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政府从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

苏维埃政府从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1]

　　苏维埃政权异常紧张地打退德国人经普斯科夫向彼得格勒的进攻之后，当时成立了最高军事委员会，其任务是组织防御外敌的我们边境防线。这时政府中产生一个问题，新的苏维埃国家首都应该设立在什么地方。斯莫尔尼第七十五号办公室收集的侦察情报明显说明，许多间谍，国际冒险家和白匪分子的目标全都集中到从前的沙皇首都，新政府住在这里已经不无危险了。社会革命党的军官们1918年1月1日刺杀列宁的阴谋很快被我们查清，逮捕了列斯加夫特研究所装备有炸弹和手枪“死亡营”的军官们，逮捕了一些追求恐怖目的的团体和组织，这一切完全清楚地表明苏维埃政府在斯莫尔尼的历史时期必须结束，政府必须迁往国家中心莫斯科，从那里和全国联系无疑将更为迅速和方便。还在2月下半月列宁就同意我的报告，关于必须采取将各机关迁往莫斯科的方针。议定的所有这些情况都不声张，事先也不通知莫斯科，尽可能出其不意地组织搬迁。
　　我的弟弟米哈伊尔·德米特里也维奇·邦契-布鲁也维奇^[2]当时在最高军事委员会担任重要职务。他每隔一天亲自向列宁报告作战进展情况，配置弹幕和吸收新的军事干部措施的情况。在给列宁的一份报告中，米哈伊尔·德米特里也维奇提出意见，认为政府的所在地继续留在彼得格勒是不适宜的，而且从军事观点看，鉴于波罗的海近水域出现了德国舰队，在芬兰出现了德国人的侵略活动和在我国边境集结芬兰资产阶级反革命军队。
　　“照您的意见看，政府应该在什么地方呢？”
　　“在莫斯科……”接着他回答说。
　　“请把您的意见写好，然后交给我。”
　　米哈伊尔·德米特里也维奇作了报告之后，立即给人民委员会写了一个报告，就政府留在彼得格勒还是迁往莫斯科提出了个人的看法，并说明了理由。报告立刻呈给列宁，副本送最高军事委员会归卷。列宁立即在报告上写了自己的批示，同意他的意见，将政府迁往莫斯科，这是列宁对这件事作的第一个书面指示。在当天的人民委员会内部会议上^[3]列宁向全体与会的人民委员秘密地通知了自己的决定，每个人民委员都完全明白决定的合理性，当然全体委员都同意列宁的意见。苏维埃政府从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的全部组织工作，路上的保卫工作，莫斯科的安排工作，列宁都亲自负责。在这次会议之后，他详细地听取了我拟定的行动计划，同时，我头一次告诉他，根据掌握的情报，社会革命党人决定炸毁政府的列车，他们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乘坐的列车完全不感兴趣，他们的疯狂仇恨全都对准人民委员会，当然特别是对准列宁。
　　列宁和往常一样，对于我向他报告的一切情况，非常泰然相待，只问道：
　　“怎么样，我们还要去吗？”
　　“当然……”我回答说。
　　“您能保证我们路上平安无事吗？”
　　“我想能平安通过。”
　　我向列宁讲述已经采取的措施和还要作的事情。列宁对这一切都表示赞同，并建议绝对保守秘密，即使在人民委员会内也不要把搬迁作为话题，为了不致有意外的闲话。

　　我得到这个最终的赞同之后，立刻把第七十五号办公室的全部力量调动起来，并将全部精力用于最主要方面，对任何人也不讲工作的目的和往莫斯科搬迁的事。
　　开头出现个大笑话。当时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4]是一个极反动的组织，其中大多数原来都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我和列宁谈话后几天，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团来到我这里，就一些琐事谈了很久，然后突然问我：
　　“真的，政府要往莫斯科‘逃跑’吗？”
　　这些蠢才不懂得，用这种方式向我提问题，他们立刻就露出了自己的耳朵，并给我提供了非常好的线索，揭露了那些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的灭亡看作是拯救其小市民幸福的唯一手段的人。
　　当然，我对这侮辱性提问题的方式毫不理采。
　　“政府想迁往伏尔加河那边去，”我对他们几乎是耳语地说。“再过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就迁，你们是否能着手制订一个政府迁往伏尔加河去的计划，并且我们也不想去莫斯科，”我轻声地、“秘密地”补充了一句。“过一个半月到两个月我们才动身，所以对你们来说时间是足够的。”
　　他们对我的建议很高兴。我请他们常到我这儿来，把工作进展情况告诉我。
　　他们兴高采烈地走了。我非常了解，这些无聊的人会对全彼得格勒大肆宣扬政府要往伏尔加河方向“逃跑”，这件工作委托给他们办了。
　　确实，过了几天我得到侦察情报说，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的人到处骄傲地宣称政府落到他们手里了，政权掌握在他们手中了。
　　这些天真幼稚人的代表多次到我这儿来，“装作毕恭毕敬的样子”，认真地谈论政府往伏尔加河迁移最好装作乘坐军用列车。“要知道现在有很多士兵从前线开小差，这有可能和士兵群众混在一起……”其中有一个人向我这样建议。
　　“就是乘货车也没有什么，也不要紧！”另一个满有把握地说。“可是在伏尔加河上会吃得饱，穿得暖……”
　　我推敲了计划的每个细节，我表示不赞同，同他们争论，我抱怨。他们安慰我，又来过几次，就这样，当时一个最危险、最不可靠的组织，它不了解事情的真相，被我交给它的任务累得要命。在这个时候，我准备不声不响地撤消斯莫尔尼第七十五号办公室，决定将一切事务，——可是事务很多，一方面转交给司法人民委员施泰因贝尔格^[5]，另一方面，转交给开始筹建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捷尔任斯基同志。在彼得格勒我逮捕了一些最危险的人物，他们之中许多人被捕时不仅手持武器、身带炸弹、炸药，而且还带着极重要的文件和往来通信。很清楚，反革命组织到处在活动，白匪分子扬眉吐气了。最重要的事是组织以铁路进行迁移，因为情报已经证实社会革命党人已知道搬迁的事情了。如果他们还不知道迁移的日期，还不知道迁移的地点，那么他们正在注意这件事，很感兴趣，对此正在做准备。
　　社会革命党的战斗队员起劲地宣称，政府的列车在开出彼得格勒的路上，他们企图将列车炸掉，这些情报在审讯社会革命党人时已完全得到了证明。但是他们被各式各样的阴谋给全搞糊涂了，他们的计划落空中，从而证明我们的战略是正确的。
　　为了组织这次出发，在我拟定的出发日期，即1918年3月10日前十天中，关于这个日期谁都不知道，我把我们一位对革命事业绝对忠诚可靠的党员同志，当时任尼古拉（现称十月）铁路的委员召来，对他说现在要有几位非常负责的同志从彼得格勒经莫斯科去南方，要绝对保密把他们送去，并且必需提供最好的软席车厢。
　　讨论了事情的状况之后，这位同志建议我停留在莫斯科关卡外的与尼古拉铁路连接的茨维托站场上。这个站场已完全荒废，它位于郊区线路的荒无人迹的地方。决定在这里逐渐聚集车厢，一旦需要，就可立即编组列车，出发时在到达主干线之前不开灯。整个乘务组从司机起都经过逐渐挑选，都是完全可信赖、可靠的。
　　我和一个同志去察看过这个站场，为了详细了解现场。地点倒是很适合，是郊区，空旷无人。过了几天，我派斯莫尔尼第七十五号办公室的最忠诚的受过考验的工人同志，都是共产党员，改变了当时按常规在工作中把共产党员工人和左翼社会革命党工人结合起来的办法。我不相信工人社会革命党人把铁路旁边的准备工作不报告给自己的中央，右翼社会革命党人一向同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保持联系和交往，因此，他们可能听到此事。
　　我给派往茨维托站场的工人同志的任务是机警地观察那里发生的一切情况，在这个地区里是否出现了不常住在这里的人。
　　我对他们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正在准备着的一次战役的需要，并说这里需要特别细心和警惕。关于这项工作的汇报我不在斯莫尔尼第七十五号办公室接待，而在另外一个地方，后来对这项工作的接待改在我的住处，规定在不同的日子，不同的时间接见每个组的同志。我的同志们很快弄清楚了地点的情况，装作失业的人，走遍这个区的所有街道、胡同、小巷，把茶馆、旅馆、作坊里的谈话情况都汇报了。根据所有这些观察，首先可以看出，谁也没有注意到往茨维托站场聚集一些单独的车厢。关于政府迁移的任何议论都没听到。

　　在这个时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们动身去莫斯科的准备工作加紧了。在回答为什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要去莫斯科的问题，我们对大家讲，他们去给莫斯科工人做报告，并准备参加会议。我吩咐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们，其中很多是农民，也有社会革命党人，往尼古拉车站调拨两列“沙皇用的”列车，而且这两列客车必须间隔二十分钟相继开出。我仔细研究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党员成分之后，我是这样组织乘车的，在两列车中每个车厢里都乘坐各党派的代表，而且大部分社会革命党人必须乘坐头几节车厢。
　　列宁很担心，无论如何这些列车可别出事。我把安排乘车的全部情况都告诉他了，我说社会革命党人不愿因为我们的同志而炸毁他们自己，可是为了以防意外，当然我们也要采取措施。给列车配备军队保卫。在列车出发前最后时刻，我用汽车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接来，同他一起上了第一列车，走过整个列车，似乎是了解代表们在列车上的安排情况，聚在车站上的群众清楚地看见斯维尔德洛夫，当我们走到最后一节车厢，这节车厢故意没有开灯，我让他下了车往回走，按事先预定路线，把他领上第二列客车上，以防万一。所有的人都以为他是乘坐第一列客车走了，而实际上是乘第二列客车走的。我根据枢纽站的报告，用电报通信来注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乘坐的这两列车的通过情况。一切都非常顺利，代表们对“庄稼汉”享有乘坐沙皇的车厢的荣誉，非常满意。

　　最主要的事情逼近了，我得把那些好探听政府迁移消息的人搞糊涂。
　　3月9日我下令在尼古拉车站（现名莫斯科车站）准备好两列专车，以便使他们在3月10日离开之前完全准备就绪。用这些列车我要运送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的财产，办公厅职员以及政府抵达莫斯科后最初时期所用的一切必需物品。
　　我决定毫不戒备地公开装这些列车，我非常清楚地了解口袋里藏不住锥子，象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和各人民委员部这样庞大的队伍，不能秘密地运送。只是要把注意力离开茨维托站场。全市和斯莫尔尼都议论政府要从尼古拉车站出发了。我绝对禁止人进入斯莫尔尼，进办公厅的办公室，那里在包装我们的物品。尼古拉车站正在装几个人民委员部的物品，而给办公厅留下了专用车厢。
　　3月9日夜晚，将密封的出发命令交给了每个人民委员和应该乘坐我们政府列车的一些同志。
　　这是在我们文献中保存的文件的原文：

　　俄罗斯共和国
　　工农政府办公厅
　　彼得格勒
　　1918年3月9日
　　第……号
　　……同志　　　　　　　　　　秘密

　　一、定于今年3月10日出发去莫斯科，星期日，晚十时整，从茨维托站场出发。
　　二、茨维托站场位于莫斯科城门外（莫斯科关卡）。在城门外经过一段街道沿关卡大街往左拐，直到围起铁路路基的板墙，向右拐。在转弯处附近就是茨维托站场的站台，列车停在那里。
　　三、上午十时起开始装行李。如果自己没有运输工具，为了运行李，可挂一一九号电话叫卡车。
　　四、在开车之前，尽可能设法自行乘车到达车站，万不得已时，预先用一一九号电话通知派汽车。
　　五、在卡车到达之前把东西全部包装好，捆好，不致耽误汽车，每件行李上都要写上物主的姓名，因为不发行李票。
　　六、晚十点整发车，因此请提前到达车站，不要迟到。

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弗拉基·邦契-布鲁也维奇

　　我不得不特别谨慎，因为人民委员会和人民委员部的机关中有很多非党职员，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在他们中间没有与社会革命党保持联系的人，尤其是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到处都想把自己的同事或者根据他们的介绍把非党人员带进机关。我得忍受没有保密习惯的同志的攻击。例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有一个女职员，她竭力想让我给她的一个时常出入政府大楼的亲属发一张我们列车的通行证。他很早引起我注意的是他非常喜欢知道与他毫无相干的谈话和事情。他在一家左派报纸工作，也可能这是他的职业特点。经斯莫尔尼第七十五号办公室仔细审查之后，他原来是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和整个社会革命人、包括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在内都有交往。完全清楚了，无论如何他不应该知道我们从哪儿动身，什么时候动身和往哪儿去。我当然断然拒绝了这个讨厌的请求人，我下令在这些天里禁止他进入斯莫尔尼。我们有一些目光短浅的人和不负责任的同志责难我“过于”谨小慎微，可是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越严格越好，所以直到最后一刻我对机关工作人员谁也没有告诉，而且以后的迁移时的组织工作也不用他人协助。

　　同志们开始加紧聚集。3月10日，按一份特殊名单，上面规定了装车的次序，我们的汽车由我们非常熟悉的司机开，没从斯莫尔尼出发，迅速运来行李，在茨维托站场装车，我们的同志，第七十五号办公室工人共产党员在这一区里迅速散布消息说，这是医生们要到普斯科夫附近前线去，因此也装运他们的物品。大约从午间十二点装行李，到晚六点结束。当天色已经完全黑了的时候，我们开始把人民委员们及其家属，以及根据特殊名单规定要走的人都接来。诗人杰米扬·别德内依同我一起走，他和我一家人乘坐在一个卧铺单间里。汽车一辆接着一辆开到停在黑暗处的列车跟前。在这里第七十五号办公室的同志接待到达的人，并把他们安排到规定的座位上。
　　约七点，我派由我们的拉脱维亚同志组成的装备有机枪的斯莫尔尼精锐卫队到列车上，几分钟就上了车，站上了岗，承担保卫列车的任务。晚八点来了一班铁路工人，极其细心地从各方面检查整个列车。我们的委员，很遗憾，他的姓名我忘记了，他的无形的手到处在工作，工作得很精确。在八点半钟，斯莫尔尼第七十五号办公室同志和一些铁路工人一起仔细地检查了自茨维托站场至尼古拉铁路主要线路的一段铁路。
　　最后列宁动身的时刻到了。1918年3月10日九时三十分我们离开斯莫尔尼贵族女子中学。乘我们汽车的有列宁，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维拉·米哈伊洛夫娜和我。维拉·米哈伊洛夫娜只是送我，因为她带领医疗队检查委员会检查救济北方战线红军战士伤员的组织工作，得在第二天动身。我们秘密地、突然地离开，沿着一条离开通常走的主要干线的另路线走的，关于我们出发的事谁也未通知。
　　“我们中央政府的彼得格勒活动时期已经结束了。莫斯科时期将会向我们预示些什么呢？”当我们坐进汽车里时，列宁轻声地说道。
　　大家都沉默不语。都理解到这个时刻的重要意义。国家的首都经过二百年之后又迁回了莫斯科。
　　“一切事情都办完了吗？”列宁问我。
　　我向他讲述了我们迁移工作的全部成功和失败的情况，并告诉他在尼古拉车站已装完两列客车，我们将走在这两列客车之间，从外表看我们这列车和那两列车没有任何不同之处，这样很好，比较安全。我们驶到茨维托站场最后一列车跟前，我的老同事米·德·茨甘科夫和另外几位同志迎接我们，他们用小手电筒照着路，小心地领着列宁和他的同行人到供他用的客厅车厢里。在我指挥下接管列车之后，我察看全部车厢和卫兵，并请委员同志了解一下尼古拉车站上两列车的情况。原来他们都已准备就绪，他们随时可以出发。我吩咐暂时留下一列车。我们已做好出发准备。终于发出了信号，委员坐在机车上。没有鸣汽笛，我们从容不迫地离开了；整列火车没有灯光。
　　“怎么，我们就这样漆黑地坐着吗？”列宁提出抗议道。
　　“我们只是在到达主线路之前没有灯。我们各车厢里都有电灯，”我回答列宁说，并打开一盏小电灯。
　　“这太好了！”他高声地说道。“可以读点东西。”
　　列宁看到灯光非常高兴，以致使我不能关灯，我拉上了窗帘，就这样，车厢里有了灯光，灯光未必能透过窗帘，我们继续前进。
　　我们一到达主线路，就加快了速度，向柳班方向开去，全列车立刻灯光都亮起来了。所有车厢都拉上窗帘，并检查过。到达各站禁止一切人下车，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注意。我们列车的行驶速度加快了。
　　在列宁那儿聚集了几位同志，我们喝起茶来。我们快乐地谈着话。列宁开着玩笑，笑着，看来他对拉脱维亚部队严格的军事组织纪律性很满意，它的队长每过一站就突然出现来报告，说列车通过了某某站，站上和列车上都平安无事。卫兵照例每隔两小时换班一次。一切都准确地、按军事化进行。列宁疲倦了，决定到为他准备的单独包厢间去睡觉。

　　夜里我才得到消息，说我们这次列车比列车表原来规定的要慢得很多。原来第一列车从尼古拉车站开出之后，从货运路上开过一长列货车，全都装着从彼得格勒擅自回乡的水兵，他们都携带武器，不顾各站站长的一切声明，他们不肯让我们的列车先通过，他们行驶得很慢，因而严重地耽搁了我们。确实，清晨本该到达特维尔（现加里宁市），我们才到达维舍尔。
　　从这一站我们打电报把这一列车在维舍尔截住，待它到达之后，不让它进入主线路，使它停在一条邻近线路上。
　　在维舍尔我们停在月台上，我们列车的旅客都已入睡。天已大亮，站台已经充满阳光，但是还非常冷。同我们列车并排，稍往前一点，隔着一条铁路，停着一长列载着水兵的货车。应该说，在我们离开彼得格勒前几天，我们不得不在尼古拉车站解除大批（约六千）擅自决定离开前线回乡的水兵和士兵，他们甚至没有交出武器和装备。当然，我们不能容忍这种现象。于是解除了这群毫无秩序的人的武器，一部分武器送到斯莫尔尼第七十五号办公室，一部分送往彼得-保罗要塞了。现在乘车的这些水兵就是那些完全腐化堕落的逃跑分子残余部分。
　　为了以防万一，我下令把机枪推出来，用机枪占住我们列车的全部障碍物，机枪瞄准装满逃跑水兵的列车。机枪在维舍尔车站石头铺的月台上滚动的响声，使我们列车里有人醒了，吃惊地看着发生的军事行动。水兵的列车里有人发现了机枪，便开始从车厢里往外跳，躲到列车的另一侧去。
　　我带领十个人，走到列车跟前，建议他们都进车厢里。水兵们因在尼古拉车站解除武装的军事行动中认识了我们，在那里我们不是开玩笑的，用半个小时就整顿好了秩序，现在他们都俯首听命了，又象跳下车时一样迅速爬进车厢里。有几个车厢关着门。我打开车门，想看看那里的情况，茨甘科夫，他本人从前是水兵，敏捷地爬进车里，并报告说：
　　“原来那里有携带枪只的……”
　　我命令立刻全部解除武装。茨甘科夫向水兵传达命令，于是他们马上交出了全部武器，走过来的铁路工人将武器搬进拉脱维亚人的车厢里。我们就这样检查了全部车厢，水兵们请求给他们整个列车留两支步枪，我们也同意了，每支步枪发三发子弹。
　　把载着逃跑的水兵的列车调到备用的死岔线上，它后边用一些空车厢给堵住，要过二十四小时，也就是等所有政府列车都通过之后，才允许这列车开出。机枪从车厢台上撤掉，我们的列车便全速向莫斯科驰去。

　　从最靠近莫斯科的一个枢纽站上我用直通电报同莫斯科苏维埃讲了列宁到达的事，而且将一切事情都确切地谈好了。我们于3月11日晚八时许到达莫斯科。

1926年于莫斯科

^[1] 1926年初次由生活与知识出版社出版。

^[2] 米哈伊尔·德米特里也维奇·邦契-布鲁也维奇（1870—1956）是第一批转到革命方面来的一个沙皇军队的将军。1918-1919年他在红军最高机关担任指挥员职位。后来从事科学工作，是军事和技术科学博士。

^[3] 关于政府从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的问题，于1918年2月26日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讨论过。列宁起草了关于政府迁移的决定草案。最后的决定经1918年3月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

^[4] 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是于1917年8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全俄铁路员工第一次成立大会上选举产生的。十月革命后，它成了反苏维埃活动的中心。

^[5] 伊·扎·施泰因贝尔格是左翼社会革命党领袖之一，职业是律师。十月革命后任司法人民委员。左翼社会革命党被消灭后，他流亡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