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胡志明《法国殖民制度的罪状》（1924）
第五章 文明传播者们
请问在印度支那总督府的密探局里，不是有一个法国人名叫C某的吗？不就是这一个C某在富川（Phuxuyên）“公干”之时，曾经强迫那里的安南人必须称他为“大人”，并对那些没有快快当当这样称呼他的人，给予残暴的殴打吗？不也就是这一个C某鸡奸了一名侍卫兵吗？原来，在印度支那这个“天堂”里，人家是有权为所欲为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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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2月间，在西贡有一名法国警察中士，在酩酊大醉中，闯进一个土著的家里，重伤该家二人，其中有一个是妇女。
当预审推事问供时，这一名警察供述：他啥也记不清了，同时还狡辩说，他没有喝醉。
相反地，各位证人，其中有一名欧洲人，却确认在这一凄惨的案件发生时，这位负责治安的人员，果真处在失常的状态中。
其实，醉或是癫都无所谓，我们恳切地希望这一位文明传播者的勇敢行动能够获得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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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殖民地，只要你有白色皮肤，那你就是高贵的人，就属于上等人种。为了维持这一体统，即使是最低级的海关人员，最少也有一个佣人，一个“仆役”，常常是用一个“兼理一切杂活的奶妈”。
殖民地国家的佣人很听使唤，同时工钱又很低，因此，有很多殖民地公务人员到法国去休假或退休，都连佣人也带去，就像住在瑟堡市卡诺街的让·德·姆…里尼老爷（Jean Le M...rigny）一样。他从印度支那回去，就带了一名仆役，每月工钱三十五法郎。不用说你们也知道，这一名仆役被强迫着从天蒙蒙亮一直忙到深夜。在那个家里，没有星期天也没有任何节日。再者，人家给他吃得很差，住得很坏。
有一天，让·德·姆…里尼老爷要把这一名“被保护者”送到乡下去锄地。他不肯去，因为在这之前，他曾经尝过这位高贵主人在乡下的“幸福生活”的味道了。
这位“老文明传播者”立刻恼火起来，老爷把他结结实实揍了一顿，并且把他赶出门外。尽管这名土著多次央求，但让·德·姆…里尼老爷仍然不肯把他的一些私人物品如衣服、箱子、钱币等还给他。突然被赶出去，不懂法语，空着两手，没有亲友，无依无靠，现在，他正处于极其穷苦的境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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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的公务人员是造成殖民地物价昂贵的灾难的主要原因。要想知道这种寄生性的灾难怎样加重了财政负担，就是说，怎样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请读读如下的数字：
英属印度，三亿二千五百万人口，欧洲籍的公务员是四千八百九十八名。
法属印度支那，一千五百万人口，欧洲籍的公务员是四千三百名。
这就是说，在英国属地里，每六万六千一百五十人中，有欧洲籍的公务员一名；而在法国属地里，只三千四百九十人中，就有一名欧洲籍的公务员。
在印度，关税部门有欧洲籍的公务员二百四十名。
在印度支那，同样的部门却有欧洲籍的公务员一千一百名。
在印度，邮局有二万六千所，欧洲籍的公务员二百六十八名。
在印度支那，邮局只有三百三十所，欧洲籍的公务员却有三百四十名。
为什么这类吃预算的人在印度支那竟如此之多呢？因为殖民地是人间的天堂呀！在那里，除了一两个极其罕有的场合之外，其他全是宗主国各政治、财政、新闻等部门所吐出来的渣滓，它们在印度支那找到了繁殖的肥沃土壤……。让我们从头号人物——总督老爷讲起吧。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个无私的法国殖民者曾经这样写道：“各位总督老爷到北圻去的唯一目的是：为他的朋友、子弟、亲属和那些在选举时能为自己的靠山进行运动的人，安插位置，而他们常常是些负债累累、被债主追逼的人，对于他们来说，一定要有钱才行……。”
对于那些想写作殖民地的“辉煌开化史”的尊贵作家们来说，那场被称为为公理和正义的战争，将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史料泉源。阿尔贝特·萨罗老爷在兴高采烈地雄辩之时，曾经这么说：“曾经把我们引向胜利和把我们的旗帜插遍亚洲、非洲而受到法兰西舆论歌颂其光辉战绩的大多数将领，他们主要是在征服殖民地的战斗中获得了锻炼。”
“不知道是不是魔鬼在日内瓦作祟？”《日内瓦报》曾经这样揭穿——内容是坦率的，就是言词略欠和气——说：“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为了捞回1870年的失败而找寻殖民地；法国人把征服殖民地看成是他们在欧洲不得志的一种补偿；法国军人幸运地获得在那些容易打胜仗的战役中逞能的机会。”
听了这样权威的证实之后，而你还一味不肯相信征服殖民地只是一种“文明的使命”和“地地道道的人道行为”的话，那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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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吉诺多老爷（Guinaudeau）失窃五千法郎。为了迫使为他干活的土著们招认，这一位好心肠的主人和伟大的文明传播者就给他们上电刑讯问。可是后来，人家查出了做贼的并不是土著们，而却是另一位文明传播者——吉诺多老爷的小少爷！尽管如此，吉诺多老爷仍然平安无事，而八名为他干活的土著直到现在还躺在医院里。
（二）沃拉尔老爷（Vollard）——一位文明传播者兼商人，他没有按期把工资发给那些土著工人。有一名土著就托一个监工向他的主人要回所欠的工资。沃拉尔老爷立刻把一张纸条交给监工，上面写着如下几个字：“告诉那个猪猡，他只配吃屎。”
这桩事情发生于1923年的突尼斯，恰好是米勒兰总统老爷来此视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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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有一副白色皮肤的时候，那他就俨然是一位文明传播者。而当他已经是一位文明传播者的时候，那么，不论他干出了什么野蛮的事情来，他仍然是一个比较文明的人。
比如，北圻公共工程局的某位监工老爷，就强迫那些在路上碰见他的安南人，必须按照一个战败的民族对战胜的民族的仪式，向他拜揖。
有一天，一个土著文书从下班途中正读着小说，当看到诙谐的一段，他不禁笑起来。恰在这时候，这位监工老爷经过。他立刻发起火来：其一，这名土著竟沉迷小说，没看见老爷、没向老爷拜揖；其二，身为土著竟敢白人面前发笑。这么一来，我们这位文明传播者就把文书拉过来，问清姓名后竟问文书想不想吃一记耳光。文书自然拒绝了这种太过豪爽的礼物，并且对这样一种平地起风波的事情表示愕然。这位监工老爷就二话不说，揪住这名土著的衣领，拉他去见省长老爷。
还是这位监工老爷，借口“整顿道路沿线景观”为由，勒令马路两旁的居民必须在他所规定的时间内迁居、砍树和铲平园地，违者就将受到处罚。
事情如此，而人们对各殖民地的人民老喊不平为什么还感到愕然呢？
不仅各位总督、统使为所欲为，而且连海关、警察局的人员以至所有有一点权力在手的人，都使用权力和滥用权力去为非作歹，因为他们知道一定不会受到什么处罚的。
北圻的宣光省（Tuyên Quang）的一名警长，就曾经把一名土著打折了胳膊。
北圻的大叻（Dalat）的另一名警长，则发明了一种“绝妙”的买卖，我们讲述出来，并谨献给尊贵的迪奥尔（Dior）和萨罗老爷。一天，警长老爷需要木板，他叫士兵到街上去买。其实话只是这么说而已，警长老爷哪里会拿钱给他们去买。尽管如此，士兵还是上街去了。他走进店里，选好木板就想带走，当然是没有给钱。卖木材的说，如果不给钱就不能把木板带走。士兵回去，把那名商人奇怪的要求向他的法国老爷禀告。
警长老爷大怒，立刻派出三名带枪的士兵去逮捕那大胆的木材商人。木材商人正害病，不肯走。士兵回来向警长报告。警长老爷就越加暴跳如雷，他立即加派三名士兵，和前三名士兵一起去抓那名顽固的商人，并严令不管死活，都必须把他捉到。
这一群武装的士兵包围了木材商店，并且就要执行警长的命令。
这时候，有个法国商人进来干涉，他袒护土著木材商，并写信给警长。可是这一位莫里斯·朗（Maurice Long）总督老爷的“坚强助手”，却仍然不肯收回对木材商人的“传唤令”，并且告诉他说，如果他不来，就将碰到很多极其不利的事情。
这个土著木材商被迫抛掉生意，离开家园、故乡，远走他方，以避开那位法国官老爷的“开化”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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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倒霉的安南人正划着一条长长的、单薄的小艇，小艇既顺着水，而且又有七把桨，所以像一艘汽艇似地疾速前进。隐没在老树丛后面的税关人员的船，刚从小河沟冒出来，法兰西的国旗在船尾飘扬。税关船上的一名水手喊着要小艇停下来。小艇上的人因为听不懂，所以还是往前划。法国税关人员的船走得很慢，因此赶不上。于是温彻斯特步枪便开火了。砰！砰！一个正在划艇的人惨叫一声，就倒了下去。砰！又有一个人倒了下去。这时候，另一个欧洲人——经营砖瓦业——也恰好坐着小艇来到，他立刻在河道转弯处对“海盗们”进行突击。砰！砰！砰！果然是名神枪手！三发子弹，三条人命。小艇沉没在河沟里，死里逃生的只有两个人……。
另一天，仍然是这名税关人员和六名武装水手，看见一个穷苦的人躲在池里。这个人把身体埋在泥塘中，用一支竹管呼吸，竹管的一端含在口里，另一端冒出水面，上面用睡莲叶密密遮住。这名税关人员立刻把这个“海盗”抓起来砍掉脑袋，并把人头带回统使老爷的官邸去。其实，这个人因为看见很多陌生人闯进乡村，面目狰狞，身上带满子弹袋和插着手枪，手里还紧紧握着步枪，他由于过度恐惧而躲藏起来。所谓“强盗”者，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乡下人而已。这一群税关人员走进村里的各间破烂茅屋，发现了三个子弹壳、一些糕饼和一把伐木的斧头。如此看来，这个村子无疑是一个造反和接济敌人的村子了！
一个刚从法国过来的年轻军官，到了一个村子，看见村舍静悄悄的，群众都聚集在庙堂的周围。这家伙以为自己已经落进了伏击圈里，就向这些无辜的人群扫射。其实，群众正聚在一块拜神呢。他们被扫射，遂惊慌四散。那名军官还一边追一边杀人。
一个“老北圻”说：“当我搭着一艘大商家的商轮到北圻的时候，你们可知道安南人的一条生命值多少钱？真的，不值一个铜板。
嗨！我还记得，当我们搭船沿着红河（Fleuve Rouge）逆流而上的时候，人家拿苦艾酒出来打赌，在船上用十发子弹打岸上的安南人，看谁打中的最多，谁就获胜。
有些人带枪去抓人，夺取船只，勒索赎金。
一连海军陆战队行军到了永尚（Vinh Thuong）。按照礼节，地方官员要排列士兵、仪仗队出来迎接。该连的情报队长看见这个情形，命令队员向他们开枪，结果使多人丧命。
当一个作乱的人逃匿起来，抓不到的时候，人家就把整个村落都烧毁，比如说，人家就是这样把兴化（Hung Hoa）周围的一带地方夷为平地的。
在一条偏僻的路上，人家看见一个安南人，挑着两担花生，正乜乜倒倒地走着。看见我们走到，他并不逃避。人家就立刻把他抓起来并崩掉。
人家整天拿着木棒或刀把，揍安南人，强迫他们干活。
安南人是很善良、很驯顺的，但尽管如此，人家还只是以踢屁股去和他们讲话。
我们把安南的爱国者看成是强盗。比如上士阿云（Đội Văn），他是一个反对统治、战斗了好几年的爱国者，在河内（Hanoï）被斩首，首级拿到北宁（Bac Ninh）去示众，尸体抛进红河。
宋维新（Tống Duy Tân）在漫长的十年的绝望战斗之后，也被捕和被斩首。
潘廷逢（Phan Đình Phùng）——一位大官，他在抗法十年后，死在深林中。他虽然死了，但我们仍不饶恕他。人们到森林里去挖他的坟墓，把他的尸骸扔掉。人家甚至对那些安息在墓中的死人也报起仇来。
在广治省（Quang Tri），一个喝醉了酒的法国籍护路下士，用枪把一个坐在象背上的安南人‘打下’来，这个人的罪名，只是听不见或听不懂他的命令而已。
在巴地市（Baria）的一名税关人员，他也喝醉了酒，抡起一根木棒，猛击他属下的一名安南水手的脾脏，这个人当场毙命。
在大叻的一个法国承包商，他杀死了一名安南蓝带兵。也是在这个地方，有另外一位文明传播者，把一名土著木匠打得抱病而终。
有一名承包商强迫工人站在水里，日夜挖一个地窖。很多工人都累死了，剩下的起来罢工。为了逼着他们出来干活，这名承包商就亲自去放火烧毁罢工者的房屋，整个村落就在黑夜中熊熊燃烧起来。
一名炮兵准尉半夜里到了一家丈夫外出的安南女人的家里，女的不肯接待他，他就恼火起来，把她的家烧了。当然，这个可怜的女人是极其惊骇的。
一个中尉讨了很多老婆，他曾经把一个少妇击倒在地上，用藤鞭活活把她抽死，只因为她不肯嫁给他。
海军兵工厂的一名职员，是这样杀死一个安南铁路人员的：在残酷地拷打了那个铁路人员之后，把他推进一堆红灼灼的火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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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涅·多克顿先生（Vigné d'Octon）这样写道：世界上没有哪个战败的民族，像各殖民地的民族那样被镇压和虐待。
另外一位旅行家写道：“殖民地的生活，只能使个人的传统的劣根性发展而已。对于那些尝过战争味道的人来说，那么，殖民地的生活就更使他们没有什么道德意识，他们堕落、不肖和恶毒；对那些市侩和其他的冒险分子来说，就更使他们习惯于窃夺和搜刮了。在法国本土，很少有机会干这些勾当，再说，警察是更可怕的！在这里，那些家伙经常是在一只船上或一两个村落中，独自面对着五、六个土著人，因此，就比欧洲人在市场上更有条件进行窃夺和搜刮；同时，对那些反抗他们的农民，就对待得更加残忍了。”
又有一位旅行家说：所有法国人，当他们踏上殖民地的时候，就都这样想：安南人是低等人，必须做他们的奴隶。他们把安南人看成是一些必须用鞭子去指挥的牲口。所有的人都惯于自以为是属于一个享有特权的新贵族阶级。不管是士兵或是殖民者，他们都认为自己与土著之间的关系，除了主人和奴仆的关系之外，别无其他关系。在他们看来，好像仆役就是全体“黄种人”的代表。应该听听那些在印度支那的法国人谈论“黄种人”，才看得出他们多么愚蠢的轻蔑！应该看看一个欧洲人怎样对待土著，才知道这些家伙竟粗野鲁莽到这个地步！
征服者非常关心被征服者的服从和恭敬态度。安南人不论在城市或农村，都被迫必须在欧洲人的面前脱帽致敬。
有一名暗探，对那些不称他为大人的安南人，都残忍地殴打。有一名税关人员下令，走过他门口的人都必须脱帽或下车。有一天，这位文明传播者，残忍地殴打一个安南妇女，因为这个女人虽然向他致敬，可是却没有称他为“大人”。这个女人正怀孕，那名税关人员往她肚子上猛踢了一脚，害得她流产，几天后就死掉了。
各位保护老爷强迫安南人必须尊敬他们，必须驯顺、听话、礼貌，可是相反地，各位官老爷却像一位访问印度支那的作家所说的：“我们做尽了可恶的勾当，使谁都忍受不了。”这位作家还这样说：“在欧洲，黄种人被视为狡诈的代名词。虽然如此，但我们白种人也很少注意表示出自己是诚实和正直的。”
当那些僧侣在礼拜的时候，有些军官走去揪他们的胡子。在一辆客车上，有个法国少爷痛打一名安南公务员，因为他不肯让出座位，尽管那个少爷到得晚。
一位印度支那总督刚回到马赛，人家请他赴宴，并向他提议，让正在马赛的几位安南官员也参加宴会。总督这样回答：“如果你们请那些安南官员参加宴会，那么，请允许我也把我的仆役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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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在这里摘录一个殖民地军人出差日记的片断吧：
“当‘北圻’轮的旅客们正消遣、游乐的时候，轮船下面有几只卖水果、螺蚌的小艇。那些卖东西的安南人把篮子挂在竹竿头上，一直举到我们的手边。我们只费神挑选东西而已。照理应该给钱，可是人家却很有礼貌地把烟嘴、裤钮、烟屁股等东西放进篮里（这么做，也许是要教育那些土著做生意的诚实德行呢！）。有时候，是闹着玩罢了，一个伙夫把一桶开水泼到那些穷苦的小贩的背上。立刻，惨叫和划着艇儿避开的桨声乱成一片，小艇乒乒乓乓地互相碰撞。就在我的下面，一个被泼中开水的安南人，从头到脚都被烫伤了，他发狂地要跳下海去。他的父亲不顾一切危险，放下船桨，冲过去把他抱紧，逼他在船底上躺下。闪电般的搏斗刚一结束，另一桶开水，又从一只熟练的手里泼下来，这一回就轮到做父亲的被烫熟了。我看到那个老头子在船里翻滚挣扎，皮肤滚脱了，露出血红的肌肉，他像野兽一样嚎叫。可是这种景象却使我们发笑，我们认为这是怪有趣的事情。我们真是具备了一个殖民者的心灵了！”
在另外一页，那个军人这样写道：
“我在北圻的这一段时间里，没有哪个星期不看见几个头颅落地的。
在这些情境中，我只记着一点，就是我们比强盗还更恶毒和野蛮。为什么我们对那些即将处以死刑的人还施用这样凶恶的刑器？为什么要用这些肉刑？为什么要把一群群的犯人押着走遍乡村去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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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印度支那总督保罗·杜美老爷（Paul Doumer）曾经在法国下议院郑重地作了如下的发言：“我非常了解殖民地的警察。而且，我还让警察的人数有所增加，因为我认为警察的力量会保证土著避免受到可能由一些殖民者所带来的欺凌。警察深受土著的爱戴。”
让我们看一看警察老爷是怎样制造出“人民的好感”的。我们应该说句老实话，这些老爷们对待地痞、流氓，从来总是和善、宽宏的，这是显然不容置辩的事情。可是对于那些善良的土著，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也不必提起1916年发生在西贡中央监狱的伤心故事，当年，警察老爷们由于热心爱国，胡乱把人抓进监牢里，后来，无数无罪的人民都被判决和行刑。这些安南人的鲜血染红了坟墓平原（Plaine des Tombeaux），纵然时间会把它冲淡，可是那些年老的母亲，那些寡妇、孤儿心头的创伤，却永远不能医好。制造这些惨案的罪魁——而警察是他们卑鄙的工具——却从来没有被提起公诉，也从来不被惩治。现在，我只提出一两桩特别的事件：
北圻有一名警察署长，他整天沿着各条沟渠巡视，说是为检查沟渠的卫生。只要看见沟渠的水面上虽只有那么一根水草，他就不问青红皂白，立刻惩治附近的居民和胡乱罚款。
在南部西区，每条小河都设有一个警察站，检查来往的船只，不许船只开快，不许阻碍交通，目的是避免在小河沟里发生事故。可是，设立一个警察站，那就好比树立了一座发出各种妨害交通违警案和罚款案的闸门。来往于各个警察站的船只几乎都被罚款一至二元。这就是说，除了政府堆压在头上的各种杂税之外，黎民还必须多负一层“亲爱的”警察老爷的河流税。所以说，安南人民真是幸福，太幸福了！
除了对那些最得力的人予以一般的提升之外，听说各位警察老爷还享有20%的罚款分红！这是多美好的制度呵！
一张当地的报纸这样说：“土著不再喜欢法国的警察，因为法国警察经常是善良人民的一个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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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叫做普尔西尼翁（Pourcignon）的家伙，看见一个安南人居然敢好奇地、大胆地望了他几秒钟，他就恶狠狠地跳过去打那个安南人，并对他的脑袋放了一枪，结果了他的生命。
北圻有个法国铁路人员，用藤鞭子鞭打一个里长，鞭打之后，还把他关进狗舍里。
贝克老爷（Beck）一拳打碎了他的车夫的脑袋。
承包商布雷老爷（Brès）曾经绑住一个安南人的双手，放狗撕咬，后来，就活活把他踢死。
税务员德菲斯老爷（Deffis），向他仆人的肾脏猛踢了一脚，使他当场毙命。
机械师亨利（Henry），老爷听见街上有嘈杂的声音，他刚一打开门，就有一个安南妇女闯进来，后面有个男子正追过来，亨利以为这个被追的妇女是自己的“情妇”，他立刻随手拿过一枝猎枪，打了一响，那个男子当场倒下去死了。
有个法国人把他的马儿拴在一个马棚中，里面关着一匹土著的雌马。他的马匹受惊扬蹄，于是法国人勃然大怒，立刻把那个土著打得口鼻出血，后来还把这个人吊在楼梯上。
一位传教士（是的，是上帝仁慈的门徒）怀疑修道士学校里的一名土著学生偷了他一千元，立刻把他捆起来，吊上屋梁打。这个可怜的学生昏厥过去。他们就把他放下来，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就又把他吊上去拷问。他被打得快要死了，恐怕今天已经死去。
等等，等等……。
法庭对这些人，这些文明传播者有没有惩罚呢？
有些是宣判无罪，其他的则一根毫毛也没有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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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法殖民者窥见三名土著赶着羊儿到他的橄榄园里去吃草。他叫妻子把枪拿出来。他在丛林里窥伺，放了三枪，使三个人重伤。
另一位殖民者，他雇佣两名土著工人，名叫阿姆杜尼（Amdouni）和本·贝尔希尔（Ben Belkhir）。这两个人好像偷采过他一两串葡萄。那位殖民者就立刻把他们两人喊来，接着，就用一条牛筋做的鞭子，不停地抽打他们，直到他们昏迷不省人事。当这两个人醒过来的时候，我们的保护大人就立刻叫人捆住他们的手肘，并且吊上去。尽管这两个穷苦的人已经昏迷不省人事，可是拷打仍然延续了四个小时，一直等到隔壁有人反对才罢手。抬进医院的时候，每人被锯掉了一只手掌，另一只手掌还不知道能不能够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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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五十岁的安南人黎文泰（Lê Van Taï），在北圻铁路局干了二十五年，被一名法国职员杀死。事情的始末如下：
黎文泰指挥他属下的四个助手干活。他们的任务是，当火车将要开过来的时候把桥放下让火车通过，然后把桥吊起来让船只往来。按照规定，在火车开过之前十分钟就必须把桥放下。
4月2日，16点30分的时候，他们中有一个人刚把桥放好并挂上了信号，就在这时候，有一艘公家汽艇开到，艇上坐着一个打猎回来的海军兵工厂的职员。汽艇鸣起笛来。那个当地人员立刻走到桥的中间，摇着红旗，向汽艇上的人报告，火车即将开过。于是汽艇泊在桥墩边，那法国职员跳上岸来，怒冲冲地走向那个安南人。这个乖觉的安南人往黎文泰——他的“长官”——的家逃避。那职员拿石头扔他，并追上去。黎文泰听到人声嘈杂，便立刻走出来迎接这一位文明的代表，这名代表立刻叫骂：“你这畜生！为何不开桥？”黎文泰原来就不懂法语，他只知道指向红灯来回答他。这简单的动作，使朗老爷的同事火起来了。他不分青红皂白，向黎文泰扑过去，在“揍了一顿”之后，他把黎文泰推进旁边的一个红火的炭堆里。
这名守桥的安南人全身被严重烧伤，必须送到医院去。黎文泰在经过六天极其痛苦的挣扎之后，已死在医院里。
那位职员仍然无事，他一点也不用担心。就当人们在马赛展览粉饰了的印度支那的繁荣景象时，安南人民却正在饿死。在这边，人家歌颂着殖民地人民的“忠诚”，而在那一边，却在杀人！
当安南人民的生命被看成像狗一样不值一文钱的时候，莱因哈特（Reinhart）总督察老爷只因为胳膊上擦破了一小块皮，就领到了十二万法郎的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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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炮“开化”摩洛哥人的事业仍在继续。
驻扎在塞塔特（Settat）的朱阿夫兵（zouaves）指挥官向他的士兵这样训示：“我们应该把那些野蛮人全部消灭。摩洛哥的土地、矿产和农产都非常丰富。我们——法兰西人，文明的人——到这里有两个目的：一是开化这个地方，二是发财。”
这一名指挥官说得对，特别是他老实地招认了人们到殖民地去是为了掠夺土著。因此，在十五年的保护下，37.9万公顷田地就落入欧洲人的手里，其中，36.8万公顷归法国文明传播者们所有。摩洛哥的面积有81.5万平方公里，假如这样的开化继续下去，再不多几年，穷苦的摩洛哥朋友，将不能在自己的祖国找到一寸能够不受殖民主义者剥削和奴役的土地去过活和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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