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胡志明《法国殖民制度的罪状》（1924）
第七章 剥削土著
“法国殖民主义寡头在掠夺了肥沃的田地之后，向那些贫瘠的土地征收的各种无理的税，百倍于封建时期的田税。”
——维涅·多克顿 |
当这个国家未被占领之前，各乡的田税，公私一律，人家都根据各种作物，把田地分成等级。每亩田的税率只从五角到一元，而每亩地则从一角二分到一元四角。“亩”是耕作的单位面积，每一边是一百五十尺。尺的长短不一定，要看是什么地方，有的一尺是四十二厘米，有的是四十七厘米，有的是六十四厘米。因此，每亩的面积就跟着地区的不同而互有不同：有些地方相等于三千九百七十平方米，有的是四千九百平方米，有的是六千二百平方米。
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人家以一把四十厘米的尺作为测量的标准。这把尺比所有各种常用的尺都要短，所以，每亩的面积是三千六百平方米。以这种办法，田税的增加比例就跟着省份而不同，有的地方增加了十二分之一，有的增加了三分之一，最倒霉的地方竟增加了三分之二。
从1890年至1896年，直接税加了一倍，从1896年至1898年，这项税收又增加了50%。增加赋税的乡村都咬紧牙关苦挨。要不，向哪里申诉呢？征收得逞，统使老爷们就越加横征暴敛。许多法国人认为各乡这样乖乖地唯命是从，说明税额没有什么过分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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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头税从一角四分增到二元五角。那些尚未到纳税年龄的人，就是说，在十八岁以下的人，以前不用纳什么税，现在每人必须缴纳三角钱，就是说，比过去的壮丁人头税还多了一倍。
根据北圻统使1919年12月11日的法令，所有自十八岁至六十岁的土著，必须一律缴纳人头税二元五角钱。
安南人被迫必须把人头税税证随时带在身上，碰到有谁查问，就必须呈验。忘记带在身上或把证件丢失者，将被监禁。
为了弥补印度支那币贬值的差额，杜美总督老爷只须做一件简简单单的事，把纳税的人数增加就得了。
每年，人家早就分摊好每乡应缴纳一定的赋率额和一定的、各种等级的田税。要花更多的钱吗？那么，人家就任意修改数学。尽管是在年中，但人家强迫各乡必须纳足比年头已经规定的更多的壮丁税和田税。所以，北圻南定省只有十二万公顷田地，可是在新的统计表里却写成十二万二千公顷。这么一来，安南人民就必须为不存在地面上的田地缴纳一笔田税！叫屈吧，也没有谁去听你的！
沉重的税务不但压弯了你的腰，而且还经常改动。
一些商品流通税也有这种情形。再说，这样征税是不是公平呢？人家已经发给了一百五十公斤烟草的流通执照，在这之后，当这批烟草转到另一位顾主手里，或拿出来卖给三、四位顾客的时候，人家就多方摆弄，务使在同一件货物身上，能够抽取多次的税。税关老爷，则为所欲为，毫无法纪。因此，安南人很怕税关那一伙人。远远望见税关人员，他们就把挑在肩上的一整筐白盐、槟榔或是烟草抛弃在路上。宁愿这样抛弃掉，也不愿去纳各种各样老是纳不完的税。有些地方，人民被迫只好拔掉烟草、砍掉槟榔，以避免缴纳新税的麻烦。
在琅勃拉邦（Louang-Prabang），有许多可怜的妇女，只因为无力纳税这个罪名，而必须带着锁链去打扫街道。
北圻北宁省（Bac-Ninh）的庄稼被涝灾所摧残，但仍须纳税五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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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已经听到印度支那莫里斯·朗老爷、殖民地部部长阿尔贝特·萨罗老爷和他们的报纸——他们至公无私的报纸，吹嘘印度支那公债的胜利。当然，他们是尽力避免谈采用了什么措施去取得这样的胜利的。他们怕泄漏了行家的秘诀，其实，这也是情有可原的。而这个秘诀是这样的：首先，他们用公债的利息去勾引那些天真的人，眼看这种手法没有什么苗头，他们就立刻强迫各乡必须卖掉公田，去买公债。这样还不够，他们又马上召来一些有油水的人，先交给每人一张收条，这么一来，这些人就只好四处奔走，凑足收条上写好的款子，拿去上缴。因为政府的保险箱深渊无底，而土著工商业家上缴的数字却有限，因此，这一笔强迫的借款对这些人来说，仍然不足塞满那一个深渊无底的保险箱。所以，那个惯于借钱的政府，就向那些已经被借得最多的人伸手要钱：他们强迫二、三、四个或者更多一些的穷人合买一张公债券。
下面这个例子说明了统治老爷们从土著的奥黛（caïao）里扒钱的惯用手法。
西区某省，在发行公债的前几个星期，省长召集了该省所有的正总。当翻译员把官老爷关于购买公债手续的晓谕翻译了之后，官老爷作出如下的结论：
“就是这样。我的任务是解释，好让各位了解。现在你们签名买吧！”
说毕，这位高贵的“官大人”就转过头来，问他旁边的一名正总说：
“那么，你能够买多少？”
可怜这位正总，突然被问，所以吞吞吐吐地说，因为还没有和总民接触，不知道他们的能力如何，所以还不能立刻说出购买多少公债的数字。
官大人立刻喝叱：
“住口，你不配做正总！我把你革职！”
……
公债发行了。南圻统使老爷到各地视察，他停在一个省会，询问公债卖了多少。人家向他报告:
“七万三千元！”
这个数字仿佛叫统使老爷不满意。因为这个省是南圻西区最富饶的一个省份。再说，在以前发行的各次公债中，这个省份购买的公债，不是都比这个数字多嘛。
统使老爷走了，参办老爷决定必须到全省去鼓动一番。参办老爷拜访了所有有枪的大户，强迫每个人必须按他的规定购买一些公债。为了让他们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官老爷把他们的枪没收起来：
“你要知道，如果你死赖不买，就别想老爷还你的枪！”
这么一来，就没有谁敢赖着不买了。
应该在这里顺便提到，就是这一位统治老爷，曾经支出三万块钱，修筑一条九公里长的公路，现在这条公路的路基已坍塌进附近的运河。但愿那条贯穿着印度支那的铁路，会比这公路有更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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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正修建一座佛塔，工人全部是囚犯，由一个乡绅差遣。工人名单和每天的工票都填写得清清楚楚，承包经费也支付完毕。可是，这笔款子却塞进了统使老爷的腰包。
统使老爷最近还获得勋章呢！人们要进行募捐来庆祝这件授勋的事儿。所有的职员、干事、里长的捐献数额，事先已作出规定，最少是六元。收入总共是一万元。这个勋章是太值钱了！
批准承包供应搭几座木桥和建几间乡村学校的物资，也给我们这位清廉的统使老爷带来了一份二千元的薄礼。
给牛打烙印原是免费的，但是，统使老爷却准许打烙者每头收费五角至五元。礼尚往来，这班家伙每月也向老爷上缴二百元。
诡诈地分定田地等级，这位官老爷——人家刚给他别上勋章呢——又扒进四千元。
批准非法征收几公顷土地，官老爷的银柜又多了二千元。
作为一个文明传播者、爱国者、彻底主义者，统使老爷很懂得最有成效地利用胜利公债——记住，每一次大捷都发行一次公债券，而且，每一年都有那么一次大捷。1920年发行的公债中，有几个村子一共买了五万五千九百法郎的公债券。当时的汇兑率是一元等于十点二五法郎，这样，他们共付出了五千四百六十六元。1921年货币贬值，一元仅兑六法郎。那时统使老爷便慷慨地掏出五千四百六十六元还给各村，把公债券收为己有。后来印度支那市值回升，老爷一下就捞到了九千三百二十五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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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消息我们摘自1921年12月22日法国《公报》：
“在战争期间，许多非洲士兵曾给家庭邮寄汇票，日后合算起来成为一笔颇大的款子。但是，这些汇票从未送到收票者的手里。”
一位同行最近也告诉了我们一个类似的“现象”。这一回，事情发生于留尼汪岛（la Réunion）。几个月来，岛上人民没有收到寄给他们的任何邮件。报纸报道：
“这个现象使得邮寄者和没有收到邮件者都感到惊奇。
许多人进行起诉。调查才刚开始，上述的神秘案件马上便一清二楚，同时还发现了一系列长期来周密的偷窃行为，真是令人五体投地。
人们逮捕了一个职员，又一个职员，然后轮到主任，最后，在全体职员都给戴上手铐后，邮电局局长也跟着大伙共赴铁窗。
每天的调查总带来一些新事件的真相。偷窃的邮件总值十二万五千法郎。会计收据全是伪造的。瞒报的账目乱七八糟，甚至要花半年的时间才能核实。
在某些部门中，有时可能有个别品行不端的职员，但是很少会有整个部门从上而下都犯了偷窃的毛病，更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这一伙窃贼竟能横行几年而又平安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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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正在讨论关于军事航空部门经费预算的法令草案。对于这一项经费，各个属地，就是说，土著们要勒紧腰带来承担（印度支那三十七万五千法郎，西非十万法郎）。在讨论时，阿尔及利亚议员莫里诺（Morinaud）曾经这样说：
“对于英勇的、立过显赫战功的法国人来说，曾经受到许多的歌颂，在这些歌颂之中，英国《泰晤士报》曾经认为那是神妙的战功。趁这个机会，诸位，请你们允许我继上述的赞颂，来表达我们大家对那些英勇的法国人的钦佩。同时，我们也应钦佩雪铁龙先生（Citroën）——一位无私的工业家，曾经毫不犹豫地在财政和技术上给他们以帮助。（掌声）
在那伟大的事件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就是，设立在阿尔及利亚南部的各个据点，立刻订购了那些无与伦比的交通工具用于撒哈拉沙漠，而人们管它叫履带汽车。
图古尔特据点（Touggourt）和瓦尔格拉据点（Ouargla）最近订购了两辆——这个消息是阿尔及利亚总督刚告诉我的。
我们的其它据点当然也将及早购置那些东西。
在短时间内，我们必须再设立四、五个新的据点，以便建成一个连成一线的据点群，约莫距离二百公里就有一个据点。
新的据点就要建立，同时新据点也将要订购履带车。这么一来，在撒哈拉所有的据点将能相互联络而不会有任何困难。各个据点也将保证彼此间的军需、粮食的输送能够更加方便。他们也能够经常收到书信。（掌声）”（摘自1923年元月22日《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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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不仅要为一些欧洲人举步舒适而去当伕役修筑统使公署四周的道路，而且统使老爷还随意强迫他们做其它更为繁重的活儿。
一听到殖民地部部长将来印度支那访问，人们便马上调集了一万民夫去抢修V.L路，使部长老爷能及时主持修成仪式。
18……年夏天，在饥荒摧残中圻中部之前的一段时间中，人家抓了一万民夫前去开挖河道，由当地的里长押解。到了地点，这支人数庞大的人群中，有许多人却无事可做。正当农务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们的双手的时候，而人家仍要他们一个月又一个月地呆在那里。但这儿也必须看到的是，当人民遭受灾祸的时候，人家从没有调集过这么多的人力。18……年底，要是人家能从岘港（Tourane）起，给各个饥荒地区组织连续的赈灾运输线的话，那么，中圻的大多数饥民可免致冤死；而去挖河的一万服役民夫，在一个月内就可给各个受饥省份输送二千吨大米了。
岘港、镇宁（Tran-Ninh）和爱劳（Ai-Lao）等地公路的修筑，在大家心中留下不知多少痛苦的记忆。民夫要徒步走几百公里才到达工地。到了那儿，他们要钻进可怜的茅棚中住宿。没有丝毫卫生设备，也没有任何医疗组织。沿途没有歇脚处，也没有暂时寄宿的地方。他们只领到一份食不果腹的饭团和一些鱼干，渴了就喝那些山沟里的可怕的毒水。疾病、劳苦、残忍的折磨，使得工地上的死亡极为可怖。
如果人家不强迫人民去服劳役，就要征集他们去服伕役，两者之间的唯一的区别是，服劳役有期限，而服伕役则没有期限。这两种服役方式都是为解决全部的需求：海关要运载食盐时就征用船只；要修建仓库时就征集工人，甚至还乘机征用建筑材料。
特别是对民夫的征集，显然是一种恶劣的、变相的流放。人家不顾农时，连庙会、拜祭节日也在所不顾，逐村地驱迫全村人民到工地去。能重返家乡的人很少。再说，人家又何曾有过任何措施把民夫遣送回乡呢！
沿途尽是深林毒水，前头是死神等待的地方。整批整批的民夫都缺乏米粮，时常整天得不到一粒饭下肚。服劳役以及服伕役的民夫经常成批逃走，或者起来反抗，每当这样，他们总受到押解官兵的恐怖镇压，因而尸体遍陈路边。
兰比安（Langbian）统治当局接到了抓夫命令，执行命令时，人家把正在码头打工的土著全部抓起来，捆绑好后推下船去。
贫苦的老挝（Laos）土著，经常生活在生怕被拉去服劳役的惴惴不安的境况中。每当官兵前去抓夫时，只看到空空荡荡的房子，因为他们早就抛弃家园溜走了。
土龙木（Thudaumot）的统治老爷需要一台压路机，怎么办呢？老爷便同一家正需要廉价人工的承包公司商量。这家公司出钱买了一台价值一万三千五百法郎的压路机送给官老爷。统治大人便立刻强迫人民替那家公司服劳役，以抵偿购买压路机的款项，每一日工的代价是半个法郎。一连三年，土龙木人民要服从那家公司的差遣，要以服劳役来清还官老爷为修葺自己的花园而购买的压路机的款项。
在另外一个省份，民夫干完一天的劳役后，还要无偿地在一公里长的路上挑石子，用以修筑统使公署的围墙。
这样，就是说，不论在什么时候，安南人民随时都可以被抓去和被迫做最辛苦的活儿，而饭又吃不饱，工钱却十分低廉，他们受到无限期的征集，然后被抛送到远离故乡几百公里外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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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安南人都要咬紧牙关来承受法国的保护恩德。另一方面来说，安南农民更要咬紧牙关承受这种更为悲惨的保护：作为安南人，他们受压迫；作为农民，他们被抢夺。正是他们要服一切的劳役，正是他们以劳动的果实供给那伙寄生者、文明传播者以及其他之流享受。当他们的刽子手过得惬意的时候，而他们却要过着贫困的生活，一旦失收就要饿死。这是因为他们受到国家的、新型的封建势力的、教会的、各方面的以及各种方式的盗窃。过去，根据安南的制度则把田地按优劣分等级，赋税也是按等级来收的。但是，在现在的殖民地制度下，所有上述一切都改变了。需要捞钱的时候，法国统治老爷们只需动手把田地等级改一改就行了。只要它们挥动神妙的一笔，就会把一片瘠地变成良田。
这样还不够，人家还通过缩短度量工具，虚加田地面积。就这样，赋税立即增加，有些地方增加三分之一，有些地方增加三分之二。虽是这样，仍不能满足保护当局的深渊无底的欲望，因而赋税还逐年增加。例如，从1890年到1896年，赋税增加了一倍。从1896年到1898年又增加了一半，而且老是这样的不断的增加着。安南人的骨髓让人家不断的吸吮，而我们的保护老爷们也吃惯了甜头，一味玩着剥削的花招。
1895年，北圻某省的统使，曾经没收了某乡的大片田地，转让给另一个信奉天主教的乡村。那些失去田地的人要是上诉，就被抓去坐牢。你们别以为这个不顾廉耻的统治制度仅止于此。它们还强迫那些倒霉的失去田地的人要一直纳税到1910年，尽管他们的田地早在1895年就给抢夺去了。
继行政盗窃之后，又轮到那伙庄园主进行盗窃。那些仅凭大肚皮和白皮肤就能获得土地的欧洲人，动辄就能分给一块经常超过二万公顷的广阔无垠的庄园。
这些庄园多数是通过公开的盗窃建立起来的。在被侵略时期，像1870年的阿尔萨斯人一样，安南农民抛弃了自己的田园疏散到还有自由的地区。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的田园早已变成“庄园”了。无数的村庄就这样被抢夺去，而土著也从而陷入要为那伙新型的封建主卖力的境况中，这班家伙的掠夺有时占收成的百分之九十。
借口鼓励对殖民地的开垦，人家给许多大庄园主免除缴纳田地税。
无偿地拿到田地以后，庄园主们还不花一钱或者几乎是不花一钱地找到工人。统治老爷们给他们押来一批苦役囚犯作无偿的干活，或者依仗权力，以饿死人的工资招募来一些工人。要是来做工的人数不足或不愿意做工，人家就使用武力；庄园主们把村的里长们抓来，扼住他们的喉咙，虐打他们，直至这些倒霉的人在关于交出需要的工人数额的保证书上签了名才罢休。
在这个尘世间的势力的一边，还有挽救灵魂之辈，这些“圣人”在向安南人宣传安贫之道的同时，也念念不忘拿土著的血汗来发财致富。在南圻，仅圣使会（Sainte Mission apostolique）就占有本区的五分之一的田地。虽然《圣经》中没有传授抢夺田地的手段，可是也极其简单：这就是向农民放高利贷和向农民索贿的手段。教会利用歉收的时候给农民贷款，并强迫他们以田地作抵押。由于重利盘剥，因此安南人不能按时清还债务，他们所抵押的田地，就这样落到教会的手里去了。
母国把印度支那的命运交托给那伙大大小小的统治老爷们，一般来说，他们都是些愚蠢和无赖之徒。教会只要掌握到对统治老爷们的名誉地位具有影响的有关私生活的一些秘密材料，就可以使官老爷们提心吊胆，并听从教会的意图。正是这样，一位总督老爷曾把土著的七千公顷河岸地割给教会。这么一来，这些土著瞬间沦为乞丐。
透过这些片段，我们可以看到，在民主的幌子下，法兰西帝国主义带到安南的是一整套中古时代的可诅咒的制度（包括盐税制度），安南农民既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刺刀下，又在娼妓一般的教会的十字架下活活受罪。
阿尔及利亚发生了饥馑。接着，突尼斯也受到饥馑的摧残。为消除这个情况，政府拘禁了大批饥民。为使“饥民”们不要把监牢看成是疗养所，人家什么东西也不给他们吃。因此，许多人在被监禁期间饿死了。在埃尔吉里亚（El Ghiria）的山洞中，许多饿得发疯的人，不得不把一头死了许多天的骡子拿来充饥。
在贝贾（Béjà），佃农（Khammés）要同乌鸦抢夺动物残骸吃。
在苏克阿尔巴（Souk El Arba），在吉达（Ghida），在瓦德米尔兹（Oued Milze），每天都有几十名土著饿死。
伴随着饥荒，斑疹伤寒在多地爆发，并持续蔓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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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掩饰那杀人的剥削制度的丑恶，殖民地资本主义经常以所谓“博爱”、“平等”等理想的格言来装点那腐朽的招牌。
在同一个工厂做同样的工，白人工人领取的工资大大高过其他肤色的工人。
在各机关中，土著即使工作多年，即使工作很熟练，仍旧是领取一笔会饿死人的工资，但是一个白人虽然刚来工作，工作量少，反而领取更多的工资。
有一些土著青年曾在宗主国各个大学念过书，并且考取了医学博士或法学学士，可是，仍不能在自己的国家搞自己的专业，如果不加入法国国籍的话。大家知道，一个土著要加入法国国籍是多么困难和耻辱啊！
土著当兵，要抛弃田园庐舍，登记为“志愿兵”，他们已经尝到了那种美妙的“平等”的味儿了。
同样是一个级别，白人军官几乎任何时候都被看作是土著军官的上级。这个“种族-军阶”等级的区别待遇制度，在白人士兵和不同肤色士兵同搭火车或轮船的时候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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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土著，怎样才能加入法国国籍呢？
1915年3月25日颁布的关于殖民地人民加入法国国籍的法令曾经规定如下：
第一条：凡居住在法国的保护国的殖民地人民，年龄在二十一岁以上，原籍不是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或摩洛哥，并且曾经在法国本土、阿尔及利亚或者法国的保护地居住者，具备下列条件中之一条，就可以享受到法国公民的权利：
（一）曾经获得荣誉军团勋章或者在法令规定的大学和高等专业学校毕业者。
（二）在开拓殖民地或服务于法国利益中立过大功者。
（三）曾经在法国军队中服役并且担任过军官或下级军官职务，或者曾获得军功勋章者。
（四）已娶法国妻子并且在法国本土居住期满一年者。
（五）曾经在上述地区居住十年，并且在相当程度上通晓法语者。
这条法令虽然还有欠缺，但是，如果能够真正执行倒还算好。但是，不，官员老爷们哪里会理睬法律，他们倒像是一伙挑剔的傻瓜，偏要那些申请加入法国国籍的人书面回答如下的问题：
A——你的夫人和孩子会说法国话吗？
B——她们都穿欧洲服装吗？
C——你的家里有桌子、衣橱吗？
D——有靠背椅吗？
E——你进餐时是在桌子上还是在草席上？
F——你吃的是什么东西？
G——你吃米饭还是吃面包？
H——你有财产吗？
I——你的妻子有财产吗？
J——你每年平均收入多少？
K——你信奉什么宗教？
L——你参加过什么会社？
M——你在这个会社里担任什么职务？
N——对土著的制度既好又仁慈，那么，你为什么要请求加入法国国籍？是不是为了当官？或者是为了更高的地位？或者是为了淘金探矿？
O——你最要好的朋友是些什么人？
只欠一条老爷们还未提问的是：你的老婆有没有给你戴绿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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