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功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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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功勋的一部分

　　顿河解放后，包清山的战士们在库班作战。以后他们的足迹就消失了。我们知道中国指挥员的忠实通信员米沙·卡尔普宁那时还在阿斯特拉罕医院的伤寒医疗站里。曾给我们讲述过许多故事的李振东也不幸与弗拉季高加索营的同志们分了手。一九一九年夏，李振东在阿尔马维尔附近负了伤，进了医院。可是出院时，谁也不能告诉他那时包清山在什么地方作战。他被派到了别的部队，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弗拉季高加索营的同志们了。后来,他在乌克兰作战。^[1]
　　可是常杨清，聪明能干的常杨清，他的不平凡的记忆力记得中国战士在战斗中的无数情节，也同样不能告诉我们包清山的战士们此后走过的道路。因为他已经离开顿河，带着忠实的“廖沙”到西线去了。直到内战结束后，他才回到弗拉季高加索中国营里来。
　　包清山营的线索就在一九二零年中断了。
　　但是我们并不就此灰心。这个英雄营和它的指挥员的足迹绝不可能就这样消失的。
　　出版界来帮助我们了。杂志《民族友谊》发表了我们写的《关于中国志愿兵——俄国革命的参加者》的文章。《文学报》发表了一则介绍上述杂志的简讯，提到了包清山这个姓名。不久，报社便收到了一封从高尔基市寄来的激动人心的信。这位英雄的女儿爱列奥诺拉·康斯坦丁诺芙娜·包清山（夫姓为西比良可娃）写道：
　　“请到我家来，我将尽力把父亲的事迹讲给你们听，虽然我知道得也不是很多。”
　　我们乘上了第一班开往高尔基市的火车。从高尔基市中心到包清山家的奧尔忠尼启则村，只有一小时的路程。我们找到了恰阿达也夫街，找到了27号门牌的两层楼的房子。我们循着楼梯往上走时，只听得上面有孩子们时而说俄语时而说汉语的声音。
　　我们按了门铃，走进屋去，说明了我们的来意。包清山的外孙女——小乖乖依拉和她的父亲——海军中校西比良可夫接待了我们。原来他正在和孩子们一道学习汉语。我们坐在一边，他们继续上课。
　　西比良可夫指着一把椅子问道：“斯徒尔”汉语怎么说？
　　“椅子。”依拉回答。
　　“斯徒尔——椅子。”包清山的六岁的大外孙女加莉亚认真地重复了一遍。
　　“孩子们，‘妈妈’汉语怎么说？”
　　“也是妈妈。我们的妈妈，俄语和汉语都叫妈妈。”
　　妈妈不在家。她是一个医生。天天这个时候，她都在值班。西比良可夫把视线移向桌子。
　　“桌子。”孩子们齐声地回答。
　　俄语说“斯托尔”，汉语说“桌子”。在桌子的上方，挂着外祖父的相片。
　　西比良可夫同革命战士包清山的英勇形象很相似。他曾在太平洋舰队里服务过，参加过解放南撒哈林的战役。他在萨马尔汗遇见了一位姑娘。这位姑娘有一个很特别的姓——包清山^[2]。后来他和这位姑娘结了婚。
　　晚上，爱列奥诺拉·康斯坦丁诺芙娜才回到家来。她长得真像她的父亲啊！一样的脸型、一样的黑眼睛、同样刚毅的目光。
　　她不记得她父亲，她不能向我们介绍她父亲的什么军事活动。她只知道，她的父亲一八八七年出生在沈阳，小时候，被一个俄国将军带到了高加索，在第比利斯的一所中学读过书；后来，他到了彼得格勒，在那儿遇上了革命，开始为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而斗争；过后，到了弗拉季高加索，当了中国营的营长；在弗拉季高加索，他同她的母亲叶夫其宁·玛卡洛芙娜·巴拉耶娃结了婚。
　　巴拉耶娃同女儿生活在一起。她跟女儿一样，关于包清山的战斗生活，也提供不了多少材料。她只知道她亲眼见到的那一时期的事。一九二二年，包清山被调到萨马尔汗去打巴斯马奇匪军。他在那一边同巴斯马奇斗争了两年。后来被调到莫斯科，又从莫斯科到中国去了。根据中国传来的消息，包清山在为祖国的自由和幸福的斗争中牺牲了。
　　这位英雄的家属领取到苏维埃政府发给的抚恤金，一直居住在萨马尔汗，只在爱列奥诺拉·康斯坦丁诺芙娜结婚后，才离开了她们多年居住的地方。
　　“水兵是行踪不定的人。”爱列奥诺拉·康斯坦丁诺芙娜笑着说，“我同丈夫到过很多地方。我记得在一次旅行中，在新西伯利亚和鄂木斯克之间的一个地方，火车在一个车站上停了一两分钟。我从车厢窗口探头向外望望，月台上站着一个白发苍苍的上校，他对我说：
　　“‘你很像我所认识的一位最勇敢的红军战士，他叫包清山，你是不是他的女儿？’
　　“我只说了一声‘是的’，火车就开动了。上校连姓名都没来得及告诉我。当然，姓名是没有关系的。主要的是幸福的苏联人们还怀念着我的父亲。”
　　我们兴奋地把所听到的有关包清山的事迹都记了下来，但总觉得还不够。因此，我们继续问爱列奥诺拉·康斯坦丁诺芙娜道：
　　“也许您还保存着您父亲的什么证件吧？”
　　她否定地摇了摇头说：
　　“妈妈在办理抚恤金手续时，把家里所有的证件都送到萨马尔汗市社会保证科去了。”
　　“这些证件还在那儿吗？”
　　“是的。抚恤金保证期完了之后,证件和我的人事卷宗都留在那儿了。”
　　“大概有些什么证件呢？”
　　“各种能证明我作为我父亲的女儿因而有权领取抚恤金的证件；各种委任书、通行证、奖状和调遣命、鉴定……”
　　这很重要，这太重要了。我们回到莫斯科，立即写信到萨马尔汗去。我们问该市社会保证科负责人，是否可以把爱列奥诺拉·康斯坦丁诺芙娜·包清山的抚恤金人事卷宗寄到莫斯科来，寄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社会保证部来，以便研究这份资料。
　　回信很使人失望。总而言之，信的内容是：萨马尔汗市没有上述的人事卷宗。
　　自然，这个卷宗是被转到别的地方去了；同时还有一点也是很明显的：我们不必再之指望该市社会保证科工作人员的帮助了。必须亲自去萨马尔汗，亲自在那儿把事情调查清楚。
　　我们乘了四小时的图-104飞机，到了塔什干，又换乘了一小时的普通飞机，才到达萨马尔汗。
　　这个城市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它是一个美妙的城市。古今的精华奇异地交织在一起，真像丰富多彩的东方地毯图案。
　　我们不是在市社会保证科，而是在州社会保证科找到了萨马尔汗的卷宗。这个保存在不大的机关里的卷宗真是我们一份极为宝贵的资料。全国没有一个档案馆（我们到过数十个档案馆）有这么丰富的关于包清山的资料。萨马尔汗的卷宗，帮助我们弄清了过去难以查明的资料，阐明了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揭开了包清山一生尚未为人所知的一些经历。
　　下面是卷宗中的一份证件：

通行证第7852号

　　兹有第十东方国际营营长包清山和三个中国战士，取道弗拉季高加索前往普罗赫拉德纳亚，准予搭乘司令部火车。特此证明。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高加索劳动军行政管理处检察科
　　格罗兹内市，1920年10月1日

　　这个证件上所列的一切都非常有意义。前面已经谈到过包清山的支队在阿斯特拉罕整编为连，根据这份证件，可以知道它后来又扩建为营，称作第十东方国际营了。而且从这份小小的证件中，可以看出。该营归高加索劳动军领导。
　　高加索劳动军是一种特别的部队。部队的战士同时又都称为工人。虽然内战的烈火还在燃烧，武装干涉者还在准备新的攻势，但红军已经一手握着武器，一手从事和平劳动，进行恢复建设了。
　　这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大军。这支大军所使用的武装既有刀枪，又有铁锤。根据萨马尔汗的资料看来，中国战士也加入了这支大军。但是，他们在格罗兹内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中亚西亚的沙漠，灰绿色的咸海海面，万里奔流的伏尔加河，曲折的顿河，在机翼下面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又消失了；接着,雄伟的高加索山岭的倒影显现在地平线上了，下面是森林般的数不清的石油塔和工厂的烟囱、巨大的贮油池、复杂的钢铁结构。这就是格罗兹内了。
　　飞机安全地在机场上降落。我们又来到了这个松查河岸的城市。一九一八年，在百日大战的时候，中国战士在这儿立下了战功。已经发现的文献说明，一九二〇年，中国战士又作为劳动军在这儿参加过劳动。
　　关于高加索劳动军的资料很多。在本地的地志博物馆里，在旧报纸上，在历史文献中，都可以查到。但是，我们却没能找到有关中国劳动军的记载。
　　自然，我们这一趟也没有白跑。在我们的本子上又记下了不少东西。每多写一行字，我们就更进一步了解到格罗兹内劳动军对国家作出的重大贡献。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格罗兹内的劳动战线是当时所有战线中最重要的战线之一。^[3]
　　石油被称为地球的血液。如果把它从地下取出来，它就成为发动机的血液了。没有它，国家的经济就要瘫痪，军队就会遭到失败。
　　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遭受到了好几个月的石油封锁。两个主要的石油区——巴库和格罗兹内，都掌握在敌人的手里。汽车不能开动,飞机上布满了尘土，舰船不能出航。真是到了汽油贵如黄金的地步。
　　但在一九二〇年春，红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格罗兹内又重新回到了苏维埃的怀抱。石油封锁从此解除了。
　　格罗兹内解放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后,列宁特地写了一封信。关于燃料的保管、计算和运输，关于立即调整一切卡车，动员驾驶员，列宁都在信里作了具体的指示。
　　石油列车一列列地从高加索向北开去。
　　但暂时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侥幸保全下来的石油库能供应俄国石油。钻井无法进行。被破坏了的油田一吨燃料也不能输出。五个喷油井早在一九一七年年底就着了火，一直没有熄灭。
　　在格罗兹内的上空，白天笼罩着浓厚的黑烟，入晚全城映着不祥的火光。根据专家的估计，这几个喷油井在两年半内，喷出了一亿五千万普特石油。但是，这些石油，一涌出地面，就消失到熊熊的火海里了。
　　奥伦上校之所以派出爪牙去点燃格罗兹内的喷油井，是有他的如意算盘的。这个用爱尔兰姓氏、曾在帝俄军队里指挥过切禅团的英国冒险家，看得很远；说得更准确些，是他的不列颠秘密机关的主子看得很远。他们早就算准了，不管俄国内战的结果怎样，不管谁占了上风，格罗兹内的油田必须予以破坏，极为丰富的地下资源必须予以毁灭。这样做对他们总是有利的。
　　在格罗兹内，两年半来，冲天的火炬日日夜夜地燃烧着；两年半来，数十万吨珍贵的燃料日日夜夜被火焰白白地吞没了。
　　在百日大战爆发之前，石油工人就企图把火焰扑灭，但是没有成功。此后不久，格罗兹内被白卫军占领时期，石油厂主也企图把火焰扑灭，但也没有成功。五个巨大的火炬仍旧向天空冲起熊熊的火焰。
　　石油列车不断地开向俄罗斯。石油库快要空了，但没有一个能灌上新的石油。要恢复一切被破坏了的东西，修好钻井，使吸油管重新自地层深处把液体燃料抽送出来，需要大批的人力。但在这人烟稀少的采油场里，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这时，既是战士又是工人的劳动军便开来支援这个石油城了。步兵营、机枪连、侦察排，变成了钻工、司炉、钳工、木工、安装工的营、连、排，他们一批批开向采油场。这是一个多么动人的场面啊！战士们修筑道路，整顿油井，修理井架,绕起缆索，检修输油管,擦洗上锈的油泵，收集钻孔机床的零件。
　　我们走遍了格罗兹内的采油场，面前清晰地呈现出了四十年前的场面。但是中国志愿兵参加劳动建设的情景，我们却无法将它重现。再说，我们需要的也不是想象，而是事实。但事实却不多。不管我们怎样翻查，没有一本历史文献提到过中国劳动军战士在格罗兹内的活动。
　　我们问过很多格罗兹内人，问他们是否知道参加过石油工业恢复工作的包清山的战士。他们只是耸耸肩膀，无能为力地摊开双手说：“事情太久了，采油场又那么多，有的在近旁，有的在远处，怎么记得清楚？我们只顾工作……”
　　同菲道尔·瓦西里耶维奇·阿尔杰莫夫的会见给了我们一线希望。
　　一九二〇年，阿尔杰莫夫在高加索劳动军政治处工作。他记得星期六的义务劳动。每逢星期六，劳动军战士同全市居民一起出动。修复采油场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那时，格罗兹内的男女老幼都热情奋发地参加了劳动。
　　阿尔杰莫夫还记得，中国战士也参加了恢复采油场的工作。但究竟有多少中国战士？在哪一工段工作？属于劳动军的哪一部分？阿尔杰莫夫却记不清了。
　　克利斯托霍尔·阿姆巴尔祖莫夫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这位七十高龄的石油老工人可以说是一辈子生活在油田上，为了填注达帕·契尔莫耶夫大财主无底的欲壑，他这一生不知道钻过多少油井。松查河谷上的森林般的井架是他亲眼看着建成的。他熟悉所有的钻井。他可以告诉你哪一个钻井是什么时候钻成的，是什么人钻的，钻得多么深，钻到了什么层位，有多大流量，是否喷射过石油，成功还是失败，出油多久，石油的质量怎样，等等。
　　总而言之，这位老工人了解格罗兹内的一切新旧采油场。这正是我们需要访问的人。
　　他也知道中国人。他在百日大战时见过他们，在一九二〇年也见过他们。
　　一九二〇年在哪儿见过他们？”
　　“在这儿的采油场上。他们排着队和其他红军战士一起像荷枪似的荷着铁锹和铁棒走来……他们精神饱满，高唱歌曲……到了工地，就分成一个个排，干起活来。有的人捡拾铁器，有的人……我记得在扑灭喷油井火焰的那个营里也有中国人。契尔莫耶夫的喷油井，燃烧了七百三十天。”
　　“你当时干什么呢？”
　　“也参加灭火。”
　　“火是怎样扑灭的？”
　　“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这样试，不成；那样试，又不成……想尽方法，都失败了。有人搬来了铁板，很沉重的铁板……盖在喷口上，心想，没有空气,火就会熄灭。但是，也没有成功。喷油把铁板像小木片一样冲开了。”
　　“又一次，有人弄来一个大铁桶，把喷油口堵上。工程师们又把希望寄托在隔绝空气这一着上：没有空气,火就烧不起来。
　　“但是，同样失败了。铁桶先是被烧得通红，接着，温度渐高，就变成了白色，最后被烧化了，完全烧化了，一点也不剩。
　　“后来，有一个中国指挥员，我不记得他的姓名，只记得他非常敏捷，非常英勇，俄语说得很好。有一次我看见他丢下工作，走到一边，掏出怀表，看看喷油，又看看表。
　　“我走到他身边，问道：‘你看什么？’
　　“他说：‘我看看，喷油的性质是怎样的。’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对他说：‘性质同所有烧着的喷油一样，是普通的性质。有时，下边的压力大，火势就猛烈；有时，下边的压力小，火势就减弱。喷油同蜡烛差不多，稳稳地烧着，冒起很大的油烟。’
　　“‘你知道，喷油几分钟烧得猛烈些，几分钟减弱些？’中国指挥员问我。
　　“我说：‘我不知道。据我看来，它没有一定的时刻。’
　　“他又问：“也许我们得摸出喷油的性质，你看怎么样？烧得猛烈时，我们不干，火势稍弱时，大家立即把石块投到喷口里去。’
　　“我很惊奇：一个军人，从来没有到油田上来过，竟然说得这么有道理，提出这么个建设性的建议。
　　“‘可以试试,’我说，‘当然可以试试。’
　　“指挥员用汉语对战士们说了一句什么，战士们就拾了很多石块和砖头，好像准备冲锋一样,严阵以待。
　　“等到火势稍弱，我们大家都冲向喷油口，投下石块和砖头。起初好像很顺利，后来烈火好像发动袭击似的，所有石块砖头都飞了上来，好像是大炮把它们轰出来似的……我们四处乱窜，有的肩膀被石块砸伤了，有的脑袋被砖头打着了。
　　“我说：“指挥员，不行，喷油把你们的冲锋击退了。’
　　“是啊，’他说，‘这样的敌人不是一下能打得倒的。’
　　“过了一天，两天,我没有看到指挥员。喷油继续燃烧着。战士们照旧工作着。但不见指挥员。
　　“我想，这个人真是，认为有奔头时，就猛干一阵，失去信心时，就撒手走了。
　　“可是我想错了。原来，那些天，从莫斯科，从巴库等地都有许多有经验的人来到劳动军司令部，研究扑灭烈火的方法。
　　“他们终于想出了好办法，很好很好的办法！
　　“第三天，中国指挥员坐着大卡车回来了。他运来了一卡车的空麻袋，另一辆卡车上也是空麻袋……空麻袋卸了一整天,共有几万只。
　　“战士们把空麻袋装上沙土。
　　“我问指挥员：‘你要这些沙袋干什么？’
　　“‘在喷油口周围筑胸墙。首先筑一个大围墙，然后逐步收缩……’
　　“果然不错，用沙袋筑成掩体后，事情就好办得多了。从前，烈火翻腾，人不能接近；现在有了胸墙作掩体，人就可以上前工作了。
　　“在火势稍弱的时候，战士们又能在喷火口周围筑了一道比较小的胸墙。这就是说，更接近了烈火，烈火却奈何不了人们。
　　“最后，第三道胸墙差不多就筑在喷火口的旁边。在最里面的一道胸墙上，安上一些倾斜的铁槽，再把一个个沙袋沿着铁槽溜进喷口去。
　　“起初，喷火并不示弱，把沙袋向外抛出，但是沙袋很沉，抛不了多远，烧破了的沙袋，就掉在近旁，袋里的沙子纷纷四散——这下可好啰，沙子撒进了裂缝，堵塞了空气的通道。
　　“看来，事情进行得很顺利。眼看着火焰降低了，火势减弱了。我们再投下沙袋，沙袋已经飞不出来，留在喷火口里子。这就是说，进攻已经得手，喷油已经无力反击了。我们马上好就要取得胜利了……
　　“一两天后，沙子扑灭了烈火。我们头顶上是明净的天空，既没有黑烟，也没有火光。两年半来天天听得喷油口燃烧的呼呼响声，现在突然停止了，四周显得特别安宁恬静。
　　“我看着中国指挥员和他的战士们：这些疲乏的人们，脸上满是油烟，手上尽是血泡，眼睛熬得通红，制服烧得破破烂……但他们很满意，看得出，确实很满意……真的，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过去，只在战场上获得胜利，而现在，又在劳动战线上获得第一次胜利。这是所有胜利中最可喜的胜利。
　　“战胜喷油口的烈火后，中国战士还在采油场停留了很久。他们帮助我们恢复石油生产。当然，他们的人数不多，在劳动军中他们所占的比例很小。但人数多少没什么关系，主要的是他们工作得很好，有热情。”
　　根据我们已经掌握的资料，我们知道包清山的战士们在喷油口的烈火扑灭后，还在格罗兹内的采油场上工作了一个时期。但是，他们没有待到那激动人心的一天——格罗兹内人庄严地向党和政府汇报格罗兹内的石油工业首先在苏联达到了战前的水平。
　　这件事被写在一九二三年的总结中。两个月以后，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发表了政府奖给格罗兹内市红旗勋章的公报。公报中说，格罗兹内的无产阶级积极地参加了国内战争和石油工业的恢复工作，特此奖给红旗勋章一枚。
　　我们在亚历山大·费里波维奇·库钦的家里，见到了这枚勋章的图片。
　　“我在工厂和采油场做关于这个亲切的城市的报告时”，这位格罗兹内的老居民对我们说，“我说，格罗兹内是苏联第一批获得最高奖励的城市中的一个；同时，我还要指出，我们这枚勋章有一部分是属于同格罗茲内人一道参加过国内战争和恢复采油场的中国同志的。”

^[1] 李振东与荣获两次苏联英雄称号的阿·费道罗夫——家喻户晓的《地下省委在活动》一书的作者——曾在乌克兰同一部队服务过。我们是这两位老战友激动人心的会见的见证人。阿·费道罗夫在纳尔契克时，曾到李振东家去做客。两位战友谈了很久，不断地回忆着参加过的战斗和在同一团队服务过的同志。
　　我们还亲眼看到李同志收到了从乌里扬诺夫斯克寄来的信。这封信是寄到纳尔奥克少先宫的，在信封上写着：“请转交老赤卫军战士李振东同志。”
　　这封信的来历是这样的：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日的前夕，李振东同一群少先队员合拍了一张照片。塔斯社把他的照片分发给了所有区级报社。乌里扬诺夫斯克的红色游击队员穆申，根据照片上的题字知道了李振东的地址。他信里给李振东贺节，问李振东是否认识中国人胡黑。穆申曾亲眼看到胡黑在赤卡浴夫州别列津镇的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情景。一批哥萨克白匪围住了胡黑，想活捉他。在自动步枪还能使用的时候，胡黑不停手地继续射击。在他的周围躺了八具尸体。可是第九个哥萨克白匪爬到他身边，把他砍死了。穆申的信上写道：“如果你知道这位英雄出生的故乡，请把他的功绩通知他在祖国的家属和亲友。”——原注

^[2] 俄国人没有单音节的姓，所以包清山的女儿就姓包清山。——译者注

^[3] 我们发现了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一九二〇年九月六日在格罗兹内公布的给全高加索劳动军的第452号命令：
　　“……共和国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号召军队积极参加同交通运输业和工业的瘫痪局面——这种和过去战场上同样凶恶的敌人——作斗争。
　　“高加索劳动军（即原来的第八军），和在军事战线上一样，尽管时间很短，已经在劳动战线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宝贵的石油已经一浪一浪地涌向祖国的心脏，铁路的恢复工作已在热火朝天地进行，森林已在大量地采伐……”——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