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日〕内田树 石川康宏《青年们，读马克思吧！》（2010—2014）
书简6
内田树致石川康宏
2009年9月11日
石川老师，你好。
收到书简之后已经过去三个月了。真的很抱歉。今年夏天真是忙得一塌糊涂，几乎没有时间去做拿着红色铅笔阅读马克思的温馨工作。我这边是拼命地写书（《日本边境论》），石川老师是因为县知事的选举而忙碌异常。两个人真是够辛苦啊！
总算把书写完交给了出版社，马上就投入到了拿着红色铅笔阅读马克思的让人深感愉快的丁作中来了。
这次是《经哲手稿》。真让人怀念啊！那是我刚进大学的时候用功读过的书。
实际上，我入学的1970年是轰轰烈烈的大学学生运动时代，没有人在读马克思，当然也没有什么读书会。那个年代，没有人会在认真读过书之后讨论马克思的思想。那是个充斥着暴力和斗殴的年代。我虽说并不算是温和的人，但是对于这种“见面就打”的斗争形式实在是厌烦得很（而且又很痛）。
于是，我找到很多派别的人，问他们：“为什么要跟同伴打架？”仔细听听，原来是因为大家都对社会中存在的不公平感到非常愤慨。但是各个派别的政治手法有着微妙的差别，而这些差别又是相互不能接受的。
但是，假如这伙人要一起发动革命，万一（可能性只有一兆分之一）革命取得了成功，因为这么一点立场的不同就“打架”，也是可以的吗？这么狭窄的心胸，我真是担心他们怎样进行国民的团结统一呢（其实我完全没义务去操心）。
我认为作为“公民” （citoyen）应该具备的条件是：对与自己政见不合的人应保证其言论的自由，能够代表全部的人，包括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可惜，在20世纪70年代，我身边没有一个人能够用“公平”、“公众”的词汇来讲政治。
从那以后已经过去40年了。但是回过头来看一下，从这一点上来说，日本人的政治觉悟几乎没什么变化。为了能够“代表包括反对自己的全部的人”，需要心胸宽广、灵活多变、符合情理的政治语言。
这种政治语言应该是足够坚定的政治语言，不仅能够谈论国际社会和外交战略，而且也能对私人的现实生活起到帮助作用。想想为了磨练这种语言，我们都做了些什么，我感到有些悲观。
我想在与石川先生的书简当中尝试使用一下“坚定而灵活的政治语言”。当然，我们写这本书的本意就是要将马克思用简单明了的语言进行解说，使得年轻人也能够了解马克思。
不过与此同时，像我们这样政治立场和意见有不同的人，能够愉快而礼貌地对政治问题进行对话，互相从中获取建设性的意见。如果在这本书里把这种例子介绍给大家，这不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吗？
我对于这一次石川老师在书简当中围绕犹太人问题提出“异议”时所使用表达方式的深思熟虑深表感动。石川老师并没有直接说“你的说法是错误的”。以我和石川老师之间的关系，互相有一些轻微的（甚至猛烈的）争论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关系。但是石川先生还是克制住了。
写到这里我才明白，我们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不是也抱着一种希望，希望年轻人能够了解“请礼貌地讲政治”这种可能在现代日本谁都不再推崇的内容的重要性吗？对话时的礼貌态度，有时比交换的意见的正确与否或者命题的真伪更加重要。
基于这个原因，我认真地拜读了石川老师就犹太人问题所写的意见。我没有反驳意见。您所指出的地方，我都明白了。不过我写的东西，还是放在那里吧。之后读者读到我们两个人的看法，去思考一下意见的区别到底在哪里，这不是很好吗？
写了这么多，现在开始谈《经哲手稿》。
您已经帮我详细地介绍了《经哲手稿》的成立过程以及构成情况，非常感谢。那我就没有必要再进行重复了，因此我想就自己比较纠结的两个论点，谈一谈我个人的理解。
其中一个论点是关于“异化的劳动”，另外一个是关于“类存在物”。
异化的劳动
写下“异化的劳动”的马克思真的是热血沸腾啊！我希望读者能够感受到这一点。比起写地租或者利息或者工资的时候都有更加激动的心情。
“异化”这个词作为马克思自己的身体体验，在19世纪中叶欧洲资本主义勃兴时期是非常真实的。
这里所隐含的是马克思对于同时代劳动工人的悲惨劳动状况的忧愤，以及必须要将在那里煎熬的工人们从此恶劣的劳动环境中拯救出去的焦躁感，当然更重要的是渗透着这种焦躁感的使命感。
在《资本论》当中，对当时英国工人的就业劳动的实际情况有大量从报告书中引用的内容，这些内容占据了很多页数。为了让大家对“异化”这个词有更为直观的印象，这里我介绍其中一些相关描述。
“1836年6月初，杜斯伯里（约克郡）的治安法官接到控告，说巴特里附近有8个大工厂的厂主违反了工厂法。其中有几位先生雇用12—15岁的儿童5人，迫使他们从星期五早晨6点一直劳动到星期六下午4点，除了吃饭和半夜一小时睡眠外，不让有任何休息。这些孩子在那种叫做‘再生毛料洞’的小屋里一连劳动30个小时，他们在那里把破旧的毛织物撕成碎片，洞里弥漫着灰尘和毛屑，连成年工人都要经常用手帕捂着嘴来保护自己的肺！”
最终结果，这些工厂主也只是分别被罚了20英镑而已。
这些童工衣衫槛楼，饿得半死，无人照管，未受教育，“9岁到10岁的孩子，在大清早2、3、4点钟就从肮脏的床上被拉起来，为了勉强糊口，不得不一直干到夜里10、11、12点钟。他们四肢瘦弱，身躯萎缩，神态呆痴，麻木得像石头人一样，使人看一眼都感到不寒而栗。”在对某个制造业进行的调查当中，被调查的工人 “当中有270人不满18岁，40人不满10岁，10人只有8岁，5人只有6岁”。
在服装工厂死去的少女的尸检报告中写着，她同其他 60个女工一起连续干了26小时，一间屋挤满了30个人，空气少到还不及需求量的三分之一。夜里睡在用木板隔成的一间间不透气的小屋里，每两人一张床。
他们因为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因此罹患肺炎、肺结核、支气管炎、哮喘、肝脏肾脏功能障碍、风湿等疾病，年纪轻轻就结束了痛苦的人生。
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的劳动”指的就是这些内容。 “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 这绝不仅仅只是一种修辞手法。
刚才说的女子服装工厂的女工到死都在劳动，是“为了迎贺刚从国外回国的威尔士亲王夫人，女工们要为高贵的夫人立即赶制参加舞会的华丽服装。”骨瘦如柴的女工在拥挤、肮脏的服装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直接被拿到舞会上被贵夫人们穿着。
我希望大家发挥想象力在脑子里勾勒一下这个画面，同时再读一下马克思下面所说的话：
“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但现在这个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对象了。因此，这个活动越多，工人就越丧失对象。凡是成为他的劳动的产品的东西，就不再是他自身的东西。因此，这个产品越多，他自身的东西就越少。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
马克思所说的“异化”指的就是这些内容。自己辛辛苦苦做出来的商品（像时装店的女工制作出来的贵夫人们穿的华服）跟自己是毫无关系的。不仅如此，正是穿着这些东西的人在压榨女工，她们才是对女工进行剥削的受益者、支持者。这就是“异化”的结构。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这也同样不仅仅是哗众取宠的修辞手法。在19世纪的英国，“贫民窟”就是“贫民窟”，“畸形”就是“畸形”。
前面也写道，我认为马克思的人格魅力就存在于他的这种觉悟当中。马克思本身是资产主义者，他没有经历过自己所引用的残酷的劳动过程，但是却拥有着强烈的共鸣和想象力。
按照石川先生所写的马克思的年谱，马克思在24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莱茵报》的主编。虽然之后也一度比较贫苦，但是却没有经历过“贫民窟”和“畸形”的生活。
恩格斯同样成长在富裕的资本主义家庭当中，为了经营自己家的工厂而被派到曼彻斯特，在那里了解了英国工人的恶劣劳动环境，深感震惊，因此开始了政治思想的觉醒。恩格斯的第一部著作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1845），开头这样写道：
“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
也就是说，异化论的出发点并非是体会到“自己的悲惨”，而是接触到“他人的悲惨”经历。马克思并不是在强调“把我们从异化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而是主张“将他们从异化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应该是我们的工作”。正是源于这种人格的魅力，才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经历历史风雪的洗礼至今依然延续着它的生命。
我希望年轻人一定要感受一下马克思在讲到“异化劳动”时的那种热血沸腾。与此相比，货币还有地租之类的东西，夸张一点说，已经完全无所谓了（这么说可能会惹石川老师生气）。
马克思最有人文关怀的地方，在于他每次想到“异化的劳动”的时候就会变得异常激动这件事情。他无法对不公平的社会现状坐视不管。一个年轻人苦苦追问“怎样才是像人一样的活着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涉猎当时所有的思想和学问，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最快的速度创造属于“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思想”。我希望年轻人能够感受到这种紧迫感。
类存在物
还有一个论点是关于“类存在物”。
在前回书简当中讨论“公民”和“私人”的区别时我曾经提到过，只要“公民”是虚构的，“私人”是真实的，人就会优先追求自己的私利。只要人们的本意是“自己好了就行了”，那么就会一直将别人作为工具来利用，并且不会停止对别人的掠夺。如果是这样的话，“关心别人是否幸福的心情”就会跟“让自己幸福的心情”相抵触，直至自己的幸福超越别人的幸福。那么到底怎么做才好呢？
即使改变社会制度、制定法律、严惩不符合人道的行为，只要是以追求自身利益为前提，这个社会就会一直存在不公平的现象。人们会设计合法的掠夺方法，发明冠冕堂皇的统治方法。如果人们自身不得到改变，社会就不会改变。虽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马克思还是在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怎么样改变这种状况呢？通过实现“类存在物”来改变。这是“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的中心论点。
我所引用的筑摩书房版的《经济学哲学手稿》把一般翻译成“共产主义”的词Kommunismus翻译成“共同（kommune）主义”。“Kommune”是“共同体”的意思。与国家以及地方政府这种上意下达的体制是不同的。这是一种较小规模的非核心的统治机构，人们在互相能见面的范围以及声音能够传达的范围之内进行商议，制定制度，规定规范，实行自治。“共同主义”是以这种形式作为政治制度的基本的。
如果换成“共产主义”，因为在历史及现实中出现 “共产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词汇，所以我们很容易就把它与这些东西联系起来。为了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些具体的历史存在出现之前，这个曾经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的词汇，我想暂且选用“共同主义”这个词汇翻译（虽然只是我的推测）。
之所以我会觉得可以用这个词，是因为在这个手稿当中，马克思曾经论证过“共同主义”原始形态的不可行性。
原始形态的“共同主义”指的是共同体的成员全体共有所有财产的制度。这种社会制度是否真的在历史上存在过，我们并不了解，也许并未出现过。但是，我们可以假设其曾经存在过。马克思对于这种制度进行了否定，认为 “不够人性化”。
我们并不了解是否真有这种社会制度。但是即使真的存在，也不能说它是人性化的制度。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种共同主义“将人的人格全面否定”，是“私有财产的彻底表现”，“只是以别的方法满足了人们的占有欲。”
这种主义无法消灭私有欲望，只是充分发挥了嫉妒和羡慕的功能。这是当然的。因为在这里谁都不被允许比别人占有更多的私有财产。
所以，全体成员都急红了眼，疑心生暗鬼，暗地里琢磨别人的东西是否已经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他们是否私藏了本应该共有的东西。结果，原始粗放的“共同主义”就变成了“嫉妒和一刀切的完成”。它否定了教养和文明的全部世界，让人们倒回了原始状态。
马克思想要实现的，不是这种粗放的“共同主义”，而是更加人性化、文明的“共同主义”。“共同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看到我的引用，也许会有人感到惊讶。是的，这有点像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民有，民治，民享政府。”
林肯的演说是在马克思的手稿完成之后的20年之后。这是否说明林肯读过《经哲手稿》了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在伦敦的马克思向亚伯拉罕·林肯发去战争胜利的贺电却是事实。既然都已经到了发贺电的程度，那么收到贺电的林肯就绝不可能还要向助手去询问马克思是谁。
马克思和林肯是同时代的人，他们彼此了解政治思想和政治梦想，互相尊敬（或许）。当然，这种事情，如果按照《美国史》和《政治思想史》的时间顺序分别来学习的话，是读不出来的，要站在历史的某个节点上，想象地去体验当时看到的东西、听到的声音、感受到的空气，才能明白。我们可以把之后发生的事情暂且“放在括号里”，把未来当作未知。
马克思在《经哲手稿》当中希望描绘出一个人性化的共同政体，林肯在南北战争造成巨大破坏之后，把昨天还互相残杀的美国国民联合起来的时候，提出了一个“理想社会”的形象。这两者相差并不遥远，我认为。
大家或许会认为美国不存在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传统，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在美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运动被根绝，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兴起时候的事情。在此之前，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当中有很多“斯大林派”以及“托洛茨基分子”的学生（跟日本一样），他们口若悬河地与人进行着讨论。在媒体世界当中，特别是东欧系的犹太人移民当中，也有很多的共产主义者。写下《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和《意识形态的终结》的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和丹尼尔·贝尔也曾经是美国的共产党员。
又扯远了。我们说到马克思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马克思有些类似于梦呓一般地写道：“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马克思认为，这个阶段已经解决了“个体”和“同伴”的争斗。换句话说，就是已经解决了“私人”和“公民”之间的对立，形成了满足自己自然欲求的行为的同时实现公共福利的状态。
这正是《论语》中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地。孔子讲这句话时虽已是七十高龄，但是在这一点的认识上却跟马克思没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不管人抱有多么强烈的欲望，只要将自己与他人以及自然的共生作为指导行为的理论，这个人就是成熟的（我认为）。
马克思把人的这种成熟用“社会性”这个术语来表达。
我认为这个词所指的生活方式是去“私”存“公”的理念。当一个人是社会化的时候，他就是人性化的；当他是人性化的时候，他就是社会化的。关于这个思路，马克思是这样认为的：
“因为我作为人活动，所以我是社会性的。……因此，不管我创造什么东西，我都是为社会在创造东西，而且我是一个社会性存在的意识前提下创造东西的。”
排他性地追求个人利益的人是非社会性的。非社会性的人不能算作是人。马克思是这样说的，“为自己创造东西”的不是人，只是动物而已。
这次重读《经哲手稿》，我还注意到了一些年轻的时候未曾注意到的细节，甚至因此而感到吃惊：“马克思居然说过这样的话？”这些让我感到吃惊的内容，主要是对于“类存在物”的身体性质进行描述的地方。
人类变成社会性的人，连身体也会同时变成社会性的。从理论上讲是这样的。这样的人按照自己的想法所做的行动，恰恰也有利于为全社会带来幸福。
类存在物，也就是优秀的社会性的人，眼睛里看到的都是社会性的（也就是与他人一起看到的）东西；耳朵里听到的，都是跟其他人一起听到的声音；指尖所接触到的，都是与其他人一起接触到的。马克思是这样认为的：别人的感觉和享受也形成了我自己的占有。因此，除了这些直接的器官外，还以社会的形式形成社会的器官。例如，直接同别人交往的活动等，成了我的生命表现的器官和对人的生命的一种占有方式。
年轻的时候没能完整读完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尚不能完全理解“与他人的身体共同形成的共同体的身体”这种想法本身。但是我现在能够很好地理解了。
因为我通过30多年的武道修行实践，终于悟透这样一个道理：对于“天下无敌”这个题目的回答只能是——不树敌。
我大胆设想一下，如果将“盖兵法者，不争胜负，不拘强弱，不出一步，不退一步。敌不见我，我不见敌”（泽庵，《太阿记》）的武道见解按照马克思的风格说一下的话，应该就是“积极废除私有财产制”吧。
零零散散地写了很多。请见谅。
下一次是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吧。非常期待。那么，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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