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加布里埃尔·邦诺·德·马布利 -> 论法制或法律的原则（1776年）

第三章

　　关于私有制的建立。私有制不是使人结成社会的原因。自然界要求人们走向财产公有。

　　我们的哲学家继续说：我已经充分地向您说明了平等的好处，而您的证明平等与财产私有制不能并存的论据又这样令人信服，以致我可以毫不动摇地认为这种不祥的私有制是财产和地位的不平等的起因，从而也是我们的一切罪恶的基本原因。柏拉图打算从他的共和国驱逐出去的诗人，比立法者和大多数哲学家更清楚地了解人们内心的感情的起源和发展。他们把没有私有制的幸福时期叫做黄金时代，他们明白“你的”和“我的”之别是引起一切恶习的原因。

　　真是不幸，听信哲学家的话的人，一个跟着一个经常重复说：没有财产就不可能有社会！人们真是为了保证自己享用财产而创造法律及其维护者的吗？人们所以互相接近，是因为他们赋有社会品质，是因为他们的需要号召他们互助和彼此服务。他们建立了国家政权，并以各种方法去关怀它，比如惩治罪行和复仇，清除一些私人的不公正行为，因为这些人的感情急躁，没有耐性，容易发怒，好嫉恨和报复，不能经常听从自己理性的忠告，往往滥用自己的权利去惩治敌人和复仇。当然，在人口增加和由渔猎得来的自然产品不足以满足居民需要的时候，就形成了社会。在这种情况下，人为什么会想到种地呢？只有生活需要在迫使我们工作。当时，土地没有任何价值和作用；根据史料，我们可以判断各族人民的起源，他们最初显然都是游牧部族。他们怎么能够有财产呢？既然社会在形成的时候没有私有财产，那么，为什么后来没有私有财产社会就不能存在呢？

　　当人口增加，人们终于感到必须有常住的房屋和耕田种地的时候，分割财产和建立财产私有权会是人们的最初的思想吗？我们在制定一种新制度时，头脑往往还受一切习惯的思想支配。因此，应当想到我们的祖先，为了生存得更舒服而不得不工作，并为共同的劳动而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正如他们在组织国家政权时已经联合起来那样。他们共同工作，共同收获庄稼。您可以看到，自然界多么明智地准备了一切条件来引导我们实行财产公有，制止我们坠入建立私有制的深渊。谈到我自己，我可以承认，我并不认为这种公有是无法实现的幻想，可是我很难猜想，人们是怎样建立起所有制的。我对此只有一个推测，可是它没有完全使我满意。如果我不害怕对祖先不敬，我一定要责备他们犯下了这种几乎是不可能有的错误。

　　我在旁边一直沉默到现在，但是，我觉得最后几句话十分奇妙，使我不能不打断我们的哲学家的话。我说：我很奇怪，没有使我感到一点搅扰的问题却使您感到搅扰。我们的祖先果真有过错吗？我们祖先必须克服和使他们有罪恶的巨大障碍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人们具有一种喜欢办蠢事的习性。我们藏在心里的贪婪和虚荣的欲念，不喜欢财产公有。只用这一点不就能说明上述的习性吗？如果这两种欲念在激起财产欲之前不如现在这样强烈，那么，它们最后也一定会使我们产生一种力量，以取得它们所需要的一切；如果我们的祖先没有犯下您所指责的错误，那么，这就出现了什么奇迹。

　　我们的哲学家回答我：如果自然界在创造人的时候，也像它赋予人以怜悯、愤怒、感恩和友爱等等情感一样，使人具有贪婪和虚荣的心理，那么，您的话就是对的。但是，自然界希望人们幸福，所以它不赋予人们以最能促使他们不幸的这两种欲念是合理的。虚荣和贪婪不是不平等的母亲——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而是不平等的女儿。为了论证在造物之初并没有这两种欲念，以及证明它们是私有制的结果，而不是先于私有制就存在的，只指出下述情况就可以了：在私有制建立之前，人们的财富只是一些很容易腐烂的果实，所以收集或栽培数量上超过所需要的果实是没有益处的。既然还没有财产，就不可能有贪婪。但是，私有制刚一出现，就在人们的心里播下了这种有害欲念的种子。公民对待他所耕种的土地的态度，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了；他们忘记了公益，气量逐渐变得狭窄起来。出售自家消费不了的产品的商业开始出现。剩余的产品已经不是没有用处的东西，因为可以用它去进行交换。需要增加了，人们开始感到财富的好处。由此产生了贪婪的心理。贪婪发展得很快，日新月异地想出满足自己要求的新手段。

　　虚荣的发展经过也是这样。我知道，有一些哲学家认为，我们生下来就是彼此敌对的，人从开始呼吸起，就想发动战争，制造不和，互相奴役。我不想去多反驳这种荒谬的哲学，只打算提问一下：认为自然界给我们创造了只有靠损害别人才能得到幸福的环境的这个假定是不是正确呢？难道不是人人都对我们说：关心保全自己的感情一开始就完全控制了我们吗？为什么人们希望能够思维的人在冒战争的危险的时候不期望从其中得到好处呢？如果打算叫我相信在社会成立以前人们就是好虚荣的，那就应当向我证明这种欲念可以给人们带来什么好处，并要说服我相信下述推断不是不合理的：除了平等、自由和独立的思想以外没有其他思想的人，似乎不能产生统治、奴役和暴虐的念头。

　　如果认为在社会成立以前就有虚荣心，那么，更可以有某种理由说：以发号施令自满和执法自傲的公务人员，要沉湎于虚荣。但是我要承认，我很难相信这一点。这种虚荣心理怎么能与私有制建立以前的平等习惯相容呢？您可以看到，在一切有史可考的民族那里，贪婪总是先于虚荣就存在的。民族越穷，就越不倾向虚荣思想和暴政。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穷人中间建立使公民毫不害怕公务人员的权势的行政制度是无比容易的；如果公务人员不一心一意地去做个淳朴的执法者，他们就会被人看成狂人。在这种状况下，向一切公民灌输爱公益的思想是最容易的事情；这种美德可以压制虚荣，只会引起竞赛和爱名誉的心理。虚荣以私有财产为前提。在追求虚荣的人出现以前，一定已经出现了享有特权的富人，他们的财产和地位同时就是羡慕和崇敬的对象。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一个人有什么值得感到虚荣的呢？人们究竟为什么决定去做那些为保证满足虚荣所必要的不公正和暴力行为，同时败坏和损害自己的大部分社会品质呢？

　　大概，在私有制还没有建立的时候，最容易使人履行义务，因为那时候最容易关怀人们的需要和满足他们的需要。据我推想，那时的公民分成小组，其中力量较强的人去耕地，其他的人从事社会所不能缺少的简单手工业。我认为到处都设有保管共和国财物的公共仓库；而公务人员，即使他们是国家的缔造者，也除了维持道德和向各户居民分配必需品以外，别无其他职权。

　　看来，这个黄金时代的幸福是被懒惰破坏的。或许有一些比他人懒散而少活动的人，只靠公共的劳动果实生存，懒得和不诚心为社会服务。他们的闲散无为（也和其他恶习一样）没有被制止，于是就发展起来。懒惰的人变成了同胞的负担，引起了他们的不满，从而导致共和国瓦解。如果这些推断还不能使您满意，我可以把最初的一些纠纷事件归因于公务人员的不公正，他们在分配食品或其他必需品时把好的留给自己，或偏袒了自己的亲戚或朋友。不管造成这场有害革命的最初不满情绪是什么——我们的哲学家拉着我的一只手，补充说——您是不是认为无法消除这种不满呢？当时，欲念的顽固性和力量还不如后来这样大。要想清除懒惰现象，只有鼓励公民从事劳动，颁布刺激他们的自然本能的法律，这种本能命令他们争取他人的尊重和畏惧他人的轻视。为了不使认为给无益于社会的人工作是坏事的勤劳者抱怨，只要颂扬他们的功绩就可以了；人们因此可以把他们看成是善人和国父。如果罪恶的起源在于公务人员分配食品时不公正地偏袒了一部分人，那么，可以轻而易举地要求他们公正地办事。我们的祖先在施政过程中提出了数千种越来越简化的方法，而且它们都能同样地维持秩序。谈论这些方法是没有用处的，而想象这些方法也不困难，因为许多民族不管它们的欲念发作，都发现了给公务人员规定办事规则和使他们服从法律的秘密。

　　人们陷于愤怒、愤懑和复仇的感情，是缺少思虑的事。最勤劳的人们说，因为现在我们不能依靠土地的自然果实生存，我们双手的劳动是社会所必需的，所以最合理的是：使每个公民都同样参加劳动。只有一种消灭懒惰和惩治懒人的方法，即规定从今以后，土地的产品只归耕者所有，即只归那些所谓赋给土地以新的存在的人们所有。我们无法指望公务人员在分配食品的时候遵守我们所希望的公正不偏的原则。为了阻止我们所抱怨的罪恶继续发展，我们为什么不公布一项法律，规定每个人的劳动所得的收成都归己有呢？我们要平分土地；生活需要是一切法律中最有力量的法律，它可驱逐懒惰，产生力量、刚毅和勤劳；我们的执政者就将免除他们所不能完成的工作。人们没有看到自己所掘的深渊，而制定了分割土地这一有害的法律。

　　您打算用自己的诗一般的幻想来说服我吗？——英国先生开玩笑地说——您的这幅黄金时代的图画，只缺少几条流在平原上的牛奶河；如果您没有向我证明轻视严格的自然规律必然受到惩罚，我就不会因为我们被迫由黄金时代转入白银时代而伤心。如果我对您说，人可以有一点贪心，以推动他们行动，那么，您会回答我说，他们会不知不觉地把这种贪心发展到极点，我恐怕要说，您说得对。不管怎样，财产公有必然使社会发生某种衰退。那是怎样的麻痹！您担心懒惰这种最温和的欲念不会引起你们公民的不安，您是完全对的。他们为什么要去工作呢？谁也不会热心地去种地，土地在没有被财产利益激发起来的人们的手里，只会得到很少的收成，因为谁也不会像为自己那样热心地去为他人工作。为了按照您的原则去治理，必然缩到极小限度的社会将会出现一片什么可悲的情景呢？如果公务人员的唯一关心事项是征收土地产品、走访手工业作坊和忧郁不乐地分配衣食，那么，他们的工作可太无聊了。最后，如果不是所有的人都处于这种状态，那么，您不会预料到顽固地不想改变自己处境的人们，不久会被由于贪婪、虚荣而成为可怕的某些强邻所侵占吗？

　　阁下——我们的哲学家回答——如果人人都不需要财产，而且悲欢不以财产为转移，那么，请您相信财产公有不会使他们陷于您所害怕的麻痹状态。我不能设想，为了把田地种好，人们就得贪婪和吝啬。您的反对意见，对我说来并不新鲜，因为早就有人向我提过好几百次这种意见，我也好几百次地提醒过我的论敌：既然您不明确了解遵循自然界规则的人与远远离开自然界规则的人之间的差别，我们就几乎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不知道出于什么奇怪的谬见，他们把我们从教育中得到的情感与我们的自然情感混淆起来。我们的心灵从童年时代起就接受长辈的谬见和欲念，而且只有这些东西在刺激我们的活动，所以我们养成一种习惯，把它们不合理地看成是自然本能。现在，我们能够用一切恶习来代替一切可以使我们兴奋和活跃的东西；而那些曾经起过发动作用和吸引我们黄金时代的公民注意的动因，使我们仍然无所作为。现在，我们用卑下的利益的秤来衡量一切；我们的悲欢以我们的得失为转移，但是没有贪心的人，却有别种悲欢的源泉。

　　您可能说，谁也不会像为自己那样努力地为他人工作；这是任何时候都驳不倒的真理。但是，谁向您说过一个收成超过自己和家庭需要的勤劳不倦的农夫不是为自己而工作的？阁下，如果法律能够嘉奖和表扬他的劳动，他会真正为自己而工作。即使在我们的道德已经十分颓废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些人能够博得同胞对他的尊敬，从良心上感到自慰，认为献身于公益就是为了自己的福利而工作。为什么财产公有就不能创造英雄呢？我们都十分喜爱活动和勤劳；我们在适应自然界的意图时，有义务这样做，以便不被他人轻视，并体会他人的尊敬给自己带来的快乐。阁下，请您放心。但是，如果我被迫承认在实行财产公有后，收成还不如使若干地区荒废的所有制时丰富，您会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我认为，对于人类来说，即使为善不多，也比追求多量果实为佳——这种想法未必不合理性。有人问我说：人口将会怎样呢？我回答说：与其叫地球上住着无数的过野蛮和贫困生活的不幸者和奴隶，倒不如只有一百万幸福的人生活。但是我要补充一点：如果人们始终不曾建立私有制，土地会被人们种得最好，住满最多的居民。难道幸福不能促进人口增加吗？到那时候，不会再有消灭自己的居民的政府。

　　您向我说过，必然要把户数限制到不大范围内的社会岂不将会呈现一幅可悲的图景？我也可以问您：难道那些相互联系很差的各部分互相冲突、彼此摩擦和不能形成正确活动的机体的幅员广大的国家就是一幅愉快的图景吗？这时，一部分公民因贫困而变得迟钝，而另一部分居民则因富裕而变得糊涂。人人都在日趋衰弱，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最后灭亡。人们只能做一些为时很短的忙乱的事情；他们希望试一试自己的力量，可是感到自己软弱，最后，长期的衰落预兆着永远的灭亡。自然界在赋予我们如此无力的知识以后，还严格限制我们的注意力和警惕性，难道它没有教导我们，我们完全不是注定来建立大帝国的？阁下，请您原谅人数尽管很少的善良和幸福的人，在哲学家的眼里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事物。我认为这种大型社会是可笑的社会，它们一贯犯错误，没有学到任何经验，经常希望医治自己的病患，但却做着只能加剧病患的事情。

　　您可能说，对于公务人员来说，检查每个公民履行交给他的工作的情况，把土地产品和其他家庭必需品收集在仓库里，保管并平均地分配出去，这算得了什么工作呢！实际上，没有比把公务人员变成监工、土地管理员或房主更庸俗无聊的事情了；毫无疑问，有很多理由不让我们的公务人员负担这些无聊的工作，而把他们的职务高尚化——使他们必须不做任何这种庸俗的工作。当然，您可以说，贿选国会议员、研究每个人的价格并按他们所值的价格出钱的公务人员，具备有理性的人所崇拜的一切才能！供给别人吃穿，真是荒唐的事情！最好是虚报破产或玩弄奇妙的骗术来掠夺公民，并靠这样来给自己取得快乐。您看，才智表现在怎样幸福的妙想里。阁下，请您原谅，我这些都是过火的笑谈。我也要郑重地问您：在公务人员的工作中，有比关怀居民饮食还值得重视的工作吗？为了使我们每天需要的这种似乎可以轻视的食物不成为纠纷和不睦的原因，必须关心饮食工作。

　　最后，认为在财产公有的条件下，公务人员的职能似乎只应限于分配衣食之类的简单工作是不对的。显然，在人们中曾发生不睦，为了消除这种不睦，我们不得不建立国家政权、法律和政府。于是，我们的社会品质开始与某种恶习接近：怜悯与软弱、竞赛与羡慕、享乐与淫欲、自豪与吹嘘、爱休息与好懒惰等等接近。我们总好产生谬见，为各种诡计所包围，所以经常需要法律来保护我们。难道时时注意遵守法律、听取我们的要求以便作出更有利于我们的规定或取消失慎和仓促定出的法令的公务人员能够考虑—些琐碎小事吗？在最不显著的罪恶行为中，必然藏着较大罪恶的根源，要在它得到发展以前就消除掉。既然要用法律来支持我们的已经动摇的理性和脆弱的道德，那么请您相信，公务人员始终要有重要的工作。即使他们都变成了我们同胞的管家人，您又有什么可惜的呢？如果社会组织得十分合理，它的公务人员不必终日操劳，不会发生任何不安，难道能说这是很大的不幸吗？假如在大国里，公民被他们所憎恨的法律所束缚，利用本国政府的强大去做坏事，麻痹政府的警惕性，最后把自己的一切恶习都传给政府，难道您更喜欢这种国家吗？

　　我不明白，没有脱离我认为可怜的原始状态的社会为什么一定要遭到得以早日脱离这种状态的相邻部族的侵占呢？为了使您安心，我给您引一段柏拉图的话，请看，苏格拉底是怎样反驳您对我提的异议的。他对哀地孟德说：“请您不要为我的共和国担忧，由幸福的人们组成的穷人军队是不可战胜的；它能打败数量多于它一两倍的富人军队。难道经验没有告诉我们，沉着的战士总是可以战胜散漫的战士吗？我们不是孤立无援的，我们可以向邻国呼吁，告诉它们，我们既不要金银，也不要胜利，如果它能帮助我们战胜我们的敌人，我们将把得自敌人的财物都送给他们。他又说，难道您不认为这类建议将被拒绝，他们宁愿去责难那些贫穷而刚毅的一伙而不去与他们联合起来去反对那富足而享乐的一群人吗？”阁下，凡是不因败坏心灵的贪婪而把金钱视为战争与和平的神经的人，都是这样认为的。如果苏格拉底不得不在没有勇气、纪律和道德的国家里说这番话，他也要继续这样认为；而且希腊并没有忘记波斯王薛西斯率领全部大军在攻打拉栖第蒙和雅典的城市时遭到失败。

　　最后，您所害怕的你们邻人的虚荣、胜利和军队，只会使你们的公务人员提高责任感；他们一方面关心怎样成功地击退某些跃跃欲试的和怀有野心的部族的侮辱和进攻，另一方面又加强您所轻视的烦琐的经济工作。阁下，你们的法律是很伟大的；你们的制度能使你们的所有公民都成为英雄；他们将由米太亚得、地米斯托克利、李奥倪达这样的统帅来指挥。即使没有像莱喀古士这样的立法者，新的共和国也会比拉栖第蒙美好，因为它的治国原则与自然界的意图毫不悖谬。如果我认为良好的政府和明智的法律是使国家不受敌人侵略的最好保障，这难道能说我错了吗？欧洲啊，如果您能够知道您创造了一些缺德的公民，并感到不能期待他们做出伟大的事业，您不觉得羞耻吗！请您研究一下那样多的民族为什么衰亡了，从历史上可以找到这种原因；您会看到，衰亡的罪过完全不在于他们的军队太少，也不在于他们的贫穷，而在于他们的政府有某种缺陷。难道斯巴达的灭亡是由于它只有三万士兵，完全没有黄金和大片领土，而不是由于它不再按照它的立法者的规定去生活而来的吗？当您想起罗马人在他们要去征服世界的时候是多么衰弱；而在我们的古代同胞几次使罗马人衰微的时候，他们又是多么强大，是怎样的伟大；你一定想相信国家的财富一点也不像现在的政策所认为的那样重要。

　　重邻轻己是冒失行为，只要您不模仿他们的狂妄，他们不明智，对于您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们希望得到可靠的盟友，没有可怕的敌人，你们就尊重自己的公正、贫穷、节制、恒心和勇敢吧！现在我要问您，财产公有的共和国愿意奉行以财富自傲的国家的政策吗？这些国家由于富有，能够为了保护自己而只武装一群可怜的败类。现在，哪里有能以三万斯巴达人防御敌人的国王呢？可见，小小的斯巴达岂不是比现在的最可怕的君主还强大得多吗？如果我们现在的一些薛西斯在任何事情方面还不如以前的薛西斯，那么，他们到处都会遇到萨拉密斯岛、布拉的城和密卡勒角。

　　我不害怕财产公有会使公民不关心国家的命运。人们越不忙于自己的财富、豪华和享受，就越能关怀公益；他们似乎可以忘记自己，而只爱护法律，因为经验证明这一点，而理性又证明经验。如果我没有任何财产，并由政府得到我所需要的一切，那么，您会相信我将爱自己的祖国，因为我的一切都有赖于国家。我们不要自己产生错觉，以为财产把我们分成了两个阶级：富人阶级和穷人阶级。富人阶级向来重视自己的财产，轻视国家的财产；穷人阶级绝不会爱护使他们不幸的政府和法律。我们共和国的公民将会拿自己的状况与企图奴役自己的敌人的状况比较；他们为自己的平等自豪，热心保护自己的自由，并且相信被异族统治时将会失去一切，而他们的失望将会为他们的一切美德增添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