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见农民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见农民^[1]

　　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组建起来并开始行使职能时，不仅接到俄国各地的大批来信、申请书、请愿书，而且接待纷纷来访的农民团体的代表团、请愿团和上访代表。多数来访者只好由我接待。事情堆积如山。地方上刚刚开始建立政权。土匪到处猖獗，他们想沾别人的光，打着好像执行某人指示的革命组织的旗号，从事抢劫、诈骗、强奸、酗酒和各种胡作非为的活动。当地居民被这一切祸害得好苦，不知去何处向何人申诉，不知该怎样自卫。地方上还没有建立任何司法制度；没有检查机关，法院也只是刚刚开始行使职能，各地方政权组织得极差，生活艰难：饥寒交迫。大家渴望能到中央去，找中央政权，盼望得到对这成百上千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的答案。因此，农民这一类问题自然是最多的。在各村、各乡、各镇里，在偏僻的小地方，十月革命授权成立的新政权机构，对人们来说确实非同寻常，对政权的理解常常远不像内地对它的看法。因而产生出各种各样的执权犯法行为，超越权限、挟嫌报复、受贿、贪污、诬告以及诸如此类的犯罪行为；这些犯罪行为严重地影响了公民们的福利，影响他们的安定和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因而引起了不满、控告、申诉、请愿和调查的要求。中央各机关里信件简直堆积如山，上访人员拥挤不堪。农民们除了这一切当时极为一般的问题之外，还有土地要求，解决土地纠纷，有关课税、贡赋、余粮征集制的请求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农民们一批批地来到人民委员会办公厅。
　　我在接待后的当天傍晚便向列宁汇报有关值得引起注意的和重要的社会来访的全部情况。他很快注意到农民前来上访日益增多，他们的问题从来都是重要的、迫切的。我们的书面报告，列宁认真看过，作了批示并告诉该怎样办，要求在终审法院里彻底研究这些案件。在这些日益增多的接待工作中，可以听到真正的“大地呼声”。
　　农民的夙愿和需求坦率、清楚地说出来了。因此，列宁希望亲自和农民们谈一谈。他规定了一个特殊的日子——星期五（每星期二和星期四为办公厅接待日），开始成批接见农民。
　　这是1919年初的事情。
　　列宁亲自接待的首批农民是来自俄国各地；共五十二人。那时候非常危险，因为斑疹伤寒到处流行，完全有可能感染上这种传染病。克里姆林宫里当时还没有建立起可以对所有来访者快速进行防疫处理的消毒室和淋浴池。我们提醒列宁，根据这些情况最好暂缓一下接见，但是，他执意不肯，全然不顾感染上斑疹伤寒的危险，甚至嘲笑我们。
　　列宁初次与农民会见是在克里姆林宫他的办公室里进行的。我们事前没有告诉农民，把上访的人召集到会客室，在规定接见时间前十分钟才通知他们去见人民委员会主席。农民们得知他们即将会见列宁，马上都振作起来。话匣子打开了，个个提起精神前往列宁办公室，把背包、口袋、包袱放在会客室里，请愿代表通常是带着这些东西上访的。守卫在办公室门旁的卫兵，事先得到了岗哨派班员的通知，按名单一一放入。
　　来自奔萨、库尔斯克、斯摩棱斯克、萨马拉和其他地区的俄国老年阶层的代表们，彬彬有礼、不慌不忙地走进了人民委员会主席办公室。
　　一阵庄严肃静。列宁站起身来，望着走进来的人们。
　　忽然齐声喊道：
　　“您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完，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
　　“你们好，你们好！”列宁一边欢迎农民们，一边从桌后面走出来，和大家握手问候。“请坐，请坐下吧！就在这儿坐吧！而你，老爷子，请坐到沙发上！这就好啦！”
　　把大家安顿坐好后，他才勉强坐在自己桌旁的椅子上，为的是能够看见所有的人，他亲切地对农民们说道：
　　“喂，你们来我们这里究竟有什么事呀？”
　　“我们有许多事情。”
　　“事情多极啦！”
　　“有关土地的事！”
　　“有人欺侮我们！”
　　“请你评评理……”
　　“你是个大官，一定什么都懂……”
　　“大地的呼声”此呼彼应，七嘴八舌。每个人都插言，各谈个人的事。有一个人解开了衣扣，伸手到里衣兜掏出一张“纸”一张“呈子”，呈子里记下全部事情，以为只要对这个“聪明人”一念，全部紧迫问题就能立刻了解，也就能当即解决。
　　稍微静一静时，列宁便问每个人是从哪里、什么地方来的。像平时一样，我惊奇的是，他一下子就把所有人的名字记住了。在后来的谈话中，他直接说出了每个人是哪个乡、哪个村、或哪个镇的。这一情况也没有瞒过农民们，他们对这一点都感到非常惊讶。列宁当即一一问了来上访的原因。农民们向列宁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的苦衷。
　　“那么您有什么事情？”列宁向奔萨省一位大个子黑发农民问道。
　　“我们是来说说政权的事！
　　“究竟是什么事？”
　　“我们举行过选举……”
　　“嗯……”
　　“嗯，我们也是把我们的公民选进苏维埃。可是他们一进苏维埃，就拿起枪杆子来，都全副武装，折腾起我们来了，唉，折腾得……没法活……你让我们从他们手中解脱开吧……”
　　“他们到底怎样折腾你们，究竟为什么……”列宁含笑问道。
　　“嗯，从早到晚一个劲地折腾，我们躲都没法躲，简直太可怕啦，就是逃跑也不是那么容易，我是偷偷跑到你们这儿来的，他们若是知道了，马上就得抓进看押所一一赏耳光子。”
　　“他们到底都干了什么呢？”
　　“什么都干啊！……抢东西，处以罚金，搞裙带关系，控制粮食、面粉，自己扛到自己家里……”
　　“怎么可以这样呢？”列宁大声说道，“要知道，这毕竟都是你们的人、你们选出来的人吗？恐怕是些优秀的、公正的人吧……”
　　“话是这么说的，是我们的人，这是确实的…·可是要说公正嘛——根本谈不上……”
　　“为什么呢？”
　　“他们多半是些偷马贼和痞棍，应该对你直说吧，是些囚犯，——从前是囚犯，现在也是囚犯……”这个来自奔萨的大个子站起来激动地脱口说出。
　　“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呢？难道不是你们选出来的吗？”
　　“是自己选的，这是千真万确的，是自己选的……”
　　“噢，那为什么你们如此轻率地这样做呢？”
　　大个子沉默了片刻，揉皱了帽子，摇动了一下头发散乱的脑袋，向大伙瞧了一眼，然后说道：
　　“他们坐牢成了习惯，所以就选了……”
　　办公室里响起一阵同情的唧唧喳喳声。
　　“怎么是坐牢呢？为什么苏维埃政权必须坐牢呢？”列宁迷惑不解。
　　“怎么跟你说呢，照实说吧，我们不相信我们的政权到来了。我们寻思，这一切不会长久，不管什么大兵一到，还不得鞭打大伙一顿，当权的，首先得被赶进牢房监狱里去，所以我们也就选了那些习惯坐牢的人；他们是些囚犯，是些习已成性的人，多半是些偷马贼，他们不在乎，可我们是安分守己的人啊，我们不能干这个……他们一掌了权，好家伙，就折腾起我们来了，左折腾，右折腾……”
　　列宁慈祥地笑了起来，确实难以忍住不笑，这一番话真叫人啼笑皆非啊。
　　“瞧你们，这就是你们错啦。苏维埃政权——这是真正的人民政权，这个政权的领导者是工人阶级，”列宁说道。“政权转交地方，你们现在已经认识到，应该选举最优秀的、最正直的、最认真的人。可你们上当了，你们不相信自己的政权到来了，这个政权已彻底推翻了沙皇、地主、商人、财主、资产阶级的政权。”
　　“我们认识到啦，认识到错啦……”
　　“你们选出来的这个一直在折腾你们的政权有多久啦？”
　　“这不已经，算一算，两个多月啦！
　　“你们知道，苏维埃目前是六个月一选举。然后再改选，这样可以把所有坏人换下来，达到地方政权变得更好的目的。”
　　“确实是这样，这样公道……” 这位奔萨的请愿代表回答说，办公室里发出一阵赞同的说话声和动作声。
　　很明显，地方政权问题是个极端重要而难以解决的问题。
　　“由于你们轻率，这样，你们只好再忍耐三个月，因为取消选举是不行的，根据你们所讲的，可以看出，他们是按正当手续产生出来的，但是，比方说，假若你们这个政权超越了法律许可的范围或干出什么违法的事情，那你们要马上向县里和省里，向苏维埃告发，以便立即制止这些污七八糟的行为。我立刻打电报指示奔萨，要特别注意你们提出的问题，并就地调查一下全部情况，”列宁当场就起草了电报稿，高声宣读了电文，随后我们就发出去了。
　　来自奔萨的大个子十分满意，一再感谢列宁，并向全体在场的人四面鞠躬。
　　“下一次你们选举，要选真正的人，要选你们那里仅有的最优秀的人物……”列宁说道。
　　“这话说得对，确实是这样……我们错啦，我们看到了我们的错误……”
　　列宁接着询问其他代表。结果，在这第一次会见中，他和农民代表一起呆了差不多五个小时，审理了全部问题，而且当即按照手续处理了这些请求。列宁亲热地和农民代表告别，他们非常满意地离去。
　　他们在人民委员会会客室里久久谈论他们听到的内容，都说列宁是个真正的人、名符其实的执政者’他懂得农民的疾苦、农民的生活。
　　“农民上访代表们提出了多么迫切而重要的问题啊！”列宁当天晚上提到这次白天的谈话内容时对我说道。“对他们的事情需要特别关心。”
　　我对他说，由于上访的代表日益增多，所以完全有必要把接待工作从克里姆林宫里搬到市内，在市里，我们的接待室就可能完全向所有想来的人敞开。
　　“但是，这不危险吗？”列宁首先问道。“要知道，全俄肃反委员会发现了多少起形形色色的阴谋活动啊！大概一定会有人利用我们公开接待的机会来进行捣乱的。”
　　“这一点丝毫不使我感到不安，”我回答道并补充说，他若准许，下一次接待我就安排在青苔大街进行，我们将采取完全公开接待。
　　“不早吗？”列宁再次问我。我感觉他犹豫不决多半是由于刚刚提出的那个问题。
　　“相反，我认为晚啦，列宁，”我回答他说，“因为有许多人到不了我们这里；不放他们进克里姆林宫，因为他们不可能说明，来上访的理由，而我们的卫队长对政府大厦的许多局外人的来访特别担忧，假若我们走出克里姆林宫，他只会高兴。”
　　“对事业来说，这当然很重要，”列宁严肃地回答我说，“因此，我对您所坚持的这一愿望当然不可能有任何反对意见。”
　　三天之内，我们便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青苔大街成立了一个接待站。接待站有几个大房间，代表们可以在里面安静地坐下来歇一歇，甚至还可以喝喝茶，他们可以写写自己的意见书；我们人民委员会派出的代表可以替不识字的人代写全部心愿，为此我请了几位非常精明强干的、善于思考的工人和红军战士，他们乐意去做这项非常重要而迫切的工作。
　　在出发去进行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第一次公开接待工作时，我用电话向列宁报告了此事。当我和秘书们一道来到我们的接待站时，我看见有相当一大批人集聚在门口不敢进去。这些人曾到过克里姆林宫大门口，后根据我的指示，被送到公开接待站来。很有可能，还有许多好奇的人也随他们一起来了。我马上把所有的人都请到楼上去，这些来自俄国各地的上访代表被安置坐在长条凳上、桌子上和桌子周围的地方。
　　当时接待站值班的是水兵米·德·茨甘科夫。自十月革命初期起，他就随我一道工作。他已有来访者名单，于是我们马上便开始接待。
　　这第一天，我连伸伸腰的工夫都没有，一连接待了八个小时。多半是农民上访代表。我们详细地询问了每个人的全部需求，然后把他所要求的事情都一一记在专用簿上，依照手续办事。我当即在申请书上写了去找有关单位人员的地址和所办之事的具体内容的批示。
　　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严格地制定了一条规定，即，人民委员会接待站接待的上访人员的全部问题，凡是我们本身不能做出令来访者满意的答复而需送往有关人民委员部做进一步说明的，都要负责查问到底。应该直截了当地说，许多部门对这样坚定不移的处理上访人员的全部问题很不高兴，我也知道，他们不止一次地向列宁叫苦，该办公厅把我们的人民委员埋在各种申请和案件堆里了。
　　列宁尽情地嘲笑这种种埋怨，说：
　　“您瞧，还未等我们来进行一次革命把那些官老爷从他们呆惯的地方赶下去，咱们自己的官员们却已官僚主义化到了这种程度，以至对他们所管辖的居民为自身疾苦奔波、呈递申请和申诉信而大为不满。您说，我们的哪些法律中写有，”他问道，“凡居住在我国的人均无权向任何一级机关控告、请求或达到自己的希望呢？听到这样的埋怨，简直令人奇怪、感到可耻。我们之所以建立了国家机器，正是为了使它在镇压资产阶级和其他统治阶级的同时，能够把那些从前受剥削的人们的生活安排好。一检查才发现，我们尚未把官老爷轰走，尚未向他们解释我们的法律、我们自己的事业。这样干是不行的，应该全力与之斗争。”
　　因此，列宁坚持要求成立控告信受理局，凡居民对形形色色混乱现象，特别是对我们自己的行政机构的控告信一律归它受理。这些控告信应该尽快审理，罪犯应该尽快加以治罪。列宁密切注视着这项工作，经常召见工农检查院^[2]代表阿瓦涅索夫，要求他认真细致、持之以恒地监督控告信受理局正确发挥职能。同时，列宁本人还不止一次地发表文章和演说，谈到我们一些机关的官僚主义，谈到了我们年轻政权活动中的妄自尊大和其他一些不良现象。
　　一连几个月，我不得不接待了六千多人，他们每个人都是一大批居民的代表。我总是把这些接待的全部情况报告给列宁，因为他一直关心在这些接待过程中所能了解到工人、红军战士、尤其农民生活中的种种问题。
　　当米·伊·加里宁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之后，列宁便把整个农民工作移交给他，说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比任何人都更好地了解农村，因此他感到放心的是，农民的每一封上访信都会得到具体而妥善的审理。

1929年于莫斯科

^[1] 最初发表在1929年1月20日《雇农报》上。

^[2] 1920年2月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例会通过了关于工农检查院成立章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