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日〕内田树 石川康宏《青年们，读马克思吧！》（2010—2014）
中文版序——为了马克思
承蒙中文版出版方邀请，让我写一下《青年们，读马克思吧！2》的中文版序言，我想就“在中国读马克思的意义”这一点写点东西。
这本书在日本出版后不久就被翻译成了韩语。我对此感到有些吃惊。众所周知，日本和韩国这几年的外交关系并不是十分友好。
日本书店堆积着很多“反韩、厌韩”的作品，东京和大阪的韩国城当中也有大量的排外团体，他们不断叫嚷着激烈的排外主义言论。有关领土问题，日本和韩国在外交领域更是互不相让。
在这种情况下，我和石川康宏共著的《青年们，读马克思吧！》在出版之后却马上被韩国人翻译和接受。这实在是让人回味无穷（当然，日本的媒体对此一个字也没提）。
说实话，在此之前，我自己的书有10本左右已经被翻译成了韩语。在日本的作家当中，应该还没有像我这样在短期之内就有这么多部书在韩国被翻译出版的。
我这种思想研究者的书为什么会在韩国如此受欢迎呢？其实我也知道如果问“为什么我的书会卖得那么好？”这样的问题，大家会感觉没什么意思。好，但是如果不问这个问题，就感觉没法在中文版序言当中回答 “为什么希望中国读者读这本书？”基于这个原因，那么就请大家先忍住“这入真烦”的情绪，请您耐着性子稍微了解一下，“为什么在韩国有很多入在读内田树的书？”
我第一本被译成韩语的书是《睡前学习结构主义》。这是一本概括性地介绍法国结构主义者的理论和业绩的书。我从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一般语言学说起，谈到了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拉康的精神分析学、福柯的系谱学、罗兰·巴特的符号学。
当然，用日语介绍结构主义的书也有很多。但是，那些书跟我的书还是有少许不同的。因为我的书的主旨是，希望那些对结构主义完全没有知识储备，但同时又非常想了解结构主义的读者读到。也就是说，我所想象的读者是，虽然他们有一定的理解力，但是对思想史的知识是缺乏的。
我在写作的时候所认定的第一条件就是“读者应该有充分的理解力”。可能您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因为市面上有很多侮辱读者智商的读物。例如，有一些哲学类和思想类的入门书起了一些类似千“连猴子都懂的……”的题目。这种入门书你拿去翻翻立马就明白了，他们把读者的智商设置在了一个很低的层面。就因为这个原因，这些书反而变得晦涩难懂。这是当然的。“连猴子都懂的”书，就不要让读者破坏自己的知识结构进而再扩大知识结构了。
“你只要当猴子就好了”，这句话就是打算“把消费者惯坏”，然后把书卖出去。但是，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书，我并不认为可以完全不要求读者努力进行思考，以及有一些适度的思想紧张。当然，如果你要那样写也没关系，但是那不是书，而只不过是有内容的印刷商品而已。我不想把这一类东西称为“书”。
作为本书的作者，我自己并不要求读者具备专业储备知识。我所要求的，是读者把自己的知识变为可塑性、可变性的状态，希望读者能够把头脑用得比较灵活。我对读者要求的不是“充分地储备知识”，而是要求读者变成“灵活的、可以自由改变形状的容器”。我所强调的不是“内容”，而是“容器的”可塑性、开放性。
同到刚才的话题，我在写有关结构主义的入门书的时候，所认定的读者就是“具有十分成熟的知识能力，但是在某一个领域的知识有系统性的欠缺的人”。因此，韩国人对这本书的这个条件反应很敏感，感觉这本书的读者就是“自己”。
回到韩国人不读马克思的现实，理由很快就能想到了，那就是《反共法》的存在。
可能很少中国人知道，韩国曾经有一部法律叫《反共法》，这部法律于1961年制定，1980年废除，存在了 20年。当时韩国对马克思相关书籍的政策是禁止发行、禁止出版、禁止收藏、禁止阅读。
我有一位比较年长的韩国朋友，他于20世纪60年代在首尔大学经济学部攻读研究生的时候，出于对学术的关心，复印了一本《资本论》。但就因为这件事情他最终被惩罚，并被判处了15年的徒刑（在《反共法》废除之前还做了13年的劳役）。
1945年之后，韩国与朝鲜处于常年的潜在战争状态。当时朝鲜把通过“创造性地使用”马克思主义创立的“主体思想”作为公认的意识形态。因此，韩国把民众对马克思的哪怕是知识上的关心也立刻当作“通敌行为”、“对国家的逆反行为”来处理。很多韩国国民不得不接受这些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言论规则。
但是，在20世纪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问当中，很难找出那种与马克思主义完全没有关系的东西。政治学也好、经济学也好、历史学也好、社会学也好、心理学也好、文学研究也好，几乎没有哪个学科能够与马克思不产生任何联系，能够在进行研究的时候不考虑与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的方法”。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还有卡尔·波普尔等人曾通过著作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反共法》下的韩国知识分子根本就不理解他们批判的是什么。也就是说，战后的韩国因为禁止人们阅读马克思，结果等于禁止了西欧一个世纪的社会学、人文学的学术成果。我简直不敢想象这给韩国的社会科学发展造成了多大的损失。
不过，《反共法》最终还是被废除了。在韩国，大家也开始阅读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文献了。但是这种学术上的滞后依然还是存在着。要填补这种落后，就必须迅速地吸收相关研究成果。于是他们就选择了日本的马克思研究，“即使不具备充分的知识储备，只要有理解力就能好好地读书”，或许就是这样的情况吧。
日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有着较为悠久的传统，或许可以追溯到19世纪。大衫荣和幸德秋水的有关于克鲁泡特金和列宁的翻译研究，从全世界来看都具有先驱性的意义。但是之后的20世纪，这一类的研究一度出现了 20年的中断。
因为1925年，《治安维待法》出炉。基于这部法律，日本政府对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有组织的镇压。到1945年战败之后该法废除为止，有7万人因为违犯该法律而被逮捕，其中有1700人死在了狱中。
当时，狱中有很多共产党员对《治安维持法》表示“赞同”，随之“转向”了。但是日本的思想镇压有自己的特征。日本比较讨厌对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全面打击式的逮捕和拘禁，将他们排除在社会之外（有的情况是虐杀这种比较极端的形式），而是尽可能地让马克思主义者 “转向”，让他们再次社会化。曾经指导过共产党运动的佐野学、锅岛贞亲就是在狱中“转向”，承认日本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是错误，以及日本应该选择保留天皇制的“一国社会主义”道路的。
中国的读者朋友可能不太了解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向”这种政治现象吧。这里我来简单说明一下。
“转向”的典型情况是这样的：战前完全通过欧美传来的文献知识学习马克思，建构和宣传革命理论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入狱之后，开始翻看佛典和日本古典文学，终于发现之前一直侮辱的“后进国的前近代遗留制度”的日本文化的深邃，于是发出惊叹，并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佛教徒、天皇主义者。
他们并不是完全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向着“马克思必须按照日本的固有文化风土进行修正后才能适用”的方向与军国主义和天皇制达成了和解。他们寻找到了日本传统文化、统治阶级与马克思主义“共存”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他们的目标是“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关于这一点，我了解到朝鲜的“主体思想”与日本的“转向”在结构上是非常相似的）。
把外来的思想和制度文化“移花接木”到本土文化上，创造文化上的混合体，以寻找共存，这可以说是日本对外来文化进行接纳的特征。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向”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例子。
我想说的是，实际上即便是在《治安维待法》之下，日本也没有完全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只要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先进国引进来的制度文化，日本人就会考虑“如何将其本土化”。日本人一般不会因为外来文化完全不符合日本的风土而全面放弃。
作为边境的日本文化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涉及外来思想、学术、宗教，日本人会尽量地将其本土化，进而保存下来。佛教在其发祥地印度已经了无生息，日本至今还保存着经由中国、韩国传入的佛典、佛像、佛具和仪式，积淀了长达1500年的教学历史。
我们可以大体回顾一下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历史。日本共产党创建于1922年，只比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间晚一年，在军国主义时代，日本共产党曾经受到过严酷的镇压。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日本共产党得以合法化，在1946年旧宪法下的众议院选举中获得了帝国议会的5个议席。之后在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HQ）的占领下被镇压，随后进行武装斗争，但不久以后放弃，从此开始脱离反主流的派别。
在1960年的围绕《日美安保条约》修订的斗争当中，日本成立了共产党的学生组织。日本共产党就是经历了这么一段复杂的历史。正如您所看到的那样，无论历史条件如何改变，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都会根据历史的变化，探寻“马克思的新读法、新解释”。
日本能够成为东亚地区马克思研究的“一大重镇”，或许也是源于这种令人目不暇接的转变吧。
“可以读马克思的书”对日本人来说还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日本全国，不管是走到哪里，都能在书店里找到《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日本人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实际上这种知识环境是非常例外的。
刚才写到，韩国是有《反共法》的。在柬埔寨，过去曾经有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红色高棉，残害过数百万的同胞。在印度尼西亚，20世纪60年代自称爱国者的人也屠杀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支持者100万人。因此，在这两个国家，如果现在有人敢公开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需要特别大的勇气的。
那么，中国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中国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一样，都是在东亚地区最具古老历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我认为现代中国还是统治得非常有效率和合理的。我的国家里经常有人非议中国的国家制度。他们把“中国跟日本不同”当作不正确的事情。
我虽然同意“中国跟日本不同”，但是还是忍不住要反问他们：“那么，你们觉得什么统治体制适合中国呢？”要将13亿多国民（其中有一部分是语言和民族以及生活文化都不同的少数民族。单就这个数量而言，可能就比日本的人口多）治理得如此有凝聚力和向心力，到底什么样的体制才是可行的呢？即使为中国设计一个可以使中国有效率地统治的西方式的“民主共和体制”，这设计制度本身就必须面对极其复杂的方程式。这一点我还是明白的。
那么，关于中国研究马克思的环境是不是比日本要优越一些的问题，我觉得可以说“日本在平局之后多一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关系到国家根基的思想基础。在日本不是这样的。在日本，马克思主义一直都是 “反体制的思想”。具有这种思想的人是工人、知识分子、学生、市民，一直在不停地变化，但是从来都没有成为意识形态。总之，在日本针对马克思不管说什么样的话，都不用担心。因为它不是“公认的意识形态”。这在东亚是非常例外的。
以上就是我在这本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想对中国读者传达的。
这本书是由两位学者共同写作的。石川康宏先生虽然比我年轻很多，但他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是日本共产党富有代表性的文化人、党员之一。他对于马克思的解释在日本是非常正统的。我对于马克思的解释跟他略有不同。与其说是解释不同，不如说是解释时的“方式”不同。
我的大学时期正处于日本学院斗争的时期，我在当时参加了很多示威游行和集会，和警察互殴，跟日本共产党还有其他的新左翼政治党派也合不来，于是就一个人默默地把马克思以及相关的著作都读了。现在，我跟原来那些政治党派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跟那些教条的马克思解释也已经断绝关系了。但是从高中时代开始，我就养成了反复读马克思的习惯。因为读马克思会让我 “热血沸腾”，因为马克思拥有“懦夫有立志”的召唤力。
列维－斯特劳斯在某些地方写到过“写论文之前会拿出马克思读上几页”（关于这件事情我在本书中也有提到过）。我明白他的意思，马克思的修辞法、理论的“运作方法”（或者说成是“飞跃方法”更恰当）当中，有某种感染力。
集中读马克思，就会为马克思“着迷”。“着迷”的不仅仅是表层（可能也有读者是“着迷”在表层），更多的是为他的理论的运作方式、理论的飞跃方式、奇迹般的修辞魔力而受到感染。我就是这一类型的读者。
因此，我现在每次读到马克思都会为马克思所倾倒。我读的时候不是聚焦在马克思在说什么，而是他怎么说的（具体是什么样的读法，我想大家读过这本书之后就会明白的）。
这种读解马克思的方式可能被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视为“歪门邪道”。但是，在日本是允许我这样读马克思，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讲对马克思的理解的。我觉得这就是日本“例外的优胜的一点”。
这么读，我并不是要说我真的了解马克思“到底要说什么”，或者说我的读法很深入，等等。我只是想说，从这种视角出发，能看到只有这种视角才能看到的东西。但是我并不清楚这种东西有多大的学术价值。
继韩国之后，中国也翻译了这本书，我觉得或许可以这样理解：日本研究马克思的100年的历史，形成了一片肥沃的冲积土壤，在那里长出了其他地方见不到的独特植物。在欧洲出生的马克思主义的种子，漂流到了远方的东亚岛国，习惯了其固有的风土文化，创造了在欧洲看不到的独特植物。
于是，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中国、韩国读者为此感到了“怀念”和“亲切”，因此将其翻译出来。作为作者的我们，没有比这更高兴的事情了。
如果可能的话，请您读完本书。同时我希望可以从大家固有的思想、风土出发孕育出对马克思的新的理解方式。
内田树
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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