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布莱恩．S·罗珀《民主的历史：马克思主义解读》（2013）
第一章 起源：古希腊世界的民主
引言
民主进人雅典城邦，是公元前508—507年克里斯提尼进行改革而造成的。在大约公元前461年至429年，伯里克利跃升为政治领袖的时候，雅典民主达到了高峰。随后在公元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实行寡头政治的城邦斯巴达打败了雅典，民主受到了短时间压制。但是，民主很快得到恢复，从公元前403年到公元前322—321年，民主一直以修改过的形态得以存在。
这是不是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城邦还存在疑问，因为有证据表明：民主机制、实践和规则甚至更早的时候在城邦斯巴达和腓尼基出现过（Hornblower,1992：1-2）。基恩（Keane，2009：xi）十分自信地争辩道，民主肯定“不是希腊的发明”。但即便如此，正像基恩所说，许多现存的历史学说错误地认为：民主是希腊的发明。而事实上，人民自治政府最早起源于西亚，是由今天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一带地区的人民和国家发明的。不过，毫无疑问，人们乐于接受的是：雅典民主是古代出现的最高级、最先进和最有影响的民主政府形态。这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因为自公元前322年雅典民主受到打压后，支持参与制民主的学者、政治统治者以及专家就将它看成是历史上最早、发展成熟、持续存在的民主体制。
雅典民主的历史性出现
为什么民主会在古代的希腊城邦出现？为什么阿提卡，当时雅典城邦中的一个，会在公元前5世纪和4世纪迅速崛起成为文化、教育和政治上最为先进和最为民主的城邦呢？民主出现在阿提卜的背景是，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500年，源于下层农民群体的希腊文明曾有长期的复兴。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肯定希腊文明在这几个世纪恢复和发展背后的原因，但似乎还是有一些相互关联和彼此能印证的关键因素。首先，在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铁取代铜成为工业用主要金属（Osborne，2004:24）。因为生产铁比生产铜要便宜得多，这使大量生产武器和工具成为可能。特别是铧犁和其他铁制农具可用以在“雨量不大的地方”耕种土地，这意味着“依赖雨水而不是人工灌溉的定居农业大量增加，农民成了重要的经济和军事力量”（Mann,1986:185）。这就促进了贸易扩大以及同其他社会来往的增多，也许还能促使农民发明或再度发明效率更高的农业工具和技术。没有广泛应用的灌溉手段，爱琴海地区的雨水又靠不住，且古代的希腊城邦地理复杂多山，因而存在各种各样的小气候。这就是说，农作物很少专一化，而是种植各种作物，包括谷物、豆类、橄榄和葡萄等（Millet，2000:27）。
正如安德森论述道，“古代世界，基本上来说，属于大量的、不可改变的农业化。农业在历史上代表着绝对的生产主导地位，长期决定了城市自身的命运”（Anderson,1974a:19）。因此，不断增长的农业生产力显得至关重要，并成为城市化的先决条件，因为“希腊一罗马式的城镇从未成为制造业者、商人或工匠主导的社会：他们归根结底还是地主组成的城市居民”'（Anderson,1974a:19）。
促使希腊文明复兴的第二种实际因素，则是源自于希腊各城邦，尤其是阿提卡的战略地缘位置。曼恩认为：“希腊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它处于欧洲和近东的边疆位置。希腊是欧洲可耕地国家中离近东文明最近的，由于有无数的海角和岛屿，它最有可能成为两者间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转运点。”（Mann,1986:196）如上所述，希腊各个城邦绝大多数沿海而建，就是因为“海上运输是中远距离商品交换唯一可靠的方式”（Anderson,1974a:20）。海上贸易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的快速增长，进一步促进了沿海城市的发展，其中一些城市得到了大规模的扩张。希腊人有战略地位良好的海港，处于爱琴海地区的中心。正像拉夫劳伯（Raaflaub，2007b:118）所说，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希腊“在经济和人口方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巨大、多元的社会，变成希腊世界的经济中心。为了建立和保持300艘船舶及所需人员运转，巨量的基础设施和内容众多的一整套行业应运而生”。
地中海周围土地的农业产量不断增长，相关的海上贸易也在增长，这催生了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500年古代文明城市模式（Anderson,1974a:29）。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希腊人的地盘及其他国家已有了大约l,500座希腊人城市，而且实际上没有一座城市从海岸线进人内地超过25英里”（Anderson,1974a:29）。这些城市大概是：
农民和地主的聚居点：在当时典型的小城里，耕种者住在城墙里面，每天要出城到地里干活儿，直到晚上才回家——虽然城市的地域包括周围的农业田地，全部的农业人口还是住在城里。
（Anderson,1974a:29—30）
这些城市不只是其农业内陆的服务中心，而且还是进行贸易的枢纽，因为希腊船只不是直接穿过地中海，“而是由于航运和供应的原因而喜欢靠近陆地，这些船只迁回在海岸和岛屿周围，时不时会在不少港口和供应站停留”。（Mann,1986:205）
阿提卡作为杰出的城邦崛起，也是因为劳雷恩（阿提卜东南部）发现了矿藏，那里是古代希腊世界储量最大的银矿。根据奥斯本（Osborne,1985：111）的描述，“银子当然是‘最敢要的雅典资源，而且大量出口’，那可能是雅典唯一重要的出口产品。”这些矿集聚了阿提卡大量的奴隶，在总共8万至10万奴隶中，就有l万至2万人在矿上劳作（Millett,2000:36;Osborne,1985:111;cf.Anderson,1974a:40；Wood,1988:43）。开挖银矿不只为钱币提供了原材料，所获利润也流入了公共财政（具体机制不明），使阿提卡有能力在公元前5世纪早期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Millett,2000：37）。很大比例的贵族有产阶级至少从拥有或租赁银矿中获得了部分财富（Osborne,1985:112—126）。根据米利特的研究：“开矿很大程度上是最富有人群的专利……从公元前4世纪的铭文中发现了大约180份详细的租赁合约，承租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希腊人（大约1/3），他们是远近闻名的富人和包括政界或其他领域内的重头人物。”（Millett,36—7）
阿提卡战略地位重要，银矿获利颇丰，农业体制产出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它越来越重要，但解释不了为什么这个城邦首先会出现民主。在该地试其他不断扩大实力的城邦中，例如：克里特和斯巴达实行的是寡头政治，马其顿则是君主政体。要想找到解释，我们就需要关注雅典社会中独特的内部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这些给雅典社会留下了不同的历史轨迹。
大约在公元前12世纪，迈锡尼王国神秘地衰亡，但许多农民群体却没受影响，个中原因几乎无人知晓。这个“黑暗时代”一直持续到公元前8世纪，可是，伍德论述道：“希腊社会从黑暗时代的不幸中再度崛起的时候，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出现了一个明确定义的统治阶级，即拥有个人资产的特权贵族。”（Wood,1988:90）这个阶级通过剥削农民集聚了财富，手段是依靠附属关系，包括佃农、农奴、债奴和奴隶（我们将在本书后面对这一过程做进一步的论述）。斯特克鲁瓦说：“土地所有权和强迫非自由劳动的权力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同一阶级的手中，因而一起构成了解开古代希腊社会阶级结构之迷的关键性钥匙。”（Ste. Croix,1981:112）这就说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崛起的城邦里，富有的土地所有者掌控着当时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就我们所知，这让他们将自己再造为世袭贵族。
到了公元前6世纪晚期，这种拥有土地的世袭贵族受到了围攻，既来自于那些不属于贵族、但是地位不断上升和拥有财富的特权阶级成员，也来自于由中下层农民组成的日益不满的军队人员，以及自由劳工和工匠。总之，在这一阶段，社会日益分裂，“一方是居于统治地位的世袭贵族，他们总体上是土地所有者，完全垄断了政治权力”，至少初期是这样；“另一方是所有其他的社会阶层，有时被一起称为民众”（Ste. Croix,1981:280）。
随着新富阶层不断挑战居统治地位的世袭家族的政治特权，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以及这些富裕集团同农民之间的斗争，在公元前7世纪中叶到公元前6世纪晚期不断加剧（Ste. Croix,1981:280）。在这一阶段，雅典人中的剩余价值榨取似乎越来越多地采取债务奴役的形式（Ste. Croix，1981:136--137，162—170）。越来越多的农民变为赤贫，因为作为佃农，他们被迫要向土地所有者交出产最的1/6。索利描述道：
制度几乎肯定源于土地的转让，以某种抵押的方式从农民手中转到了有钱的债主手中，结果出现了债务。佃农同意向土地所有者交出其产品的1/6，土地上作出明确的标志证明如此行事。在公元前7世纪，佃农感到自己付不起土地所有者1/6的产品了，于是被迫将自己和家人出卖给土地所有者，当了农奴。到了公元前600年，形势已处于动荡的边缘。
（Thorley,1996:10）
来自下层的反抗剧烈增加，统治阶级内部分裂严重，无法有效应对。而且，它又指望不上拥有大规模部队的强大中央城邦来镇压民众。“雅典人在公元前7世纪……是由贵族通过阿勒珀格斯议事会支持的执政官牢牢地统治着。”（Thorley,1996:10）执政官是主要行政统治者，负责管理民事、军事和宗教事务。到公元前7世纪中叶，已有了9位执政官，他们担任职务最长可达10年。最有权势贵族家族的代表组成了阿勒珀格斯议事会，这是中央统治机构，因为它“有权督察法官、文官、政治人物以及所有雅典人的日常行为。它有权宣告判决，包括政治审判中的死刑”（Hasen,1991:37）。然而，尽管在雅典城邦中拥有政治统治地位，但贵族们没有广泛的镇压工具，可用来有效地挫败不断发生的农民反抗。由于雅典军队大部分是由农民组成，也就意味着农民拥有武器和军事经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如果贵族集团想镇压内部反抗，他们就得招募一支来自外部的军事力最，就像斯巴达军队那样。可这种做法有可能进一步煽起反抗的烈焰，所以一般都避免这么做。
在这种背景下，统治阶级中政治上更为精明的成员同意接受实质性的改革，为的是确保雅典社会的持续运转，也是保护他们自身的特权地位。梭伦是贵族集团的一分子，但他是个商人，而不是地主，这让他和那些争斗不休的贵族家族拉开了距离。公元前594年，他被推选为执政官。也许是那个时候，或者更有可能是在他上任后的那几年，梭伦推动了一整套经济和法制改革。
毫无疑问，在阶级对抗严重的形势下即将上任公正的仲裁者，梭伦对自己的角色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民众要求他自封为国君，但他拒绝了。虽然他也拒绝了下层贫困低层阶级要求来一次全面的土地再分配，但他采取了非凡的步骤，取消了所有债务，不只禁止以后因债务而卖身为奴，而且禁止任何形式的债务奴役。只以一纸简单的禁止令就保证了人身的安全。
（Ste. Croix,1981:281—228）
这一至关重要的经济改革，废除了佃农的债务，在“解除负担”条款中得以充分表达。在六一制（hektemorioi）土地上遭人痛恨的标志被取消了，不再有因债务而卖身为奴的现象。除了橄榄油，其他物品不准出口，还引进了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其他措施。
债务奴役不只是富裕土地所有者和贫困农民之间单纯的经济安排，因为农民同意完成借贷或进贡等一系列债务。伍德强调说，“在梭伦时代，雅典还不能被认定为实行了货币经济”。实际上，“梭伦废除的‘债务’，是依附农民对于债主的借贷或进贡的债务。因而，债务奴役的实行，其实是更为广泛的依附体系的一部分。”（Wood,1988:94）伍德认为，梭伦改革“实施了更具实效的结构性改革，而不仅仅是废除债务这一狭义概念所涉及的内容，是废除了雅典农民所依附关系的最后遗留形式”（Wood，1988:95）。
梭伦的经济改革对农民作出了重大让步，从而延缓了革命性骚乱。与此同时，他的体制改革也缓和了有产阶级之间紧张的摩擦。
进行法律改革，梭伦认为，必须打破贵族阶层对国家统治的垄断。一直以来，执政官总是从贵族中选出，并受到最高法院的支持，其权力实际上是至高无上。梭伦下定决心要扩大政府的权力结构，特别是将那些有大量财富的人……但不是来自贵族阶层的人囊括其中。
（Thorley,1996:13）
他最早是把雅典人分为四个阶级：五百麦斗户（pentakosiomedimnoi）,拥有资产每年至少收入500麦斗（medimlnoi，当时计算干湿产品的一种度量衡单位）；骑士（hippeis）每年收入300—500麦斗；有轭牲之人（zeugitai），侮年收人200—300麦斗，买得起盔甲，可担当重甲步兵的人；雇工（thetes），每年收人不到200麦斗。根据索利（Thorley,1996:14）论述，雇工（thetes）一词“原意是农奴，附属于他的主人及其土地，但这一词后来演化成意指任何受雇的劳动者……这一阶级至少要占全体公民人口的一半。在梭伦时代，数量可能多得多”。
最重要的改革是建立了一个新的四百人会议，由四个部落中的各100名成员组成，从前三个阶级中选出（Hansen,1991:30-31;Thorley,1996:13—14）。第二，“公民大会对所有4个有产阶级的男性公民开放”，但公民大会的权力，包括做出决定的范围却十分有限，而且由所有前执政官组成的贵族性最高议事会依然存在（尽管到那时执政官是从全部五百麦斗户中选出，而不是由贵族指定）（Thorley,1996:15—16）。第三：
新的法院体制出现了，所有有产阶级都可做陪审员，任何公民都可因对执政官决定不满而向法院提起诉讼。新的法院并没有取代执政官们的法定作用（他们仍是主审大案的法官），但对执政官们的权力形成了民主制约。
（Thorley,1996:15）
最后，梭伦制定出了法律条文，构建了雅典社会的法律基础，直到公元前322年民主被废除（Hansen,1991:31）。
梭伦改革看起来是成功了，重建并保持了雅典社会的政治稳定，主要是因为向贫民作出了重大让步，这样避免了贵族财富被革命性剥夺。同时，改革以拥有财产多少代替了贵族世袭作为政治权力的基础。然而，在梭伦改革后的几年里，“社会动荡不断，但这不是因为改革行不通，而是因为最有权力的贵族之间争权夺利所致“（Thorley,1996:17）。公元前560年，皮西斯特拉妥，来自于统治阶级部落的一位干练的领导人，夺了大权，当上了僭主。虽然皮西斯特拉妥多次受到挑战，但他一直大权在握，直到公元前527年死去。他能统治几十年，是因为有高超的手腕。他放逐了阿提卡的阿尔克米亚尼德家族及其支持者，还能赢得农民的支持（主要保留了梭伦改革的实质内容，并给以扩大：他向农民提供国家借贷，农民以其产品的10%还贷）。在他死后，其长子希庇亚斯继承了权位，但没有其父的政治才能，变成了一位残暴不仁、人见人恨的僭主，最后被革命所推翻。
古希腊城邦的阶级斗争
根据斯特克鲁瓦的解释，像皮西斯特拉妥和希庇亚斯之类僭主的崛起，是各阶层内部和各阶层之间阶级斗争紧张化的极端体现。这种阶级斗争发生在雅典民主建立之前的那个世纪。僭主们一般权力极大，而占多数人口的有产阶级中的富裕成员并不是贵族，因而政治影响力有限。为了向贵族的传统政治统治挑战，他们常常依赖民众的广泛支持：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希腊的这两种一人统治形式（monarchia）,也就是依法而立的传统君王治理和僭主统治（tyrannis）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它们在源头上就不一样。亚里士多德说，君王治理，旨在帮助富裕阶级……压迫广大民众……而僭主体制，则是崛起于普通民众反抗贵族的斗争之中，所以普通民众不应该在僭主的统治下遭遇不公……可以说，僭主绝大多数开始时是政治煽动家，通过大势诽谤贵族，从而赢得民众信任。
（Ste. Croix。，1981:283）
最后，僭主登上权力宝座，接着又被推翻，这一系列斗争创造了新形势：所有统治阶级的成员可以参与治理城邦，而不管他们是否贵族出身。
在希腊僭主统治结束的时候，常常是世袭贵族统治一代或两代后就消失了，个别地方是例外，紧接着是一个较为“开明”的社会：政治权力不再是世袭、不再依赖贵族血统，而是以拥有资产多少说了算（这在当时成了希腊政治的标准形式）。像雅典这样的许多城邦里，民主盛行，后来扩大到了所有公民，理论上是这样。
（Ste. Croix,1981:279—280）
政治权利扩大到雅典全体公民的事实，正如斯特克鲁瓦描述的，完全是“政治领域阶级斗争的结果”（我在后面还将深入讨论这一概念）。这里要注意的重点是，民众中低层阶级的斗争常常是支持僭主登上权力顶峰：
运动往往开始时只是普通民众简单的反抗，或者（更经常的是）其中一部分人反抗，针对的是压迫和剥削，也许小打小闹好多年，最后全面暴发，因为这时出现了一位奋不顾身、能力超强的领导人——这位领导人的目的可能最后证明是自私自利。
（Ste. Croix，1981:281）
到了公元前510年，僭主希庇亚斯越来越不受欢迎。曾被皮西斯特拉妥放逐的贵族阿尔克米奥尼德家族出了一位能人克里斯提尼，他赢得了斯巴达一位国王（克里昂米尼）的支持，从而推翻了希庇亚斯。他们很轻松地取得了胜利，但克里斯提尼很快遇到来自其他权重贵族的反对，为首的是伊萨哥拉斯。他顽固坚持阿提卡的政治统治要继续由贵族精英掌管。前508年，伊萨哥拉斯想方设法让自己被任命为执政官，后来又得到了斯巴达人的支持，目的是要推翻梭伦改革建立起的宪法，从而建立贵族寡头政治的统治。索利描述道，在斯巴达人的支持下：
伊萨哥拉斯当时放逐了阿尔克米奥尼德家族（包括克里斯提尼）……还有许多其他家族，企图废除法律，建立一个由其追随者组成的议事会。这激起雅典人的暴动，伊萨哥拉斯和他的斯巴达支持者被愤怒的平民围困在卫城之中，因为平民们看到梭伦改革所取得的一切进步都很快消失了。
（Thorley,1996:21）
这次民众运动将克里提尼重新推上了权力宝座。后来，他着手给雅典带来了“古代世界最为激进的民主”（Thorley,1996:21）。归根到底，民主在雅典出现，是农民、工匠和自由劳动者们的革命起义之火带来的。
欧伯对这些事件曾有十分有趣的描述，他相当肯定地强调，我们应该拒绝那种“伟人”的解释，即克里斯提尼从上面巧妙地操纵了愚昧的民众。梭伦改革赋予了大部分农民权力，所有有产阶级的公民都能参与法院的事务。这些改革措施“和僭主组织的民间节日根除了传统的权利限制，并鼓舞雅典人在政治上自我觉醒。到公元前508年，雅典的普通男子再不是哪个豪门的政治属员了。他己开始把自己当成公民，而不是仆从”（Ober,2007:86—87）。这种说法得到进一步证实，因为拥有土地的贵族和农民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不断，梭伦改革只是对此加以约束，而非根除，所以紧张和冲突弥蔓了整个公元前6世纪。伊萨哥拉斯和他的贵族群体企图推翻梭伦改革，可能是，确切地说，就是被农民的公民权所刺激。他们期望有地贵族可以向农民加重负担（例如，提高地租和重建债务奴役制）。最后，情形很可能成为：
克里斯提尼当上领袖，并成功实现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改革，这是顺应了革命形势的发展。所以，主角并不是克里斯提尼，而是雅典民众（以公民的身份）……前507—508年的事件构成了雅典政治历史上真正的裂变，因为这标志着重要的时刻：普通民众以集体的身份走上历史舞台，用自己的权利和名字，扮演了历史性角色。
（0ber，2007:86）
克里斯提尼改革：建设民主
为了克服爱奥尼亚部落中四大贵族豪门持续不断的仇恨，也为了奠定新式民主的基础，克里斯提尼打破了原有部落界限，建立了十个新部落。“每一个部落拥有雅典城的一部分、一片海岸区、一片内陆区。”（Thorley,1996:23）部族村落（deme，部落居住的的村庄，古希腊的行政单位，译者注）变成了城邦新的基本单位。伍德认为，这是了不起的大手笔，克里斯提尼新建村落系统，“有效地让雅典的平民拥有了政治权力，在现知的世界古代文明中，这样的村落前所未有”（Wood，1988:105）。欧伯描述道：
改革十分全面，达到了裂变的程度，连公共的空间和时间都涉及了。村落中有了当地权力机构的新系统，执行了一套崭新的理念，每位男性是否有公民权，直接由他邻里的公民集体投票决定：根据自己出生地的合法性，一个人要求得到公民权，现在是由他同村的人来决定。这样“同村村民的居民地位由彼此来决定”（亚里士多德语），新法律直接将权力下放到普通平民手中，让他们决定至关重要的问题——“谁适合成为我们中的一员？”从那时开始，每到法定的时刻，一位男性就要求社区承认自己的儿子是成年雅典人，同时也就被承认享有公民的所有豁免权和参与权，有钱的贵族和无地的农民一样，都要由雅典同胞投票来决定。
（Ober,2007:96—97）
村落的建立十分重要，不只是因为一个男人的公民权表明他在村落中的成员资格，即使他后来移居他处也一样，而且是因为通过村落制度，农业公民可以施加真正的政治影响。
这样的村落是城邦最基本的选举单位，不是简单的附属地。所有村民享有同样的民权，有权利参加重要的公民大会，有权利参与陪审团。通过这样，我们认为的那些政治事务就解决了。而且，村民和城镇居民之间，农民和地主之间，都没有差别。每一位公民都可担任村长，这是村里的首要官员，由他来处理城邦中的地方事务。其实，这个村长一般是没有多少资产、地位较低的人。
（Wood,1988:105）
村里的成员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所有139个村落都会举行大会，选举500人议事会的潜在成员。每个村占有500人议事会的成员人数，则是由村落公民的数量决定，但有要求：50名议事会成员可以代表一个部落的所有村民（Hansen,1991:247—249;Thorley,1996:27）。每一个村落提名议事会成员的数量至少是实际成员的两倍，这样，雅典中央机关就可抽签选择每个村的议事会成员了。这事是通过使用个人铜牌来进行，铜牌是古代的身份证，雅典人还发明了抽签机器，可以加快抽签选择过程的速度（Hansen,1991:248）。议事会成员任期一年，一生只能担任两届。
议事会每天议事，但节日和禁忌之日除外，一年大约275天。议事会结构是根据克里斯提尼将阿提卡分为10个部落而定的。每个部落50名代表轮流担任议事会执行委员会成员，时长十分之一年。该委员会成员被称为主席团（prytaneis，希腊语，译者注）成员，他们担任职务的时间叫做任职期（prytany，希腊语，译者注）（Hansen,1991:250;Thorley，1996:29）。主席团有一位主席，由抽签决定，主持一天的事务，如果500人议事会那天正好举行会议，也由他主持。这个主席是城邦官方领袖，掌管“存有钱币和重要档案国库的钥匙”，担任“雅典城邦的元首同其他城邦打交道”（Hansen,1991:250）。因为每天轮留担任这一职务，每个部落50名代表中有36人，500人议事会中多数人都能公平地担任这一职务。
公民制度作为一个整体（在公元前5世纪，是由18岁以上的男性组成；在公元前4世纪，是由20岁以上的男性组成。但外国人和奴隶除外）形成了雅典人最重要的自主团体——公民大会。500人议事会不能对政府的重大事务作决定。这是公民大会的职权范围，因为“公民大会太大，不能准备自己的日程，不能起草法律议案，也不能成为接受新的政治倡议和提案的地方”。这些功能由500人议事会来完成（Held,2006:18）。因而，“（议事会）在决策过程中的首要作用是……有权为公民大会准备日程，提前考虑提交人民讨论的一切事项”（Hansen.,1991:256）。还有，一旦公民大会做出了决定抑或通过了法律，500人议事会就有责任确保其付诸实施。但是，执行机构的权力也受到了严格限制：
议事会主席团成员每年更换，主席是以抽签每天更换，这实际上让任何一个部落（来自于阿提卡三个不同部分的人）或者其他个人组成的团体主宰500人议事会的运作，都是不可能的。这种制度效率低下，无疑是有缺陷的……但它确实避免了政治派别和贵族主宰的权力滥用，所以大部分雅典人乐于接受这种缺陷。
（Thorley,1996:31）
公民大会一年举行40次会议，有的年度可能开会更多，开会法定人数是6,000名公民（也就是说，这是所要求的最低人数，否则会议通过事项无效）。公元前460年到前322年，公民大会在阿格拉市场之上的普尼克斯山上举行，那里是市场和500人议事会大厦的所在地，和卫城仅隔一条浅浅的峡谷，距离大约500米。如果去普尼克斯看一看，就会明白为什么选这个地方举行公民大会。不只是因为从市场走几步就到了普尼克斯，而且还因为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卫城。直到今天，那里仍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景象，建筑工程是在雅典民主的“黄金”时代完成，当时一定是激动人心的景观（巴特农神庙大约是在公元前432年完成）。从会场上面的山顶，可以欣赏周遭农村美丽的景色。
在公元前5世纪，公民大会的地位和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到了公元前4世纪早期，随着民主的恢复，公民大会的地位和作用有所减弱，但依然较为重要。城邦国家面临的重大事项，诸如：“制定法律保证公共秩序、财政和直接税收、放逐、外交（包括评估陆军和海军的实力、结盟、宜战、媾合）等事项都要提交公民大会的代表讨论并作出决定”（Held,2006：17）。尽管500人议事会在每次公民大会前立即举行会议，确定日程，包括提出法律和政令的议案等，但公民大会本身要决定一项事务则要付诸下次大会讨论。
公民大会寻求一致通过或形成共识，但当达不到这一点时，所议事项则要付诸正式表决，获得多数即通过。它的创新性和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为过。正像斯特克鲁瓦所说，“甚至许多一流的学者都没能弄明白希腊民主非同一般的创新性，其最重要的意义是，政治决定要由全体公民多数票通过，这是发生在比我们所知道的其他任何社会都要早的时候啊！"（Ste. Croix,1981:284）而到了公元前5世纪，“公民大会的代表可以通过法律和规定，可以参与裁决所有重要的政治审判”。汉森强调，在公元前4世纪，公民大会本身不直接通过法律。它只是发布政令，只有在一个特别人民法庭（nomothetai）通过后，才能成为法律。（Hansen,1991:167—7）这个法庭的成员是从每年选出的担任陪审员的6,000名公民中任命的。结果，“在公元前411年和404年两次寡头政治性革命之后，雅典人在公元前403—402年恢复了民主；但那不是伯里克利式民主”（Hansen,1991:151）。鉴于法律的重要性，特别人民法庭的规模可以是501人、1,001人或l,501人。公民大会的所有政令和特别人民法庭通过的法律被记录下来并对外公布，要么是刻在大理石碑上，置放到公众场所；要么是写到纸莎草纸（古代的一种纸）上，存放在集会场所的公共档案室。
对这些民主机制建立同样重要的是，克里斯提尼引进了大型的人民法庭。自从梭伦改革后，各个阶级的公民都有权担任审判官（dicast）,也就是既可担任法官，也能担任陪审员（Ste. Croix,1981:284）。克里斯提尼创立了一种新体制：每年抽签选出6,000名30岁以上的公民，10个部落各600名，让他们担任大型法庭的审判官（Thorley,1996:35）。法庭每天都开庭，公民大会举行会议的日子和节日除外，即每年大约200天。陪审团由201到501名陪审员组成，人数多少依案情的严重性而定。判决由投票决定，且不可更改。
这种法律体制是控诉式，也就是：一位公民向法庭指控另一公民对他们做出了损害性行为，或者对公共利益做出了造成损害的非法行为（Hansen,1991:191-196）。因而，在私人诉讼和公共诉讼之间有双重差别，后者的惩罚一般要比前者严重。为了防止恶意的公诉，法律规定要对有此行为的原告罚款1,000德拉克马（drachma,，古希腊银币单位，译者注），如果不能得到至少1/5陪审员的赞成，他们就会失去权利。对陪审员出席付费，要比对出席公民大会付费早出现了近50年，这可能是公元前462年埃菲阿尔特斯激进民主改革的一部分，或者至少是紧随其后出现的。这些措施极大地扩大了法庭的权力，缩小了由前执政官们组成贵族委员会，即最高法院的权力。最高法院此前在法律系统中长期起着重要的作用。对审判官付有报酬（公元前462—322年），确保了法庭由来自各个阶层的大量公民组成。与之形成明鲜对照的是，在前594年梭伦改革之前，贵族执政官垄断了审判权。这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它确保法庭能保护劳动公民，不受富人的压迫和剥削。
不可忽视的是，此类法庭不是完全聚焦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法律行为——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汉森论述道，“政治审判是送上法庭审理最多的案件”（Hansen,1991:179）。他夸大了政治审判的相对重要性，尤其是在前5世纪，但法庭在前4世纪确实起着十分重要的政治作用，因为随着前403年民主的重建，法庭要对公民大会的政令、500人议事会的活动和地方官员的行为进行“法律审查”。
另一个创新是，官僚机制如何管理国家和政策怎样得以执行。600名地方官员（意指公务官员，而不是法官）是每年从梭伦规定的四个阶级中前三个阶级的30岁或以上的男性中，通过抽签决定或选举产生。他们只能任职一年，一旦任期结束，其政绩要接受公开审查。没有人一生中能在同一地方官职上超过一任，但以后还可以担任其他地方的官职。这些地方官员被组织进人大小不同的委员会，最为重要的委员会一般由10名成员组成，一个部落一名。
在整个古希腊时代，各个城邦国家时不时陷于军事冲突，要么同临国开战，要么同远一点的敌国打仗。所以，组织和控制军队是全体公民关注的焦点。克里斯提尼推出的新宪法规定：每年选出10名将军，10个部落各得其一，由参加公民大会的公民选举产生。这些将军同500人议事会成员或审判官不一样，可以年复一年地重新任命。索利描述说：
这些将军执行任务时拥有某种自主权，尤其是在他们远离雅典去完成军务时。但他们对自已的行为任何时候都要向公民大会负责。不过，这个将军角色就逐渐成为民主的关键权力基础之一，部分原因是，雅典人在公元前5世纪总是与人打仗，但同时也因为将军职务拥有特权：唯一一个可以任期超过一年的正式官职。
（Thorley,1996:39）
对于上述情形，伯里克利的政治生涯可能是最好的注释。从公元前462年埃菲阿尔特斯改革到公元前443年，伯里克利一直在雅典民主中扮演着重要的政治领袖角色，他连续担任了15年的将军，直到前429年去世（Fornara and Samons,1991:24--36）。在后期，他无疑成为阿提卡权力最大的政治领袖。
最后，不得不说说放逐令的实行，这种做法可能在克里斯提尼当政之前，就以强迫放逐的形式存在了，但克里斯提尼肯定对此做了新的法律解释。如果任何公民变得极不受欢迎，他就被迫离开阿提卡10年。不过，他对自己财产的拥有权不变。每年12月，公民大会有权决定放逐任何公民。
整个过程是这样的：所有想投票的人按部落先后走进集会市场那里专门盖起的密室，他们把想放逐的人的名字刻在一个陶堆上，这就是他们投出的票。然后，数出陶罐有多少，至少要达到6,000个，按名字分类，被刻上陶罐次数最多的人就要“被放逐”。他要在l0天内离开阿提卡，10年之内不得返回。
（Thorley,1996:43）
这又是一个机制，让多数公民团体有权放逐不受欢迎和有政治影响力的富人阶层成员。第一次成功的放逐是公元前487年进行的，最后一次是在公元前417年。后来这一做法中断了，反映出公元前4世纪的民主宪法存在着极大的缺陷。
引人注目的是，我们找不到哪一位古希腊重要的民主理论家，在其作品或观念中对典型的民主城邦有过详细的描述或正面的评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人都对雅典民主批评得很厉害。[1]但是，在重要的雅典公民、将军和政治家伯里克利的葬礼上，有篇著名的演讲，生动地阐述了雅典民主的理想和目标。
请听我说，我们的政府体制不是对邻国体制的抄袭。我们的体制更应该成为别人的样板，而不是效仿别人。我们的宪法之所以称为一部民主宪法，是因为权力属于全体人民而非少数人。在解决私人争端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决定一个人比另一人更适合担任某一公职时，起作用的不是他属于哪个特别阶级的身份，而是他的实际能力。只要尽心尽力为城邦服务，没有哪个人因贫穷而在政治上不受重用。
（Held,2006:13）
显而易见，在雅典民主城邦里，公民参与以社会地位和财富为基础的公共事务，没有遇到大的障碍（尽管在梭伦改革中两个最低层的阶级成员受到限制，不能担任某些高级公职）。[2]
民众拥有自主权：那就是说，在参与立法和司法事务中拥有高度的自主权。而且，雅典“公民身份”的概念也要求承担参与上述事务以及直接参与城邦事务的义务。雅典民主的特征显示，要遵守公民美德的一般准则：对城邦要奉献、私人事务要服从公众事务、私人利益要服从公共利益。对于政府的准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准则：直接参与。政府治理的过程是以自由和不受限制的过程为基础，并由以下两项保证执行：isgoria，所有公民有言论自由的平等权利；isonomia，大概意思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Ste. Croix,1981:285）。马基雅维利（1429一1527）和霍布斯（1588—1679）提出了国家和社会、特殊官员和公民、“人民”和政府的概念，这种特别现代的分法不属于雅典城邦国家的政治哲学范畴。因为这种城邦国家主张：公民积极参与自我治理的过程，统治者也会成为被统治者。所有公民通过举行会议争论、决定和执行法律。[3]
我对雅典民主的研究一直集中于研究这种民主形式的中央机制的特点。尽管这里没有足够的页面，按编年史的序列，来详细地叙述公元前508年至前322年民主的进步和倒退。但要紧的是，要关注三次重大改革所取得的重要进步：前594年梭伦改革、前508年克里斯提尼改革、前462—461年及其后几年埃菲阿尔特斯和伯里克利的改革。最后一次改革，对履行政治任务的人首次提供了薪酬。对公元前508年民主建立以后的各种改革，斯特克鲁瓦描述道：
最重大的改革是引进了对履行政治任务给付薪酬制度，这是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到前5世纪末一步一步实行的：起初给付薪酬的对象是法院陪审团成员、筹备公民大会的500人会议代表，后来（前403年以后）是参加公民大会的代表。尽管薪酬很低（比工匠的工资还低），但这项改革让愿意参与的赤贫公民能够真正地参与城市的政治生活。
（Ste. Croix,1981:289）
在整个公元前5世纪和4世纪，富裕的有产阶级成员一直极其仇视民主，他们多次同斯巴达（寡头政治城邦，与阿提卡争夺希腊世界的霸权）的统治者勾结，想推翻民主，从而以雅典富有阶级的寡头统治来取代。两次流产的密谋政变发生在公元前480一479年和前458一457年，民主改革家埃菲阿尔特斯在前462一461年间被暗杀，一帮富有的反改革者发动政变成功，在前411年组建了寡头政治的400人会议，但只持续了大约4个月，随后民主得到了恢复（Ste. Croix,1981:291）。
斯巴达大将吕山德率军打赢了雅典军队，结束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几周或几个月后就于公元前404年，将寡头政治的30人僭主集团强加给了雅典人，但雅典的寡头统治者很快发现自己想改变宪法根本不可能。
（Ste. Croix,1981:291）
雅典的广大民众起而反对这种外力强加的寡头政治，于前403年恢复了民主体制。但是，在公元前4世纪，榷个希腊世界的民主体制地位是很不稳固的。只有阿提卡有点例外，因为那里的民主体制变得比较温和，“一改处于守势。后来，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发展态势到公元前4世纪初出现了转折，缓慢的倒退开始了”（Ste. Croix,1981:294）。
农业公民、阶级斗争和民主体制
跟斯特克鲁瓦一样，我在本章这一部分坚持认为，在古代为争取民主的斗争最好概括为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这方面有几个重要的特点，对贯穿本书的中心议题有一定影响。首先，正像伍德令人信服地争辩说，尽管也许不像想象得那么前所未有，但“古代的民主概念源于一种历史经验，这让下层阶级有了一种特殊的公民地位，尤其是产生了从未有过的群体：农业公民”。（Wood,1995:204）因而，如果不承认希腊民主是建立在历史上特殊的社会基础之上，农业公民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那么就不可能全面理解希腊民主的特性。农业公民是“多种阶级社会中拥有公民身份的自由劳工”，这就表明他们享有法律和政治上的自由（Wood，1995:181）。所以，这是通往古代建立民主之路的里程碑，标志着民众上升为公民的重要时刻。这是至关重要的，原因是：说白了，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唯有的不间断的时间内，生产者抑或劳动公民站上了统治地位，正如伍德提出，“城邦作为一种国家组织形式，其独特之处恰恰就是：自由劳工和公民身份的结合”（Wood，1995:188）。
斯特克鲁瓦在《古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中，分析了雅典民主的兴衰，称其是“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他总结了四大要点，值得在此详细引述：
·在古希腊城邦国家，从经济基础的意义来看，阶级斗争……当然一如既往地在有产者和为他们劳动的人之间展开，而有产者直接或间接地享有悠闲的生活。也就是说，提供劳动的人基本上是奴隶，在少数地方则主要是农奴……；也有一些雇工，人数不多；还有那些不幸的人，由干贫困不得不借高利贷（这种人绝大多数不是雅典人，而是其他城邦的人），结果因过期还不了债而变成了债奴；比较间接的是有产者的佃农。诚然，这种斗争纯粹是单方面的，它反映出主人主宰一切，其实质就是：主人剥削那些为他劳动的人。
·但是，有许多希腊人只有一小块土地，并没有奴隶：这类人大部分是“农民”……而其他人大量的是工匠艺人和小商小贩……这几类人集合组成了“民众”，即普通人，他们在许许多多希腊城邦国家中形成了公民人口中的大多数（Ste. Croix，1981:285-286）。
在第二点中，斯特克鲁瓦真正说到了问题的实质。我研究了组成大部分劳动公民的民众参加阶级斗争的方式。因为阶级实质上是一种剥削关系，劳动公民的斗争是想避免或减少地主、钱商、商人组成的富有阶级的剥削，这种斗争的焦点是：对国家的控制，也可以理解为：治理政治生活的“宪法”、基本法律和习惯（Ste. Croix,1981:286）。
·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在控制国家方面最为重要。如果某个希腊城邦的民众能够建立和保持行之有效的民主，像雅典城邦那样，他们就会希望更好地保护自己而不受剥削。
·而另一方面，当有产阶级依赖资产条件来建立起寡头统治的时候，贫困的众多公民就会被剥夺所有的宪法权力，很可能会受到富人的剥削不断加大。
（Ste. Croix,,1981:286）
这一分析强调了民主的支持派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实质上就是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有产阶级偏爱寡头政体，是因为那样他们就可以利用国家权力加大对低层阶级的剥削；与之截然相反，低层阶级偏爱民主，则是因为相反的原因。我将在本书中阐述的观点是，公元前5世纪和4世纪雅典人为民主的斗争决不是独一无二的。后来封建社会时期的农民、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者，都曾为民主而战。他们实际上是为改变社会政治机制而战，这样可能会减少他们受到剥削的程度。
虽然承认劳动公民在雅典民主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很重要，但承认其具有重大缺陷也同样重要。尤其是雅典民主中有一种相当积极参与的公民机制，但何谓公民，则有极大的局限性。各种估计不完全一样，索利认为，有理由相信“公元前5世纪在大约25万到30万的总人口中，成年男性公民人数在3万到5万之间。奴隶大概为8万人（有的估计超过10万），外邦人约有2.5万（男的、女的及其家庭）”（Thorley,1996:77）（同见Hansen,1991:93;Sinclair,1988:223一224;Stockton,1990:16—17;Wood,1988:43）。根据伍德（Wood,1995:185;1988:43）的估计，除了奴隶，雅典公民人数大约占总人口的20％至30％。那是一种家族制民主，妇女没有政治权利，她们的公民权受到极大限制。所以，古代雅典的民主是直接建立在奴隶的劳动和政治上否定妇女家里家外的劳作之上的。外国人，或称外邦人，也被排除在公民系列之外。公元前451一450年，伯里克利修改了一项法律，规定只有父母双方都是雅典人，儿子才有成为公民的资格（而之前规定，只要父亲是雅典人，儿子便可成为公民）。这一法律实际上使公民团体更加排外。
雅典民主得以保持，得益于雅典从帝国中其他城邦收到的进贡，名义是帝国提供了防范波斯入侵的威胁（Thorley,1996:60-64）。尽管雅典人总体上提高了所辖城邦的民主，经常会得到这些城邦大多数贫困公民的支持，但是由于所交进贡数量太大，这些城邦就产生了不满和反抗。为了确保雅典对盟邦的控制，反叛行为受到了镇压。而当雅典在波罗奔尼撤战争中败北之后，整个帝国七零八落，雅典再没有达到公元前5世纪的辉煌，希腊世界的霸主地位一去不复返了。
应当看到，富裕公民在民主体制中能够施加超常的影响。事实证明，如果说农民和工匠主导着阿提卡的治理权，那就是夸大其辞了。富裕的地主可能会施加超常的政治影响，因为他们受到良好教育，能说会道，能利用他人为自己说话，比农民和劳动公民更有时间去参加公民大会、500人会议和地方政府。富裕公民还有钱支助节日盛典、宗教活动和寺庙建设，这会大大提升他们在广大公民团体中的地位和政治影响。
那么，我们该怎么看农民和工匠产生的政治影响呢？为了驳斥“奴隶制构成了雅典民主社会的生产基础”的观点，伍德令人信服地证明：农民和工匠承担了大部分经济生产，而只有银矿生产是个重要的例外，那是奴隶在承担主要生产。（Wood,1988:10）但是，她没能有说服力地驳倒斯特克鲁瓦的表述：尽管农民和工匠完成了大部分经济生产，可奴隶劳动在创造剩余产品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产品让居统治地位的有产阶级占有了。诚然，农民的政治自由意味着有产阶级很大程度上依赖奴隶劳动。这种思路让卡利尼科斯争辩道：“上层阶级拥有土地和奴隶，从而拥有了社会和政治权力，这避免了民主体制发展成为‘佃农政权’。”（Callinicos，,1988:126）我认为，这一点没错。像卡利尼科斯一样，安德森（Anderson,1974a:39）认为，“地主持续成为统治阶级，但其地位受到了小生产者利用民主机制而发起的抗争和挑战”。不过，这忽略了一点：多数不富裕的公民能做到的，不仅仅是“抗争和挑战”富裕阶级的社会主导地位。在古希腊民主历史的关键节点上，他们对事物的发展进程能够起到决定性的影响。例如，埃菲阿尔特斯和伯里克利的激进民主改革，就简直难以置信。除非我们推断多数公民能够支持和捍卫这些改革，成功地挫败了富裕地主的抵制。
显然，通过参与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劳动公民能够取得重大胜利。因而，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进行的改革，极大地限制了富裕阶级的政治影响力。这些改革推出了薪酬制度，法庭陪审员、500人会议代表、公民大会代表以及其他公职人员，都可得到薪酬。这让最贫困的公民也有能力参与政务。
重要的是，我们既不应该掉进过分美化雅典民主的陷阱，伍德就差一点掉了进去，也不应该低估其成就（例如：Callinicos.,1988;Harman,1999:67-68）。我认为，不能轻视的是，我们要承认、真心赞美这种成就，不只是因为在我们所知的唯一较长的历史时期，劳动公民在治理城邦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因为雅典公民创建了各种实践先例，如投票选举公民担任公职，这在未来社会主义参与制民主中可以重新应用。
公元前322—321年民主受到压制
公元前360年，腓力二世当上了国王，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36年继承了王位。在腓力二世精明的领导之下，马其顿在30年内不断壮大，成为希腊一霸。公元前336年至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不断攻城略地，建立了马其顿帝国。强力统治阿提卡，是马其顿对外扩张的重要一步，起初是逐步拿下希腊其他重要的城邦国家，后来是将整个近东收入囊中。
当雅典人在公元前323年6月闻悉亚力山大大帝死了：
他们振臂一呼，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希腊起义，他们自豪地称之为是反对马其顿统治的“希腊之战”。但是在前323年，他们彻底失败，被迫投降。马其顿人废除了雅典宪法，开始了寡头统治，只有9,000公民（从大约21，000人中挑出）享有政治权利。这些人家产至少超过2,000德拉克马（这是要成为重装步兵要求的数额）。
（Ste. Croix,1981:301）
此后，“雅典人被迫承受一整套的干涉措施，很长时间再也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了”（Ste. Croix,1981:301）。但是，就此断定民主体制一下子就在整个占希腊世界被废而不存，那就错了。正像斯特克鲁瓦（Ste. Croix:,1981:293）所说，“希腊民主是在公元前4世纪和前3世纪之间逐步被摧毁的”。农民和其他劳动公民强烈反对自上而下的寡头政治强制统治。民主在阿提卡完全被废之前，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差不多进行了50年。
希腊有产阶级先是在马其顿主子的帮助下，后是在罗马主子的支持下，一步一步地破坏，最后全面摧毁了希腊民主，这发生在罗马帝国元首政治被废除之前。当然，压制希腊民主，罗马人是心满意足；可显而易见，希腊有产阶级也不只是乐观其成，他们还是帮手。这也难怪，因为除了罗马人，他们自己是新制度的主要受益人。
（Ste. Croix,1981:309）
不可忽视的是，希腊民主绝不是自然消亡，更不是自我灭亡，而是由希腊有产阶级、马其顿人和罗马人合谋联手毁灭的（Ste. Croix,1981：293）。民主的消逝，最重要的是削减了公民大会的独立和权力、公务官职的薪酬（重要民事职务应得资金）。这两项无一不是将贫困公民排除于公务官职之外，并使之合法化，“逐步消除由多个陪审团组成的人民法院……而这正是希腊民主至关重要的特点”（Ste. Croix,1981：300一301）。
马其顿帝国曾下辖四个区域：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小亚细亚和希腊，而紧随亚历山大大帝的死亡，整个帝国顿时崩溃（Anderson,1974a:46）。此后，希腊式君主制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小亚细亚西部。罗马在公元前2世纪和l世纪向东扩张，将这些希腊式君主国和希腊城邦国家并入了罗马共和国的帝国疆域（马其顿于公元前146年成为罗马的一个省，雅典于公元前86年被罗马的大将苏拉占领）。
公元前最后3个世纪的情形正像如下所述：
整个希腊世界出现了一种趋势：政治权力完全集中于有产阶级手中。这种变化抑或倒退，似乎早在希腊时代就出现了，但在公元前2世纪罗马吞并之前还没有全部完成。罗马的统治阶级一向憎恨民主，他们强化并加速了倒退进程。到了公元3世纪，希腊城邦国家原有民主机制最后的遗迹在现实中不复存在了。
（Ste. Croix,1981:300）
罗马共和国是下一章的焦点。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希腊世界的民主被压制后，欧洲统治阶级根本不会容忍类似的民主政府体制再度出现。由此来看，在希腊帝国、罗马共和国及罗马帝国、欧洲封建国家的历史轨迹中，压制民主是一个共同的主题。
结语
正像赫尔德（Held,2006：13）所说：“雅典的民主发展是激发现代民主思想的一个重要源泉。它的政治理想——公民平等、自由、尊重法律和正义——影响了西方的政治思想。”
针对民主的各种玉要的现代解读，都依赖于对雅典民主模式重要特点的正面或负面评估。有此学术权威宣称致力于研究“民主”，他们对自己特定民主模式来历的论述与众不同，但常常矛盾百出，都要追根溯源到雅典模式。如此看来，我们似可认为：有两种本质不同、但仍然相互关联的民主思想和实践的传统。一种源于公元前5世纪和4世纪的雅典，后来再度兴起，通过平权主义者、清教徒掘地派、宪章运动者、巴黎公社社员以及1917年俄国的工人和农民等组织的人民运动而得到进一步发展；另一种则源于寡头政治的罗马，后来再度兴起，通过英因的《大宪章》、英国1688年宪政解决方式、美国1776年独立宣言、美国1787年制宪会议等而得到进一步发展（Wood,1995:213,232）。前者是劳动公民的民主传统；后者则为有产阶级的传统。
显而易见，雅典的民主以及当代的代议制民主形式都有重大弱点和缺陷。有一个关键性的差别极其重要，那就是：两种民主形式中，劳动公民的地位如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早期的民主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在这种民主模式中，劳动公民才能对社会治理施加真正的影响。本书在后面还将提到，马克思改进的激进民主模式，是基于并扩大了雅典民主的关键要素，与之恰恰相反的是，自由主义民主形式则削弱了这些要素。
扩展阅读
赫尔德（2006：ch.l）写了一个章节篇幅的介绍，十分有用。索利（Thorley,1996）的小册子也是初学者的上选。如果想了解关于雅典民主革命性根源的论述，则是要看欧伯（Ober,1996）、拉夫劳伯、欧伯和华莱士（Ober and Wallace,2007）、斯托克顿（Stockton,l990）等人的著作。而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内，安德森（Anderson,1974a：ch.2）的书是初学者的人门课本。哈曼（Harman,1999:63一70）写过十分精练的介绍。斯特克鲁瓦（Ste. Croix,1981）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古希腊世界的经典之作，务必要阅读雅典民主（第五章）和罗马共和国及罗马帝国（见本书第二章结尾的阅读指南）。斯特克鲁瓦（Ste. Croix,2004）另一著作虽然更多地面向专业性读者，但也很值得参考，他（Ste. Croix,1972）对伯罗奔尼撤战争的记述同样值得一读（cf.Strauss,1986）。
伍德（Wood,1988：ch.4）的著作则是作出了有趣而生动的马克思主义解读，她（Wood，1988:2）争辩说，与斯特克鲁瓦的观点正相反，奴隶在农业领域只是起了较小的作用，所以在古希腊“最高贵的‘奴隶社会’，典型的雅典人，也就是大多数公民，都是为了生存而劳动”。伍德（Wood，1995：ch.6一7）对雅典民主和代议制民主进行了比较分析，突出显示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常常忽略雅典民主不少正面的特点。曼恩（Mann,1986：ch.7）则提供了关于雅典民主十分有益的新韦伯主义的论述。达尔（Dahl,1989：ch.l）作出了一种当代自由主义解读，强调代议制民主的优越性。其他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雅典民主和社会的论述也很有裨益，他们包括阿博拉斯特（Arblaster,1994：chs.2一3）、戴维斯（Davies,1978）、芬德利（Findley,1973）、琼斯（Jones,1957）、汉森（Hansen,1987,1991）、霍恩布洛尔（Hornblower,1992）、奥斯本（Osborne,1985,2000,2010）、辛克莱（Sinclair,1988:chs，l,4,8）、斯塔尔（Starr,1990）。
若想找十分有用的、重要的资料来源并配有评论，那就看罗宾逊（Robinson,2004）的书。伍德和伍德（Wood and Wood,1978）则是以合适的社会背景描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政治理论。法勒（Farrar,1988：ch.7;1992）和罗伯茨（Roberts,1994）也在这方面有所贡献。斯特克鲁瓦（Ste. Croix,1981：ch.5，setion3）对雅典民主的衰落作了最好的论述，相同内容也可见莫斯（Mosse,1973）的作品。
[1] 有一篇评论性文章表达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当时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形成的观点，请参阅：Wood and Wood，1978。他们强调，最为重要的是，苏格拉底派哲学家一心为贵族的权力、特权和利益辩护，因为这些在雅典民主城邦受到了劳动公民的威胁。
[2] 见亚里士多德所著的《政治学》（1962:236—238），他对雅典民主有著名的描述。
[3] 这里只作简略叙述，更详细的叙述，请参阅Arblaster（1994：chs2—3），Crawford and Whitehead（1983,Part，Ⅱ）,Dahl（l989:13—33 and 213—224）.Farrar（1988：ch.7；1992:1—17）,Hansen（1991：ch.4）,Harrison（1993：chs l—2），Ober（1996），Ober and Hedrick（1996）.Roberts（1994）and Sinclair（1988：chs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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