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迁入克里姆林宫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迁入克里姆林宫^[1]

　　在深切回忆与列宁永别的这些日子，我不愿想他已是故去的人，我们曾衷心地热爱他，和他和睦相处，时刻准备着，他一声令下，就跟随他随便到哪儿去，甚至去死。如今他已去世，我愈想他，而他初次迁入克里姆林宫那个隆重的、真正的历史性时刻，就愈显得历历在目。
　　列宁下榻在“民族”旅馆，莫斯科苏维埃在这里给他拨了两个房间。这次搬迁非常顺利，他很满意。列车因在途中耽搁，而且误点很久，所以我们在傍晚才到达莫斯科。几乎谁都未到车站迎接我们，因为谁都不知道火车什么时候到达。照我们预先电报约定，毕竟派来了汽车。我们在莫斯科尼古拉车站上（现改名为列宁格勒）很高兴见到了我们的老共产党员托马斯同志（亚·彼·斯米尔诺夫）^[2]。领导莫斯科无产阶级革命的党内同志当天傍晚来看望我们纯粹是朋友式地，因当时关于官僚主义和共产党人的骄傲自大听都未听说过。我们是在讨论莫斯科生活的最迫切问题中很好地度过时间的，莫斯科的生活在当时还远未解决……
　　我在一切必要的地方设了警卫，在列宁的房间附近布置了岗哨以后，我得开始安排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的机关。我首先得了解莫斯科政权机关的配置情况，在这里我了解到莫斯科和莫斯科州本身设置了自己的人民委员会^[3]，任命了各人民委员，直至包括外交人民委员在内。
　　由于这一发现，列宁的情绪非常快活，而且心里讥笑莫斯科人现在将同特维尔、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梁赞开始建立关系，而我们将倒退六百年，重新开始迈步，然后……然后彼此用劲向肋下接几拳，然后就联合起来。但是不论列宁如何开玩笑，他还是特别重视这件事，并命令我不仅要把莫斯科的一切行政划分记下来，而且要在最近一个月内提醒他把这件事列入人民委员会的议事日程上讨论，像他当时说的那样，解决和消灭“这种荒唐现象”。人民委员会确实召开了这样的会议。像当时开玩笑说的那样，“莫斯科王国”加入了全国苏维埃政权的机构。
　　我们来到后的第二天，莫斯科的阳光灿烂。散发春天的气息，冰雪融化。列宁很想看看莫斯科，于是我们到塔甘卡的一个地方去，在这儿一条小巷里住着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一位熟人，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想拜访她。
　　列宁仔细地、非常高兴地观察这座古老城市，他已经很久没到这里来了，在这里他命中注定不仅要建立一个工人国家，而且还要受重伤、患无法医治的重病，病故在离莫斯科不远的地方，并安葬在莫斯科具有历史意义的红场上，在克里姆林宫的灰色城墙下。
　　就在同一天，1918年3月12日列宁希望到克里姆林宫去察看人民委员会要占用的房屋。中午十二点左右我和他两人乘车来到克里姆林宫特罗伊茨基大门前。哨兵照例拦住了我们。在这里值班的一个指挥员走到我们跟前问道：
　　“来人是谁？”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我清楚地说道，我有些吃惊，列宁竟然未被认出来。指挥员后退了两步，垂手立正，以意料不到的异常惊讶的目光看着列宁。哨兵跟着自己的指挥员列好队。列宁微笑一下，把手贴近羊羔皮圆帽，行了举手礼。
　　“开车”，我对司机说，于是我们进了古老的大门。
　　“这就是克里姆林宫！我很久没看到它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小声说。
　　我让司机把车开到从前法庭和测地机关占用的大楼前，我青年时代常来的地方。我觉得这所大楼最合适。我把临时卫队长叫来，吩咐把由斯莫尔尼第七十五号办公室的工人委员组成的警卫队带进这所楼房，于是我和列宁以及几位莫斯科的同志进到楼里。楼房无人看管，破坏得颇为严重。看来，在两次革命期间它是见过世面的。我们决定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所属机构安置在楼下，然后我们到了楼上，我想把人民委员会安置在这里，而且主要是要为列宁找到一个各方面都方便的住所。
　　从前高等法院检查长的住处就是这样的。在这里我们首先给列宁一家三个不大的房间，有厨房、小前室、洗澡间和家庭女工用的房间。列宁对这个极其俭朴的住所十分满意。
　　挨着列宁的住处是人民委员会和接待室。接着是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厅，列宁的办公室与它相邻，再走过一点是电话员的房间。还有一个门通向列宁的办公室，在门傍总是站着一个哨兵。他能清楚地看到走廊，列宁回家时走这个走廊，有一个时期电报机设在这里。从这里列宁经直通电报线与各战线、与各共和国首都通话，从这里在建国后最困难时期不断向我们整个苏维埃国家发指示。
　　我把拟定的安排计划报告了列宁，他同意了这个计划。我吩咐归我领导的米·德·茨甘科夫应该如何做，察看阁楼、地下室、清除并运走一切垃圾，指派值班人员，警卫和换班等。
　　我任命茨甘科夫同志为中央政府大楼的卫队长后，便建议列宁视察克里姆林宫，于是我们就去了。阳光洒满各教室的圆顶和圆屋顶。莫斯科河南岸市区风吹树木呼啸，美丽如画的景色令人心醉。虽然四周不久前的战斗痕迹处处可见，但是一切都在放着光彩、喜气洋洋、生气勃勃。墙上布满很小的坑凹。耶稣升天修道院、丘多夫修道院的建筑物，克里姆林宫一个塔楼和几处楼房留下了破坏性炮火轰击的明显痕迹。在院子里、墙边、在各个角落和偏僻的小巷里，到处都是难以通行的泥泞、干草、麦秸、马粪；杂乱堆放着板车、破烂马车、弃置的大炮、各种东西、麻袋、席袋、席子。我想1812年拿破仑放弃克里姆林宫时，不会比士官生及其长官们听到革命的布尔什维克部队从四面八方射向被围的克里姆林宫的排炮声向莫斯科苏维埃乞求饶恕的时候更混乱、破坏得更厉害、更脏。
　　列宁看来很激动，看了克里姆林宫并详细询问各官殿、多棱官、兵器陈列馆的全部珍品，法衣圣器室和藏有最有价值的图书和古代手稿的图书馆是否都保存下来了。原来所有这一切都极精心地保存下来了，克里姆林宫的近卫队为守卫委托他们的国家财产在自己的岗位上值班两昼夜，希望把它完好无损地交给合法政权，最后得知在这儿地窖里保存的全部黄金储备同样完整无损的时候，列宁对此非常高兴，并吩咐立即检查一下守卫，再一次证实这里一切都完好无损。他同意我的建议，把随我们从彼得格勒来的拉脱维亚共产党员营立即调进克里姆林宫来，当时这一营人驻扎在莫斯科的一个兵营里。
　　我立刻下命令，把命令写在我的战地手册一页纸上，派信差送给营长。
　　“您是否负责克里姆林宫的保卫工作？”列宁凝视着我突然问道。
　　“在我们的机构未安排好以前，我完全负责。”
　　“什么时候我可以迁到这里？”列宁问道。
　　“我想很快就可以迁来，”我回答他说。“在您的房间未收拾好之前，您只好临时住在别的房间里。明天我们就安排这件事。
　　于是我们去看骑兵学校二楼上的房间。
　　列宁看中了这些房间，于是他决定尽快搬到这里来。
　　我们慢慢从童子军院旁经过，向特罗伊茨基大门走去，突然拉脱维亚营一个自行车队的士兵急速驶来，并呈上一封公文，我看过营长的报告，说拉脱维亚步兵按战斗警报立即出发并列队向克里姆林宫开来。我们指示卫队长接待拉脱维亚营和给他们分配营房，然后我们就上了汽车。
　　“请立即在克里姆林宫上升起革命的红旗，”我对马尔科夫同志说。^[4]
　　“是！”他按水兵的方式回答我。
　　于是我们就向前驶去。
　　克里姆林宫的塔楼仍然顶着巨大的双头鹰，这是老朽、已经陈腐的旧世界的象征。
　　没过半小时，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起红旗，这是革命和战胜资产阶级世界的标志，是我们为社会主义斗争的旗帜。
　　在特罗伊茨基大门附近聚集了许多人，显然，列宁到克里姆林宫来的消息已经传开了。
　　红军战士和他们的指挥员远远看见我们的汽车过了桥从高坡下来，他便要求加强大门口的值勤，从特罗伊茨基大门至库塔费亚塔楼，列好队，准确地、按军人方式向自己的领袖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敬礼。
　　我们从克里姆林宫出来了。

1928年于莫斯科

^[1] 初次发表在1928年1月21日《莫斯科晚报》上。

^[2] 亚·彼·斯米尔诺夫（彼得堡的托马斯）（1877-1938）从1896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特维尔、彼得堡和莫斯科从事革命工作。屡遭沙皇政府迫害，十月革命后担任党和国家领导工作。

^[3] 指的是莫斯科州苏维埃，成立于1918年8月，米·尼·波克罗夫斯基任主席。6月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撤销莫斯科州人民委员会的决议（见《苏维埃政权法令》第2卷第405-406页莫斯科1959年版）。

^[4] 这里有错误：看来，指的是米·德·茨甘科夫，在同一章里，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曾提到他是“克里姆林宫政府大厦”的卫队长。克里姆林宫巴·德·马尔科夫到莫斯科来较晚（见巴·马尔科夫著：《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卫队长笔记》第106-107页，莫斯科196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