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日〕内田树 石川康宏《青年们，读马克思吧！》（2010—2014）
附件3
学习马克思，读懂现代社会
石川康宏
与马克思的邂逅、写书之前的情况
—首先想听听您与马克思邂逅的故事
最初读到马克思是在大学时代一开始的时候。我在 1975年进入立命馆大学学习，这个大学当时是一个以谈论政治和社会为荣、不谈为耻的地方。入学仪式前后，有很多俱乐部摆出摊位，招募新生加入，其中还有自民党、共产党、公明党等政党招募新生的摊位。
现在想来，20岁之后就可以获得选举权了，参加任何一个政党都是可以的．对此并不觉得惊讶。但是，那些党派的摊位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冲击还是比较大的。
当时学生当中有很多学术派别，比如马克思派、凯恩斯派、韦伯派、熊彼特派等，他们每天都在为应该重视历史当中哪位有名的社会科学家而争论。学校当中也经常举办很多跟课程无关的，学生可以按照自己意愿参加的自主学习会。
我也是在那里，第一次读到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宜言》，虽然文中有很多地方都读不懂。但我还是尽最大努力通过文库本，又去读凯恩斯、书伯、熊彼特的著作。在那个时代四个学生里面只有一个人能够进入大学。
因此，我们在大学里都会互相讨论我们肩负的社会责任，如何将所学的东西还给社会，在大学里学习的意义，等等。
—近年出版有关马克思的著作的背景是什么？
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一段时间，在日本，“资本主义万岁”的论调曾经成为压倒性的主流。但是因为2008年的雷曼事件，欧美又开始盛行资本主义“界限”论，美国政府高官那里甚至出现了一些声音，主张“有恐慌的事情就去问马克思”。就这样，资本主义经济所具有的结构性缺陷再次成为话题，我也收到了一些邀请，让我写点关于马克思的东西。
首先我协助完成了《漫画资本论》（2009年），后来又跟内田老师一起出版了《青年们，读马克思吧！》（2010年），再后来又单独出版了《钻研马克思的方法》（2011年）。我所关注的中心是按照马克思原有的特色描写马克思，同时也注意不要写成什么都正确的“马克思原理主义”，而是在与马克思的对话当中去探寻理解21世纪的日本和世界的线索。我觉得这种读解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书出版后反响如何？
《青年们，读马克思吧！》出版之后，听到了很多第一次接触马克思的年轻人的带有惊讶和欢喜的声音，他们当中有很多学者。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再次确认了现在确实很少有人读马克思这一事实。现在在各地的学习会里普遍存在着“囫囵吞枣”的学习方式，并没有很多人认真读过马克思的原著。
2012年下半年，在大学的“求知的好奇心”课程上，我和同事高桥雅人老师（柏拉图）、大桥完太郎老师（斯宾诺莎）、内田树老师（列维纳斯）一道，就马克思进行了讨论。
2013年下半年，同样是我们这些人，又讨论了古希腊哲学、蒙田、列宁、加缪。令人吃惊的是，参加讨论的学生每次都有近100人。他们想听内田老师讲话，或者“想见作者真人”的想法，比我想象的可能更为强烈。
从经济政策的分析到女性学、男女社会性差异到“慰安妇”问题
—您到神户女学院之后，不仅进行过马克思的研究，还涉及过很多方面的研究，请您讲一讲这方面转变的过程
我攻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所做的研究是以钢铁产业为题材的“日美大企业的关系”，就职审查的时候所提交的论文也是这篇。但是在我就职之后，我开始把题目转移到 “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问题”。
之后我以“垄断资本主义”为题写了几篇论文，认为要深入研究这个题目，就必须对现代日本经济的具体现实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因此，又开始致力于“日本经济政策的分析”研究。最初我单独写作的《探究现代的经济学》（2004年）就是以这些内容为主要支柱的。
另外一方面，当我跟学生讨论“作为市民基本素养的经济学”的时候，中途突然产生了“对女学生的人生是否能起到积极帮助作用”的疑问，感觉到有必要讲一讲经济社会当中女性的地位、“主妇”的经济作用等问题。
因此，我希望研究一下经济学当中男女的关系问题，于是向熟悉女性主义的同事们发出邀请、成立了“神户女学院大学男女社会性差异研究会”。我们以这些成员为中心，出版了《首次进行的男女社会性差异研究》（2003年）。
以此为契机，我又写了几篇关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论文，同时回顾了马克思的家族论。这些论文一部分收录到之后的《探究现代的经济学》当中了。
—之后，研讨会的题目变成了“慰安妇”问题
2004年毕业旅行的时候我第一次去韩国。自由活动时间，我去了“日军‘慰安妇’历史馆”，在那里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这个历史纪念馆的名字是“分享之家”，生活着10名左右的原“慰安妇”，我在那里见到了被害者本人，这对我而言具有极大的教育意义。
于是，我想要就这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学习，同时觉得作为教育者应该向学生广泛讲解一下，于是，这个问题就改变了研讨会的议题。
从此以后，每年我都会跟学生一起到韩国去听被害者老奶奶们讲话。同时在日本国内，我们还参观拜访了把过去的战争当作正义战争进行纪念的“靖国神社”，日本唯一专门记录“慰安妇”问题的“女性的战争与和平资料馆”以及记录在战争中严重负伤的日本兵的战后生活“继承馆”等。
在这些地方的学习促成了我们一系列的成果，我跟学生一起整理出版了5本书，分别是《老奶奶给我们的作业》 （2005年）、《与“慰安妇”相遇的女大学生们》（2006年，韩语版2008年）、《与“慰安妇”一心 女大学生们在战斗》（2007年）、《与女大学生一起学习“慰安妇”问题》 （2008年）、《在分享之家生活、学习》（2012年）。这些书在出版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我和学生都收到了来自其他大学和女性团体的演讲邀请。
如果仅仅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原理”，一般可能只会从经济剥削理论的角度来把握社会，而我们研究的这些问题是无法进入研究视野的。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就是对具体现实进行彻底的具体分析的唯物论立场。如果要灵活运用这一精神，那么在理解现代日本社会的时候，历史认识的问题就成为不可或缺的要素。
使经济与政治同历史问题联动
——这种研究方式，对经济学的研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学习“慰安妇”问题和历史认识的问题，在我们考虑东亚的经济交流和共同问题的时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在有关“东亚共同体”的国际讨论会议上，亚洲各国之间关系问题一直是讨论的话题。与此相关联的是，也有人从经济学的角度讨论宪法第九条“改正”的影响。
所以，与其说是这些问题深化了经济学的研究，还不如说是将经济和政治、外交和历史认识结合起来，在理解具有多种面貌的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扩展了我们的研究视野。《寻求没有霸权的世界：亚洲、宪法、“慰安妇”》 （2008年）就是将这些问题进行整理后出版的一本书。
—所以著作当中就增加了有关政治的部分了
是这样的。同时，从2006年参加兵库县知事竞选开始，我已经养成一种习惯，就是必须要去考虑“地域经济的重建”这种比较现实的问题，我想这些也是有影响的。日本大地震之后我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同时，为事件之后政府对受害援助和核电泄漏事故的无为感到愤怒，于是写了《是人类的复兴还是资本的理论：3·11之后的日本》（2011年）。关于“资本的理论”就不用说了，马克思的“物质代谢”论为我在考虑经济活动和自然环境的共存的时候提供了启示。
之后“维新会”的抬头让我感到了强烈的危机，出于一些与我有着同样想法的人的要求，我又出版了《桥下 “维新会”想做的事情》（2012年）。在那本书里，可以说我把我学习过有关于“慰安妇”问题和历史认识问题、财政·经济政策、自治体论、基本人权、宪法“修正”、政治民主主义问题等知识储备全部都调动起来了。
应该考虑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执笔题目范围如此之广，非常难得
或许是吧。我身边也有像内田老师这样知识范围广到不像话的人（笑）。在我的大学时代，还会经常使用“知识分子”这个词。它指的不仅是那些某个领域的专门研究者，还指的是那些总是在思考当下社会，开辟切实的道路，提出指导性意见的人物。也就是那些“社会教师”一样的存在。
我自己也有希望成为这种人的奢望和憧憬的心情，成为经济学家并不是我的目的，只不过是我作为知识分子承担责任的一种方式而已。我觉得这种出发点，是我以后愿意更为广泛地接受社会邀请的根本所在。当然马克思也是这样的人。
神户女学院大学是以人文科学著称的大学，每个领域都有很多教员，而这里的氛围就是各种学科的教员都可以以各种方式进行自由交流。我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这样的环境的帮助。历史也好，“慰安妇”问题也好，社会性男女差异问题也好，很多问题我都是从同事那里学到的。
着手核电能源问题
—请讲一下今后的展望
从2012年之后，研讨会的题目就改成了“核电·能源间题”。这是自8年前开始收集“慰安妇”问题资料以来的一个巨大转变。福岛第一核电站依然在流出大量的放射性物质。避难者到现在还有13.4万人。因为一次事故就要让人常年遭受损害，而且这种核电的威胁，除了冲绳之外几乎全国都在发生着。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到底能不能安心地生活呢？如果能够放弃核电，那么作为电力生产的方法，又有什么可能性较高的替代方案呢？为了寻找这样的替代方案，又必须要怎样转换意识并寻找解决办法呢？我在考虑的是这些问题。
看到福井县的核电问题，我又听说了在核电站驻地持续40年核电反对者的故事。2013年9月我曾在福岛县待了四天三晚。在那里听取了一些避难者的生活状况，以及他们的很多想法。
那是在刚刚确定东京2020奥运会的举办权之后进行的访问，当时浪江町副市长的深情哭诉很是打动我，他说：“还有很多需要重建的城市”，“希望不要忘记我们受灾的地方”。因此，在他的强烈的愿望的感染下，我接连出版了《女大学生的核电学习会》（2014年）、《女大学生去核电受灾地福岛》（2014年）。
至于直接跟马克思有关的计划，我会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选集进行讲解，另外还有《（古典教室〉全三卷考察》（2014年）一书也已经出版了。在这本书当中，我与真正进行过政治实践的马克思研究者进行了对话。关于其中的内容，我觉得还有很多值得消化的课题。同时，我想把近十年来用“马克思和现代”这个题目概括的社会男女差异论、人口论、资本主义“界限”论、资本主义发展论，等等，都整理成一本书出版。
我还会出版一本书，内容主要是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经济进行概括的基础上，要求财政届对涓滴效应型经济政策进行转变。题目是《〔剩下的经济〕神话》 （2014年）。另外，还有一些讲年轻人和政治的出版计划。因为书店里好像还没有能够把现在的政治体制以简单明了的形式系统化地为大家进行讲解的书籍。
尽管我列了很多的研究计划，社会还是在进行着一些预想不到的活动。像我这种在变化中不断调整生活节奏的人，总是会受到不小的影响。我倒是并不讨厌预想之外的事情，这些预想之外的事情往往成为拓展我研究范围的契机，成为我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式了。
我觉得我的这种方式之所以在小范围内成为可能，其根本还是因为我学习了马克思的广博的理论，从中得到了很多启发。我想，对具体现实的分析以及对马克思的研究和生活方式的学习，今后还会一直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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