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日〕内田树 石川康宏《青年们，读马克思吧！》（2010—2014）
书简10
内田树致石川康宏
2011年8月8日
石川老师，您好。
去年12月8日已经收到了《青年们，读马克思吧！2》的第一封信。从那时距今已经过去了8个月了，这期间一直都没给您回信，真是非常抱歉。
正如您在信件中写到的那样，直到3月底为止，我都一直作为高考部部长忙着高考的事情，再加上收拾研究室和搬家等事情忙得昏天暗地，就想着等到4月份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再给您回信。
可是就在我马上要退休的3月11日，日本发生了大地震和福岛核电站事故。我们是在从极乐滑雪场回来的途中在新泻遭遇地震的，当时多亏了石川老师得力的避难措施，真是太感谢您了。
遇到这种国难规模的灾害，媒体采访、访谈、演讲、研讨会、相关书籍的出版等事情叠加在一起，原本定好4月以后开始的工作都只能向后推延，于是回信也拖到了现在。
关于这次地震和核电泄漏事故，以及地震之后日本社会的种种表现，我也一直想跟石川老师好好谈谈的，却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因此非常期待通过这次来往信件跟您聊一聊。
我认为这次地震和核电泄漏事故充分暴露了日本社会作为共同体的脆弱性。我是这样解释的，那些“追求自我利益优于公共福利类型的人们”，用马克思的术语说就是 “公民”的那些人，在这里暴露出了绝对的不足。
如果去掉所有修饰的成分，把马克思的政治课题言简意赅地表达出来，那就是如何持续并稳定地提供能够优先追求公共福利，而不是自我利益的“公民”。
关于“公民（citoyen）”和“私人（homme）”的区别，我们在《青年们、读马克思吧！》当中已经提到过多次了，马克思关于这一点是这样写的。
美国的独立战争也好，法国革命也好，都是很多的人为了祖国和同胞，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以及自由，经历了残酷的斗争才得来的成果。正是这些英雄的、无私的献身奠定了近代市民的社会基础。
但是并不是有了这样的成果，近代市民社会就可以成为“所有的人都可以非英雄地、利己地追求私利的社会”了。英雄们并不是为了让人们肆无忌惮地享受“利己的权利”这一微不足道的目的，才付出大量鲜血的。马克思是这样考虑的，如果有所谓的理想社会的话，那这个社会也必须是“对公共福利的关心”超过对“自我利益的追求”。
在市民社会当中，我们会分裂成“私人”和“公民”两种形式。简单点讲，就是当你在路上捡到钱包的时候，想要把钱包还回警察局的是“公民”，想要悄悄放在自己包里的是“私人”。
不过，马克思把这种公民和私人的分裂当成是过渡性的形态。马克思认为，“私人的真心话”和“公民的场面话”之所以会对立，就是因为人们解放得不够彻底。“真正解放的人们”是能够克服这样一种分裂的。马克思是这样认为的：“真正解放的人们”应该是关心邻居，关心集团利益，并由衷地为此而感到喜悦的人们。像爱自己一样爱邻居。马克思把人类中的这种人叫作“类存在物”。
“类存在物”指的是在追求公共福利的时候，能够像追求自我利益一样充满热情的人。这样的人目前只不过存在于想象当中，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在革命斗争或者是独立战争当中曾经一度存在过“英雄的市民”，但他们并不是稳定的、恒常性的存在。
至于这种人今后会不会出现我们也不太清楚J或许不太可能吧。但是，那至少还是人们理想中的目标吧。至少马克思是这样考虑的。
抱歉，好像扯远了。我觉得马克思所说的“类存在物”跟孔子说的“仁”是非常接近的。我不知道除了我之外还有没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如果读读这两个人的作品，就会感觉两个人说的非常相似。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孔子所说的“仁”，是孔子思想的中心概念，但是他自己并没有为这个字下一个绝对唯一的定义。尽管在《论语》的400章当中有44章提到了这个字，但是孔子却始终回避对“仁”这个字进行界定。 白川静老师认为，“仁”这个字在《论语》之前几乎没有人使用过，他据此认为这个字“是孔子发明的”。 “仁”本来是表现“在草席上休息的人”的象形文字，以此生成了“平静、亲切、慈爱、怜爱、关心”的意思。白川静老师这样写道：
“孔子把本来并没有这个用途之意的‘仁’字用在最高的德的名义上，不仅有‘仁者人也’，而且又是同音关系，这才考虑到这是最适于表现作为人的应有形象的字吧。也许是想就此把传统与价值观念在整体上实现统一。所谓的‘克己复礼’就是仁，可以认为是把作为社会性谢意的礼的传统在主体性的实践中进行确认的意思。”
“克己复礼”是《论语》颜渊篇中的词、是孔子的高徒在向孔子询问“仁为何物”的时候孔子所给出的回答“克己复礼为仁。”
白川静老师把“礼”翻译为“社会性谢意的礼的传统”。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解释为压抑自己的“私人性”回归“公民性”呢？
但是我觉得这个概念与马克思所讲的“类存在物”的概念，即现实中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是有相通之处的。如果让马克思和孔子分别就“存在的东西”来讲些什么，大家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价值，因为古代中国和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情况根本就没有共通性。
但是实际上，马克思的“类存在物”和孔子的“仁”所共同强调的都是“过去不存在的东西”，都是“人们必须要为之而努力的东西”。或许它现在是不存在的，但是它是理论上要求的一种理想状态，是当人们尚处于未成熟的存在状态（马克思所说的“私人”，孔子所说的“已”）时的一个目标，引领人们超越现实的状态。
因此，马克思写道：“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边在我看来，这段话和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为仁”的那段话，真是不可思议的契合。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所以先谈到这里，我们回到刚才的话题。我想说的是，日本大地震以及核电泄漏事故，反映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社会在培养“公民”的组织力方面是非常失败的。而且，那些所谓的日本的决策领导人虽然知道培养“公民”（“类存在物”或者“仁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却并不愿意把这当成是国民教育的目标。
要走向理想社会，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呢？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吧，明知道要做到一些事情并不那么容易，但是在必要的时候还是必须要硬着头皮去做。
话题好像扯得更远了，那么我们就适可而止，回到《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上来吧。
鉴于石川老师已经把内容总结得非常到位了，我就举例介绍一下“马克思所说过的非常棒的句子”吧。
首先是关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本身，我来介绍一下迄今为止让我印象最深的地方。
“马克思是个伟大的思想家，更令我快乐的是，阅读他的作品，使我第一次接触到从康德到黑格尔这条哲学研究路线的发展；我接触到一个全新的世界。从那时候开始，我对马克思的钦佩始终不变，每次我要考虑一个新的社会学问题时，几乎都要先重读几页《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或是《政治经济学批判》。”
这是文化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当中的一节。据我所知，列维－斯特劳斯应该是20世纪“最聪明的人”之一。他创造了结构人类学这样一类近乎完美的知识体系，可以说是世间少有的天才。真是非常了不起！他本人是个棱角分明、不讲情分的人，不过没有人会怀疑他是个“脑子非常好用的人”。
《忧郁的热带》讲的是列维－斯特劳斯如何成为文化人类学家，如何深入亚马孙腹地实地考察的事情，是对他的知识体系形成过程进行叙述和整理的自传式作品。其中，列维－斯特劳斯直接抛出了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即“怎样才可以让脑子变得聪明”。关于这个问题，似乎普通的学者还没有论述过。当然，会有很多学者自认为“脑子很聪明”。还有一些学者为了让别人承认自己聪明，用尽所有智慧来证明自己（这种人其实并不聪明）。但是列维－斯特劳斯是不同的。列维－斯特劳斯在冷静而实际地考虑 “怎样让思考力活跃起来”，因为他所研究的学术课题，如果不具备超常的智慧水平，是无法解决的。对列维－斯特劳斯来说，智慧只是某种道具而已，并非向人夸耀的东西，也不是用来跟别人一较高下的东西。因为他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学术工作，如果不让自己高水平的智慧一直高速运转，就无法将这些学术工作完成。因此，他所想的是如何把自己智慧的性能发挥到最大限度。这么有自制力且不惜努力的人，最终所选择的让自己“变得聪明”的最有效的方法是——“读马克思”。
真是了不起啊！我在年轻的时候第一次读这篇文章的时候还不太明白其中的含义，到了这个年纪再读就有切身的体会了。尽管很多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他们的政治实践有很多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依然不断有人在阅读马克思，其原因就是马克思的书里写的并不是让大家去亲自进行政治实践的纲领性指示（确实有这样去领会的人，也确实有这样读过之后想要批判马克思错误的人）。我们应该从马克思的书中读到的是马克思的“智慧运动”。他的智慧如杂技一般奔走、跳跃、旋转，那么柔软、伸展、自由，足以让我们目瞪口呆，就如同看一些天才的奇幻一般的表演一样。那个时候你所在乎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分数呀，队伍的胜败、排名之类的事情，我们仿佛沉浸在欣赏那个玩球的演员的技巧里不能自拔。
人类的大脑内有一种叫作镜像神经元的东西，当人们看到别人在活动的时候，可以在脑内模仿“同样的动作”，会假想大脑内的活动与看到的活动是一致的。因此，当观众在看到超级精彩的演出的时候，会假想自己也正在进行这样精彩的演出。
可能有人在读书的时候会产生同样的情况。阅读马克思的快感或许就是“跟马克思同步的瞬间会觉得自己脑子特别好用”。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剩下的技术性课题就是如何让这种感觉继续了。
这样想来，大家就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写《青年们，读马克思吧！》这样一套书的计划了吧。其实话也不必多说，只要说一句“好了，请默默地读读马克思吧”就可以了。
但是，这其中肯定也会有把马克思误读成教科书的人，也可能会有人去试着理解马克思的书里面的内容、去论证、不停地进行反证。然而，越是这样脑子越无法变得聪明。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不要再那样读了，请试试能够让脑子变得更聪明的读法吧。“难道不是这样吗？我总感觉会有人站出来对此进行反驳。
好了，我们还是回到正文吧。好像没有几页纸可写了。那我就只写写我觉得比较好的地方吧。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真是太好了。年轻人也应该知道这句话吧。这也是马克思脍炙人口的台词当中数一数二的一句话。当然，仅凭这一句话还不能知道这句话为什么很厉害。我之后会进行解说，我们先继续读。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真正解放的人们”是能够克服这样一种分裂的。马克思是这样认为的：“真正解放的人们”应该是关心邻居，关心集团利益，并由衷地为此而感到喜悦的人们。像爱自己一样爱邻居。马克思把人类中的这种人叫作“类存在物”。
“类存在物”指的是在追求公共福利的时候，能够像追求自我利益一样充满热情的人。这样的人目前只不过存在于想象当中，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在革命斗争或者是独立战争当中曾经一度存在过“英雄的市民”，但他们并不是稳定的、恒常性的存在。
至于这种人今后会不会出现我们也不太清楚。或许不太可能吧。但是，那至少还是人们理想中的目标吧。至少马克思是这样考虑的。
抱歉，好像扯远了。我觉得马克思所说的“类存在物”跟孔子说的“仁”是非常接近的。我不知道除了我之外还有没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如果读读这两个人的作品，就会感觉两个人说的非常相似。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孔子所说的“仁”，是孔子思想的中心概念，但是他自己并没有为这个字下一个绝对唯一的定义。尽管在《论语》的400章当中有44章提到了“变革”等词再次出现。
我觉得这实际上是由于这些共同体的正统性基础并不坚实造成的。我们自己的共同体是不是无源之水呀？是不是不够正当呀……各种不安会在国家遭遇危机时一次又一次地出现。这个时候，人们就又要呼唤最初在建立共同体的时候采用过的那些把自己合法化的“故事”了。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原因吧，日本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要讲到这个问题恐怕又要没完没了了。还是再找其他机会讲吧。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非常出色地描述了法国1848年至1851年3年间的政治动乱。在读这篇作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单就这个时期而言，马克思所支援的无产阶级并没有做什么大事。
正如马克思所写到的那样，巴黎的无产阶级在六月革命中的战斗对象是“金融贵族、产业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市民、军队，以及由流浪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尚、农民组成的游击队”，且无产阶级最终在战斗中失败了。在除了自己全是敌人的情况下，这种战斗是不可能取胜的。也就是说，“正如大家所周知的那样，布兰奇和他的同伴们，也就是无产阶级党派的实际的指导者们”，“在我们所观察的整个周期当中”，是远离公共场合的。事实上，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场政治戏剧中登场的人物当中，没有一个是马克思想要去支持的。
如果我们分析过马克思所支持的阵营和敌视的阵营之间的政治斗争，就会发现马克思再怎么尽量地发挥他超人般的克己心，都无法避免这些斗争成为“善恶二元论”式的“故事”。这场政治斗争无论怎样都会变成“心地善良的无产阶级”与“邪恶愚钝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战争故事。
我在这里说句不敬的话，马克思再有智慧，如此简单的定型说，也会为他的光辉减分的，他的书恐怕也无法成为列维－斯特劳斯逢事必看的作品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的杰作，恐怕是只有 “坏蛋”出场的缘故吧。坏蛋和坏蛋互相撕扯着。
正统的保皇派、奥尔良派、山岳党、尚加尔涅将军率领的军队还有巴黎的流浪无产阶级……所有与马克思有共鸣的登场人物在这里一个都没有出现。所以，谁都逃不过马克思犀利的笔尖。
不过，马克思的分析中居然没有涉及题目中的路易·波拿巴。这真是让人深感意外。
议会当中做着闹剧一般的工作的议员们，总是策划着某些阴谋的保皇派，总想给自己找个好东家，好把自己卖个好价钱的将军们，马克思好像能够透视他们的内心一般地，无情地描述着他们的狂妄欲望和谨小慎微。但是关于路易·波拿巴，马克思却拿他完全没有办法。
根据马克思的描述，路易·波拿巴是一个“落魄的骗子”、“篡位者”，他“用红肠和劣质酒收买士兵”，“被各个阶级蔑视”。尽管如此，各个阶级都被他牵着鼻子走。最终，这个“浪荡儿”居然还登上了皇帝的位子。这是不是太不合理了？
路易·波拿巴的阶级基础是被叫作“十二月十日会”的流浪军无产阶级军团。马克思非常尖酸地列举这些构成成员：
“除了一些来历不明和生计可疑的破落放荡者之外，除了资产阶级可憎的败类中的冒险分子之外，还有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卖唱的、拣破烂的、磨刀的、镀锡匠、叫化子，一句话，就是随着时势浮沉流荡而被法国人称作la boheme〔浪荡游民〕的那个五颜六色的不固定的人群。”
太厉害了。这些词汇当中有一半都是现在的“广播禁止用语”。但是路易·波拿巴“把这些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看作他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唯一的阶级”。
“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这些措辞就好像是马克思呕吐出来的一般。但是如果按照马克思所使用的“阶级”的政治概念来解释以上这些措辞，倒是原封不动地暴露了马克思的某种焦躁，因为他无法很好地解释集结在这个集团当中的人们的思考和行动方法。
明明“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可是这些无法共享阶级利害关系，无法代表任何阶级，不具备任何阶级整合基础的乌合之众为什么可以登上政治舞台，沐浴在聚光灯下，甚至即将决定法国的命运？恕我直言，我觉得马克思对路易·波拿巴的行动以及被路易·波拿巴的磁力所吸引的“流浪无产阶级”缺乏内在的分析。据我所知，在法国近代史当中，这种“波拿巴”式的集合体并不是例外的政治现象。
布朗热事件（1886—1889）是具有很高国民人气的G.布朗热将军掀起的试图获得独裁统治的政治运动（这个时候巴黎已经呈现出武装政变之前的景象了）。布朗热将军周围所集结的“布朗热分子”的组成结构基本跟马克思所列举的“十二月十日会”的成员是一致的。
几年之后，军人贵族莫里斯侯爵登场，他组织起“莫里斯盟友团”，集结了从贵族到布朗热分子，从巴黎公社运动的原战士到极右的恶棍等各种人员，伺机发动武装政变。政治史上把莫里斯盟友团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法西斯组织”。
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这 “第二次的笑剧”之后，还会有第三次、第四次的笑剧。在这场滑稽剧的延长线上，出现了法国法西斯和贝当的政权、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破坏。
如大家所知，我在年轻的时候曾经专门研究过法国的近代政治思想史（特别是关于极右思想和反犹太主义）。这是因为，这些被马克思列为“渣滓、残屑和糟粕”的人物在20世纪欧洲的巨大政治变动的很多情况下都充当了主角，我对此感到不可思议。的确，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不够聪明、不懂政策、不具备计划性，总想用暴力策划武装政变，但正是这些人实际地站立在政治的中枢，策划着历史。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首先搞清楚这样一个政治问题，即“这些人”是怎么来的，他们靠什么理论在判断和行动。
马克思对路易·波拿巴的“成功”，讽刺性地说道：“他这个老奸巨猾的痞子，把各国人民的历史生活和这种生活所演出的一切悲剧，都看作最鄙俗的喜剧，看作专以华丽的服装、词藻和姿势掩盖最鄙陋的污秽行为的化装跳舞会。”
路易·波拿巴看透了政治上那些极为深刻和沉重的情况，把它们当成“喜剧”来看。马克思也承认这种“犬儒 主义”正是波拿巴政治上成功的原因。当占据了议会的秩序党在极为认真且严苛地按照戏剧演出方法演出的时候，路易·波拿巴却把“喜剧仅仅看作喜剧”。在对政治状况的超认知上，路易·波拿巴比他的政敌更胜一筹。因此，“一个把喜剧仅仅看作喜剧的冒险家当然是要获得胜利的”。
马克思对于这个“冒险家”出现的历史条件并没有给出充足的分析（这或许是精神病理学的工作吧）。当然，马克思也没有提到这些剧目会以“第三次、第四次的喜剧”回归的可能性。
但是我总觉得，像“路易·波拿巴”这种人物却有某种回归的可能性。更有甚者，在21世纪，他们可能会穿着不同的衣服，说着不同的台词重新登场。
好了，真的要停下来了。八个月没有给您回信，写着写着就写多了。下次得写得紧凑些了。希望在秋风吹起的时候可以收到您的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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