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日〕内田树 石川康宏《青年们，读马克思吧！》（2010—2014）
第三篇 《经济学哲学手稿》
书简5
石川康宏致内田树
2009年7月8日
内田老师，你好。
季节正在匆匆改变。刚刚进入夏天，却先迎来了潮湿的梅雨季节。不过今年的梅雨季节似乎比往年来得要晚一些。最近我要进行兵库县的县知事竞选，因此耽误了不少时间，不过与其说是耽误时间，还不如说是自己在专门花时间做调查。越是调查越是觉得政治的残酷，真的有些厌倦了。
前几天的一件事情让我再次深深地认识到政治的残酷。我们家两岁的孩子发高烧，痉挛，叫了救护车把他送进了医院。地点是在妻子的娘家，但是救护车开到家花了10分钟，找医院花了20分钟，最后开到医院又花了15分钟。
幸好最后没出什么大事。在兵库县，现在正有人建议对接受急诊的公立医院进行整合。其中最大的目标就是尼崎的塚口医院。在这里，每年有28万人前来就医，每年光接收救护车的急诊病人就有1000多。但是，这家医院打算把儿科和妇产科划归别的医院，其他的科室则全部废止。
如果是这样的话，救护车在路上要耽误的时间就会更长，老百姓的生命和健康暴露在危险之下的时间也就会越长。整合的理由说是因为“赤字”，但是另一方面，这又是全国唯一一个在招商引资的补助金方面没有设置上限的县。光对索尼一家公司，就计划补助218亿日元。
可是实际上，这个公司的零部件多半是从别的县直接进货过来的，新招员工的绝大多数义是廉价的临时工（最近连这些人也被开除了）。从性价比上来考虑，到底哪一个才是充分使用了县民缴纳的税金，其实是显而易见的。
研究经济学的第一步
这一次要讨论的是《经济学哲学手稿》。有时不说“手稿”，而是称为《经济学哲学草稿》，或简称为《经哲手稿》或《经哲草稿》。 “手稿”也好，“草稿”也好，都是打底稿的意思，“手稿”还有手写稿的意思。不过因为在马克思的时代，所有的东西都是手写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没必要进行区别。
如果把之后的《资本论》的底稿，也就是相当成熟的底稿称为草稿的话（通常把它称为《资本论》草稿），《经哲手稿》的文章当中还包含很多从亚当·斯密等其他人的书中节选的部分，所以应该与之区别一下。从稿子形式的完整程度和内容的成熟度上来讲，都相对较低，所以暂时使用“手稿”这个名称。
《经哲手稿》是1932年，一个叫作阿多拉茨基的人，以巴黎时代的马克思写下的三篇手稿为基础，进行特别编辑和命名后出版的，并不是马克思自己总结的书。第一手稿中，有五分之四的内容都是亚当·斯密等众多经济学家的作品节选。第二手稿中有缺失的部分，因为长度不到第一手稿的八分之一。第三手稿的长度接近第一手稿，不过其中穿插着之前所写手稿的补充部分，以及马克思计划出版的书的序言等内容，所以跟之后的草稿相比，从整体来看，应该说是比较随意的笔记。
《经哲手稿》之所以会呈现这种形式，最能说明的一点，就是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写下《经哲手稿》的马克思（虽然没有很确切的考证，不过基本上是在1844年春天到夏天的时间），学习经济学伊始，与以后形成自己经济学体系的马克思相比，还有较为遥远的距离。
马克思第一次出版的关于经济学方面的书，是在此后 3年，对蒲鲁东进行批判的《哲学的贫困》（1847年）一书。马克思的经济学，主要有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论等内容，不过在26岁写下的《经哲手稿》中，关于以上的理论，还看不到一点影子。
考虑到这一点，《经哲手稿》和同时期的《穆勒评注》（讨论詹姆斯·穆勒的《经济学要领》的文章），都是非常好的历史记录文献，展示了马克思直到64岁去世之前长时间的经济学研究步伐的开头部分。
在《莱茵报》直面经济问题
上一次的书简中介绍了大学毕业之后的马克思，于 1842年10月到1843年3月间，以《莱茵报》主编的身份跟普鲁士政府进行了斗争。在这些斗争当中，马克思收获了很多理论成果和课题。其中之一就是对于现实的经济问题的正视。马克思在《莱茵报》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普鲁士政府把农民在自己耕作地旁边的山上以及树林里收集枯枝的行为称为“盗窃”的问题，以及政府对栽培葡萄的农民征收重税的问题。在哲学、历史以及法律问题上都颇有自信的马克思，对普通老百姓的具体经济生活进行探讨，这还是第一次。马克思后来（1859年）回想当时的情景，这样写道：
“（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这些事情）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
之后，鉴于当时的法国对出版刊物并不进行审查，所以马克思为了谋求新的活动基地，在巴黎创刊了《德法年鉴》。
马克思在此刊登了《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秋执笔）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末到1844年）两篇论文，这两篇文章在上次的书简中已经讨论过了。虽然在这段时间里，马克思讨论的主要内容是有关于“政治解放”和“人类的解放”的区别，以及对“无产主义者”的发现等问题。实际上，在这些论文当中，也隐含了马克思要进行经济学研究的内在动机。
继续刚才的回想，马克思对于自己开始深入研究经济学的契机，是这样总结的：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 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随着自身思想的成长，马克思开始向经济学进发。
受到恩格斯论文的冲击
1843年6月结婚之后，马克思暂时移居妻子燕妮的老
家克鲁茨纳奇，7—8月份写成《克鲁茨纳奇笔记》，不过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本经济学著作问世。马克思开始进行经济学的研究，是在1843年10月和燕妮移居巴黎之后的事情了。
最开始研究经济学的方法，是对斯密、赛伊、李嘉图等诸多经济学家的著作进行摘抄，并对其进行评注。这项工作一直待续到1844年，写的内容被称为《巴黎笔记》。就在1844年，马克思很早便开始了《经哲手稿》的撰写工作。
之后，马克思依然在继续做着笔记的工作：1845年写成了《普鲁士笔记》（全六册）和《曼彻斯特笔记》（马克思完成五册，恩格斯完成三册）；1845-1847年，继续他的《普鲁士笔记》后续部分。马克思自己出版的第一本与经济学相关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也是在以上这些笔记所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于1846年末到1847年6月间完成的。
这些笔记的命名，都是来自于马克思写下这些笔记时所在的地点。当时市面上的笔记本价格昂贵，马克思买不起，于是就自己制作笔记本。
他将合适的纸切成手掌大小，像报纸那样，将几张纸叠放在一起，从中间折起来，再缝起来。《经哲手稿》据说也是在原有的纸张上面又包了好几层。
身在巴黎的马克思，之所以会开始进行经济学的研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受到了恩格斯从英国寄来的论文《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冲击。这篇论文是恩格斯为《德法年鉴》撰写，寄给当时作为编辑的马克思的。同时寄出的还有《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与现在〉》。
英国保留着由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人所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在那里，恩格斯比马克思先行一步，开始了经济学的研究。在上述文章当中，恩格斯提出了一些宏观的经济问题。
第一，“国民经济学”（恩格斯这样称呼当时的传统经济学）的实质，其实是对“私有财产的合法性” （“私有财产”就是后来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经济）毋庸置疑的“致富学”，它不过是一门拥护社会经济支配者利益的 “可以称为私有经济学”的学问。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学”作为一个客观地、全面地分析“私有”社会经济关系构造的学问，尚不成熟。
第二，“国民经济学”还把“私有社会”看作人类社会的一般情况，把“私有”社会的经济规律当作人类社会在每个历史阶段共有的经济规律来看待。所以，这里的经济学虽然含有“积极的进步”成分，但是其成果永远停留在“私有规律”的层面上。这也就为经济学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即明确“国民经济学”中所出现的各个概念的历史特性（也就是说，仅把这些概念当作是基本经济规律中的“私有”阶段的表现来重新定义）。
这种“对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的想法，在这篇论文中并没有立刻产生具体的成果。虽说如此，这篇文章却在如何超越先行经济学的成果这个问题上，展示了新的重要的方法。这给了马克思以深刻的印象。
这篇论文的影响，在马克思的《巴黎笔记》中立竿见影。比如，在这篇笔记中，马克思在摘抄赛伊的《经济学概论》的同时写道：“国民经济学其本质正是致富学。”
这应该是对恩格斯先前的评论经过自己的眼睛和头脑重新审视之后的再认识吧。
另外，谈到李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价值论，马克思认为：“李嘉图在价值的定义上只坚持生产费用，萨伊却只坚持实用性（有用性）。”这与恩格斯写的 “当英国人谈论生产费用时，竞争代替了效用。而当萨伊谈论效用时，竞争却带来了生产费用”是一样的内容。在写下《巴黎笔记》的马克思脑海里，恩格斯的这篇论文应该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吧。
这个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价值论，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作为轻效用的片面价值论进行否定。马克思第一次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表示肯定，是在《哲学的贫困》当中。
马克思在其中这样写道：
“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李嘉图从一切经济关系中得出他的公式，并用来解释一切现象，甚至如地租、资本积累以及工资和利润的关系等那些骤然看来好像是和这个公式抵触的现象，从而证明他的公式的真实性；这就使他的理论成为科学的体系。”
“归根到底，用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即蒲鲁东先生当做将来再生公式向我们推崇的那个公式，也无非是现代社会经济关系的科学表现，而这早在蒲鲁东先生以前李嘉图就明确地论证过。”
马克思在这个阶段才开始确定了后来的剩余价值理论课题，即在价值规律（资本和劳动的等价交换）的引导下，如何使剥削成为可能。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经哲手稿》
好了，终于到了《经哲手稿》的内容了。这虽然是跟《巴黎笔记》几乎同时写下的东西，但是其中的第一手稿开始部分的写作方式却非常有趣。
一页笔记用两道线划分成三部分，被分割的每一栏分别写着“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的题目，斯密等人的书摘和马克思自己的评注同时出现在这里。后来，三部分的内容又变成两部分，这种奇特的笔记使用方式，几乎占了第一手稿的八成。从这种写法结束的地方开始，也就是“异化劳动”的理论（实际上，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添加题目）开始，就变成了普通的笔记。只不过在接下来的内容当中，再没有出现过对其他研究者的摘抄，完全变成了其对自己理论的不断拓展。
为什么马克思在一张纸上要分成“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三个部分来写呢？实际上，在这里依然可以看出恩格斯论文《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深刻影响。恩格斯在他的论文当中指出，把某种生产物带来的 “收益”，分成这三部分的关系只是一种“偶然”。他是这样写的：
“我们根本无法确定在某种产品中土地、资本和劳动各占多少分量。这三个量是不可通约的。……这三者的作用截然不同，无法用任何第四种共同的尺度来衡量。因此，如果在当前的条件下，将收入在这三种要素之间进行分配，那就没有它们固有的尺度，而只有由一个完全异己的、对它们来说是偶然的尺度即竞争或者强者狡诈的权利来解决。”
马克思对恩格斯的这个判断恐怕是持有疑问的吧。于是，首先为了研究这三者的内在关系而开始了第一手稿部分的记录，将对“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的各个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以斯密为主线进行了整理。也就是说，马克思一方面在学习恩格斯的论文成果，另一方面又试图超越其理论，以恩格斯的终点作为自己的起点，向着新的高度迈出了步伐。
在马克思的一生当中，充斥着这种对于向学问前进的强烈冲动。对于自己感到困惑的问题，他会不停地探索下去，直到收获属于自己的成果为止——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克思强烈而执着的信念。
实际上，对于这三者的关系，马克思并没有马上得出新的结论，而在之后的《资本论》第三部第七篇《各种收入及其源泉》中，才总结并阐明了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马克思对于这三者关系的研究，一直持续到多年之后。
《经哲手稿》中的几个论点
前面已经提到，在将笔记分成三部分进行探究之后，就是对“异化劳动”论的展开。这是从“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的内在关系当中，单独以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为焦点进行阐述的内容。这里介绍手稿中的几个论点：
第一，“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做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
这应该是在对之前的三部分内容分别进行讨论之后所得出的总结。对于三者的关系虽然没有给出积极阐明，但是作为其准备工作，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进行了批评，认为其只描绘现实的表面，而对于现实为什么必须呈现这样的形式并没有提出设问。大家可能注意到了，这与恩格斯认为国民经济学只停留在“私有”框架里的批评几乎如出一辙。
第二，马克思宣布，从“国民经济上的现存事实出发”，要找出其背后隐藏的“本质”。
对“工人”进行探讨的马克思，指出在私有条件下，会产生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劳动异化”或者人类的异化。
1．对工人来说，“劳动生产物是一个遥远的存在。”也就是说，生产物不是属于工人的，而是属于资本家的。
2．“劳动对于工人来说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劳动并不是让人愉悦的事情，只是在资本指挥的强制作用下得到的痛苦而已。
3．作为“类存在物”的生活被当作“个人的生存手段”。这里有很多解释，大致是说异化劳动把人每天生活贬低成维持人的肉体生活的手段。
4．“从人那里产生人类的异化”。人与人的关系，失去了本应有的形式。
人（工人）的劳动本应有着丰富的内容，但是在私有条件下却丧失了大量内容。这种丧失的状况，马克思用 “异化”这个抽象的词汇进行了表达。
之所以会使用这种用词方法，是因为在这个阶段，马克思受到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强烈影响。关于这一点，马克思自己在第三手稿当中写道，国民经济学批判与现实的批判一样，其真正的基础来自于费尔巴哈的发现。现实的人类主义以及自然主义的批判，正是来自于费尔巴哈。
晚年的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1888年）中，这样描述费尔巴哈在这个时期对马克思的影响：
“这部书（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石川注）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种种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
实际上，马克思在《基督教的本质》出版的1841年就曾读过这本书，并在1843年给费尔巴哈写过信，希望在编写《德法年鉴》时能够得到他的帮助。需要补充的是，《神圣家族》虽然是与恩格斯共同完成的，不过马克思的部分是在完成《经哲手稿》之后的1844年8月末到11月末期间写下的。
要说明的是，随着马克思日后对私有（之后换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个词）知识的丰富和分析的深入，“异化”这个词的使用频率，开始慢慢降低。这是因为，在这个时期只能用“异化”这个抽象化、哲学化的词语表达的各种问题，逐渐被后来的经济社会具体的分析成果所取代了。
事实上，这个时期马克思对于“异化”这个词的引用，只能说明他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还处于缺乏具体性的初级阶段上。之后的《资本论》虽然也出现了“异化”这个词语，但这并不是为了掩盖对具体现实的分析不足，而是将各种各样的分析进行概括之后得出的结论。
第三，再回到第一手稿。马克思进一步对“异化的劳动”和“私有”的相互关系进行探讨，讲到了工人和人类或者社会从私有财产当中的解放。他谈到了超越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并探讨了其内容。
“工资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而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因此，随着一方衰亡，另一方也必然衰亡。”
“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马克思以这样的描述讲到了工人和人类或者社会从私有制当中的解放，也就是探讨了超越资本主义的必然性。
第四，不过在这里，马克思对于通过解放产生出的新社会的样子，使用了“真正的人的社会财产”这个抽象的语言来表达。虽然并没有给出详细的解释，马克思还是写下了以下的文字，对于未来社会进行了预测。
“我们已经承认劳动的异化、劳动的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是怎样使自己的劳动外化、异化的？这种异化又是怎样由人的发展的本质引起的？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因为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总以为是涉及人之外的东西。而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关系到人本身。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
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如果能够提出“现在的劳动异化是怎样产生的”这种历史性的问题，就可以明确产生异化的历史条件，同时也就可以通过变更条件，来指明向着没有异化的社会前进的道路了。
这种着眼点，即“真正的人的社会财产”必须包含在现在某个“人类（社会）本身”当中的看法，成为后来的马克思历史理论（历史唯物论）和共产主义革命论等理论的重要论点。
第五，在第三手稿当中，马克思对当时的各种共产主义思想进行了探讨，关于费尔巴哈，他是这样写的：
“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做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
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为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奠定了基础，因为费尔巴哈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当作理论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意义，在于他并没有将现实问题的解决寄托于神或者来世，而是开创性地采取了唯物论的社会变革论，认为必须通过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改革来解决问题。我认为这就是费尔巴哈给予马克思等人的“解放作用”的最核心的部分。
不过，马克思思想的成长并没有长久地停留在这个层面上。他认为费尔巴哈的这个“真正的唯物论”的观点，还缺少具体的历史理论，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1846年期间，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撰写，开始进一步构筑唯物论的历史观（历史唯物论）。这是我们下次要讨论的题目。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真正见面
以前我们提到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1842年的11月，非常“冷淡地见面”了。
接下来我要写一下他与恩格斯的第二次真正的见面。带着与马克思第一次见面的失落，恩格斯到了英国（曼彻斯特），开始在父亲经营的工厂中劳动，同时开始对曼彻斯特的工人的劳动和生活进行调查。他经常参加工人召开的各种集会，这些调查在之后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本书中结出了累累硕果。
另外，恩格斯比马克思还要早地开始助力《莱茵报》，在马克思成为主编后，他仍然积极地向其投稿。他还与被称为宪章运动者的工人运动活动家们以及后来被恩格斯定义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罗伯特·欧文进行交流，同时还撰写了论文。
这个时期恩格斯的活动非常活跃。正是在这个时期，恩格斯开始进行经济学的研究，为《德法年鉴》写下了让马克思震惊的论文——《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从这篇论文开始，进行了亲密的书信来往。就在马克思完成《经哲手稿》几乎同时的1844年8月末，恩格斯在返回德国的途中，拜访了在巴黎的马克思。在这里，二人一见如故。
晚年的恩格斯这样描述了他与马克思的第二次也是真正意义上的见面：
“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1844年）里已经把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
“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当我们1845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
恩格斯在这次停留巴黎期间，写完了与马克思第一次共同合作的《神圣家族》的自己承担的部分。之后，马克思花了大量时间，完成了10倍于恩格斯的书稿。在这里，马克思对在《经哲手稿》中也提到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给予了高度评价。
回到犹太人问题
在这里，我想就内田老师提出的对马克思不能理解的问题阐述一下我自己的理解。
首先是关于《论犹太人问题》。关于“犹太人问题”，虽然我的知识和理解尚不充足，但是犹太人问题之于当时的马克思，我还是多少能想象一下的。
先谈被内田老师援引的马克思的文章。我认为这并非马克思自己对于犹太人和犹太教的理解。
“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
“犹太人的世俗礼拜是什么呢？经商牟利。他们的世俗的神是什么呢？金钱。
“那好吧！从经商牟利和金钱中解放出来——因而从实际的、实在的犹太教中解放出来——就会是现代的自我解放了。”
“那好吧！”的后面连接的原文，是按照德语“接续法第二虚拟式ware”写出的“如果……就……”的句子，表明这种事实并非现实。
也就是说，这篇文章实际是在描述，如果对于犹太教徒这种经商牟利、以金钱为神的想法（社会上普遍的反犹太主义的思考方式）表示赞同的话，那么只有废除犹太教本身（以货币作为神来崇拜的信仰和行为），才能获得现代社会的解放。
之后马克思继续阐述，“如果有一种社会组织消除了经商牟利的前提，从而消除经商牟利的可能性，那么这种社会组织也就会使犹太人不可能存在。”
“实际需要、利己主义是市民社会的原则。”
马克思将话题的焦点转移至人们所说的产生经商牟利的犹太人的“社会”这个问题上，同时讲到有必要通过 “市民社会”的改革，达到不仅让犹太人在“政治上解放”，跟犹太人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的人都实现“人类的解放”的目标。
结合内田老师所举的山田君的例子，加上上次在书简中所进行的总结，我想重新整理一下马克思想要阐述的内容。
一、即便假设班里其他同学所说的山田君是拜金少年这个事实是成立的。
二、只要不去盗窃以及做其他给大家带来困扰的事情，我们就应该承认他这种生存方式。老师（马克思）希望大家能够停止欺负山田君（进行政治解放）。
三、希望大家更进一步思考一个问题。这就是批判山田君的其他人，也多少带有一些“这个世界由钱主导”的想法
四、考虑到谁都有“这个世界由钱主导”的想法，所以希望为了改变这种想法而努力（人类的解放）——我认为马克思要说的是这个意思。
如果这样解读的话，那么论文最后一段，“社会一旦消除了犹太精神的经验本质，即经商牟利及其前提，犹太人就不可能存在，因为他的意识将不再有对象，因为犹太精神的主观基础即实际需要将会人化，因为人的个体感性存在和类存在的矛盾将被消除。”“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的语句就不难理解了。
总之我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意思是：确实存在怒骂犹太人为拜金主义者的人；如果真的要处理这个问题，就必须要对将人变坏的今天的“市民社会”进行改革。
《神圣家族》中的“犹太人”论
但是，我认为马克思的论述，一定包含有引起误会的因素。
第一，论文《论犹太人问题》是对布鲁诺·鲍威尔进行批判性评论的文章，在文章当中很难将马克思的议论和鲍威尔的议论，以及马克思和鲍威尔共同批判的“反犹太主义”的议论完全进行区分。也许是因为马克思在未完全整理好问题的前提下，仅以一腔热情写下了文章而导致的。
第二，这也许是在以后招来误会的最大原因，就是马克思所写的“假设反犹太主义者所说的犹太教徒是拜金的、以金钱作为自己的世俗的神崇拜的人”这个描述，针对这个假设本身的错误，马克思并没有在论文的任何地方指出来。或许马克思认为这是必然的前提，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种写法或许是有漏洞的。
这两个原因重叠在一起，就导致后世的不少人有了 “马克思认为犹太教徒是拜金的”这种读解方式。
不过，当时的马克思并非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在对鲍威尔的反驳进行再批判的时候，所写的内容就已经比《论犹太人问题》要容易理解的多了。这个再批判，我们可以从《神圣家族》当中找出。《神圣家族》是在《论犹太人问题》发表一年之后写的文章。
在这里，马克思对《论犹太人问题》的内容－边进行总结和解说，一边这样叙述道：
“在该杂志中曾经指出，鲍威尔先生只了解犹太精神的宗教本质，但不了解这一宗教本质的世俗的现实的基础。”“因此，鲍威尔先生就没有发觉，现实的世俗的犹太精神，因而宗教的犹太精神，是由现今的市民生活所不断地产生出来的，并且在货币制度中获得了高度的发展。”
“和所有这一切相反，在“德法年鉴”中曾经证明犹太精神是依靠历史、通过历史并且同历史一起保存下来和发展起来的，然而，这种发展不是神学家的眼睛，也不是在宗教学说中所能看到的，而只有世俗人的眼睛，只有在工商业的实践中才能看到。”
“因此，犹太人解放为人，或者人从犹太精神中获得解放，不应像鲍威尔先生那样理解为犹太人的特殊任务，而应理解为彻头彻尾渗透着犹太精神的现代世界的普遍的实践任务。已经证明，克服犹太本质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消灭市民社会中犹太精神的任务，消灭现代生活实践中的非人性的任务，这种非人性的最高表现就是货币制度。”
这里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已经不再把“拜金、以金钱作为神崇拜”的人物形象与具体的犹太教徒结合起来使用了。
接下来，马克思认为“近代国家”中的犹太人的“政治解放”不仅仅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是必然的，他指出其中的理由。
“现代国家承认人权同古代国家承认奴隶制是一个意思。就是说，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的必要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关系的独立的人，即自己营业的奴隶，自己以及别人的私欲的奴隶。现代国家就是通过普遍人权承认了自己的这种自然基础。
“‘自由的人性’的所有这些表现在法国人权宣言中得到了极其肯定的承认。犹太人就更有权利要求承认自己的‘自由的人性’，因为‘自由的市民社会’具有纯粹商业的犹太人的性质，而犹太人老早就已经是它的必然成员了。”
以自私自利构成的“市民衬会”为“自然基础”的 “近代国家”，承认了来源于自私自利的盈利、经商的自由，也就是作为人本来就有的“普遍人权”（这在法国《人权宣言》中也有所体现）。因此，犹太人因其“商业的、犹太的本质”为理由被拒绝的事情，也就慢慢消失了。
另外，登载了《论犹太人问题》的《德法年鉴》（1844年）在从巴黎运往德国的过程中，大部分都被扣押在了国境线上，结果，该论文造成的社会影响力因此而被削弱。后来受到各种各样的瞩目是在188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登载了这篇文章之后。
这个时期是德国国内的反犹太运动空前活跃的时期。
《社会民主党人报》明确了自己反对这场运动的立场，希望通过登载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部分内容，来对自己的论调进行支持。但结果是，因为刚才我们所分析的文章难以理解以及马克思本人不够注意，针对“马克思的犹太人论”的评论变成了形单影只的自说自话。
我第一次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来读马克思的“犹太人论”。坦率地讲，我以前并不知道马克思的“犹太人论”会成为这么多人议论的对象c
说一点我作为初学者的感想。要想了解马克思的“犹太人论”，有必要对两个部分进行重新审视和探讨：一个就是《论犹太人问题》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第二个就是作为其不可分割部分的《神圣家族》的相对应的部分。之所以会这样说，是因为我看到有不少的关于马克思的解说都只关注了《论犹太人问题》的第二部分（非常短的书评），但是从论文全体进行阐述的内容还没有出现过。
而且在这篇论文之后，马克思也并没有留下任何通过完整的“犹太人论”或者“犹太人问题”对现代社会进行考察的作品，所以很多年以后我们才会看到有人指出从马克思的论调中能够看出对于犹太人评价的问题。我也希望今后能够继续研究这个问题。
啰啰嗦嗦写了很多，终于要结束了。写到这里的时候，刚好是县知事大选投票日（7月5日）的前一天晚上。今天在选举事务所忙碌了很长时间，现在已是该睡觉的时候了，不过肚子里的酒虫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内田老师还提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到的变革论的问题。我的意见是，这次我们简单说一下就行了。
一方面，这个时期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分析，还没有到将社会作为“资本主义”来理解的程度，也就是说从马克思的智慧生涯来说，这不过是完完全全的初级阶段。
对于这个阶段马克思的思想本身，我更为关心的是 “马克思年轻的时候是从这里开始研究的呀”、“这为以后的飞跃做好了怎样的准备呢”等类似的问题。
当然，针对马克思年轻时期写的东西，评论其内容的对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进行各种各样的批评也是应该的。只不过我觉得如果现在就把问题当作“马克思的……论”固定下来的话，对于当时的马克思来说实在有点不公平。我们是否应该冠以“马克思的……时期的……论”的名号，以马克思的知识成长和变化历史为前提，对其文献进行评价呢？
比如，马克思的社会变革论是这样考虑的：根据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的矛盾，现代社会迟早都会发展到下一个阶段，因此就需要人们自觉意识到变化的方向，并对社会做工作。于是，马克思为了针对资本主义的构造自身进行解释说明，开始集中写作《资本论》这本大部头。所以，马克思的社会变革论是随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的深入而变化的。
前面的信中可能写到，被称为“马克思经济学？”关键部分的剩余价值论，在1848年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的分析当中还没有出现。从这一点上考虑，《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执笔）的改革论，只能说是年轻的、不太成熟的评论而已。
另外一点，我们要好好解说一下。马克思革命论的大致思路是：先通过议会奠定工人阶级的权力，并将此作为推动力，将劳资关系作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转换。也就是说，并不是社会上人们常说的“暴力革命”论。事实上，关于革命的方法论问题，马克思和列宁之间也存在着较大分歧，这个我们以后再讨论。
之后，马克思的革命论以生产关系的转换作为根本，希望通过实现这种转换来获得人类关系的转换。也就是将 “怎样转换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的课题。怎样转换资本家和工人间僵硬机械的关系呢？为此，要首先思考怎样将生产手段的所有关系进行转化。这并不是 “把这个家伙干掉，世界就转变了”如此单纯的理解。
终于到了尾声了。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兵库县的县知事竞选已经结束了。我很遗憾地落选了。有些失望。不过，我也因此进步了很多，所以四年后的选举才是真正决定胜负的时候。我也期待着在那之前能够多一些在书桌前苦读的时间。
上一次因为写《共产党宣言》，我还学习了法国的历史学，希望能够有机会把我这临阵磨枪得来的知识与大家分享一下。下一次的题目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似乎整篇文章都很难，不过正是因为难懂，才能够体现出马克思的智慧。
那么，接下来，内田老师，拜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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