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日〕内田树 石川康宏《青年们，读马克思吧！》（2010—2014）
书简12
内田树致石川康宏
2014年4月12日
石川老师，您好。
我看了一下收到您关于《工资、价格和利润》的信件是在2012年9月9日。今天是2014年4月12日。也就是说，这中间居然有一年半的时间是处于没有回信的“冻结”状态的。
刚开始收到信件的时候，还曾经一度想过当天就开始写回信，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的心情，除了“太夸张了”我也想不起来其他词了。不过石川老师好像也一直没有催我，可能也是很清楚我们两个人都很忙，都比较了解彼此的窘境吧。
到底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忙，这其实也很清楚。就是因为日本的政治实在是太不成器了。政治状况糟糕，我们就会忙碌；政治状况良好，我们就会清闲。这是我们写文章的人工作做得久了之后得出的深刻经验。
中国有一个词叫作“鼓腹击壤”。五帝之一的尧是一个“其仁如天、其知如神”一般的明君，治世50年。后来，他有些担心到底自己的统治是否足够好，臣民对自己是不是满意。
于是，尧去询问周围的朝廷重臣，结果他们都回答“不知道”（这些家臣可都够过分的）。后来他又去问一些公务人员，他们也说“不知道”，再去问问民间的很多人，都回答说“不知道”。
最后没有办法，他只好乔装打扮成普通的人到街上去。结果看到一位老人鼓着腮帮子，一边鼓腹击壤，一边唱着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仁君实施善政，普通的市民就会很轻松地说：“政治家在做什么我完全不知道，也不感兴趣。政治基本上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的。“普通老百姓对政治不发表言论就是治世的指标。我觉得这是卓见。
如果当今日本社会实施的是善政的话，我和石川老师肯定在吃着美味、喝着小酒，漫无边际地悠闲地聊着马克思。可是我们做不到，也是因为“帝力”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缘故。首相官邸和市政厅昨天今天决定的政策，直接关系着我们今天明天的生活。
因此我们每天都要为这些政策提心吊胆，而且每天都会不断有人来采访或者向我约稿，让我谈谈对于这些政策的感受。我这一年半的时间，几乎天天都被追着要求处理这种“刻不容缓”的话题。
不过，越是这种浮躁的时代，越会让人觉得，花点时间认真地去思考一下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本质是多么重要的。基于这一点，我觉得现在重读马克思对于“劳动和资本的本质”的思考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并不是本着解决今天的问题才选取《工资、价格和利润》的，却在偶然中发现，它所叙述的内容与当今日本最紧迫的问题高度吻合。
这次石川老师就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和工资以及利润的理论已经做了详细的解释，我还是会选取一些例子，挑出几个“马克思的修辞”非常闪光的章节，就这些内容整理一下我自己的一些凌乱的感想。
首先要说明一点，我所引用的是光文社的古典新译文库版。在我马上要写关于《工资、价格和利润》的回信的时候，还没搞清楚书在哪里，于是我在慌乱中开始翻找书架，就在我对书架上凌乱的摆设感到绝望的时候，简直是心有灵犀，我收到了光文社奉送的图书。打开一看居然就是马克思的《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新译本。居然会有这样的事情！我就把这当作是“神奇的缘分”，心安理得地使用起这本新译的版本了。
好的，我们首先举例看看这本书当中最“闪光”的地方。
“所以我们首先就要问，所有商品共同的社会实体是什么呢？这就是劳动。为要生产一个商品，就必须在这个商品上耗费或投入一定量的劳动。”
这是构成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说的基本论点。说实话，我在高中读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并没有读懂它的意思。
劳动是商品的实体？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比如说，假设现在我的眼前有一个有价值的商品（猪排盖浇饭）。我会认为是什么构成了它的价值呢？作为高中生的我，脑袋里能够想到的可能会是猪肉、鸡蛋、圆葱、酱油或者料酒，甚至可能是碗、筷子或者是餐馆的租金、水电费或者店员的人工费，会觉得是这些东西加起来总体构成了500日元的盖浇饭的价值。但是，我却没有想象到这些东西所共通的实体。
因此，如果我的眼前放着一份猪排盖浇饭，有人问我“构成这个商品价值的社会实体是什么”，或许当时的我在考虑之后会同答是——钱。
之所以会这样回答，是因为我认为猪肉和鸡蛋还有人工费，都是可以在市场上用“钱”买到的东西，因此我会觉得这所有的东西当中共通的价值就是“钱”。我之所以会这样回答，是因为有一个事实是不可动摇的，那就是为盖浇饭的价值进行最终担保的，就是必须要支付的一定量的货币。
那个时候，我并不是把“钱”看作内含于个别的商品当中的东西，而是把它看作一种为所有的东西都赋予了商品性格的类似于“基本构造”一样的东西。因为有了钱，每个商品的价值才得以衡量、被表象，并有了交易的可能。钱是一种“根本原理”性的东西，它与商品在不同层次存在着，正是有了钱才有了商品经济。
另外关于货币，我也进行过类似的思考。
货币是一种原理、一种装置，让这个世界具有了一种宇宙哲学。或者也可以说货币相当于是世界这个建筑物的基本骨架。
因此，熟知货币的构造法则和经济原理的人，自然就会收集很多“金钱”。钱也不会去向那些并不了解它们的人的地方。我们不就是这么理解的吗？那些熟悉家的构造的人，可以最短距离，然后以最快的速度走到想去的地方，但是如果换成那些并不了解家的构造的人，不是把椅子撞歪，就是从台阶上摔下去。
事实的确如此。因此，世界上有有钱的人，也有贫困的人，但是并不是因为社会构造哪里公平或者哪里不公平了，那些熟悉“社会结构”的人可以获得“金钱”，不熟悉“社会结构”的人，则与“钱”无缘。也就是说，贫富的差距反映的是人们“了解社会”多寡的差距，就如学历差距或者运动能力差距一样，从结果上来说贫富的差距说到底是要自己去承担责任的。如果我是高中生的话，可能就会这样推论。
我当时之所以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说不来电，或许就是因为我认为商品价值是由货币构成的缘故。再进一步讲，当时年幼的我认为，货币就是一种类似于“超人”性质的东西，它可以为所有的商品和人类的活动贴上“价格标签”从而建立一种世界秩序。
就如同人们要去拜神一样，如果人们想要接近这些 “超人”，则只能通过祭拜、祈祷和歌颂才能达到。那些长于礼仪之人就会被分配到更多的货币配额，而那些不懂得 “祭拜的方法”的人也就不可能获得更多的货币。
那么，我这种对货币的思考方式不就跟“祭司”们和 “民众”去祭拜“神灵”的情况一样了吗？但是，在尚年轻的我看来，世界看起来就是这样的。“资本家们”就是通晓祭拜“神灵”方法的“祭司”，“雇佣工人”就是完全不了解如何侍奉“偶像”的无知的“民众”。
如果按照这种方式去思考，那么贫富的差距也好、阶层的差距也好、文化资本的不均也好，都可以用神学的方法来进行说明。人们的阶级分化是由于“挣钱的方法”的知识量偏差才造成的。
所以，实际上我的想法跟那些相信神灵的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都认为要跟其他人区别来开。首先要对 “祭拜神的正确方法”进行知识储备。就好像每个人都有责任，要不断加深敬神的感情一样，我们每个人也都要不 断学习祭拜“货币神灵”的方法，并设法去实践。因此贫 富差距基本上是公平的竞争。当然，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可能还驾驭不了这么复杂的表达方式，但是模糊之间我大 体就是这样考虑的。
大家不觉得不可思议吗？一个还不成熟的高中生在某种意义上进行着非常烦琐的神学化的思考，对“货币的偶像化”观点进行支持。也就是说，连孩子都能很自然地理解这种观点。货币神灵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人们非常容易接受的一种观点。至少是比起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说，更容易让孩子理解。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说是非常难的。现在读来我依然觉得很难。但是正因为如此才会觉得它“闪闪发光”。
“当我们把商品看作价值时，我们是只把它们看作体现了的、凝固了的或所谓结晶了的社会劳动。从这个观点来看，它们所以能够互相区别，只是由于它们代表着较多或较少的劳动量。例如生产一条丝手巾也许比生产一块砖所耗费的劳动量要多。但是劳动量是由什么来测量的呢？是由劳动所经历的时间、如小时、日等等来测量的。
……所以各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耗费于、体现于、凝固于各该商品中的相应的劳动量或劳动额来决定的。凡生产商品中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相同，则商品中所含的相当数量也相同。”
各商品的价值是被其中“结晶了的社会劳动”证明的，劳动的量要用“劳动所经历的时间”来测量的。这是我以前从没有听过的事情。
老实说，我当时并不明白其中的意义。实际上，直到后来很长时间，我也都不明白其中的意义。因为我一直相信货币是按照“祭司”和“民众”的“祭拜神灵方法的巧拙”来分配的，所以即便有人说“劳动时间”是价值的最终源泉，我也不会很轻易地点头信服。
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些错觉，或许是因为“劳动”或者“时间”或者“价值”这些词汇与自己真正的感受之间是有偏差的。高中生不会参加劳动，也不创造任何的价值。而且最重要的是，对于高中生来说，时间是被“课程表”分割开来的东西，他们满脑子里写的都是那些“必须要做的事情（主要是学习）”的“计划表”。
当我还是一个普通学生的时候，曾经试过自己制作 “计划表”，为的是尽可能把一天的“学习时间”延长。在这个表上，所有上厕所的时间、洗澡的时间还有吃饭的时间都被计算成“损失”。对于高中生来说，学习之外的所有时间都是一种“浪费时间”，而在“计划表”之内只能标记为“空自”。我相信学习时间会直接反映在考试的分数上，反映在可以考入的大学的差距上，还反映在毕业之后能够就职的职位高低上，当然也反映在年收入和威信上。学习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能够领会这些烦琐的“礼仪”，就能获得“货币神灵”的恩宠。我是这么认为的。神灵化的故事居然已经这样深深扎根在孩子们的内心了。
之后我成了大学生，我通过做兼职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体力劳动，之后自己也尝试过开公司。当我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的时候，我依然没有走出“货币神灵”和“祭拜神灵礼仪的巧拙”的故事。而我真正能够模糊地感受到人的身体才是价值本质的源泉的，大概应该是从练习合气道开始。关于武艺的东西，在几次来往信件当中我还一次都没有写过。我想说的是，武艺的练习经验教给我最大的知识，就是感受到了人的实在的身体里藏着用之不尽的资源这一事实。我在此之前居然那么愚蠢，竟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就是最丰富的资源。
作为一个勤奋的学生，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身体总是要求休息、吃饭、午休．脑子里还总是塞满了“烦恼的狗”一样的妄想，总之身体真的是“学习的障碍物”。
我真的是这样想的。如果没有这个充满了障碍的身体、我的考试得准备有多好啊 。当神灵崇拜式的错乱到了极致，人们就会把自己的身体当作负担，感到不愉快。甚至希望把自己的身体贱卖出去算了。
如果不是这个原因，那为什么要让自己的身体沾染一些丑陋的东西，在身体上打洞、倒墨水，或者骑自行乍的时候完全无视信号灯呢？那不是身体要去暴走，而是沉醉在万事皆能幻想当中的脑子在暴走，它只是把身体当作奴隶来使唤而已。
我不知道这种表述对不对，就像是不成熟的人对待自己的身体，完全就像是事业资本家对待雇佣工人那样的心情一样，“剥削到不能剥削为止”。
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吧。在古代社会，人类的原始统治形式是由“占有全权的皇帝”和“完全无权利的奴隶”所构成的一种彻底的非对称系统，这与脑和身体所建立的最幼稚、最简单的关系不是同一类型的吗？
实际上，从练习武艺开始，我的脑子就逐渐在倾听 “身体的意见”了，我开始仔细观察身体的信号，让身体好好休息，采用一些“民主的措施”，让身体好在第二天顺利地进行生产活动。大概现实当中人类就是以这样的路线进化的吧。
在最古老的宗教戒律当中已经包含有“遵守安息日”的指示了。安息日戒律告诉我们，如果不能确保适当的安息和修养，人类就无法进行再生产这一简单明了的真理。
马克思时代的英国工人的工作环境到底是怎样的呢？之前我们曾经引用过《资本论》进行过说明，因为马克思在这本书当中提到了雇佣环境的悲惨情况。19世纪伊始，英国的劳动日从10小时延长到12小时，后来又延长到14小时、18小时，马尔萨斯宣称，“如果这种情形再继续下去，民族的生命就会被根本摧毁”。这个时期的资本家们沉浸于把剩余价值当中自己可以取得的部分最大化，很少真正去顾虑把工人的身体摧残后的危险。他们认为，原有的工人是可以随时被替换掉的。
我认为马克思关于这一点的主张是非常具有人道精神且非常合理的。
“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在现代制度下他是不得不这样做的，——就是把这个劳动力让给资本家来消费，但是要在一定的合理的界限内消费。他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是为了保持这个劳动力……”
工人所要求的是把劳动时间“缩短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是“用法律将标准的劳动日固定下来”。如果这些都做不到，至少能够“通过提高工资阻止过度劳动”。
再怎么“专制的”资本家，也不可能完全无视马克思的主张——“他们只是希望限制资本的专制掠夺”吧。
在这里，工人和资本家争夺的是“利润”的分配率，具体指的其实是时间。围绕利润的战争的本质的赌注就是时间。
我读到这一章节的时候非常感动。我仔细地想了想，的确是这样的。对人类来说最宝贵的财产就是“能够自由使用的时间”。马克思果断地说道：
“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个人如果没有一分钟自由的时间，他的一生如果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的需要所引起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连一个载重的牲口还不如。他身体疲惫，精神麻木，不过是一架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同时，现代工业的全部历史都表明，如果不对资本加以限制，它就会不顾一切和毫不留情地力求把整个工人阶级弄到这种极端退化的绝境。”
学生时代我应该也读到过相同的内容，但是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资本家再怎么说不也同样是人吗？不可能那么凶残、愚钝吧。我当时读到的时候只是觉得马克思说得实在太表面化了。但是叫我现在重读的时候就会觉得坐立不安、感同身受了。因为我认为这句话就是对现代日本的真实写照。
问题不仅关乎资本家每个人的个人属性而且还在于整个资本系统的运作。资本家要追求的是利润，为此他们会把工人工资的上限尽量拉低，甚至把工人逼到除“生理中断”之外不能休息的地步。
对于这种资本系统的要求，作为个人的经营者和企业主（无论他本人是多么人道且感情深厚的人），是无法从根本上进行抵抗的。如果抵抗的话，他就会在竞争中败北。实际上，越是把工人阶级逼到“最大限度的荒芜状态”当中的无情经营者，实际上，越是可以在商业经营中获得辉煌成就。现实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之前我也曾说过，在2012年日本众议院选举的时候，当时在国民中颇具人气的日本维新会在选举公约中曾经试图提出“废除最低工资制度”的口号（他们曾经一度提出过，但是最终因为舆论的压力撤回了）。他们曾经指出，正是因为最低工资制度的存在，经营者才雇不到人的。石川老师可能还记得。他们认为，如果撤销最低工资制度，那些现在一个人也雇佣不到的单位就可以雇佣到三个人了。他们阐述说这样一来，既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也可以增加工作岗位。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大阪的最低工资本来就只有时薪800日元，如果再分给三个人的话，时薪就只剩270日元了。一天工作8个小时就只能得到2160日元，每个月工作25天总共可以获得54000日元。这样，怎么才能保证除“睡眠和吃饭带来的生理中断”之外的休息时间呢？希望废除最低工资制度的政治家们是想让工人们在被逼入绝境之后，能够感恩戴德地相信“有工作总比没有好”。
进入21世纪之后，“统一劳动最低工资”成为雇佣规则中的“常识”。也就是说，在进行统一劳动的工人当中，以其中最低工资的工人的工资为标准。而获得比这个工资更多的人是“过多收获者”，允许“过多收获者”出现的雇佣行为，就成为“既得权益”的受益者，被视为社会的公敌。
大阪市长桥下彻曾经指责大阪市营公交车司机的工资比阪急阪神等民营公交车司机的工资每年多出200万日元，认为其“收获过多”，要求他们把工资下调，此举引来大阪当权者拍手叫好。
这个时候，大阪的工人们同意并签署了新的规则，即“进行统一劳动的时候，最低工资才是适当的工资，在此之上多得的工资全部都是‘过多工资’，是‘既得权益’”。同时，他们按照统一逻辑进行推论，一旦有人与他们干相同的工作但是工资却比他们低，那就是他们的工资过多需要下调了，他们就这样被逼入了无法反驳的死胡同当中。
在日本，企业已经走向了“黑色”化。如果工人的劳动时间比劳动基准法所规定的劳动时间更长，那么这些工人就等于被强加了事实上的“无偿劳动”。如果他们这样持续工作三年，身体就必然会垮掉。但是这样的“劳动环境”却已然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在这里重新回归到劳动价值的原点进行讨论：
“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界限由生理的要素来决定。这就是说，工人阶级为要保持和再生产自己，为要延续自己肉体的生存，就必须获得自己生活和繁殖所绝对必需的生活资料。所以这些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就构成劳动的价值的最低界限。”
换句简单的话，“劳动价值的最低界限”讲的就是“无法用比这更低的工资和更加严苛的劳动条件雇佣”的最低底线。工人可以“延续自己肉体的生存”是其条件。
马克思说的“生活和繁殖”中的“繁殖”，是比较现实的词，这对于马克思来说几乎是最低的必要的“人类的条件”。马克思的用语当中脸炙人口的“无产阶级”这个词，是出自古代罗马“除自己的孩子之外不持有任何资产的最下层人民（Proles）”。最下层的人民也“有自己的孩子”。所以现在感叹“这样的职业条件，既结不了婚也生不了孩子”的日本主人们可以说是比“无产阶级”更低的 “完全无资的存在”（连具体的词都不存在的存在）。
之后马克思就“劳动日的长短的界线”问题，继续他极富启发性（预言性）的言论：
“工作日的长度也有自己的极限，虽然伸缩性很大。它的最高限度决定于工人的体力。如果工人生命力每天的消耗超过一定限度，他就没有可能来每天重复这样紧张的工作。可是，我已经说过，这种界限的伸缩性是很大的。身体弱和寿命短的工人一代一代迅速地更替，也可以像身体强和寿命长的工人那样，使劳动市场得到保证。”
我从其中读出了与现代日本的雇佣状况完全一致的情况。如果工人的生命力耗损，体力超过上限，那么他们也就无法早上起来去公司上班了。因此整顿并改善劳动环境，就是要提高“体力界限”的意思。
但是，现代日本的这个“界限”却被“伸缩性”地运用了，因此，如果只是个别的工人的体力超过了界限，是无法固定劳动日的长短的。就像马克思说的那样，“身体弱和寿命短的工人一代一代迅速地更替”，可以为劳动市场持续提供充分的劳动力。现在日本的雇佣环境就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日本有新毕业生定向就业的雇佣习惯，因此很多学生在没有完全获得学习机会的前提下，从二年级开始就要为了“就职活动”而到处奔走，要在几十个公司的研讨会或者面试的竞争当中消耗体力，更在反复的不被录用的情况中无下限地不断拉低对自己的评价，导致身心疲惫至极。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大学生以一种“条件再怎么恶劣，只要能够让我工作就行了”的卑怯心理就职。
进入工作单位之后，上司也会不断地恫吓自己的职员：“能换掉你们的人有的是。”我不得不说，在这种状态下，要想产生那种改善雇用条件、提高工资的心理，是非常困难的。
随着对工人形象“全球化人才”的定位，现在的年轻工人从开始工作之前就被大幅降低对自己的评价。普通的年轻人在被问到是否能够在外国进行艰难的谈判，是否可以马上适应与日本社会不同的政体、宗教、道德的时候，都很难立刻回答（故弄玄虚者除外）。
但是真实的情况是，“全球化人才”这种说法，就是要把这些普通的年轻人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因为本来他们也没有接受过任何的训练）设定为一般性的标准，这样，如果年轻人做不到，就认为他们是不合格的，随之降低雇用条件。这才是“全球化人才”这一论调的真正用意。
更有甚者，“全球化人才”所要求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命令一旦下达，第二天即刻可以到海外分店和工厂赴任”。这些被派往外地的年轻人，他们可能从此几年都无法回到日本，有时候要历任好几个海外赴任地，或许到退休之前都无法再次回到日本。
但是，什么样的人能够在收到命令的第二天就可以赶往海外呢？他应该是在日本社会当中（亲戚关系也好，地域社会也好，还有在其他中间共同体当中也好）无依无靠的孤家寡人吧。
一个传统的“成熟社会”，其目标应该是让这个社会中的所有人（不管是什么身份，是组织的领导者也好、人际关系的核心也好，是调停者也好，是智囊也好，听人发牢骚的人也好，随便什么都行）都自我陶醉在“没有自己不行”的感觉当中。
但是，“全球化人才”所需要的，是完全与此背道而驰的。它让人们从幼儿时期就要形成这样一种性格，那就是即便没有这个人，周围的人也都不会感到困惑。你从明天起就要消失了，你所在的集团还能像当初没你这个人之前一样顺利地运转，请自觉为成为那样的人而努力。经产省、文科省还有财政界和媒体都是这样命令的。我觉得他们已经发疯了。
教育本来的目的应该是让孩子们在社会当中找到自己的地位，并理解自己所处的位置，在自己应该在的时间和地点，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而人们从不会做该做的事情，到能够做到这些事情的过程，就是“市民成熟”的过程。当一个人可以靠自己让所在集团的工作成绩更优化的时候，他就会获得来自他人的承认，大家会觉得如果这个人不在这里，就会感到不自在，而当他自己能够体会到这一点时，也将获得了“独一无二”的感情基础。
“你不在这里我们无法生活下去（I cannot live without you）”，这是最强的爱的誓言。之所以“强烈”，是因为这个宣言会真实地连接着一种祝福，那就是希望这个“你”能够一直健康、愉快地生活下去。
一个不管是谁离开他都不会感到难过的人，是无法成为“全球化人才”的。事实确实如此。不过或许也有一些年轻人，正在为满足这个条件而努力着。这些人跟亲戚没有来往，跟地域社会没有任何关系，没有朋友也没有恋人，跟家里人也很疏远，在任何一个集团当中都拒绝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并不认为这些公开宣称“不想给别人增添麻烦，也不希望别人给自己增添麻烦”的年轻人，最终在名正言顺地成为“全球化人才”之后，能够“胜任艰难的谈判，很快适应异国文化的社会，结交很多可信赖的朋友”。
“全球化人才”是日本政治性的雇佣条件。能够满足这种条件的人在现实当中几乎是不存在的。但是，“这就是标准”。因此，90％的求职者都不得不把自己评价为“标准以下”。因为不管条件再怎么艰苦恶劣，除了接受，他们别无选择。而这个条件最终的实践目标就是资本家利润率的扩大。
政界、商界正在全力推进的“移民接收”政策，其本质也是一样的。如果放宽从外国接收移民工人的条件，就可以获得大量比国内工人工资更加低廉的工人。与此相对应的是，参照“同一劳动最低工资”政策，日本人当中的未熟练工人的工资进一步下降，而资本家的利润率则大幅提高。
但是，这些资本家对于那些从外国来到日本工作的人们的宗教、饮食文化、生活习惯等没有任何兴趣。“仁慈”些的资本家可能会觉得：“这是你们的私事，跟我们没有关系，你们自己承担责任吧。”而更多的人则认为：“既然你们已经来到日本了，那就遵守日本的规则。遵守不了的就回到你们的国家去。”
看起来，这种“国际化”似乎是把移民当作正规成员接受到日本社会中来，通过他们所带来的异域文化让日本文化形成多样化的局面（我不知道在持“移民接受论”的人当中，有多少人看透了并认识到了这种“国际化”的实质。我觉得近乎为零吧。
事实上，这种“移民接受论”自始至终都是以“钱”为中心的。在外来移民融入日本社会的过程叫中，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社会成本，但是资本家们没有打算去承担这些费用。他们想要确保的无非是用这些低工资工人来获得更多经济利益，但是没有人打算承担接受移民所带来的庞大的社会开支。他们觉得这是税务部门需要做的事情。
而且资本家们并没有对这种移民政策所带来的成本引起足够的重视。对于他们来说，移民工人就是“身体弱和寿命短”的，而且可以“一代一代地更替”，这比“身体强和寿命长”更让人欢喜。
如果“身体强和寿命长”的移民工人们定居下来，占据了日本社会的一角，那么他们就不得不为工人们负担退休金和社会保障，还必须要组织中间人去听取他们的政治意见，还必须要考虑他们民族化的生活习惯。他们不想做这些麻烦的事情，也不想考虑这些事情。他们更希望工人们尽可能地“身体弱和寿命短”。给他们一点工资让他们尽可能地多干活，干完活就从眼前消失，他们所期盼的就是这样“方便”的工人。
不过我已经反复说过了，我并不是说资本家们都很无情、没道德，希望移民工人“不健康短命”是资本为了提高利润率的合理要求。如果经营者想要确保收益，就必须遵从这种非人的要求。而且他们对此几乎不会感到“愧疚”。
这种思考方式跟那些“办个赌场，吸引外国人这里来赌博”的政治家和商人是一样的。性价比最高的赌场生意应该是“来的第一天挣一大笔，在宾馆和商店发疯地花钱，第二天又输光了所有的钱，为此哭着回去的顾客”“不断地迅速交替”。
这里缺乏的是如何对“再生产”进行担保的问题。资本家们不会对带来价值的人们的“生存和繁殖”问题进行思考。“总有替换的人”是资本家们所有思考和推论的前提。这里没有对“无可替代”的关注。完全没有。我已经反复说过了，这并不是资本家个人的人性问题，整个社会的结构就是这样的。
这种状况与马克思就工人和资本家的本源对立开始写作的时候相比，根本没有任何改变。马克思是这样写的：
“怎样产生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市场上一方面有一种人是买者，他们占有土地、机器、原料和生活资料，即占有那些除掉原始状态的土地以外的尽是劳动的产品的东西，另一方面有一种人是卖者，他们除掉自己的劳动力，除掉劳动的手和头，再没有别的东西可卖了；前者经常买进是为了吸取利润和发财致富，后者经常卖出则是为了谋生。”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两极化现象呢？马克思把这种形式称为“原始剥夺”（Original Expropriation），并且阐述道，这是“使劳动者与其劳动资料间原先存在过的统一归于破坏的一连串历史过程”。
为什么在这个历史过程当中，原先存在过的统一会遭到破坏，原始剥夺会成为社会的基本构造呢？马克思并没有讲到这个问题的原因，也没有讲到剥夺的结构怎样才能改正并发生变化等内容。
马克思一句话写不清楚的事情，我当然也不可能用一句话就能写得明白。但是，在“一连串历史过程”这种表达当中，我感到了马克思的“绝望的预感”。为什么人们在增大生产力的同时，要把无产阶级逼上绝对的贫穷化的道路上呢？为什么世界上已经具备了充足的、足以分享的资源，却不能把这些资源共享，而是要分出可以倾家荡产的富翁和贫困至极的贫困者呢？这种“两极化”的形式难道是烙印在人们的思考方式和行动当中的“十字架”一样的东西吗？没有这个“十字架”，人们难道就不能思考和行动了吗？
实际上，马克思本身的思考和论证，从最开始到最后始终贯穿着“一方面和另一方面”的非妥协性的二元对立的形式。我脑子里常常浮现出一种不安，或许工人和劳动资料的分离，这种“原始剥夺”的结构，并不是人们按照自己的意志所进行的选择。
当然，我并不是要完全否定两极化（这与“把所有的东西都分成好的和坏的是不好的”这种命题具有同样的意思）的想法。有一些人自认为思想守旧，觉得只有把人类分成两种极端的人群，才能更全面地理解世界。这听起来似乎有些自暴自弃的味道，但我也并不认为这样有什么不可以。
我可能说得太抽象了，非常抱歉。关于“作为劳动价值源泉的身体”这一论点，我想应该在《资本论》当中还会有机会再次讨论。
隔了这么久才写同信，信还是像往常一样写得支离破碎。不过，这一次《青年们，读马克思吧！2》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我期待着您的下一封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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