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加布里埃尔·邦诺·德·马布利 -> 论法制或法律的原则（1776年）

第四章

　　恢复已被破坏的平等时所面临的不可克服障碍。在我们所处的事物秩序下，立法者应当慎重地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去反对贪婪和虚荣。

　　“这一切我完全明白”——英国先生忧郁不快地说——“您是迫使我为欧洲而战栗。我希望跟您谈一谈法律，并向您请教，什么法律能够使我们幸福；我怕您只向我们证明我们处在无法自拔的深渊。在多少世纪以来周而复始地出现这一连串的蠢事和恶习之后，政治怎么能够纠正这些错误呢？我知道，您对自己的原则是不会动摇的。您决心要恢复平等，并仿效柏拉图的办法，用财产公有来巩固这种平等……”

　　“请您不要怀疑”——我们的哲学家激烈地反驳说——“如果我能够粉碎使我们的理性误入歧途的偏见，如果我能够从我们的心里把奴役心灵的强有力欲念清除，我就一分钟也不会在使人们回到完全平等的事业面前动摇。如果我有可能，我就对你们颁布比柏拉图的法律还严格的法律；顺便提一下，这是因为我不满意这位打算向我们指出完美的共和国图景的哲学家，由于不敢对普通公民实行他认为应当对统治者实行的政策，而在自己的思想方面遭到失败。不错，他曾经想过，为了使公务人员和士兵都能完美到他所希望的地步，就应当叫他们不为贪婪和欲念所迷惑，从而不应当使他有任何财产，并由社会来供养他们。他甚至害怕家庭利益或血缘关系使他们玩忽职守，于是把自己的明智和慎重发展到极端，而为他们规定共妻制度。我想，这是我们的淫荡生活可能援引的唯一法律。

　　如果柏拉图在为公务人员和士兵创造这种环境的时候，指望这种环境能产生若干优点，那么，他为什么不在所有公民中实行财产公有制度呢？这对他说来并不更难。我知道，他在一个地方说过，为了判断共和国的幸福，只观察国家的执政者和保卫者的性格与才能就可以了。但是，我认为可以问他：为了判断公务人员和士兵的性格与才能，应否考察公民的道德呢？柏拉图希望他认为应当管理国家的哲学家们应为国务操劳，希望他们响应同胞要求治理的号召。至于我自己，则希望具有私有财产所产生的各种欲念的人厌烦柏拉图费了很大力气从其执政者和兵士身上收集来的美德。柏拉图自己承认，他的共和国将遭到其他国家所遭到的命运，经过多次骚乱之后，他的聪明睿智的哲学家们将会举行起义，反对国家，相互间商议分配土地，把其余公民变成奴隶。柏拉图在寻找这个宿命的衰败的原因时，使用了相信命理的占星术，我对这种占星术没有深刻研究。但是，不要把罪过归咎于星宿，也不要认为在发生某一革命之后星宿就不能再创造可以研究哲学的人了，而应当问一问把柏拉图的公民在分得财产后产生的和不知不觉熏染了执政者与士兵的恶习归咎于这种恶习是不是更容易和更合理呢？有财产的人将要重视财富，养成由于富裕而产生的恶习，并轻视依靠社会生活的哲学家，这难道还不是很明显的事吗？人们在供给他们以朴素的生活时，将会认为人们给他们所做的事情太多了。他们把哲学家看成是共和国的沉重而累赘的负担；他们将认为哲学家是佣工，他们不仅不应当服从于哲学家，反而应当要求哲学家温和谦逊。把自己的时间用于英明策划的执政者越能严格地在为政过程中遵守英明策划的规则，还没有达到这种高的思辨的人民就越要认为他们不会感到公正和必要的严格法律是空想。也像对公务人员那样对普通公民建立财产公有制度后，本可以轻易地建成自己能够得到永久生存所必要的一切资料的共和国。但是，柏拉图忽视了这一重点，所以在他的公民的心里，一定要出现各种欲念。尽管这些欲念在初生的时候是胆怯的，但它们却一心要消灭反对自己的法律，并取得势力。它们给人们造成了意见分歧、纠纷和动乱；被大量的舆论和习俗所迷惑（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公务人员一感到自己的哲学不能战胜公民的恶习时，他们的警惕性就会减弱。他们本身虽然没有受到星宿的影响，但要开始厌恶自己的美德，后来又开始习惯于恶习，甚至爱起恶习来（至此需要很长时间吗？），而国家不久就要灭亡。

　　我们现在不谈柏拉图；阁下，请您不要吃惊，我想建立一个比柏拉图的共和国还要完美的共和国，可是我没有建筑这所房屋的材料。如果我要建议高等阶级的公民放弃自己的特权，与国内的下等阶级融合，您以为他们会怎样对待我的建议呢？显贵们的愤懑的虚荣，是他们的唯一重要的欲念。我可以作出判断，并得到证明；但我的判断将是无用的，我的证明也将白费力气。我本来建议他们享受幸福，但人们轻视幸福，并准备为保卫尊严而牺牲，他们常常为此累得精疲力竭，但一直有人为此而努力。如果这次失败没有使我灰心，我又想以重新分配财产的办法来恢复平等，并认为纠正吝啬比纠正虚荣容易，那么毫无疑问，我将被人称为疯人，而且不久就得承认贪婪并不比虚荣容易克服。有人说，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欲念；但是请您相信，他们其实都有两个势均力敌、同样牢固和结成永久同盟的欲念。您是富人吗？您希望也成为显贵。您是显贵吗？您希望也成为富人。您是又富又贵吗？您希望更富和更贵。

　　阁下，我甚至可以对您说，还有一桩更令人难解的事情。即使辞令和证明的力量——请您原谅我提出一个可笑的假定——能够创造奇迹，并可以迫使显贵和富人同意与他们所轻视的人完全平等，我也不能知道不富不贵的人是否同意如此，或者他们能否至少怀有适应新环境的情感。这完全不是笑谈，因为在几乎整个欧洲，他们一直处在卑贱和贫困的地位，以致不愿意与显贵和富人为伍，或因此感到耻辱，而在跟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又必然感到受窘不安。有些卑贱的人甘心承认自己低微，一接近地位较高的人就感到荣幸，以致能够不惜任何代价，以卑躬屈节去换取为他们效劳和得到他们偶然垂青的荣誉，您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人吧？在人们当中，常有厚颜无耻的行为出现，而且完全缺乏平等原则。我已经指出过好几百次，甚至以自己的见解公正和有力自豪的人，也往往被伟大和富贵的光辉所迷惑，并且无意之中又回到他们按照命运的意志去生活的状态。

　　当显贵们希望不贵的人丧失自己的尊严的时候，他们是对的。每个国家在建立的时候都有能够促进平等的法律；但到后来，所有的国家都在公民之间建立了侮辱性的差别，并使某些公民享有了特权。虽然富贵和名衔最初并不是很大的，但它们毕竟能够使大多数人服从于自己：富贵和名衔有多么大的权力呀！请您想一想，罗马的平民用去了多少时间去解决与贵族共同治国的问题。但是，那时候的人民还没有像现在差不多整个欧洲的人民这样要求他人重视自己的习惯。塔尔克维尼乌斯的被逐出境，鼓舞了人民更加爱惜自由；人民热望自己只服从于法律；他们支援了能够振奋他们感情的持久而顽强的战争。这些不幸的平民在想到且不说去贬低显贵，而只是保卫自己之前，由于显贵们对他们的虐待能得到什么呢？最后，被显贵的暴政折磨的人民前往圣山。他们本来有足够的力量去消灭自己的敌人，至少去恢复法律所给予他们的平等，但是，由于对敌人怀有某种崇敬，而没有进行复仇，并因为自身不再受压迫，而满足了他们的虚荣心。受托保卫人民安全的公务人员，没有什么与人民不同的地方，他们应当打开元老院的大门，谦逊地接待人民。这些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和希望提高本阶层的身价以巩固自己的政权的执政官们，要想使平民们认识平等原则有什么困难呢？即使群众有时集合在公共场所骚动，即使他们高声控诉，即使他们似乎要夺取政权，都不必害怕！盲目而模糊的本能、习惯的恶果和某种羞怯心理，抑制了平民的行动，并且不知不觉地这种本能把他们的骚动平息下去。应当使他们逐渐地习惯于人们希望具有的虚荣，而如果突然有一天他们得到了与贵族共享手执棍束的权利，也得过两个世纪以后才敢享受这份荣誉。

　　各国人民的历史都证明我的论断是对的；阁下，贵国的历史也证明这一点。你们的清教徒领袖希望在王国和你们所习惯的祖国的废墟上建立真正的共和国，但遭到了人民的不可克服的反抗！他们认为起义是合法的，拿起武器去消灭营私舞弊，但不能下定决心改变国家管理的基础。在一些似乎能够给你们的民族输入新的精神，并给它制定新的法律的事件发生之后，你们仍然原封未动。为了恢复平等秩序，人人都有责任，但谁也不敢与地位比他高的人讲平等，于是你们又习惯地去求助大宪章。人类的智慧和心灵所经过的道路就是这样。立法者根据什么标志来判断人民还能否适应自然界的意图，以享受自然界给予他们的平等的幸福呢？当人们的性情谦逊到穷人安于贫穷、富人不认为财富有任何好处的时候，当美德比名衔和财富更受尊重和有用的时候，当按照勤恳廉洁的标准授予官衔的时候，人民才能够享受平等。

　　您知道，我对你们没有抱很大希望。如果你们想奠定完美的共和国的基础，那么我建议你们”——我们的哲学家笑着补充说——“到美洲和非洲的大森林里去找自己的公民。这些地方的不幸野人完全没有知识，还不会种地，不会饲养家畜，没有常住的居所，今天不想明天的需要。他们经常不能相信自己的命运，经常苦于不能解除饥饿和得到休息，经常忙于打猎或捕鱼，所以没有时间去考虑如何摆脱贫困的问题。但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他们的一切精神活动呢？他们的恶习和偏见不会像我们的那样，使他们奢侈豪华、娇生惯养、安逸享乐、追求虚名、羡慕虚荣和贪心不足。我们能够建议他们实行什么样的超过他们力量的改革和制度呢？

　　迫使这些野人从事有益的手工业，比叫我们放弃多余而没有用处的行业容易。我认为在他们的这种处于萌芽状态的社会里有最完美的平等。这种平等不容许部族酋长和家长之间存在任何差别。一个人成为酋长，是因为他比别人勇敢；而如果有人超过了他，他便不再是酋长了。这些种植木薯的人民，还没有用渠道、篱笆或田界把自己的田地分开；他们的妇女种田，共同耕地、播种和收获。他们的成年男子虽然不必依法把狩猎来的东西分给村中的居民，但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的话，则必然遭到别人的耻笑，说他们自私。他们十分好客，在招待过路人时，可以毫不考虑地用掉他们所有的一切。甚至有人说，在美洲的佛罗里达地方，某些种植玉蜀黍或木薯的部落，把收获物都送入公共粮仓，每个家庭都按照规定的制度从粮仓领取所需的食物，而不贪图多要。这是多么难得的建立财产公有制的爱好呀！在俄亥俄河或密西西比河两岸，就是柏拉图能建立起他的共和国的地方。可是十分遗憾，当我们把自己的恶习和偏见传给这些人民的时候，竟以为是给他们带去了文明哩！”

　　说实在的——英国先生向我们的哲学家说——“我也跟您一样，对欧洲的改革很感失望。但是，当我想到命运的变化无常，特别是我们思想的波动和幻变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能够做到一切，但有时某一件小事就足以使我们陷入似乎离我们最远的极端。我不想说您不会知道某一地区将来怎样建立您不敢再指望的平等和财产公有。您可以记得，在查理一世统治时期的一些使我们很兴奋的动乱中，出现过一位狂信者，他除了发表宗教的狂想以外，还发表了最明智的道德思想。这个人没有受过教育，是一个普通的手艺人，但有其独特的辩才，有很强的想象力，相信自己经常与上帝来往。他宣传和平和爱他人的思想，并把您的政治平等当作自己的宗教的教义。不久，他就拥有了大量的信徒。这些信徒认为自己也是像他们师傅那样的预言家，轻视世间的福利，以大公无私为怀。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进行最严格的克制；他们不希望尊重任何人，无论是地位高的，或是地位低的；他们不向国王致敬，用‘你’来称呼国王，就像称呼城市的下等脚夫一样。

　　如果给这些热心家一个海岛——要知道，有一位皇帝也曾想给柏拉图的信徒们一个海岛，叫他们在上面建立他们的导师所设计的共和国——我毫不怀疑他们可以恢复财产公有制度。除了严格遵守自己的最初教义的教友会士所建立的，并被他们称为东卡尔或敦普列尔的爱弗拉特城以外，还需要找其他证明吗？一切东西都属于这个幸福城市的全体居民。他们不知道财产、富贵、名位和官衔是什么，一句话，凡是能够破坏最完美的平等的东西，他们都不知道。据报告的材料说，每个人都以狂信所产生的热情严格地执行自己担当的工作。土地的产品属于公有，它们是共和国的财富和全体公民的财产。东卡尔的成员经营各种手工业工场，他们所操的行业不仅能满足他们的需要，而且可以进行小规模的对外贸易，以便向邻居换取他们没有而为邻居多余的有用物品。

　　十分遗憾，当查理二世把这一带土地让给威廉·潘恩，从此改称宾夕法尼亚以后，教友会士的狂信减弱了一些。最近二十年来，我国和德国南部的启示会士跟随他们的领袖前往那里。有了这么多人民以后，潘恩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为了开发荒地，他不得不用财产公有的诱饵，招募一些没有知识的人到那里去。在整个宾夕法尼亚，任何一件事情和问题，您会看到，都根据爱弗拉特城的原则处理。迄今没有出现过的事情，过些时候是会产生的。请您期待……”

　　“您给我提供了最好的材料！”——我们的哲学家说——“我也衷心希望，但坦白地告诉您，我是不太重视从无知中摸索出来的方略的。我们不谈寻找没有益处的真理的教友会士。未能被他们用去建立合乎理性的共和国的平等，对他们有什么用呢！他们认为以力量对付力量和反击企图消灭我们的敌人是犯罪，只能在外国的庇护下维持生存，从而经常受到被灭亡的威胁。真是一个可笑的社会！即使狂信分子们有一天能比教友会士获得更好的成就，也不管他们已经取得了什么成就，我都很难相信狂信分子的制度是由英明的立法者创立的。

　　如果平等不复存在，如果公民已把土地分割，如果财产公有制度不能恢复，那么请问：立法者应负什么责任呢？他一定要学习被强大的逆风打离航线的舵手。他不能屈服于风的狂暴，要曲折前进，把船帆的位置定得能够使航程最短。在一个国家里，财产私有所产生的欲念，正如海里的大风。您不能放纵它们，它们在勾引你，你会因此而灭亡。但是，舵手和立法者之间有所不同，前者服从于天气的变化，不能控制风暴，而后者则是像涅普顿的维吉尔，如果他喜欢的话，可以把阿克维龙与波烈阿结合在一起，兴起吉菲尔吹动波浪。但是，如果直截了当地说，当用来消灭欲念和维持宁静的法律本身就引起经常性的风暴时，人们的命运将会怎样呢？

　　要想了解自然界的意图，据我看来，立法者应当深入到人们的内心，查明内心的所有角落，揭开内心的一切秘密。要想知道怎样克服我们的不幸，立法者应当研究我们的欲念的来源和演变，研究它们的奇怪的念头，查明它们能够如何发作，以及怎样能够克制它们。我以为财产私有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欲念就是贪婪；如果我没有说错，那么，我们的一切恶习和不幸都是由此而来的；因此，必须控制住它。但是，这种疯狂的欲念在斗争中却越来越有力量：人们越害怕它，它越厚颜无耻，并且总是占上风。在公开的斗争中，立法者难于战胜它。因此，立法者应当使用机智和巧计；我从这个原则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应当把国家一旦建立起来的私有制度看成是秩序、和平和公共安全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