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中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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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学时代

新式学校生活的纪律化——“知识触动了我的心灵”——梁启超的威权——神出鬼没的国文作法——讥讽文字——转学——辛亥革命的意义与性质——毕业——打油诗——毕业以后

　　我在姊丈处读书既有良好的成绩。为什么半年即告终止呢？因为是年下半年，本县新开办一个官立中学堂，姊丈及其介弟和我都前往应考去了。迨榜发后，我们都名落孙山。他们的失败或另有原因，至于我实因国文做得不好，不能侥幸望其取录。我向来作文，是“田横不肯归汉”，“周勃厚重少文”这一类的题目，现在竟遇着一个新学试题，为：“西儒牛顿因苹果坠地而悟地有引力论”。我不知道牛顿是谁，引力是什么。胡乱涂了一篇“上下数千年，纵横九万里，今日之世界，千古未有之世界也”的文拿，自然不合阅卷知县老爷（中学的正监督）的口味了。
　　我们遭此挫折，都愁眉不展。预备再回去读旧书，可巧同寓旅馆的某君与中学副监督有旧，他的消息灵遁，知道学堂将招备取生烤名，劝我们前往应考。姊丈和我从其议。均得取录。但他不满意于备取生的名义，不肯入学，我则求之不得，很高兴地准备前往。其实备取生与正取生没有多大的区别，每年同样缴纳膳宿费十六串（不收学费），不过于书籍用品外，少得一套操衣罢了。我于入堂一学期后，即升为正取生，获得同样的待遇。
　　当我投考县中学时，并没有通知家中，及经取录，便欣然返里，以为在经读书的费用既比私塾为廉，而又能获得一切必需的书籍用品，学习许多新的科目，祖父母必然高兴，乐于接济。不意祖母对于这一点小费竟勒而不予。我遇此阻力，几乎又不能前进；幸父母七挪八扯，勉强凑足半年膳宿费，才得成行。
　　我一入中学，便觉得读书的生活与前迥异，不独上课下课有定时，即吃喝眠起也无不有定时；不独体操功课要立正，报名数，即起床后与就寢前也无不立正，报名数；不独穿衣戴帽要整齐一律，即铺床迭被也无不要整齐一律。总之，这是一种纪律化的生活，与向来的私塾，甚至于书院完全不同。我当时因为好新奇的缘故，非但不以为苦，反感觉浓厚的兴趣。却丝毫没有理会到这种纪律化的新式学校正是应近世纪律化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兴起，它虽裹在尊孔与读经的宽袍里面，并不赤裸裸地专门要求注重科学，换句话来说，它虽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号召，但如果不是西洋的大工业在中国植下了根基，决不会有这样的学堂出现。
　　我在学堂得与数十个活泼矫健的青年同起同作，同游同息，心中甚为愉快。加之我是全室中年龄最小的学生，又善翻铁杆（此技系在姊丈处读书时学习的，我的身体转弱为强全由于此），故大家都乐与我周旋。但历时稍久，同学间互相认识比校清晰深刻，形势便为之一变。凡是正取生都看不起备取生，甚至于还恨备取生，说他们考入学堂是怎样繁难，备取生进来多么容易。而国文优长的学生又看不起其余的同学，并且结成盟兄弟，操纵一切。当时各州县的学堂，还谈不到科学，专以图文为衡量人才的标准：国文好的可以为王，国文不好的必然被人拿着做笑柄。记得县中早已开办的高等小学某生作“毛遂自荐论”，有“毛遂者，勇也，呜呼叹曰，忠也”等语，竟传遍全城学生界，被人当作歌唱，就是一个显例。讲到我自己，既是一个备取生，而国文又常只能得到及格分数，所以初时和我接近的优秀分子渐渐地摆起架子来，不大理我了。
　　我受了这样刺激，便拼死命读书，每晚必至夜半才止，清晨四五点钟又起来开灯继续工作。当时的奋斗情形，正和德国一个十七岁的学生卡尔的诗所说的一样，就是：

　　“知识触动了我的心灵，
　　再也不能使我安宁。
　　轰轰烈烈地工作，
　　只是前趋而不少停。”

　　我的中文根底本来非常浅薄，又常遇着“竞争为文明之起点”一类的题目，更不能得心应手。故此时读书的对象为各种报纸上的论说（常抄录成册）和《饮冰室文集》等等。因此我的目光与思想发生极大的变化。当时像我这样的青年学生崇拜梁启超及其尊师真是达到极点，简直把他们当做圣人看待，所谓“前有孔孟，后有康梁”，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话头。其实梁氏只从一个带着浓厚妥协性的新兴软弱资本主义的文学代表，并且还只是一个文章家，没有多大的真实学问。他的维新的学说全由抄袭日本人的作品而来，乃竟因缘机会，得享大名，操纵全国的舆论垂数十年，这并不是因为他具有天大的本领，而是因为他代表一种新兴的势力，故能睥睨一世，受人尊崇，然其流毒至今，愈加猛烈，因为现今一般投机的作者明目张胆，毫不知羞地抄袭外人的著作，署上自己的名字，实由于他的作俑。
　　不过我们当时确是受了他很大的影响，不仅极力注意国家大事，并且还变成忧时爱国之士。都想发愤为雄。即就我们好取别名一事讲，也可表见一斑，梁启超号任公，我们一位姓余的同学便自称为壬公。此外，如命名为尝胆郎，冒险子，知耻子，杞忧生，断金生，进取生，卧薪樵夫，东溟狂客的，实不计其数。我自己也号移山郎，取义于愚公移山，志趣坚决，不因成败利钝，稍拄初衷。我们这样生气勃勃，立志自强，虽是年少气盛人所常有的表现，然没有梁氏的进取冒险说以及“恫乎，中国民族之不武也！”这类的议论来相鼓舞，不独未必如此兴奋，恐怕一时还难走上这条道路。
　　墙《饮冰室文集》当时还是禁书，学校当局不准学生公开地披阅，并且为防止我们离经叛道起见，特用古文作国文教本。此外，每星期还有八点钟的讲经（《春秋》），都是大圣人微言大义之作，教忠教孝的。
　　除掉国文之外，我最感兴趣的科目是地理与历史。《方舆纪要》浏览颇熟，其中论各地形胜之部，均能背诵。旋又购置一部《御批通鉴》，每日必圈点数十百页，后来更进而读《史记》，《子书》等等，遇有疑难，辄求教于国文教员H先生，先生系清朝举人，学识充足，见我力学不懈，特别乐于指教（同学中以鉴史为课余读物的仅我一人），因此使我的进步愈益加速了。
　　H先生不独为我特别感激的人，并且是我们全班的良导师。他在改文和讲解国文中，必随时随地向我们指出各种作文的方法。有一次他指着两篇文章说道：“你们看呀，‘高手字字飞，低手字字砌’，这不是一个好例子么？作文总要做到天衣无缝，恰到好处。记得从前有一个学生做了一篇文章，先生一字不改，即批道：”两个黄鹂鸣翠柳。”学生看见，初时很高兴，以为这一定是‘音韵铿锵，清脆可听’的意思，但自己不免有点怀疑，拿去请教，先生又批道：“不知说什么东西。”你们作文切不可犯这种毛病。”
　　关于H先生所讲的方法与通常的国文作法，自然没有多少差异，此处不用赘述。唯有一点是他特别注重的，就是：他最喜欢“一针见血”和奇突的文字。他尝说：

　　“作文要做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要使人看过上一段，猜不出下一段是什么，看过上一句，猜不出下一句是什么，才算是最高妙的。例如从前有一个人拿着母亲的像请一位才子作赞，后者即信笔在像上书道：
　　‘这个婆婆不是人。’
　　其子大意失色，急呼道：‘什么？’旋见第二句写的是：
　　‘乃是天上一神明。’
　　这下才把心放下，转惊为喜，但第三句又为：
　　‘生下三儿都做贼，’
　　不觉怒上心头，正待发作时，而第四句却是：
　　‘偷得蟠桃献母亲。’
　　于是乃拍案叫绝，叹为千古奇文，得未曾有。作文要能够这样神出鬼没，变幻莫测，才算是行文妙手。”

　　H先生这样的教授法不独使我们获益不少，而且感觉浓厚的兴趣，可惜一年以后，他因事辞职。我们自失掉这位良好的教师，中间经过两个教员，都很平庸，殊令人感觉不满。最后才由L先生担任斯席，先生的国文根底很好，尤其在改文方面对于我有很大的帮助。他为人精细而有条理，每次发作文改卷。必以优劣为顺序，我的总在前列，且常居首位，因我对于国文下过两年苦工，已能和同学中最优秀的分子并驾齐驱，甚或超过之。L先生常称我为“天真烂漫”，而全体教职员与同学此时也另眼相看了。
　　我在中学虽极用功，然并不像书呆子一样，丝毫不活动。无论校中有什么游戏，或闹什么风潮，总有我的一分。自第一学期后，同学即起而驱逐一个监督（即校长），我就是两次当面举手反对他的一人。有一次我们因要求学校当局节省浮费，发给书籍仪器不遂，竟全体离校入城，住在旅馆里面至少有一星期之久。此时我也积极参加活动，卒获得大胜利。随后我们又用断然的手段，赶走一个办事敷衍的监督。至于和教员或劝学所所长冲突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总之，我们可以算是“洞庭湖的麻雀经过不少的风浪。”
　　此外，我们又好作打油诗，宝塔歌或对联之类嘲弄教职员，这是现今一般中学校所不经见的。从前乾隆皇帝出游，偶然指着一个石像问某翰林，这叫什么，翰林以仲翁对。他便作一首诗道：

　　“翁仲如何号仲翁？
　　只因窗下少夫工；
　　当年锚点为林翰，
　　谪贬河南做判通。”

　　我们的英文教员B先生教生字时，有一次在sink旁边注上“沈溺”二字。YW两生于下课后和我便依照上面一诗，在黑板上写四句平仄不调似通非通的诗骂道：

　　“沉溺如何书沈溺？
　　只因窗下少自习；
　　当年错奉为天子。
　　驱逐回家吃考米。”

　　“考米”系“老米”之误，为我县“粗米饭”的代名词，这几句话旋为下堂上课的国文教员H先生所见，即申斥道：“这是谁写的，‘沈’‘沉’相通，‘沉’且系俗字。你们自己不懂，为什么还要嘲笑人家呢？”
　　我们不过是十五六岁的小孩子，写这四句话时，本来是洋洋得意以为找着B先生的错处了。及听见H先生的话便面红耳亦，自觉没趣。
　　然历时不久，故态复萌，一日，我们又作成一首对联骂两个监学道：

　　“余祖新滥竽三期，辄向汉卿夸手段。
　　康章甫尸位两月，每逢卓斗论功劳。”

　　汉卿系一位拔贡教员的别号，而卓斗则为本校的理发匠，将他们两人的名字这样对列起来，未免恶作剧了。
　　县立中学自从收入我们这一班学生后，即停止招生，同学不过五六十人。每年用款数千元，还常苦经费不足。两年以后，同学转学省内外各校的甚多，残存的人数有限。教育当局于是停办本校，将我们送入正苦学生不足的府立中学，并由县中给予一种津贴，每人每年二十串，以此作为伙食费，还绰绰有余。故我在中学读书，所费无几，不独在府中学时不须花钱，即在县中学，除第一年外，也常是继许多同学之后欠费不缴的。
　　府中学的监督系一个姓魏的知府，他以办学著名，很得上峰的信任。其实内中的教员既没有出色的人物，学生的程度也不比县中学为高，在国文和经学方面且有逊色；因此我们虽换了一个地方，实无所得。
　　入府中学未几，即遇着辛亥革命。岳州距武昌不到三百余里，水陆交通至为便利，故我们得讯最早。当时的学生充满了民族革命的思想，大概都看过《述津宝筏》这一类的小册子，即不然，也知道满清入关后曾惨杀汉人，所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是大家互相传诵的沉痛语句。所以我们高喊着“革命流血，排满自由”的口号。
　　迨武昌起义，学生中一般最活动的分子平日虽未尝与革命党人接触，但为热血所驱使，都跃跃欲试。学校当局因风鹤频惊，莘莘学子都不能安心向学，还恐发生变端，便实行放学。我初时想和几个同学秘密往武昌从军，但因种种困难，不能成行，只好回家。旋得长沙响应的消息，即与姊丈及其介弟同往省城，希望投入学生军。不意该军名额已满，无从插足，只得废然而返，坐待时局的平静，继续我的学业。
　　关于辛亥革命的意义与性质，有许多人至今完全不了解，以为这只是驱逐满清，使汉族重光。恰和明太祖起兵歼灭元朝一样。其他一切文物制度都没有变更，不过把皇帝换成总统，将跪拜改作鞠躬罢了。在实际上，事情决不是这样简单的，今特略为解释如下：
　　辛亥革命和法国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德国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俄国一九○五年的革命一样，是一种资产阶级的革命。中国的商业资本主义起源本来甚早，在春秋时即开始抬头，至战国更盛极一时，结果使秦始皇不得不应时势的要求，废封建为郡县。自此以后，两千年来，商业资本主义虽继续发展，然工业资本主义却是由西洋输入的。
　　一八四○年（即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失败的结果，中国不得不与英国订立五口通商的条约。西洋大工业（即机器工业）的商品遂得正式侵入，而此等“商品的廉价均是一些大炮，将中国的一切城壁都打倒了”。中国受了这种刺激，至一八六○年代机器工业应运而生，最初为军用工业，逐渐进而为官民合办和人民独办的工业，迨甲午之役（一八九四年）大败于日本，更成为新式产业发展的一大冲动力。于是为运输商品所必需的铁路逐渐开始建筑，至一九一二年贯通南北的各主要路线均先后完成。资产阶级的革命在这一年便轰轰烈烈地出现并胜利了。
　　此次革命，虽和一八四八年的德意志革命一样，只有上层的变动，而无下层的改造，然却不能因此否认它为资产阶级的革命。袁世凯出任总统，世人因其为北洋军阀的首领，多认他是封建集团的代表，其实北洋军阀虽保存不少封建残余的遗迹，却是建筑在财政资本（交通系所掌握）上面，不是建筑在“半封建的地主”上面；而袁氏富国强兵和救国救民的口号，也正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口号，不是封建集团的口号。即最近一次革命也是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推倒其他一部分，即金钱贵族（这不过就大体讲，实际情形当然复杂得多，读者不要看得太机械），恰和法兰西的二月革命（一八四八年）是工业资产阶级打倒财政贵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一样。现今各派相争，均以“封建余孽”相丑诋，实则他们虽带有若干封建残余的彩色，都代表——或不得不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如认为“封建余孽”，未免掩蔽了资产阶级的真面目，故特表而出之。
　　现在要回到我的学校生活上去。我在府中学肄业进步远逊于前，这是有许多原因的。第一，我的中文既赶得上一般最优秀的分子，便心满意足，不思进取，所谓无竞争，无进步，就普通情形而论，大概如此。第二，府中学的学风不良，各县的畛域甚深，特别是革命后，迭起风潮，隶籍我县的学校当局与某县的学阀（学董）发生冲突。虽由一位自命为“高矮子”与“老少年”的滑稽教员（他说自己本居矮子之列，但在侪辈中算是“高”的，自己本是一个少年。但因著有胡子，未免“老”了，故有是名）奔走调停，终归无效，致劳我们用武力解决，打得他们头破血流，引起省教育厅的查办。在这种状况之下，实谈不到敬业乐群与安心向学，而我又是风潮中最活动的分子之一，更无暇顾及书本子了。第三，我对于各项功课尚有相当的注意，但于英文一门简直不睬。在一方面，这固然是各州县学校学生所同取的态度，在另一方面，还是由于我自知毕业后无力升学，在中学疲精废神学点英文，终久没有用处，故甘心自暴自弃。当毕业时我不能作一句简单的句子，也记不到五十个生字，英文程度的低劣可想而知；然同学中比不上我的，恐怕还不在少数啦。
　　我们于修业期满考试完毕后，即举行毕业典礼，当时已是民国时代，仪式非常简单。有好些同学似乎因此失望，每于言谈之间总是称羡前清那种隆重的典礼，恨不得民国迟反正两年，使他们得尝一尝从前毕业生的滋味。的确在前清时代不必说中学毕业，就是高等小学毕业，也是富有特别“滋味”的。曾有某君对于一位高小毕业生草成打油诗数首，描写当时的情形惟妙惟肖，今特介绍其咏扫墓与准备见官的两首如下：

　　“破了天荒洋秀才，
　　旗罗鼓伞拜坟堆，
　　八十把儿三眼统，
　　吓得祖宗爬起来。”

　　“缎子鞋儿袜似银，
　　纺绸套裤趁时行，
　　摇摇摆摆纱长褂，
　　预备明朝见太尊。”

　　其实我们的同学于毕业后。也有回去扫墓的，也有准备见官的，也有大请其客借此获得礼物的。他们并刻有两种名片：其一注明某某中学毕业生，预备持此去见知事或大绅士，其一仅书某某中学毕业，作为普通拜访之用。此外大家又想起毕业离校后，没有特别显明的标志，未免埋没了自己的身分，特于一个月以前，由某生画就一个直径二寸多的圆形徽章图样交学校当局制成银章，挂在衣襟上，真是堂哉皇哉！啊，还有报子也是应当连带说及的。这种人因民国没有秀才拔贡等名目，深恐到各同学家去报喜，得不到很多的喜钱，特于最优等毕业的头衔之下加入“准予参与文官考试”八个大字。这样一来，便伴着一些官气了。
　　至于我自己，回家后固然没有扫过墓，也没有请过酒（我家祠堂的头目向人表示，如宴请他们，祠堂当奖钱二十串，但我置之不理），因为我的虚荣心比拽少，雅不愿借此出风头，打秋风，引起有识者的讥笑。
　　当一个学生初入学校时，无不想望早些毕业，及至将近毕业的时候，时常想到毕业以后升学的问题或谋事的问题是如何烦难困苦，前途是如何渺茫，心中不觉冷了半截，恨不得老是不毕业，至少也要延长一，二年。至于依恋师友，不忍别离，尤其余事。这大概是每个学生的心理，也是每个学生必须经历的苦境，而对于我为尢甚，升学么？实在为家境所不许。当我在中学肄业的第二年，祖父母即将父亲和叔父分出，各给田三十亩，令独立门户。父亲与大哥当时犹抽大烟，家用浩繁，旋因大哥患肺病死去，花费更多。至我毕业时，父亲的烟瘾虽已戒除，但家中仅剩田二十亩，已经入不敷出，更无余力来帮助我。谋事么？我的年龄既轻，知识有限，没有出外任事的资格，并且也毫无门径。处此两难之境，真是进退维谷，不知道要怎样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