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的看法”

　　“新社会的人已经开始不理解老同志。”这句话是匈牙利工人运动的老战士布莱斯托夫斯基-埃尔诺在《人民之声报》的一篇文章中说的。他在这篇文章中介绍了布尔什维主义和俄国共产党匈牙利小组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立场。
　　这篇文章在内容上和调子上与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可怜的无原则态度是有区别的。它表明，在文章作者的思想中，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已经提到原则高度的、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和妥协投降的无原则态度，正在进行斗争。它说明“老同志”开始理解那些为新社会奋斗和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人，或至少是在朝理解的方向发展。因为不理解老同志的人不是我们。正因为我们理解到，彻底而清楚地理解到，曾经使我们变成同志的社会民主党现在偏离了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利益及其理论表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才会采取今天的立场，成为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在这一点上，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并不象文章作者想让自己所相信的那样是一个特殊的例外，相反，它是我们这一论断的最突出的证明。
　　布莱斯托夫斯基·埃尔诺也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也同其他许多人一样，被神圣的党纪和担心分裂的思想所约束。这种党纪和担心分裂的思想使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分子在匈牙利也被困在一个无原则的、妥协投降的和胆小怕事的团体中，使有些人能够以无产阶级多数的名义，执行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反对革命的和出卖工人阶级的政策。
　　社会民主党内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奴隶。下面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在理论上帮助他们从这种压迫下解放出来。

一

　　“一定的条件”使那些不是社会爱国党人的人，“只能继续做社会民主党人，而不能做布尔什维克所做的事。”
　　布莱斯托夫斯基·埃尔诺以此来为官方的社会民主党辩护。至于什么是“一定的条件”，这得让我们来讲，因为他的文章没有做更多的说明。
　　“一定的条件”是：匈牙利的资本主义虽然不发达，但是并不比俄国的资本主义落后，由于土地关系，同俄国一样，农业人口比城市工人多。工人阶级没有任何权利，完全受联合在银行中的大地主和工厂主的奴役。争取普选权的运动进行了四十年而毫无结果……^[1]社会民主党把工人群众出卖给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社会政策方面的立法实际上是反对工人阶级的，而行政管理则甚至把立法部门有时扔给工人阶级的一点残羹剩饭也夺走了。国家机构毫不掩饰地表明，只要工人阶级还没有绝对掌握政权，它就不能、也不可能分享权力。
　　与此同时，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奋斗的最高目标和最富有战斗性的口号，却是实现普遍的、平等的和秘密的选举制和在这个基础上的民主制。
　　我们应该懂得，民主制过去对工人阶级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曾经有一个时期，民主制在匈牙利本来也会对工人阶级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但是在这个“一定的条件”里，还包括有三个不是昨天刚发生的、比较新的现象：（一）帝国主义；（二）世界大战；（三）俄国无产阶级专政。
　　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使资产阶级的政权组织——国家更加成了无所不包的权力机构，使它具有了更加突出的暴力机构性质。连在那些披着民主外衣的国家里，资产阶级的无限统治和专政也变得越来越明显。最近的一些事件，如德国的民主化，同卡罗伊伯爵们的谈判^[2]，提名连议员都不是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做部长等等都表明，过去曾经是进步工具和解放道路的民主制，现在已经成了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挽救面临破产的资本主义和即将崩溃的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工具。为实现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社会主义作准备的俄国无产阶级专政，使形势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布莱斯托夫斯基·埃尔诺感觉到而且也看到，现在需要一种根据新的现象来确定工人阶级政策的新策略，并把它提高到帝国主义政策的水平上（原文如此——译注）。但是他不愿看到，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已经不仅不是无产阶级政策，而且作为民主政策也具有过分的小资产阶级性质。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在战争期间干了些什么？
　　它积极地（参加各种战争机构），同时以消极观望的态度，支持了资产阶级的政权组织——国家，而不是致力于使国家失败，并利用这种局势来准备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积极支持和消极帮助交战的强盗国家的界限是很难确定的。但党领导窒息工人阶级激烈的群众大罢工，无疑是为资产阶级国家和战争的利益，为血腥镇压工人阶级服务的。
　　它过去和现在都在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尽管今天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策略的三个新条件，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批判了这种政策，并且谴责这种政策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叛卖。
　　布莱斯托夫斯基还在犹豫不决地“考虑”无产阶级必不可少的新策略，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却在：
　　（一）停止一切革命的群众运动；
　　（二）向工人阶级提出民主的、在当前情况下是反动的任务，强调另一个名字叫做“祖国”的国家只有通过民主的道路才能得到拯救。
　　因此，官方的社会民主党不是在为工人阶级利益，而是在为资产阶级国家利益服务。它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利益的反映，而是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反映。这种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目标同基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制度是不发生冲突的。
　　尽管布莱斯托夫斯基·埃尔诺认为我们的看法“过于简单化”，但是毫无疑问，他所说的“一定条件”、确定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策略的条件，就是我们所分析的条件。
　　我们确是在从革命的、同“一定条件”，相适应的共产党人的策略高度批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这种策略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是工人阶级的政策，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政策。
　　我们批评了他们，并且同他们脱离了关系。我们为什么要同他们脱离关系？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有的无产者为什么都应该同他们脱离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要谈一谈。

三^[3]

　　布莱斯托夫斯基·埃尔诺最大的错误表现在他对布尔什维克关于第二国际看法的态度上。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社会革命》从出版的第一分钟开始就不断地强调——，布尔什维克不愿同谢德曼之流的社会民主党人就恢复工人运动的国际关系问题进行谈判。不仅是我们匈牙利的布尔什维克这样看，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这样看，恢复第二国际不仅不可能，而且也不应该。
　　那些主张恢复第二国际的人，那些想以一种大家共同忏悔的形式来恢复第二国际的人，就象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最近向全世界工人阶级发出的呼吁一样，或者是不理解，或者是不愿理解第二国际的破产。
　　第二国际已经破产。但是它的破产并不象布莱斯托夫斯基所想的那样，只是表现为各交战国工人之间的国际关系中断和无法召开国际会议。
　　第二国际的破产表现在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叛变上。在战争爆发的时候，这些党的多数不仅没有执行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而且不顾自己在这些会议上的庄严表态，公开地或隐蔽地支持战争。尤其是在对待革命问题的态度上，他们的叛卖表现得更为明显。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多数也如此——想方设法反对革命的爆发，同各资产阶级政党勾结在一起——另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则“认为时间还没有到”，因此，提醒“工人阶级不要”徒劳无益地“浪费力量”。
　　对第一种态度，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对第二种态度，由于布莱斯托夫斯基在谈到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反对革命的态度时倾向于责怪“一定的条件”，所以我们想引用列宁同志1915年写的一篇文章：“如果革命已经开始了，无论是自由派或是革命的其他敌人都会‘主张'革命，而他们主张革命往往是为了进行欺骗和出卖革命。革命者在革命到来以前就预见到革命，认识到革命的必然性，教育群众认识革命的必然性，向群众说明革命的途径和方法。”^[4]
　　这就是我们布尔什维克。显然，我们不能同革命的敌人谈判恢复原来的第二国际问题，因为它的大多数领袖都是反革命。
　　布尔什维克也不想建立象第二国际那样的国际工人协会。
　　这种国际协会并不是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组织，而是一些本身并不是国际主义政党的组织。第二国际各领导党的多数人都主张保卫祖国，执行的都是独立的政策和民族主义的政策。这种第二国际组织同联合各帝国主义的国际组织一还没有在战争中因为各自的强盗利益而争吵之前——并没有多大差别。
　　与第二国际针锋相对的是第三共产国际。同布尔什维主义一样，它又恢复了第一国际和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领导下的国际工人协会的精神。第三国际将是统一领导和指挥的国际工人联盟，是革命的、而且只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国际联盟，它将清除掉一切机会主义分子。
　　工人阶级的这种国际关系不是通过各国政府出现的，不归那些坐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和代表相互敌对的帝国主义利益的部长老爷们领导。而布莱斯托夫斯基·埃尔诺所设想的国际工人协会却是这样的，各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包括批准布列斯特和约的谢德曼和列宁、刚刚任命的部长库菲·西格蒙德和李卜克内西，都将坐在一起。
　　新的国际将不是各国党的国际联盟，而是一个统一的、包括全世界的革命组织和国际苏维埃共和国。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苏维埃中，没有革命敌人的地位（俄国已经把他们赶出了政府）。因此，在新的国际中，布尔什维克当然也不能同出卖工人阶级和煽动战争的社会民主党人坐在谈判桌旁，象布莱斯托夫斯基设想的那样“听取他们的意见”。
　　新的革命国际将用专政的办法来听取他们的意见。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的立场。这不是匈牙利布尔什维克的立场，而是所有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因为并不存在一种单独的匈牙利布尔什维克立场，只存在一种国际主义的、统一的革命共产党人的立场。

※　　　　　※　　　　　※

　　不久前刚传来消息说，高拉米·埃尔诺和库菲·西格蒙德当上了部长。同他们一起，看来将来还会有一些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社会民主党部长。如果是这样的话，难道布莱斯托夫斯基·埃尔诺不认为任何国际对无产阶级来说都会变成多余的吗？在缔结和约后，社会民主党的部长老爷们将会有办法把国际当作国际议会组织下属的一个科来对待。当全世界资产阶级议会的能干代表们会聚在一起的时候，例如象高拉米·埃尔诺和库菲·西格蒙德这样的“老同志”在政府中坐在安德拉希·久洛和卡罗伊·米哈伊旁边，或者象布莱斯托夫斯基式的国际在国际会议上坐在各国的安德拉希和卡罗伊旁边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静静地开会了。请布莱斯托夫斯基·埃尔诺回答，难道他需要这样的国际吗？我们认为，他是不会需要的。

库恩·贝拉

《社会革命》，1918年10月23日，30日。

^[1] 原文不清。

^[2] 指查理四世在维也纳同卡罗伊·米哈伊的谈判。

^[3] 文章的第二部分未找到。

^[4] 列宁：《1915年9月5—8日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71页。

一

三[3]

三^[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