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诗的历程（青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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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诗的历程

青勃

一

　　我正式开始创作生活，是在一九四二年。这是河南遭受特大灾害的年代。我目睹了中原一带遍处饿殍、赤地千里的悲惨世界，现实生活驱使我拿起笔来，我是一个暴露者，我用诗反映了那些触目惊心的见闻，表达了我对受难者的深切同情，我对统治者的愤怒。乞丐、饥民、被剥光了皮的树、连土一起剜到篮子里的野菜……等等，都是我诗里的形像。关于一九四二年的河南旱灾，在李蕤同志当时写出的长篇报告文学《豫灾剪影》里有详尽地描写，这是继国民党反动派扒开黄河花园口的水灾之后，又一次浩劫，饿死的群众达三百万人。在灾荒岁月，国民党反动派依然横征暴敛，不顾人民群众的死活。

城市
派电线杆子
跨过河流
踩住山坡
用电线
捆绑住田野和乡村

山坡上的树木砍光了
河里的鱼虾落了网
田里收的粮食
在向城市运送
乡村
变成贫血的老人

　　——《电线》

　　统治者却又戴上了“慈善”的假面，召开所谓“救灾会议”，不是议而不决，就是玩弄骗人的花招，推广什么“救灾饼”，制造吃一个小饼子可以几天不啼饥号寒的神话，他们在饿殍上跳舞演戏，我曾经写过一首控诉的诗《在高唱入云的救灾声中》

当救灾会议
第一百次召开的时候
（一撮慈善家们
围着蓝色的火苗
喷着烟圈
争论得那么热烈……）
我从冻结的乡村
走进冬天的城市……

　　接着，我把悲惨世界推上诗的屏幕，我描写了“救灾会议”围墙外面的城市和乡村，人民挣扎在饥饿线上的惨状：“城外，依靠着剥光了皮的树，人民瘦成干枯柴枝，他们沉默的张开的嘴，像装上子弹的沉默的枪口……”、“在机关门前的石阶上，坐着一个七十岁的老婆婆……她已经不再乞讨，坐着，好像一个石人……”最后我是这样写的：

在高唱入云的
救灾的歌声里
遍地饿殍
你救灾会议
你报纸上救灾捐款的数目字
你地狱的建筑者
好一套漂亮的把戏

　　这些习作，有一些发表在当时《华中日报》的文艺副刊上（这是臧克家同志曾经耕耘过，后来由程光锐等同志主编的一个文艺副刊），后来收入我在解放前出版的诗集《最后的地狱》里。它们都写得比较直，比较粗糙，但诗里却跳跃着一颗少年愤怒的心。
　　有的同志翻阅了我当时的作品，言谈之间，对我早期的作品，为什么就和人民的思想感情相通、一致的问题，很感兴趣，很想了解个根源。这里，不妨再做个交待，重要的不在于我是一个邮电工人的儿子；而在于，当我圆睁着幼稚的眼睛接触社会时，我受到了时代的熏陶，时代的启蒙。一九三六年暑假，我考上了河北省立正定中学，这是一个文学活动和抗日救亡活动都很活跃的学校，文学社团很多，经常举办读书会，英文教员是一个诗人，他和主编《诗志》月刊的韩北屏同志等都有关系……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爱上了文艺，参加了初三同学主办的读书会，除了学习鲁迅、高尔基的作品以外，还阅读讨论《大众哲学》、《太平洋问题十讲》等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高中同学主编过一个刊物《惊蛰》，我的第一首诗是在它上面发表的。在民族解放先锋队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我们反对读经，下乡宣传抗日，当同学被捕时，我们进行了罢课斗争，进行了抗议和营救。就是在这年寒假，我回到故乡，发起组织了一个“大众救国团”，把幼稚的诗句、笨拙的漫画，以及宣传抗日救亡的标语，在月光里把标语贴到大街小巷，在沉睡的小县城点了一把火。第二天，当我们到郊外研究动员那些人参加时，县公安局出动了警察去追捕我们，由于高小时的老师张静波同志派同学去给我送信，并和别的老师积极营救，这样才没有演成悲剧。少年时期的这一些经历，在文艺上，受到“五四”以来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哺育；在政治上，受到抗日救亡和进步思想的影响，时代的暴风雨塑造着一个热血青年的灵魂，我是吃过血和火的乳汁的。这大概就是我一开始写诗就和颓废、悲观无缘的根由。
　　我曾在国统区作了儿年宣传工作，后来跑到的报社编文艺副刊。从一九四三年六月到全国解放，我曾先后在洛阳、西安、郑州、北京和天津等地的报社当文艺副刊编辑。到报社工作以后，可以读到交换的重庆版的《新华日报》，这是我最喜爱阅读的报纸，读《新华日报》成了我的“自修大学”的一门主课。从《新华日报》，我听到了党的召唤，看见了祖国的光明和希望。从这时候开始，我不再只是用炭条去勾勒出悲惨的景像，在诗里，增添了对于光明的信念、追求和爱情。在《冬天的树》一诗里，我写出了人民的爱憎：

春天不来
冬天的树
死也不悬挂
红花绿叶
欢迎的旗子

　　而在《我的歌》这首诗里，我歌唱道：

伸出枯黑的
索取自由的手
仰望着蓝亮的天空
我是朝向太阳扭转的
把根扎在阴湿的土地上的
一棵向日葵

　　我生活和工作在国统区，我走在冬天的路上，但是，我坚信春天必然降临——

冬天的路
不是伸向春天的吗
我走在冬天的路上
我的歌
不会冻结……

　　一九四六年三月，在郑州工作期间，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我以诗歌作武器，写了许多政治抒情诗和一些通俗的民谣、山歌式的政治讽刺诗。这是我创作的旺盛期，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垂死挣扎，制造了许多血腥事件，我积极地投入了揭露的斗争，蒋介石假惺惺地宣布所谓“四大允诺”时，我写了《骗》；重庆较场口事件，我写了《你们也有旗》；闻一多被害，我写了《枯叶的翻身》……一九四七年十月，我的第一个诗集《号角在哭泣》（减克家主编的《创造诗丛》之一）由上海星群出版公司出版了，这个诗集引起国统区进步文艺界的重视，上海、北京的报刊发表了评介文章，朱自清先生在《今天的诗》一文里，给予了热情的评论。集子里有一首《叩》，这首诗歌颂了人民的力量，预言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千万双手
叩敲着门环
叫声汇成大海的浪涛
向紧闭的门冲激
历史要打这里通过
闪开路吧
门能挡住什么呢
而且：你看那墙
　　　就要倒坍

人民越来越多
紧闭的门外
人民的愤怒
一秒钟比一秒钟高扬
人民的力量
一秒钟比一秒钟壮大
等他们
在门外爆炸
一片宮殿便会变成旷场

　　这首诗和我当时写的其它几首小诗，二三十年以后，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新诗选》（1919—1949）两种选本都选取了，人们没有把它遗忘。反映了时代，反映了人民的声音和意志，这该是诗的生命力的所在吧。
　　解放前，暴露是我的缪斯。这是我生活在国统区，战斗在国统区的情况所决定的。暴露和歌颂是水火不相容的吗？没有信念，没有理想，没有心上的光明，那些丑恶和腐朽，我岂能洞察，岂能分辨！没有爱是没有恨的。

二

　　解放以后，我换了笔墨，换了色彩，换了声音。生活和工作在新中国，我唱起新的歌。这是一个新阶段，歌颂成了我的缪斯。我所写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歌颂的。歌唱在新的士地上耕耘的农民，歌唱保家卫国，跨过鸭绿江的战士，歌唱第一代拖拉机创造者和黄河、淮河的水利工人……我这样歌唱首都的一条街：

这条街道是多么宽广！
它容得下千万人的纵队，
它容得下祖国的所有的民族，
它容得下太阳的整个光辉，
它容得下地球上所有的海洋，
它容得下我们全世界的友人……
　　——《这条街道是多么宽广》

　　我歌唱北京节日的夜：

北京的夜，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夜，
人民涌向街头，涌向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钟楼、大厦都镶着夜明珠，
每一棵树，绿叶中都闪烁着彩色的灯光。
探照灯美丽的一道道光柱，
在高空架起焰火的花房。
听一声声巨雷的爆炸，
礼花从地上抽枝，在星空怒放。
红色的花，蓝色的花，金色的花……
花朵挤满了寂寞的天堂，
我们的大地上万紫千红，
我们的天空也是鸟语花香……
　　——《北京的夜》

　　我歌唱伟大的祖国：

祖国呵！你是金
你是玉，
你是珍珠……
你是一切光辉聚成的明镜；
诽谤者是一块肮脏的布！
它想在你的脸上抹黑，
却照出它的丑恶面目。

　　—《祖国呵，你是金，你是玉……》

　　这样的诗，虽然写得还不深刻，但总有一些自己的东西吧？它的感情是真挚的，这是从心里唱出的歌。这样的抒情诗，写的并不多，逐渐被一些平铺直叙的作品所代替，被一些配合政治运动的作品所湮没。“赶任务”几乎形成一种风气，一种决定的创作劳动的操作规程。个性没有了，风格没有了，甚至也没有了技巧。写作变成“演中心，唱中心，写中心，画中心”指挥棒下的笨拙表演。从传声筒里出来的声音，没有盲诗人唱的动听。这里有许多教训。文艺与政治，不是主与仆的关系，也不是演双簧的关系。机械地去配合具体的政策，简单地图解政策，产生不了艺术作品。有人说，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四化服务，这不就是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翻版吗？不！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现在提的这一口号，比较宽阔，它给作家以广阔的天地，同时它们又是一个个焦点，是清晰的概念。再呢，这种服务，又必须是遵照艺术规律。通过塑造人物，反映生活来达到的。
　　创作要从生活出发，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要提倡作家去写他熟悉的生活，要为作家创造条件，去熟悉他想反映的生活。过去那种强人所难，出题目做文章，从概念出发的做法，是作家最苦恼的事。“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三结合创作方法，其所以荒谬，不仅仅在于作家也有思想和生活，而且在于各有各的思考，各有各的阅历，各有各的素质和风格，这种捏合，牛头不对马嘴。生活和诗的关系，还可以换个比喻，那就是泥土和植物的关系，和花与树的关系。诗创作不能脱离生活，但生活和诗之间不能划等号，如果生活就是诗，那可真的要“人人赛杜甫，个个超李白”了。作品中反映的生活，应当是生活的一种折光，一种返照，用王维《鹿柴》里的诗句说，就是“返影入深林"。诗不是干巴巴的生活说明书，不是自然主义地有闻必录，不是没有艺术概括和抒情个性的呆板的录像。人们用眼睛看世界，诗人用心灵看世界。
　　这时期，我写了不少没有生命力的东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文艺界是欢欣鼓舞的，创作思想有过短暂的活跃。但是，这一方针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相反，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许多诗人都停止了歌唱。从一九五七年到粉碎“四人帮”的一九七六年（虽然在六二年平反后我写过一点东西）这长长的岁月成为我的创作间歇期，刀枪入库，我基本上是停笔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我是在沉默中度过的，也是在痛苦的思考中度过的。解放前，“横眉冷对千夫指”是我的座右铭；解放后，我是“俯首甘为孺子牛”，即便是头上被戴上荆冠，心里也是朝朝暮暮地在进行自我解剖。“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推行的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渐渐地使我觉醒过来。窃国篡党的人成了“英雄”，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人一律入了“另册”，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统治，实在是对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猖狂反扑。这时候，开始意识到封建主义的遗毒在我们祖国还远远没有肃清，人民的觉醒是用多少无辜者的鲜血换取的呵。
　　十年浩劫，诗人的笔被没收了。
　　但是，人民，也包括诗人们，在用鲜血写诗，写出了悲壮的史诗，写出了火焰一般的壮丽的“四五”之歌。

三

　　粉碎“四人帮”以后，开始我还是借调到省城里来的插队干部，是在这个省城里的一个“没有户口的人”，我在河南省美展办公室搞美术评论，兼保管，为画家同志们数宣纸、量油画布、取笔墨颜料。一九七八年春，《人民文学》发表了我在黄泛区插队时写的一首诗，这对我是一种支持。同年六月，我归队回河南省文联搞专业创作。归队前，我去上海参观了法国的油画展览，到南京瞻仰了周总理当年深入虎穴进行战斗的地方——梅园新村，我到杭州，让西湖的水冲洗掉我一身灰尘，冲洗掉我心上的忧郁……当我重新拿起笔来，我是既喜悦又惶恐的，我懂得了一支笔的份量。由于自己起步晚，颇有一种紧迫感。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春风中，又是心情舒畅，精神焕发的。这样跨入了我创作上的第三个阶段。从七八年夏天到今年夏天，两年间，我的练笔之作约有百余首，出版了《引玉集》，并正在整理以近两年的新作为主的另一个集子。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写的数量超过了自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七年二十年间所写的作品的总和。
　　在前边说过，粗略的划分，解放前的作品主要是暴露的；解放后的作品主要是歌颂的。现在呢？既歌颂，也暴露。这两年的作品，大部分是歌颂的，也有一些是暴露的，有的歌颂里有暴露，有的暴露里也有歌颂，我认为真实性是文艺作品的生命。对生活中的光明面，对新人新事，新长征路上的当代英雄……对于人民，要热情赞扬。对生活中的阴暗面，阻碍四化的绊脚石，对于封建主义的残余，对于鬼蜮，要敢于揭露，敢于鞭笞。简单地把作品划分为“歌颂”或“暴露”的，这是一种庸俗分类学。
　　（余略）

1980年9月1日——5日草成于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