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邦契-布鲁也维奇《忆列宁》
弗·伊·列宁与文学和科学界[1]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十年火焰使年轻和年老的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焕发了青春。但是，如果说现在我们能够看到满怀美好理想进行探索的研究者、学者、作家、艺术家的整个队伍；如果说苏维埃政权能每年增加经费，使每个具有神圣创作热情的人都能毫无例外地把自己的力量、智慧和才能用于无限的工作中去；如果说我们工农政府能够充满信心地、大胆地支持一切新事物，号召大家参加这个光荣的竞赛，那么我们就不能忘记国内战争的艰苦岁月。那时，我国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国家的存在尚难确保，那时，似乎文化已经消亡，科学、艺术、创作的发展已经停止，所有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唯一的目标，即为了同十四国的干涉作斗争并战胜它们，同闯入我们被包围的祖国的敌人作殊死的战斗。在大敌压境的时候，还能顾得上科学和艺术吗？但是，象十月革命的最主要活动家那样，特别是象它的领袖、天才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那样，把科学创造力量和革命实践力量非常独特地结合起来，也许无论何时何地都未曾有过。作为研究者、学者、精通许多门学科的行家的列宁，就是在街头炮声隆隆、电报电话频传前线惊人消息的革命战斗日子里，也没有改变自已读书、工作和写作的习惯，并且不倦地号召别人也这样做。不论出现了有关黑格尔研究的新成果，还是出版了巴比塞的令人震惊的小册子，或者是考茨基攻击革命阵线的小册子，虽然他很忙，也立即抽空利用会议和接见的间隙时间设法阅读，并以细小恭整的楷书做出大量的摘录。在那些日子里，从他的热情的笔下出现了很多抨击性文章，照亮了革命的康庄大道。在革命成功的最初几个月里，他从各图书馆借了很多本各种外文的书籍，进行研究，准备写作新的著作和进行探索。革命不仅没有改变他对科学、学者、研究者、文学家的态度，而且由于他对一切科学研究机构及其创建者比以前有更大的兴趣，似乎现在他对这种活动更加注意了。个人的兴趣变成了领导新政权的国务活动家的兴趣，这个新政权决心把一切旧事物转到新的、强大的社会群众性的轨道上来。
不能不指出，早在列宁侨居国外、领导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布尔什维克）力量的地下组织的极其复杂而艰巨的全部事务的时候，他对学术界就持有特殊的态度。列宁经常专心研究各种社会、经济和哲学问题的理论，并且亲自创建理论，注视欧洲的学术。他在研究欧洲的学术的时候，不仅对各门学科的成就深感兴趣，而且对那些专家和学者本人的生活和生活方式也深感兴趣。他指出那些专家的常见的知识片面性和狭隘性及他们对政治问题和群众社会生活问题的漠不关心。他认为这一切是由于资产阶级社会对青年进行反常教育，由于高等教育办得不好，由于正在成长的几代人片面发展。列宁说过，科兹玛·普鲁特科夫关于专家会象龈脓肿一样得到发展的说法，已为生活证明是：没有他们，没有这些狭隘的专家，无论如何是不成的，因为正是他们推动许许多多门学科向前发展，并以细致而耐心的工作准备了进行推广的天地，这种推广转变着全体有思维的人类的世界观，创造着人类思维发展中的整个时代。我个人可以补充一下：达尔文、马克思和列宁本人也都这样做了。列宁坚决无情地批评那些他认为是犯了理论错误并以自己的机会主义著作使群众误入歧途的人，他决不宽恕那些破坏他所承认的一元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人。同时，他对于从事科学、理论工作的人和在某一研究领域里大有前途的人都十分关心。
十月一声巨响。临时政府处于彼得一保罗要塞里。在斯莫尔尼官这个全国革命中心发生了伟大的转变。旧的、短命的杜马当权者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劳动派等等，当他们还不知道应当怎么办，才能尽快确定自己最终成为公开的反革命力量的时候，就销声匿迹了。我们刚刚在斯莫尔尼官安顿下来。列宁把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的工作委派给我。我在物色人，但常常被实际工作、革命工作所打断。人员很少，熟悉业务的人就更少。我坚决邀请杰米扬·别德内依参加办公厅的工作，因为我了解他有出色的行政管理才能，在这一方面他有精明能干的本领。杰米扬·别德内依对干不干还犹豫不决。他觉得作为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文学家、诗人，他的活动领域现在已经展现了。他不愿意作行政工作。列宁最初对他很生气、很恼火。杰米扬·别德内依开始写作了。在《真理报》上出现了他的充满真挚的革命激情的号召诗。列宁早在革命以前就对杰米扬·别德内依的创作非常注意，并且多次从国外给他既写鼓励信，又写赞扬信。当现在又出现杰米扬·别德内依的这些新的革命作品时，列宁立刻就懂得了他在当前斗争中的意义。当再次谈到吸收杰米扬·别德内依参加行政工作的时候，列宁对我说：
“不要调他了。他不愿意干。可是他写得很好。我们需要这个。让他写作吧，这就是他的工作。”
这就是对诗人的敏锐态度，这就是十月革命后的头几天中我从列宁那儿听到的革命斗争必须有文学家工作的第一个意见。
斗争激烈起来。革命在前进，既带来了成就，也带来了巨大的破坏。我国面临着饥寒交迫。城市空旷无人，因为人们都想到靠近土地、易于找到食品的地方去。摆在市民面前的问题是：怎样生活，靠什么生活。输送停止了。铁路运输几乎瘫痪。仅能维持运送部队、大炮、炮弹和红军的给养。有过一个时期，一切物品都是以几俄磅面粉、几杯牛奶、几捆木柴来作价的。为肉体的生存而进行着斗争。如果说，所有的人都感到艰难的话，那么完全不适应这种生活的科学、艺术、文学的代表人物，经受这种最大的危机，就尤其感到艰难困苦。俄国许多省份一片饥荒，凡是能够从那里逃往其他地方去的人，就要使稍微好一点的地方的当地居民加重负担。为了不仅能经受住这一切，而且主要是不致惊慌失措，并能管理国家、整顿管理方法和管理机关，必须有铁一般的意志和钢一般的神经。革命政府在保卫国家边界以防外部敌人进犯的同时，必须同国内敌人进行残酷的斗争，因为它非常清楚，在知识分子中间流行一种妨碍建设新国家的极为有害的怠工情绪。列宁对于把这种怠工引导到积极帮助白卫军的途径上去的人是毫不留情的，但是他就是在军事行动十分紧张的时候，也抽出精力，寻找机会，沉着坚毅，利用空闲，密切地注意帮助专家和学者的事业。
当饥饿的1918-1919年暴露出学者们完全不能适应这种艰巨的生存斗争的极其严重情况时，列宁立即发出指示，必须采取一切办法帮助科学界，尽可能保证他们的需要。但是组织这样的援助不是轻而易举的。我们从莫斯科开始搞起，把许多学者和文学家改为享受所谓人民委员会口粮，而对这个名称却发生过误会。许多人认为所以给这种口粮起这样一个名称是因为在人民委员会工作的人才能得到，而现在又把它应用到学者和文学家身上。其实，口粮这个名称是由人民委员会为学者们提出并经粮食人民委员部批准的。
在我们还未来得及把这种办法推广到其它城市去的时候，我突然收到我国著名学者伊·彼·巴甫洛夫给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的一份申请书。他在申请书里请求政府准许他出国继续搞科学工作。我的心情非常忧虑。我想，“难道我们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象巴甫洛夫这样的人也开始要离开我们了。除了超群的渊博学识，他的爱好自由的思想方式，我不仅听说，而且在我有机会出席的一些座谈会上，在彼得格勒一位著名精神病学家，我的老相识阿·维·季莫非也夫家里同伊·彼·巴甫洛夫会面时，我就知道了。”我到列宁那里，把这份申请书给他看，并讲出我的意见：我认为有些事情应该做，并要立刻坚决地去做。
列宁严厉地责备了我们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及其领导人，责备他们自己未能想到对科学家应做的事情。他突然感慨地说：
“本来应当通知我们的全体学者，说我们希望而且一定要做到使全体学者什么都有，从个人的生活保障到最完备的实验室、图书馆和科学研究室。我们一定要达到，使我国的科学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繁荣，完全摆脱资本家及其欲望的束缚……我们的科学将是真正自由的科学……可是现在还必须忍耐，因为有战争，到处都是战争……请您以这样的精神给巴甫洛夫写一封信。本来我应该亲自写信的，可是您看见了我这里的情况。”他指着自己的堆满电报、信件和报告的办公桌……“不过您要写得谦虚谨慎……”
我对列宁说，我个人是认识巴甫洛夫教授的，虽然不是很熟，我十分尊敬他，除了讲一些尊敬的话，别的我是写不出来的。
“这样好，非常好……”列宁脱口回答我说。于是问我有关巴甫洛夫的详细情况，首先是他的外表。我把我所知道的情况都讲了。
“除了写信，请立刻用直达电报找到季诺维也夫[2]，把我的请求转告他，要他亲自负责，立即供给巴甫洛夫本人，他的助手、他的实验室、他的动物、一切他认为必需的东西，使巴甫洛夫能够工作，毫无后顾之忧。要知道他已年过花甲，这一点您要特别强调，因为我们的人或许还不了解这一点……”
列宁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两眼闪着深沉的火光，使人觉得他想立即极其热诚地给整个学术界以情同手足的帮助，并供给他们一切东西，保证他们能够进行创造性的工作。我看到列宁的这种情形时，感到很幸福，马上就去执行他的指示，首先和彼得格勒联系。当天我就派通信员把信送给伊·彼·巴甫洛夫。信中扼要地叙述了列宁的想法，并请他不要离开俄国，还告诉他说已经发出指示，立即供给他需要的一切东西，保证他的工作。
从这一天起，列宁曾多次问我为巴甫洛夫办的事怎样了。叫我密切注意彼得格勒执行他的指示的情况。
他说：“他们那里很严重，情况很困难，可能会忘记，会拖延。而这件事很紧迫，很重要。”我经常把情况向他报告。
1919年7月3日我给伊·彼·巴甫洛夫去一封信，他给我的回信充满了愤怒、极度的忧虑和强烈的自尊心。
我反复地读了这封信，深深地懂得和体会到我们著名的学者所写的一切。我立刻到列宁那里，没说话，就把伊万·彼得罗维奇的信交给了他。列宁很快就看了这封信。
列宁感慨地说：“是啊，他是正确的，完全正确！他写得万分真诚，我们应当特别珍惜这样的人。您马上就给他写信，说政府一定采取一切措施改善科学家的状况。再一次请他不要离开俄国。现在就请考虑一下，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实际事情… ……今天晚上我们就详细地讨论这件事。”
我明白列宁说的“我们就详细讨论这件事”这句话的含义。这就是说，不要讲废话，就是要做工作，要明确，要实际，要解决问题，要完成必须解决的全部问题。我立刻给伊·彼·巴甫洛夫写了信，请他暂缓启程，并通知他说，政府正在采取重要措施帮助学者。据私下传闻，我听说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个人在彼得格勒发起，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帮助学者和文学家度过饥荒。于是我向列宁建议，请高尔基来莫斯科，让他领导一个帮助学者和文学家的专门团体。我向列宁介绍了我所知道的高尔基在这方面的全部活动和他在彼得格勒学者中间享有很高声望的情况。我建议给粮食人民委员部发一个紧急指示，给彼得格勒专门运送一批食品。财政人民委员部应该拨一批款，而高尔基当然会同往常一样，找到很多能够参加这项事业的人。这项工作在那里会独立开展起来。我们可以把他的经验从那里推广到各地去。列宁采纳了我的全部建议，并勾画出一个未来的全苏组织机构的轮廓，这个组织应该包括全体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
这样实际上就拟定并提出了成立学者生活改善委员会这样一个团体，这个团体现在非常关心这类活动家，并带来了很大的益处。
立刻就去请高尔基来[3]，列宁很久没见到他了；在侨居国外的困难年代，由于理论上的分歧而造成了不可避免的误会，列宁和他有隔阂。但是，在社会事业中列宁是不讲私人关系的，而他对高尔基与其说是生气，不如说是埋怨。我想：“现在讨论的重大事情将使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和列宁的关系又密切起来，这太好了。”
高尔基很快就来了。我领他到列宁的办公室，在那里他们亲热地相见，并立刻谈起打算建立的组织及其广泛的工作。
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从列宁那里出来时，十分高兴，面带笑容。我明白他高兴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开始了新的事业，另一方面是由于他和列宁的关系又融洽起来了。从这一天起救济学者的工作开展起来了。伊·彼·巴甫洛夫再没有提出要出国。他的研究工作顺利地在开展。列宁在听汇报时，长时间询问巴甫洛夫的情况，询问照他的说法叫作“高尔基的事业”的情况，并且在援助学者和文学家的事业中非常热情地参加了满足全部积累起来的需要的工作。在那些革命年代里，不仅计划了的事情往往难于实现，就是批准了的事情也很难实现。列宁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不仅促使这项工作所需要的一切得以实现，而且利用机会多次询问、检查：某项已作出的决定是否执行了，是否实现了，这个指示是否还只停留在纸面上。
我认为在这里还必须指出，当向列宁报告有关学术和文学界人士的个人请求的时候，列宁不仅非常认真地对待，而且亲自想方设法加以满足。同样，我还未曾看到过列宁坚决不同意给有困难的学者发津贴、给其家属发养老金的情况，不同意对到国内外旅行、订阅图书和批准学术出差等方面实行各种优待办法的情况。
列宁同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休戚与共，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为引导人民摆脱资本主义剥削的桎梏而走向独立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他们需要的是什公。
技术的进步、建设的进步、各种生产部门的扩大和向纵深发展，这就是今天的任务，这就是我们新生活的最近几十年的任务。由于他了解这一点，所以就采取一切措施，坚持发展和普及技术知识和其他各种知识，吸收专家、学者、院士参加共同的创造事业。我们作为列宁的许许多多蓝图的执行者，应当竭尽全力来实现他的这个遗愿。
附：我同高尔基的会见（摘录）
在《我同高尔基的会见》一文中（《新世界》1929年第5期）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补充和扩充了弗·伊·列宁同马·高尔基谈话的内容。现在从这篇文章中摘录一段：
“当我把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领到列宁的办公室的时候，列宁正坐在办公桌后面，聚精会神地在思索什么，仔细地浏览放在他办公桌上的很多文件。
‘您在做什么？’高尔基向列宁打招呼说。
列宁迅速地站起来，隔着办公桌友好地握着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的手，注视一下他的眼睛，回答说：
‘我在想怎样才能把不给人民粮食的富农掐死’。
“这才是真正的事业。”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坐到沙发椅上回答说。
‘是的，我们要认真对待粮食问题，对待为普通人的生存而斗争的问题。”列宁回答说。‘并且我们应该采取一切措施强迫那些想以人们的饥饿和死亡来增加其资本的人交出积累的钱财、交出囤积的粮食给饥民。富农要造反，他们不会自愿向人民让步。如果他们继续对抗政府的命令和工人阶级的愿望，我们就用暴力强迫他们交出来，没收他们的一切东西，并消灭他们。”
列宁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一字一字的，特别坚决有力，使人觉得你死我活的斗争时刻真的已经来临。
谈话很快就从这个政治题目转到安排文学家和学者生活的专门问题上来。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向列宁详细地讲述了我们社会本来就很少的、最有文化的阶层即优秀的学者和文学家也得经受那种生活灾难的情景，他们根本无力为一块面包而斗争。他列举了几十个已经不在世的人的姓名，他们是在彼得格勒的那种可怕条件下牺牲、死亡的，还列举了现在处境十分困难的所有人的姓名。他提到一些人，对这些人只要增加点营养，关怀一下，他们就能得救。列宁聚精会神地听完这些话。他对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说，为了帮助这些专家、文学家和学者度过现实的灾荒年头，应当竭尽全力，并且希望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同自己的朋友一道领导，这项事业，能够根据需要把它组织起来，这是一项经常不断的救济工作。他保证坚决支持。”
1927年于莫斯科
[1] 发表在《在文学岗位上）杂志1927年第20期（10月号）第33-39页上。刊印时有删节。
[2] 当时格·叶·季诺维也夫（拉多梅斯尔斯基）（1883-1936）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
[3] 列宁同应邀从彼得格勒来的高尔基的谈话，是在1919年7月10日进行的，谈话内容是关于组织救济学者的问题（见《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586页）。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