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五卷）
我同列宁的历次会晤[1]
塞巴尔德·鲁特格尔斯
一
我初次见到列宁是在1918年。
1918年9月25日，我同布·亚·鲁特格尔斯及两位俄国同志，从美国取道日本到了莫斯科。经过西伯利亚时，惊险百出，历尽艰险。
当时，年青的苏维埃共和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已被切断，有外国同志自远方来，而且还是经过沦入白匪之手的西伯利亚，是件不寻常的事情。我们受到热诚的欢迎，会昭了加拉罕、契切林[2]以及那时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拉狄克[3]；后来又会晤了红军参谋部的一位同志和几位我在美国时便已认识的俄国同志。
在大都会饭店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我作了关于美国、日本和荷兰的报告。
稍过不久——确切日期记不得了，只记得列宁被刺后尚未彻底痊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邀我到克里姆林宫去见他。
我激动得心砰砰立跳，走进他的房间，见到了第一次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领袖。但，才寒暄几句，我就感到他仿佛是个已相识很久的同志。
列宁问了几句我对西伯利亚的印象，然后谈到美国。原来他对美国的情形和人物异常了解，其至我都无法一一回答他的问题。每当他发现我对这个或那个问题难以答复，他便不知不觉地转到另一个问题，从我嘴里盘问出许多具体材料和事实。谈话中，主动权自然是完全操在列宁手里，我只是就我能力所及尽量确切地回答问题而已。
他问的具体问题，我如今已无法全部记起来，因为我当时没有做笔记，这是很遗憾的事。列宁间的，是关于美国、日本和荷兰的情况。
关于美国，谈到莫里斯·希尔奎特[4]和阿尔杰农·李[5]领导的美国社会党的立场，谈到ASP（美国社会党）内部各反对派集团和IWW（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作用。列宁特别关心美国的群众对俄国革命的观感如何。
我在美国的活动，是从1915年6月到1918年4月……
由于我们同许多俄国同志合作，我们対俄国发生的事件相当了解情况，而因为俄国革命在美国引起了浓厚的兴趣，我们决定同若干俄国同志一道创办“布尔什维克新闻处”。新闻处的任务是从苏俄收集材料，并进行加工，使它们能为报刊采用，包括供资产阶级报刊采用。《列宁演讲集》之为一家资产阶级出版社出版，也是通过我们的帮助……
不久，我得到“社会主义宣传同盟”的代表证书，让我代表它参加欧洲可能举行的一切代表大会。我还接受了一项任务——了解清楚：组织红军美国支队有多大的可能，有多大的好处。片山潜[6]同志给我在日本介绍了若干关系。我在东京、横滨，同一些同志谈了几次话，离开日本赴符拉迪沃斯托克时，日本同志托我把他们通过的关于对十月革命态度的决议带往莫斯科（这项决议载入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纪录[7]）。
经过西伯利亚时，历尽艰险。因为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在协约国的唆使下，掀起了捷克斯洛伐克战俘的暴动，国内战争正在西伯利亚狼烟四起。但是我们日本同志的决议居然顺利地穿越了三条战线，到我访问列宁前，已经在《真理报》上发表[8]。
列宁问了我几个关于日本的问题；当时日本的运动固然还很弱，但俄国革命引起的欢欣情绪给了它新的推动力。
最后谈到荷兰。列宁认识“论坛”派的许多同志；他兴致勃勃地问到哥尔特[9]、潘涅库克[10]、罗兰一霍尔斯特[11]、怀恩科普[12]的工作。列宁很熟悉荷兰党的历史，因为他对荷兰党有不小的影响。人家知道，1909年在荷兰，由于“论坛”反对派（由它的机关报《论坛报》而得名，该报至今仍是荷兰共产党的机关报）反对领袖们（其中鼓出名的是特鲁尔斯特拉[13]和万一科尔[14]）的改良主义政策，发生了分裂……然而必须指出，“论坛”派远非布尔什维克。荷兰社会民主党领导机构内，在许多问题上非常动摇。例如，中央委员拉维斯泰因[15]在中央机关报上公然为……协约国的政策辩护。
……到我在克里姆林宫同列宁谈话时，“论坛”派（列宁把它称之为“荷兰学派”）由于宗派主义和机械论观点而引起的错误还没有达到后来的那种程度。列宁当时对于“论坛”派特别是对于哥尔特和潘涅库克今后的理论与实际工作，还寄于很大的希望。
我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告辞的时候，他还特地问了我们住房安排得好不好，一切必需的东西是否齐全，我们还需要些什么；这使我大为惊奇。我当时还不知道列宁虽然担负着国家和党的工作，百忙中经常关心同志们的日常物质需要和其它需要。
二
……1919年秋，我于重病痊愈后重返莫斯科；其时，苏俄与世界的联系已全部被切断。由于苏俄遭到封锁，共产国际与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党之间的直接联系非常困难，因而必须在西欧设立拥有特别权力的共产国际执行局。这个执行局应当统筹各国各共产主义党派的活动，在各国开展宣传，筹备代表会议或——如果可能的话——第二次代表大会。
按照列宁的意见，荷兰当时被认为是执行局最合适的所在地。我受托向西方的同志们传达关于执行局的指示，并被派参加执行局的工作。
我动身的那一天，1919年10月14日，凌晨三时我被邀去见列宁，以便进行最后的磋商。这时，邓尼金[16]正威胁着奥廖尔。我们谈话时，列宁由直通电话同前线通着话，不时被请去听电话。这一夜，局势很严重很令人担心；列宁告诉我，如果图拉沦陷，莫斯科也守不住。他对我说：
“如果您在路上听到图拉沦陷，那您可以告诉我们的外国同志们，说我们可能不得不撤到乌拉尔。”
谈话时他给了我许多指示，并且给了我许多国外的地址，是我可能用得上的。我记得他给我的，有保尔·列维[17]、富克斯[18]、勃朗斯基一华沙斯基[19]在柏林的地址，有弗兰茨·科里乔纳[20]和已故的卡尔·格律恩贝尔格[21]教授在奥地利的地址，有柳巴尔斯基[22]在意大利的地址，等等。当时，尽管局势严重，他情绪极好，甚至还开了几次玩笑……
事态的严重并没有妨碍列宁详细询问我的旅行准备情况，他问是不是已经想尽办法让我的旅行尽可能安全。我告诉他，已经找到一个很好的机会通过拉脱维亚的国境线；这样他才放了心。然后他又谈到他的荷兰朋友，他希望他们坚决地、顺利地宣传我们的思想。他提到过去，俄国革命者虽然人手不多，却能源源不断地把大量文章和小册子运到俄国，以便在群众中间进行宣传。
为了同荷兰保持联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万一联系中断，执行局应自行筹备并召开国际代表会议。
最后，我请列宁同志给荷兰同志写了几句问候话。这封问候信我带到了荷兰。列宁在这封信（用德语写的）中谈了苏维埃国家遭到十四国入侵的艰苦处境，以及党作出的最大的努力。接着，列宁谈到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正在蓬勃壮大；苏维埃制度——世界史上的一大进步——在各处都已成为工人群众的实际口号。列宁在信的末尾写道，不管怎样，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必然要来到。[23]
我没有必要强调，这一次我向伊里奇告别，心头别是一番滋味……
三
1921年春，我回到莫斯科继续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1918年我任航运总监时便深信：外国工人和专家，如果组织在一起去完成某项单独的任务，他们的工作会取得更大的成绩。那时，我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除了其它，还接触到了库兹涅茨克—乌拉尔联合企业的旧有设计，计划中包括开辟水路交通，把这两个经济地区联接起来。总之，令人十分奇怪，沙皇的部委局署的档案库中竟堆了许许多多的计划；这些计划很大，但从来没有实施过，其中某些计划有各种各样的方案，连最微小的细枝末节都设想到了。往昔，谁也不去关心这些计划的落实，一批设计放旧了，再做一批新的，如此周而复始，没有穷期。
1921年我到莫斯科的时候，正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而制订了把某些企业租让给外国资本的计划……成立了租让总委员会，出版了一份大地图，地图上标明了一系列可能租让的企业[24]，其中也有库兹巴斯煤矿区；我作为一个工程师，对它那神话般的宝藏浮想联翩……
1921年，莫斯科除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而外，还召开了工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美国的许多工人，包括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一批人；他们当时希望同共产国际携手。其中有比尔·海伍德[25]和一个叫卡尔韦尔特[26]的人[27]。卡尔韦尔特到莫斯科，也是打算安排美国工人同俄国工人合作。海伍德让我同他碰了头，我们决定在我的提纲的基础上共同行动。
我们起先是通过布哈林向列宁介绍这个计划的。列宁委托路·马尔滕斯[28]工程师（现在是技术百科全书的总编辑）和我们一道进一步研究这些计划，并同当时任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的哥尔布诺夫[29]同志商谈。马尔滕斯同志建议我们只限在乌拉尔一地经营，而且企业应是合作制性质的，利润分成。这一点，我们坚决拒绝了；我们坚持企业应是苏维埃国营企业，内部组织有一定的自由。我们在当时的情势下，担心成立企业时以及在今后的建设过程中遭到官僚主义的干涉，所以要求这个新企业直接隶属于劳动国防委员会（主要是因为列宁是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不得干预。
这个问题几次列入劳动国防委员会的议程；每次，我和我的女翻译兼助手勃朗卡·科伦勃利特同志都被邀列席会议。会议是由列宁主持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当时的领导人波格丹诺夫[30]同志坚决反对这个计划。
冶金工会对我们的计划也有怀疑，但阿尔乔姆[31]同志领导的矿工工会很支持我们。最后，终于通过了列宁的方案：列宁很关心使协议也能让外国工人满意。在这个问题上，列宁不仅是把这项计划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尝试，而且是把它看作是国际团结的实际表现。起初，根据列宁的建议，劳动国防委员会在1921年6月22日决定组织一个考察队，由我领导，到西伯利亚和乌拉尔考察，实地了解条件并制订具体计划。这次考察是在1921年7月和8月进行的。9月间，设计书提交劳动国防委员会；在10月21日的会议上，计划得到批准；然后，在1921年11月22日签订了合同。
我记起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未能通过决定，因为列宁想听听马尔滕斯同志的意见，而马尔滕斯当时却远在乌拉尔。在1922年春天以前，本来就没有多少准备时间了，所以我有些神经过敏，抗议延期。列宁当时叫人给我捎来了一张便条，内容大致如下：“亲爱的鲁特格尔斯同志！别激动，一切都很顺利。我不仅向你保证有某种自由，而且保证有充分的自由。”（这是针对企业内部组织和官僚主义的干涉说的；我们在组织企业时最担心的便是官僚主义的干涉。）
列宁甚至特地派阿尼克斯特[32]同志来叫我们放心并向我们解释：要作出这一类的决定，需耍一定时间的准备。我们的急躁，当然是出于我们错误地过高估计了我们这项计划的重要性，把它置于劳动国防委员会其它宏伟的任务之上。但列宁善于体贴外国工人的心情，并能以同志式的态度把他们引上正路。
除了在劳动国防委员会同列宁见了这几次面而外，有一次是直接在列宁那里正式讨论我们的计划。列宁邀海伍德同志、卡尔韦尔特同志和我去见他[33]。这一次，列宁很少说话，让海伍德和卡尔韦尔特有机会发表他们的看法。他们谈得特别详细。我有些胆怯，因为我担心他们俩以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腔调，张大其词，天花乱坠，以致损害了计划。但是列宁很了解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思想体系，而且，他安排这次讨论自然不是为了谈这个问题的。连很爱夸夸其谈的卡尔韦尔特也未能发挥他的“理论”。列宁想了解具体情况：怎样招募参加企业的人？在哪些阶层中招募？我们同有真才实学的工程师、技术员有没有联系？将吸收美国哪些群众组织的代表参加这项工作？我们打算吸收的美国工人和专家有没有钱（哪怕是少量的钱）作为旅费以及用来支付机器设备？
对这些具体问题的答复，他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在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某些工人阶层是有些钱的；并且，我曾有机会亲身体会到美国工人是多么热爱苏维埃俄国，对它是多么感兴趣。此外，当时看来，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会员有很大一部分还是能够同共产党人合作的。
但是，列宁并没有象海伍德特别是卡尔韦尔特那样抱着过高的希望。这是可以从他相当言简而意赅的意见中清楚地看出来的。他的意见是：在任何情况下，吸收几千名技术熟练、有充分生产经验的工人和专家，对苏俄都必定有好处……
列宁并不满足于在口头上指出参加企业的人必须有熟练的技术。还捉出了要求：在纽约挑选人员时要吸收群众组织的代表参加；列宁又亲自规定了四项条件，每个应募的人都必须个别地对这四项条件签字[34]……
外国工人在列宁参与下开始的创业工作，在这个工程[35]的初创阶段（这是它最艰难的时期之一），对它作出了一份贡献。
列宁认为吸收一批技术熟练、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必定会有好处，这个意见已证明是正确的；目前在苏维埃共和国各地还可以遇见库兹涅茨克煤矿区的老人员，他们在强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体系中享有光荣的地位。
我后来又见过一回列宁，那是他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他那著名的演说以后。当他显然已很劳累、离开会场时，在大克里姆林宫的走廊上同我握了手。这是最后一次的握手。
载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杂志1935年第2—3期第85—98页
[1] 本文是同名文章中直接记叙同弗·伊·列宁会晤的片断。——编者注
[2] 加拉罕，列·米·（1889—1937年）——苏联外交家，1917年七月事件后加入共产党，1918—1920年任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和副外交人民委员。
契切林，格·瓦·（1872—1936年）——苏联国务活动家、杰出的外交家，1918年入党的共产党员。1918—1930年任外交人民委员。——编者注
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加拉罕（Ле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рахан ，1889年1月20日——1937年9月20日），1904年加入孟什维克。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1921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21—1922年任苏俄驻波兰大使。曾两次代表苏俄政府发表致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两政府的宣言。1923年9月率苏俄外交代表团来华，次年与北洋政府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恢复了两国正常外交关系，随后任第一任苏联驻华大使。1926—1934年再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34年任苏联驻土耳其大使。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契切林（Георг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Чичерин，1872年11月24日——1936年7月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是普希金的远亲。大学毕业后在俄国外交部档案处工作。1905年革命期间大力资助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流亡期间参加孟什维克。一战爆发后采取反战立场，逐渐接近布尔什维克。1917年因在英国进行反战宣传，被英国政府拘禁。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用一些英国人质将他换回。1918年初加入布尔什维克，并参加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谈判。托洛茨基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后，由契切林接任，从此活跃于外交界，曾率苏联代表团出席热那亚会议和洛桑会议，签订了《拉巴洛条约》。1930年因病退职。
[3] 卡尔·伯恩哈多维奇·拉狄克（Карл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Радек），真名卡洛尔·索贝尔松（Karol Sobelsohn，1885年10月31日——1939年5月19日），1903年起参加加里西亚、波兰和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参加过1905年革命，并因此被捕和关押过一年。后来在波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编辑部中工作。1912年被波兰党开除，1913年被德国党开除。一战中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曾在外交人民委员会中工作。1919年后担任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19年至1923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重要成员，1927年因此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7年以“间谍罪”被判刑。1939年遇害。1988年恢复名誉。
[4] 莫里斯·希尔奎特（Morris Hillquit，1869年8月1日——1933年10月8日），出身于俄国犹太人家庭。1884年移居美国。1887年加入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9年退党。1901年发起成立美国社会党。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1917年、1932年两次竞选纽约市长。1926年起支持犹太复国主义。1933年逝世。
[5] 阿尔杰农·H·“阿里”·李（Algernon H. "Al" Lee，1873年9月15日——1954年1月5日），1895年加入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Labor Party of America）。1897年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1901年发起成立美国社会党。1909年起在大学任教。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1918—1921年任纽约市议会议员。1934年退党。1936年加入社会民主联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二战期间支持战争。1954年逝世。
[6] 片山潜（Sen Katayama，1859年12月3日—1933年11月5日），早年参与工人运动。1895年建立劳动组合（工会）期成会”，积极筹备创立工会；并创办机关刊物《劳动世界》，由自己担任主笔。1898年2月参加和领导日本铁路系统400多名工人参加的铁路罢工并取得了胜利。之后成立了“日铁矫正会”（工会）。1898年10月和幸德秋水、安部矶雄等11人，以研究社会主义为目的，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1900年1月发展为“社会主义协会”。1901年5月建立日本社会民主党，但当天被勒令解散。1904年参加在欧洲大陆举行的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1906年2月另组日本社会党，自任评议员，但1907年社会党即被取缔。1911年底领导了东京市电车工人大罢工。1911年5月因骏河海员和消防队员等举行罢工而被捕，入狱九个月。1914年流亡美国。1921年到苏俄，1922年7月创立日本共产党。1933年病逝于莫斯科。
[7] 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33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第165—166页。——编者注
[8] 1918年9月27日《真理报》第208号。我的西伯利亚旅行记，载于1929年10月1日荷兰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论坛报》。——编者注
[9] 赫尔曼·哥尔特（Herman Gorter，1864年11月26日——1927年9月15日），荷兰人，出身于牧师家庭。曾学习过古典文学，当过中学教师，写过有关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论文。1896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反对修正主义，支持“群众罢工”，1907年参加《论坛》的编辑工作。1909年被开除，共同创立了左派的社会民主党。1914年反对一战，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1918年共同创建了荷兰共产党。1918年年底在德国，1919年至1920年间成为了德共（斯）极左派的理论领袖。后来当选为共产国际阿姆斯特丹局成员，先后同书记处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生冲突。1920年4月共同创立共工党，撰文回击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11月在莫斯科同共产国际协商共工党的“同情党”地位。1921年4月批评统一共产党的三月行动。1922年同共工党分裂之后，领导共工党埃森派。在比利时旅行期间逝世。死后他的文学作品和诗集得以出版。
[10] 安东·潘涅库克（Anton Pannekoek，1873年1月2日——1960年4月28日），出生于荷兰，在天文学上有很高造诣，1902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党，从1905年开始组织了荷兰社民党内的左翼，并领导“论坛”（Tribune）集团；1909年被开除后，成立了左派社民党。1905年后定居德国，在不来梅住了很多年，在那里培养了很多活动家。一战前曾同考茨基进行过论战。1914年返回荷兰，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1918年创立了荷兰共产党，支持德国的国际共产集团，随后成为德国极左派的理论家。1920年对共工党的纲领产生了很大影响，并成为共工党的理论家。在共工党的一系列危机之后，继续从事科学活动，出版了许多权威著作；并继续在荷兰和其他地方宣传委员会共产主义。
[11] 亨丽爱塔·戈维尔丁·安娜·罗兰·霍尔斯特—范·德·沙尔克（Henriette Goverdine Anna Roland Holst-van der Schalk，1869年12月24日——1952年11月21日），荷兰女作家，社会主义者，著有《森林中的妇女》（1912）和《两个世界之间》（1923）等诗集；曾参加过“论坛”集团，但在“论坛”集团同荷兰社会民主工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层的斗争中采取了调和立场。
[12] 戴维·怀恩科普（David Wijnkoop，1876年3月11日——1941年5月7日），生于阿姆斯特丹一犹太知识分子家庭。早年参加工人运动。1907年代表荷兰社会主义者出席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同年10月，参与创办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左翼机关报《论坛报》，并任主编。1909年，因反对社会民主工党内右翼领导人的机会主义路线，脱离该党。同年创建荷兰社会民主党，任该党主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坚持国际主义立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支持和拥护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荷兰社会民主党改建为荷兰共产党，仍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出席共产国际二大，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后因对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工会等问题决议有不同看法，1926年被开除出荷共。1930年恢复党籍，1935年重新当选为荷共中央委员。1918—1925年和1929年后，均当选为荷兰国会议员。
[13] 彼得·杰尔斯·特鲁尔斯特拉（Pieter Jelles Troelstra，1860年4月20日——1930年5月12日），荷兰诗人、社会主义者。1892年起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4年发起成立荷兰社会民主工党。1897—1901年、1901—1925年任荷兰国会议员。一战期间支持战争。1918年支持德国十一月革命，但其影响力逐渐减弱。1925年脱离政治活动。
[14] 亨德里克斯·休伯图斯·（亨利）·万·科尔（Hendrikus Hubertus（Henri）van Kol，1852年5月23日——1925年8月22日），1871年加入第一国际荷兰支部。1876年赴荷属东印度群岛进行秘密商业活动。1885年发起成立比利时工人党。1894年发起成立荷兰社会民主工党。1898年起是第二国际右派领袖。一战期间支持战争。1897—1909年、1913—1922年、1923—1924年任国会议员。1925年因车祸去世。
[15] 威廉·范·拉维斯泰因（Willem van Ravesteyn，1876年10月15日——1970年6月10日），荷兰作家。早年参加了荷兰社会民主工党。1909年被开除出党，随后参加了荷兰共产党。一战期间支持战争。1916—1925年任《论坛报》主编。1918—1925年任国会议员。1919—1927年任鹿特丹市议会议员。1926年被开除出党。1927年退出政坛。1927—1941年任鹿特丹市立图书馆馆长。1941年退休。
[16] 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Антон Иванович Деникин，1872年12月16日——1947年8月8日），1892年和1899年先后毕业于基辅步兵士官学校和总参学院。1905年参与日俄战争。1914年晋升为基辅地区驻军司令，后前往加里西亚指挥作战。1916年指挥第八集团军发动了对罗马尼亚的进攻。二月革命后出任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最高统帅参谋长、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司令，辅佐三任总司令。在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受到牵连，于1917年9月同科尔尼洛夫一同被捕。十月革命后越狱逃往俄国南部，与科尔尼洛夫等在北高加索组织了一支由一部分黑海舰队、“士官生”、顿河哥萨克、高加索各地区、乌克兰军区白军组成的“志愿军”进行反对俄共（布）的军事行动。1918年4月任“志愿军”司令。同年秋，在协约国扶持下担任“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在其盘踞地区建立地主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统治。他率领白卫军从顿河出发由南方北上，大举进犯莫斯科，并几乎攻占莫斯科，但10—11月被红军击溃。进攻莫斯科失败和北高加索白卫军被粉碎后，率部退入克里米亚半岛，领导地位也被迫交给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1920年开始先后流亡到英国，比利时，法国等地。1940年法国沦陷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美国去世。
[17] 保尔·列维（Paul Levi，1883年3月11日——1930年2月9日），生于黑辛根（Hechingen）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家庭，1906年参加社民党，同年开始当律师。1915年3月参与成立国际派，1915年4月被强征入伍，经绝食抗议后于1916年退役，随后他前往瑞士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活动。十月革命后返回德国，从1918年3月起担任《斯巴达克斯通信》编辑。1918年底参与创立德共，并当选为中央局委员。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牺牲后，列维担任德共中央领导，并在1919年10月的德共二大上将极左派开除出党。1920年率领德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二大。1921年三月行动失败后，因批判盲动主义而被开除出党。随后成立了共产主义社（Kommunistische Arbeitsgemeinschaft），1922年春季随共产主义社参加独立党，同年随独立党返回社民党。1930年在病中自杀。
[18] 爱德华·富克斯（Eduard Fuchs，1870年1月31日——1940年1月26日），德国作家、收藏家、文化学家、历史学家。1886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1888年因散发反对威廉一世的传单被监禁五个月。1901—1914年任《前进报》编辑，猛烈反对修正主义。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1914年退党。1918年加入斯巴达克斯同盟。1919年加入德共（斯）。20年代曾在共产国际西欧局、国际工人援助组织工作。1927年起支持布兰德勒领导的右翼反对派。1928年退党。1929年加入德共（反对派）。纳粹党上台后流亡法国。1940年逝世。
[19]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勃朗斯基（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Полонский，1893年6月17日——1937年10月30日），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任莫斯科五金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参与了莫斯科武装起义。内战期间曾任南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7—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0—1933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兼联共（布）外高加索联邦省委书记。1933—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组织部长兼副铁路人民委员。1937年任副邮电人民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8年平反。
[20] 弗兰茨·克里乔纳（Franz Koritschoner，1892年2月23日——1941年6月9日），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1909年加入青年工人协会。1916年参加了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德会议。1918年领导了1月罢工，同年发起成立奥地利共产党。1918—1925年任奥共中央委员兼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1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年任奥共主席。1929—1934年期间在赤色工会国际工作。1930年加入联共（布）。1934—1936年任国际电信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1936年在大清洗运动中被捕。1940年被引渡到德国。1941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遇害。1956年平反。1991年完全平反。
[21] 卡尔·格律恩贝尔格（Carl Grünberg，1861年2月10日——1940年2月2日），奥地利宪法学家、社会学家。早年担任律师。1894年起在维也纳大学任教，培养了众多学生，包括马克斯·阿德勒、弗里德里希·阿德勒、鲁道夫·希法亭、卡尔·伦纳、奥托·鲍威尔等，被称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之父”。1924—1928年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1928年因中风丧失工作能力。1929年退休。1931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名誉院士。1940年逝世。
[22] 尼古拉·马尔科维奇·柳巴尔斯基（Николай Маркович Люба́рский，1887年？月？日——1938年3月11日），出身于敖德萨一个犹太家庭。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8年起先后流亡比利时、意大利、法国和美国。1917年回国。1918—1919年任苏俄驻瑞士代办。内战期间任俄共（布）中央驻雅罗斯拉夫尔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1919—1920年任共产国际西欧局秘书。1920—1921年化名“尼科利尼”（Niccolini）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意大利社会党代表。1921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代表。1922—1923年任驻蒙古全权代表。1929—1936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农业研究所编辑。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
[23] 见《列宁文稿》第7卷第558页。——编者注
[24] 见《关于租让，人民委员会1920年11月23 日法令，法令正文，租让项目，地图》,1920年莫斯科国家出版社版。——编者注
[25] 威廉·达德利·“大比尔”·海伍德（William Dudley "Big Bill" Haywood，1869年2月4日——1928年5月18日），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1896年加入西部矿工联合会。1903—1904年期间参加了科罗拉多劳工战争。1905年发起成立世界产业工人协会，同年因涉嫌刺杀艾奥瓦州前州长弗兰克·斯坦伯格（Frank Steunenberg）而被捕。1907年无罪释放。1908年加入美国社会党。1912年领导了马萨诸塞州劳伦斯纺织工人罢工。1912—1913年任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1913年退党，同年领导了帕特森丝绸工人罢工。1915—1917年任世界产业工人协会总书记兼财政部长。1917年因反对一战再次被捕。1918年被判处20年徒刑。1921年被驱逐到苏俄，曾担任苏维埃政府劳动顾问。1928年在莫斯科逝世。
[26] 赫伯特·斯坦利·卡尔韦尔特（Herbert Stanley Calvert，1889年4月6日——1981年7月24日），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早年参加了美国社会党。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1921年赴苏俄参加赤色工会国际成立大会，随后参与创立了“库兹巴斯自治工业侨民区”。1922年被派驻到纽约办事处工作。不久脱离政治活动。
[27] 海伍德，威廉（比尔）（1869—1928年）——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美国共产党成立（1919年9月）后不久入党。
卡尔韦尔特，赫伯特——美国工人，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会员。——编者注
[28] 马尔滕斯，路·卡·（1875—1948年）——著名的苏维埃经济工作人员、机器制造利热工学方面的科学家。1893年入党的党员。1927—1941年任技术百科全书总编辑。——编者注
路德维希·卡洛维奇·马尔滕斯（Людвиг Карлович Мартенс，1874年12月20日——1948年10月19日），1895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6年被捕并被判处3年苦役。1899年流亡德国，参加了社会民主党。1916年移居美国工作。二月革命后资助托洛茨基和其他流亡者回国。1919—1921年任苏俄驻美国全权代表。1921年被驱逐出境，随即前往俄国，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1924—1926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副主席。1926年以后曾任列宁格勒柴油机制造研究所所长、莫斯科机电工程学院院长。1941年退休。
[29] 哥尔布诺夫，尼·彼·（1892—1938年）——自1920年起，任人民委员会及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编者注
尼古拉·彼得洛维奇·哥尔布诺夫（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 Горбунов，1892年6月9日——1938年9月7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5—8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闻局局长。1917—1920年任苏俄人民委员会秘书。1918—1919年任苏俄最高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部理事会主席。1919—1920年任第14军政治部部长。1923—1929年任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校长。1928—1932年任苏联化工科学委员会主席。1930—1932年任卡尔波娃化学研究所副所长。1931—1934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1932—1935年任苏联塔吉克—帕米尔探险队队长。1935—1938年任苏联科学院秘书长。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4年平反。
[30]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波格丹诺夫（Пё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Богданов，1882年5月20日——1938年3月15日），1901年起参加学生运动。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6—190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一战期间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任戈梅利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戈梅利市杜马主席兼赤卫队司令。十月革命后任戈梅利革命委员会主席。1919—1925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军事工业理事会主席。1921—192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1929年任北高加索执行委员会主席。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30—1934年任苏美贸易公司（Амто́рг）董事会主席。1935—1937年任俄罗斯联邦第一副地方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31] 阿尔乔姆（谢尔盖耶夫，费·安·）（1883—1921年）——著名的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活动家，1901年入党。——编者注
阿尔乔姆（Артём，1883年7月7日——1921年7月24日），原名费奥多尔·安德烈耶维奇·谢尔盖耶夫（Фёдор Андреевич Сергеев），出身于农民家庭。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5年革命期间领导了哈尔科夫武装起义。1909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10年逃离流放地，后流亡澳大利亚。二月革命后回国。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兼哈尔科夫省委书记。1917年11月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并担任哈尔科夫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1917年12月任乌克兰贸易和工业人民委员。1918—192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内战期间在乌克兰和巴什基尔地区与白军作战。1919—1920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0年3—7月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兼全俄矿工中央理事会主席。1920年7月24日因飞机失事遇难。
[32] 阿布拉姆·莫伊谢耶维奇·阿尼克斯特（Абра́м Моисе́евич А́никст，1887年？月？日——1938年3月19日），1904年加入崩得。1906年起是无政府主义者。1907年流亡德国。1908年流亡法国。1909年流亡瑞士。1912年回到法国，期间继续参加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1917年5月回国，同布尔什维克合作。1918年加入俄共（布）。1919—1922年任副劳动人民委员。1922—1923年任乌拉尔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3—1925年任乌克兰劳动人民委员兼矿工工会中央理事会委员。1925年起在俄罗斯联邦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
[33] 讨论是1921年9月19日举行的。保存有弗·伊·列宁关于这次谈话所作的笔记（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3卷第39页）。
同美国工人自治团代表谈话的详细情形，弗·伊·列宁当天便通知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瓦·弗·古比雪夫（见《列宁文稿》第9卷第414—415页）。——编者注
[34] 见弗·伊·列宁《致瓦·弗·古比雪夫的信和美国赴俄工人保证书草稿（1921年9月22日）》（《列宁文稿》第4卷第119—120页）。——编者注
[35] 指库兹涅茨克工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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