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劳动力再生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莉丝·沃格尔《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趋向统一的理论》（1983）

10．劳动力再生产

　　前边这些章节对有关女性受压迫和女性解放的社会主义文献进行了批判性阅读。现在是总结的时候了。
　　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与他们同时代的人，在理解女性受压迫问题上所作的贡献，比当代妇女通常所承认的要多得多。同时，对于被认定为所谓女性问题的那些问题，社会主义传统的解决方式不仅是不完善的，而且有严重的谬误。因为缺乏任何确定的分析准则，社会主义者不得不在理论指导上依赖于来自各方面的观点杂烩。这100年来的理论遗产依然阻碍着关于女性问题的工作，尽管最近的发展表明，目前存在着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这一问题的条件。今天的女性在世界各地的革命变革中发挥着日益积极的作用，从而迫使社会主义运动承认和促进她们的参与。在这一背景下，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最近的理论进展显得非常重要。它们表明，在为关于女性的社会主义工作奠定一个恰当的理论基础方面，出现了一种新的推动力。而且这些理论进展超越了社会主义传统思想遗留下来的许多缺陷。
　　这样，客观地说，社会主义者在当代妇女运动中的任务和革命者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任务就趋于一致了。女性斗争与社会变革的关系——这既是实践问题也是理论问题——再一次作为紧迫问题提上了革命日程。
　　在理论层面上，运动要进一步向前推进，首要的条件是放弃所谓的女性问题是恰当的分析范畴这一思想。尽管对社会主义者而言，这个概念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已有很长的历史，但作为一个科学概念，它并没有前后一贯的含意。就像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指出的，与之相联系的各种观点事实上掩盖了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问题：在整个社会再生产语境中的劳动力再生产。社会主义理论家从来没有充分正视这一问题，但恰恰在马克思《资本论》对社会再生产的分析表面之下，隐藏着有价值的方案的雏形。
　　这一章以及下一章的论述提出了一个理论体系，它可以用社会再生产概念给女性受压迫现象以合适的位置。考虑到关于女性问题的理论作品传统缺乏说服力，人们理所当然对此会有一些告诫的言辞。对于具体分析女性处境这一问题而言，理论当然是关键的。为了能对所观察到的或明显或不明显的现象进行理性掌握，就必须用理论概念把这些现象组织起来。同时，理论就其性质而言，是非常有限的。作为一种概念的组织，理论体系仅仅是为理解现实存在的社会——过去的和现在的——提供指导。不管这种理论指导多么不可或缺，改变社会的具体战略、纲领、策略都不能从理论中直接推导出来。各个时期和不同社会中女性处境变化的现象也不能仅仅用理论来解释。这些现象是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和历史性考察的。相反，这些章节中的观点大部分是理论的，因而也必然是抽象的。比如，它们没有努力对女性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压迫进行详细的分析。这样的研究，以及它们所暗示的政治结论和任务，只能在别处进行。
　　女性受压迫现象是非常私人且主观的经历，评论时通常采用详尽描述的方式，强调性、人际关系和思想意识的问题。如同米谢勒·巴雷特所说：“妇女解放运动着重强调婚姻压迫、性奴役以及男性统治意识和女性气质意识的压制这些来自经验的方面。随着‘性政治’成为斗争的主要领域，它已成功地撕去了私有制关系的面纱。这种个人生活的政治化．．．．．．是妇女运动的主要成就，马克思主义从中亦受益良多。”然而，巴雷特认为这样的分析不够，因为它们“忽视了个人受迫是与生产关系和阶级结构这些更广泛的问题相联系的”。在接下来的文章中，焦点放在了后一个问题上，特别是女性处境的经济或物质方面。从对女性受压迫进行周详阐述的角度而言，奠定这些物质基础的方式不管作用多么有限，都是必须的。它们也为将来的工作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简言之，这些章节的起点是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理论观点，但最终目的是解决女性受压迫和女性解放的条件这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1]

　　在用社会再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去解释女性受压迫问题时，有几个概念需要加以明确，这要从劳动力概念本身开始。马克思将劳动力定义为存在于所有人身上的潜在的东西：“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使用价值是“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有用物”。每一个社会都存在着使用价值，以及可能参与生产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尽管特定的社会使它们采取的形式有所不同。“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劳动力，仅仅是进行有用劳动的能力，因此也“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2]
　　劳动力是人类拥有的潜在能力。当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被使用——消费——时，这种潜能才能实现。一旦进入劳动过程，劳动力的拥有者就提供劳动，因为“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3]。因此劳动力必须与其拥有者的身体存在和社会存在区分开来。
　　劳动过程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存在于特定的生产方式之中。而且，任何生产同时又是再生产。“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最后，社会再生产需要生产条件的再生产。比如，在封建社会，“徭役劳动者的产品．．．．．．必须在补偿他的生活资料之外，足够补偿他的各种劳动条件”。“这种情况对一切生产方式来说始终是一样的。因为这种情况下并不是一切生产方式的特殊形式的结果，而是一切连续不断的和再生产的劳动的自然条件，也就是任何继续进行的生产的自然条件，这种生产同时总是再生产，因而也是它本身的作用条件的再生产。”^[4]除此之外，社会再生产还需要有充足的劳动力，以保证劳动过程的运行。
　　然而，劳动力的拥有者总有一死。工作的人会劳累虚弱。一些人太年轻，没法参加劳动，另一些人则太老。最终，每一个人都会死去。因此，满足作为个人的劳动力拥有者不断增长的需求的过程，是社会再生产的条件，就像取代那些死去或从现行劳动力队伍中退出的工人的过程也是社会再生产的条件。将这些过程都合并在劳动力再生产概念中通常是不确切的，即使这样做很有用。^[5]
　　尽管在语言学上，生产和再生产这两个概念很相似，但在理论上，构成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和组成社会生产的部分却没有可比性。劳动力再生产是生产的条件，因为它重新安置或更替了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力。然而劳动力再生产本身不是一种生产形式。也就是说，它并不必定需要原材料和生产资料在结果为劳动力产品的劳动过程中的明确结合。尽管一些人认为劳动力再生产是在家庭中进行的生产过程，但事实上这样的活动仅仅是更新劳动力拥有者的一种可能的方式而已。劳动营或寝室设施也可以被用来维持工人，工作队伍可以通过移民或奴役以及现存工人的代际更替来得到补充。
　　为了勾画一个初步的关于劳动力再生产问题的理论轮廓，马克思提出了个人消费这一概念（第5章讨论过）。个人消费指的是个体直接生产者对生活资料的消费。马克思强调，个人消费与在社会劳动过程中发生的生产消费是不同的。“这种生产消费与个人消费的区别在于：后者把产品当做活的个人的生活资料来消费，而前者把产品当做劳动即活的个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的生活资料来消费。因此，个人消费的产物是消费者本身，生产消费的结果是与消费者不同的产品。”^[6]
　　个人消费这个概念在这儿使用时，指的是使直接生产者得以恢复，并使他或她能再次回去工作的每天必须进行的过程。也就是说，它并不包括现存工人的代际更替，也不包括非劳动力个人比如老人和病人——的维持。它也不涉及通过奴役或移民的方式，将新工人补充进劳动队伍。个人消费仅仅涉及维持已经卷入生产过程的个体直接生产者；它使工人可以一次又一次开始从事直接生产过程。^[7]
　　这样，个人消费概念指的是直接生产过程层面上的劳动力再生产。在整个社会再生产层面上，不是个体直接生产者，而是劳动者整体在被维持和更新。^[8]很明显，这样的劳动力更新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实现。至少在原则上，现在的这批劳动力可以一直工作到去世，然后再由完全崭新的一批劳动力来替代。而更可能的是，现存劳动力可以通过生殖方式或用新的劳动力来补充。工人的孩子会长大并进入劳动队伍。先前未参与生产的女性进入生产领域。来自一个社会之外的移民或奴隶也加入了劳动队伍。马克思简洁地用一般概念来考察这些问题，他谈到了人口规律。“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9]而且，不是当前所有的劳动力都要在随后的生产时期工作。一些人会生病，残废，或者太老了。另一些人则可能因为实施了禁止童工或妇女夜工的保护法而被排除在外。简言之，在整个社会再生产层面上，劳动力再生产概念所涉及的人口范围一点儿也不确定。^[10]
　　到目前为止的讨论并不要求确定直接生产者的性别。从理论观点上说，只要他们能构成劳动力就行，是男是女并不是什么问题。引发性别问题的，当然是劳动力拥有者代际更替的现象——也就是说，现存工人被下一代新工人代替。如果要进行代际更替，生物意义上的再生产就必须介入。必须承认，人类不能通过单性生殖再生产自身。女性和男性是不同的。
　　在生育方面男女间生物差异的主要理论含意，在整个社会再生产层面上变得很明显。尽管整个社会再生产层面上的劳动力再生产并不必定包含代际更替，但这个问题必须被放在这个理论层面上来讨论。
　　在进一步深入探讨之前，我们得承认流行着一种分析上的误解。人们通常是在个性化的基于亲缘关系的背景下经历代际更替过程的，并试图形成一种通常集中关注家庭或以家庭为起点的劳动力再生产理论。这个过程尽管可以理解，但在理论层面上还是会造成严重的混乱。就像通常所理解的，家庭是一种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为工人提供每日生活资料的过程——他或她不断进行的个人消费就在家庭中发生。家庭也提供了孩子出生和成长的背景，而且它们通常包括了目前不参与劳动队伍的个体。因此，在大多数社会中，家庭成了对现存的和潜在的工人进行维持和和代际更替的重要地点。^[11]然而，它们不是工人每天使自己得以恢复的唯一地方。比如，南非的许多工人住在工地附近的棚屋里，每年被允许回到位于边远地区的家中去探望一次。而且，孩子也不必是家庭为补充社会劳动力唯一的贡献。其他家庭成员时也可能进入工作队伍，比如在收获季节，或在经济危机时期。最后，家庭不是补充劳动力的唯一源泉；像前边提到的，还包括移民和奴役外国人口等其他可能的源泉。这些资料表明，将家庭确定为维持劳动力的唯一地点，在直接生产的层面上夸大了它的作用。同时，通过将代际更替当做是更新社会劳动力的唯一源泉，在整个社会再生产层面上造成了对家庭的盲目崇拜。
　　不管怎样，在讨论的这个阶段，从理论上提出劳动力再生产的特定社会地点——比如家庭——是不成熟的。无论如何，关于男女间存在着生育方面的生理差异，我们还需要两个更进一步的观察资料。第一，生理差异为存在着性别差异的社会结构提供了物质前提，同时也是造成一个社会中男女地位不同的直接物质因素。^[12]第二，性别差异不能与其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制度相分离，在这一点上，性别差异之于劳动力再生产的意义亦毋庸赘言。到目前为止，涉及劳动力再生产的概念还没有提及特定的生产方式。因此，讨论也必然在一种相当抽象的层面上进行——或者，像马克思指出的，要“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考察劳动过程。^[13]现在，让我们去探讨阶级社会中的劳动力再生产。
　　剩余劳动被占用，或剥削，构成了阶级关系的基础。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占用了由直接生产者组成的被剥削阶级生产的剩余劳动。马克思在一段重要的文章中概括了阶级社会的本质：

　　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产生的，而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但是，这种由生产关系本身产生的经济制度的全部结构，以及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的。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任何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14]

　　在阶级社会，劳动力概念具有特定的阶级含意。劳动力指的是直接生产者阶级的成员创造被统治阶级占用的剩余劳动的能力。换句话说，劳动力拥有者构成了被剥削阶级。对阶级社会而言，劳动力再生产概念严格讲是与遭受剥削的劳动力拥有者阶级的维持和更新有关的。尽管阶级社会也必须维持和更新构成统治阶级的个人，但这不能被认为是社会中劳动力再生产的部分。根据定义，阶级社会中的劳动力只能由直接生产者阶级的成员产生。^[15]
　　马克思将阶级社会中由直接生产者创造的剩余劳动与他们的必要劳动作对比，用一个生产者在一个工作日中花在这两种劳动上的时间来定义它们。必要劳动是每天的工作中生产者维持自身再生产所需的部分。每天工作的其余部分是被剥削阶级占有的剩余劳动。^[16]事实上，直接生产者劳动的一部分也可能用于保证被剥削阶级中其他成员的再生产。比如，在那些孩子、老人和妻子不作为直接生产者进入剩余生产的情况下，一定量的劳动时间必须被用来维持这些人的生存。马克思从未明确过个人消费和必要劳动的概念含义。就像上边所讨论的，个人消费的概念在这儿被限定为直接生产者的直接生活资料。而必要劳动则被用来指维持、更新直接生产者以及当前未作为直接生产者参加劳动的从属阶级成员的所有劳动。
　　必要劳动通常由几个过程组成。首先，它为直接生产者的个人消费提供一定量的生活资料。比如，在封建社会，直接生产者可以保留全部产品中的一部分。在资本主义社会，工资允许他们在市场上购买商品。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获得的原始的生活资料本身并不能保证劳动者的维持。必须进行一定的补充劳动，这些生活必需品才能够以恰当的形式被消费：木柴要劈开，饭食要烹烧，花园要照料，衣服要缝补，等等。除了这些对直接生产者个人消费有所助益的劳动过程之外，还确定两个其他的劳动过程。一部分必要劳动为维持那些不参加工作的被剥削阶级成员——老人、病人、妻子——的生存而提供生活资料。另外还可能发生的一系列重要的劳动过程与劳动力的代际更替相联系——也就是说，从属阶级孩子的生育和抚养。就像上面所讨论的，从理论观点看，这些劳动过程的许多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它们加在一起，就是劳动力再生产不可或缺的条件，因而也是整个社会再生产不可或缺的条件。应该指出的是，必要劳动概念严格说只与涉及被剥削阶级劳动力再生产的工作有关。统治阶级中的个人每天也需要维持生存的资料，一般也通过代际更替来更新自己。不过，这种活动在马克思的观念里并没有被归为必要劳动，不涉及可剥削的劳动力的更新。
　　在特定的阶级社会里，生产的条件和结果在本质上是不确定的或不可预料的。硬要确定其条件和结果将会陷人功能主义的争论中，会认为一个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必定不可避免地要通过该社会的运转来实现。因此，社会关系——必要劳动通过它才得以进行——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尤其是，不管如何定义，家庭都不是人类社会永恒的普遍现象。至于任何社会结构基于亲缘关系所采取的形式，一般总是取决于社会的发展水平，而社会结构形式的选择又构成了潜在的斗争领域。^[17]
　　尽管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在分析上有差异，但在现实生活的具体劳动过程中，它们可能不再会有特殊性和差异性。这种可能性会发生在下边这些例子中◦首先，在封建社会，如果农奴以实物支付租金，交给地主一份产品，那么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作为劳动过程相互渗透。相反，在以劳动支付租金的情况下，农奴在与自己土地相分离的地主的田地里工作，清晰的空间和时间界线将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区分开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就像我们在第2章中所看到的，必要劳动的两个组成部分出现了区分，一个与剩余劳动一同进行，另一个则发生在剩余劳动占用的范围之外。最后，来分析奴隶制度这个假设的例子，它从境外进口劳动力，并强迫他们以简直令人精疲力竭的步速工作。这种情况下，代际更替几乎不可能，必要劳动量降低至几乎为零。
　　必要劳动包括三个方面：直接生产者的维持，从属阶级中非劳动成员的维持，以及代际更替过程，其中只有最后一种在纯粹意义上需要至少最低种类的性别分工。孩子要出生，必须由女性来怀胎和分娩。因此，在劳动力代际更替方面，属于从属阶级的女性有着特殊的作用。尽管她们也可能是直接生产者，但正是这种在劳动力再生产中的独特作用，构成了她们在阶级社会中受压迫的基础。这种独特作用可以用理论术语来分析。下面一段详细阐述了首先由帕迪·奎克提出的观点，提供了这样一种分析女性受压迫基础的理论框架。^[18]
　　这种观点取决于生育与阶级社会中剩余劳动占有之间的关系。生育降低了从属阶级女性作为直接生产者和必要劳动参与者的作用。怀孕和哺乳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多少降低了女性的劳动能力。^[19]即使女性仍然能够参与剩余生产，生育在某种程度上也妨碍了对其剩余劳动的立即占用。而且，她的劳动通常是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所以怀孕和哺乳也可能降低了女性维持劳动力的能力。从统治阶级的短期观点看，生育潜在地使女性工作能力下降（这种下降代价很大），同时又要求在她工作能力降低时仍然保留她。特别是，这一时期有部分必要劳动是为她提供的，否则这些劳动就可以成为统治阶级占有的剩余劳动。也就是说，通常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增加必要劳动，以提供她在生育时期维持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这意味着剩余劳动的相应降低。同时，生育对统治阶级是有益的，因为如果要通过代际更替补充劳动力，就必须进行生育。因此，从统治阶级的观点看，占有剩余劳动的近期需要，与整个阶级占有剩余劳动的长期需要之间，存在着潜在的矛盾。
　　前边几段概述的观点分析了一个经验性现象——女性生育孩子的能力——对于占有剩余劳动过程的潜在含义。必须强调，讨论是在理论层面运行的，它揭示了一种矛盾。为了在现实社会中解决这种矛盾，统治阶级倾向于实行这样的政策：把必要劳动缩小到最低限度，同时保证劳动再生产。现实中在何种程度上实行了这样的政策，当然取决于阶级斗争。
　　劳动力再生产在实际上通常利用建立在性和亲属基础之上的男女关系来解决，这是解决这种矛盾的历史方法。其他的成年人，一般是父亲和他的家族，或者分娩女性自己的男性家属，在历史上有责任保证女性在与分娩有关的能力削弱期间被供养。从属阶级男子因而在劳动力再生产的代际更替方面有着特殊的历史作用：保证为分娩的女性提供生活资料。
　　在原则上，男女在劳动力再生产方面的不同作用并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它们只是在女性实际生育的那几个月才发生作用。实际上，在被称为家庭的社会结构中，这种作用采取了特定的历史形式。从理论角度看，从属阶级的家庭可能被基于亲缘关系的社会单位，在这样的社会单位中，当生育女性的工作作用降低时，男性承担了更大的为她们提供生活资料的责任。作为现实阶级社会中制度化的结构，从属阶级家庭通常成为实现必要劳动的维持和代际更替的主要社会地点。这是劳动按照性别进行历史性分工的根源之一，这种分工使男女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方面发挥不同的作用。一般而言，在与必要劳动有关的任务方面，特别是在与孩子有关的工作方面，女性承担了更大的责任。相应地，男性通常在提供物质生活资料方面承担了更大的责任，与之相伴的通常是他们更多地从事剩余劳动。
　　尽管在历史上，女性在阶级社会的必要劳动任务方面承担了更大的责任，但将家务劳动领域与公共生产领域完全分开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在以农业为基础的阶级社会——比如，封建社会——中，必要劳动过程通常与剩余劳动融合在一起。^[20]像第2章所表明的，正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才在创造剩余劳动的领域和可以被准确地称为家务劳动的领域之间，划了一条清晰的分界线。断言家务劳动领域具有普遍性的分析家们，是设想非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果有着相同的特征。
　　男性会得到超出自己消费所需的生活资料，这个过程的确切形式在不同的社会中差异很大，但就对女性的统治而言，这种形式通常是合法的，并因女性受压迫的制度化结构而得到加强。为了巩固劳动力再生产，在可接受的水平上保持必要劳动的数量，统治阶级鼓励被剥削阶级中的男性统治。奎克概述了其动力：

　　女性试图占有超过维持其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是统治阶级占有剩余部分的一种间接需求。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就得到了统治阶级的支持甚至因此而强化。另一方面，在建立于男性统治基础之上的社会制度中，任何逃避抚养女性的“责任”的企图也遭到了反对。男性控制超出日常自身再生产资料，仅仅是为了让他们能对自己阶级的再生产做出贡献。^[21]

　　这样的政策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实行的，而不管男性统治给男性带来了什么直接的利益。
　　正是女性生育期间男性为其提供生活资料，而不是性别分工本身，构成了阶级社会中女性从属地位的物质基础。在怀孕和哺乳期间——通常时间还要长些，男女在从事劳动再生产方面存在着差异，这个事实并不构成压迫的根源。所有社会中都存在分工。即使在最主张人人平等的狩猎和采集社会中，每天要完成的许多任务也要分工。由生物和社会发展而引起的人们之间的差异也构成了每个社会的特征。一些人可能会在心理或生理上有障碍。一些人可能是异性恋者，另一些人则可能是同性恋者。当然，一些人可能是男人，另一些人则可能是有生育能力的女人。分工和个人差异的社会意义是在它们深入其中的现实社会的语境中形成的。从统治阶级占有剩余劳动的需求这一角度看，阶级社会中女性的生育能力引发了矛盾。对被统治阶级女性的压迫，是在解决这些矛盾的阶级斗争过程中形成的。
　　统治阶级中的女性对于本阶级的男性来说也可能处于从属地位。这种从属地位的存在，最终取决于她们在统治阶级个体成员的代际更替方面的特殊作用。像社会主义传统思想所认为的，这儿的问题是财产。如果财产由男子来掌握并遗留给孩子，那么女性受压迫就是保证孩子父系血统的一种方便方式。在特定的社会，女性受压迫的共同经历和文化回应，可能会使女性超越阶级阵线，在一定程度上团结起来。尽管这种团结有现实基础，并且有重要的政治含义，但在理论上，统治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女性的地位还是有根本的区别。只有从属阶级的女性才参与了维持和更替阶级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力量——可供剥削的劳动力。
　　必须强调，阶级社会中女性受压迫是一个历史现象。它可以像在这儿一样，在一种理论体系的指导下被分析，但其本身不能从理论上加以推断。女性受压迫性质的混乱，经常导致对女性受压迫的最终理论结果或根源的探索毫无成果。其原因当然在于它们是历史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22]
　　这一观点可以概括如下。人类有能力生产超过自己所需的直接生活资料的使用价值。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按照某种确定的社会关系占有从属阶级的剩余劳动，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把人类的这种潜能组织起来。为使这个阶级社会得以存在，必须随时都有生产剩余劳动的可供剥削的劳动力。然而，工人不能永远活着：“因损耗和死亡而退出市场的劳动力，至少要不断由同样数目的新劳动力来补充。”在通过代际更替得以更新时，人类便开始分成两种生物上有区别的群体，女性和男性。在生育期间，女性的劳动能力会略微降低，这对统治阶级来说是一个潜在的矛盾。在解决这一矛盾的过程中，除了阶级斗争之外，历史上还形成了各种劳动力再生产形式。事实上，在所有的情况下，男性都在提供物质生活资料方面承担了更大的责任，而女性在必要劳动任务方面承担了更大的责任，并形成了男性统治女性的制度化的形式。尽管也存在着例外，并且事实上这些例外可能为理解阶级社会中的劳动力再生产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视角，但历史遗产仍然以父权制为特征——无论是好是坏。在这一意义上，琼·凯利是正确的，她指出“父权制．．．．．．在家里。私人家庭就是它固有的领地”。^[23]
　　在大多数阶级社会里，被剥削阶级女性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剩余生产，同时也参与必要劳动。^[24]她们在必要劳动任务中的特殊责任和从属地位，可能给她们在剩余生产领域所做的工作带来影响。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照料孩子的个人责任，使得女性特别容易在家庭工作中遭受不公正的境况。相反，参加剩余劳动则可能影响女性必要劳动的形式。比如，在美国种植园中，大多数女奴隶在主人的庄园里干活，而烧饭和照看孩子则集中由年老的妇女和很小的孩子来做。^[25]在特定阶级社会发展情势下，被剥削阶级的女性受压迫不仅是由女性与劳动力维持和更新过程的关系造成的，而且是由她们参与剩余劳动的程度和特征造成的。
　　特定阶级社会中劳动力再生产的实际运行，是需要进行历史性考察的——并且，在目前也是需要政治介入的。不过，从现在所提供的理论体系中，还是可以推断出一些趋势。在极力缩小劳动力代际更替重要性的情况下，被剥削阶级中的性别分工和家庭习俗可能相对较弱。比如，如果统治阶级依赖于一个社会之外的移民劳动，它可能让这些工人住在棚屋里，让妇女和男人干一样的活儿，鼓励避孕和绝育，忽视繁重的工作对怀孕最后几个月的妇女的影响。通常，社会对劳动力再生产的需求大部分由代际更替来提供。这儿，战争、饥荒或自然灾害引起的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将会加大女工需求的矛盾压力。或者强调家庭作为代际更替地点的作用，或者强调女性参与剩余劳动的重要性，或者二者都可能被强调，这取决于历史情况。在统治阶级使剩余劳动最大化的需求压倒长远考虑的时期，被剥削阶级中的所有个人都被鼓动参与剩余生产，造成家庭生活和男性统治制度的混乱。这是19世纪工业化的英格兰所遇到的情景，也是当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再次遇到的情景。
　　这种趋势也会遭到反对。移民工人可能因与家人相分离而斗争。本地工人则可能反对使用外国劳动力。妇女可能拒绝待在家中生育和抚养孩子。男人可能抵制妇女加入劳动队伍。工人可能支持禁止童工的法律。妇女和男人可能组织起来保卫家庭生活习俗的现存形式。简言之，阶级社会中劳动力再生产过程通常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斗争领域。

^[1] 米谢勒·巴雷特：《今日女性受压迫：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分析中的问题》（London: Verso Editions，1980），第79页。艾拉·格斯坦对本章和下一章中的理论观点有许多犀利评论，对此我深表感谢。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0、47、56、208—209 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1 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90页。

^[5] 劳动力再生产这一术语还可以有许多其他用法。有时，它指的是与技术的发展和意识形态统治权的维持相关联的过程。比如，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体系就在社会再生产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它的分析就从它在所谓的劳动力再生产中的作用这一角度来进行。这个术语的另一个用法,指的是卷入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劳动。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中餐厅和制衣厂的工人，就被认为对劳动力再生产作出了贡献。尽管关于劳动语的这许多用法予人以丰富联想，但它们都忽视了在一种经济制度中，由社会组织的劳动与不由社会来组织相比具有特殊性质。参见巴里·海因兹和保罗·赫斯特的评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5），第1章。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8 页。

^[7] 在评论个人消费概念时，马克思根本没有做到前后一致。有时，他明确地将之限定为维持个体直接生产者每日所需活资料。有时候，他则暗示它包含了工人和“他的家庭”的维持和更新。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将这些前后不一作为马克思主义传统思想不完善的证据。争论不仅仅是因为这些论述造成的，而且还因为《资本论》（这本书认为社会再生产是一个整体）的其他各卷中缺乏对雇佣劳动的任何持续的考察。如果马克思完成了他最初的计划，为雇佣劳动创作单独的一卷，这个问题也行就可以得到修复。关于《资本论》的写作计划，见本书第5章注释42。

^[8] 关于理论层面的问题，见罗杰·埃斯塔布莱（Roger Establet）：《资本论提纲简介》（“Presentation du plan du Capital”），载罗杰·埃斯塔布莱和皮埃尔·梅凯瑞（Pierre Macherey）编：《阅读资本论》（Lire le Capital）第 4 卷，Paris: Frarois Maspero, 1973,第47—109页；以及艾拉·格斯坦：《生产、流通和价值》（“ Production，Circulation and Value”），载《激进美国》第7卷，第4—5期（1973年7—10月），第101—128页。这儿使用的“整个社会再生产（total social reproduction）指的是《资本论》第3卷赖以展开的理论层面，或者，用格斯坦的话来说，指的是“生产和流通的复杂整体”。见艾拉·格斯坦：《生产、流通和价值》：《生产、流通和价值》，载《激进美国》第7卷，第4—5期（1973年7—10月），第265页；参见第253—256 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2 页。

^[10] 理论层面的差异使以下这一点很清楚，即第2章中讨论的家务劳动争论实际上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直接生产过程层面上的个人消费问题有关——而不是像有时对某些人而言的，似乎与一般的劳动力再生产有关。

^[11] 对家庭这一术语清晰含义的切合实际的评论，见雷纳·拉普：《当代美国的家庭和阶级：理解意识形态的笔记》（“Family and Clas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 Notes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Ideology”），载《科学与社会》第42期（1978年），第278—300页。

^[12] 关于两性差异的社会结构，见米谢勒·巴雷特：《令日女性受压迫：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分析中的问题》（London: Verso Editions， 1980 ），第74—77页，卢尔德 ·贝内里：《再生产、生产和性别分工》（“ Reproduction，Production，and the Sexual Division of Labour”），载《剑桥经济学杂志》第3期（1979年），第203—225页；贝弗利·布朗：《劳动的自然分工和社会分工：恩格斯和家务劳动争论》，载《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第1期（1978年）,第25—47页；弗利西蒂·埃德霍尔姆、奥利维娅·哈里斯和凯特·杨：《女性概念化》，载《人类学评论》第9—10期（1977年），第101—130页；玛克辛·莫莉纽克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中的大男子主义》（“ Androcentrism in Marxist Anthropology ”），载《人类学评论》第9—10期（1977年），第55—81页。对这些作品的出色评论，见珍妮特·塞耶斯（Janet Sayers）：《生物政治：女权主义者和反女权主义者的观点》（Biological Politics： Feminist and Anti-Feminist Perspectives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1982）。参见本章第22条注释所引用的注释。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1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91—892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 243—244 页。

^[15]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在探讨劳动力再生产时，有时会滥用这个术语，暗示它包括统治阶级个体的更新。这样，他们不仅造成了概念上的混乱，而且还抹杀了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本质区别。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2—244、258—261 页。

^[17] 布里奇特·奥劳克林：《生产和再生产：梅亚苏克斯的〈妇女、粮仓和资本〉》，载《人类学评论》第8期（1977年春季），第6—7页；雷纳·拉普：《克劳德·梅亚苏克斯的〈妇女、粮仓和资本〉》，载《辩证人类学》第2期（1977年），第319、321—322页；莉丝·沃格尔：《争论领域：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家庭的笔记》（“The Contested Domain: A Note on the Family in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载《马克思主义观察》第1卷第1期（1978年春季），第50—73页。对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功能论的讨论，见米谢勒·巴雷特：《今日女性受压迫：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分析中的问题》（London: Verso Editions, 1980），第93—96页；以及珍妮特·赛耶斯：《生物政治：女权主义和反女权主义者的观点》（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82），第202页。

^[18] 帕迪·奎克：《女性受压迫的阶级性质》，载《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第9卷，第3期（1977秋季），第42—53页。除了考察阶级社会中女性的受压迫问题，奎克还对阶级社会和非阶级社会作了一个对比，认为“只有在阶级社会中，女性卷入生育才导致了女性的受压迫”；第45页。按照同样的思路，她提出了一个偏激的观点，认为“‘家庭’……是仅仅适用阶级社会的术语，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和再生产），与按照整体的社会（比如说共产主义社会，原始的共产主义社会和先进的共产主义社会）利益组织起来的生产相比，有着不同的含义”；第47页。

^[19] 对生物学、性别分工和女性受压迫之间关系的讨论，见米谢勒·巴雷特：《今日女性受压迫：马思主义女权主义分析中的问题》（London: Verso Editions，1980 ），第72—77页，和塞耶斯：《生物政治：女权主义者和反女权主义者的观点》（London: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82）。卡曾斯声称，两性间的生物差异不能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因为“资本家和工人仅仅是一个象征，（他们）对于两性差异问题是抽象的，不重要的”。马克·卡曾斯（Maark Cousins）：《唯物主义观点和女权主义》（“Material Arguments and Feminism” ），载《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第2期（1978年）,第63页。相反，马克思并没有忽视生物学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比如，他坚持认为，直接生产者必须使得他们必须被维持和更新，因此，劳动力再生产问题对于阶级社会的社会再生产而言是关键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的再生产实际上是资本本身再生产的一个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4页。）如果人必有一死这个生物现象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言是重要的，那么为什么名为性别分为两性这个生物现象不重要呢！

^[20] 比如，见克里斯托弗·米德尔顿：《封建时代英格兰的性别分工》，载弗兰克·帕金编：《阶级的社会结构分析》（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1974），第179—203 页。

^[21] 帕迪·奎克：《女性受压迫的阶级性质》，载《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第9卷，第3期（1977秋季），第47页。

^[22] 关于女性受压迫的历史起源的讨论，见萨莉·亚历山大（Sally Alexander）：《19世纪伦敦的妇女工作：1820—1850年间的研究》（“Women’s Work in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A Study of theYears l820—1850”），载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和安·奥克利（Ann Oakley）编：《关于女性的正误》（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1976），第59—111页；卢尔德·贝内里：《再生产、生产和性别分工》,载《剑桥经济学》第3期（1979年），第203—225页；明娜·戴维斯·考尔菲尔德：《平等、性和生产方式》（“ Equality，Sex and Mode of Production”），载杰拉尔德·贝雷曼（Gerald Berreman）编：《社会不平等：比较的方法与发展的方法》（Social Inequality: Comparative and Developmental Approache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第 201—220 页；佩内洛普·钱卡内利（Penelope Ciancanelli）：《东非奇古亚族中的交换、再生产和性从属》（“ Exchange, Reproduction and Sex Subordination among the Kikuyu East Africa” ），载《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第l2卷，第2期（1980年夏季），第25—36页；卡门·戴安娜·迪尔和玛格达莱娜·莱昂·德·莱亚尔（Magdalena Leon de Leal）：《安第斯山脉的小农生产、无产阶级化和性别分工》（“Peasant Production, Proletarianization, and the Sexual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Andes”），载《标志》第7期（1981—1982年），第 338—360页；莫里斯·格德利耶（Maurice Godelier）：《男性统治的起源》（“The Origins of Male Dominatio”），载《新左派评论》第 127 卷（1981年5—6月），第3—17页；克里斯托弗·米德尔顿：《封建时代英格兰的性别分工》，载弗兰克·帕金编：《阶级结构的社会分析》（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74）第179—203页；艾里斯·杨：《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载莉迪亚·萨金特编：《女性和革命：论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幸联姻》（Boston: SouthEnd Press, 1981）。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出版社1972年版，第194—195页。琼·凯利-加多尔：《性别社会关系：女性历史的方法论意义》，载《标志》第1期（1975—1976年），第821页。

^[24] 同样，男性通常在某种程度上也参与了必要劳动的直接工作。承认维持个人生活的工作（洗浴，刷牙，等等）构成了必要劳动，就像承认前往工作地点的工作（步行六英里去工厂，乘坐火车到办公室，等等）构成了必要劳动一样是重要的。

^[25] 萨莉·亚历山大：《19世纪伦敦的女性工1820—1850年间的研究》（“Women’s Work in Nineteenth-Century London:A Study of the Years 1820—1850”），载朱丽叶·米切尔和安·奥克利编：《关于女性的正误》（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6），第59—111页；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奴隶社区中黑人女性作用的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Black Woman’s Role in the Community of Slaves”），载《黑人学者》第3卷，第4期（1971年12月），第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