多地修建一些适合当地条件的幼儿园和托儿所。可是现在我们常常去购置一些售价昂贵的玩具。
你们都是一些斗志昂扬的人，而不是死气沉沉的人。我从前和图书馆管理员常常交谈，听到他们向我发牢骚（图书馆撤销了，买书的钱也不给），这时我往往跟他们讲：“要自力更生。你们别给我讲这些，而要谈谈你们是怎样为图书馆而积极工作的，你们取得了哪些成绩。”现在，图书馆管理员首先谈起的，就是他们如何努力使图书馆保存下来，他们如何提高工作效率。这才是最主要的。需要更加广泛地进行宣传，因为一部分居民完全不了解儿童在幼儿园里干些什么。事实上也果真是这样，有些幼儿园的很多作法很不妥当。例如，有一个幼儿园花了不少钱，被认为是一个办得好的幼儿园，这个幼儿园的主任认为，如果一个小孩说话说得不对，或者是顽皮捣乱，就把他放在床上躺一整天。怎么会这样？你们大家都在我们这个高等学校学习，知道应该怎样对待儿童。我曾经到一个幼儿园去参观，那里的情况使我很不满意：一会儿读这首诗，一会儿又读另一首诗。显而易见，儿童对此感到非常枯燥无味。我们要使儿童对幼儿园感到亲切，使他们愿意到幼儿园来，使儿童在幼儿园里能过一种幸福的生活。但这并不是说要给他们买一些售价昂贵的玩具或者是一些构造很复杂的玩具（他们不会玩这种玩具）。儿童有时想数一数马有几条腿。当列宁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有一次，别人曾经送给他三匹玩具马。他把这些玩具带到一个角落里去，数呀数，怎么也数不清所有的马一共有几条腿了于是他就把这些马都拿来拆坏了，并排放在一起。父母亲走过来了，而他还坐在那里数。
小孩毕竟是小孩。我们要站在他们的位置上，“钻到他们的肺腑里去”，而不要把他整天放在床上。我曾经见过一个乡村的幼儿园。那个幼儿园的主任对孩子很好，给孩子洗衣服，关心他们，可是要对孩子进行些什么工作却不知道，她们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干，注意什么问题，怎样组织儿童。我们是知道的，应该怎样对待儿童，怎样把他们组织起来，让他们起初是两三个人一起玩，然后集体在一起玩，要使儿童起初学会在一个小组里友好地生活。大家都知道，儿童对他们第一次听到的每一句话，总要翻来覆去重复几遍。我曾经见到一个6岁的小女孩，她头一次听到“立即”这个词，后来在20分钟的时间内，她在谈话中把这个词在一切可以用得进去的句子里重复了好多遍。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儿童，那么就会发现，他们往往要把一个词重复10遍。他还把这个词告诉和他一起玩的别的孩子，也告诉成人。
我们还需要给儿童一些发展自己主动性的机会。另方面，要培养集体精神，要使他们学会大家一起友好地生活，要给他们一些共同的、能够理解的体验，而不要无休止地带他们去看电影。我认为不能带学前儿童去看电影，他们不明白电影的内容。看电影很容易使儿童的神经系统紊乱。儿童在电影院里背着银幕，回家时大喊大叫，开始变得顽皮起来。我们要给儿童一些使他振奋的东西，而不要给他一些使他涣散的东西。成人不应该用自己的口味来评判儿童的需要。
现在小学正带着儿童去看《青鸟》[8]。成人对此很感兴趣，可是儿童认为枯燥无味，他们不懂剧情，这种戏太复杂了。我现在很少看戏，不过前些时看了一次木偶戏。
虽然这是木偶，但是对学前儿童来说还是复杂了一些。他们不明白有过哪些沙皇，有过哪些贵族，为什么这些人带那种帽子；他们不明白什么是贫农、中农和集体农庄庄员。同时剧里反映了许多非常复杂的东西。当然熊演得很好，兔子的耳朵也能动，表演技术也很精彩。成年人对这一切都很感兴趣，而且从艺术的观点来看也是非常出色的，但是我发现儿童坐在那里简直无动于衷。他们没有见过梭鱼，也不明白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此外，一个小孩突然放声大哭起来。也许，他们明白女皇涅斯米扬娜发了脾气，不想吃东西。这是他们能看懂的，可是其余的就看不懂了。这种戏甚至对小学儿童来说都很复杂。在这里，应该先看看一个小组的情况，了解一下他们接受了多少。
有些故事很容易懂，有些却很令人害怕——全是些妖魔鬼怪，等等。有一次我到一所学校去参加一项庆祝活动，儿童们立刻都来照顾我。有一个女孩给我领来一个参加过这种庆祝活动的小女孩，并且用手把她举到我跟前。那里的儿童自己设想了一种鬼出现的场面。他们把它的尾巴、角都拿掉，原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儿童们感到很可笑，但是当舞台上出现了鬼的时候，我感到坐在我身上的那个小女孩的脚掌有些发冷……这个鬼给小女孩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必须在各个重新修建的幼儿园中广泛地展开工作。在这里，经验特别重要，你们不仅要给低年级介绍自己的经验，而且还要给所有的学前教育工作者介绍经验，因为他们中间有些人认为可以添置售价昂贵的玩具，可以讲一些鬼怪故事，认为儿童如果不听话可以把他放在床上。你们应该讲讲自己教育儿童的经验，讲讲照顾儿童的办法，因为经验具有重大的意义。你们应该把别的幼儿园工作能力较差的青年人邀请来，让他们参观参观；你们要和他们谈谈，给他们一些辅导。
1929年，乌拉尔克拉斯诺波梁斯基区有一个文化馆，它是这样建成的。那里早就成立了公社，周围有30个乡村。这个文化馆起了指导作用。当我们得到了关于这个文化馆的材料之后，我们决定从教育人民委员部派5个人——学前教育工作者、扫盲工作者、政治工作人员、图书馆管理员、农艺师——到那里去几个月。后来，他们讲了很多关于这个文化馆的工作中有趣的事情。他们谈到，文化馆给居民什么问题都讲，特别是农业上的问题。
……在学前教育工作方面，曾经从每个村子找来一些代表，学前教育工作者以幼儿园做例子，告诉大家怎样给儿童洗脸、洗手，怎样照顾他们睡觉，要做些什么；然后到各处检查大家是否照着做了。这种办法具有重大的意义，据说，现在这些村子的学前教育工作做得很不错。所以说，这种示范是很重要的。
你们要好好想一想，你们将怎样在没有经验的人中间进行学前教育宣传。我们知道，现在要在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这方面现在将要进行很多很多工作，你们要认真地对家长进行工作。
……必须把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这样，当一个教师懂得什么是火车头时，如果布置学生一个有关火车头的习题，他就不会说这是设计教学法了。他将会懂得生产，了解日常生活而布置一些接近儿童理解力的习题。物理教师将会发现主要应该注意什么。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这就是列宁所一再热情地谈到的问题。他说，旧时学校最坏的毛病就是理论脱离实践。对于你们学前教育工作者来说，也许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还不太尖锐，不过你们要了解儿童的生活环境，应该与居民保持更加密切的关系。必须专门对家长进行一些教育幼儿的工作，因为可能在幼儿园里一切都很美好偷快，可是当儿童回家之后，却要挨打，不能按时吃饭。必须在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这种联系是培养我们理想的一代人的保证。
必须避免偏差，仔细观察生活，学会了解儿童，研究儿童，不过不要官僚主义地研究，要考虑到全部经验，集体进行这一工作。不必购置一些奢侈的玩具。我记得，一个女工曾经说，我们幼儿园里在培养一些地地道道的阔少爷。我们不要在那里培养阔少爷，而要培养完全新型的人，没有阶级的社会的人。此外还要提高自己，以便很好地了解由此可以产生什么结果。其次必须扩大这一工作，尽可能多包括各阶层的居民，还要教育家长，以便把学前教育战线变为提高群众文化水平这一工作的最重要的战线。一个母亲，如果她会给儿童洗脸洗手，经常开小气窗，按时给儿童吃饭等等，她就能使儿童一生都养成卫生习惯。
最近我曾和一个同志谈过话。这个同志过去领导过我们的儿童之家，现在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省委会工作。他说，我和列宁流放时住过的那个乡村[9]已经发生了变化，那里设立了医院、学校，还在进行改建工作，那里修筑了街道，修缮了屋顶，等等。整个村子具备了文化的外貌。那里还有学前教育机关。一个女大学生写信告诉我，她一定要到寿山村去看看那里托儿所的情况。你们也必须到各地去，看看日常生活是怎样按新的方式进行改造。有些家长经常打自己的孩子，必须对这种作风进行斗争。因为有些地方的人常常说——打打孩子，至少可以使他更守纪律一些。还要善于进行反宗教宣传，把这种宣传与日常生活的改善联系起来。现在已经具备了一些条件来做很多工作。
……当你们去实习的时候，你们不要只到城市里的幼儿园去，还要到农村去，看看那里幼儿园的情况。可是我们的学前教育工作者往往不了解农村的情形。必须注意地方报纸的报导，以便了解农村的情况。当你们到各个地方去的时候，不应该关起门来，只关心幼儿园的利益，不要觉得好像世界上只有幼儿园一样，而要尽可能与学校、图书馆密切地联系起来。要敦促图书馆管理员，使图书馆能购置一些有关学前教育工作的小册子，并且使居民能阅读这些小册子。要与农村文化室、俱乐部保持联系，把集体组织在幼儿园周围，问问女教师，她的女孩子们是否开始旷课了，如果有这种情形发生，就要利用这一点来开展学前教育宣传。告诉她们：“现在妇女有受教育的权利。可是您不让自己的孩子上学。把您的孩子送到幼儿园去吧。我们将在这方面帮助您。”这可能对做母亲的人很有影响。
所以我希望你们大家全都能成为学前教育工作的宣传者，你们要同一切政治教育工作人员、图书馆管理员、各种工作人员联系起来，让他们更加重视学前教育工作，而为我们的儿童创造一个幸福的童年。
* 第一次系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娜·康·克鲁普斯卡雅《要更加重视学前教育工作》，莫斯科，1937年。
[1] 与莫斯科师范学院学前教育系学生的谈话系1937年2月15日进行的。该学院现为莫斯科国立列宁师范学院。
[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6-488页。
[3] 指高级党校，即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大学。1919年7月11日，列宁曾在该校作《论国家》第一次讲演（参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428-444页）。
[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页。
[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7页。
[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6-488页。
[7] 巴·安格林娜（1913~1959）系乌拉尔第一批妇女拖拉机队的组织者（1933年）。她发起了青年妇女掌握这一专业的群众性运动（1938年）。曾两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她是第五届最高苏维埃代表，1937年入党。
[8] 《青鸟》——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据梅杰尔林克剧本演出的剧目。
[9] 指舒申斯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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