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维克多·塞尔日《从列宁到斯大林》（1937）

季诺维也夫



　　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在这时代是政治局的头号人物；加米涅夫是第二号人物；斯大林是第三号人物。“一九〇七年以来就是列宁的助手，理论家、通俗家、演说家——散乱的头发，光滑的有点柔软的面孔，疏懒的步法，圆滑的手势，时发锐音使人听得清楚的低音，毫不容情的语调”[1]，季诺维也夫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主席，就是他的命令将彼得格勒改名为列宁格勒的，他又是共产国际的主席，自从国际成立时候起。正是此时，开始了他主演的舞台剧，出于一种深刻的信念，一种确定的野心，和一种更加确定的庸庸碌碌的性格。

　　由于他的鼓动家才干，他似乎是为孜孜不倦地辅佐另一个思想上和气魄上比他更伟大的人而生的。所以在二十年不间断的合作中，他成了列宁的传声筒、代理人和通俗家。现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死了，他自以为注定了做他的继承人。在共产国际内，他是耍小手段的人；在俄国内，他是主持压迫的人。他在内部派别斗争中，使用阴谋和诡计，越来越上手；他在党内主持压迫，不错，起初是不敢明目张胆的。共产国际在各国的失败，无疑也是因为指挥无方，以此使他威信扫地。从一九二三至二五年，他与斯大林同谋将托洛茨基排挤出政权之外，托洛茨基之执政本是因为受人民热情拥戴和受列宁托付的。人们低声传述：列宁留了一个遗嘱，给中央委员会藏匿起来。不久这遗嘱的文本就由这人之手传到那人之手了。列宁在这遗嘱中表现出后来历史完全证实的一种远见。他对于他的那些合作者所作的判断，都已证明完全正确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他说。布哈林“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但是他的理论观点……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托洛茨基同志，……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它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2]

　　列宁写这几行字，是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四日，即差不多在他死前一年。在其他的秘密书信中，他也斥责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而且对于苏维埃国家有一种很严厉的判断。这是“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3]。皮达可夫[4]，是他认为良好的行政家之一，但政治能力则很有疑问……

　　从此时代起，斯大林就表现出有一种灵巧手段，善于阴谋和暗中运用指挥棍子。攻击“托洛茨基主义”之斗争，开始时，使全国惊讶。革命本是习惯于刻苦和纯洁的生活的，万想不到会看见诳语、诬蔑、伪证等如此流行，万想不到领导者间如此令人痛心地分派，从前他们好像是非常精诚团结的。党也万想不到它的内部生活会突然被重拳出击。

　　斯大林放空气说：他是主张温和的，他反对开除办法，反对“流血”，如此就把他的行事所激起的怨望完全移到季诺维也夫身上去。他的存心也是要使国内政策之失败责任推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人负责，——这政策结果使得少数农民发了横财，而使国家遭遇粮食恐慌。他将共产国际在各国失败的重担压在季诺维也夫肩上。在克里姆林宫私人谈话中，人们听到他说：共产国际各机关都布满了“一些流氓、败类和雇用的政客，倘若由他来主政，他很快就叫这些人物露出原形，因为这些人物再不能替革命事业做一点事情了……”。

　　在这中间，斯大林完成了安置私人于党各级书记处的大工作，除了季诺维也夫管下的列宁格勒区书记处。一九二六年，一切都完结了，他成了党的主人了，——这个党，下层群众一声不响，顺从于各级书记命令的（因为有利可图的）多数党员，通过中央委员会责令通过的那些决议案。忽然，在第十四次大会上，季诺维也夫被打入少数方面去了，孤立了，被指定对于国内外的一切困难负责了……此时他还可以退处于第二等政权地位，保持不失，如其他许多人一样。但他身上的社会主义者的人格究竟是更强过于和更忠诚过于政治家或甚至野心家人格的。辩论涉及了重大的问题。斯大林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新政策，这政策除了表示放弃世界革命之外，没有别的什么作用。这一点是没有调和可能的。斯大林同中央委员会右派（李可夫[5]、托姆斯基[6]、布哈林）联合，在乡村继续一个使富农发财的政策。斯大林终于霸占了党；季诺维也夫则转到反对派方面来，以一种不调和的转变，同不久之前他的政敌托洛茨基携手：他接受了托洛茨基的政纲，即党内（继之，政制）民主化，国家工业化和压迫“富农、市侩和官僚”。不久，中国革命的悲剧加剧了这场斗争。


注释：

[1] 维克多·塞尔日《俄国革命第一年》，第三〇八页。

[2] 苏瓦林《斯大林传》所引，第二八七页及以下诸页。

[3] 引文出自《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50页。——校对者注

[4] 格奥尔基·列昂尼多维奇·皮达可夫（Георгий Леонидович Пятаков，1890-1937），早年曾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191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1912年被捕并被判处终身流放，逃脱后流亡瑞士。1915年参加伯尔尼代表会议。二月革命后回国，当选为基辅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后，负责接管国家银行。国内战争期间，任乌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主席。1922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参加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悔过。此后担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重工业副人民委员等职，参与制定一五计划。1936年9月被开除党籍，9月12日被捕，1937年1月30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5] 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李可夫（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Рыков，1881-1938），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任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后，历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当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去世后，接任人民委员会主席。1926年任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1928年反对取消新经济政策，反对加紧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1929年11月悔过，改任邮电人民委员。1937年2月被开除党籍并被捕，1938年3月15日被杀害。——校对者注

[6] 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托姆斯基（Михаил Павлович Томский，1880-1936），1904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1905年组建烈韦里工人代表苏维埃。1907年任彼得堡委员会委员。在彼得堡开展地下工作，并负责党报的编辑。先后多次被捕流放，二月革命后获释。十月革命后，历任莫斯科工会主席、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主席、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0年参与创立国际工会委员会，担任总书记。1928年反对取消新经济政策，反对加紧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改任全苏化学工业联合总公司经理，1932年改任国家图书杂志联合出版公司经理。1936年8月22日因不堪迫害自杀身亡。——校对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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