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维克多·塞尔日《从列宁到斯大林》（1937）
新经济政策与反对派
不到几年，新经济政策就给俄国一种繁荣的景象，但这景象有时是人所厌见的而且使人忧虑的。社会主义政权保持着所有的发号施令的杠杆，而且以革命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组成的人才很灵巧地运用这些杠杆。至少八分之七的工业生产是收归国有了。全国喘了一口气；人们开始生活得稍微舒适些，自由主义的气息在统治分子当中吹嘘着。著作家们享受的自由，在现在看来，是要被人诧为奇闻的，所以当时产生了一些真正的杰作。加米涅夫，当时是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又兼任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曾经说过要容许一个无党派的日报出版……普通工资水平稍微超过战前，普通消费水平则稍微不及战前。
在我们共产主义者中发生了一种难以排解的忧虑。我们忍受革命带来的必然事件，连最残暴的和最可痛心的在内；我们自寻烦恼，自加种种最苦痛的限制，因为我们期待能够提高收获。以后，喀琅施塔得的屠杀——我们的最悲惨的回忆——之翌日，列宁发出了退兵的信号，说：“我们必须要向资产阶级学习！我们要学习商业，我们什么东西都要卖，除了酒和神像！”[1]此时，我们差不多全体都同意于他，因为原来的办法，如农村征发，如分配全部由国家办理（这是战争所产生的，而非出于预定计划），显然是行不通了。于是乎，我们当权的城市呈现出一种奇怪的景象；于是乎，我们觉得渐渐被掩盖了，被包围了，被麻痹了，被腐化了……金钱生出油腻来，使得一切轮机都生了锈，如资本主义的旧机器一般。有一百五十万失业工人被救济，在诸大城市中而且救济得很不好。赌场直开到半夜后三点钟，这还是在两大首都的中心区呀！赌场里，吃喝嫖赌，做着种种旧时代的龌龊事情。我们知道，在那里耗费的金钱，大部分是从我们偷去的，这样方法或那样方法偷去的；是那些中介人或腐败官僚侵吞的国家公款。涂脂抹粉的女人在浴堂和旅馆附近徘徊，同伦敦、巴黎的妓女没有两样。阶级在我们眼前再生起来了：最低层是每月领二十四卢布的失业者，最高层是每月领八百卢布的工程师，二者中间有每月领二百二十二卢布的党员干部，但后者有好多东西可以免费特供的。少数人的奢靡和多数人的贫困之间，横着一道鸿沟，自杀者的遗骸就是抛弃在这鸿沟里面。有人提出扩大遗产权问题，斯大林提议，以差不多没有遮掩的形式，为着富农利益恢复土地私有制。“贫困”是令人愁苦的和肮脏的，它又复兴于我们的新社会上，仿佛人身上的疥疮；“舒服”则是傲慢的和自满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民兵将卖苹果的可怜穷苦妇人拖到局所来，只因为她没有执照；而肥胖的店主则站在旁边很高兴地看着，觉得事情终于是重新走上旧轨道了，他是以投机价格贩卖社会主义工业制造品而致富的！……青年人喝酒，老年人喝酒，酗酒成了一种社会的瘟疫。最坏的，是我们已经认不出旧日的革命党了。往时的战士，有坐牢经验和注重思想观念的，一千个党员中还有几个人？并且他们占据着足使他们与底层隔离的地位。国内战争时的战士在后来的人群当中，也有沧海一粟之感，在那些要津的人当中，在那些新的循规蹈矩者当中；——工人革命的未来究竟如何，根本上是他们所最不关心的。他们只要求不须历史而舒舒服服地生活着；他们本身目光短浅，而又智力低下，同所有小钻营奸商一样，他们不明白这就要引到最坏的历史。
我们的忧虑是由国家的这种污垢和苏维埃社会资产阶级化这些最初征兆所引起的；这个忧虑？不用说，并不是感情用事，而是经过深深思考，而且有经济统计来证明的。列宁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死了，死前就抱有这个忧虑，表示于他的最后著作和最后演说里面。他自问道：“国政之舵？是否脱离吾辈之手呢？”在病中，大脑受了伤，他还使用他的所有的最后的力量来找寻武器以攻击最不好的和最直接的弊病：即党内的官僚主义退化。那时官僚已经代替了党；工人、战士，已经没有一点说话权利了。人们觉得官僚无上威权的时代已将来临。有些人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已让位于书记处专政了（苏瓦林的话）。死前不久，列宁曾向仇视官僚制度的托洛茨基提议，共同为党的民主化而行动。在总书记处里，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利用他的技术地位遍植私人，因而渐渐得势起来，——在内战时他是不甚知名的。就是他做了衰病的列宁最后努力的障碍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临终前所口述的信，就包含有与斯大林的绝交书。
用经济学上的话说来，问题是由工业和农业间的关系来表示的。农业恢复得比工业更快；农民储藏了好多麦子，因为麦价太低不肯出卖；而麦价之低是因为工业制品供不应求因而抬高价格。人们是走向一个没有救药的经济危机，这危机将激起一亿两千万农民反对社会主义政权，迫得社会主义政权去大量输入——是赊账吗？什么条件呢？——外国工业制品，因而受外国资本的支配。应当有先见之明，而且及时补救。那时还是可以补救的时候。
有三个解决方法：
第一，党的民主化，为的使工人和革命者的真实影响能在党内表现出来，并洗清国家机关；这是一切经济设施能有成效的明显条件。
第二，采用一种工业化计划，使得几年之内显见工业发达起来。
第三，为寻求工业化的必需的资源，强迫富农交付麦子于国家。
一般是：限制发财，限制享特权的人，打击投机，缩小官僚的权力。
以上总括起来，应该是党内反对派的纲领。由此生出它的口号：“打倒市侩，打倒富农，打倒官僚！”
自从一九二三年，反对派就找到一个领袖——托洛茨基；官僚派也开始化身为斯大林了。
自从一九二三年，就有一种无限强暴的鼓动，反对托洛茨基，随时随地宣布托洛茨基是反对列宁，是党的恶鬼，是布尔什维克传统的敌人，是农民的仇敌。他旧时，从一九〇四年至一九一五年间同列宁的旧分歧，遂被那些无所不为的论战家利用来创造了一个“托洛茨基主义”，一种莫明其妙的思想系统，以此当做最有毒害的邪教异端。他虽然以光耀的文笔，深刻的思想，写成了一些东西，但是没有用，官方动辄便印行出几百万份的出版物，三番四覆以自造的理由来攻击，遮掩了他的声音。这回攻击的内幕，我们以后知道了，而且明白：无论拿一时误解或感情激昂，都不足以解释那经过商量和上头命令的伪造事实和思想之实际情况。关于伪造“托洛茨基主义”之事，已有好多签名负责的证明文件（不错，签名的人有好多个，最近已被枪毙了）。
红军的创建者，几个月之前尚被《真理报》誉为“胜利的组织者”，当攻击开始时还是最高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在军队中和全国人民中都受拥戴的，他本可以来一个武力政变而必得成功。但如此，则是以军人政制代替官僚政制，而使社会主义革命走上以前资产阶级屡次革命所有的轨道。问题不是在玩拿破仑把戏，即使是出于好意。反是应当阻止拿破仑主义。反对派之施行其内部改革政策，并非依靠武力政变，而是按照常用的社会主义方法，即诉之于劳动群众。托洛茨基离开了军事主席的地位，毫不抵抗地让人免职，而以普通党员的资格继续奋斗。一切事情，最后都是要取决于国际形势的。一九二三年德国革命失败之后（开姆尼茨会议[2]、汉堡暴动、萨克森工人政府被武力镇压，冯·塞克特将军[3]的独裁专政），一种退潮漂过俄国，于是官僚政治得意了三个年头。
注释：
[1] 这里，他料想错了。他死后不久，政治局除了他的寡妻克鲁普斯卡娅和托洛茨基两人反对以外，都决定恢复那大战初起时尼古拉二世所废除的酒税。伏尔加酒之售卖给苏联预算以一笔可观的进款，但国家因而受了很大的损失。
[2] 开姆尼茨会议于1923年10月21日在萨克森召开，参会代表包括工厂委员会、共产党、社民党、独立社民党。会上，共产党代表布兰德勒要求进行总罢工，社民党以退出会议作威胁，迫使共产党代表放弃了总罢工计划，最终使政府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萨克森和图林根。——校对者注
[3] 约翰约翰内斯·弗里德里希·列奥佩德·冯·塞克特（Johannes Friedrich Leopold von Seeckt，span>1866-1936），德国军官，大将。一战期间任德国陆军参谋总长。战后任德军总司令，血腥镇压工人运动。1926年退役。1934年赴中国，受聘为蒋介石政权的军事顾问，参与围剿江西“红军”行动，不久因病回国，1936年暴卒。——校对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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