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最后的地狱——青勃40年代诗辑

昙花一现的年华

青勃



  我的二十五岁。
  —九四六年。
  这是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年,在我的诗集《号角在哭泣》里有一首六行小诗《中国的早晨》:

  在痛苦的期待中
  三遍鸡叫
  宣布了黑夜的溃灭

  打开门
  浓浓的灰蒙蒙的霁
  回漫在中国的早晨


  就是写的这个岁月。
  经过全国人民八年艰苦的抗战,日本侵略者失败了。国民党到处空运,下山摘桃,抢夺胜利果实,并且枪口对内,挑起内战,进犯解放区,中国的早晨,大雾迷漫……
  这当口,我在郑州《春秋时报》担任副总编辑,兼编《文艺春秋》副刊;也写着诗。这年三月,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党的领导下,中原一带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如在开封《中国时报》主编《散文与诗》副刊的苏金伞,在南阳《前锋报》主编《燧火》副刊的李蕤,在开封《力行日报》主编《春草》副刊的李根红等,大家组成了互相呼应,互相支援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火力网,我的诗主要发表在中原各进步副刊上。另外向上海臧克家主编的诗刊《诗创造》,李健吾、郑振铎主编的《文艺复兴》,和《文汇报》、(大公报》供稿。
  我没有写出什么像样的作品,但能给人留下一点印象的作品,却大都是我二十五岁期间写的小诗。朱自清在《今日的诗》中评论的《叩》,是我这年五月间写的;周良沛选编的《新诗选读111首》里的《号角在哭泣》,是这年初春写的,香港有几种中国新诗选本所选的《你们也有旗》等,是这年二月间重庆发生较场口事件后的作品;香港司马长风著的《中国新文学史》(昭明出版社出版)下卷第二十八章中《田间·青勃》一节所引《苦难的中国有明天》一诗,是我这年冬天写的作品,司马长风把我和田间并列,并加以比较,使我受宠苦惊,田间是著名的诗人,比我写得早,写得好,在中国诗坛功绩卓著、贡献很大,他是我尊敬的老师,在诗歌战线,我不过是普通一兵,而田间同志则是将军。闻一多称赞田间是“时代的鼓手”。他说:“这里没有‘弦外之音’,没有‘绕梁三日’的余韵,没有半音,没有玩任何‘花头’,只是一句句朴质,干脆,真诚的话,多么有斤两的话!简短而坚实的句子,就是一声声的‘鼓点’,单调,但响亮而沉重,打人你耳中,打在你身上。”我觉得闻一多的评论是中肯的,准确的,没有“单调,但响亮而沉重”的声律,怎么能称为鼓声?在这里,质朴是田间诗的特色,惠特曼说:“艺术的艺术,表达的光辉和文学的光彩,都在于质朴,没有什么比质朴更好的了。”闻一多在一九四五年昆明的诗人节纪念会上的演讲中还说过:“田间已是新世界中的一个诗人。”在当时当地,田间写着他的《抗战诗抄》,擂着战斗的鼓,这不管是在民族危亡之际还是胜利以后,都是应当肯定的。司马长风先生说我“名不如田间,诗胜过田间。”前一句话是客观事实;而后一句话则不免有些溢美之词了。其实我也有一些粗糙直露的作品,臧克家在我的诗集《号角在哭泣》的《序》中说:“在他的诗作里,就是近乎口号和观念的东西,也使人感觉到一种力量,一派活生生的朝气……”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批评。司马长风先生说我的诗“颇有诗的韵味”,这主要是我战斗在国统区,有些不好说明,而是运用了一些意象、象征等表现手法。比如一九四六年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时,蒋介石假惺惺地宣布保障各党派合法地位,实行了普选和释放政治犯等“四项诺言”时,我写了《骗》:

他采折了
不曾绽放的蓓蕾
他砍伐了
就要结果子的树
他踩烂了
刚刚钻出地壳的嫩芽
他揉碎了
露水滴开的花瓣

他在狰狞的脸上
涂抹了浓厚的脂粉
他向荒芜了的花果园外
指着自己的鼻子说:
“我是一个好园丁”


  在我二十五岁的时候,暴露是我的缪斯。这是我生活在国统区,战斗在国统区的情况所决定的。那时候,在诗创作上没有具体的条条框框,没有硬性规定;只有一个“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总的战斗纲领,从诗人自身来说是创作自由的。我最初的几本诗集,如《号角在哭泣》(1947年版)、《巨人的脚下》(1949年版)和《最后的地狱》(1951年版)里大部都收集了我在二十五岁时的作品。在我的创作道路上,这可以说是“昙花一现”的一年,最好的青春的一年。这一年的创作,大多都带有政治抒情诗的味道,这是解放战争开始的第一年,我生活在国民党残酷统治的地区,和人民共呼吸、共苦难,相濡以沫,时代磨炼着我的筋骨,也磨炼着我的诗。普希金讲:“我的永远真正的声音是俄罗斯人民的回声。”这是我的信条。那时候我写的作品,都是试图捕捉人民的声音,人民喜怒哀乐的感情色彩的。
  一九四六年,历史的镜子,映照出一切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的嘴脸,在国统区民主斗争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进步文艺界也高扬着一种新风气。编者与作者的关系很正常很亲密,比如臧克家、李健吾对我的培养爱护,就使人无法忘怀。诗稿寄去,每信必复,发表很快,根据作品的质量,有时竟给你头条位置。我的第一本诗集《号角在哭泣》,就是臧克家同志帮助出版的。他和曾〔曹?〕辛之同志作了大量的工作,使作者却感到出版诗集仿佛并不怎样困难。朱自清评了我的诗,在朱自清逝世后,臧克家主编《文讯》纪念专号,便来信向我约稿,我写了一首悼念的诗。在这期《文讯》纪念朱自清先生专号中,我是唯一的一个不见经传的后生了。我和李健吾也有一段通信关系,他主编《文艺复兴》发表了我一些作品,有一次我寄去了《冬天的树》等诗,他来信说我的诗稿不慎丢失,要我赶快再抄一份寄去,这种十分负责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这是我二十五岁时的一个童话,我自己把这一年比作“昙花一现”的一年,因为从那以后,很快便跨上了一段弯路。解放以后,我换了笔墨,换了色彩,换了声音。歌颂成了我的缪斯,我所写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歌颂的(见我的诗集《乐园集》)。写着写着,“逐渐被一些平铺直叙的作品所代替,被一些配合政治运动的作品所湮没”。我在《我学诗的历程》(花城出版社《作家谈创作》下卷)一文中说过:“‘赶任务’几乎形成一种风气,一种习惯,一种法定的创作劳动的操作规程。个性没有了,风格没有了,甚至也没有了技巧。……机械地去配合具体的政策,简单地图解政策,产生不了艺术作品。有人说,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四化服务,这不就是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翻板吗?不!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现在提的这一口号,比较宽阔,他给作家以广阔的天地,同时它们又是一个个焦点,是清晰的概念。再呢,这种服务,又必须是遵照艺术规律,通过塑造人物,反映生活来达到的。”那时候,我写了不少没有生命力的作品。接着,我被错划为右派,再呢,文化大革命,我的创作间歇期长达一二十年,直到粉碎了四人帮才重拿起笔来。现在已步入老年,感到迟纯了。
  我的二十五岁,是我的“昙花一现”的年华,从这朵小小的“昙花”的花瓣上,你能看到时代的投影,时代的启示吗?青年诗人们,珍惜你的二十五岁,你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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