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5月，格鲁叶茨基县民团团长亚历山大罗夫大尉被派到奥斯特鲁维茨担任该省暗探局局长职务，他因残酷拷问犯人而出名。他对自己的职务真可谓兢兢业业，每隔几天就要抓几个人，就这样一直干到今年一月中旬，此时他从被捕的犯人中物色到一个奸细——维肯齐·科特维恰（波兰社会党宣传员）。这个奸细交代出，斯坦尼舍夫斯基和鲍列斯瓦夫·柳增斯基是波兰社会党当地委员会的委员。他们两人被捕，并遭到毒打。亚历山大罗夫住在城边，他的办公处也在这里，但是关押犯人的监狱却在城的另外一个角落。当亚历山大罗夫要提审斯坦尼舍夫斯基时，警察来到监狱，把他的双手用绳子反绑起来。一个警察牵着绳子的一头，其他几个围着犯人前呼后拥地把他从城的一边押到城的另一边，还不时地用枪托、鞭子和拳头打他，催促他快走。最后，把他押到亚历山大罗夫面前。这位局长劝他承认自己是委员会委员，只要承认就可以减刑。当斯坦尼舍夫斯基对他的建议不予理睬时，亚历山大罗夫命令手下的爪牙抽他二十五皮鞭，并且警告说，如果鞭打二十五下后还不承认，他就下令抽打二百五十下。这些爪牙扑向斯坦尼舍夫斯基，打算剥下他的衣服。斯坦尼舍夫斯基不让他们靠近，他自己脱去衣服，躺在地上。两名警察本想一人坐在他的腿上，一人坐在他的头上。这个时候，斯坦尼舍夫斯基说：‘只要我动弹一下，你们就不是打我二十五下，而是打一百下好了……’皮鞭上下挥舞……抽打了五六下后，亚历山大罗夫命令停止。当受刑的犯人穿上衣服后，又要他招认，他仍一语不发。局长命令警察与他做‘捉迷藏’的游戏，就是让几名警察围成一圈，把受刑的犯人推到中央，用拳打脚踢的方式把他打来打去。但这种刑法也未奏效。亚历山大罗夫只好把证人科特维恰唤来当面对质。这个奸细说：‘何必抵赖呢，你不就是我选的。’

　　“柳增斯基被捕后，亚历山大罗夫也用同样的方法拷问了他。柳增斯基承认他是当地的委员会委员。亚历山大罗夫见柳增斯基交代的材料颇有价值，就采用了另一种策略。他对柳增斯基似乎深表同情，说柳增斯基无罪，何必受苦呢？替他惋惜，又说柳增斯基是如此年轻，有妻子，现在他亚历山大罗夫给他指一条光明大道：如果他希望摆脱因未遂的罪行而应受的惩处，就应该把吸收他入党的所有人都交代出来。如果他能这样做，就会得到宽大处理，无罪释放。柳增斯基完全照办了，他成了一个叛徒。他和科特维恰叛变以后，所有没来得及隐蔽的人都被捕了。许多人从流放处，甚至从军队中押回来，因过去的一些罪行而被捕。除斯坦尼舍夫斯基和柳增斯基以外，受刑的人还有谢斯尼亚克（和他们一起解到第十看守所的一个青年人，有十一个案件与他相联，足以判他死刑）。也是科特维恰把他出卖的。谢斯尼亚克不承认强加在他头上的罪责。亚历山大罗夫的妻子怕听到受刑的人的喊叫声，所以在晚上十至十一点钟的时候把他拉出城去，在田野里把他的衣服剥下：一直打到他失去知觉。然后，在昏迷中又把他拖回单人牢房，扔在地上。第二天又把他带到局长那里去，他仍然死也不承认，到晚上又遭毒打。很多人都受到这种灭绝人性的待遇。当地的委员会的委员亚当斯基受刑后撞墙自杀未遂，受了伤。亚当斯基为此事遭到毒打，还整整戴了三个月手铐……”

　　“亚历山大罗夫手下警察的名单：普利戈季奇（上士）、阿克先诺夫、卢卡舒克、亚基姆丘克和弗莱曼（办公室文书）。暗探局在编的侦探：维肯齐·科特维恰和鲍列斯瓦夫·柳增斯基，他们每月薪俸三十卢布，另外还有差不多十个卢布的固定进款。科特维恰，1908年8月16日被捕，指控他参加波兰社会党，当过宣传员，4月30日假装取保释放，当天加入暗探局。柳增斯基，1909年1月30日被捕，指控他参加波兰社会党，任奥斯特鲁维茨委员会委员，5月11日释放，当天加入暗探局。几位蒙难的同志的一些情况：斯坦尼斯瓦夫·罗曼诺夫斯基，1908年春天被捕，用绳捆绑后押送暗探局。晚九至十点钟的时候，在城郊的田野里对他施以毒刑，逼他承认强加给他的罪行。毒打并未奏效，就把他捆绑在树上，大约在十至二十步远的地方用勃朗宁手枪对着他，并威胁道，如果不承认就把他枪毙。这一着也没有得逞。最后，罗曼诺夫斯基被解送到桑多米尔监狱，关押至今。

　　“奥尔洛夫斯基，1908年11月末被捕，同样被带到城外，因拒绝招认自己是波兰社会党党员而遭毒打。第二天受审，暗探局这次仍一无所获。傍晚，又把前一天的逼供手法重新使用一番，结果把奥尔洛夫斯基打得无法行动。警察把他抬回监狱，扔进牢房。遭到这些毒打后，奥尔洛夫斯基把奥斯特鲁维茨城里的医生请来。医生对他谈了些什么，是否写了证明，我无从知道。奥尔洛夫斯基曾向拉多姆省法院上诉，过了几天检查官来到拘留的地方。检查官未做任何回答，只是看了看奥尔洛夫斯基。看来，检查官对亚历山大罗夫施加了影响，此后审讯对象再也没被带到城外挨打。奥尔洛夫斯基现在关押在桑多米尔监狱。

　　“派昂克，1908年秋被捕，指控他谋杀涅图利斯科庄园的大管家霍胡利斯基。立案的根据是这样：派昂克的母亲是个雇农，到这家庄园的甜菜地里捡些茎叶，结果被霍胡利斯基毒打一顿。她喊叫着对他说：‘你等着吧，等我儿子从美国回来，他不会饶恕你的。’后来派昂克从美国回来看望母亲。他回来后不到两三天霍胡利斯基就被人打死了。派昂克被捕。在傍晚，几次把他拖到城郊的田野里，警察抽打他。为了不使别人听到喊叫声，就把派昂克的脸按到沙土里。最后，亚历山大罗夫把他释放了。

　　“亚当斯基，1909年3月9日被捕，傍晚把他捆绑起来，解到琴斯托齐齐，他过去就居住在这个地方，在一家糖厂里工作。一路上遭到鞭子抽，拳头打，逼他供出武器存放的地方。他没有指出，也不可能指出，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有什么武器库。现在他关押在桑多米尔。

　　“迪别茨，1908年被捕，因科特维恰告密，于1909年2月从拉多姆监狱转到奥斯特鲁维茨拘留所，指控他因怀疑奥斯特鲁维茨城郊小镇的一个居民有告密行为而对这个居民开了枪。象其他人一样，傍晚迪别茨被拖到田野，只被毒打了一次，在与证人当面对质以后就招认了。不太清楚，到底是谁出面对质的。迪别茨现在关押在拉多姆。

　　“巴尔托斯·斯坦尼斯瓦夫，1908年8月或9月被捕。指控他参加革命党团战斗组织，在办公室用马鞭抽他。后来他招认了，甚至把谢斯尼亚克和卡茨普罗夫斯基也出卖了。他现在关押在第十看守所。勃罗尼斯瓦夫·谢斯尼亚克和卡茨普罗夫斯基（仿佛后者的名字叫尤泽弗），1908年春被捕，同年11月从桑多米尔监狱转到奥斯特鲁维茨拘留所。指控他们参加革命党团战斗组织。在办公室里，他们在未招认以前一直遭毒打。后来，卡茨普罗夫斯基为了洗刷自己，就开始揭谢斯尼亚克的全部老底，还出卖了他们中的十一人。谢斯尼亚克出自报复的心情，不让卡茨普罗夫斯基在暗探局混上一官半职，就揭他的老底，说他装作悔过的样子，其实没有很好交代。现在他们两人都关押在第十看守所。今年5月29日深夜，暗探局在科特维恰和柳增斯基的协助下，在琴斯托齐齐逮捕了四名青年：巴纳夏、科瓦利斯基、西塔尔斯基和克维亚特科夫斯基。从琴斯托齐齐到奥斯特鲁维茨的路上（1（1/3）俄里），他们遭到棍棒的毒打。西塔尔斯基身上的衣服被撕破。打人打得最狠的是科特维恰和柳增斯基。在逮捕时搜查出六枚炸弹（两枚完整的，四枚拆散的）。在各种场合下，不管是打人还是捕人，最卖力气的警察有：亚基姆丘克、卢卡舒克和阿克先诺夫，最近一个时期还有科特维恰和柳增斯基。奥斯特鲁维茨拘留所没有专职所长，所有警察每天轮换值班。

　　“两名警察：格拉达·扬和卡尔（犯人不知他姓什么），为拘留所专职工作人员。

　　“斯坦尼舍夫斯基关在我们隔壁，他是在三周前押解到这里的。尽管我们一再劝告他，但他不肯上诉。几个月的监禁使他的头发灰白了，而且也稀少了。几天前，奥斯特鲁维茨法院侦查员尔热平斯基和拉多姆副检查官一起到他那里去，从白天十二点审讯到晚上九点半。”

　　“同志们！你们经过长期的和繁重的劳动之后，在国外或在国内休养，难道现在还消极等待吗？不，不能！我相信你们不能再消极等待了。正是怀着这种信心，我将走向监狱围墙脚下的万人坑。我内心充满了对于我们未来的信心，对胜利的信心，我高呼：‘革命万岁！社会主义万岁！’同志们，永别了！同志们，永别了！”

　　“必须向您承认，在狱外时我还有自由，我工作过，历尽了艰辛，可是只有现在我才深深感到，只有在这里我才不受拘束地想问题，并且感到幸福，我还感到，在这里我有可能集中思想读书、深造。我埋头阅读，因此显得白天太短了，如果不是挂念亲人，我真要心满意足地在这里多呆些时候。为了弥补在自由的时候所损失的时间，我每天睡得很迟，直坐到黎明，而七八点钟又起床了。就这样仍感时间不够，无暇攀谈，无暇回忆往事。”

　　“……1908年10月3日。我的案件将于星期二审理。普隆松审判，阿勃杜洛夫起诉。我的感觉就如同在教堂里举行过涂油仪式^[17]之后一样……

　　“10月4日。我的案件并不见得很糟。您也许感到很奇怪，但我坚信，即使把我绞死（虽然当前任何处决都会引起人们的反感），套在我脖子上的绞索终归会有很大的积极意义。我这样写，并不是因为我自命不凡。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极其客观的，仿佛我不是在谈论自己，而是谈论别人一样。社会上有不少人说，战斗组成员把别人推入枪林弹雨，推上绞刑架，而自己却藏在别人背后，象地主老财一样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暗探局在劝说犯人叛变时，常引用这类的话。

　　“我的情绪很好，论健康，我比以前还要好。我对自己的案件无所谓，仿佛这案件与我无关，因为我以一个革命者的观点看待一切。

　　“10月6日。只不过是根据检查官的发言，今天就判处我绞刑。明天晚上判决书将生效，再过两三天我将去我们多少同志已经去的地方……

　　“在最后的时刻我将沉默，因为我不喜欢喊叫。如果我要呼口号，那将是：‘独立的波兰万岁！’争取独立的思想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的主导思想……同志们，祝你们健康……

　　“10月7日。看样子，判决不会改变，因为他们已经下定决心把我处死。检查官是这样结束他的发言的：‘判决书已准备就绪。您所要做的事，只是签字。’随信附上的这个十字架不是给您的纪念品，而是当作一件值钱的东西送给您的。这件东西甚至流放犯也允许佩戴，也很容易把它变换成现钱。因此，它对您可能有用处，但对我已是无用之物了。永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