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日〕内田树 石川康宏《青年们，读马克思吧！》（2010—2014）
第二篇 《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书简9
石川康宏致内田树
2010年12月5日
内出老师，您好。
今天是20l0年12月5日。已经到冬天了。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比较清闲的。一进冬天就预示看我们的 “滑雪胜地”项目就要开始了，明年的3月份去“极乐滑雪场”的总人数预测将达到16个人，可能将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我对此真是太期待了。新近购买的斗篷式制服的事情，就拜托您了。
自《青年们，读马克思吧！》在日本出版以来，时间已经过去半年了。我们姑且把那本叫作《青年们，读马克思吧！》，而接下来的这些书信就是《青年们，读马克思吧！ 2》的稿件了。高兴归高兴，心里也不轻松，因为辛苦的工作又要开始了（对编辑来说，应该是终于开始了吧〔笑〕）。
在《青年们，读马克思吧！》里，我们所论述的，是马克思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在年龄和理论上都还比较年轻的时期，也是具有鲜明旗帜特征的《共产党宣言》（l848年）登上历史舞台之前的马克思的思想。
与此相对，《青年们，读马克思吧！2》里所论述的是已经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已然成熟，并继续走向丰富化。马克思依旧一边不停地在历史中碰壁，一边撰写文章。因为马克思自身对知识和理论都在往体系化方向发展，因此比起《青年们，读马克思吧！》，读者似乎更容易接受这个时期的马克思的思想。
关于《青年们，读马克思吧！》的“感想”，我和内田老师也在来往信件当中进行了阐述，作为书的附件，已登载在《经济》杂志（2010年11月号）当中。其中我们指出，在对马克思抱有极大敬意的欧洲，马克思的思想已经成为他们在解决社会的不公正现象时支持人们意志的坚实土壤，人们对此或许并不自知。与此同时，反观现在的日本，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了一种几乎与欧洲完全相反的状况。
日本社会是一个不懂得通过读马克思来提高文化素养的社会，是一个不懂得对“胜者王、败者寇”理论进行抵抗的社会，这两者构成了一种深刻的因果关系。
另外，我还写了如下的内容：
“还有一点，在今天早上寄送的其他稿件当中我也写到了，就是内田老师讲道，关于马克思的学习方法在19世纪和今天颇为不同，我也写到了类似的内容。在此将原文引用一下。
“或许有很多读者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还要去读19世纪的古典，并且还要去研究它呢？针对这个问题，我这样来回答。
“我们要学习的是，面对当时现实的马克思和思格斯那种认真的态度和颇具深度的分析方法。由此，当我们在面对21世纪的现实时，就会获得独立的精神支持和作为变革者的勇气，以及分析现实时的理论导线。这才是我们学习古典的意义所在。
“我反对将19世纪的‘个别的、具体的政治主张’原封不动地带入现代社会，而认为理解并获得‘主张’的
‘思考方式、理解方式’更为重要。我认为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我把上面的表述在这里称为‘理论的导线'。”
以上的几点，都是讲的关于现代人读马克思，或者马克思在现代社会被广泛阅读的意义。
当有年轻人让我讲讲马克思的时候，我都会强调，不要一味地让自己去适应乏味的社会，而应该去修正现实中的不合理现象，变革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还会对他们说，要实现这个日标，《青年们、读马克思吧！》中所介绍的年轻马克思的生活方式就是非常好的“参考资料”。
我还非常重视告诫年轻人，学习马克思并不是要背诵和完全相信它，而是要试着锻炼自己观察现代社会的眼睛，寻找分析现代世界的科学提示。
总之，年轻人应该思考：“如果马克思活在21世纪，他会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如果马克思生活在21世纪、他会怎样把握这个时代呢？”
在刚才所说的那篇附录当中，我还这样写道：
“正如内田老师所写到的那样，‘马克思主义者之外还有马克思主义爱好者’的解读方式。而我应该会以不同于内田老师‘马克思主义爱好者’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方式进行摸索吧。”
我觉得写《青年们，读马克思吧！2》的过程，也将是我对此进行确认的一个过程。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正题吧。
回顾1848年革命的经过
这次我们要谈的是概括了1848年欧洲革命当中的法国革命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首先我们从革命的历史谈起《青年们，读马克思吧！》最初讲到的《共产党宣言》是在1848年2月出版的。同年 2月．法国就已经出现了欧洲革命的导火索。在拿破仑的政变（1799年11月）中被废除的共和制再次复活。之后的2月27日，法国革命胜利之后，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宣布成立。
当时，这种政治运动在欧洲各地迅速蔓延开来。3月13日在维也纳，3月18日在柏林，以及后来在欧洲南部的意大利也都爆发了旨在脱离奥地利统治的革命。整个欧洲经历了各种社会变革的激荡。但是，在此我先说一下结论吧，这些所谓的要求政治民主主义前进的运动，并没有真正打倒各地的王权，更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对旧体制的转变。
历史，并不总是按照一条直线前进的。
我们再把焦点对准德同和法国，详细地介绍一下。年轻读者当中，可能会有人记得在世界史课上学过这些内容。
德国在三月革命之后，就组织了全国范围内建设新的国家体制的国民议会（法兰克福议会）。在普鲁士和奥地利等各个国家当中，也召集了制定宪法的议会。
尽管改革派的资产阶级（资本家阶级）占据了议会的多数席位，但是他们并没有做好与王权进行正面冲突，进而建立属于自己的新政权的思想准备。因为底气不足，刚才讲到的“法兰克福议会”，之后就变成了纸上谈兵的议会的代名词。
另外在法国，二月革命虽然是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共同完成的，同时革命也提出了关于共和制的相关方针，但是以上双方却未能就相关内容达成一致。作为革命中心部队的工人们，在共和国建立的同时，也期盼着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的社会变革。但是可惜的是，革命后的临时政府最先考虑的仍然是如何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问题。
于是在此之后的下一个阶段，出现了六月革命。这次革命是工人们自己采取行动的。这一次，临时政府派卡芬雅克将军进行镇压，巴黎顷刻间血流成河。工人们并不是为了要废除资本主义才发起这次运动的。
但是，资本家对自己的统治和利益只要感到一点点危机，就会发起残酷的武力镇压。历史学家们把这次斗争记录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阶级斗争。
这次六月革命中法国工人阶级的败北，极大地转变了欧洲革命之后的整体状况。法国于1848年11月制定了共和制宪法，但是政权渐渐加强了重归过去的复古调子。
另外，在1848年12月进行的总统选举当中，路易·波拿巴（拿破仑三世，即法国革命后成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并发起过拿破仑战争的那个拿破仑的侄子）当选为总统，并且在1849年1月的立法议会选举当中，在反对共和制的“秩序党”当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之后的1850年5月，在以“秩序党”为核心的议会当中，其当权者亲自废除了选举议员的普通选举制度，破坏了共和制的基础。
在1851年12月，波拿巴总统命令军队包围议会，并迫使其解散，在一年后的12月重新恢复了帝政，拿破仑三世登基称帝。这样一来，从1848年2月开始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只用了4年的时间就落下了帷幕。
我们可以看一下同一时期的德国。六月革命中法国工人的失利，极大地鼓舞了德国等地的反革命势力。自三月革命以来，维也纳的革命派开始行动，至1848年11月，奥地利的皇帝军重新夺回政权。普鲁士也是同样的情况，1848年1l月，国王开始任命更为保守的内阁，12月单方面公布了显示王权优势地位的君主制宪法。
就在事态接连逆转的时候，1849年3月法兰克福议会终于公布了旨在统一全德国的《德国宪法》。但是此时已经“为时已晚”，普鲁士和奥德利以及德国各地的国家都不愿意承认这一宪法。
于是，局面陷入了法兰克福议会和反革命势力之间的对立，1849年5月，反对旧体制的市民武力运动在德国南部蜂起。这次对立被称为“德国宪法战役”。1849年7月，革命派的力量完全失败，之后德国革命迅速向着终结进发。
意大利的独立运动最终也以失败告终。一时之间，各地诞生的共和制政府全部灰飞烟灭。
欧洲革命的经过大致如此。
浏览历史课本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很有意思，那就是法国的二月革命是以“宴会运动”为契机开始的。
听到“宴会运动”这个词，大家可能觉得应该是非常开心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宴会”中一般都聚集着社会上各种改革派的人物，他们互相演讲、宣传，讨论对于政治的不满以及改革的必要等（当时最大的要求就是选举权的扩大）。据说当时的报纸会登载宴会的内容，并迅速分发到周围的居民那里。宴会运动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会改革运动。
关于二月革命，原本是策划在1848年2月22日在巴黎进行一次“大宴会运动”（即便运动结果最后以失败告终，这个名字本身还是很有魅力的），报纸和广告都已经登载了相关消息。
但是，政府在21门突然发出禁止宴会的命令，而主办者也很无奈地接受了命令。但是，并不知道事态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的工人和学生们依然于22日当天集结在“大宴会运动”的预定地点。企图镇压他们的政府派出了“龙骑兵”（骑着马、带着枪的专门的军事部队）和“国民军”（从一般市民当中征兵的部队）等，民众们则在巴黎各地筑起了壁垒。
23日，民众又举行了隆重的送葬运动——抬着在狙击战中死去的市民的灵柩进行游行，24日巴黎全城都被壁垒占据。这就成了二月革命的导火索。
革命于这一天在这种场合爆发并非偶然。毋庸置疑，在这个时期，法国或者欧洲的某个地方，一定会爆发谋求共和制的运动。历史就是在无数的偶然中积攒了通向必然的道路。
1848年革命当中的马克思的斗争
那么，在如此激荡的环境当中，马克思到底做了些什么呢？下面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在德国三月革命之后，开始执笔指导德意志革命方向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这个我们在《青年们，读马克思吧！》里曾经介绍过。马克思那时被驱逐至布鲁塞尔，其间一度曾经回到巴黎。
这篇《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全部共计17个条目。一开始的部分是这样的：
1．全德国宣布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
2．凡年满21岁的德国人，只要未受过刑事处分，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发给人民代表薪金，使德国工人也有可能出席德国人民的国会。
马克思在这份文件当中并没有写到创建共产主义社会的各种“要求”。我们大概可以从中判断，当时历史所叩问的，并不是这个课题。
马克思要求实现德国的统一、废除帝制、创造共和制政治，另外还要求男女同等的参政权。这是议会制民主主义的确立。
马克思之所以会提出男女同等的参政权，是因为即使在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当中，女性的参政权也没有得到认可（1791年发表了《女权宣言》的奥兰普·德古热千1793年在断头台被斩首），所以这点要求在当时的欧洲都已经是非常先进的了。
紧接着到1848年4月份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同仁一道回到德国，在莱茵州科隆市开始着手准备《新莱茵报》的发行工作，从言论上对革命进行领导。这份报纸于1848年6月1日刊发了第一期（当时的马克思还只有30岁），直到1849年5月19日用红色墨水印刷的最后一期，都是以打倒王权、树立民主主义为宗旨，面向德国市民发行的。
这份报纸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发表的言论和通讯，都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总共有400余篇。这只是在一年的时间里写就的东西，我们可以想象两人是以多大的热忱投身其中的。这就好像运动员全力把球投掷出去一般。
关于他们所写的具体内容，我们没有时间进行具体的描述了，不过这里比较重要的一点是，马克思在报纸上进行写作活动所运用到的理论支持，正是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历史的理论）。
马克思经由《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过程逐渐确立了其基本点，关于这个经过，我们曾在《青年们，读马克思吧！》的最后部分介绍过。至于这个理论是如何变得易于理解，又是如何被马克思自己固定下来的，我会在之后的书信当中进行介绍。
在科隆的《新莱茵报》停刊后，马克思于1849年6月将活动的地点转移到了法国。另一方面，恩格斯在南德国作为一个普通的士兵参加了“德国宪法战役”（恩格斯在此之前已经有过服兵役的经历）。
之后，再次接到法国政府驱逐令的马克思于1849年8月下旬逃往伦敦，在“战役”失败后逃往瑞士的恩格斯也从意大利港乘船，于11月抵达伦敦。两个人从此以伦敦为据点，开始了将理论和实践发展为新阶段的过程。人生依旧激荡。
在伦敦回顾革命
在伦敦，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边再次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一边对1848年革命进行总结。从1850年开始到l852年期间执笔的主要是《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三部著作。
《法兰西阶级斗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面向德国工人新创刊的杂志《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连载的。这本杂志从1850年1月第1号开始到11月的第五六号（合并号）为止，都是在伦敦编辑，在德国的汉堡印刷、发行并出版的。
在《西德报》上登载的《出版启事》里，关于这份杂志，是这样描述的：
本杂志以“新莱茵报”为名，应该被看作是该报的继续。……杂志可以详细地科学地研究作为整个政治运动的基础的经济关系。目前这个表面平静的时期，正应当利用来剖析前一革命时期，说明正在进行斗争的各政党的性质，以及决定这些政党生存和斗争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在这里最早撰写论文进行研究的课题，就是法国的1848年革命。可惜，论文连载到第三期就中断了。后来在1895年，逝世前5个月的恩格斯第一次将这一部分的研究集结成册（马克思是1883年去世的）。
恩格斯将这些内容以《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为题编辑出版，并且将马克思以上论文当中的《国际述评（三）》（这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最后一期上登载的）中与法国相关的部分，当作总结放在了最后。
这本书从革命前的法国写起，以《二月革命》、《共和制宣言》、《六月革命》、《总统选举当中波拿巴的胜利》等为题目，详细记录了政权走向右倾化以及普通选举制度最终废除的过程。但是1850年，最终并未迎来波拿巴帝国政权的建立，马克思的研究最终也未能达到分析结果。
另外，因为这些论文的连载曾经一度中断，中断以后又与《国际述评（三）》混在一起，所以给读者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第一至第三章连载时期，是基于以下的状况进行判断的：
法国的革命会向着新的阶段前进，现在的革命运动尚处在上升的阶段。但是到了第四章《国际述评（三）》的时候，马克思的认识就已经转变了，他意识到当时的法国政治已经向着反动的方向转变，欧洲的革命整体上已经将要终结了。
在这里，马克思在理解法兰西的革命政治史的时候，有一种基本观点的转换。但是恩格斯并没有就这一点做出任何说明，只是把两者当作一篇著作放在了一起，也因此给这本书的读者造成了所特有的理解问题。
与此相对，另一篇《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写作日期是1851年12月至1852年3月。而在这个时期，波拿巴已经通过军事政变解散了议会，并获得了权力。因此，马克思对于法兰西革命的研究在这个时候已经相对完整，因此这部作品可以说是马克思针对这个问题的最后定论之作了。
在这部作品中，马克思的研究思路始终贯穿着这样一种问题意识，即1848年革命后的法兰西政治为什么会从共和制转向帝制，为什么会以这样一种转变终结。而针对具体形势，马克思基于其对大局的把握认为：工人们在六月革命当中的失败会成为政治格局的巨大转机，之后法国的政治会向着颠覆共和制的方向前进。
因此，即便是在对《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所提到的同一问题进行讨论时，马克思也能发掘出不同的意义来。另外，在这篇论文还包含了对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矛盾、波拿巴帝国政权建立之前的政治波动，以及针对波拿巴帝国政权自身的分析。
这篇论文本来是发表在马克思与友人魏德迈共同创建的《革命》杂志上的，他们打算在美国发行这本杂志（马克思经常创办报纸和杂志）。但是杂志的经营状况并不是很好，因此这篇论文在欧洲最终也只有少数读者读到了。而它真正获得大量读者，是在1869年在汉堡出版德语第二版之后的事情了。
另外，关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名字也有一定的来历。波拿巴的伯父拿破仑一世通过军事政变在 1799年1I月9日掌握了政权，这个时间是用法国大革命历这种特殊的“历法”记录的。而1851年12月，他的侄子蓄意发动军事政变，是在有意模仿他“伟大的伯父”，而马克思为文章起这个名字，也是意在讽刺波拿巴。
论文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据说是摘自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义》——石川注）。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侄儿代替伯父。在雾月十八日事变再版的那些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
在这里，我顺便提一下概括了德国革命的《德意志的革命与反革命》中的相关内容。这篇文章是以马克思的名义发表的，所以很长时间以来，大家都误以为马克思就是作者，但实际上，作者是恩格斯。
1851年夏天，美国的报纸《纽约论坛报》就国际政治问题向马克思约稿。马克思接受了这一邀请，但没有时间写稿件，于是就请恩格斯代劳了。
这个时候，恩格斯为了从财政上支持在伦敦的马克思的生活和活动，从1850年11月开始（之后持续了20年），在曼彻斯特的一家工厂担任经营管理工作，这家工厂当然也是跟他的父亲有一定关系的。“白天是资本家”的恩格斯，发挥“夜晚是革命家”的本领所写的论文之一就是这篇。这篇论文用英语写成，从1851年的10月写到1852年10月，共连载了19次。
这些论文的内容涉及德国革命前后的情况，记录了三月革命、德国宪法战役之前的过程，不仅谈到了普鲁士、奥地利等德意志诸国的情况，同时在写作过程中还注意到了相关的国际形势。
大体情况就是这样的。1896年，马克思的小女儿艾琳娜把以上内容以《德意志的革命与反革命》为题出版了英文版的单行本。而同年出版的德语版本，以及1900年马克思的二女儿劳拉出版的法语版，都将这一著作当成了马克思的著作。191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来往信件被波尔斯坦公布之后，大家才了解到实际的执笔者其实是恩格斯。
以历史唯物论为“现代”的指针
关于其中所体现的理论内容，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的《序言》的开头部分，写到了通过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分析政治的方法论：
目前再版的这部著作，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在 “共产党宣言”中，这个理论曾被大体地应用于全部近代历史；在马克思和我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这个理论曾被经常用来解释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
可是，这里的问题是要把一个对全欧洲都很紧要同时又很典型的多年历史发展时期中的内在因果联系揭示出来，从而按照作者的观点，把政治事件归结于终究是经济原因的作用。
首先请大家注意“现代历史”这个词。提起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它是一种说明了从原始社会到近代社会的历史理论。实际上，马克思首先是把它当作理解“现代历史”的指针的。
紧接着，恩格斯继续说道，在书写“当前发生的时代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追溯到“市场贸易的发展进程以及生产方法中发生的变化”等终极的原因。恩格斯写道：“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这里就往往只得局限于把政治冲突归结于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而把各个政党看作是这些阶级以及阶级集团的多少确切的政治表现。”
在看到这里的“归结于”之后，很多人认为马克思是主张经济“决定”政治的“经济决定论者”，或者说“经济归结论者”。但实际上，我们在读过马克思自己的几篇文章之后就会明白，马克思并不是那么简单的社会观、历史观论者。
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开始产生了一种叫作“经济界”的、对政治影响力极大的经营者团体。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刚刚出生的资产阶级与旧的王权势力进行斗争，互相争夺扩大的市场的群雄割据的时代。那个时代把政治“归结于”经济，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关于这中间的辛苦，我们将在对独裁国家的讨论中进行介绍。
我们稍微绕远点，谈个别的话题。现代社会从经济上来说，其实是一个“社会阶级以及阶级之间的利益斗争”的非常单纯化的时代。
我们只要稍微看一下日本的政治运动就能明白了。比如以“生活第一”为口号，于2009年通过批判自民党登上政坛的鸠山由纪夫，他们曾经一度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联系紧密，但是在此之后与经团联产生了一定的嫌隙。
之后民主党的直人所公开进行的宣言，就与之前5月份进行的日本经团联的总会决议完全一致。他们在经济社会方面延续“结构改革”的路线，在外交军事方面继续从属于美国的既定路线。在此之上，他们还对鸠山政权时代的若干偏移进行了完美的修正，给人一种宝剑完全收回到剑鞘里的感觉。
日本经团联将名为“意见书”的政策文件交给首相和内阁——这一意见书涉及税金财政、环境、就业、军事、对外关系等相当大的范围。这一意见书当中的政策对于加盟其中的大企业的政治捐款，事实上起到了一种调整的作用。因此，“经济界”对于现代政治所产生的影响，我们理解起来已经没那么困难了。日本经团联会将所有的“意见书”在政府官网上公布出来，如果你去对照一下他们的意见书和政府的政策文件，就会发现两者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请大家一定试着对照着看看。
对于恩格斯文章当中的“阶级集团”，我们可能听起来并不是很习惯。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即使是同在日本经团联中的大型企业经背者（要至少用主1500人的经营者和行业领导者），他们的内部也会因为一些具体事务或者经济利益的对立而发生一些冲突，“阶级集团”指的就是在这个时候互相冲突的小团体。
比如说，在21世纪初的“剧场政治”中，当时的小泉首相即使是在面对同党的自民党议员的时候，也会大声疾呼“与我对立的就是抵抗势力”、“我是改革派”等。他的这样一种观点就是基于政治对立。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日本的经济政策的历史。20世纪 90年代之前，日本国内的经济政策都是以推进国内大型公共事业为中心进行的，后来重心渐渐转移到了“结构改革”上。
与此同时，在经济界内部，以钢铁和大型综合建筑公司为中心的“大型公共事业相关势力”的主导权也在向以汽车和电器产品为中心的“制造业跨国企业势力”转换。
这期间，小泉首相与当时丰田的奥田会长正处于蜜月期。另一方面，被他视为眼中钉的桥本龙太郎等人则是从田中角荣时代延续下来的自民党内部最大的大型公共事业团体。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经济上的“阶级集团”的利益对立，是以自民党这一政权党内部的“政治斗争”为形式表现出来的。
在推进小泉“结构改革”中起到中心作用的竹中平藏（历任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金融担当大臣、总务大臣等），则把上述这一点从另一角度，以更易于人们理解的形式表达出来。
竹中平藏把这种“集团”间势力的争斗描述为“山之国”与“海之国”之间的争斗。其中，“山之国”是以墨守成规的国内市场为支柱的，而“海之国”则是把自由市场的世界当作贸易对象的。
这种描述来自“海之国”势力代表之一的索尼的出井伸之会长（时任）。《探究现代的经济学》对相关的一些情况进行了描述和总结，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翻阅一下。这本书中也提到了日本来自美国的追求“结构改革”的压力。
小泉“剧场政治”的狡猾之处在于，他把这种经济界内的“阶级集团”内部的冲突演绎成了为了“国民”利益而产生的冲突。另外，电视等媒体对“剧场政治”中的演出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独裁者的国家论
好，我们回到刚才的话题。法国路易·波拿巴的帝政复活（共和制的废除）给马克思的国家研究增加了新的课题。
在此之前，马克思认为，在欧洲那些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太完善的国家里，资产阶级诞生时日尚浅，他们虽为经济上的统治阶级，却无法牢固地掌握国家政权，国家机构依旧能够保持较大的独立性。当时德国的绝对君主制就是这样的。
但是法国1848年革命后的情况，却与此推论完全相反。在这个国家里，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已经一扫而光，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过去在此基础上曾经建立过共和制国家，但是二月革命后，复活的共和制再次瓦解，而且从经济的统治者资产阶级手中，重新诞生了具有很强独立性的帝政国家。马克思没有把这简单地理解为绝对君主制的复活。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第七章，也就是最后一章当中，马克思对这个问题集中进行了论述。
如果说波拿巴帝政的特征是“针对立法权力的行政权力的胜利”，那么马克思对这个行政权力是这样描述的： “这个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五十万人的官吏队伍和五十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
但是，不要说共和制时代，即使是在君主制时代当中，官僚机构通常都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手段，而并不是从统治阶级中独立出来独自进行行动。尽管如此，“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这个权力在诞生之前，经历了六月革命的失败，工人阶级因此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历史背景，就是资产阶级的力量也在渐渐减弱。
但是，“国家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马克思继续进行了讨论。
那么，到底是什么社会基础支撑了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帝政国家呢？这个时期马克思给出的答案是“小农”。 “小农”指的是在封建土地所有制解体的过程中，重新获得土地所有权的小规模农民。在法国和德国西部．在资本主义经历了一定的发展之后，他们依然作为农民的主要形态广泛存在着。但是，他们并不具备直接建立起全国性的组织的足够政治影响力。
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
另一方面，已经成为经济上的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与波拿巴的帝国到底有什么关系呢？马克思这样说道：“波拿巴作为一种已经成为独立力量的行政权力，自命为负有保障‘资产阶级秩序’的使命。但是这个资产阶级秩序的力做是中等阶级。所以他就自命为中等阶级的代表人物，并颁布了相应的法令。”
这里的“中等阶级”指的是介于特权贵族和一般民众之间的资产阶级。也就是说，波拿巴是通过打破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获得了皇位，因此他若想保皇位持久，就只能通过保障资产阶级的“物质力量”这条道路，才能让自己的“政治力蜇重新出现”。
按照这种解释，我们看到波拿巴的帝政显示出了复杂的形式。马克思认为，从结果来看，这一帝政成为代表了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形式。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是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论的角度对现实进行的分析。这并不是我们有时会误会的那种把现成的公式套用在现实上面的“原理主义”或者 “解释主义”。
马克思自己也多次强调过，不能把历史唯物论当作切割现实的“模子”一样的东西来使用，而是应该把它当作引导理论的导线。马克思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分析问题的。另外，恩格斯后来把这一关于波拿巴帝政的分析，当作“独裁政权”的国家论固定了下来，这一分析适用于19世纪70年代对德国帝政的解释。与此相对，马克思直到多年之后，也没有把“独裁政权”这个词当作国家的特定类型使用过。虽然两人共同做了非常相似的研究，但是他们还是有一些看法不一致的地方。
“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农民的同盟、工人的专政
我们接下来来谈一谈另一个问题。《法兰西阶级斗争》当中还包含了马克思一个重要的理论进步，即提出了“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这个概念。这一概念展示了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所必需的经济改革的内容，同《共产党宣言》相比，这已经是比较系统化的理念了。
在论述1848年的六月革命的时候，马克思总结说，工人如果要进行自己的革命，首先应该提出这样的要求：“……占有生产资料、使其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至于在《共产党宣言》当中是如何论述这个问题的，我们在《青年们，读马克思吧！》当中已经介绍过了。其中虽然讲到了要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或者在“国家”消失的阶段“会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但是在那里并没有鲜明地指出，贯穿社会变革至国家灭亡整个阶段的经济改革要求是什么。
但是在这里，这种改革要求已经集中被整理成“在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的支配下占有生产资料”（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我们在今后的书信中会提到，这是马克思为资本主义分析以及未来社会论所做的重要的准备。
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那就是经济改革的内容并不是要打倒资本家，而是要“消灭”“相互关系”，即劳资关系，以建立新的关系。“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在建立新的关系的方法当中，处于中心的位置。
另外，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关于社会改革战略中的农民位置，留出了相当大的空白。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在1848年革命时期，农民也是很大的一股社会势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劳动力人口中工人的比例超过了农民）。但是，《共产党宣言》并没有过多注意到农民的比例。我们主要应这样理解，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农民被分解为少数的资本家和多数的工人了。
但是，在1848年的革命当中，农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是意料之外的。在六月革命前的法国，当资产阶级想要孤立工人的时候，农民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还有，从波拿巴当选总统到帝政建立，其最大的支持力量就是农民。
从另一方面来讲，德国的农民还起到了促进革命的作用。在德国，尽管资产阶级很轻易地就屈服于反革命的一面了，但是农民一直不间断地提出了他们的要求，那就是希望废除因为大土地所有而带来的压迫。
经历过这么复杂的现实情况之后，通过分析马克思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在即将到来的革命当中，要使人民成为多数派，工人就必须同农民建立起巩固的同盟关系。“若没有这种合唱（指的是农民——石川注），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这应该是比较有象征意义的段落。
另外，在1848年革命的过程中，马克思使用了展示革命权力本来而目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当中，他把工人阶级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权力用“工人阶级专政”或者“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来称呼。这也是《共产党宣言》中没有过的概念。
“无产阶级专政”指的是在古罗马被赋予政治全部权限的执政官，马克思在理解这个词的时候认为，革命的权力必须是要把政治权力的全部都牢牢抓在手里。不过，马克思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一开始被翻译成日语的时候被翻译成“独裁”的，后来列宁把它固定为不受任何限制、直接立足于“强制”的权力，因此遭到了不少误解。
马克思使用这个词的本来用意，并不包含有反对民主主义的“独裁”、无视法律的权力等意义。我们在《青年们，读马克思吧！》中讲述《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曾经提到过马克思通过议会探求和平革命道路的事情，接下来应该还会有论述的机会吧。
嗯，不知不觉间又写长了。
内田老师，从神户女学院辞职的事情，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吧，今后您可能会更忙吧。那么之后就拜托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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