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英] 彼得·弗莱雅《匈牙利的悲剧》

六、巴布尔那



  那天我幸运地得到了一位好翻译,名叫卡洛里,是一个说得一口漂亮英语的匈牙利人。他的妻儿们住在布达佩斯,所以跟我一样,非常想到那边去。当革命爆发时,他正和一个德国游客在基安尔南面的巴孔尼山里猎鹿。德国人想尽快离开这个国家,卡洛里陪同他到了边境。他们路过花普洛塔矿区,汽车让一群矿工们给拦住了,他们要求汽车载他们中间二人(都是受了重伤的)到最近的医院去。当他们将伤者放上汽车时,其中一个受伤的矿工说:“同志们,继续战斗。不达胜利,不要停止!”矿工们对卡洛里说,他们坚决拥护革命,又说他们在泰泰巴涅那个著名矿区中的工友们,已经“万众一心”地站起来了。
  卡洛里有办法到布达佩斯去,他愿意带我走。他说,如果巴士还在行驶,那么坐半个钟头巴士,可抵达那个巨大的巴布尔那国营农场。农场里他有朋友,他们有吉普车,也许(他以加重语气说“也许”)可以借给他,让他去完成这个旅程。后来我们打听到,晚上六点有一辆行走乡间的巴士离开基安尔。再过两天,所有巴士都停在街上,挂上写着“罢工”字样的横布额。巴士工人决定与铁路工人一致行动,拥护革命。不过在星期日那天我们是幸运的。我们约定在六点以前几分钟在巴士终站相会。
  我那些演员朋友们竭力劝我不要去。那是离开大路的,车子很有可能被人截走;过了巴布尔那的道路就得穿过几个矿区,那里正发生严重战斗,很危险。不过我必须抓取任何机会前去,而这个机会则似乎与其他可能有的机会不相上下。后来,我在巴布尔弄不到交通工具,只好在星期二那天回转到基安尔。不过这次能够来到巴布尔那却是使我高兴的。这里所发生的事情乃是整个革命的缩影,而看到这幅缩影图的,我是唯一的外国人,唯一的新闻记者。我的朋友们带我到车站附近的一家餐室,给我买了茶和西饼,当我客气地谢绝,说那茶味,比我平常饮用的要淡得多的时候,他们大笑了。做木偶戏的女演员苏莎对我说:“如果你再到基安尔来,千万来看我们。”我答应,互相道别。
  单层巴士上没有点灯,在凹凸不平的道路上簸荡前驶。途中,卡洛里告诉我关于巴布尔那的情形。这是匈牙利最出色的示范农场:共有三万五千亩的禽鸟禁猎地与农田。不过它最大的特色是那出名的种马场,二百年来,阿拉伯马与匈牙利马曾在这里交配,产生了杰出的巴布尔那良种。整个农场雇用了一千以上工作人员;兽医,厩栏人员,家禽看管人,林工,以及其他工人。
  我们在农场的大门口落了巴士,在那里,刚巧碰到卡洛里的一个朋友,他立即邀请我们当夜在他家寄宿。他父亲是一个牧人,我会很欢喜听他的故事的。我们走过了一条长长的小路,攀过一块高处的田野,穿过铁路线,进入一座小小的住宅区,此时,全匈牙利最可怕的一群狗就向我们狂吠起来。
  老头儿穿上羊皮夹克,躺在床榻上。他妻子是一个典型的农妇,身穿暗蓝色随意剪裁的衣服,围了油腻的裙子,两颊呈玫瑰色,坐在火炉前面,将木柴送进炉子去。最初他们二人都不会相信我是从伦敦来的,但他们用一种几乎令人不安排好客态度来欢迎我。
  “老头儿喝酒啦!”卡洛里嘀咕着,“可也不能怪他。也许他有什么事情得庆贺一下。”他是有值得庆贺的事情的。他用力地握了我的手。看样子,他大概是七十一、二岁。他那支象桑柴似的粗糙的手,饱经风霜的脸,浑身那种轻微的羊臊气,就说明了他是多么辛苦工作过来的。这辛勤工作使他的家庭生活提高到富裕水准,略等于英国的熟练工人所享受的程度。他们不听我们的抗议,跑出屋子去杀了几支小鸭子,给我们弄了一顿丰盛的餐。最初端出汤来,它让那匈牙利胡椒粉弄成青黑色了,我喝下去,简直撕去了我喉头的皮——这种胡椒粉并非你在伦敦可以买到的那种淡质的,而是辛辣得多的一种。
  “他们”曾经称这个老牧人为“苛辣克”(富农)。这甚至还不是一个匈牙利字,你知道,这是个俄国字,字义原是“拳头”。凡是一个拥有一二十头羊,而且懂得如何生养它们,那就很容易被扣上这顶帽子。“他们”强迫他参加了农业合作社,一似“他们”强迫村中其他农民一样。今夜每一个农民都欢喜了,因为解散了那个没有人需要的合作社。他们拿回了自己的一块土地和他们各自的牲口。这是第二次土地分配。老头儿满腹牢骚地说:“他们竟想告诉我。说我不懂得干我自己的行当。他们竟想告诉我,说我得应用苏联经验跟那个混蛋李森可的最新发明。”他咳嗽,将大口的痰吐向火炉。我于是想到,人家曾经用多少错误,堆积在这个不肯改悔的“苛辣克”的双肩之上呢。
  不过他还有一个值得庆贺的理由。巴布尔那国营农场的场长,在这去的五年中,并不是一个乡下人,而是一个以前的铁厂工人,一个由党部指派下来的官,此人对种马或庄稼都是一窍不通的,只是派来坐在舒适的写字台后面发号施令。距今四年以前,那时这个牧人尚未被“取消富农头衔”。有一天,他让自己的羊在属于国营农场的田里漫游,田里的荞麦尖儿正在茁长。按照牧人的说法,荞麦嫩芽如果让牲口啃一两个星期并非坏事,它可使麦子出得更茁壮。这且不去管它,那时,刚巧场长来了,他斥骂牧人,用了“你连对狗都不愿意说的口吻”去命令他,叫他立即把羊带出麦田。老头儿原是用匈牙利话骂人的高手,此时他就对场长提起了他的母亲究竟是什么东西。场长一拳打在牧人的面颊上,将他击倒在地,然后拿起了那支曲柄的牧羊杖,狠毒地揍了老人一顿。这是四年前的事。
  三天之前,革命来到了,牧人的两个顽强的儿子上场长的办公室去。厂长并不迟钝,一下就猜到了那二人的来意,他立即到写字台的抽屉里去取手枪。可是他们制服了他,在他尚未使用之前,就夺下了枪,接着又打了他一顿。此人已离开巴布尔那,没有回来。
  次晨,新选出来的工人理事会开会,以便选出新的领导委员会与新的场长。那儿欢迎有一个外国新闻记者在场。所以在第二天早晨,我跟那对老夫老妻话了长长的别(他们热泪盈眶的说起他们住在加拿大的亲戚)以后,就出发上国营农场的办公室去。时间还早,我就先去看看马,看看院子里上面写着阿拉伯名“驹奥巴扬”名字的牌子,这匹马是巴布尔那种良马的祖先,再去欣赏那些小马头,它们有似象棋中的白衣武士,装饰在行行篱笆的各条柱子的顶端。
  然后,我们被请去看他们进入党委员会办公室,看他们打开保险箱,看他们发现几百个文书夹。农场有多少个工人就有多少支书夹,其中的文件记录了每个人的生平,他政治上是否可靠,以及关于此人的任何情报。某一个卑鄙小人,倘对某一工人有点怨恨,向党部告密,那么不管他的故事真假,都会被郑重其事地记录在这些文件之一里。在某些场合,工人的历史会被迫记到二十年或更久以前。那几天全匈牙利的人都在找寻并焚烧这些书夹,其内容并不为有关之人所知悉,而它们是跟着有关人之职位转移而移交的,它很容易阻碍一个人的擢升,或使他遭到逮捕,秘密审判,受酷刑,被监禁或处死。
  工人理事会的会议出席了大约80名代表,代表着农场中的每一个部门。一张长长的板台,上面插了些小三色国旗,几个人围坐桌旁,别的人就坐在一行、行的木凳上,面对主席,一个女书记小心地记录着会议的情形。
  开始是一般的演说:关于革命,关于其目的、任务与前途,又关于巴布尔那在新的、真正社会主义的与真正民主的匈牙利中的地位问题。人家很充分地翻译给我听,我记下了一些出色的句子:“我们将服从民主选举的国会。”“今天我们的责任要确保我们会选出最好的人。”“现在这是我们的国家了。”“我们一定要坚决地反对任何个人报复。我们不要匈牙利人杀匈牙利人。”“拉可西欺骗了人民。”有一个老头儿立起来说:
  “我是一个普通工人。我相信,一直以来我们的政府是只为外国利益做工的。共产党员中,有许多人都是为了不好的理由才入党的,所以我要求:今天我们一定要选举那些可靠和诚实的人。我们不要转变分子。”
  他的话受到了热烈鼓掌。另一个代表直接对英国记者发言:“请告诉英国人和你在英国的朋友们,我们这个小国家是多么勇敢地斗争了的。”有几个演说者说明了自己本是共产党员,人家神情严肃地听他们讲。有一个演说者,认为共产党乃是一个名誉扫地的团体,因此要求禁止共产党,或叫他们自动解散。接着一个演说者,严肃的,戴眼境的,年约25岁,却说:
  “我反对要求解散共产党,因为在民主国家里,一切政党都应该享有自由的。不过共产党必须在全新的方式中行动。”
  这很清楚地表明了会场中的一般情绪。
  不久,场中发生喁喁的激动声,开始进行新领导的选举了。场长的候选人提出了三名,都是本地人。卡洛里告诉我那个最有希望当选场长的人是一个穿马裤、样子清醒的高汉,约莫45岁年纪。他走过来和我们谈天。卡洛里说他是个农业专家。刚才有一位代表某部门的演说人站起来说,如果这个候选人不能当选,那么那个部门就要他作他们那个部门的领导者,由此便可以看出此人是如何得人望了。选举是以秘密方式进行的。给每个人发一片纸,上面可写三候选人之一的名字,然后收集纸片,由主席计票。这事情进行了很久时间,代表之一便走到我身边,请卡洛里传话给我说:“很抱歉,我们选举得太慢,不过你得了解,在选举这件事情上,我们从来不曾练习过。”他这句话以后老是在我心中萦绕。我想,我关于匈牙利过去的最后一点幻想便是在这个时候被毁灭的。”
  农业专家以57票选为场长,其最接近的对手才得了13票。然后会议选出了一个委员会。委员共15人,每一部门有一至二个代表。这项选举又是秘密投票的,而此种民主的新玩意又费了他们很长时间,不过终于,委员会就职,会议解散。
  我们和代表们一块儿离开,但是委员会叫人追上来传话,说我们如果愿意旁听会议进行,非常欢迎,随我们爱旁听多久就多久。我们于是又在那里坐了大约1小时。什么问题,从微细的到重大的,全部讨论了,这些新领袖们用以处理事情的责任感是不能忽视的。他们还应该继续应用那个老的、受了污的“同志”这一称呼吗?还是应该改称为“同胞”(Polgàtàt——直译的意思是“同伴公民”)?大多数委员主张用同胞代替同志。又讨论了该以何等实际步骤来建立地方民军,藉以保护秩序及农场财产?场长采取决定时,如不与委员会直接磋商,应以何种程度为限?而最迫切的一个问题是:本农场能采取什么方法运送粮食到布达佩斯去?交换了一阵意见之后,大家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去跟基安尔的国民委员会联系,看他们能派多少辆卡车到巴布尔那来装载肉,牛奶,鸡蛋,牛油与面粉给首都的人民。
  听到这里我们要离开他们了。那个曾经反对禁止共产党的青年人正用手指来计算提案的数目。从此以后困扰着我的,目前还正在大大困扰着我的,乃是这样一个问题:究竟巴布尔那的“白色恐怖”在哪里?“反动派”在哪里?“雷尔第派”在哪里?“法西斯野兽的可怕的妖怪”在哪里?据谢比洛夫在11月22日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这妖怪正在“匈牙利和平的土地”上兴风作浪。究竟巴布尔那儿的工人们干了什么事情使得苏联有“理由”派兵进去进干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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