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布莱恩．S·罗珀《民主的历史：马克思主义解读》（2013）

绪论

　　论述民主的历史是比较困难和富有争议的一件事。关于“民主”的定义，尤其是关于什么样的政府形式能恰如其分地贴上这样一个标签，争议相当激烈。正像格林（Green，1993:2）指出，民主“不只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概念，而且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从新自由主义到革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知识界人士，都宣称自己如何坚持“民主”，而对“民主”的解释，则又与其更为广泛的政治哲学相一致。

　　民主是个十分古老的词汇，它出现在英语中是16世纪的事，是从希腊语demokratia翻译来的，词根demos意即“人民”，kratos意即“统治”。从希腊语的用法一看便知，一切都是根据“人民”和“统治”的意义而来（Williams，1993:19）。这就表明，按“人民统治”的定义，民主的确切含意是什么，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因为根据更为笼统的有关民主的哲学理论，“统治”和“人民”的内含概念是不同的。我给“民主”下的定义，是最低限度但必不可少的含义，那就是：一种治理形式（或自我治理形式），它提供了重要途径，大多数公民从而可以很大程度上对政府制定政策和作出决定产生影响。

　　本书列举了历史上出现的三种不同但重要的民主形式：雅典式民主、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和社会主义参与制民主。大多数自由主义理论家很难接受这一观点，因为他们认为，代议制民主是唯一真正的民主形式。与此经常相关联的，是一个同样富有争议性的看法：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没有理论和政治上的重要差别。而正相反，研究民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个更为理性的出发点是：要承认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并非是过去存在的唯一的民主形式，唯一的民主形式也许会在未来产生。正像我想阐述的那样，人们都希望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因而产生了对立和争议，当代有关民主互为抵触的概念正是其核心所在，而这些概念的历史根源则可追溯到上述三种民主形式中的一种或更多。

　　如果我们有兴趣设问：会不会有另外一种更为民主的世界呢？那我们就需要探索一下民主的历史了。这样就看到，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推动民主的主要形式在历史上产生和发展，从而我们也就更有信心为未来拥有一个更加民主的世界而奋斗。最坚持不懈争取和维护民主的社会力量是各种社会中的“贫困和中产阶层民众”：雅典城邦国家的乡下公民，18世纪90年代法国的中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无套裤汉，法国大革命中人们对普通民众的称呼）、贫困牧师、工资不高的体力劳动者和部分农民，20世纪20年代俄国的工人和农民，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学生、农民和中产阶级成员。

　　一旦意识到民主国家形式最突出的特点是其可变性和短暂性，那么研究民主历史的重要性就十分清楚了。雅典民主、罗马共和国、法国民主共和的第一次革命性实验、俄国浅尝即败的社会主义参与制民主，尽管有十分不同的原因，但都是以剧烈的方式而崩溃。多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民主政府，在人类历史的大背景下，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只能被看成是不稳定和脆弱的。正像伊格尔顿（Eagleton）论述道：“那些把脑袋真的埋进沙子里或云雾中的人，是顽固不化的现实派，他们的所作所为似乎在表明：巧克力夹心饼干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会和我们在一起3000年。”

　　总而言之，针对一个由新自由资本主义和美国体制主导的世界，探究民主的历史有助于识别、推断、厘清潜在的民主替代方式。在我看来，社会主义参与制民主对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民主来说，是一种确实可能、可行和可取的替代方式。我希望这本《民主的历史》突出一点，即吸纳雅典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的各种要素，从而超越它们，尽管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会富有争议，但能促进大多数公民直接参与社会治理。

解读民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至少在七个关键方面，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和方法来源，可以有效地用以研究民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些方面包括：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历史调查中能保持关注焦点的广度和深度；超历史观和历史观之间方法论的不同，使之对不同社会和政府形式可以进行系统比较，避免了根据对某一特定社会的分析而得出普遍真理的问题，这正像根据新古典主义经济观来考察历史，以及因此对历史上某一特定研究的重要性产生低估一样；历史唯物主义重要的启发性推动力；辩证剖析社会现实总是处于动态之中，民主的各种形式只能在动态中存在；对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民主进行严厉批判；承认和思考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历史轨迹；争辩和维护社会主义参与制民主，是对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民主的一种可行、可取的替代方式。

　　第一，马克思为研究民主的历史提供了一种高级的方法论。尽管对于马克思方法的中心要素，尤其是关于它同黑格尔方法的关系，向来争议激烈且持续不断，但是几乎没有人否认抽象过程绝对是其重心所在。就这一点来说，奥尔曼争辩道：“运用抽象的力量……是马克思让辩证法行之有效的方法。”（Ollman，1990:71）抽象过程，主要包含了“界限确定和聚入焦点”，同时以三种不同但密切相关的模式在马克思方法中应运：引申、概括和高角度（Ollman，1990:41）。简单而言，引申是指对分析的时间和（或）空间范围加以限定的过程。“概括空间范围时，对在某一时间点上发生的互相作用加以限定；概括时间范围时，对在某一部分的特殊历史和潜在发展，也就是在其曾经的过去和还没出现的未来上加以限定。”

　　第二，每一次抽象，不只是通过引申来限定分析的范围，“而且对某一特定概括面设定界限并引入焦点，这一概括面针对的既有它所属的那一部分，也有整个系统”（1990:41）。

　　第三，设定了引申和概括，也造就了高角度，“从而可以清楚地理解这部分所属的更大系统，既为研究和分析提供了开端，也为全面完成提供了愿景”（Ollman，1990:41）。

　　如果奥尔曼说得没错，马克思就是运用抽象过程经常在探索中聚焦和再聚焦。例如，这包括放大镜头审视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方面，像“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它不只是资产阶级生产之产品所体现的最为抽象的形式，而且也是最为普遍的形式，这种生产可以标明为社会生产的一个特殊品种，所以也就赋予它特殊的历史性”（Marx，1967a：81）这样，马克思开始撰写《资本论》第一卷，分析关于商品的价值形式，即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随后随后在同一作品中，他放大了历史性镜头以说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差异，是如何适应于事物的超历史性质和再任何特殊环境下支配其生产的历史社会关系之间的差异。再进一步放大镜头，他阐释了使用价值的产生可以用来衡量历史上存在的不同社会的相对富裕程度；“（使用价值）构成所有财富的实质，而不管那种财富呈现什么样的社会形态”（Marx，1967a：36）。因此，运用中的抽象面总是限定了马克思探索的范围，他在研究关系、过程和事件时，使用了许多不同的抽象面。最后，这种变焦镜头的比喻并不能恰当地表达马克思方法的全部丰富内涵，他还使用抽象过程从不同角度来观察关系和过程，从另一关系的视角来观察这一关系，或者从单一关系的一面和另一面的高角度来观察这一关系。

　　当我们想以“把国家放在合适的位置”的理念来理解国家形式时，简短地回顾一下马克思研究民主历史的方法中所用抽象过程的重要性，就特别清楚了（Jessop，1990:365-367）。民主的历史，再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些国家形式通常被视作重要的“民主”方面的历史。在马克思论述“国家”的重要部分中，马克思方法中特别的超历史理论概念和历史理论概念之间的区别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没有受到广泛认同。马克思方法论断言，任何特殊的生产方式和“相应的具体国家形式只能以实证的分析加以确定”，这也没有受到广泛认同（Marx，1967b：791-792）。实证的历史研究十分重要，因为政治体制、实践和规则在不同社会呈现出千变万化的具体形式。

　　但是，这种研究的重点不只是描述这些具体形式，而是运用抽象过程来辨别产生和成就具体形式的基础结构机制和最后的阶级斗争。如果马克思方法论的这种批判现实主义解释是正确的，那就必须有一个本体论的概念：对现实进行分化和区分。因此，巴斯卡争辩说：“社会现象……是众多结构的产品，但这种结构很可能按照解释的重要性分出三六九等”（Bhaskar：1983:3；see also Archer，1998：xi-xiii；Collier，1989:43-72）。由此可见，一种相关的唯物主义启发式推动就是分析性戳破社会现实表象的动力，从而辩别产生这些现象形式的根本原因，这也包括了一个复杂的反证过程——从现象形式逆推回到察觉不到的一般机制（Bhaskar：1989:19；Sayer，1983:115-135）。正是这种“观察的形成和设想变成概念”的过程——分析必要关系、基础结构和生成机制——才让我们能够准确地把具体形式描述为“许多……关系的一个丰富整体”和“许多结论的浓缩，因此也就是不同种类的集合”（Marx，1973a：100-101）。塞耶在这方面说得很有见地：“具体形式，作为多种结论的一个集合体，是多种必要关系的组合，但组合的形式是偶然的，因而只有通过实证研究才能决定。”（Sayer，1998:127）

　　正像这样解读马克思方法所暗示的，以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抽象面，对于“国家”很少有可信的概括。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较为重要的尝试之一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书中，他强调：

　　从贫困中崛起的国家，是要有效控制阶级敌意，但因为它是从这些阶级对抗中崛起，一般而言，正是最有权力、经济上占统治地位阶级的国家，通过国家之工具，也变成了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新的手段来压迫和剥削被压迫阶级。

（Engels，1968:577-578）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般历史理论，正像米利班德所说，国家是“阶级统治的重要工具”（Miliband，1977:67）。但是，和剥削的超历史定义一样，这差不多形成了一个初步假设，包含了一个启发性定论，作出“验证条件下”的具体历史分析，任何特殊国家都囊括其中。当然，“国家”这个事物和“阶级”差不了多少。“国家”总是一个特别的机构总体（国家形式），处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根据同其他国家形式的关系加以定义。同理，马克思总是在特定的社会形态和历史环境下，根据同其他阶级的关系来定义每一个阶级。因此，在对特定国家及其内含的生产方式进行系统性具体历史分析中，能独立辨别出这个国家的相对自治，这种观点与马克思的方法根本不一致。

　　如此这般，探索民主历史的重要性再清楚不过：“在特定经济形态中，未受支付的剩余劳动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压榨出来的”，从而促使阶级斗争不断发生。这种经济形态何以真正“决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只能被后面的“历史常态”所证明（Marx，1967b：791；Marx and Engels，1976:61）。直到今天，正像任何可能被认为是“民主的”国家形式一样，它存在于一个整体之中。在这里，国家是随“作为决定性因素的特定经济形态”的变化而变化（Marx，1967b：791）这既不强求粗放的经济决定论，也不需要阶级简单化，因为社会被认为是复杂的历史整体（Rees，1998:78-118）。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尤其是包含生产方式、“理论产品和意识形态”，阶级斗争、政治及国家的社会，应当总是被“描述为存在于整体之中，（因而这些不同方面也在互相作用）”（Marx and Engels，1976:61）。

　　马克思主义思考民主的历史意识，同许多当代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作品中对代议制民主所作的普遍非历史认知，有明显的不同。与这种趋势相反，伍德则坚持一种批判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的起源，或任何其他生产方式，是需要得到解释，而不是假定；并且不是在超历史规律中，而是在历史特定社会关系、冲突和斗争中寻求答案。”（Wood，1995:6）

　　为了准确地认识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民主真正的独特性，那就有必要承认亲资本主义的社会的独特品质和这种社会同资本主义之间有本质的不同。不这样，就会造成对资本主义社会和亲资本主义社会两者都有不全面的或误导的概念解读。因此，例如自由主义把“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概念分开，“当它要反映资本主义的一种特定现实时，不仅没有意识到亲资本主义社会和非资本主义社会具有非常不同的现实，而且也掩盖了资本主义创造的权力和统治的新方式”（Wood，1995:11）。与“从所有历史先例中看资本主义的目的论趋势”不同，伍德开发了一种高明的解读民主历史的方式，即在雅典民主、罗马共和、封建专裁和代议制民主之间进行制度比较（Wood，1995:14）。这种比较让伍德认清了代议制民主的具体特性，从而使这种民主的特殊方式受到了有理、有力的批判。

　　在强调资本主义特殊性的同时，伍德总结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至关重要的特色。在他们作品中许多地方，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理论概念的方法性能进行了清晰的界定，这些理论概念是运用于抽象的超历史和历史的不同领域（see Marx，1967a：18-19,167-170；1967b：814-831；1970:27-32；1971:453-519；1973a：83-88,100-108；1975a：201,207；1975b：141-2；Marx and Engels，1975:34,293,393）。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就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样的超历史概念，首先是被用于分析和区别历史长河中出现的各种社会形式，其次是对特殊社会的历史性特定分析起到最初的探索性引导。马克思认为，为了发现“只对某种特定历史发展有效的历史规律”，这是不可或缺的（Marx，1975a：34）。换言之，也就是只有可能开发一种针对特定社会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解读，这要以特殊的生产方式为特点，通过验证过的“真正的、过渡的、历史的社会关系”分析来实现（Marx，1975a：34）。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极其类似的事件，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能够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Marx and Engels，1975a：34）。正像马克思论述道：“通过对这些进化形式单个地研究，然后再交相比较，人们很容易发现这种现象的端倪。但人们如果将其当作主钥匙——统一历史哲学理论，那么就永远做不到那一点。这种理论的最高境界存在于超历史范畴。”（Marx and Engels，1975:294）^[1]因而，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中，超历史概念的启发作用既相当重要，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最初概念导引；又十分有限，因为历史解释要求我们拿出“实证的及没有任何神秘和推测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Marx and Engels，1976:41）

　　根据马克思的原理（Marx，1967b：791），弄清剥削的基本过程，即“未曾支付的剩余劳动是从直接生产者那里压榨出来的”，这时弄清特定社会中“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关系”的关键所在。这一原则同剥削的超历史定义组合表明：非生产阶级盗取了生产阶级的剩余产品。这是通过强有力的方法论概念，对特定社会的剥削形式进行历史性具体分析而完成的。这种例证，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资本主义剥削进行重要分析中引用过，斯特克鲁斯（Ste. Croix，1981）对古希腊世界的剥削形式进行详尽的分析中也用过。重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将会大有作为，这是十分清楚的，不过不是在要求用作一般历史理论的抽象的超历史层面，而是在历史性的具体分析中，这种分析在最早的实例中受一般理论超历史概念的启发导引。

　　历史唯物主义重要的启发作用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它是属于第三个方面，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传统为思考民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提供了潜在的启示性基础。不可避免的事实是，所有的民主方式都是建立在特定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之上，只有根据这些基础才能恰当地理解。但是，历史唯物主义贡献既与众不同，又颇有价值。它不是简单地、甚或主要地强调验证性和历史性地分析这种关系的重要性。更进一步，高深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坚持认为，任何特殊的民主国家形式只有作为动态整体中的一部分，才能受到恰当的分析。这个动态整体是复杂的、调和的和矛盾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最终是由以剥削为基础的过程所决定。不管是与不是，如果是，那有怎么样和为什么？这只能通过对特殊整体进行理论和历史性分析来了确定，在这个整体中，包含某个特殊民主国家形式。这促进和指引着细致的历史研究。研究专注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生产关系、压榨剩余价值的过程、社会阶级和阶级派别的形成和分化、阶级意识、“阶级斗争及其结果的政治形式，诸如：经过成功的战斗，获胜的阶级制定了宪法”、司法形式、意识形态、宗教、政治党派，以及组成任何特定国家形式的机构和行动的总和（Marx and Engels，1975:394-395）。

　　第四，历史唯物主义宽阔的历史视野有助于形成如此概念：社会现实处于不停的变动状态，民主的各种形式只能存在于不停的动态之中。在广阔的历史长河中，这种动态包括了特定民主国家形式的崛起、持续和最后衰落；在某个时代，它还会包括民主的进步、停滞和落后。这种变化是由被认为是历史整体的社会内部根本矛盾所产生。这些矛盾促动的发展趋势和一再出现的危机，准确的路径是复杂的，因为整体内部的关系是高度地互相作用和彼此制约的。然而，承认“相互作用”存在于历史整体之中，并不是指其不确定性，因为矛盾包含了社会实际力量之间的冲突（Bhaskar，1989:120-121）。通过理论上讲得通、历史上有依据的分析，识别出因果关系是可能的。最后，历史整体中引起变化的矛盾会把对立的双方统一起来。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以既联合又对抗的阶级而存在，两者间有矛盾有冲突，这种互相作用和冲突有一定程度的方向性，可以通过分析来查明。

　　第五，要对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民主进行严厉的批判，就必须保持历史聚焦的广度和深度。要求有历史聚焦的深度，是为了表明资本主义限制和束缚民主的程度；要求有历史聚焦的广度，是为了认识到所有早期和现代生产方式和民主国家形式的历史短暂性。而且，拥有广阔的历史视野，将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民主置于其中，这有助于我们以真正开放的态度接受面对现实和可能的变化，不只是小小的量变，而是社会质变的结果。正像柯尔施描述道：

　　资产阶级社会包含早期社会的各种关系，可能以一种更为发达的方式，也可能是以退化、落后和拙劣的方式……同理，它自身包含当前社会未来发展的胚芽，尽管不是全部的决定性内容。正像资产阶级社会理论家应用的那样，虚伪的理想主义进化观念是两面封闭，在所有过去和未来的社会形式中，只能发现其自身。而新的、批判性的、唯物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则正相反，是两面开放。

（Korsch，1971:35）

　　改革派认为，资本主义能够顺着开放的和平等的方向加以变革，或者通过，或者至少在保留的同时，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作为政府的机制框架要坚信守旧的历史发展观。有种观念认为，资本主义基础结构能够变革，甚至可以剧烈改变，同时可以保持基本上同样的国家形式。但根据历史常态，民主国家形式同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密不可分，因而上述观念是根本不现实的。在现实中，这种观念背后隐藏的是相当陈腐的资产阶级假定：除了资本主义，再没有令人信服的、可行而可取的未来。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在这一方面，福山的中心论点（Fukuyama，1989,1992）在西方知识界广为流传，既有政治上的右翼，更令人吃惊的是，也有部分左翼。

　　这就该说到第六个方面：历史唯物主义是绝对必要的，不只是为了研究民主的历史，而且是为了那些为获得一个比我们目前更为民主的世界而奋斗的人。马克思在1872年写道：“在科学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在那崎岖小路上攀登的不畏劳苦的人们，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Marx，1967a：21）但是，马克思在历史社会学光辉的顶点之上看到了什么？根本没有简单的答案，因为在山顶上看到的壮丽景观恰恰是视觉的广度——我们不只能比在海平面看到更为遥远的地方，而且是在每一个方面都能看得更远。由此看来，马克思拥有独特的、广阔的历史视野，因为他能看到超越资本主义的世界。在对黑格尔辩证法一篇有名的评论中，马克思写道：这种方法“对于资产阶级和死守教条的教授们来说，是诽谤，是恶行……因为它认为每一种历史上发达的社会形式都是处于不断运动之中，所以重视瞬变的特性，一点都不亚于重视短暂的存在”（Marx，1967a：20）。所以，奥尔曼（Ollman，1990:32）准确地评论说，“历史对马克思来说，不只意味着过去，而且还意味着将来。无论某件事物会变成什么样——不管我们知道那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在某些重要的方面，现在的一部分是和过去的情态相一致。”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广阔的历史，资本主义所在历史领域不再是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因为世界的地平线是从遥远的过去通向遥远的未来。

　　这并不是说，马克思光辉顶点的景观就一定是美妙无比的。观察资本主义的历史，让我们想起“资本主义是人类经历的最好的事情，同时也是最坏的事情”（Jameson quoted by Callinicos，1995:153）。我们要想到这样的方面：资本主义应被认为历史上曾短暂地先进过。当然，另一方面也值得注意：资本主义是人类经历的最坏的事情。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和强调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特性：包括人类的生产能力在内的多个方面得以提高，同时人们破坏其他人和自然环境的能力也得以提高。但他们没有亲眼看到资本主义在20世纪给人类和环境带来的恐怖灾难。

　　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领袖人物，尤其是列宁、卢森堡和托洛茨基，1914年到1917年不得不竭力应对民族主义的歇斯底里。当时，整个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派领导层背离了国际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原则，紧接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机械性地杀害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和农民。卢森堡评论道：

　　到处是一片破败。城市成了废墟，国家成了荒原，村落成了坟场，国民成了乞丐，教堂成了马厩；人民权利、条约、联盟、神圣的誓言和最高当局都被撕了个粉碎；君主被另一国的表兄弟无情地骂为蠢驴、不诚实的卑鄙小人；外交官则称敌国的同行是天杀的罪犯；各国政府互相视为对方人民中的恶魔天才，应当遭到全世界的憎恨。饥饿激起民变……满眼都是痛苦、绝望。不知羞耻，没有尊严，到处是脏乱差，资本主义就是这个样子。
　　

（Luxemburg，1970a：262）

　　虽然列宁、卢森堡和托洛茨基都认为资本主义必定会衰落，但具体的革命经历也让他们拒绝认为：无产阶级必定会胜利。资本主义危机、帝国主义间的对抗、战争会产生新的条件，可能最后会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产生；但是也可能最后会导致文明崩溃和历史性的落后与野蛮。长期看来，摆在国际无产阶级面前的选择是“或者战胜帝国主义和摧毁所有文化，就像古罗马一样，结果是人口剧减、破败不堪、严重倒退；或者取得社会主义胜利，也就是国际无产阶级理性的斗争，旨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其方式、反对战争”（Luxemburg，1970a：269）。

　　这个关于资本主义衰落最后导致社会主义或原始野蛮状态的观念，是《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观念上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与农奴、行会师傅及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Marx and Engels，1998:35）

　　但是，这个历史性和革命性变化的观念没有目的，与之形成矛盾的是另一个更为乐观和更有明确目的的观念：“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Marx and Engels，1998:50）

　　这些经历了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崛起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马克思主义者，又遇到了野蛮主义多次战胜经典马克思主义设想的社会主义的现实。这让人们想起本杰明笔下的历史天使——目瞪口呆，两翼张开，惊恐扭脸，看到的不是一连串的美景，而是“层层废墟堆起的巨大灾难，无情地抛到他的脚下”（Benjamin，1992:249）。虽然这个天使愿意“唤醒亡者，复元被破坏的一切”，但他做不到，因为天国乐园中刮起的风暴“强烈地困住了他的双翼，他难以行动自如。巨大的风暴不可抗拒地将他推向背后的未来，而他面前的层层废墟堆上了天。如此风暴，我们称之为进步”（Benjamin，1992:249）。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大屠杀和古拉格集中营事件发生后，历史唯物主义设想了一系列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而没有坚持必定实现社会主义的乐观目的性观念。就此而言，正像卡利尼科斯（Callinicos，1995:163）精妙地描述道，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轨迹的理论”，意即“每一次历史危机不只有一种可能结果，一般的历史路径并非是提前规定的一条直线。进步的实际可能结果也许是灾难：‘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从这一角度来看，“生产力发展的痛苦结果不会被拒绝或粉饰，至多是在革命允许有进步受难者的时候，它可以得到补偿，或者无产阶级的后来人将来控制了这种生产力”（Callinicos，1995:163）。

　　资本主义简短的历史存在充满了这样的特点：不停的变革、快速的发展、不断的危机、阶级斗争、两次世界大战和革命起义。没有理由相信，它会比以前的内部极为稳定的文明更为长久；确实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它的历史使命将会十分短暂。一旦完全意识到事物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我们就会明白：现在是过去和未来之间的过渡时刻，就会看到辩证对立的发展趋势，我们能够开创未来（Lukacs，1971:204）。

　　这引领我们思考第七个方面，要真实了解民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历史唯物主义必不可少。马克思、恩格斯以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其他重要人物对西方政治思想中的民主思考做出了十分杰出的贡献：系统性辩护的不只是可追溯到雅典民主的直接参与制民主的基本原则，而且还有劳动人民为了战胜剥削、压迫和转让的各种重要形式而实行自治的可取性、可行性和必要性^[2]。正确地认为，“只有在做出民主决定的实际目标中，民主运动致力于涵盖社会的阶级结构（特别是这样的方式：剩余劳动受到组织的照顾，其成果受到分配），民主运动才能涵盖……这是马克思主义对民主事业的独特贡献。”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不是乌托邦梦想，因为资本主义内部矛盾从内部产生了破坏，不只促使资本主义体制陷入危机，而且同时产生了拥有社会结构能力的集体机构来改变它。通过建立剧烈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民主也许被超越。与这一现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政治哲学界所有的“伟大思想家”，从古典时代的苏格拉底派哲学家到尼采派和20世纪晚期后结构主义哲学家，都否定联合生产者自治的可行性和可取性。

　　如果历史地看，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民主的积极成就是十分明显的，包括劳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公民权利和市民自由扩大到绝大多数成年人以及设立选举代表的选举规则，但是，这些总是包含在古典马克思主义关于代议制民主的观念之中。超越的概念不是指简单的放弃，而是低等形式民主在更高、更发达方式中最佳要素的合并——也就是：社会主义参与制民主。当然，超越的概念现在已不时髦，但是谁放弃或拒绝马克思主义，谁就有可能失去这样的视野。即我们只有保持认为所有社会和政治形式处于动态和可变的特性，以及关于联合生产者拥有创造力和发展潜力的清楚概念，才能在21世纪全面地改变或超越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民主。

阅读本书之导引

　　本书大幅度的编年结构表明，它可以用作民主历史某一特别时段的介绍，或者通读本书可以了解民主从起源到现在的一个概要。每一章结尾都有一个扩展阅读的导引，标明了相关领域中的重要作品，提醒读者注意马克思主义传统内外的选择性解释。要想掌握民主历史的总的概念分析，你就需要通读本书。虽然该书各章不是很分离，但第一章（雅典民主）和第二章（罗马共和国）集中讨论古典时代民主的起源。第三章（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第四章（英国革命）、第五章（美国革命）、第六章（法国革命）、第七章（1848年革命）和第八章（20世纪民主化）集中讨论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的历史。最后两章概述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民主以及社会主义参与制民主各自的评论。最后一章也是本书的结论，因为社会主义参与制民主作为社会治理的全面功能系统还有待发展。

扩展阅读

　　有关“民主”一词定义的难点最精妙的讨论出自威廉（Williams，1993），也可见赫尔德的论述（Held，2006:1-5）。至于马克思传统中关于民主历史的一般性论述，诺瓦克（Novak，1971）大有裨益，瑟伯恩（Therborn，1978）却差一点。伍德（Wood，1995:181-237）展示了对民主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诠释，跟我自己的差不多。还有一些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一般性历史著作的作者：安德森（Anderson，1974a，1974b）、哈尔曼（Harman，1999）、霍布斯鲍姆（Hobsbawm，1962,1975,1987,1995）和华勒斯坦（Wallerstein，1974,1980,1989）。在这些人不是主要或特别聚焦民主历史的时候，他们则指出来民主历史重要阶段所处的历史大背景。赫尔德（Held，2006）和达尔（Dahl，1989,1998）从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给予了大有帮助的一般性论述。卡利尼科斯（Callinicos，1991）则是对那些将东欧斯大林主义崩溃说成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失败的人，提出了最好的马克思主义评论。霍尔登（Holden，1993）则是提出了关于自由主义和代议制民主最好的课本式辩护，与我将在本书中所作的论述相对立。

　　对马克思作出非常有益且可靠的总体性介绍的人是卡利尼科斯（Callinicos，1983）。奥尔曼对马克思理性抽象的方法作出了据我所知最清楚的阐述，他认为那是“马克思让辩证法行得通的方法”（Ollman，2003:9-83）。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不太清晰、但比较全面讨论辩证法运用的人是里斯（Rees，1998）。虽然不是十分可靠，但是对马克思描述超历史和历史具体概念的独特方法论作用，作出最好诠释的是塞耶（Sayer，1983:77-149；also see Sayer，1987:126-149）。对马克思方法的批评性现实主义解释有很多很多，但最为重要的诠释之一则来自于巴斯卡（Bhaskar，1989:66-88：also see Callinicos，1983:114-126；Collier，1989；Mepham and Ruben，1979）。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国家的观点作了有用介绍的则是米利班德（Miliband，1977:66-106）。

^[1] 萨耶（Sayer，1987:12）论述说，“这一段……被引用很多……但对它如何影响关于马克思方法论根本原则的解读，则缺少应有的思辨”。

^[2] 沃尔夫（Wolff，200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